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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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同学这样问，我听来都像是讽刺调侃。我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小孩子也要尊严的，我们家的大人似乎想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一天到晚昏昏沉沉，应该是在发烧，至少营养不良，但是自己并不明白。长大了以后，不再昏昏沉沉了，才知道，世界上的人原来并不都是昏昏沉沉的。

我读到了马克·吐温的《汤姆历险记》跟《顽童流浪记》，幻想着台湾假如也有密西西比河该有多好，那么广大深远的天地，怎么样都可以活下去，我就可以真的去流浪，到无人认识我的原始森林里，吃野果，在山涧里洗澡，跟我最爱的动物作伴，像电影里的小泰山一样地生活，再也不回家。

但是事实上办不到，我也知道。

学校里的功课不行，尚且可忍，不及格不列名便了，然而家中痛打却无法躲藏，想到不知哪年哪月才能长大脱离苦海，十年、二十年，跟一两万年又有什么不同？

想要逃走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家，已经跟地狱没有什么不同。我开始享受到家，是在婚后。

在一个夏夜，我逃了一趟家，那可算是逃家之始。

白天便做了准备，我打算跟谁也不说，逃走了事。

收拾了一个小包包，里面有我的蜡笔、纸张、几件衣服，也许还有几本书吧？钱是不会有的，也许年纪太小，还想不到这么深奥的问题，这些就是我以后生活所有的东西了。

夜阑人静，皓月当空，地上映照着万点树影，四下里寂静无声。我把布包袱斜背在身上，轻手轻脚地走到玄关，生怕惊动了任何人。我系紧了鞋带，悄悄出门，在大门口，我们家的狼狗“Lady”过来跟着我，摇着尾巴，那时我的个子还不高，它很轻易地在我脸上舔啊舔的，我抱着Lady吞声而泣。我轻轻地掩上了小门，在月光下离去。

只走到了巷口，便站住了。往前走是新生南路，有一条瑠公圳，再过去就是一直连到六张犁的水田，然后是满山的坟堆。往右是和平东路直通水源地，到新店溪，但我从来就没有过过河。往左是信义路，拐个弯走上一阵可通松山，然后是基隆，基隆再过去就是大海了，怎么办？再回头，又是家，可以过门不入，然而再走下去，一直到淡水河，淡水河过去又是哪儿？我不知道。

天地沉寂，月华如水，我，该往哪个方向？一点主意都没有。那一刻，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人，孤独得很怪异，难分真假，希望只是一场梦。我悄悄地回了家，不动声色地爬上床睡到天亮。就这样，结束了我头一次逃家的故事。

那一年，我十岁。

以后漫长的岁月，哪管直到须发俱白，小不如意则小逃，如跟太太有意见，便躲入书房关上房门不言不语；大不如意则大逃，如留书辞职或是干脆转身而去。在他人眼中，有时可能像是新的突破，我却只是为了逃，能逃就逃，随时随地都可能生出逃意，也不见得有什么生死大事。我越逃越远，总有一天，再也不回来。

第六章　逃啊逃

引子

十五岁时，正在一列小火车上，与同学一起逃学去碧潭玩。

穷开心

起初跟父亲住在青田街七巷，我们常常到靠近和平东路的三巷姑妈家玩，姑妈家有大小表妹跟表弟，看他们日子过得十分热闹，而我们家来往的都是大人，对姑丈姑妈家的向心力自然就大得多了。要是当初便料得到以后会常常挨打，我是死也不会去的。然而可能吗？

姑妈家对面住的是农业专家戈福江先生家，他们家有一位宝贝女儿，名叫戈定瑜，小名宁宁，我们唤她小宁宁，极得伯父伯母的钟爱，也成了我们的玩伴。戈福江先生总是笑嘻嘻的，骑着脚踏车，见到我时，也跟女儿一样地喊我马哥哥。父亲跟戈伯伯也很熟，我们姐弟二人来台湾之前，戈定瑜就常常到七巷我父亲家去玩，也在那儿早早认得了齐邦媛姐姐。至今想来，戈定瑜认得我父亲，要比我自己实际认得我父亲还早。以后我们成了小学同班同学，我们至今依然有来往，她从加州柏克莱大学图书馆退休之后，到大陆开热狗店，赚到的每一文钱都捐作公益，她是我一生中最长久的老朋友了。

