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娃母亲走过的历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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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发挥疗效的情况下助产士采用的很多措施不一定对分娩本身起什么作用，但它们所起到的慰藉效果是不可低估的。特别是除了宗教能达到最佳效果外，很多人对魔法和迷信也寄予很大的期望。
　　
分娩期（2）
由手工捆卷成数条细线或小绳做成的魔法腰带，是一种在帮助妇女祛除一些小病时很流行的用品。例如，用于缓解痛经，防止流产，治疗不孕不育和减轻分娩疼痛等。这小带子被系在腰上、臀部，有时也系在外阴户。人们认为这样对孕妇顺利分娩很有帮助。一些家庭将这种方法祖祖辈辈流传下来，供其女性成员们在分娩时使用。在公元1536年，布鲁顿的一家女修道院倡议保留“我们布鲁顿女人们的腰带，这种红绸带是庄严的古物，能够用来避免产妇在临产时流产”。
　　当男人加入到分娩的舞台中，妇女们开始变成侧卧，而不是直体地分娩。很可能是因为这样对于那些照料孕妇的男人来说更为方便。
　　珀西瓦尔·威洛比写下了他认为妇女应该得到的照顾：
　　让我恳求并劝告那些助产士们，对待可怜的孕妇，在她最初的疼痛到来的时候，不要让她们跪着低下头，也不要让她坐在另一妇女的腿上或者接生员的凳子上，而是要让她缓慢地行走或躺在一张软床上。


　　当孕妇在床上准备分娩的时候，她们最喜欢的姿势就是伸直腿躺在床的边缘，由助产士在后面搀扶着。这种姿势不仅可以使产妇在尽可能少地暴露自己的情况下保持着她的高贵，也能将她的视线从分娩时所使用的那些不堪入目的器具上移开。虽然孕妇都是躺着生育的，但在分娩的第一个阶段，她们还是被鼓励保持着身体运动，这样能使产道在分娩时正常地收缩。
　　一旦婴儿出生，接生员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小刀将脐带剪断。这种手术刀是她们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也是代表她职业的标志性的器具。母体与婴儿身体上的分离成为一种充满信仰与迷信的例行仪式。一些人坚持认为，婴儿长大成人后###的大小或是阴道的紧度取决于当初接生员所剪下的脐带长度。他们还认为肚脐是决定人将来生育能力的重要部位。如果婴儿的脐部生皱，那么表示母亲还会有生育更多孩子的能力。一些人随身携带着一根脐带，为的是祛除疾病、巫术和恶魔。
　　有时婴儿出生时脸上盖着一层胎盘的薄膜，人们叫做胎膜。胎膜在产后被去掉，并放在纸上风干。人们认为它能够带来好运，具有很高的价值。而且胎膜最初的拥有者，也就是婴儿，其健康状况也取决于对胎膜的检查。如果胎膜是新鲜干爽的，那么孩子就是健康的；但如果是潮湿松弛的，则反映了婴儿是不健康的。人们认为胎膜可以防止溺水，因此很多海员到处收集它们，并以很高的价格向外出售。
　　
艰难的分娩（1）
许多分娩时的复杂情况会使分娩时阵痛的母亲感到非常恐惧，她们需要爱人的陪伴。其中最可怕的是胎儿的胎位不正。在没有安全的剖腹产术之前，胎儿的腿或上肢处于底部的情况是最糟糕的，这会使许多接生的医护人员产生恐慌。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是否会有生命危险还是未知。尽管许多臀位分娩都可以自然生产，但是对于正对胎位或是横向胎位（胎儿的位置斜置于子宫中）的情况来说，处理起来就极其的困难，如果接生员不能调整胎儿的位置，那么孕妇和胎儿都可能死亡。
