夏娃母亲走过的历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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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1）
历经了痛苦和磨难后，这些得以生还的母亲们终于能松口气了，把注意力转向新生儿。很多母亲在孩子一出生就给孩子喂奶，但这种行为都十分小心，因为很多人认为过多的母乳喂养会产生危险。
　　尽管专家们大声疾呼应该母乳喂养孩子，公元18世纪的人们还是很厌恶这种方式。在《艾美利》这部小说里，哲学家让·雅克试图说服母亲们用母乳喂养她们的孩子。书中描述了他将如何喂养孩子并明确表示对那些拒绝母乳喂养的母亲们的谴责。然而，他的同情心却没有延伸到自己孩子身上，他把自己的所有孩子都委托给育婴堂抚养。
　　因为使用很多未杀菌以及没有消毒的牛奶，许多人工喂养的婴儿都面临着危险。选择人工哺育意味着婴儿的存活几率将微乎其微。然而尽管很多女性都能做到母乳喂养，她们却并没有打算这样做。令人震撼的是，资料显示从公元1775年到1796年，都柏林孤儿院的10000名人工哺育的婴儿中，只有45个活了下来，死亡率高达。根据伦敦死亡率统计数据，在公元1730年到公元1779年之间，在死亡的1178346人中，有526973人是死于五岁以下。
　　再见了我的宝贝，
　　也许当我忙于家务时，
　　我的宝贝才不会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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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却正在抽泣，
　　因为他渴望照顾，
　　哦，我怕我可怜的宝贝会死去。
　　——摘自《托儿所诗集》，公元1794年
　　在农村长大的孩子要比在城镇长大的孩子的成活率高，仅仅是因为农村的牛奶比较新鲜，尽管母亲们仍很难找到可供孩子吮吸牛奶的容器。但是人们往往这样解决问题：直接让孩子吮吸动物的奶，比如羊和猴子。公元1775年，阿方斯·勒罗伊医生，一个医学改革家，描述了在艾克斯当地的孤儿院里婴儿们是怎样被喂养的：
　　每只来喂奶的羊咩咩叫着走进育婴房去找要喂养的婴儿，用它的羊角顶开婴儿的被子，然后跨骑在婴儿床上开始喂奶。
　　奶瓶的使用增加了人工哺育的危险性，因为很难能够保持它的洁净。中空的牛角常被用来做奶瓶，顶部的洞用羊皮纸或皮革堵上。当婴儿吮吸的时候，奶水透过小洞进入他们嘴里。如果孩子想要更多的奶水，保姆可以轻松地在另一端的开口处倒入奶水。用牛角喂婴儿也有其缺点，剩下的奶水不能储存，因此只能倒掉。当人们使用奶瓶时，由于前后两次喂奶时间相隔数个小时，结果牛奶中滋生了大量细菌。
　　牛角、奶瓶以及许多其他用于人工哺育的发明并不太有用，它们只是对自然的不尽如人意的模仿，也并不完善……因为这些器械不可能保持彻底的洁净。
　　——托马斯·曼特尔，《育婴方法》，公元1787年
　　为了努力降低婴儿死亡率，一些国家的政府力图鼓励妈妈们自己哺育婴儿。比如公元1753年，在瑞典的瓦萨地区，政府受到国王的指令可以对不自己哺育孩子的妈妈进行罚款。出于保护奶妈哺育自己孩子的考虑，法国在公元1762年出台了一条法令，规定孩子九个月以上时母亲才可以喂养其他的孩子。据估计，在公元1780年，有万名婴儿出生而只有1000名由自己的母亲喂养。超过万名婴儿被送到乡下喂养，这导致政府出台了规章以专门保护这些旅途中的婴儿：保姆必须一直陪伴他们，每辆车的地板上必须有足够厚的新鲜稻草。
