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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与长安-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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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大清。乾隆命删改旧籍，“南宋人书之斥金，明初人书之斥元，其悖于义理者自当从删，涉于诋詈者自当从改。”
从1751年到1772年，法国。《百科全书》共出版了28卷，平均一年一卷多。开启了一个启蒙的时代。
从1751年到1772年，大清。文字狱平均一年也有一起多，受害者不计其数，让黑暗时代的血腥更加深重。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凌沧洲版《帮凶录》
弘历的金点子与凌沧洲版《帮凶录》
1735年，腊肉弘历先生执掌了大清国的最高权柄。当年就杀人立威，曾静、张熙被处死。
随后的两年中，大清国的思想文化建设抓得很紧，编修《八旗氏族通谱》、修成《明史》，同时不忘给奴隶们洗脑，颁行《二十一史》《十三经》到各州县。甚至禁止民间造鸟枪——确保权力不受威胁。
1740年，《大清一统志》修成。
1743年，杭世骏对策称满汉畛域不可太分，被腊肉革职。
1746、1748年；两度禁止福建百姓信仰天主教。
1753年，疯人丁文彬著作案发，丁文彬被凌迟。
1755年，胡中藻因为诗集而被处斩。同年，山西疯人刘裕后因著作而被杖毙。1756年，常熟朱思藻因诗被斩。1757年，彭家屏被逼自尽，因为藏有明朝野史；段昌绪被斩，因为藏有吴三桂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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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1年的假冒奏稿案、王肇基案，1759年的沈大章案，1761年林志公案、阎大镛案、李雍和案、王寂元案，1764年的赖宏典案、刘周祐案，1767年的蔡显案、齐周华案，1768年的柴世进案、李浩案、王道定案，1774年的屈大均案，1775年高纲案，1777年的王锡侯案，1778年的徐述夔案、刘峨案、龙凤详案，1779年的智天豹案、沈大绶案、王大蕃案、石卓槐案、冯王案、祝庭诤案、程树榴案；1780年的魏塾案、戴移孝案、艾家鉴案、吴英案，1781年的梁三川案、吴碧峰案、程明湮案，1782年的卓长龄案、高怡清案、方国泰案、海富润案，1783年的冯炎案、胡元杰案、乔廷英案、楼绳案、吴文世案……
乾隆腊肉制造的文字血案，凌迟了多少人，处死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今天，是不是有正义之士，穿越历史的迷雾，作道义的指控呢？
1774年，乾隆腊肉命刑部定聚众结盟罪。
1776年，乾隆腊肉奇招迭出，先是命令其麾下的真理部和宣传作坊删改旧集，也就是说像《1984》（乔治？奥威尔著）中提到的不断洗去记忆，不断创造新语一样，要篡改历史已经有的文献，乾隆指示说：“南宋人书之斥金，明初人书之斥元，其悖于义理者自当从删，涉于诋詈者自当从改。”什么意思，就是说，违背大清统治意志的东西一定要阉割掉，而批评咒骂大清的文字要改为给大清溜须拍马的文字，其虚伪一至何极也！
腊肉的真功夫当然不能只限于虚伪，残忍冷酷、狠毒无情，是其统治术中的核心。1776年推出的重要举措是：命于国史列贰臣传。
