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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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寻找通向死神的漩涡，似有若无。也可以捡起扁平的小石子儿打水漂，嗖的一声把石子儿斜飞出去，石子儿在水面上平平划过，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眼看着石子儿跳了几跳，越跳越远，点出从大到小一连串的涟漪，美极了，于是连忙再找找有没有更合宜的圆石片儿。那个时代养狗从来没有人拴着链子的，只只狗狗都随意在外玩耍，在河边彼此追逐，叫声不绝，迅疾如电，我的心也跟着它们奔驰。夏日午后，到此泡水游泳的人很多，我已经把书包里的便当吃完了，便寻一处阴凉欣赏这些人像水鸭子一般的快乐。有的时候也会大胆地脱掉鞋袜，小心地坐在石上，把脚伸到水里试试，偶尔还有不及一寸的小鱼群闪过脚边。

我总是挨到天黑了才回家，又巴不得天永远也别黑，回家的路程步步艰难，一边还要想着，等下该怎么撒个谎，才能掩盖在外多盘桓了两三个钟头的问题。

有一天，早上醒来，发现在床边有一堆撕得粉碎的纸，捡起来细瞧，可不得了，是从学校借来的《水浒传》的碎片。

前夜还在床上读着呢，今早却没来由地成了一堆碎纸，书是借来的，这可怎么是好？我猜只有姑妈会做这样的事，但是看她不声不响，我哪敢问？她是要我好看。

学校图书馆天天催我还书，后来催收的任务交给了班长，早上一到学校，班长看到我就说：“马国光《水浒传》！”像是在唱一首熟练的歌。穷则困，困则盗，我偷钱解决了这个问题。

以后越偷手越顺，已经可以偷到买得起书了。偷来的钱买的书，常常不带回家，逃学在外读完，然后扔到垃圾桶里。偷来的钱也可以买别的，但是很少买吃买喝，有一次买了一盒十六色的蜡笔，在路上便迫不及待地打开，眼前一排整整齐齐的各种颜色，看得我心花怒放。还有一次买了一根绿色透明的米达尺，举起尺来把天地都映照得水绿水绿的，让我一下子忘掉了我小小人生的一切痛苦。

偷来的钱买的东西，都不敢带回家，只好放在教室的书桌里，教室放学了会上锁，丢不了。

但是终于还是出了事。

有一天照旧晚晚地回家，纵使没有逃学。可是一回到家里，看见了桌子上的东西，吓得我汗毛竖立。那些都是我藏在教室书桌里的个人物品啊！我百口莫辩。

原来姑妈要大表妹去我们班上的教室搜搜我的桌子，她照她妈妈的吩咐，先是跟老师报告她是谁，要干什么，老师也没有阻止，于是就发现了这些东西带回家了。她最爱做让我挨打的事情，而姑妈从来没有想到如此的设计会多么伤害手足之情。

不会有别的结果，自然又是一顿毒打。

毕竟是小孩子，有的事情就是想不清楚，结果演变得无法收拾。

在一家文具店里，我忘记买的是什么，总之要用上剪刀，便借了女店主的剪刀用了一用。

在回家的路上，偶然摸到了书包，发现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把那一把剪刀给放进来了。

长大之后想想，这个问题，很简单地就可以处理好。我可以马上把这把剪刀送回去，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但是天已经黑了，这个时候不回家是不行的，然而要是这一把剪刀让姑妈给搜了出来，我就无法交代。她常常搜我的书包、我的口袋，在她面前我是一丝隐私权都没有的，我一时没了主张。

快到家门口了，怎么办？糊里糊涂地，我把剪刀丢到水沟里，在和平东路一八三巷，史学家劳幹教授的家门口旁边。

水沟虽然狭窄却很深，烂泥很厚。这样丢下去，干干净净没有痕迹，我想。一点都不错，平平安安地过了一两天。平安一两天也难得，挨打是家常便饭。我时时刻刻都在恐惧中，因为完全不能预知今天回家又有什么祸患。我活着，就是不断地出错，即使我也不知错在哪里。