一到姑妈家就开心，姐姐自己搬了棉被要去姑姑家住，我是她的跟屁虫，自然也搬了我的棉被一起去。父亲当然不是会照应孩子的人，我们成了姑丈姑妈的孩子，想来也是早晚的事。

没有几年之后，姑丈姑妈一家却住到了父亲的家里，原因｛：文：｝我至今｛：人：｝不明。他们｛：书：｝的房子卖｛：屋：｝给了陈果夫先生，陈果夫不会不付钱的，那么钱到哪儿去了？从来也没有听他们说过，只见姑妈姑丈的感情有了变化，最后简直就是水火不容，随时可以动手动脚。夫妻失和，姑丈只得单独住一个小房间，吃饭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单独吃。他同时也失业了，因为父亲起先兼任海洋研究所所长，把姑丈从天津请来做主秘，却没有想到这个单位忽然之间撤销了，姑丈应该从那个时候便失了业，我猜他们卖了房子的钱也许是投资到了什么地方去，后来血本无归。小时候，有一阵子常常有一位姓杨的客人到家里来，有一次，姑妈拿了一把日本短刀追杀他，姑丈还去阻挡，这事应该跟钱有关。

人生许多的痛苦，是说不出，也不想说，恨不得忘记的，所以我从来也不问，连我都老了，干嘛还要挑起任何人不胜负荷的伤心往事？

但那个时候全台湾上上下下都穷，至少在从前，说台湾之所以经济发展得那么好，是因为我们政府把库存的黄金带到台湾来了，凡是经验过穷日子的人，绝不会相信那么点儿黄金会有什么作用。最早的时候用的是老台币，“老总统”来台之后不久，便改成新台币的币制，那也是在金圆券彻底崩盘之后的事。政府也没有钱，当时的台湾银行总裁任显群，也就是名伶顾正秋的夫婿，推动了“爱国奖券”制度，五块钱一张，特奖二十万元，当时一栋青田街的庭院也不过三五万元。一方面政府靠奖券发行挹注了许多必要的资金，而老百姓也为此疯狂，常常听到有人说哪一天我中了特奖就要怎么样怎么样。小宁宁收集没有中奖的过期“爱国奖券”，视同珍宝，说是过期的一张还是值三块五，不知道谁跟她讲的？

政府还发动了克难运动，要大家在贫穷里保持奋斗精神。于是克难这个克难那个，处处都克难。选出了许多的克难英雄，有的街道便唤作克难街，村子是克难村，一个村子还不够，有克难一村、克难二村、克难三村，等等。还有克难号火车呢。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反正不克难也不行。许多人经年累月不做一件新衣，不看一场电影，更谈不上去哪儿旅游，大家克难嘛！彼此苦笑。

台湾的夏天很长，全台湾有几家有冷气，大概数得出来。西门町最早装冷气的电影院是万国戏院，电影广告上的标志就是结了霜的“万国”两字。台北唯一有电梯的公共场所是衡阳街的建新百货公司，也只有四层楼。黄昏时分，许多人家的晚饭是在院子里摆张小桌子，围着吃的，因为屋里热。电扇都很少见，人人手中一把草或是竹编的扇子，坐在小竹凳上，望着星斗，天南地北地聊，最常谈起的话题是回大陆。大家都没有电话，但是随时随地可以串门子，不用预先约定，远近不拘，谁都不会嫌无礼。

电压不足又不稳，常常断电，就要找电力公司修理站来修电灯电表，重装保险丝。一家子摸黑吃晚餐，平平常常。我们家附近就是新生南路，瑠公圳的水清清澈澈，有鱼有虾，两边绿柳垂荫，傍晚许多人就下去泡澡，又有许多人摇着扇子在圳边石栏上坐着乘凉，兼参观泡澡，直到月上东山，才拖着木屐，踢踢拖拖摇摇摆摆地回家。