　　佝偻病使得许多的孕妇分娩阵痛时期延长。许多女性在成年时形成的不正常的骨盆也会影响分娩的顺利完成。珀西瓦尔·威洛比提到：“粗野的爱尔兰人在女婴刚出生时就弄断她们性器官周围的骨骼以致其不能形成整体。这样就能很容易地分娩。但我注意到许多爱尔兰人在闲逛时都是蹒跚的步态。”
　　如果婴儿的分娩在某些状况下受阻，那么最应该做的事是将情况转变到安全的状态。残酷的方法往往是把不幸的产妇从进退两难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的唯一出路，但大多数情况都是以失败告终。而助产医护人员只能抓住胎儿自己露出来的任意部位单纯地拖拽。珀西瓦尔·威洛比探访了三名助产士，她们都曾为了助产而折断胎儿的手臂，然后用衬衫将手臂系在折断的一侧：“工作做得很好，手臂被包裹起来，以至于当事的母亲只注意看孩子而一无所知。实际上很难看出手臂已经被折断了。”
　　世界上这方面的技术存在许多差异，尽管英国为了分离孕妇和胎儿作出了很多努力，准确地说还不完善，但人们更加青睐于欧洲其他地区的此类医疗服务。例如在匈牙利，产妇在遭遇难产时，她的丈夫可以陪伴她三个阶段，并且将丈夫的内衣或丈夫或产妇的腋毛烧毁，采用烟熏的方法来给产妇的阴道消毒。
　　这样的方法并不令人惊讶，但孕妇们在这样的状态宁愿选择放弃生命也不愿忍受这样独特助产的折磨。当孕妇们意识到她们对于分娩阵痛的忍受仍旧是徒劳时，最后可以摆脱难产的办法就是激烈的物理运动。许多孕妇被上下激烈的摇动或者被裹在毛毯中激烈地摇荡。如果这些运动可以帮助顺利生产，那么孕妇与胎儿无疑将遭受长时间身体与感情上的折磨。
　　另一种选择，脑部外科医师实行颅骨切开术（穿透胎儿的头颅骨并将其拖出）或用锋利的仪器堕胎（肢解胎儿以便取出）。由于医生们直接将婴儿肢解成碎块，很显然这两种方法都只是应急对策。这样的方法不论对于孕妇还是接生员们来说都是令人极度悲痛的经历，不到万不得已都不会实行这种方法。
　　为了避免胎儿的死亡，许多外科医生会实行耻骨切开术来减轻骨盆的收缩。这需要锯开孕妇骨盆，使两部分骨盆骨骼从连接处分开。这样性器官附近的骨骼只要分离2英寸，就可以取出胎儿，不过这样的话孕妇将丧失生活的能力，不能走路，甚至会出现内急失禁的现象。
　　令人欣慰的是利用屠夫的弯刀和其他恐怖的方法来取出被肢解的胎儿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医用产钳的发明被广泛地应用。
　　手用医用产钳的技术已经获得很大的成功。这样第一次助产士可以协助孕妇分娩胎位不正或静止在骨盆腔中的婴儿，使得胎儿获得了存活的机会。不幸的是产钳分娩经常被缺乏专业训练的医生使用，有时孕妇的身体会遭到极大地损伤。以接生员里斯本·伯格下面的叙述为实例，她主张当医生使用医用产钳来帮助分娩时，产妇的丈夫应帮忙控制住产妇，不使其乱动。
　　孕妇的呻吟声和呜咽声压抑着产室里的一切，产妇痛苦的身体被推拉和摇晃着。不停地拖拽，摇动，拖拉和流血过后，胎儿终于出现在产妇的腿边。失声痛哭和大量失血使产妇极度疲惫，她被痛苦地放回垫子上。
　　如果一个胎儿成功地降生，亲属们便开始庆祝并感谢上帝使孕妇安全地分娩，但令人担心的是分娩后还会出现许多复杂的情况，大量的失血会严重地危害产妇的身体，并且会导致延长分娩阵痛或是很难娩出胎盘。冷的止血布有时可以用来抑制大量的流血。最成功的处理方法是使用有收缩子宫作用的麦角碱。助产士们比医生更早了解麦角碱的好处。
　　
艰难的分娩（2）
对于新妈妈来说，最大的敌人之一是分娩后的高烧（系统的细菌感染和败血症）。有时高烧在人体内缓慢地发展，以致孕妇在生产一周后都没有发现。许多的产妇和婴儿经过了顺利分娩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会疏忽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乳腺炎或胸部的炎症也会引起高烧的症状，而这被认为是哺乳期高烧。哺乳期高烧被普遍地认为是由于母乳从乳房进入血液造成的。