　　喂奶的频度常常饱受争议。在威廉姆·卡多根公元1749年的《论婴儿培育和儿童管理》中作者提到每24个小时喂四次奶，而在公元1792年，H·史密斯在他的《育儿法手册》中提出了每四个小时喂一次奶的说法。遵循这样的建议实际上是很困难的。许多婴儿在饿了很久之后一旦看见奶头就会用力吮吸。这样会给母亲带来乳头疼痛感，结果就产生了恶性循环。这也可能是为什么直接的母乳喂养不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断奶是另外一个在婴儿哺育中引发极端争议的话题。一些专家坚信出生后三到四个月是婴儿断奶的最佳时期。威廉姆·巴肯医生在他的《1776年国内医药》中提到：“出生后三到四个月哺育婴儿的最佳方法是一天喂一两次少量易消化的食品，像半流质食物、奶水以及混有面包的淡肉汤之类的食物。”
　　
新生（2）
半流质食品是一种用水和面粉做的混合物，有时可以加一些啤酒或葡萄酒。如果这种物质太稠，助产士会先用唾液把它稀释然后直接送到婴儿的口中。另外还可以用勺子或者“流体舟”。这种卵形的“流体舟”出现在公元18世纪，它往往是把食物直接倒进了婴儿的喉咙里而不是嘴里。
　　休奇·史密斯医生在公元1777年为了反对强制喂食而设计出了一种“乳房壶”。这个东西设计很独特，它使婴儿不得不去吸食食物。他宣称“保姆也承认（它）比‘流体舟’方便多了”。公元1792年出版的《致哺乳及照顾婴儿的已婚妇女的一封信》中他自豪地描写道：
　　“总之，它和汤罐有着一样的道理，把汤从肉里分出来。管口有一点翘，形成了一个圆形突出物……它打了三四个孔，一片质地良好的布条松松地绑在上面，替代乳头以供婴儿吮吸，结果孩子就把顺着布条流下的汁液吸食下去。”
　　流质食物的使用遭到了一些专家的批判；公元1783年，克劳布莱医生，一个法国儿科医师建议护士道：“流体物是婴儿食品中最危险的，因为它能导致婴儿的大量死亡、早衰或终身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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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在公元18世纪的英国
妈妈通常对孩子的成长负全部责任，有时会有亲戚、朋友甚至是稍大一点的孩子的帮忙。富有家庭的父母不去管照顾孩子这种琐碎的事情，他们往往把孩子交给仆人或保姆看管。
　　那些烦恼的妈妈和那些带孩子的人用各种办法来保持孩子的安静，这样他们就能腾出手来干别的家务。一种挖空中心的木桩——立凳，成了受欢迎的工具。一个六个月大的婴儿只能依靠壁面坐在立凳里而不能乱动，这样即使没有大人看护也很安全。作为一种临时的措施这可能会使孩子感到愉悦，但很多时候大意的看护者往往会把孩子忘在里面数个小时。
　　非常贫困的母亲们往往无法只待在家里照顾孩子，她们不得不寻找一个便宜的解决方法。当地地方女子学校收费比较公平合理。尽管他们给年龄稍大点的孩子提供课程，但老师们的精力却主要集中在了年龄小的孩子和婴儿的身上。为了解决刚学会走路的小孩总想跑出去这个问题，那些老妇人把那些小孩子绑在椅子上或者她们的裙子上，从而有了“绑在妈妈的围裙上”这种说法。
　　随着公元18世纪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工业化。妈妈们为了摆脱贫困不得不长时间地在新兴工业城镇工作，能去得起的托儿所也越来越难找到。绝望的妈妈们宁愿把孩子留在一个收费很低的老太太那里。对于一个老太太来讲，伺候这么多孩子体力上就不太可能应付得了，于是她常常会用鸦片做镇静剂来照顾孩子，这样每年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成千上万孩子的死亡。
　　那些不幸没有家庭的婴儿和儿童比家庭贫困的还要惨很多。他们只能靠慈善金生活，并成为海外教区救济的责任。而教区，为了最小限度地花钱，往往只雇佣一个保姆，然后提前支给她一年的膳食费用来照顾孩子。此后教区就再也不关心这方面的问题。尽管一旦膳食费用支付之后这些孩子往往不能活太久，但这一事实也因此被极大地忽略了。
　　一位美国有名的友人在伦敦向我保证，一个受到良好照顾的一岁健康儿童应该吃最美味、最营养、最有益健康的食物，无论是焖、是烧、是烤还是煮，我相信炖肉或者蔬菜炖肉也同样不错。
　　——乔纳森·斯威夫特；《一个谦虚的赞同》，公元1729年