但是女店主却找到了学校，我完全没有想到她会找到我。班导问起我，我只说明天会带来还给她，反正常常撒谎，总是先搪塞过去再说。

明天当然还是没有，我说忘了，再明天，再明天，这么一天天地拖着。但是要我从哪儿变出一把剪刀呢？我在绝望里，只有静静等待厄运降临。这两三天，吃不下，睡不好。

女店主催得很急，终于，班导通知了姑妈。

她没打我，只问我剪刀在哪儿？我说借给同学了，他马上就会还。什么时候还？明天。

我只会说明天，先推到明天再说，还不了《水浒传》也是这样，就跟班长一再地说明天。

那是秋冬之际，天黑得好早，我不敢回家，因为答应了今天一定会还剪刀的。不回家，那又能到哪儿去？我只能呆坐在教室里。

天，更暗了。

奇怪的是，有三个女生在后座叽叽呱呱说个不停，我也无心去听，只为眼前的难题而愁闷不已。

后来，三个女生终于也走了，只余下我一个人，我终究也要离开的，等一下就有校工来锁门。也许我该回家吧？否则就逃走吧？逃到哪儿去呢？还是回家吧。想来想去，回头看看这一间空荡荡黑糊糊的教室……居然有了一大发现。

在后面的课桌上，清清楚楚地放着一把剪刀！是那三个女生中的哪一个的剪刀吧？是啊，刚刚她们好像就在剪啊贴的。看来跟女店主的那一把差不多。我抓起剪刀飞快地跑到学校前面的文具店，得意地把剪刀给了她，立即回身而去。

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女店主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的班导，记得有“非原物”一词，其他的，大意是说，一把剪刀无所谓，但是养成小孩子的坏习惯就不好了。姑妈问起来，我只说同学把原来的那一把弄丢了，赔了这一把。这件事就这样结了案。

多年后，我看到一部瑞典导演英格玛柏格曼的电影《芬尼与亚历山大》，其中一段情节，表现的是一对兄妹被人追捕，眼看无路可逃，却钻到了一位教士的圣堂里，大胡子教士把他们藏在一个好大的箱子里，他自己就坐在箱子上，官兵带着武器进来，喝令他从箱子上下来，他只得从命。官兵就去开箱子，眼看两条小命不保了，这时教士紧闭双眼大喊一声，箱子打开，里面居然什么也没有！

六十年过去了，我不想跟谁辩论是非的问题，只想说，我一生没有加入任何派别的教会，也未参与任何性质宗教的聚会，曾经也遇到过若干堕入地狱般的痛苦，然而我真的相信，天，从未绝我。

学生没有到学校上课，老师不太会想到是逃学，那个时候也没有几家有电话，逃个一两天再去上学，船过水无痕。

然而眼看就要考中学了，这可是硬碰硬的事情。

班导陈祖屏老师做了个家庭访问，父亲亲自接待，那天姑妈也慈祥了许多，他们居然没有查对我日常的生活，原先我担心得要命的事情一概都没出现。很奇怪的是，陈老师向父亲建议我该自动留一级。

后来晓得，小学的义务教育，在家长没有同意之下，是不可以留级的。父亲一口答应了下来，姑妈还想留点余地，父亲只是挥挥手便打发了过去。

父亲似乎有计划地、平平静静地处理我的升学问题。要我跟他共用他的书房，起先我很害怕，只得硬着头皮服从，渐渐地，也蛮不错的，一个是父亲不常在家，我一人独享他的书房，不用再听大表妹呱啦呱啦的喊书，再则父亲回来的时候，也常常带些零嘴，只给我一人吃，那种偷偷摸摸的享受，很甜蜜。有一次家长会，父亲居然真的去参加，一袭长衫走进了北师附小，我当时不明白，为何老师单独在贵宾室里接待父亲？

