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萨特一个自由精灵的历程-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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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特的眼睛并没有变好。8月中旬在罗马时，他的视力更差了，既不能阅读也不能写作。医生发现他眼睛中央有一个出血点，并说除了等待，没有别的办法；还发现他有青光眼初期症状，眼内压也太高。10月上旬，萨特去看眼科医生时，医生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的视网膜受到侵蚀，因此治愈是没有希望的。医生介绍了眼睛商制造的一种特制仪器，运用单侧视力，每天可以阅读一个小时左右。医生的话给了萨特可怕的一击，他好象是完全垮了。晚上博斯特来看他，他一言不发了，只有波伏瓦同博斯特谈话。　　　　
　　　　萨特和波伏瓦去眼镜商那里借了一台医生说的那种仪器，但它对萨特完全没有用处。看到的字走得那样慢，萨特宁可听别人朗读；何况这样他也没法去修改自己的文章。萨特并不特别失望，因为他对这事本来就没抱什么希望。他们把仪器退了回去。　　　　
　　　　12月萨特再次去检查眼睛。医生的话使他彻底绝望了：出血点已经愈合，但它在视网膜当中留下不可根除的疤痕，现在已成了死组织。离开医院时，萨特问波伏瓦：“那么，我再也没法阅读了吗？”他卷缩在车里，打着瞌睡。而波伏瓦心中如同刀绞。　　　　
　　　　虽然已经从医生那里得到关于自己眼睛的判决书，萨特在下意识里仍然不肯承认这个事实。他总是以为自己的阅读能力没有丧失。一次，他对波伏瓦说：“不要把《解放报》拿走，明天上午我要看。”其实他根本不可能看清它。　　　　
　　　　还有一次，波伏瓦要把灯从他的椅子旁拿开，他让她把灯放得离他近一些。　　　　
　　　　“你不是说灯碍你的事吗？”　　　　
　　　　“是的，但我在看书时需要它，”他发现自己说话有误，又更正说：“嗯，我是说，我随便翻翻时需要它。”　　　　
　　　　虽然已经不能看书了，每次波伏瓦带回书来，他总是把这些小书握在手上──就握那么一会儿。这时他心中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痛苦。文学是他的生命，他用这种方式向自己60年文字生涯默默告别。　　　　
　　　　现在萨特常常处于昏睡状态之中。即使在《现代》编辑部讨论以色列同阿拉伯的冲突问题──他最感兴趣的问题──时，他也总是一言不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波伏瓦给他朗读时，他也经常睡着，甚至他最喜欢的读物《解放报》，对他也只起一种催眠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昏睡状态是正常的，对因眼睛问题而处于极度焦虑之中的萨特起了保护作用，使得痛苦不那么难以承受。另一方面，萨特自己也感受到这种无休止的昏睡之反常和令人不快：“像我这样昏睡真有点可笑！”　　　　
　　　　除了波伏瓦以外，现在萨特见到其他人，哪怕是好朋友，也往往一言不发，没有一句话。一次郎兹曼来访，萨特呆板而沮丧的神情让他大吃一惊。临走时他吻了萨特，而萨特却说：“我不知道你是吻一块墓石还是一个活人！”郎兹曼走后，波伏瓦问萨特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噢，没什么意思，只是开个玩笑。”在波伏瓦的追问下，他解释说，感到自己大脑空空，没有工作的欲望。最后，他以一种焦虑和几乎是羞耻的表情问道：“我的眼睛再不能恢复了吗？”波伏瓦回答说恐怕是这样。这一夜，波伏瓦伤心极了，一直在暗自哭泣。　　　　
　　　　萨特的眼睛已经恢复无望了，而他的整个身体特别是大脑的情况自２月份以来却有所恢复。由于看不见人，在人多的场合他往往沉默不语，但他时时尝试着工作，在《现代》编辑部的会议上他开始像以前那样发表自己的意见。朋友们感到原先的那个萨特又复活了。　　　　
　　　　慢慢地，他开始适应自己失去阅读能力这个现实。6月底的一个上午，他和波伏瓦在“圆顶”吃午饭，萨特说：“我有一种感觉，我的眼睛怕是好不了了！”接着又说：“说到休息，这也没什么！”然后他以一种不自信的口气问：“我还是像以前那样富于理智吗？”　　　　
　　　　“当然是！”波伏瓦对他说：“我可怜的人，你心情不好！”　　　　
　　　　“没有什么事值得心情好！”　　　　
　　　　由于身体健康状况的原因，萨特在5月下旬辞去了自己在左翼报纸包括《解放报》中的一切职务。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战胜病魔：“应该保留笑的能力”（1）