就在青田街，有一位台大教授的太太养了几头猪，她每天到各家去收馊水，一桶桶挑回去。每家都空荡荡的，家徒四壁很普遍，甚至于有地位、名声的人也是如此。父亲的同事，台大地质系教授张丽旭的儿子张达民，跟我小学同班，夏天的时候，常常在巷子里遇到他，他斜背着一口木箱子，里面厚厚的白布下，整齐地放着保冷的冰棒，他沿街用闽南话喊着：“枝仔冰哟红豆仔冰！”我也曾经抱着姑丈姑妈养的鸡，站在菜场边，等着问价的主顾。

娱乐活动远不如今日的多元，有布袋戏看就很开心，没有人买过票看布袋戏，全都是酬神演出，到庙口就有得看，一毛钱都不用花。挤在人堆里，小孩子个子矮，看不到，就爬到树上、电线杆上看。可怜我这个大陆来的土包子，根本不知道那些小人物是假的，起初看到了布袋戏，觉得好奇怪，怎么那么小的人也会打斗？动作还那么利落？只要听说哪儿有布袋戏，再远，也会走着去看，从和平东路走到松山也都不累。还想着他们一天不晓得吃得了多少饭？能不能跟着戏班子的主人回家，看看小人儿怎么过日子，又怎么训练出那样的本事？

还有歌仔戏，花旦青衣动不动倒抽凉气哽哽咽咽，常常一口气抽得好长好长，演着演着，又会有人拿出一块红纸写好的牌子，放在台前，上面是毛笔大字“十年后”。台子架得好高，台底下小孩子可以来去自如。绕到他们的后台，看到王宝钏正在喂她的小娃娃吃奶。关公抽着烟，红壳子香蕉牌的。孙悟空到水沟边去撒尿了。戏台前大人小孩高高兴兴地聚集在一起，卖糖葫芦、麦芽糖的，烤鱿鱼的，当场做棉花糖的，抽冰淇淋的，就是一毛钱可以在飞转的木盘上，用一枝木柄铁针，使劲往板子上一剁，看看打到的只有大拇指头大的一小球，还是打到了一个比汤碗还要大的“天霸王”，足足可以让两三个小朋友吃到肚子痛。

我们还有电影看，附近眷村要放电影了，只需一天半日，大家都闻风而至。自己带着小板凳跟扇子，早早到村子的广场等着。银幕就是一大张白布，四个角分别绑在树上、电线杆上、大石头上……

终于天黑了，电影开演，都是黑白片，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海棠红》还没开拍哪。有剧情片，也有新闻片，但跟宣传片一样，都是跟我们讲政府的事情，我们也搞不懂，依然看得有劲。还有社教片，类似保密防谍之类，也有跟大家说如何养猪养牛的示范片。

只要一起风，银幕就给吹得一下子鼓起来一下子凹下去，影片中的人物一下子胖一下子瘦，小孩便高兴得咯咯咯不停地笑。但不论什么片，大家都爱看，不然要干嘛？

学校里也偶尔会演电影，记得看过《小泰山大战飞人国》，还有许多美国西部片，都是白人英雄打红番的故事。只要救兵到了，小朋友就拍手狂叫，当然，英雄一定是白人。但是放映中常常断电，连电影院也常常演到一半断电，只好等，人人都非常有耐性，影迷很多都自备手电筒，断电的时候，几十只手电筒像探照灯一样在漆黑的电影院里划来划去，还有人吹口哨。那样的年头电影院不禁烟，很多人也乐得休息一下，吸一支烟。也常有正在“跑片”，接不上来，也要等。银幕上打出手写的、用一片蜡烛熏黑了的玻璃片儿，火柴杆子划出歪歪倒倒的字幕：“跑片未到请稍候”。这是说，同一部拷贝要给好几家演，就要雇人骑着脚踏车，后座捆着一盘盘铁盒子装的影片，从这一家电影院急急地骑单车到另一家，赶紧把拷贝送到放映室，同时再把这一家放完的那几盘再急急地骑车送到还有一家。这应该算是今天快递的鼻祖吧？