　　教区也会雇佣一些养父母，这其中的很多人非常乐意收留尽量多的孤儿，因为等孩子稍大一点他们就可以用这些孩子来赚钱。公元1761年，安妮·马丁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因为她故意害瞎孩子的眼睛，然后指使他们去要饭。这个宽大的判刑表明了公元18世纪社会和法律对儿童的漠视。当儿童被检举时，他们却受到和成年人一样的判刑，即使才七岁。公元18世纪晚期，一个七岁的女孩因为偷了一件衬裙被判绞刑！
　　工厂的崛起意味着穷人生活更为艰难。在许多贫困的家庭，很多惊恐、绝望的母亲们甚至直接把孩子抛弃在马路上、富裕人家房子的门阶上，祈求房子的主人会怜悯并收留他们。公元1719年，当托马斯·格莱姆船长由美国返回英国时，他为路边倒毙的尸体的景象所震动，于是他开始了一项旨在关怀孤儿及未婚母亲的运动。公元1739年，他因此被授予皇家宪章奖，并随后开始运营设在伦敦的“弃婴医院”。该院由艺术家威廉姆·贺加斯赞助。医院每年接收90个婴儿，但这远远不够，以至于当满负荷时院方雇佣守卫来阻止母亲们将婴儿遗弃在医院门口。
　　公元18世纪，英国儿童的成长的确相当艰难，但这更是贫穷的结果，而非社会的冷漠。在公元18世纪后半期，儿童健康开始引起人们注意，而这在前几个世纪一直为人所忽视。随着公元19世纪的临近，人们逐渐放弃对原罪的信仰，因而对儿童的看法也乐观了许多。认为孩子们道德败坏、天性邪恶的观点不再流行，人们开始相信他们像天使一般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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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将不久于人世
在公元19世纪时，医学终于可以为那些需要护理的人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包括分娩中的妇女。不幸的是，由于在一定程度上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们普遍比较保守，很多妇女无法充分享受到那些医学的先进成果。妇女的全面健康仍然没有实现，分娩也依然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年轻妇女们必须面对的这份危险也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在狄更斯的著名小说《雾都孤儿》中，奥利弗·特维斯特的出生就带来他的母亲的死亡。
　　一个年轻女子有气无力地从枕头上抬起苍白的面孔，用微弱的声音含糊地吐出了几个字：“让我看一看孩子再死吧。”济贫院里负责照料她的护士（一个老妇人）对无可奈何的医生说：“上帝保佑，可死不得，等她活到我这把岁数，大夫，自家养上13个孩子，除开两个，全部都得送命，那两个就跟我一块儿待在济贫院里好了，到时候她就明白了，犯不着这样激动，死不得的，寻思寻思当妈是怎么回事，可爱的小羊羔在这呢，没错。”
　　当时很多妇女都渴望通过迎合新兴中产阶级的标准来赢得尊重。例如保持干净整洁的房屋和着装整齐的外表，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将自己弄得狼狈不堪。房间的透气孔通常被关闭以用来保温，在白天窗帘也被拉上用来阻挡日光对屋内家具的侵蚀。
　　除了通过创造一个完美的家来描绘这一愿望以外，女人也不顾一切地想要达到一个完美的形象。然而对她们来说不幸的是，在公元19世纪时，时尚的外形要求女人要有一个纤细的腰围，理想的腰围尺寸是在15英寸到18英寸之间。妇女们通过使用束腹胸衣来追求那些不自然的却至关重要的形象，而且妇女们用缚带将自己束得非常紧，以至经常导致身体上的损害。胸衣的压迫被认为是导致脊椎变形、肺结核、昏晕和脱肛的罪魁祸首，这也使得分娩变得更加危险。
