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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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父亲起来得早，我赶紧也跟着起身观察。趁他进洗手间时，飞快地跑到他的书房瞧一眼。这一瞧可不得了，书桌上一张宣纸，毛笔写了一封信，是给我读书的复兴中学陈校长的，不知道他从哪儿打听到了校长的台甫。他写道：

“永康校长座右：小儿国光愚顽不堪，品学俱劣，幸蒙不弃，复承赐列名次之外，且感且愧。如今恳请惠予开除，得以早服兵役，庶几匡于正轨，免为社会国家之累也。弟廷英再拜顿首”

我赶紧躲回我的房间，听到他出门去后，我连忙看看他的书桌，果不其然，桌上的信没了，于是就把他的身份证与图章迅速地先偷到手边。不久之后他就回来了，我赶忙骑单车出门，直奔和平东路我家附近的邮政局，强自镇定地跟局里的人说，有一封寄错了的信要收回。寄信人是我父亲，但是他没有空，要我代办。我还没有填表，他们先查了一下，马上跟我讲，刚刚走了一班邮件。

服预备军官役时，空军少尉三级

“到哪儿去了？”

“总局，在博爱路。”

问清楚了该找什么部门，我飞快地骑着单车直冲博爱路邮政总局。到了总局，填好寄达的地址姓名跟寄件人的姓名地址，他们就拿到里面去查，然后跟我回话说，找不到。

这一下我可慌了，此刻一位在办公桌上处理其他业务的先生，只随口问了一句：

“会不会是限时专送？”

我完全没有料到平信跟限时信是两个部门，我飞快地跑到拐个弯、大门在忠孝西路上的“限时专送”部，手里抓着那一张在平信部门刚填好的表格。窗口里的那位也是穿着绿衣的先生，低头看了我的表格一下，赶忙抬头，跟门口的一部已经发动了的绿色邮车大喊：

“等一下等一下！”

一边他本人也跑出来，要去阻止这一班邮车出发。

开车的邮务士听到了声音，也没关油门，只从车上下来，依言开了车子后门，拉出一个上面绑了注明有北投地区纸牌的帆布袋，这位先生把袋子径自打开整个地往地下一倒，一个大大的白底红框信封，就在浮面上，父亲沉雄开展的毛笔字迹赫然在目：“陈校长永康勋启”。

这一件事我没有让它静悄悄地过去，拿了证物，我向几位父执辈的朋友一一告状，请求奥援。不用说，父亲也吃几位朋友指责讽喻了一番，也只好闷声不响。但是我很明白，家，我是待不下去了。然而又能去哪儿呢？很费踌躇。因为我这一走，此生此世，必然是永不回头了，一定要好好计划。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出格的报复

父子二人似乎都避谈此事，彼此假作不知。可是气氛很吊诡，沉闷得让我透不过气。

事情并没有淡化，没过几天，在晚餐桌上，只有父亲跟我，姐姐那天不在家。父亲吃了一半，放下碗筷，并没有看着我，面孔是对着墙的：“你写信到日本，让人家别跟我结婚，我都知道了！”

听得出，他是强压着愤怒，一字一字说的。这个儿子的作为，已经让他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极限。

我知道这几年颇有几人鼓励他再婚，多半是男性的友人，反对的也有，多半是女性的堂客。但是姐姐跟我都长大了，真的无所谓。我们在很小的时候，跟着姐姐反对过父亲再找一个太太，那时太小，太不懂事，怪只能怪刚刚看过卡通影片《白雪公主》，见识了那个拿毒苹果给公主吃的后娘。但是到了如今，真的还有点巴望他早日再婚，年过六十的父亲，有人照应总是好的。父亲一生只有一年多的婚姻生活，长年不交女朋友，虽然也有仰慕他的女性。他全部的生命就只有学术，到了晚年，想要成家，也是非常正常的。姐姐跟我早就有此共识。我私下还觉得他的某些古怪，是不是跟没有正常的家庭有关？我怎么可能去阻止他的婚姻？