后来和平东路的菜场上午卖菜，下午就变成了电影院，那个菜场唤作民生菜场，变成了电影院，就是民生戏院了。五毛一张票，跟学校里一样便宜，明天上午又恢复成了民生菜场。菜场跟电影院合而为一，可想而知有多简陋，随随便便钉在一起的木板，处处漏光。同学常常会在民生电影院相遇，便是正在放映，老远也看得清楚打得了招呼。我在民生戏院看过人生的第一部超人影集，当然还是黑白的。看到超人可以明明白白地飞来飞去又力大无穷，惊羡不已。

许多学校也开始在周末举办电影欣赏会了，卖票的。也有让学生自办，一女中就这样，姐姐常常带了明星剧照回家，参考着用颜色笔画大海报，线条准到跟照片一模一样，也许更好看些，她是“宣传组”的大将。

吃得也简单，有的人家小孩子过生日，也只是吃了个蛋，别的孩子不一定也有得吃。便当里，有人带的就是半个咸鸭蛋，这还不算顶穷，还有人只那么一颗话梅压在白饭里。小孩子也知道要面子了，吃便当的时候，便当盖子盖住百分之九十，只露出不得不露出好扒饭的小小空隙。我们家后来长年只吃一个菜，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有大块鸡鸭鱼肉，个个孩子都定量分配好，放量的话，动作慢的孩子就要吃亏了。

谁都会想，这样吃，营养够吗？学校怕小朋友营养太差，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许多鱼肝油，第二节下课，就要小朋友去吃鱼肝油，一人发一个米做的、白色而且浅浅的杯子，领到一小杯鱼肝油，腥腥的，小朋友只得捏着鼻子喝下去，然后把那个杯子也吃掉。还要喝脱脂奶粉冲的牛奶，一点都不香。

有的零嘴到今天也许还看得到，如西瓜糖。但是真的跟牛皮一样难咬难化的牛皮糖就不容易见到了，是咖啡色的，盘成小长方形的一条，硬得跟鞋底一样。还有麦芽糖，小贩把一个大白铁盒绑在脚踏车后头，打开盒子，里面是绕了许多圈的麦芽糖，像一大捆白绳子也似，埋在白粉里，有小拇指粗细，一毛钱可以买一寸，卖糖的用一把宽宽的小刀，咔嗒一声切了下来。也可以抽，一毛抽一次，同样的，卖糖的欧吉桑把一个木片轮子使劲地打个转，小朋友就用那枝木柄尖针死命地一剁，看看扎在哪里？结果多半是“一寸”，那是又大又宽的三角形，闭着眼也掷得到的空间。要是想得到一尺，就要掷中比鱼肠还要细的小小空隙，隔出许多大小三角地带的铁丝，却尽可能的粗，让你就是中了，也多半扎在铁丝上弹下来，只得重新再剁。真扎出一尺两尺，就可以绕在手腕上两圈三圈，嘴里甜个一上午。今天中药里的甘草片，当年也是零嘴之一种，可见真没什么好吃的东西。我们大多没有零花钱买零嘴吃，吃的常常是树上摘下来的果子，有芭乐、连雾、龙眼、芒果、番茄等等，当然没有今天买来的甜，却也吃得津津有味。酸酸的酢浆草、微甜的花心，也都可吃。田路的边上，就常常采集得到野果，各种各样，也说不出名字，好像也没有毒，小朋友就送到嘴里吃吃看。

那个时候小朋友有蛔虫的很多，我们都有过，有蛔虫的小孩一眼便认得出，脸上有一小块一小块的白斑。学校就会发打虫药给我们，吃下去灵得很，第二天大号就拉出虫来，白白的一条条，也有从嘴里咳出来的，习惯了，也不觉得可怕。还有一种蛲虫，细细小小的在肛门处蠕动，奇痒难耐，也很容易看出来，因为有此虫的小朋友常常抓屁股。女生留长发，还可能会有头虱，依然用学校发的药粉扑在头发上，再用一块大白布包起来，头虱就会死掉。在还没有这种粉的时候，有人用煤油擦头，据说很痛。有的女生被她们的父母干脆剃光了头发，跟男生一样，同学们笑她们两天也就没事了。多年后有女生把剃光头当做一种正式的“发型”，这是当年的我们死也想不到的。