　　每年有3000名妇女死于分娩，13350名男婴和9740名女婴在出生或者脱离生命危险后又遭受疾病和残障的折磨而死去，考虑到这一事实，没人认为它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当然也没有人对这一主张有一个较为实际的认识。认识到在那些母亲中，能够挽救其中的1000人甚至是100人，有更多的人将被从伤病的痛苦中拯救出来，这些痛苦可能使她们丧失一些能力，或者伴其一生，毫无疑问，冷漠和脆弱的虚假感情都不能阻止那些关心公众健康的人去考虑那个最受关注的话题。
　　——摘自公元1844年3月《国内经济杂志》第二期
　　上文表明有很多降临在女性身上的痛苦是可以避免的，这引起了人们对女性健康的关注。公众开始注意人体的运行机理。那些有经济能力的人开始遵循医学专业人士的建议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这包括营养的饮食习惯、呼吸新鲜的空气、适量的体育锻炼、宽松的着装以及个人的卫生习惯。
　　母亲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她是如此宝贵，以至于当国家保护了母亲的活动时，社会福利也就发展到了最高水平。
　　——艾伦·奇，公元1849～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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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
由于分娩伴随着危险和剧烈疼痛，甚至可能因此导致死亡，很多母亲对怀孕充满了恐惧。在痛恨怀孕的母亲中，最著名的就是维多利亚女王。她的长女维姬也同样如此，维姬极其憎恨怀孕，每次怀孕后她都感觉痛苦，精神沮丧。
　　公元1893年，维多利亚女王写信同她的女儿交流：“结婚后的第一年简直太可怕了，幸福全都被不适和苦恼破坏掉了。我清楚地记得在你出生之前，我忙于作各种各样的准备，简直手忙脚乱。”这位公主和她的母亲保持通信40年，最后在同一年里死去。
　　微弱的呼吸，隐约的心跳，静静地停止了，
　　尽管你的生辰在召唤你，
　　你却坠入冗长的睡眠；
　　末日的预言在堆积，
　　痛苦和悲哀围绕在我们身旁，
　　时间之魂让我们的歌声充满了恐惧。
　　——托马斯·哈迪，《致一个还未出生的小乞丐》，公元1897年
　　一旦妇女怀疑自己怀孕了，她将会寻求医疗帮助。但是由于保守观念的限制，确定是否怀孕的身体检查是被禁止的。例如公元1836年捷克米尔发现可以通过检测阴道来确定怀孕与否，因为在怀孕的早期，其颜色会有所变化。这种检查被视为是极其不道德的，直到公元19世纪80年代后才又被谈起。在当时，甚至把听诊器放在怀孕妇女的腹部来检查胎儿心跳都被视为是不道德的。
　　或许就整体来说，我们应当对禁止这方面的研究保持一种谦虚谨慎的态度，没有它们我们将无法对性有清晰而深刻的理解。以我的眼光来看，我想我可以很自豪地说，基本上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妇女们即便遭受极端危险和痛苦的折磨也不会因为对些许末节的犹豫而耽误了对疾病的诊治。
　　——查尔斯·D。梅格，《妇女及其疾病》，公元1848年
　　任何一个正派的受人尊敬的医生都从来没有想过因这种行为而破坏自己的名誉。在法国，阴道扩张器被广泛用于检测妇女是否怀孕。但是在英国，由于接触身体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它却遭到了禁止。英国的医生们反而被那些使用这种“不道德”工具的人所排斥。罗伯特·布鲁德奈尔·卡特医生在公元1853年出版的著作《关于病理学和癔病的治疗》中这样写道：
　　没有一个人认识到在那些女孩身上所做的诸多道德上的罪恶……她们的情欲被印度大麻挑逗起来，在医疗处理下才得到了部分满足；也只有她们才能认为疾病是比悲剧更糟糕的事情。我已……目睹中产阶级的未婚少女们因为持续使用这种扩张器，而在身心方面堕落得如同妓女一般。她们寻求对淫荡的放纵，要求每一个医师……为其检查性器官。
　　
节育