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位名学者。

我的功课突飞猛进，试位卷很少在八十分以下，要是没到八十五分，就很不好意思，连算数都大有进步。同时父亲也把我带到了他专用的餐桌上吃饭，姐姐也比照办理。

那一年联考放榜之后，父亲买了好几个大西瓜，一个个轮流抱着亲自拜访几位老友，要是主人不在家，他会留下西瓜附带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国光考取附中初中，渝光考取一女中高中。”他特别高兴的应该是在写第一句的时候，因为姐姐初中读的也就是一女中，没有人怀疑过她会考不上。而我，其实只拿了比录取标准多出零点二的总分。

小学毕业之前，虽然功课很差，面临联考，却还是只肯读课外书。

老师们的画像

北师附小的老师，大多是福建人，一口咿咿哦哦，鼻音很重，也许跟校长王鸿年先生也是福建人有关。我学福建口音，依然可以成为友朋小聚的节目，肇因于此。

现在看看坐落于和平东路的北师附小，一点也不起眼，都市规划淹没掉了许多独一无二的特色。

这一所小学的左侧原来是条弯弯曲曲的小溪，一边是校墙，一边便是一棵棵临水的各种大树。溪水清澈见底，大扫除的时候，我们便把课桌椅扔到溪里清洗，兴奋非常。东北角有一个大坑，是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的炸弹炸出来的，后来就成了全校的垃圾场，再多的垃圾也没有恶臭，到差不多了便一把火烧掉，没听说会有什么污染问题。

校门口一进去，有一排红砖两层楼房，楼下右侧边间是劳作教室，男生用的，里面有些木工工具跟工作台。画《三叔公》的漫画家王小痴曾经担任过我们的劳作课程，他跟名漫画家牛哥是好朋友，牛哥曾到学校来看过他，小朋友自然对他钦佩万分。王老师随手就能画，跟小朋友说话时，一两分钟便画下这个小朋友的漫画画像。

拐弯处还有一间缝纫教室，是女生的劳作课专业教室。同一堂课男女生要分开来上，教缝纫的是一位戴着厚眼镜、近视得很厉害的女老师，看来就是个天生的裁缝。

楼上有自然科教室，专任的老师是陈炳杰先生，整天就在教室后面的专业工作室里，很少在校园其他的地方见到他。自然课是一桌六个学生，坐在圆凳子上，老师严禁我们把凳脚翘起来，说谁这样谁就是尖屁股。陈老师会带我们去六张犁采集植物作标本。听了陈老师的讲解，方知各种的野花野草原来都不简单。陈老师也会在专业的教室里做实验给我们看，比如说氢分子与氧分子结合了如何变成水，又让我们可以从玻璃管里看得到白白的二氧化碳。有一阵他还在自然科教室外面经营了一个小小动物园，都是小朋友捐的动物，无非乌龟青蛙松鼠猕猴穿山甲小白兔之类。在那个年代，青田街的大树上都会出现野猴，这样的动物园不久之后也就无疾而终。二楼边上还有音乐教室，史惟亮老师教过我们音乐，他的脾气非常好，跟之前的官有谋老师的坏脾气完全不同。以后我读附中，方知校歌是史老师的创作，又在纪刚的《滚滚辽河》中，读到了史惟亮老师在东北抗日的事迹，之后我们又在“国立艺专”同事，真的是人生如梦。

音乐教室旁边是美术教室，里面有许多的石膏模型、蜡果、画架、画册，等等。名雕塑家李再钤、名画家何肇衢，都教过我们美术。我跟李老师在小学时便有来往，中午常常去找他，他总是很有耐性地听着我们的童言童语。何肇衢老师一生无论搬了几次家，都住在听得到北师附小上下课钟声的地方。九二一大地震之后的那天早上，他早早地就去看那些楼房怎么样了，因为有的是他当总务主任的时候建的。到发现依然完好无事，便放心地回家，但这已经是在他退休的二十多年之后了，他跟我说起此事，我想到的就是他一定非常细心而廉洁。去年他在新竹开画展，我跟当年教我们自然科的另一位连炳南老师，约在附小见面，开车带着连老师一起去看何老师的画展。