　　　　到了1974年6月，萨特的身体有了明显的好转，不再昏昏欲睡，健忘和幻觉症状也很少发生。或许是感受到死亡阴影的迫近，他想写一本自传性质的书，对自己的一生作一个全面的回顾，也算是给世人留下一份遗嘱和交代。但这时他的眼睛近乎完全失明，完全丧失了写作能力。波伏瓦注意到这一情况，而且注意到她同萨特的谈话已经恢复到以前他们经常进行的那种水平。为了实现萨特的愿望，她建议，在假期中用磁带录下他们的谈话，而谈话的内容就是萨特想写的那本自传性质的书。萨特十分赞同这个方法，并用手指着自己的眼睛说，“这样正好弥补这个！”　　　　　
　　　　这年暑假他们仍在罗马，西尔薇教波伏瓦怎样使用磁带录音机。波伏瓦同萨特开始进行预定的对话。萨特全神贯注地从事这一工作，只是有几天他很累，他们的进度就放慢了一些。回到巴黎后，萨特和波伏瓦继续对话，完成了这项工作，整个谈话时间是8…9月。　　　　


　　　　关于自己，萨特只写过一本自传《词语》，时间到他12岁、母亲再婚前的童年生活为止。萨特对自己的过去毫不留恋，不喜欢过多地回忆，他不像波伏瓦那样留给我们很多自传作品。这对于那些想了解他的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憾。这个谈话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一缺憾得以弥补。它完全可以看作《词语》的一个续集，是萨特的口述自传。　　　　
　　　　萨特一生接受的采访和谈话不计其数。他的谈话是很有特点的。生动，活跃、风趣，闻其声如见其人；对人生的深层体验结合着精辟的哲理分析，时时闪现着睿智的光芒。萨特此时年近70岁，到了我们中国人说的“从心所欲”的年龄。他的这个谈话比以前更加坦率、直白，不加任何掩饰，达到“赤条条来去无挂牵”的境界，使我们得以直窥他的内心世界和了解许多甚至属于他个人隐秘的东西。　　　　
　　　　更难能可贵的是有波伏瓦同他对话。萨特说过，波伏瓦不仅在哲学知识上，而且在对他这个人、对他想做的事情的认识上都达到与他同等的水平，是他最理想的对话者。她对过去经历的准确细致的记忆，恰好可以弥补萨特忽略或遗忘过去事实的不足；她适时地启发、引导和提示，使萨特能够克服疲劳、年老带来的迟钝，很快深入到问题的实质，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俩共同创造，言此及彼，心有灵犀，意领神会，这就使得这个长篇谈话不但保持了萨特的一贯风格，而且可以说是一次最高水平的发挥。　　　　
　　　　这个长篇谈话不仅仅涉及那些大家都知道的重大事件，更多地是谈论和记述了萨特的日常生活，对于那些鲜为人知的甚至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事情则有更详细的解说。　这就使得这个口述自传在凸现萨特个性方面大大胜过许多根据间接材料和印象为萨特立传者。它给了我们“这一个”萨特，一个本真的、自然的、未加任何雕琢和修饰的萨特；他当然有其伟大和过人之处，但在许多地方，他跟我们一样，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他的喜怒哀乐都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他不再只是一个有着“存在主义者”称号的抽象标签，由于声名太著而罩在他头上的种种神秘光圈也消失殆尽；人们根据一知半解、或毁或誉而加在他身上的种种误会、曲解和相互矛盾的说法也得到澄清和辨正。通过这个谈话，我们可以准确明晰地勾画出萨特的总体形象来。　　　　
　　　　这个谈话是围绕萨特一生的各个方面，按不同的主题分成若干次进行的。这些主题有：文学与哲学的关系；阅读和写作；音乐和绘画；旅行；月亮；天才和平等；人的骄傲；同男性的关系；同女性的关系；身体；食物；金钱；自由；政治；社会主义；时间；对一生的看法；死亡与上帝等。　　　　
　　　　现在萨特适应了在几乎完全失明的情况下吃饭、散步等日常活动。他恳切地对波伏瓦说：“我向你保证，一切都很好。你读给我听，我们工作，我的视力作一般的活动足够了。一切都很好！”当然，在这种达观态度的背后，在内心深处，萨特还可能有其它想法；但不管怎么说，他终于战胜了病魔，继续作自己应该作的事情。　　　　
　　　　这一年年底，法国电视二台表示愿意为萨特提供一组节目时间，让他谈谈自己。电视台这样做，正像当年法国电台的做法一样，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开明，而新任总统德斯坦对萨特是十分敬重的。　　　　
　　　　开始萨特拒绝了，他不想造成支持某个官方结构的印象。后来他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正好可以借此机会谈一谈自他诞生以来本世纪的历史，从根本上更新人们对当代的看法。电视台的头头马塞尔•；朱利昂看来对这个计划也很热心。从年底到1975年上半年，萨特的主要精力都花在这件事情上。按照他的构想。节目一共分10次，每次90分钟；准备用75分钟谈历史，而余下的15分钟联系主题谈一谈今天的现实问题。　　　　