从公元19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关于有效避孕知识的文章发表出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门学科，关于它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理查德·卡利里在公元1826年出版的《妇女手册》就是其中的一本，它推荐了一些像不完全性交等指定的避孕方法。这本书还提到法国和意大利的妇女们“将海绵系于腰间，并且随时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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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你也会同意我的观点……医学……永远不会涉及这一问题（节育），即便这一罪恶将持续，我们也不会将之归之为医学范畴。
　　——摘自《手术刀》，公元1873年
　　无论如何，抵制节育信息的传播是错误的，尤其是在美国。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妇女在社会上赢得了地位，她们开始为那些仍受压迫的姐妹呐喊。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医生是美国第一位女性医师，她在公元1870年曾抨击道：“我不认为……婚姻的目的就是为了生孩子。”
　　时下有一种谬论，认为不受限制的生育孩子将有益于社会。对这些孩子来说，只有当他们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时，这才是一件益事！
　　——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医生，《怎样保持全家人健康》，公元1870年
　　在英国，大量的中产阶级妇女已开始实施节育，享受着因子女较少而带来的轻松生活。有趣的是，一些富裕家庭的女子发现她们可以和一些被称作阉割歌手的年轻男子自由发生关系而不用担心受孕。这些男子在八岁左右时就出于保证嗓音高亢的要求而被阉割。
　　公元19世纪的著名社会活动家安妮·柏森特为了将节育知识传授给全国的妇女而孜孜不倦地工作。在一位布里斯托尔市书商因向公众销售避孕书籍而被逮捕后，安妮开始着手于提高公众对于避孕的意识。她和一位同事决定自费出版《哲学之果》。这导致了一场影响甚大的公审，在法庭上安妮·柏森特力图证明该书并非伤风败俗，最终安妮等人被判有罪，但陪审团放弃了上诉的权力。安妮成功地唤起了公众对避孕问题的注意。
　　随着时间演进，诸多避孕手段为社会所采用。“绅士睡帽”（避孕套）和海绵尤其流行。因为便于使用，当时有很多种不同的避孕套设计，其中一项富有想象力的发明是一种由鳗鱼片制成的阴道隔膜，由美国制造。在公元1838年的德国，新的子宫隔膜被设计出来，每一个都以顾客的宫颈蜡膜为模型。贵夫人使用的子宫帽由象牙、金、银制成，而拮据一点的则采用橡胶制品。尽管通行多年，但子宫隔膜从来没有流行过，并且很快被“荷兰帽”所代替，或者叫做子宫帽，这就是子宫隔膜的演变史。但是作为覆盖整个子宫壁的橡胶膜，它有点过大了。子宫帽被称为“荷兰帽”是因为早期荷兰节育诊所的大量采用。另一种节育方法是灌洗，使用注射器对阴道进行冲洗，由美国医师查尔斯·诺尔顿发明。妇女们将明矾、硫酸锌、小苏打（碳酸氢钠）和醋混合在一起，在每次和丈夫房事后用它彻底冲洗掉精子。
　　灌洗器是一种容量约为2品脱的容器，悬挂在妇女们床侧的墙上，高度离其头部约4英尺以上。在容器底部附近有一个小孔，与一段天然橡胶管相连。橡胶管的另一端口有一个小小的回旋龙头。在上床之前妇女将一种明矾和水组成的溶液灌注其中，将一个便盆和一条毛巾放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房事后，她只需转过身并将便盆放置在身下；接着将天然橡胶管的端口尽可能深地插入阴道中，接着明矾液流入并随后流出，这样就不会弄湿身体或引起其他麻烦。