连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有一回月考，我看着试题，什么都答不出来，又不好马上交卷，抬头一看，监考的连老师望着窗外发呆，我就顺手把连老师画在试卷上，还配了背景。也许是把他画得不太好，反正连老师生气了，给了我个零分，后座的女生刘蕙如，第二天就带了个咸鸭蛋给我吃。五十年后，又跟连老师一起看他当年的同事兼老友何老师的画展，一边回想儿时种种，一边享受着这样的人生奇缘。

后来担任过“教育部”次长跟大学校长的陈梅生老师教过我们算数，他是这一所小学少有的江浙口音，陈老师的太太也是同校的老师，却也说得一口福州腔国语。陈老师特别有小孩缘，一上台就说说笑笑，全场气氛被他炒得火热。

在陈老师担任教务主任的时候，有一次升完旗他上台讲话，特别嘱咐我们，以后做作文千万不可以再把“我的志愿”写成“反攻大陆”，“反攻大陆等你们还了得？”不知道他记不记得此事？陈老师一生都在教育界服务，是很有成就的教育家，我手边还有他的访谈录专辑。

有一位吴越老师，矮矮的，有一对双胞胎的儿子。他教我们数学，兼总务主任，校庆之前，要求每一位小朋友带一枝榕树小枝叶来，就扔在校门口，后来门口就用这些枝叶扎起了漂亮的牌坊。吴老师在校庆之后的那一次升旗典礼上，向所有的小朋友致谢，讲完了，他先退一步，肚子挺挺地立正，然后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还有金开鑫老师，后来的戏剧学者，也担任过国民党考纪会主委，他是个很不爱出风头的人。我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做学员时，金老师是当时的教务长，党主席李登辉或是秘书长李焕等等来了，他总是安安静静地跟在最后面，照相时也站在最旁边。一次私下聊天的时候他随口说，那些照片他一张也没有留，我很想跟他讲我也没有留，虽然已上山“革命”了好几次。

有的老师已记不得他们的姓名，比如那位告诉我们海南岛如何失守的体育老师。

海南岛失守的时候，我正在读小三。记得那一天天朗气清，我们的体育老师却要我们回到教室，大家也不知道要干嘛。小孩子，老师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老师不声不响，只管在黑板上先画了道弯弯曲曲的线条，中间一部分凸了出来，老师说，这是广东海岸，这是雷州半岛。在雷州半岛下，他画下了海南岛。

依据黑板上的地图，老师细细地跟我们讲了海南失守的经过，“国军”怎么固守，“匪军”怎么包抄，“国军”怎么撤退，“匪军”预先埋伏的游击队又是如何地配合里外夹击。下面的小孩子个个听得神经紧绷，鸦雀无声。在此之前，我们当然是相信海南岛是我们的，是跟台湾同属反攻大陆的跳板，永远不会失守，就像后来对于反攻大陆坚定的信念一样。

数年之后，上了中学，从旧书摊上得到了一本薄薄的书，名为《历史的漏洞》，详述海南岛失守的经过，重新温习了小时听到的烟硝弹雨中的故事。我又想起了那一位怀抱着家国之思的体育老师。

又过了许多年，看了屏风表演班演出李国修的《西出阳关》，以海南岛失守前后为背景，我又变回了那个孩子，为此，在台北看了两遍，又自己开车到竹北再看一次，回回看得流泪，哭得好爽。

很难想象那个年代一个小学体育教师，可以随手画下战事的地图，以沉痛的语调诉说着动人的史实。

那位体育老师运动也很棒，运动会老师部分的比赛，他个人拿的冠军也不少。

那个时代，当老师的，个个都写得一手漂亮的板书。有的老师上课，二话不说，拿起粉笔就写板书，写到了后面，就把前面写的擦掉再写新的，我们小朋友就只得拚命地抄，一边又为字写得不好看而懊恼。

