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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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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我们的点心我都记得。”她说。
原来父母亲很穷，那个时候大家都穷。他们就以茶会作为结婚典礼，证婚人是谁？李泽渝当时只有十二岁，不会知道，而父亲辞世已经三十年了，母亲已经百岁，问的话也不一定能够得到答案。茶会的点心，只要参加的人都不会忘记，简单得很，花生瓜子糖果而已。那样节俭的婚姻在当时可能也很平常。杨家骆教授伉俪的婚礼，就是在北温泉公园的一处草坪上完成的，想来他们也应该是茶会，招待客人的点心当然也差不多。
说到此处，便要简单带几笔说到曾主持北碚乡村建设的卢作孚，因他就是兼善中学的创办人。
两岸阻隔了四十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敌对的，许多我们该知道的事，却都不知，而且，老人家不是忙于衣食，便是慑于专制，很少谈到过去，应该也有太多的不堪回首吧？
毛泽东曾经说过，在中国现代有四位实业家，对国家有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一位是重工业的张之洞，一位是纺织工业的张謇，一位是化学工业的范旭东，还有一位便是运输业的卢作孚。
卢作孚连小学都没上过，但他的事业却经营得非常大，在一九四九年的时候，他拒绝了国民政府邀他担任台湾“交通部长”的要求，从香港把自己企业中的十八艘轮船开往大陆。抗战期间，他的民生公司的货轮客轮有一百多艘日夜行驶在长江江面上。他的事业兼及矿业、铁路、纺织、新闻事业、食品业、水利工程、医院、学校、博物馆、科学院、图书馆、体育场，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温泉公园，附有全方位的健康、体育、游乐设备。今天的北碚城区几乎是他一人之力兴建规划完成，烽火漫天之际，大家称此地为“仅有的世外桃源”。
然而他自奉极简，公司股利从未进入私人口袋，全家只花用自己的一份薪资。有一次，他生了病，家人想让他吃一只鸡来补补，居然买都买不起。他早岁参加同盟会，而其公司又以“民生”为名，所办的学校取名“兼善”，附有农场、公寓、石灰厂。他又主张计划经济，那么应该是“国父”的忠实信徒。但是在五○年代反右的时候，遭到批判，他的轮船一再地被人破坏沉于江底，在极度困难、无法维持之际，又被他最信任的人陷害，更因他的副总经理有意隐瞒政府已经打算纾困的消息，在绝望中，他竟以自杀身死。
四川、重庆的朋友跟我说，困难打不倒卢作孚，他是对于人性失去信心而死的，得年仅仅五十八岁。身后没有一文钱留给子女，遗言只交代妻子以后要依靠子女生活。林语堂曾经公开建议请他担任行政院长，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称赞他是完人，而国民党老“蒋总统”身边最重要的智囊张群先生的说法可以概括他的一生：
“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学者，一个不追求享受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他应该是共产党最高理想的象征，却死于斗争里，但今天的中共已经给予极高的评价，并且成立了专门研究其思想事业的常设机构，全四川都以他为荣，但是已经六十年过去了。