　　毫无异议的是，灌洗器没有得到广泛的流行。
　　
堕胎（1）
尽管人们已经知道如何避孕，堕胎依然是节育的一个主要方式。英国上层社会于公元1850年左右开始实行避孕，但是这种做法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在下面的阶层中传播开来。孕妇和婴儿全部死亡在堕胎中是常有的事。尽管如此，很多妇女依然冒着生命危险去堕胎，以免再次怀孕。
　　公元19世纪时许多妇女开始从医学专业人士那里寻求帮助来避孕。穷一点的则从产婆或草药商那里求医问药，然而走这条路的人最终还是会把钱花给医生，因为药店卖的药往往一无是处，基本成分只是泻药、铁盐和酒精。芸香、艾菊和双子柏等均为当时流行且很有效的堕胎药。双子柏（一种刺柏属植物）通常会导致严重腹痛、呕吐、剧烈头痛一系列症状，为了堕胎而铤而走险的妇女甚至有时因为吃了这种药在极度痛苦中死亡。沃克·艾里·宛，公元19世纪的一位美国产科医师，在亲自尝试了一剂的双子柏后，体验了它的强烈副作用。
　　腹部剧烈疼痛，并伴有呕吐和腹泻，下坠（排便感），痛性尿淋沥（排尿不畅），胃、肠、直肠和肛门部位灼热，有中毒反应，脸颊绯红，剧烈头痛……唾液分泌增多，尿液中有明显双子柏的气味，并且气味加重，气味伴着尿液排出的频率越来越高……经常打痛嗝。
　　在使用药效强的中草药时，如何掌握好剂量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很难确定每种草药的剂量和浓度以及需要煎制的时间。某些剂量会导致痉挛和死亡，而另一些则不能打掉胎儿。
　　公元19世纪时，在子宫里插入利器之类的残忍做法也被人们用来堕胎。削尖竹子、串肉扦、毛衣针还有钩针都被频繁地使用，而通常由此造成的后果要么是子宫穿孔，要么是孕妇因感染而死亡。金属导管的应用最终取代了传统野蛮的做法，但这种应用在经过了数年后才流行开来。
　　愿意“帮助”妇女堕胎的人不在少数，尽管是非法的，但这种广告依然铺天盖地，到处都是，而措词也非常谨慎，意思也遮遮掩掩，例如下面这篇摘自公元1868年《英国医学杂志》的广告：
　　咨询助产士“NO”先生，有多年投身助产业处理各种复杂情况的经验。无论女性的情况如何复杂，均能为您立即解决痛苦。欢迎尽早垂询。
　　封建迷信
　　公元19世纪见证了科学与迷信之间的殊死较量。清教徒们为使社会摆脱封建礼节的桎梏奋斗了几个世纪，然而收效甚微。尽管新教徒们不守礼节规矩，但至少人们感到他们已经行动起来保护自己了。
　　当科学家们开始更深一步地了解自身，了解自身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了恪守封建观念没有任何意义。那些老妇人们古怪的荒谬的说法，什么性高潮时打喷嚏可以避免怀孕，檞寄生的汁水可以治疗不育症（因此才有了在檞寄生树下接吻的说法），竟然还在流行。
　　而医学领域真正受益于科学界所取得的知识成果则相隔了更长的时间。生命，尤其是新生儿的出生，从来就是一段危险的旅程。因此，人们试图用传统方式来保护自己和孩子。比如说天主教就自有一套保护新生儿的方法。在他们看来，婴儿的出生是和赤裸、罪恶和羞耻联系在一起的。许多人认为，婴儿鲜血淋漓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是夏娃的原罪的标志，象征着人性中的肮脏。因此天主教徒们在婴儿出生时包裹好之后会在婴儿的胸前画十字，在婴儿身上撒盐来保证他的安全，还要在摇篮里放一枚硬币来驱赶妖魔。当一个婴儿出生时，产婆通常先把婴儿举在空中，代表着“一个新的生命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再把它放下来，有时候婴儿喝的第一口水会是“煤粉茶”（水中掺有煤渣），以此来辟邪。