我们的地理课本从头到尾都在讲一班小朋友旅游全国，有大华、小明等人，一下子走丢了谁，一下子又为何事耽搁，却每每在这样的关头学到了地理常识。问题只在于书太薄，一下子就读完了，要是厚些的话，至少对于我的吸引力会大得多。

记得一位地理科的女老师，同时也在师范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师大读书。她不仅写得一手好板书，写的时候一只小拇指翘得高高的，粉笔轻轻柔柔地划过黑板，就出现了一行行漂漂亮亮的文字。讲地理，她随手用彩色粉笔画下地图，河流、港湾、公路、铁路、城市、山脉与湖泊，等等，分毫不差，真是厉害。

陈祖屏老师是我在留级之前的班导，办公的桌子就在教室后面。下课了，常常一个人望着窗外发愣，很有心事的样子。有一次两位小朋友为谁欠谁一毛钱而来告老师，陈老师从口袋里掏出一毛钱，啪的一声重重地放在桌上，解决了问题，陈老师继续发愣。

他到底教了我们什么，我一点都记不住了，却忘不了他有一次说：“要是有人说你很忠厚，你就要记得你其实是个傻瓜。”这大概是他某次发愣的觉悟。

我想当时没有几个小孩子听得懂，但是却忘不了这么奇怪的理论。我在陈老师的班上一点表现都没有，然而有一次作文得了个甲等。那篇文章的题目是“我的小史”，我照实写了些，便得到了比较高的评价，老师在说明之余，还不忘附带一再强调内容不错，我都听得出其他不怎么样的意思。但是，这却是我刻意在文字这一方面力求表现的开始。陈老师不知道，他的这几句话，让一个在学校中败绩连连的小孩，决定了他一生的方向。

那个年头很难得见到谁家有汽车，能有一部三轮车，如果是政府里的公务员，就已经是司长级的了。少数同学坐着家里的私家三轮车上学，好像也没有人会特别地羡慕，你坐你的，我走我的，小孩子走上三五个公车站，平平常常。有一位女老师，年纪比一般的老师要大些，胖胖的。住在温州街那边，她也是走路去学校，学生常常会遇到她。她虽然走着出门，到学校的时候却是从三轮车下来的。她一路走一路看，只要看到有学生坐着家里的三轮车，马上挡下挤了上去，一边跟车夫说我是北师附小的老师我是北师附小的老师，好像也不会有哪个小朋友或是车夫不让她挤的。她的先生姓吴，上海人，教过我们，也兼管过福利社，我想他可能怕太太。我们也有过这样的老师。

我留级后的班导是方启明老师，长得一表人才，非常认真，常戴着一副墨镜。后来方知，方老师是白色恐怖时期四六惨案的受害人。他在黑暗的牢房里待的时间太长，眼睛受了永久性的伤害。

有一次，方老师让我看一张他跟他的朋友们的合照，许多人站成一排，黑白的，在那一张照片上，我只认得方老师一个人，却忘不了照片背后的一行毛笔字：“同是天涯沦落人”。当时还不太懂这句话的含意，却记在心里。渐渐长大，愈发地为这一位仅仅得年四十九的老师心酸。

方老师的班级，同学之间的感情很好，我们毕业至今五十多年，在台北的同学还是常常聚会，这样的情感，不得不说是方老师之赐。那个时候许多班的男生不跟女生说话，要不就是男生常常欺负女生，这些都是方老师不允许的，他告诉我们，那样子“不文明”，要我们别当野蛮人。他写得一手好字，书法课，他可以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颜、柳的字体，让我们照着练。有一次我当值日生，体育课大家都去操场上课了，他在教室后面批作业之后，把我叫到身边，关怀备至地问了些问题，让我把许多的委屈一下子奔泻而出，大哭不已，方老师也不断地拭泪。