二○○七年，我到北碚，看到了当年我的出生地。更早的时候是个盗匪出没之地，却因为卢作孚的理想主义，而建设成为一个井然有序、花园一般的城市，我很为自己的出生地而自豪。父亲的婚礼在他办的中学礼堂举行，而他与父亲是好友，由他出面为父母亲安排了婚礼。我更庆幸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长辈，虽然如今我已年近古稀，依然私下愿以他为最高的榜样。
我的身份证上写着我的出生地是北碚“设治局”，到了当地，承蒙李院士见告，应为“设制局”，制造国家要使用的器材的所在。北碚有个三花市，今天也没了。当年三花市有一家公家单位的医院，里面有一位德国大夫，常常为中大的员工看诊，我，据李泽椿院士说，应该就是他接生的，可惜不知这位德国大夫的姓名。
母亲一开始就不想生下这个男孩，在八八年之前，她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居然重逢。她一开始没有记下我的生日，该是生我的那一天便很不痛快。父亲当时远在天边，母亲生下我没有几个月，她就打算撂下姐姐跟我了。母亲离开我的时候，我还不满周岁。
我一生用不着算命，因为没有八字可言。据相关文件记载，我的父母不和是在一九四一年，那么，我身份证上的年纪就比我实际年纪要小一岁了。后来问母亲，她约莫想起“应该是太平洋战争发生的那一年”，珍珠港事变为一九四一年，果真如此，我就真的要再加一岁。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更没干过什么大事，大一岁小一岁很不打紧。没有八字，少了许多无谓的烦恼。
为什么最早的记忆中没有姐姐？此事一直到了前几年去美国，会合了姐姐，从已经八十二岁的李本明姐姐处得知一点梗概。
原来父母是有过谈判的，在一个餐馆里。
母亲表示两个孩子她都不要带，父亲只好接受，但是，那个时候姐姐一直哭，父亲就说，你一直哭，舍不得妈妈，那你就跟妈妈好了。就这样，父亲只是把我给带了回家。
我在父亲家里待了多久？不得而知，齐邦媛姐姐亲眼见到过父亲抱着我写论文，想起此事，我依然心酸，因为父亲是个学术狂，当年，带着流亡并且也会打仗的学生到了湖南，遇上土匪，学生与土匪你来我往地枪战，烟硝弹雨中，他居然还在从从容容地打字写论文。这样的学者，被逼迫到要给娃娃喂奶换尿布，真是情何以堪。难怪他一生都羡慕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先生有那么好的一个太太。
那个一直哭的小女娃娃，我的姐姐，后来又去了哪儿？据她说，她记忆里就是在育幼院里，过着有纪律的生活。姐姐一生都能守纪律，小学中学大学从未迟到早退，从来没有考试不及格，由一女中而台大，一路顺利，毕业之前还当班长，无非就是特别地能够承受压力之故。她的任何一封手写的信，从第一字到最后一个字，稳稳的从不松弛，也许就是在幼年就养成的习惯。至于是否真的在什么育幼院，后来特地邀了姐姐一起去北京看看母亲，对于过去，母亲一个字也没说，我就特地安排，让姐姐在某一天可以与母亲单独相处，找了一家大饭店，让她们一起住一夜，但母亲依然什么也没提，姐姐从此也不问了。
在北碚生活的稚年中，与杨家骆教授府上有一段渊源。
母亲出走，有时由杨府照应着我，杨家骆夫人在那一年怀了头胎，就是杨思永，太夫人开心得很，说是我把他们家的长孙给接来了！我自然在杨府也受到了宠爱。杨府有一阵子住在北温泉公园里缙云寺的右厢房，母亲上山下山必然经过他们家，来往自是频繁。缙云寺方丈为当时三大名僧之一的太虚法师住持，我的记忆中没有跟什么老和尚来往，然而遇见他的机会总是有的。我的老友王士弘教授，当年已经是中大的学生，他曾经一个人到缙云寺玩耍，口渴难耐，居然把供佛的茶水一杯杯喝个精光，小和尚见到直呼不可，年轻的王士弘赶紧跑，却迷了方向，跑到了太虚法师的小院子里，惊动了老和尚。老和尚十分慈祥，只说让他喝吧，还命追赶他的小沙弥好好带他出山门。