　　一旦一位妇女意识到自己怀孕了，她就得严格遵守传统的观念习俗。因为当时医疗水平有限，大多数情况下在穷一点的地区医疗就更遥不可及。父母们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们远离疾病。准妈妈们得小心翼翼，切记不要让自己心情低落。不幸的是老妇人们玄玄乎乎的说法又出来作祟，甚至还衍生出新的传说。对胎儿不利的种种说法仍然躲不掉，像胎记是因为母亲在怀孕期间看见了什么吓人的东西，婴儿三瓣嘴是因为看见兔子了，孩子绿眼睛是因为看见蛇之类的迷信说法。
　　
堕胎（2）
还有关于丈夫的一些说法。其中一个便是说丈夫因为和妻子有心灵感应也会有疼痛感，痛得越厉害，就说明他越爱自己的妻子。
　　
医学发展
公元19世纪初期外科学还存在三大难题：疼痛、感染和大量失血，医生们因此未能挽救许多人的生命。而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医生们也有了各种医疗器材可供使用，这使得他们能够对多种病因进行分析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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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家最初是用化学和物理学的最新进展来指导工程学的发展的，不过这些知识逐渐渗透到了医学领域，使得医学工作者开始研究如何利用不同的化学物质来治疗人体的种种不适。而公元19世纪显微镜的改进更加深了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工程师们也因而能够改进医疗器械的质量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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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危机（1）
随着公众对健康问题的更加注意，加之科学家也慢慢揭开笼罩在人体科学上的面纱，很多人认为生育面临的风险率将极大降低。不幸的是，对于妇女以及她们的家庭，这种情形直至最近才得以实现。生育中最大的风险是产褥热，而这种传染病直到公元19世纪末才被完全了解以及防治。数据表明这一世纪中在降低产妇死亡率方面并没有多少真正的改进。公元1838年产妇死亡率为5‰，而公元1892年产妇死亡率为‰。引起产褥热的病菌早在公元1879年就被发现，但医生却不愿承担与该病传播有关的责任，慢慢才采取预防措施避免感染。橡胶手套由美国外科医生海斯特德于公元1890年率先采用，慢慢地，其他无菌手段例如蒸汽处理制服、水煮设备逐渐开始普及。
　　有位医生曾为一位死于产褥热的妇女做过验尸，这件事引起了霍尔麦斯对传染病传播的注意。那位医生在验尸后又照料过几位妇女，此后不久他就病死了。所有他照料过的妇女也都染上了产褥热。霍尔麦斯确信传染是通过医生传播的，并且呼吁他的同事们采取预防措施。他极力主张所有助产医生不要参与验尸和解剖，或者至少要确定他们自己已彻底清洁过及更换过衣物，并且在此后短期内避免接触产妇。许多同事被他触怒，他们猛烈攻击他的结论，但是霍尔麦斯毫无歉意，他说：“我无意冒犯，也不去反驳。当手术后产妇安详地躺在病床上，新生的婴儿在她怀中吸吮乳汁，争吵也就失去了价值。”
　　世上没有一朵陆地上的花朵，
　　没有一粒海湾里的珍珠，
　　可以与母亲膝上的婴儿相比。
　　——阿尔格龙·斯温伯尼，公元1866年
　　公元1839年，在塞缪尔维斯工作的维纳医院发生一起事故，这使他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医学院的学生在尸体解剖室上完课以后就直接去产房照料产妇。产褥热病例频繁发生却无人注意。直到一位医生在尸体解剖时意外受伤，并由于血液感染最终死去，这一事件才得到调查。塞缪尔维斯将之与分娩期的妇女进行比较，确信医生的手指感染归因于来自被解剖尸体上的传染物质，正是它们引起了感染。但他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