　　另一危险的敌人是子宫感染。如果病毒进入血液和腹部，那将会威胁产妇的生命。如果真的如此，几乎没有什么措施来拯救产妇。如果细菌到达腹部内壁的细胞组织引起腹膜炎，许多女性将忍受可怕的疼痛。
　　为了努力帮助遇到诸如此类问题的女性，在公元17世纪就出现了妇科医院。令人遗憾的是，医院的病房都不卫生，使产妇所处的环境比其他环境更加危险。雅克·雷内·坦农对于迪奥医院的描述强调了从公元1788年起这一时期医院引起感染的状况：狭窄的小路，阴暗的走廊两侧是黏着唾液的墙壁，门上沾染着穿过床垫和空柜橱的下水道里的脏物以及由于受伤或手术留下的脓液和血液。
　　细菌传染的蔓延还没有被认识到，随之发生的是那些发高烧的孕妇并不与其他孕妇隔离，患有性病的患者经常与产妇共用统一病房，甚至多数情况下停尸间与病房都不分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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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进步
直到公元16世纪，大部分的医学知识还是从希腊文明或罗马文明中继承而来的。但部分是因为梅毒的突发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新的医学观点开始崭露头角。梅毒一般被认为是被哥里斯托夫·哥伦布的海员们带到那不勒斯的，当时被称为“西班牙病”“法国病”或是“那不勒斯病”。它很快跨越欧洲蔓延进了英格兰地区，并引起了多例死亡。医学家吉瑞拉莫·弗拉卡斯多罗悉心研究了这种引起皮肤发疹、溃烂，破坏性极大的病症，并于公元1549年在《传染病》上发表了他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它被认为是第一份彻底研究传染病蔓延问题的观察报告，标志着医学领域的一次转折。
　　很多人开始认识到想要控制那些侵扰人体的疾病，准确的生理方面的知识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人们开始逐渐摆脱对那些古文明中一些理论的依赖，而开始重视起科学检测等医疗手段。公元1543年安德鲁·威瑟里斯发表了《人体结构》一文。文章中指出，许多教条都是错误的，人体解剖才是医学研究的正途。
　　这样医学进步也顺理成章地随之而来。公元1628年，威廉·哈维发表了血液循环说。英国皇室学会对这一发现十分振奋，并拓展了这一理论的研究和应用。皇家学会的三位成员继而成功地实行了医学上的首例人工输血。尽管这一实践在血型的发现之前还不够完备，并一直到公元19世纪都被禁止使用。公元1683年，阿姆斯特丹的医学家安顿·范·路温霍克在显微镜下观测到了细菌，但当时它一般被当做一种病症，而非病因。结果像产褥热这样的疾病又夺去了许多产妇的生命。渐渐地，医学家们开始对细菌关注起来，但直到公元19世纪，对传染病的研究才有了重大突破。
　　对人体生理学的认识也随着医学家们摆脱了封建思想和传统观念的束缚而稳步前进。人们不懈地讲究人体运行的精细机理，这其中包括对女性身体的理解以及分娩的机理。一些关于女性的旧观念被人们重新审视，精确的女性身体解剖构造图问世了。其中不乏大师达·芬奇的作品。