与罗裕昌、齐邦媛在罗府，距离我们家只有步行十几分钟的路程，时间约为三十年前。
也许他常常游山观庙之际，幼小的我曾经与他相遇，只是当时彼此不识而已。
就在杨家骆伉俪结婚的草坪下方，有一竹屋，此处就是郭沫若当年居停的处所。旁边有一座小小的宫廷式红屋，李院士曾经在里面上小学，冯玉祥莅临，还发动了他们这些小学生，沿途挥舞旗帜，壮其声威。
合川
父亲与郭沫若倒有一段故事可说。
父亲人高马大，是典型北方汉子的体型，郭则精瘦矮小，但是两人的酒量都不错。有一日，大家撺掇他们两人比比看，到底是谁的酒量大？于是一杯一杯地干，后来也不知道喝了多少，郭沫若怎么样就是领先一杯。既然总是郭领先，父亲就服输停杯了。停杯了还是不太服气，父亲就说，你会喝酒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小个子，要是比吃饭，你就不行了。吃饭应该是父亲的专长之一，他主张无论做什么事，要“先当饭桶”，一个人连吃饭都不行，遑论其余。然而如今我看，当时的大后方大家很穷，比吃肉是比不起的。
郭沫若也真的喝多了，居然也肯比饭。这一趟便很明白地颠倒了过来，无论吃几碗饭，父亲总是领先一碗。大约吃到了第七第八碗，郭先生服输。这么样可以说双方打了个平手。
此时不知道是谁的提议，比比爬山怎么样？
当时已经半夜，这些饱学之士还真的有点无聊，就真的要比赛爬山。
在北碚附近，有一座钓鱼城，此城非同小可，拔江而起有数十丈高，上面顾名思义，为一块很大的岩石台地，南宋时窝阔台便打到了对面的合川，眼看就要渡江而来。但是当时的南宋已经有火药可用，早早就在钓鱼城上建筑了许多的炮台，大炮可以做两百多度的旋转，今天也还有当年制作火药兵工场的遗迹。蒙古兵在对面的合川正要大举渡过嘉陵江，不料宋军发了几枚大炮，飞越江面，直捣合川蒙军营地，蒙古兵没遇见过火药，吓了一大跳，便再也没有渡江而来。没多久窝阔台去世，有一说就是被这几发大炮吓死的，这一点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证据。但是蒙古兵没有渡江却是事实。
设想当年要是南宋没有发几炮到对岸，历史势必要改写，有人说，顺势而下，那么南洋必然也落入元人手中。
父亲与郭沫若便打赌看谁能从江面往钓鱼城爬，先到上面台地的获胜，地质学家哪个不能上山下海？真要爬，输赢可想而知。但是否那一夜真的爬了山？我已求证无门。
在钓鱼城，我跟同游的李院士、杨家弟妹等说着这一段故事，并且提到他们一伙人都是从江面爬石阶而上的，要费一点力气。导游却没有听说过江面可以直接拾级而上的石阶，那我说的故事靠不住了？没想到讲着讲着，正好到了一处高高的临流石台，乱葛野树间可以辨认得出有往下陡峭的青石台阶，问了问当地的人，他们说此处的台阶已经多年不用了，几十年前直通渡口，可以到对岸。我想没有问题，郭马二老正在此时，联手显灵，让我发现他们当年夜半比赛登山之处，妙哉！妙哉！
重庆
一直到近年，我常常做同一个梦，几十年来不得其解，二○○七年到了北温泉公园，方才恍然大悟。
我总是梦见大水灾，从一处山坡往下望，黄黄荡荡一片汪洋，下面有一座篮球场，水淹到了球板，水面上只看到许多的屋顶，桌椅杂物漂流水上，载浮载沉。就是这么样的景致，一再地在梦中出现。
六十多年之后，我们到了重庆，就在数日之前，居然连日大雨。江水滔滔黄泥滚滚，许多岸边的树木也都淹到了水里，林脚大多淹在水下，此为三四十年来之仅见。顺着金刚坡，绿荫遮盖不见天日，透着树影往下瞧，也只见一角一角的黄泥江水，急流中盘旋回转不已。长江大桥桥面，离水只有几尺，近处虽然不见淹在水中的篮球架子，但是逼在脚下的江面却十分眼熟。