这个举措出台，应该会让那些汉奸和党附大清黑帮的人（像吴三桂、吴伟业、钱谦益）恨无地缝可钻。专制腊肉智商高，想象力奇特，对这群汉民族的败类，对这群投降的帮凶从精神上奸杀，凌沧洲先生称这种做法为淫而贱之战略。在大规模摧残中国民气的同时，把他们的汉族拥护者也踩到脚底，明确地宣告：你们已经被永久地征服了。
乾隆腊肉执政的时代，掀起了一阵阵屠杀言论自由的狂潮，而在这个过程中，多少大清国的帮凶官员，在帮助腊肉稳、准、狠地屠杀打击言论自由，迫害特立独行的思想者和异见人士。这些屠杀言论自由、强奸言论自由的凶犯奴才们，这些帮腊肉主子强奸大清国全体百姓言论自由的官吏，其实也在奉献着自己的后庭花给腊肉主子，把自己最后一点尊严喂了狗。但在大清的官方史书以及大清遗老的历史著作中，他们是国之栋梁，是忠臣孝子，有的甚至是清官能人。
凌沧洲先生模仿腊肉的金点子，但反其道而行之，写一个屠杀言论自由的黑名单，一个最具前卫效果的“帮凶录”！
这个“帮凶录”先抛出这么些参与大清文字狱的官僚，抛砖引玉，期望各位补充完善：
大学士刚林、鳌拜，吏部侍郎沈近思，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岳钟祺，杭奕禄，史贻直，山西巡抚阿思哈，山东巡抚杨应琚，江西巡抚海成（王作梁案），闽浙总督杨廷璋，河南巡抚图勒炳阿，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江苏巡抚陈宏谋，江苏学政刘墉（就是电视上鼓噪的刘清官，手上满是文字狱受害者阎大镛的鲜血）、浙江巡抚熊学鹏，两江总督萨载，安徽巡抚闵鹗元、江苏巡抚杨魁，湖广总督三宝、广东巡抚傅泰……
凌沧洲先生甚至发奇想，是不是可以同时仿效乾隆腊肉的金点子，将帮凶录分为甲、乙两编。
帮凶录甲编：收录杀手、打手、谎言营造师的名录。
帮凶录乙编：收录帮闲、告密者、揭发者的名录。
必须做相当细致的工作，才能像检察官一样，提出一份检控报告：对大清治理下的这一时段的人权状况有个总结。
大清国不是孤独的，大清野蛮屠杀自由的行径也不是独一无二的。各位看过《纳尼亚传奇》这部电影吗，可以看看。冰雪女巫的治下人人自危，树林里到处有监视的眼睛和窃听的耳朵，秘密警察会随时让人失踪，邻居也可能是特务密探，而这一切，不必等到20世纪极权主义如纳粹等治下才有，文明灿烂的古国大清国已经先行一步了，他们在17、18世纪已经创造了“辉煌的业绩”，留下了这么多帮凶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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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情人节对《清史稿》下手
1930年情人节对《清史稿》痛下杀手
1930年2月14日，按照西方的节日，应该是情人节。情人节里不完全是柔情脉脉，政治的风云在中国上空翻卷。民国时期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在这一天通令禁售《清史稿》（另有网上版本称是2月19日）。
先是，故宫博物院于1929年邀请学者对《清史稿》进行审查，最后列举各种错误19条，并建议“永远封存，禁其发行”。
凌沧洲先生不是研究历史的，也无意掉进史坑。因为探寻真理和真相的缘故，因为研究文化和苦难的原因，追寻蛛丝马迹，偶尔也看看史书。但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本对胃口的研究大清的著作，藏有的洋洋几大本《清史稿》遍是谎言和偏见。凌沧洲先生实在不明白：大清死亡了近一百年，竟然没有一个真实的“尸检报告”？！
几代文化人将在荒漠中苦旅，几代文化人在信息短缺和封闭中，不断重复前人的冤枉路。这不，在以“清史稿”为关键词的搜索中，搜索出民国时期的国民政府早在1930年情人节时就已经对《清史稿》痛下杀手了！
然而，凌沧洲先生继续发问：这些学者是谁？错误的19条是什么？国民政府究竟该不该通令禁售《清史稿》？未来，如果有公正客观的《清史》，应该如何书写？