穷孩子常常光着脚来上学，还真不少。有的孩子好不容易有了双鞋，却舍不得穿，依然光着脚，把鞋子提到了校门口才穿，也有抱怨为什么一定要穿鞋？他们也许世世代代都没有穿过鞋。那样的鞋自然不会是皮鞋，是幼狮牌跟回力牌的球鞋为多，里面的橡胶很容易在温度升高时软化，于是一脱鞋就臭不可闻，脚丫里也黑黑的。我们家后来变得很穷，但是依然勉强有双鞋穿，可是没法子常常有新鞋，旧鞋穿到不行，家里连姑妈家的孩子一共六个，姑妈没法什么都照应得到。我的鞋破了，就得自己补，补了又补补了又补，最后咬合不住，都成了拖鞋。我只好也把鞋子提在手中，光脚上学，到了学校门口再穿上。

有一年运动会前，学校宣布要大家穿白鞋，我仅有的鞋是黑的，一双幼狮牌，我们家无法给我买一双白鞋，姑妈穷则变变则通，她把我的黑鞋用粉笔涂成白色。

运动会开始，头一个节目是大阅兵，每班的小朋友都排得整整齐齐，列队从司令台前经过，是不是好像叫做分列式？我以为是分“裂”式。当然步伐要整齐，步步都跺得很重，没想到我的鞋子一路跺啊跺的，白粉便一路地掉，跺到了司令台前，又恢复了原来的黑色，放眼全场，万白丛中一点黑，我害怕得要命，担心当场让老师给抓了出来。

好在没被发现，也许是老师不忍抓吧？

但是也养成了我一生都好光脚的习惯，穿上了拖鞋，总是会忘掉，常常光着脚转来转去整间屋子找拖鞋，穷根之深也如此。

孩子跟动物也不会有太多的不同，依然开开心心地活着。玩具是没有的事，或者可以这样说，我们也不知道玩具是什么。有一盒积木就非常了不得了，可能还是人家的孩子长大不玩了，送的。但是孩子照样有得玩，男孩玩骑马打仗，两个男孩四只手彼此搭着，就是马跟马鞍了，让一个身体较轻的男孩跨坐上去，常常那个马上英雄便是我，然后找另一组对冲厮杀，直到把对方拉下马来为止。总是不分彼此地在地上滚成一团才罢，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谁受了伤。即使受了伤，也无所谓，男孩这里肿肿那里破破，平平常常。

我们会用竹片跟橡皮筋做成枪，一扣机簧，橡皮筋就射出去，要打谁就打得着谁。橡皮筋是好东西，用处多得很。很多的橡皮筋串在一起，可做成为弹弓，最好配上芭乐树枝的弹弓架子，跟英雄有了趁手的武器一样的得意。女生把橡皮筋连成长长的线，下了课就跳橡皮筋玩，一边跳一边唱着口诀：“小皮球，香蕉油，满地开花二十一……”便是用小小的纸片，也能折出许多可以用橡皮筋打出去的子弹，子弹有许多种折法，有的让人打中了痛到不行。还可以在桌上弹橡皮筋，谁把谁的那一根压住，就赢了，这是赌橡皮筋。

一块木头，只要有一把小刀，就可以削成一个陀螺，磨得细细圆圆的，尾尖打入一根铁钉，找根细绳上下缠绕得满满的，使劲地往外一扔一带，陀螺就在地面上转个不停。别人可以用他的陀螺砸你的，砸碎了就是他赢。因此我们也学会了找木瘤子做陀螺，又滑又硬，很难砸碎。

光着脚丫，只以脚跟在泥土地上旋一个圆圆的坑，我们就可以开始打弹珠了。怎么打，怎么样可以算赢，怎么是输，怎么又要回到出发点重来，都有一定的规则，小孩子可以打上整天，讲究的功夫是，把人家的弹珠清脆叭的一声打得离洞老远，自己的却只在原地飞快地旋转，帅极了。