六十几年前，应该也是发了大水，吓到了这个小孩，噩梦几十年不退。说也奇怪，从那次以后，就再也没有梦到过发大水了。
2006年，又见到与儿时所见一样暴涨的嘉陵江
重庆江津所见长江上游对岸速写
四十一年前，我与内人闪电结婚，热闹了一阵，当时证婚人就是杨家骆教授。他在讲台上说了一段我小时候的故事，同样跟江水有关。
我从合川让李家的人送到杨府去玩，乐不思蜀，但是总要回去的，心里有点不痛快，但又想不清楚怎么回事，就一个人坐在大雄宝殿前的台阶上，望着嘉陵江水，轻轻地叹了口气——这是杨家骆教授的说法。
叹这一口气却让杨教授听到了，很是心疼，便把我抱了起来说道，不想走就别走，留在我们家吧，留在我们家吧！
当然后来还是回到李家，然而也证实我不一定是真的没有人要的孤儿，只是父母亲对我的兴趣不大而已。
母亲不要我，父亲也没有兴趣要带孩子，这一件事便传开了去，当时有一位名学者，也是父亲的好友，说了一句听来负气、却很重要的话：
“马国光没有人要，我们要！”
这一句话决定了我一生，否则又是一番人生。
这位先生名为李捷，也是一位地质学家。有名的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掘工作，最初就是由他主持的。曾经担任过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的李本京，就是他的小公子，本京兄原名学涛，我呼之为涛哥哥，至今不变。
李教授是河北人，字月三，出身于贫穷家庭，是个遗腹子，因为善读书，悟性高，当时家里的环境困难，无法供应他的哥哥跟他两人同时读书，母亲便决定只让他一个人读书。为了感念母亲与兄长相让，他一生不分家。在抗战期间，一家十余口到处颠沛流离，却从不分散。他是“中国制造”最早的二十二位地质学家之一，跟从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在北平地质调查局学习地质学，是当时国家急需的专门人才。这一批学生在三年期满毕业之后，接受国内国外专家的评鉴，得到的评语是：
“此次毕业生之成绩极佳，其程度甚高，实与欧美各大学三年毕业无异，为中国科学发出第一道的光彩。”
周口店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山洞
在一九二○年代，他参与了由章鸿钊、翁文灏、丁文江绘制中国地质图的工作，当时把全中国分为六十幅图，他参与了其中三幅的测绘。其余的地质图由于局势动乱不已，大部分并未完成，而这三幅图就成了开山之作。一九二七年，他主持周口店的开挖工作，虽然他不是直接挖出北京猿人头盖骨的人，同为地质学家的贾兰坡却对他与瑞典学者布林予以肯定，他说：
“公平地说，李捷先生是立了头功的。”
抗战期间，为了调查地质，他带领了许多专家团队，足迹踏遍了大部分的中国领土，胜利之后，担任河北省建设厅长。但是一生辛苦，中共建国，一家子被海峡分隔。他与长女李本昭留在北京；续弦夫人则与前妻之子李本鹏，己之所出女儿李本明、小儿李本京来台。到一九七五年，女儿李本明从美国去探望他，他在“文革”中被下放到宁夏青铜峡五七干校，银川之会，已经是分离的二十八年之后了，两年之后病逝银川。乱世人家，花果飘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故事而已。
李夫人自己生的三个儿女，本昭、本明、本京，本昭仓促中没有来得及带到台湾，本明在台大完成了她的大学医学教育阶段，在美国拿到医学博士学位，从事医学教育直到退休。本京原先是政大外交系毕业，同样也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李夫人去世时，本京还在上中学，都是自力自学而有所成。前妻所生李本鹏是台大植物病虫害的教授，已经过世，享年八十余岁。本鹏兄喜欢说笑逗乐，娶田家大姐为妻，是小孩子心目中的开心果。田家田曦伯伯曾是“老总统”的机师，空军将领，也是父亲的好友，活到九十多岁，就在例行看诊时倒在医生怀中安然去世。我忘不了田伯伯探视在病床上的父亲时，直唤着父亲的号：“雪峰！雪峰！你怎么这样了？我来看你了！”哽咽中老泪纵横，语不成句。这就是那一代患难中的情义。