　　妇产科的权威著作在公元17世纪大量地涌现，从此把产科学从迷信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成为一门学科。英国人威廉·哈维公元1651年写的《论生育》一书，包括了大量描述现实生活中难产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即使在今天，他的切实可行的建议也给予那些渴望减轻分娩阵痛并自然分娩的妇女以极大帮助。哈维强调在生产过程中应尽量有耐心、温柔、小心，干扰越少越好。此书是英国助产学的第一部原创著作，从此哈维被认为是英国助产学之父。另一部具有指导意义的书是《妇女分娩的特点》，作者弗朗索瓦曾是荷代尔的门徒。
　　公元1665年大瘟疫的肆虐激发了探索治疗疾病的新疗法的热潮。但是一切努力都失败了，随之而来的是毁灭性的结果。公元1666年伦敦大火把整个城市夷为平地，同时也断绝了首都瘟疫的蔓延路径。但由于缺乏对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重要性的认识，几乎整个社会都处于大量疾病和感染的巨大威胁中。


　　
新手母亲
随着婴儿呱呱坠地，母亲们至少得卧床九天，因此无法参加孩子的洗礼。但大多数情况是她们的卧床期远长于此。公元17世纪的威敏斯公爵夫人玛格里特就被劝告让其女儿产后15天再离床。公爵夫人很担心并告诉女儿说：“我向上帝祈祷你的安康，但产后恢复不是又快又奏效的，别拿你的身体开玩笑。我想这么冷的天躺在床上对你有好处。”
　　助产士十分重视产褥期，尤其对产后恢复极为重视。年轻的母亲们被建议平躺在床上，不要移动。但这导致血液凝结，形成致命血块，成为导致产后妇女高死亡率的罪魁祸首。尽管产褥期应该躺在床上静养，但实际情况是母子常常被亲戚朋友们包围，庆祝孩子的诞生和母亲的大难不死。两三个星期后，如果母亲恢复得很好，她就可以下床洗个澡，换换衣服，这也意味着是她起身下床的时候了。邻居们带着礼物纷纷前来祝贺。女性朋友们也会张罗一桌盛宴。
　　对于没有外界帮助的那些母亲来说，她们当然无法享受如此奢侈的产褥期的假期。因此几天后她们必须马上振作起来，重新担负起照料家庭和孩子们的重任。宗教上的禁忌保证了这些母亲免于受丈夫的性要求的困扰，至少在接受产后的谢恩仪式的洗礼之前。这个短暂的时期至少给了那些妇女一个产后身体恢复的机会。
　　产后的谢恩仪式是分娩过程中的最后一个仪式，标志着产妇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中。它被认为是一个产妇在孤独地度过分娩期的宗教生活后的复兴仪式。这是一个盛宴和狂饮的时刻，因此大多数妇女对此极其向往。她们和那些跟她们一样因为分娩而走到一起的妇女们共同庆祝，感谢上帝让她们平安地分娩。宗教改革之后，产后的谢恩仪式被认为是一种感谢上帝赐福的方法，这更胜于对母亲的洗礼。
　　产后的感恩仪式对净化那些由于分娩而失去高雅的妇女是必要的，但这已流传几世纪的观点遭到了清教改革者的反对，他们用仪式来欢迎妇女们回到教众中来。为了祛除天主教教义对国教教会的影响，传统的产后谢恩仪式被更名为“妇女的产后谢恩仪式”。在公元1552年出版的《大众祈祷》一书中将之称为“妇女的教堂礼”。
　　对于那些不幸的未婚母亲来说，她们只有在礼拜日那天站在所有教众面前表示忏悔的时候，才能受产后洗礼，好像带来这样一个私生子的耻辱还不够，她们还得在整个村子面前公示它们。
　　一旦举行完产后洗礼，一个新妈妈的特权月就宣告结束了。接下来她得处理家庭里所有的事务，还有照料婴儿或者更大一点的孩子，当然，大多数的家庭主妇的亲戚们会提供一些帮助。这也结束了她独自生活的权利，她们将不得不答应她们丈夫的性要求。由于没有有效的节育措施，很多妇女在产后洗礼不久又怀孕了，结果怀孕、分娩恶性循环下去。
　　
洗礼
小孩一出生下来，当新母亲还在家里休息时，孩子的父亲就会尽快地将他送到教堂接受洗礼。作为一家之主，父亲主要负责让刚出生的孩子尽快接受洗礼并且要安排随后的庆祝宴会。这些都是父亲必须履行的职责和义务。如果在孩子出生八天以后，父亲才带孩子接受洗礼，他将会受到指控，甚至会被基督教会检举。