还有“打野弹”，站着扔出玻璃珠，要有好眼力，瞄准了别人的弹珠使劲掷出去，务必把人家的打成两半，打碎了人家的弹珠，就有权保有那两三个碎片，装在袋子里，随时拿出来炫耀：“你看这是阿毛的弹子，我打的！”谁都会多看上两眼，分析分析，赞叹一番。

我们只要用一块石子儿，在地上划上许多方块，然后扔出一片扁平的小石子儿，踢啊踢的，那就是跳房子。单脚双脚，交叉来回，也都有一定的规则，这样的游戏，男女皆宜。

谁家里没有养几只鸡啊？把公鸡抓来，不用经过它的同意，拔掉几根尾巴上的毛，斑斓夺目，用来做毽子，再好不过了。毽子有许多种踢法，边跳边配合着口诀：“……七拐八拐飘洋过海……”巧巧妙妙，这个运动也曾发展成全校的活动，连老师都迷上了，下课的时候，老有许多老师不回办公室，就在走廊上踢毽子，小朋友看得兴奋不已，北师附小还举行过踢毽子比赛，还有老师组。我姐姐毽子踢得好，能踢出许多花样，配合口诀动作，运动之美跟体操也差不多了，为什么后来这种运动就没了？

大晴天而无处可去的话，只要趴在土地上，拔一根草心，轻轻轻轻地，插在随地可以见到的小洞里。静静地趴着，专心地看着，世界变得好小，却很怪异而真实。小草有没有动静，要靠经验，只要见出苗头，迅疾一抽，草根上便带出一只小虫，它在大惊之下，蜷缩着成一粒小球，比绿豆还小。

便只这样，也能得到许多快乐。此后，要是到了河边，见到了更大的洞，就轻易地能钓上螃蟹了。

穷于财货，决不等于穷于生命的情趣，便是在地狱里，也应该能够找到点儿乐子，我相信。

打断桎梏

至今想不出原因，也没耐性多想，怎么功课到了中学便一落千丈？是不是进入了少年的青春期，对什么事情都有反叛的意识？也许在学校里学习情绪松弛，老师对于学生的要求远非小学可比，父亲似乎也开始忙于他自己的研究，见面的机会很少。逃学更方便，上学好像可以凭自由意志，这倒是从前没有享受过的感觉。初中三年，我读了五年，分别是附中跟建中，说起来也是名校了，却没有读出一点名堂，还是用同等学力报考了高中。

附中校长是黄澄先生，他就住在我们家后面的巷子里，总是坐一辆三轮车去学校，我见到他照例一鞠躬，他在车上一定欠身还礼，温温和和。他不多话，那个时候，朝会是要全校点名的，老师学生站得整整齐齐，由一位上童军课的、也是我们的班导沈老师做总执行官，总点名后，要向校长报告到会的人数，黄校长总是不声不响地受礼，印象中他从来没有在操场上训过话。看来他也不会有什么话跟老师说。

有意思的是，他却单独召见了我一次。那次召见，也并不光彩。

我在班上担任的是学艺股长，这倒是从小常常顶在头上的名义，从来也没有什么事情好做，让人家选上，也就算了。然而当时，有这个名义的学生却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收各科的作业，登记好了一定的表格，再让教务处的某负责人把作业交给老师。

多年之后想起此事，方才明白，这个制度，是针对老师而设计，这么大的一个学校，要使得老师不偷懒，愿意给学生作业做，学生也就无从偷懒了。存心与作为，都很好。

只是，我这个学艺股长把作业搬到了教务处，交给一位专人点收，然后，他总是要我们自己把作业拿到老师的桌上去。

这就给了我搞鬼的空间。

我不用做作业了！反正点收的时候，只管作业本的数目跟表格上所填是否相符合。我用一本空白的本子先凑数，在把全班的本子拿到任课老师桌上的途中，再抽回来。我也觉得奇怪，从来没有老师发现我没有交过作业。整整一年，我一次作业也没有交过，就这么简单，不用做作业，习惯成自然，日子过得好到不行。