大陆的“文革”对李捷先生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原先他的地质、水利专长都没有用到，被轰出了北京的住家，发配到宁夏青铜峡去养猪，那个时候他已经七十六岁了。他八十三岁在银川病逝，余生中一直没有能够回到他热爱的北京老家。
李捷先生具有侠骨柔肠的性格，他在听说朋友的小孩没有人要，就不假思索地说出“马国光没人要我们要！”反正他们家人多，多一个娃娃也无所谓，就当是自己多个小儿子吧。
才回家就吩咐了夫人，快快把小娃娃带回家。李伯母就赶忙从合江乘船到北碚把我接了去。在船上，我不住地哭，其他的船客便问道你的小孩子怎么了？李伯母回答说，是我的小孩子，能哭成这样吗？
李捷先生撂下这一句话没有几天，又出发远地探勘地质了。我在李家一直受到夫人极为周到细心的呵护。起初本明姐姐还在读重庆国立第二中学高中部，要住校的。一到周末假日，就带着许多同学回合川家里玩，特别是离乡背井的一些同学，而我则是他们最喜欢逗弄的小娃娃。○七年我回四川，方知他们都以四川人的说法，唤我为“小弟娃儿”，以前我总以为我是“小帝娃儿”。对于夫人李伯母我印象深刻，感觉就与母亲一模一样，而涛哥哥只比我大了四五岁，一下子来了个小娃娃，让他觉得该得的宠爱少了几分，对我不怎么友善，常有小动作，让爱哭的我哭得更凶，他也常常因此挨骂，这部分我也忘不掉。除了李伯母，与我相处得最为密切的就是李本明姐姐，我见她总是笑眯眯的，一直到台湾还是如此。但是李伯伯予我的印象就不太清楚了。后来知道我小时也能唱一点京戏，就是因为李府有时会带着我去看戏，李伯伯也会哼上一两段的缘故。
他的长子李本中，在一次江轮途中，见到了船上有军人欺负平民，就上前为他们打抱不平，没想到那个兵痞子一枪就把他打到了江心里，从此再也没有人见到他。当时他已经考取留美，就等着要去美国留学深造了。同学把噩耗告知了李伯母，李伯母只好尽量地隐瞒，直到再也瞒不住了，才委婉地跟李捷先生说。为人父的李捷一听到这个消息，当场就撞向桌角，血流如注。这是他北方血性汉子的一面。
然而“文革”他被下放到宁夏时，他的孙女芸芸不辞路远地去看望他。这位优秀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当过河北省建设厅长，在此只让他负责养几头猪，就带着孙女去看他养的猪，孙女见到他在喂猪的时候，先把大猪赶到一边，让小猪吃个饱，然后才让大猪享用饲料。一个人对动物都能如此细心怜爱，我何其幸运，得到了他跟他们府上照应了我的稚年。
二○○六年，是周口店遗址发掘八十周年，周口店遗址博物馆举行李捷生平事迹展览，同时也是李捷先生铜像的揭幕典礼，他的海内外家人从各地回到北京参加了这一项仪式，我也接到了李本京转知的邀请，可惜六月期间还没有放暑假，学期末要找人代课很不方便。结果据我所知，家人只缺我一个。直到○七年才有机会赴北京，专程去了一趟周口店，不仅向李捷先生的铜像行了礼，也向丁文江先生的遗照行礼。
第四章 嘉陵江到淡水河
引子
又见曾经日夕亲近的老树。幼年当小和尚时，常常盘桓其下。
小肉票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六日，美国在广岛上空扔下第一颗原子弹，八月九日，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八月十四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的八年抗战取得胜利，举国狂欢。