我在小学、中学，都是编壁报的高手，能写能画，都是方老师启蒙培养的。常常一个人把整幅壁报编出来，得没得奖无所谓，我要的是不用上课的公假。

方老师在说话课中会讲一个一年到头连续不绝的故事，同学都听得津津有味，但我倒觉得不怎么样，下一次聚会时我要问问，当时你们听得那么带劲，是不是装的？

有一次，发作文本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都有了，只差我的，我正在狐疑不已的时候，方老师不慌不忙地拿出我的作文本，要我亲自读给大家听。那时正当我刚读完老舍的幽默文集之后，我也仿老舍来上了一篇题为“大倒楣”的作文，描写一天里没有一件事情顺利的搞笑故事，全班都笑得前仰后合。这就是我成为壁报老编的开端。

方老师英年早逝，得寿不及半百。他过世时，我们也都是青年了，我们这一班好几位小学的同学，为他办妥了葬礼。我们聚会时总是会提到方老师，包括挨他打的故事也都有了趣味，他是我们永远的班导。

学校常常有外国人来参观，看来北师附小应该是某种样板。在我们刚毕业时，校长换成了陈诚的亲戚谭达士，事出仓促，学长张法鹤骑着脚踏车四处通知校友，非常热心地为王鸿年校长举行了惜别会。为什么忽然校长要换人？在那个年代，这样无厘头的事是很平常的。谭达士之后的北师附小，我就不知道了。

铁铸的命运

许多人的一生都是在迎战，有一阵子，政府都在鼓励战斗的人生，有一次《蓝与黑》的作者王蓝来我就读的建中演说，他讲的就是“战斗的人生”。蒋经国开办了“暑期战斗营”，让大中学校的学生去体会战斗的滋味。虽然根本没有打仗，却可以年年选出“战斗英雄”，直到现在我还不懂。人生无处不战斗，好像全台湾都在摩拳擦掌，随时都可以展开战斗，真的要反攻了吗？偶尔也会猜想。

只有我，过得无精打采，一点战斗精神都没有。

我不爱读教科书，尤其不爱读课文之后的许多也要背下来的注解跟练习。我无法接受历史课本里远远不如历史小说精彩的内容。我记不住长江有多长，黄河改道有几次，什么地方产煤又有铁。我从来就没有见过的某些金属，比如“锰”、“钴”、“锑”是啥玩意儿？却要知道什么地方一年可以挖出多少吨。我看不出模范生除了非常乖之外，还有什么优点？家长老师都说要跟比自己好的朋友来往，很奇怪，我不明白要是比我们好的小朋友也相信这一句话，谁还能跟谁做朋友？我愿意做个孝顺的孩子，但是要用功读书才算是孝顺，我就只好不孝到底。我也很同意“‘共匪’是万恶的”，但是他们在好远的地方，想要“报国”也无路可去。“蒋总统”说要反攻大陆，那么可不可以大家都不用上学了？就像从前打倒军阀的时候一样？我甚至于希望“共匪”的炸弹把我们的学校炸掉算了，这样我的成绩记录就不再会暴露出来了。我读《水浒传》，读到他们的郁闷，很有同感，很想也像其中的好汉们一样，闯出一片新天地，然而何处是“江湖”？我找不到。《西游记》里齐天大圣的本事我一点儿也没有，反倒像是个无人保护无人照管的唐三藏，遇到了无数的妖魔。为什么我爱读的书都不是好书？读不下的偏偏都非常要紧？

种种疑惑，一个答案都没有，生命漆黑一片。

所有的快乐只剩下想象，成天只知道胡思乱想，读书做功课时，总是不知不觉眼望窗外，神驰云天。

我们家隔壁是在电力公司服务的徐正方先生，徐伯母生了四个儿女，姐姐名叫徐亚蒙，下面的几个，我只记得小名，妹妹唤作米糕，然后是大弟跟阿狗。他们也很顽皮，个个都爱玩。我家后院有一个小小的游泳池，但是长年就让这一座游泳池干着，当然是怕太费水。有一天徐伯伯专诚来我们家拜访父亲，问可否让他们家的孩子来玩玩水，水管由他们家接过来。