我当然否认，然而父亲死心塌地地认为我干了这一件事，语言的辩解已经毫无作用，只让他的情绪更加火爆。

父亲心目中最理想的太太，便是如齐世英先生的夫人齐大娘一般，能为家庭全心地贡献，无论境遇的好坏，至死不渝地呵护着整个家庭，无怨无悔。我后来遇到了母亲，在母亲身上，我见不到齐大娘一丝一毫的影子，虽然我见到的母亲也不能说是个坏妈妈。

父亲早年负笈东瀛，在那个时代，日本女子他当然见过，到了他婚姻失败，他起初没有在意，几十年后却有了成家的意愿，但要找谁呢？年岁已高，谈情说爱他年轻时大概就不擅长，何况此际？倒是日本的老同学老朋友为他介绍了一位年纪也不很轻的日本女士，那再好不过了。这种种我从旁只是点点滴滴地知道，由于家人彼此之间欠缺对话沟通，彼此的想法也从来没有交换过。换成现代家庭，几分钟的讨论就可以顺利通过。

然而父亲一口咬定捣蛋的是我，目无长上，手段阴险，罪大恶极。

那样的气氛中，我根本就不会想在这个家留下去，恨不得早早离开，目前只是在忍辱偷生。除非人格分裂，我不可能去管父亲的事情，他成不成家，至少与我无关。那个年龄的少年，更不会对这些事有特别的兴趣，自己活在新鲜奇幻的世界中，爸爸要结婚，远不如一场动人的电影来得重要。

父亲的怒火难消，有一天，他把我床上所有的东西收得干干净净，连当时必不可少的蚊帐都摘了去，他是在逼我走。

姑妈在黑夜里为我设法补纱窗，让我不至于被蚊虫咬得不能入眠。

我在遭遇父亲多少次责打之后，从来没有恨过他，一点都没有，只觉得他是个好人、好学者，一直以他作为自己的榜样，希望以后也能像他那样的出类拔萃，无论到哪儿都受人敬重。然而，在当时，我却无法理解，怎么可以那么样地冤枉我？为什么那么样地要置我于绝境？连一点辩解的空间都不给我？我们可以永不见面，但怎么可以这样不明不白地分离？

我设法抄到了那位日本女子的通信地址，几乎怀着要她救我一命的心情，写了一封长信给她，称赞父亲是个好男人，也代表姐姐欢迎她。我也跟她说，我们都已长大，很快就会离家，谢谢她肯照应我们的父亲。

过了没有多久，我偷偷读到了一封依然写给父亲的、从日本寄来的信，虽然用的是我不懂的日文，其中的中文还是可以让我猜出一点意思，而且，最重要的一句话很容易识别：

“谢谢国光的第二封信。……”

再明白不过了，有人冒用我的名字写信给她，阻止父亲与她的婚姻。这位日本女士到底也没有跟父亲成婚。成年懂事之后我想，只要有一点脑筋，她就不会嫁给父亲。马教授的家庭太复杂，还是不要沾惹比较好啊！父亲去世之前，我们早就是一对再要好不过的父子了，但我从未跟父亲谈起此事，他如此错怪我，使得父子一如仇雠，逼着他面对他当年那个太离谱的、再也无从补偿的错误，我做不到。

我记得，在那个事件之后，父亲要离家去欧洲，有一段长时间的研究讲学，他出国之前告诉我，要我在他回国之前滚出去。我听得很清楚，记得很清楚。那一年，我高中二年级，偶尔，下课的时候，看一眼许多在教室外打打闹闹的同学，我也会觉得，他们好幼稚啊！但是好幸福啊！那种感觉里，并没有一点得意，反而另有感触。我已经尝到了人生的苦涩。不料，就在父亲不在家的这一段时间里，家里出了大事。