情绪稍定，就准备打包回家乡的人不计其数，重庆的中央政府也忙着复员。我在李府，从大约半岁的娃娃到现在，已经是过了四五个春秋的小男孩了。一切正常的话，我理应顶着马姓，当李家的人，一直成长下去。李伯母来台的时候带着她的孩子李本明与李本京，要是我在复员时跟着他们李家到底，看来这是毫无问题的原定计划。我后来应当在北京，李捷先生担任河北省建设厅长，我当然也会跟着过几天好日子。李伯母来台时，应当也可能把我带在身边。但是如果我跟她的另一位大女儿李本昭一样暂留大陆，以为不久就可以团圆，也许就此成了红色中国的小国民了。
无常的命运却把这个小孩推到另一个方向。
整个大后方的公民营机构都赶着复员，中研院在次年也照着计划打包复员，要回到南京去。那个时候，重庆码头上的江面，满满的都是各种新旧大小的船只，岸上人山人海，家家都带着臃肿的行李，无头无绪地找船。没票的想要买到票，有票的却也想要能够上得了船。江面上，上下浮沉栉比鳞次的船只，挤得快连水都看不见了。
李捷先生在中研院工作，他们府上自然也要跟着返回南京，但是一大家子都要上船也不容易，只好分批走。便是分批也不容易，谁也不知道下一班船什么时候才到。这个时候，中研院在重庆找到了一个院子，作为临时招待所，员工就暂时住在里面，那就不必在大马路上吃饭过夜了。只等船一到，马上就可以离开。
这一等也不知道等了多少天，所有的烦恼自有大人承担，我这个小男孩依然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地玩耍。
若干日子过去了，这个时候，有一位女士也到了这院子里转来转去地逡巡，终于找到了她要找的一家人，就是李家。当时的计划是，在这几天先由李伯母到南京安顿张罗妥当，然后家里的其他人再陆续回去。同在这个临时招待所的院子里等船的，除了李伯母，她的二女儿李本明、小儿子李本京，另外是李府的一位保姆。李本明那个时候刚刚从重庆第二中学高中毕业，正准备到复员在南京的中大医学院入学。李伯母的小儿子李本京，应该还不满十岁，还是很皮。保姆跟着李家整整八年，在李本京渐渐长大之后，她的主要责任就是照应我，也趁此行之便要回到家乡安徽去。
到院子里来的这位女士就是我的母亲，她已经跟父亲离婚好几年了，几年间也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大家依然是旧识，她便主动向前跟李伯母打招呼，当时李本明也在李伯母身边。大家免不了客客气气地叙叙旧，寒暄中，我的母亲也问了问行程跟船只之类的问题。
她当然注意到了李伯母身边的小男孩：
“你就是马国光吗？”
马国光不认得她，躲到了李伯母身后。
“我就是你的妈妈啊！”
她笑眯眯地说，上海口音，而我当时习惯的是北平口音。她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就是马国光吗？”可见母子分离很久，她连是不是自己的孩子也已经不太确定了吧？
民国三十四年于合川。自左至右为：李本京、李本明、李本昭和我。
民国三十五年二月在合川李府，数月后被抢走。
小马国光心里一阵凉，因为，他模模糊糊记得有人跟他说过，当心你妈妈来把你带走！也许《〃文〃》是在他太《〃人〃》胡闹的时候《〃书〃》吓他的言《〃屋〃》语吧？要不也许真有些风吹草动的传闻。我记得清楚的是，“妈妈”这个字眼，在幼年的时候，只要听到，就害怕得要命。对于我，“妈妈”跟“恐怖”完全同义。这样的感受在记忆中的时间相当长，感觉恐怖的经验，应该不仅只有一次。我联想到的是一位会把我给带走，然后，再也无法见到许多我深深依赖着又爱着我的人。