清史专家王锺翰先生的文章《清史稿说略》，叙及清史稿的禁锢：
1914年，开设了清史馆。
清史馆设馆长一人，下设纂修、协修各若干人，又校勘及办事员若干人。史馆规模之完备，人员之齐全，酬金之优厚，几不减清初当年明史馆开设之规模，此则借以显示新朝对胜朝的追念和报恩。而自民国六年（1917年）以后，袁氏窃帝自亡，以后历届北洋政府财政艰窘，屡减经费以至于无，《史稿》工作遂全局停顿。
北伐革命军抵达京师前夕，史稿已印一千一百部。既而南京国民党政府发现史稿中多有违碍之处，据傅振伦兄所撰《清史稿评论》指出：不奉民国正朔，乃只用干支，叙事复不明显，态度暧昧，有反民国之嫌。
最为严重的是对清末变法维新与革命运动的记载竟付阙如，书则视为反动派或反革命，例如：（1）有清一代，汉族志士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均不予书，诸如朱氏后裔、明代臣民之抗清，洪（秀全）杨（秀清）之倡义，党（指国民党）人之排满，秘密结社之组织，均不详载；（2）清代屡兴大狱，慑服汉人，其事多不着录……
《清史稿》刊成于民国十七年（1928），论者以其诽谤民国为能事，发现反民国、反革命，藐视先烈，与断代修史体例不合。北京故宫博物院因递呈南京行政院请禁发行。不数月而遭国民党政府之禁锢。
《清史稿》禁锢之令未解，首先提出异议者为清史学界前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孟心史（森）先生，题为《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随之唱和提出解禁者，则为原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容希白（庚）先生，先后发表了《清史稿解禁议》与《为检校清史稿者进一解》两文。
仔细考之，当时国民党政府颁布之禁令，实际上只能禁行于长江流域地区，华北及东北三省为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之内，国民党政府禁令所不能及，因知《清史稿》之禁锢令虽禁而禁不得，虽不解禁而自解禁矣。
1930年前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形势是这样的：
国民政府继续收缩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尺度，也昭示时局的动荡不安和统治者的没有信心。
一方面查禁书籍和期刊的事情是在发生着，另一方面出版是有法律的（国民政府公布过“出版法”）。同时民间的刊物和出版社在不断创办，国民政府实施的威权统治对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是一种事后追惩的制度。
1930年情人节对《清史稿》痛下杀手，看上去像是对言论自由下的追魂令之一。凌沧洲先生是言论自由的坚定信仰者，信奉即使错误的言论也应让其公开，因为真理如果不和谬误辩论，真理也会很快僵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政府1930年情人节对《清史稿》痛下杀手，似乎有违言论自由的正义。同时，做法似乎也不大气。让辫子版《清史稿》发行，同时也大力推出一个中华版的《清史稿》，把大清的嘴脸揭露于世，让时人选择，不行吗？
然而，面对一个双手沾满百姓鲜血，尤其是沾满言论自由鲜血的大清政府，对这么一本肉麻地捧大清臭脚的作品，应否禁止？民国政府没有从法理上解决这一困惑，首先民国政府没有像战后德国宣布纳粹为罪恶一样宣布大清的罪恶，而是有了个对清室优待的条约。如果从法理上确定大清政府为纳粹式政权，禁售是在义理和法理之中的。最近发生在奥地利的个案可以作为参考——