　　　　为了落实节目制作计划，萨特和他的朋友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这10次节目需要充足翔实的历史材料，他们找来不少年轻的历史学家合作，他们大都来自外省。协调这些历史学家同写作小组的关系，也花费了他们不少的时间。再一个是经费问题。看起来经费的多少同节目的性质有关：如果是戏剧节目，可以得到需要的资金；如果被当作记录片，只能得到这笔经费的三分之一。萨特给朱利昂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说明这个节目应该归入戏剧类的理由。电视台同意把它归到戏剧节目中。　　　　
　　　　接着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孔达和阿斯特律克的电影《萨特自述》已经基本录制完成，如果它在电影院或电视屏幕上映出，就会形成同电视二台的节目唱对台戏的局面。电影制片人塞利曼给朱利昂写了一封信，保证在这10次节目播完前电影不上演。这样，最后一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在进行这一活动的过程中，萨特渐渐认识到，电视台头头朱利昂在这个事情上缺乏诚意。6月30日，萨特给他写去一信要求会面，直到萨特和波伏瓦要离开巴黎度假了，对方还没有答复。假期，朱利昂给萨特回了一信，建议先搞一个试点节目：这完全是侮辱性的，荒谬到了极点。9月下旬，萨特和波伏瓦回到巴黎，同朱利昂见了面。萨特情绪激烈地指责朱利昂，说自己早已过了接受考试的年龄；搞试点节目的建议实际上就是一种考试，可以让人打不及格、及格或良好的分数。他唯一可以接受的鉴定人是观众，但这里要求提交的试点节目不是对观众而是对专家的，也就是说，实际上这是一个新闻检查措施。　　　　
　　　　后来萨特才知道事情的真相：这个节目的提纲被送到总理希拉克那里，这是一个名叫安德烈•；维安的议员干的。他们强烈反对这一计划。而朱利昂禀承他们的旨意，一直在欺骗糊弄萨特，玩弄种种手段，最后逼迫萨特自己说不干了，于是他们的破坏活动就大功告成。9月25日，萨特在波伏瓦的陪同下，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详细叙述了整个事情的始末，揭示了事情的真相。他给记者招待会加了个题目：“电视审查制度问题”，他说：“有人说萨特正在放弃。不对，是被迫放弃。这是一例事实确凿的非直接审查。”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战胜病魔：“应该保留笑的能力”（2）
　　　　与此同时，朱利昂等人开始了诽谤萨特的活动，他们暗示萨特想得到一大笔版税，实际上这笔钱原来都是准备交给那些历史学家小组的。朱利昂还说萨特自己不干事，总是让年轻的同事干，这也是谎言：萨特为这个事情几乎耗费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更有甚者，电视台这些人还凭空捏造了这样的谣言：“萨特要求得到他1964年拒绝的诺贝尔奖金。”这谣言甚至在斯德哥尔摩都激起了反响：那边发电文到法新社，询问情况。萨特对报界作了一个声明，坚决否认此事。　　　　
　　　　在电视台上解说自己所在时代历史的计划未能实现，但为萨特拍摄的一部记录影片获得成功。1972年初，两位萨特研究者孔达和阿斯特律克准备为萨特拍一部电影，萨特对此十分感兴趣。场景是这样设计的：主要在萨特的住处，有时在波伏瓦寓所，萨特和他的几位朋友在一起；他回答他们的问题，由此详细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当中插入解说的画外音，以及若干必要的各种背景材料如新闻影片、图片、照片、萨特作品片段等。影片的名字是《萨特自述》。这是一部电影剧本，这部影片大部分拍摄于1972年2、3月间。由于经费问题，拍摄工作停顿了3年，然后影片于1975年秋拍摄完毕，并于1976年冬作了最后的剪辑工作。它于1976年5月27日首次在戛纳电影节放映，是作为正式参赛之外的一个节目放映的。巴黎的首映式在1976年10月27日举行。　　　　
　　　　在影片拍摄过程中还发生过一些有趣的场面。1972年2月下旬，一位比利时朋友拉莱曼特请萨特到布鲁塞尔作一个演讲。阿斯特律克也随车前往，他准备拍摄一些影片用得着的镜头。萨特演讲的主题是知识分子问题，而听众几乎都是中产阶级，妇女们一个个衣着讲究，头发都是刚刚做好的。他们对萨特讲的东西几乎一点也不理解，或者丝毫不感兴趣。他们甚至还对萨特其人不满和怀有敌意，因为他作演讲时没有穿传统的西服套装，只是随便穿了一件黑色的套头毛衣──自1968年以来，他就不穿传统西服，不打领带。演讲结束时，一个女士盯着萨特说：“听这种演讲真不值得穿这么讲究的衣服！”另一个女人在一旁附和道：“一个人在公众面前讲话时应该注意自己，应该衣着得体！”　　　　