我们家的人口不算少，大大小小，包括姑丈姑妈跟六个小孩，九口之家，靠的是父亲一份微薄薪资，还有姑丈在石油公司当一个雇员的收入，以两个人很微不足道的收入过活。我总是陪伴着姑妈买菜跟提菜篮的孩子，家道艰难，我天天亲眼目睹。那一阵子，我们家长久是一分钱也不见得找得出。菜摊子的账总是赊欠着，到父亲跟姑丈的薪资到手，姑妈总是把钞票数来数去，分作薄薄的几份，一下子从这边这一份拿一点到那一份里，又从另一份里拿一点到这一份里。她只能还一部分的欠款，所以，发薪日那一天，所有的钱又分光了，家里依然一文莫名。我们在那一段时间里，吃饭大多只有一道菜，却分作三份吃，一份是父亲跟姐姐和我，一份是姑妈跟他们的四个孩子，另一份，是姑丈独自一人吃的。

姑丈在暗暗的、一个已经不用了的厨房里吃饭，这样有多少年？都不记得了。开饭时间到了，姑丈便自己到厨房里把小盘的菜饭吃了。自来自去，无声无息。

他们夫妻反目，等同陌路，已经有十几年了。

姑丈原本家境优渥，却因时代的动荡，变得一无所有，虽然具有留日留法的双重硕士学历，这在当年，可谓十分罕见。东北人本来就通日语，他又精通法语，但在那个时代一点用处都没有。其实当年留法的人，很多都有社会主义思想，他也不例外，刚刚新婚，就跟姑妈说，婚礼就是搭公共汽车也可以的，搞得新娘子非常不痛快。他在青田街院子里养过鸡，但是几次鸡瘟，让他更陷窘境。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又费了好大的事，才谋得石油公司一个雇员的缺，收入少得可怜。一家子寄人篱下，我想父亲也不会欣然接纳，而姑丈的感受更是窝囊。后来他就变得成天到晚念念叨叨，没完没了，渐渐地，又老是夹了个口头语“他妈的”，想就知道，谁受得了？其实，他的心理已经有问题了，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已经是个病人。

那几天他感冒了，我们虽然早已没有什么对话，但是，在我早晨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看见他独自一人靠在客厅沙发上喘气，微曙中侧面的剪影，灯也没开，时不时地长吁短叹，显得很辛苦。他每天自己去邮局边上的普仁诊所拿药，诊所里王义德夫妻都是医生，也是东北同乡，跟我们家很熟，我们都以叔婶相称。

在那个夏天的午后，王叔主动到我们家来，一直进到我的榻榻米房间，见到我头一句话便是：

“国光啊，你姑父已经没有几天了。”

我轰然一惊，接着想，冲着我说这话，显然我得准备当家了吧？

接下来，大家就想法子把姑丈送到了台大医院。家里一毛钱也没有，我就跟一位单身在台的菲律宾华侨同学丘汉文，还有一位初中同学邹翘海的父母商量，借了点钱，应付必要的开销。到后来他们都坚持不要我还钱。多年之后知道了，姑丈得的应该就是猛爆性肝炎。

姑妈至此才衣不解带地在一旁侍候了三天，姑丈终于还是大量吐血而死，几星血点还喷到了我的衣服上。断气时，也只有姑妈跟我在他身前，眼见他吐了最后一口长长的气，终于撒手，得年仅仅五十八。

姑丈出身于当地县城的首富之家，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还带着佣仆。他是一线单传的后代，早年受到的宠爱可想而知。学的是政治经济，在那个年头，就分别拥有日法两国的硕士学位，听他说话，书是读得很好的。大时代的大动荡，把他的命运推到了完全的未知，要不是应父亲之邀，他可能不会来台湾，想来在共产党里，他的同侪也不会少。在台湾，他的日子没有几天是好的，加上不得意，精神上受的打击让他变得古古怪怪，人越活越畏缩，又因为夫妻失和，连个说话的朋友都没有，短短的一生，就此郁郁而终。