父亲没有答应，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石门水库，夏天常常缺水，父亲说有的人连喝的水都成问题，不好意思把这里的游泳池灌满。

我想父亲有道理，但是让我感受得更深刻的是，徐伯伯那么爱他的孩子。原来在这个世界上也有那么爱孩子的父亲，怪不得他家的几个兄弟姐妹总是笑口常开。

徐家后来请了一位说书先生，每天晚上到他们家的后院说书，都是武侠小说。同时请了许多亲朋好友来听书，说书人就是有名的孙玉鑫先生。他说的时候，慢慢吞吞地讲话，却非常动人，随着他手边的折扇指处，好像许多武功高强的侠客就在眼前的树影跟屋顶间飞蹿。我开始幻想我也有如此高强的武功，大人如果要打我，我只要施展轻功，一顿脚人就不见了，他们能奈我何？

我们家斜对面姓黄，做的应该是大生意。青田街的每一栋房屋都有一两百坪，他们家却又买下了后面五巷的院落，两家并作一家，其大可想而知。但是家中常常不见人影，只有一个年纪比我小两三岁的男孩，有个日本发音的名字，唤作“偷米”。那么大的家院，常常只有偷米跟一位男工。

我们很玩得来，就在他们家的院子里，种植了许多的奇花异卉，又有喷泉跟锦鲤，地面上铺了翠绿的、细细厚厚又软软的韩国草坪，草里埋着洒水喷头。我到偷米家，便可以跟他整整地玩上一天。有的时候偷米也来我们家玩。我们玩得上了房顶，有一次偷米一不小心，踩破了石棉瓦的屋顶掉了下来，还好只是跌在煤炭的竹篓子上，没事。但是姑丈却要我去索赔屋瓦，现在想想，人家的小孩子在我们家的屋顶跌了下来，没有受伤，已是万幸，怎么还要人家赔偿？那个时候我大概十岁左右，却已经觉得说不出口。在一个黄昏，当着偷米的面，我被姑丈打出家门。

也许应该说是逃，我逃出了家门。因为很晚很晚也许到了半夜才回家，晚饭当然没吃，少吃一顿饭，跟挨打这样的事情比起来，太微不足道了。

有一次外面下着雨，我被姑妈打得受不了逃了出来，却也只能在家门口站着哭，夏天，连背心都没有穿上一件，赤裸着上身，哭着，在雨中。好几个过路人问我小朋友你怎么了？我哪说得清楚？只顾哭哭哭的，一个个陌生人也只得摇摇头离开了。

就那么样地挨着，挨过了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就渡过了劫难。

记得曾经有整整两天，我什么也没吃，只敢在外东逛西逛，不敢回家，怕见到会打我的姑妈。以后读书，读到有人饿得两腿发软，我真的体会得出，因为我曾经饿得真的两腿发软，随时在马路边就想躺下来。

常常撒谎，然后又要用另一个谎去圆先前的谎，一个套着一个的谎，渐而渐之，变成了好庞大的一个虚拟世界。比如说我家有了祖父祖母，又有了外公外婆，因为＇文＇老师问我＇人＇为什么＇书＇昨天前天＇屋＇都没有来上学，我只好创造出几个长辈让他们死掉，就合理地有了丧事，于是当然不能上学了。我还得找块黑布作黑纱，快到学校的时候戴上，跟真的一样。一共四个从活到死的长辈很好用，加上他们病了要我去看他们，可以逃学好多次。

其实真正生病的是我，身上有了伤口，哪管是小小的钉子扎破了个小洞，也会肿得好大，滚出许多脓水，便是好了，伤痕也久久不退。我的大腿上，屁股上，甚至脸上，红紫青黑的印子新旧交替、此起彼落。“马国光你又挨打啦？”同学这样问，我听来都像是讽刺调侃。我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小孩子也要尊严的，我们家的大人似乎想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