这位穿着打扮十分漂亮的女士，只停留了一会儿，很快就离开了。李伯母看她的模样，虽然好一阵子音讯全无，觉得这几年她应该过得还好。
终于等到了开回南京的船，船上还有许多其他人，满舱都是杂七杂八的人跟行李。我们这几个，是李伯母、李本明、李本京和保姆。除了五个人以外，也有许多行李，而船舱一片混乱，从重庆到南京，在那么混乱的江面上还要过三峡，还要经过洞庭、鄱阳两湖，是一趟十分艰难的旅程。
然而胜利了，再苦，心情总是好的。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路顺水而下，江上无数的船只，上行下行，大多都是要回家乡的，在整整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之后。
不知经过了几日，终于抵达靠近南京的下关，船在岸边停靠，许多人在此下船。但是保姆还要继续往安徽老家走。她不认得字，也不太会说话，李伯母就要陪她去买接续路程的车票，一定要上岸一下子。当时本明姐虽然只是个高中刚毕业的女学生，此际也可以担当一点事情。李伯母特别吩咐女儿李本明，要记住三件事：一手牵着国光，一手牵着小名学涛的李本京，而两眼得好好地看着行李。她说她马上就回来，只是帮着保姆买张车票，顶多十来分钟。
李伯母刚离开，我母亲却上了靠在岸边的船，她显然不是同船的乘客。江轮行驶的时间长短，由于江面太乱，非常没有把握，上下差个好几天很平常。本明姐跟我讲这一段往事时，已经八十多岁，她依然想不透，他们的行程，我母亲怎么能够那么精准地掌握在手？她怎么会料到李伯母会离开我们三个孩子片刻去买车票呢？进而趁隙接近我们？
她是认得我母亲的，当时称我母亲为“娘娘”。“娘娘”笑眯眯的，却也单刀直入地说，要把国光带走，要她放人。母亲身旁有两位男士，她从来没有见过，表情冷冷的。
当时的景况，我记得非常清楚，历历在目，事隔六十多年之后。
本明姐紧紧抱着我，说什么也不放。我记得“娘娘”身后的两个男人，依然一声不响。
现在回忆起来，很像电影里的场面。我记得当时下着小雨，天色暗暗的。男士当中至少有一人是打着领带的，我记得。我记得李姐姐边哭边说话，我听不懂她说的是什么。六十多年之后，在美国费城的一处四围都是参天巨木的树林里，就是李姐姐跟姐夫闵锡钧先生的一幢两层楼的花园住宅中，我终于知道了她跟“娘娘”说了什么。
李本明姐姐一再地祈求我母亲，不要把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带走，一定要等她妈妈回来，妈妈上岸帮着保姆买张车票，几分钟之内就会回来，娘娘就这么带走国光，她真的没办法交代，请娘娘体谅，这样真的不好，真的不好！李姐姐声泪俱下地祈求。
我母亲却摇摇头不肯答应，又有她身旁的两位男士，显得格外的阴森可怖。那个场景，我记得。
本明姐姐后来也有了让步，她亲自向我母亲保证，她一定说服妈妈让娘娘把国光带走，保证！但是无论如何，不可以在她母亲不在场的情况之下不见了这个孩子。
随便李本明怎么恳求，我的母亲只是相应不理。
以下的情节我一生也没有忘记：
一个男人走到了李本明身后，捂住了她的嘴，另一个人则早把一辆黑色小汽车开了过来，我的母亲亲手从本明的怀里用力地拉扯着我，我则大哭不已，本明姐终于不敌，我的母亲成功地抢走了她的儿子我。
满船没有任何一个人过来打听或是帮忙，谁也管不了这一件说不清的事。那个时候的中国，几乎是无政府状态，谁敢过问哪？
对，我们在六十多年后查核这一段的经历，雾蒙蒙的天气、三个陌生的人物、抢夺我这个小孩的动作，我们两下相对，天衣无缝。本明姐在说到此处时，强抑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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