英国历史学家戴维？约翰？卡德韦尔？欧文因出书否定纳粹大屠杀而被检控，其在奥地利维也纳承认控罪，面临最高10年监禁。现年67岁的欧文是研究纳粹第三帝国历史的专家，但他一贯发表否定大屠杀的言论。1989年，欧文在奥地利两次发表演讲，否认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为。去年，欧文再度入境奥地利时遭警方逮捕。奥地利联邦法律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公开发表开脱、否定纳粹大屠杀历史或使之合法化的言论。由八人组成的陪审团与三名法官将在两天内对欧文作出判决。当局还部署警力，防止欧文的支持者在庭审中行纳粹礼或喊口号支持希特勒。作为历史学家，欧文出版了近30本作品。在《希特勒的战争》一书中，欧文质疑大屠杀的规模，声称纳粹集中营内的犹太人大多死于疾病，而非被纳粹处决。欧文还称希特勒对大屠杀一无所知。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罗马，长安，谁更残暴淫荡
瞧，我们只不过切掉了我们的敌人西塞罗的双手，
而你们活活地割下了司马迁的男性生殖器。
——凌沧洲《安东尼和刘彻的对话》
2004年秋天，我再一次来到德国科隆，这里在古罗马时代是罗马帝国的边界，莱茵河的东面，就是罗马人称之为蛮族的日耳曼人的土地。而现在，在科隆大教堂边上，就有一个罗马日耳曼人博物馆。当我正在博物馆瞎转，看古雕塑和古钱币的时候，同行的摄影大师张先生神神秘秘地走了过来，一脸不怀好意的笑：“给你们看个好东西！”
拿过他的相机一瞧：一副古罗马人的马赛克画铺在地面，画面上，一个古罗马男人高耸着生殖器，作朝天椒状。
张大师笑说：“这好东西你们没看到？在博物馆地下铺着呢！”
生殖崇拜各民族都有，像这样在雕塑、壁画中若无其事地展现，只能说明希腊、罗马文明较之东方文明更暴露。
可以说将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著作很多，性文化比较的著作，我孤陋寡闻，却读得不多，手头可引用的史料也有限，因此只好乱弹一阵了。
比较古代民风，在好色与淫上，并无谁胜谁劣的区别，伊特鲁利亚人有公开做爱的风俗，罗马人也有诱杀萨宾男人，强奸萨宾妇女的不光彩记录。而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宫廷里，乱伦者有之，两男共一女者有之，甚至秦始皇母后的面首，有人吹嘘其阳具可以挂上一个车轮。
帝王是一个国家的元首，多半是这个国家百姓的浓缩版和精华版吧？罗马曾经有淫荡的国王塔昆，被其臣民赶跑了；东方帝国也有杨广这样的淫荡皇帝，被唐朝的开创者推翻。但不同的是，罗马人在经历了塔昆的暴政后，更加意识到共和和自由的宝贵；而古中国的百姓们却更加盼望明君。
比较“罗马，长安，谁更残暴淫荡”，就不能不提到罗马和长安的缔造者或开创者们。相传罗马城的缔造者罗慕路斯为母狼抚养，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杀了自己的孪生兄弟雷慕斯。罗马历史学家李维认为：罗马的残暴淫荡都与早期的血腥残忍有关。
长安没有固定的缔造者。但刘邦、吕雉的残暴史书上都有记载。帮助刘邦夺得天下的韩信们一个个被“走狗烹”，而长安的宫廷里因为女人争风吃醋，也曾经出现了叫“人彘”的东西（即把一个美丽的MM手脚都砍了，并且弄哑）。
在凌沧洲先生看来，唐太宗李世民最像罗慕路斯，不仅在权力争夺战中诛杀了大哥和弟弟，还把他们的儿子都杀个干净，同时把他们的妻妾都收归己有，此种“高妙”是罗慕路斯比得了的吗？（见《唐书》）虽然李世民有雄才大略，虽然李世民胸怀宽广，但在斩草除根方面是决不手软的。而且帝国的舆论宣传工作也做得很好——杨广就是昏君、淫荡之君，而唐太宗是千古明君。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短命王朝多暴君、昏君，固然有这种可能，但更大的可能是这些君主来不及组织写作班子，塑造他们的英明形象。而长命王朝有充分的时间，一边记录前任的丑闻，一边巩固自己的合法性。谎言重复一千遍不就成了真理吗。