丧事之种种当然繁琐，一边还要写信给父亲，把种种进展报告一番。但是我用的是姐姐的名义，现在想想当年真的只会办事却不懂事，我依然为失去的自尊赌气。并且，我们姐弟的笔迹不同，父亲居然看不出。父亲回信里对于姐姐处理那么多的问题之表现，赞赏备至。但我还是宁可跟爸爸绝交到底，也许，我想要让他发现，其实在家里兵荒马乱之际，我也是有些作为的，同时又想将他一军，让他为了对于我的错估懊恼惭愧。这是我几十年的事后，回想整理而出的心理状态，但我的父亲早成灰烬。

姑丈去世后的那几天，姑妈一度想要寻短见，我只得在门外守着，并且不断地跟她说话，后来到底她还是开了门，我见到她手里有一把日本短刀，就是秋瑾照片里拿着的那一种。好在到底没有发生什么事故。两家六个孩子，没有一个能够自立，父亲是不会照顾别人的，而姑妈当然有她的极限，要她怎么办？

我首度体验到生死之无可抗拒，希望姑丈能渡过难关，除了张罗许多事情，我只有每天日夜祷告，念着小学时背下来的天主教经文，一遍又一遍，早晚各百遍。然而三天以后，姑丈还是死了。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身上的那一套白底蓝色条纹睡衣，是我父亲的，对他显得太宽太大。这景况，几乎总结了此人一生的荒谬与凄凉。

不久，父亲回来了，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对话，几天之后，我不告而别。我不给父亲了解事情头尾的机会，特别是在其中我的努力。这是一种苦肉计式的报复，“只是当时已惘然”，年少的我，没有去解读这么不可理喻的出走是多么的不智，多么伤害老人家的心。

然后，我就住在台北车站前的垃圾广场边了，直到吴英荃伯伯把我带走，又去考大专院校。

艺专影剧科一年级的时候，父亲结了婚，对象依然是日本人，小野千鹤子女士，我的继母。一个不怎么聪明、非常善良、没有心眼儿的人。比父亲小三十岁，一连又为父亲生了三个孩子，一男两女。

父亲与继母在青田街寓所前，摄于一九七○年代，那是他一生难得享有家庭快乐的岁月。

虽然跟父亲不来往，我会回到在同一院子边上的姑妈家盘桓，说上许多话。也见到了继母，那位总是和和气气的女人。姐姐正在准备出国留学，好像台大毕业的都要经过这个仪式不可。毕业之后，等当兵之前，我居然当上了崔小萍老师导演、陆建邺制片的《窗外》的助导，父亲很高兴地主动借出屋子作拍摄之用，于是我自自然然地回了家。从前种种，好像从没发生过。

接下来是服预官役，退役、回家、待业，一连串在台湾的男孩人生必经之路。

这时姐姐已在美国读书了。我成天找工作，报纸上看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写着个“限本省籍”。我成天为就业问题烦恼，却一点进度都没有。家里添了个混血的小弟弟东光，继母手忙脚乱地度日，但是经济情况一天比一天差。此时家用已经两家各自独立，姑妈那边，因为大表妹接续姑丈的工作，又补上了正式员工，可以自立自足了。

也是事出猝然，父亲忽然语气严厉地对我说：

“看你整天懒懒散散，一点活儿都不干，明天起给我扫院子抹地板！”

这话说得很明白，我不能在家白吃饭了，因为继母只跟父亲说：

“在日本，男孩子长大了都会自立。”

她不会知道，父子间那么难得的复合，就此断送。

岂仅日本，古今中外皆然，男儿志在四方，怎么能够尸位素餐？只是，待业才一两个月，继母也太性急了些。

我第三天就搬出了家，带走了一板车的书，顺手拿走一个姐姐出国留下的水壶，继母却要求父亲追了回去。

行到水穷处

这些事情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艺专同学张新华兄住在六张犁黎和里，是十五路公车最后的一站，当时非常偏远，承蒙张新华的父母亲张维纲伯父母帮忙，不仅为我找到山窝里的一处住所，天天还在他们府上吃饭。前后大约有半年之久。