　　假如仍忽视新生儿的信仰要求，那么孩子将会被带走，在父亲不在场的情况下，强行接受洗礼。公元1574年，在格洛斯特郡的塞伦塞斯特镇上，有一对夫妇，伊丽莎白和威廉姆·怀特，他们没有让孩子接受洗礼，结果牧师和教会将孩子带走，并将伊丽莎白和威廉姆送进了监狱。四个星期后伊丽莎白才被释放，目的是为了让她照顾刚出生的孩子。父亲被赋予出席洗礼的资格，并通常由他们带着孩子去教堂，但是在洗礼的过程中，他们是不允许说话的。
　　在都铎王朝及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格兰的所有人都在强大的宗教压力下接受了洗礼。如果有父母反对让孩子洗礼，那么神父就会威胁他们要带走孩子，这样才能保证天堂之门永远向他们敞开。历史记录表明有一些这样的父母，他们强烈反对施行洗礼，勇敢地向教会权威挑战。在这些个例中，父亲会被抓进监狱关上一段时间，而他们的孩子会被强迫施行洗礼。
　　鉴于洗礼的重要，及早行动才能保证洗礼的及时。“教父母”一词最初是“流言蜚语”的意思（来源于“Godsib”一词，意为上帝的亲属）。妇女还在分娩的时候，就会派人去请教父母。从习俗上来讲，一个男孩需要两个教父和一个教母，一个女孩则需要两个教母和一个教父。在洗礼的过程中，当被问到摒弃罪恶时，教父母会替孩子作答，牧师还会要求他们给孩子起名。此后他们要保证教子、教女将在信仰基督的生活中健康成长。
　　必要的时候，助产士也可以给孩子们施行洗礼。公元1604年，当汉普顿宫廷会议讨论洗礼问题时，伦敦主教理查德·木科劳斯特就为妇女主持洗礼仪式辩护：
　　如果新生儿在没有接受洗礼的情况下死去，我们对灵魂的去向不得而知，只有上帝才会知道。但是如果新生儿在接受洗礼后死去，圣经中的如下话语证明他的灵魂已得到了救赎：任何信仰我主基督之人，无论如何，不必急于为其子施行洗礼，而需遵从神谕从事，不得对上帝诣旨有所忽略。
　　如果孩子由助产士施行洗礼，则会引起很多问题。在《圣经·以非所书》里，保罗说：“只有一个身体，一个灵魂，甚至可以说你只能向一位神明祈祷；一个上帝，一种信仰，一次洗礼。”牧师很迷惑，除了助产士的洗礼外，他们是否还应该给孩子施行正式的洗礼。一些新教教派，也就是再洗礼派教徒，他们反对新生儿洗礼而坚持应该是成年人接受再洗礼。那些不同意这些做法的人却陷入尴尬中，如果最初助产士的洗礼是有效的，那么由教士再次主持的洗礼就暗和了再洗礼派的教义。所以教廷想出了一种特殊的仪式，在仪式上牧师会说：“如汝未获洗礼，吾将为汝施行之。”
　　有关洗礼的问题在新教徒中不是唯一的主要分歧，许多人认为在洗礼过程中使用十字架令人反感，因为它是由男人发明的。宗派分离主义者凯恩厌恶十字架的使用，抨击它是“野兽的标志，骗子的行径，一个把戏的道具，恶魔的仪式和证章，屈从于天主教兽欲的妓女”。其他的分歧包括对水的使用：孩子是否应当完全浸没于水中或是应当往头部洒几次水。一些牧师会将水三次抛洒在婴儿头上，而其他人认为这一仪式使人生厌，不符合圣经原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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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1）
对大部分的父母亲来说，孩子的出生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分娩对母亲来说是一次非常严峻的身体挑战，但同时也是对父母双方的精神挑战。生活中的父亲形象更趋向于一个冷漠的形象，当孩子们想去睡觉时轻轻拍拍他们的头或者在晚饭时偶尔与孩子们交谈一会。
　　很多年来分娩被视为女人自己的事情，而男人起不了什么作用。妇女们互相帮助，彼此依靠，共同承担痛苦和危险。由于极少有外行人进入产房，大多数人都不了解分娩背后的具体过程。