再看看千古一帝汉武帝。南齐人王俭记载道：“元朔中，上起明光宫，发燕赵美人二千人充之，率皆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年满三十者出嫁之。掖庭总籍，凡诸宫美女万有八千。建章、未央、长安三宫，皆辇道相属。幸使宦者、妇人分属，或以为仆射，大者领四五百，小者领一二百人。常被幸御者，辄住其籍，增其俸，秩比六百石。宫人既多，亟被幸者数年一再遇。挟妇人媚术者甚众。选三百人常从幸郡、囿，载之后车，车上同辇者十六人，充数恒使满，皆自然美丽，不假粉白黛绿。侍尚衣轩者亦如之。尝自言：‘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妇人。’”而《旧唐书？食货志》亦记载道：“汉武帝后宫数万人，外讨戎夷，内兴宫室。”
到了“唐玄宗开元天宝中，仅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和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即有宫女四万人，可见唐玄宗的宫女是超过四万个的，而当时唐朝的总人口也就五千多万，相当于一千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唐玄宗的妻妾，比唐代的官员总数还多。这样看来，要评历史上拥有宫女最多的皇帝，唐玄宗当之无愧。”（参见相关网络文献）
至于女皇武则天的残暴淫荡那更是有案可查，历史上著名的酷吏来俊臣等人就是她养的狗。帝国更是培养了一种告密的卑劣人格，以至于贵族望着秋天田野上出殡的队伍，叹息道：“能够老死的人是多么幸福！”
长安，正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抨击的那样，皇帝以天下为私产，“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其“一人之淫乐”。
马基亚维利在《论李维》中说：“罗马皇帝，除了提图斯以外，以继承方式得到帝国的人，通常都是专制者；以推举方式得到帝位的人，皆为明君。在明君统治下，安宁和美德无处不在，而在另一些皇帝的统治下，罗马的暴行无以数计，高贵、财富和古老的荣誉，尤其是德行被看做首恶，告密者领到赏金！”
从残暴的角度看，我以为罗马是略胜于长安的。这不是因为帝国对外征战中屠杀的异族数目更多，而是因为罗马有其特殊的产物——竞技场。竞技场是嗜血的。多少奴隶、罪犯和野兽为了满足罗马人的欲望而命丧黄沙，一天下来，竞技场中的腐臭气息难闻，不得不洒香水。“我从竞技场回转家门，发现自己更贪婪，更嗜血。”“人性的堕落莫过于此。”一些古罗马作家如此写道。
但是长安呢？长安没有献俘表演吗？槁街上没有高悬敌族的人头吗？飞将军李广曾感叹他一次杀死羌族降卒800名，其他将军的残暴更是不难推测。
对待自己部族的人的残暴，罗马和长安也有一比。苏拉胁迫罗马元老院的时候，是大开杀戒的，而董卓在长安也曾演出了屠杀的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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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异议分子和政敌西塞罗，安东尼不得不派刺客去暗杀，切下西塞罗的双手示众。对待忠臣和不同意见者司马迁，刘彻则要处死他，只是交了部分赎金后改为宫刑。
比起长安的中国帝王拥有的后妃数目和他们的残暴淫荡，就是那最淫荡的罗马皇帝可能也要吃惊。而罗马皇帝再残暴淫荡，罗马人的婚姻制度仍是一夫一妻制，也不可能有明目张胆的庞大后宫。
我不知道，罗马，长安，谁更残暴淫荡。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才子被帝国活埋在雪中
历史的疑云