那是我最艰困却也是最快乐的日子。张伯伯是从大陆撤到台湾来的最后一批军职，先前是一位少将师长，但此际再也没有叱咤风云的舞台，只能屈就一个公车站长。他是虔诚的基督徒，豪迈热心，旷达风趣，每次饭后，我们谈古论今，大似渔樵江渚。我成了张家的一分子，父亲家里的那些阴霾恍若前世。

从马路边的张新华家，到山窝里的居停房舍，走路也要二三十分钟，而且不可能有车代步。每天来来回回地走，身体也强壮了几分。那是前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先生的房子，以其当年的功业而论，这一所小平房确实不太相当，只是掩盖在杂草野树中的小小砖房而已，李主席难得一见，房屋是交由当时担任军职的侄子侄媳，带着三个孩子使用，前面一列有一间空房，他们听到张站长提起我的问题，只一句话：“茫茫人海，随手行个方便就是了，来住吧。”

此后我便有了着落。

李品仙主席的侄子姓苏，也任军职，然而为人儒雅，言语不多，和善而诚恳。太太也是军人，姓杜，在山下和平中学当教官，跟她先生的风格很不一样，热心豪爽，心直口快。我们不常相晤，却相处得很好。

现在台北的人，大概很难想象当年的台北市也有那么样人烟罕至之地。从公车的终点站黎和里骑了单车，一路上坡的窄路，到一个小到只有住在这里的人才见得着的路口，就得把单车靠着山壁放在一边了，自此步入杂草遮蔽的小路，曲曲折折又转上山去，穿过巨大的蕨树和一些相思、尤加利、野榕等密不见天的蜿蜒山径，再往上爬，才见得到那处两排的砖造小屋舍。门虽设而常开，那是事实，因为门已经长年未关，根本关不上了。况且不用走门，山坡上进得此屋的入口，四面八方有的是。

抬头尽是碧树、山头与青天，耳边听得到的，除了虫鸣鸟语，只余风声雨声。游目四顾，但见层层交错，深浅明晦，细看有几百种的绿。张新华常常来陪我，并不寂寞。在这个山窝里，有的是时间，而且仅仅用来读书，读世界各国的名剧，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罗素的《西洋哲学史》，点读了许多的元人散曲与杂剧。当时随身还带了几部大书，都是二次大战之前日本平凡社等发行的艺术类著述，虽然不通日文，却把整部五十余册的日本画大成，其中包括中国绘画，还有书道全集，当然有更多的中国书法，还有一部专论陶瓷器的《名陶我观》，全都翻个透透，内文也常常趁便根据汉字摸索。此后数十年至今，钟情艺术几至不可自拔，那一段的山居岁月，影响至大。

当时生活所需，几无来处，好在吃住基本没问题，另外则不免花到了一位女友的钱，但是她后来嫁给了别人。

她常常到路程这么不方便的地方来看我，我送她回去的时候，也是天都黑了，山路难行，路又湿滑，她回到家，应在一两个小时以后。

仅有的收入是一点点影评稿费。出门看场电影，要省车钱，就从山上骑车到西门町，买票看了电影，在冰果店写好了影评，直接交给正在峨眉街民族晚报印报机旁上班的黄仁先生，然后再骑车回到山窝，路上要耗去两三个小时。每星期一两次，在完全不同的冷热两个世界间穿梭。稿费少得可怜，然而精打细算还是可以应付若干必需的问题，并没有觉得日子过不了。当时最大的梦想，便是有一间，只是一间自己的屋子，放得下一张床、一副桌椅、床下有一口箱子，有书读，一辈子也就够了。我还画下了这间屋子的想象图。