　　听到产妇在分娩中痛苦挣扎的叫声，一些男人对他们的妻子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存活下来感到非常惊讶。当分娩结束时，他们被领进产房，然后助产士将襁褓中的新生婴儿交给他们。出于传统，她通常告诉这个幸运的男人：“你已经是父亲了，快看，那是你的孩子。上帝保佑，赶快赐福给他吧！”
　　婴儿应该用襁褓包裹起来，以保证他幼小的身躯能保持着端正的体态，这是最得体也是最方便来让孩子习惯于用脚来直立行走的方法，而不是像其他动物那样四肢着地。
　　——弗朗西斯·毛利科，公元1673年
　　有趣的是，大多数关于怀孕和分娩的历史资料都是由那些富有的或者有影响力的人记下的，他们当时的身份或是父亲、丈夫、医生或是牧师；很多普通的人都是文盲，因此没留下关于他们亲身经历的书面记录。但是，一些父亲们的私人记录保存至今，它披露了妇女分娩时充斥整个家庭的焦虑和害怕，那些日记也证实了夫妻间的爱情以及他们对孩子的爱。
　　走近我那已经卸下了床罩、像是刚有人睡过的床边，
　　我听到一位妻子正给她的宝宝哼着歌，孩子已经哭了好久。
　　她发愁地叹了口气，但是依然哼唱着爱意融融的歌，想要把宝宝带入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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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哭声并没有停止，宝宝仍然边吃奶边哭闹，
　　年轻的母亲已经筋疲力尽了，还心疼自己的孩子。
　　她轻轻地摇着宝宝，并且试着变换一下节奏，直到孩子的脸上露出甜美的微笑之后，我听到她说：“现在我知道那句谚语算是说对了：‘好朋友之间吵翻了，使他们复合的是真挚的爱。’”
　　——理查德·爱德华兹，公元16世纪
　　理查德·罗格斯，埃塞克斯·威瑟费德教堂的一位牧师在自己公元1588年所写的一篇日记中曾记载了他对自己怀孕的妻子的深切担忧：“看到妻子所承受的种种痛苦，临近生产时甚至有生离死别的可能。想想上帝曾庇佑我远离种种灾祸，而此刻不幸却偏偏要降临在我们头上，似乎上帝要将我们生生分离。”理查德随后的一篇日记则记录了他的妻子顺利地产下婴儿。
　　许多男人为了在精神上支持妻子也饱受折磨，又或是强抑住在生产的时候失去她们的恐惧。拉斐尔·杰瑟琳写下了公元1645年在妻子预产期时的焦虑。“她有点害怕，也感到很惊讶，在随后的生产中则承受了巨大的恐慌，而此时的杰瑟琳只能完全寄希望于上帝，祈求他保佑自己的妻子平安。失去妻子是我生命中不能承受的痛苦，一想到上帝可能会把她从我身边带走，我的心就变得无比脆弱，那时祈求上帝能施与我们仁慈是支持我的唯一精神支柱。”
　　当父母的喜悦是不可言喻的，而他们的痛苦和忧虑也同样是不为人所知的。
　　——弗朗西斯·培根，公元16世纪
　　伊扎克·阿彻是桑福克弥登教堂的一位副主教，他在自己公元1670年的日记中曾写道：“我的妻子在临近产期的时候老是担心自己会死掉。说实话，我也害怕。她尽量克制自己不要那样想。我很理解她的感受。有时也会觉得有些欣慰，因为这可能是与上帝对话的一次机会呢。”阿彻公元1672年的一篇日记记录了他妻子的又一次生产，并且经历了“在她看来是死亡的折磨和难以忍受的疼痛，她几度相信自己就要在那个夜晚离开人世了。她的父亲和母亲都来陪着她，我们承受了巨大的悲痛。”伊扎克·阿彻的日记总共记述了他妻子的几次生产经历。
　　
父亲（2）
频繁的怀孕很显然会增加丈夫们失去妻子的危险，但因为当时并没有可靠的避孕方式，这种情况也不可避免。而并不复杂的生育也要涉及吃力的分娩、剧烈的疼痛和长久的悲伤。而且男人们认识到两个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他们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