自卑者玩弄权柄
啊，罪恶的拳头这么凶狠地击中一个人的灵魂。
——雨果
才子被帝国打手活埋在雪中
1415年冬天，大明帝国的都城北京。一个曾经是朝廷官员的在押犯行将被处决，处决的方式奇特而富有想象力，注定要在古代人权史上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页。
多少年后，人们会记得这个被处决的在押犯的名字，是因为他的机智和才学，他的打油诗和对联——人们认为他是一个东方朔式的文化笑星，但他的机智在死刑的面前就实在显得比较无能和弱智。
多少年后，除了史学家和文化学者外，没几个人记得那位特务头子和行刑队长的大名，没有几个人研究帝国专制权力运作的奥秘——这样的死亡既不是空前的，也不是绝后的。
将近六百年后，你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到这个囚犯的名字，以及他的少数趣闻佚事。他就是才子解缙，不仅在中国文化绝学——对联上颇有造诣，而且他的几首打油诗以先贬后扬的抖包袱的手法，成了奉承作品的一道独特风景，这使工于谄媚的人们又惊又喜——
有一个道士拿了自己的画像去找解缙题词。解缙即挥笔写下“贼贼贼”三字，道士大惊。解缙却不慌不忙又续写道：“有影无形拿不得。只因偷去老君丹，而今反做蓬莱客。”顺口而溜，先俗后雅，以贬衬褒，手法独到，令人叹绝。
解缙
一天，他奉召陪明太祖去御花园钓鱼。解缙是钓鱼高手，鱼儿接连上钩；而明太祖却一无所获，自然情绪低落了。
皇帝是“天子”，事事都应当天下第一，钓鱼也是一样，如果解缙趁机逞强，那就不妙。于是他恭恭敬敬地说：“皇上，别看鱼儿小，它们都懂得礼节。”
这一说法真是闻所未闻。明太祖听了，满怀疑惑地问：“何以见得？”
他从容地回答说：“这是真的，有诗为证。”随即吟诗一首：数尺丝纶入水中，金钩一抛荡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马屁拍得何等高妙！
这些都是民间传说，无法当真。然而解学士的聪明才智却是无可质疑的，在清帝国官方修订的《明史》中记录：“当他密献万言书后，明太祖称赞了他的才华。”除了对他的对联、打油诗不能肯定外，可以肯定的是他写过万言书、《太平十策》，是《太祖实录》、《列女传》以及帝国浩大的文化工程《永乐大典》的总裁；解缙可以算是帝国的文化和宣传界的重臣。然而献出《太平十策》的人并不能保证自己的太平，他卷入宫廷政治、权力斗争的旋涡太深了，这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在六百年后的北京，研究解缙的文字和他的生平，我们不能不说：这个人的思想具有很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倾向——
“我听说政令数改则百姓疑虑，用刑太繁则百姓会轻视法律。从开国至今，将近二十年了，却没有长期不变的法律，也不见哪一天有不犯错误的人。我曾经听说陛下震怒，锄根剪蔓，诛杀奸逆。但没有听说褒奖一个大好人，对其奖赏延及后世，免除其家乡的赋税徭役，并且始终如一地这么做。……”
解缙的万言书开篇就点明了大明帝国的专制恐怖统治，指出了帝国朝廷管理中的刻薄寡恩和只有惩罚没有奖励的现状。这篇万言书同时指出了贤者沉于下僚，昏庸者出任长官的黑暗事实。“杀人埋尸的凶悍之夫，品格卑鄙的愚蠢之辈，早上刚刚放下屠刀，晚上便穿上冠裳，左弃筐箧，右绾组符。因此贤者羞与他们为伍，庸人都效仿他们处世的方法。”
解缙这篇万言书最大的闪光点在于，它批判了明帝国司法体系中野蛮的连坐制度，为无辜的妇孺呼唤人权：“给人加罪不应罪及妻女，惩罚不应连及后代。连坐起于秦代的法律，诛杀子女是因为伪书。当今之为善者妻子儿女未必得蒙恩宠，而有过失者，即使是里胥小吏也必定会一并给他们加罪。况且法律以人伦为重，而法律又有将妇女配给功臣一条，听任他们已经不义，又怎样要求她们保持节义呢。这正是风俗转变的原因。”