对于世俗人生，我已觉得疲惫不堪，那时刚满二十四岁。

坐看云起时

与父亲重新对话，已在离家的两年之后。

形势比人强，我并非走投无路，却只得硬着头皮回去找父亲，希望他能答应一件事，就是在我的婚礼上当主婚人。

山窝里的岁月中，也常常在中广打零工，录点广告、广播剧、政令宣导短剧，有的时候也帮主持人写或是译点稿件，赚点他人眼中的零钱，于我却是必需的收入。另外则在台大的史丹福中心教华语，经济终于稍微稳定，不再惶恐度日。

后来搬离了山窝，在泰顺街租了间小日本房，屋主姓龚，福州人，有了些年纪，一子一女，还没上大学，也都十分安静和气。我时不时地拖欠房租，他们却从不催讨。他们一家四口吃什么点心，便送来一碗，放在拉门外，从不进屋打搅。房客有自己的洗手间跟淋浴间，好在我也没有什么交往的朋友，安安静静地相处，承受他们不着痕迹的照应，至今掐指算算，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离去前我忙于结婚，连一声谢谢都没有来得及说。打零工的人也有恋爱的权利，特别是刚刚失恋之后。一追上了公认的美女，立刻就要筹备婚礼。准岳父对我爱护备至，我想到在婚礼上假如只有他一人，实在让他们府上难堪，我决定硬着头皮去找父亲求和。其实，连结婚典礼的日子场地都定了，新娘子虽然年纪轻，才二十二岁，已经是有名的西洋音乐节目主持人，而我竟依然无业，消息只得极端保密。

我回到青田街去拜访父亲，试着邀请他作为我的证婚人，想着成也结婚不成也结婚，心中也就十分坦然。

父亲竟把我当做客人一般地接待，很客气，一听说我不久就要成婚，马上笑逐颜开，原先我担心的问题就此化为乌有。我虽然仍是个穷光棍，还是开心地等着婚礼。反正礼堂上要穿的用的衣服鞋袜等，全由准岳父帮我打点了。

史丹福中心就在台大靠舟山路的边缘，出了侧门就是地质系，当时父亲还未退休，我常常在上课的时候见到父亲从窗外的几棵巨松下走过，就会马上讲不出课来，只顾怔怔发呆。

那天我在走廊上遇到了父亲，他依旧是一袭长衫，他好像刚从行政大楼出来，我问道爸你今天有课吗？没有，父亲笑眯眯地说，我来借几个钱，好给你媳妇买个什么。

我一时噎住，半个字也吐不出，恍过神来，父亲却已经走开了。

我带着准新娘去见他，父亲穿上刚刚洗烫笔挺的长衫接待她，这让我想起在若干年前，还在上中学的时候，要是带着同学回家，向他介绍，他必定起身立正，规规矩矩地一鞠躬，又报上自己的全名。我从父亲那儿学到的，一生也只有这么一点儿。

结婚典礼酒席上，新人互相敬酒。两旁的傧相分别是新郎与新娘的表弟表妹。

婚礼当天，是我见到父亲最开心的一天，如今想来，也许是他一生里最开心的一天，包括他自己的婚礼在内。中山堂光复厅，是当年非常体面的地方。

这一天莅临的大部分都是女方的宾客，席开六十余桌。我所有的长辈也都莅临致贺，父亲间或用他那流畅的日语，跟许多好久不见的本地老士绅交谈。其中也有不少的老友，为我们的父子关系终于解除了紧张，松了一口大气。全场宾客穿梭不绝，在礼堂的任何角落，也都听得见父亲那很经典、很洪亮的笑声。

繁华落尽

地质学，我知道的等于零，多年以后，方知这门学科研究的并不仅是地上地下的什么质而已，而是天文、水文、气候、生态自古至今无所不容的一种科学，动辄以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为单位，能从一块打开的鹅卵石读出许多复杂的自然历史。过去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以亿万年为单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地质学是这样的，就像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数学是唯一可以科学证实的真理，可以适用于无限的时空一样。要是在当初有人告诉我这几句话，我相信我可能早就放弃了文学艺术。