有的课程很能引起兴趣，比如自然科学，老师能用几枝不同颜色的粉笔，画出细胞分裂的过程，又快又好看。我很惊讶地发现，原来鸡蛋鸭蛋所有的蛋包括立得上一个人的鸵鸟蛋，都只是“一个”细胞。从此打开一个鸡蛋，总是会呆呆地看上一阵。我可以很清楚地从外表便分辨出有孕的蛋跟无孕的蛋，煮熟了也看得出，至今依然有此本事。老师把一片叶子的解剖图也用各色粉笔画出，薄薄的叶子，居然隐藏了那么多的奥妙，光合作用就是在里面一步步这么样完成的，大自然是如此神奇，真想去当一个自然科学家，这是说将来。花是怎么产生的，又怎么变成了果子？为什么秋天叶子会红？春天会冒芽？好像所有的生命，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最初的形态都那么相像，以后又那么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要是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而且我也能够省下一点中午的吃饭钱买得起的话，我就买来读。只是，作业却依然一次也没有交。

从学校的教科书里，读到了在家自己曾经读过的文章，如《世说新语》的片段，《史记》的片段，《论语》的片段，我就很开心，对我一点都不困难，只是依然少了些。从图书馆里，居然借到了一部《曾文正公家书》，铜版线装二十册，里面他什么都谈，文章、思想、生活、战事、理财、待人接物，无不说得情深义重，我觉得他跟孔子没有两样，我们的教科书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然后就是“国父”，后来居然是“蒋总统”，很奇怪。为什么不可以是曾国藩呢？我想。教科书上没有曾文正公家书，初中有郑板桥的《道情》数首，非常好，然而也没有郑板桥的家书，也都是极好的文章，我一定从这些书里学到了些东西吧？

我的数学经常吃零蛋，跟这一门功课老师的缘分当然都很差。我也许很重视合理与否，数学没有把为什么的道理说给我听，就无法接受。

有一回，“教育部”次长高化臣先生莅临我们家，便忍不住当面请教了这位乡长，为什么老是把数学题目出得古古怪怪？多长的路边种了多少棵树？棵棵距离要那么讲究干嘛？多两棵少两棵打什么紧？工程算，又是出门忘了带伞或是忘了带便当回去再回来拿，这样又耽误了多少工程该扣多少工钱？一丁点儿的事情，有那么好计较的吗？最是让我不同意的，莫过于非要把乌龟跟鸡或是鸡跟兔子关在一起，然后又自找麻烦地搞出许多难题。为什么X加Y的括弧的平方就等于X的平方加2XY然后再加Y的平方？是谁规定的？我的问题其实很多。

当时高次长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答案给我，可是他听得很有兴趣。只记得在请教次长这些问题的时候，姑妈一迭声地唤我倒茶，似乎就是要打断我的言语，到底是什么意思？怕为难他吗？次长也该晓得我的想法啊。姑妈真的很奇怪。

有些问题到今天依然不得其解，但是对数学的本质却比当年清楚了些，数学不是算术，勾股弦是把物理世界的许多事物概念化也是绝对化的手段，是推论与想法的符号化抽象化，是在宇宙间唯一可证实的真理，可以很好玩的。要是让我们计算得出一个馒头的热量，用这些热量去爬阳明山，能爬到哪一站？用来睡一大觉又会消耗多少？这样教，不好吗？

数学可以计算出我们跟月亮的距离，是怎么算的？为什么凭着光谱，就分析得出几千万光年之外星座的温度与质量？地球的重量是怎么算出来的？又凭什么测得出地心的温度？为什么空气也能有重量？每个地方的空气都一样重吗？血流的速度跟血压的关系何在？心脏为什么总是不累？这几千几万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人跟我们讨论，却只管要我背不知道是谁规定的公式？

代数的代码，都可以在坐标上找到各自的位置，却要我们死记，何不先把坐标让我们搞清楚，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