皇帝像一切政治老油条一样，一边表面上夸夸解缙有才华，一边什么也不做，让万言书如同废纸。帝国践踏人权的野蛮的司法制度，是不会因为文人官员的呼吁而有丝毫放松的。恐怖，放大恐怖，正是专制体制所要追求的效果。
解缙在朝，既不懂得韬光养晦之策，又不能闭上直言之嘴；既不会像清代的刘墉、纪晓岚那样玩低调谨慎的伺上之策，也不会清代官吏曹振墉等人“多磕头，少说话”的妙法，相反自以为才智至高，上朝都敢对答，又好品评人物，管不住嘴巴，无所顾忌，朝臣多嫉妒他受宠，这就为他日后的倒下埋下了伏笔。
在明太祖的时代，解缙就因为其个性而仕途坎坷。他曾经到兵部去索要奴隶，出言傲慢。尚书沈潜报告皇帝，皇帝说：“解缙敢玩世而放肆吗？”于是改任解缙为御史。当了御史的解缙仍不老实，李善长因为“谋反集团”的案子被诛杀，解缙居然辨不明政治风向，代郎中王国用起草为李善长鸣冤叫屈的上告信，并上奏到皇帝那里。他还帮人起草弹劾都御史袁泰的上告信，使得袁泰也非常恨他。当时近臣之父都可以觐见皇帝，皇帝对解缙的父亲说：“大器晚成，你带你的儿子回去，让他进一步学习，十年之后再来，大用未晚。”
解缙一回家就是八年，但这八年并没有使一个才子学会如何韬光养晦、低调做人，如何在朝中做缩头乌龟，生存自保。1410年，明成祖北征，解缙上京奏事，拜见了皇太子后返回。随后，被人诬陷。朱棣既从侄儿手中夺取皇位，对皇太子的权力也很警惕，于是，听从了谗言，将解缙下狱。
过了近五年，锦衣卫统帅纪纲呈上囚犯花名册，朱棣看到解缙的名字，说：“解缙还在世上吗？”纪纲于是将解缙灌醉后埋在雪中，致其死亡。解缙死后即被抄家，妻儿宗族都被发往辽东。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朱元璋的自卑与巩固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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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了明帝国在文明史上的遗踪，凌沧洲先生不得不悲哀地承认：经历了一百年左右的征服和奴役，明帝国建立后，已经沦为半野蛮化。
半野蛮化体现在帝国统治者的观念上，体现在政治、风俗、行政体制上，体现在人权、自由指数比起1279年以前大大下降的方面。
明太祖是自西汉以降出身布衣的元首，即使汉帝国的刘邦先生，也是一亭长，好歹是国家的底层管理人员。而朱元璋却是一个彻底的农民，识字不多，注定了其先天的不足和灵魂深处的自卑。马基雅维利在《君王论》中曾提出：君王要避免让人蔑视和憎恨。而农民元首的卑微出身，注定要被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蔑视。正视朱元璋内心中的自卑，就足以了解其立国后苛酷集权、滥杀功臣、打击知识分子尊严的一些做法。明太祖用这些专制恐怖手段来巩固自己的权威，弥补自己的心理缺陷。这正如《怪物史莱克》中的侏儒统治者法夸要用高高的城堡和浩大的场面来弥补侏儒的自卑一样。在先天条件上，由于唐宋开国的太祖、太宗基本上都是从地方长官和朝廷高级军官的位置上取得天下的，所以他们的心理包袱要小，而心胸相对宽广。
农民元首的局限还不仅在于自卑，更重要的是对天下、民族、政权的判断，已经完全经过了洗脑。虽然我不否认，朱元璋在反抗元暴政上有功劳，但是他对元朝统治的认识是完全模糊的，是否可以这么说，这种不能分清文明角逐、民族存亡的意识，也遗祸了几百年，以致在几百年后明帝国沦陷时，许多人都无法反弹起足够的民族意识。
根据《明史》中太祖本纪的记录，1368年，朱元璋对徐达说：“中原百姓，流离相望。将帅北征，救民水火。元朝祖宗有功德于民，其子孙不顾百姓死活，老天厌弃他们。”
元的早期征服者有何功德于民？西征南下，杀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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