父亲以地质学大结构研究为一生志业，我亲眼看到他那么仔细地，在一张油纸上，用毛笔描摹显微镜下岩石的切片组织。他戴着厚厚的眼镜，咬着下唇，对照着摄影片，画下岩石或是珊瑚的微琐细节，线条丝毫不差。

他用一个定做好的透明半圆，上面有已画好了的经纬度，在一个好大的地球仪上，套来套去，他在查对几亿年前气候之下的海洋温度、地表状况、天文水文，找出数据，然后对照细微的化石切片，试着证实出什么。我想父亲拥有着金钱怎么样也买不到的财富，名位怎么样也换不到的满足。

但是，这样一个可以把全宇宙投影在自己脑壳上的科学家，在生活上的笨拙，连小学生都不如。

书房中与父亲的大照片合影，这张照片是父亲得到第一届“国家科学奖”时，由摄影人员搬了器材去研究室摄影。

有一天，继母不在家，带着三个孩子到哪儿去了也不知道，就是跟他讲他也记不得。但是他忽然之间饿了，很饿很饿，一定是饿到不行了，他只好自己到厨房来看看有什么可吃的，只一个馒头也好，却一无所获。他找到了米，就把米放在锅子里，把锅子放在炉子上，试着打打火，居然点着了，他就等着吃饭，一两碗饭也好。

继母没有多久回家了，发现电锅在火炉上已经烧得变了形，里面的米也成了焦炭，父亲就是这样地煮饭。

我听到妹妹跟我讲这一段故事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二十多年。那天晚上，我没睡好。

其实他会不会烧开水，到今天我还怀疑。那一代的人，像这样的还有，只是多半会有一个无微不至照顾他的女人，父亲却没有。只好靠女佣，然后靠姑妈，还有就是去几位老友的家，老光棍，没有人会拒绝他，他什么饭菜也不会做，也没饿过啊。

父亲要是想换衣服，就自己闻一闻领口，有汗味，就换，否则就不换，他不记得穿了几天。我也常常应命代他闻。他记不得吃了几碗，我要注意，他随时问起都要能答得出，这样才能决定是否要为他添饭。他记不得路，不仅马路他记不得，连大一点的建筑，在里面多转了两圈，他就找不到来时路了。

有一次在台大医院里面走失，继母惦记着家里的孩子，没等他出现就回家了，可以想见我父亲的凄惶，后来有人认出他来，雇车把他送回了家。

继母不是个聪明的女人，够聪明怎么会嫁给他？还老远地从日本嫁过来？她有了自己生的三个孩子之后，父亲在家里就边缘化了，继母哪里再挪得出工夫来侍候他？

有一次我们为他过生日，也是我唯一一次为父亲过生日，因为我们只有短短的几年相处无间。我请全家到外面吃了一顿，他吃得好高兴，连连说了好几次：

“好久没有吃到有味道的东西了！”

简直就是重新发现了味觉也似。

我们婚后每个周末都回父亲那儿吃一餐，我内人也帮着做饭做菜。那一阵子父亲好开心，日子一到，一早就盼着我们。他的朋友少到快没有了，死去的不少，老去的更多，我就成了他勉强可以对话的对象，仅有的。我们有的时候到得迟些，会发现他已经站在大门口等着哪，他甚至会走到巷口张望。我们带着刚生下没多久的老大，他看来看去，只说好可爱，却无法跟娃娃沟通，我想，要他去爱他新得到的孩子，也不一定表达得清楚吧？中年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渐渐地周末聚首常常取消，父亲直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们该去忙你们的。他一辈子都是这样，不想麻烦别人。自然也有许多事由不得他，非得让别人出面解决不可，如他第一次的婚姻，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