　　小宝宝来了，可怜的人来了，
　　你父亲的羞愧，你母亲的痛苦，
　　出生在我怀疑所有的痛苦时，
　　轻吟着你自己那不幸的称呼，
　　唱着摇篮曲，温暖地包围着，
　　可怜的人，从不知道有人会伤害他们。
　　——尼古拉斯·布莱顿，《甜美摇篮曲》，公元16世纪
　　随着婴儿的降生，母亲会暂别外部世界而进入产褥期，丈夫通常在这期间会承担起持家的责任。当他操持家务时，他将不得不忍受几乎不间断的女邻居和女眷们的探望，这些人会日夜不断地陪伴他的妻子。妻子指定她想让哪些朋友来陪伴时，丈夫就会安排去请来客。
　　因为有许多妇女围绕在妻子周围，丈夫会失去在自己家中的主人地位。他还会不得不筹钱请助产士在分娩期间帮助他的妻子。男人们可能并不明白生孩子的神秘性，但他们认为妻子需要适当的医疗照顾。随后，丈夫不得不倾其所有去支付伴随洗礼、下床和礼拜仪式而来的欢庆活动的所需费用。尽管许多父亲和他们的孩子的关系都不太密切，但是父亲身份仍被视做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判定男人的标准就是他们对家庭承担的义务。在所有判定标准中，忠诚是一名真正男人的标志，那些抛弃家庭的男人因此受到谴责。因为现代的父亲被要求履行抚养子女的义务，所以男人们自始至终都要给他们的孩子提供经济援助。如果一个未婚女子生下一个孩子，世俗当局和教会机构就会去调查此事，如果孩子的父亲被确认了，他毫无选择地必须承担这个孩子的抚养义务。如果他是一个下层社会的人，比如是一个服务员，他可能也还会被强制要求承担义务。人们认为每个孩子都应该知道自己的父亲，父权是取得社会地位和财富的关键所在。
　　当我们想到前几个世纪的家庭时通常会联想到父母对孩童的无情，孩子们是被拉扯大而不是被抚养长大。历史课本中描述了本世纪前人们严酷的生活，大多数时候孩童时代缺乏快乐。尽管可能一直是这种状况，但父母们也只是他们所生活的环境的受害者；父母不是因为缺乏感情而是出于必要把年幼的孩子送出去工作。英国的父母以他们对孩子的冷酷而出名，这点让外国人很迷惑。一本叫做《英格岛的一位亲戚》的意大利书中描述了亨利七世统治时期的英国风俗，一位外交官这样写道：
　　在英国，孩子们强烈渴望得到宠爱……父母最多让孩子们在家中待到七到九岁，然后他们把孩子送出家门，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在别人家的房子里艰苦劳动，如此这般父母们又强迫孩子们干七到九年活。
　　然而，一些从这一时期留存下来的诗歌和文学揭示出父母和他们的孩子之间存在强烈的感情，它表明在他们之间从孩子们一出生就形成了密切的关系。
　　我已经让孩子吮吸我的乳房，也知道如何温柔地对待吸我奶水的这个孩子。
　　——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的麦克白女士，公元1606年
　　在公元17世纪，许多印刷的手稿都强调了分娩后母亲和孩子之间密切联系的重要性。根据公元1637年的雅各布·鲁艾夫所著的《专业助产士》中所写，母亲和孩子在孩子出生后应该被允许短期待在一起，这样有利于母子联系感情：
　　很多人认为婴儿应当洗净并且用襁褓包裹好；在他吃奶和进食任何食物前，首先应将他放在母亲的旁边，放在床上靠近母亲心脏左侧的地方；因为他们认为，正如他们所相信的，母亲确实将孩子所有的疾病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母亲子宫的悸动又将所有的邪恶驱赶出去，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