　　　　萨特不明白拉莱曼特为什么要拉他来作这场演讲。场上气氛十分沉闷乏味，听众的提问也很愚蠢可笑，因此萨特随意作了应答。整个演讲期间，只有一个场面让他感到开心：阿斯特律克带着摄像机，在地上爬来爬去，把机子对着正在说话的萨特，准备拍下一些镜头来。突然，他的裤子掉了下来，露出了屁股，正对着那些一本正经的听众。　　　　
　　　　这些人突然看到这个不雅观的滑稽场面，本想放声大笑，但他们所受的教养又逼迫他们一个个装出什么也没有看见的样子，依然保持着那种一本正经的姿态。这两种倾向相互冲突，使得这些绅士淑女们分外难受。而在一旁看到这种尴尬场面的萨特却感到乐不可支。　　　　
　　　　影片大致是按时间顺序展开的：童年，母亲再婚，在拉罗舍尔──孤独与暴力，文学写作神经症，尼赞的友谊，巴黎高师的幸福时光，留学柏林──胡塞尔，成年危机，麦司卡林幻觉症，《恶心》和《墙》的出版，应征与被俘，重返巴黎，《苍蝇》的上演，存在主义流行，名声和敌意，文学介入，革命民主同盟，共产党的同路人，阿尔及利亚战争，《词语》，“五月风暴”，毛主义者，……萨特对自己近70年的生涯作了一个全面的回顾，把他个人历史同人类在20世纪的大部历史紧密地不可分割地结合为一个总体。　　　　
　　　　萨特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影片中，他特别阐释了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正在和应该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影片以此开头，以此结束，由此发散开去和收拢起来，广泛涉及政治、道德、暴力、战争、自由、文学、哲学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启迪我们对20世纪的历史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影片在巴黎开映时，观众成群结队来看这部影片，评论家也都给予萨特热烈的赞扬。7　　　　
　　　　1975年6月21日是萨特70岁生日。在这前后，他接到难以计数的电话、电报和信件，都是祝贺他70诞辰的。新闻媒介再一次把他作为一个热点人物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不少大学生和年轻学者登门拜访，他们以他的著作作为自己论文研究的对象。萨特对波伏瓦说：“看来我又开始出名了！”　　　　　
　　　　生日这一天，萨特的年轻女友莉莲•；西格尔在自己家里为萨特开了一个庆祝宴会，波伏瓦和他的几个左派朋友参加了。萨特十分高兴，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这样开心了。几天后，他们又一起去看了专门为萨特放映的电影《萨特自述》，虽然他的视力几乎完全丧失，看不清银幕，但仍然兴致很高。　　　　
　　　　在生日前，萨特应孔达之请，到朱纳斯呆了３天，同他作了一个长篇谈话；这个谈话以《70岁自画像》为题，分3次发表在《新观察家》上。在谈话中，首先涉及到萨特的身体健康状况，特别是他的眼睛，以及在几乎失明的情况下如何生活和工作。萨特说，由于不能写作，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他本应该十分沮丧，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自我感觉还不坏：他从来没有因为想到自己失去的东西而忧伤和消沉。　　　　
　　　　他还谈到哲学写作和文学写作的区别；对于他来说，处于失明状态是无法进行文学写作的。孔达说，如果萨特略微注意自己的身体，本来可以做得更多更好，而他在写《辩证理性批判》时把身体搞垮了。萨特对此回答说：“健康时干什么用得？与其有一个很好的身体，不如去写《辩证理性批判》——我这么说没有骄傲的意思——不如去写一部长的、紧凑的、对自己来说时重要的著作。”　　　　　
　　　　萨特还花较多篇幅同孔达谈论了名声问题。名声对于他来说更多的而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是他人的敌意和仇恨。他还解释了在《词语》结尾处说的话——任何一个人都是跟他相当的——而许多人都不理解它。萨特谈到他的生活和写作习惯，他花了不少时间回忆自己对于音乐的爱好；在孔达的提问下，他也谈到自己同文化界名流交往的情况。谈话也涉及到萨特对于金钱的态度，他用钱的习惯，日常的开销情况等。　　　　
　　　　萨特还对他在“二战”前后思想上的根本变化作了详细的叙述和分析。“你不妨说在战争中，我从战前的个人主义和纯粹个人转向社会，转向社会主义。这时我生活中真正的转折点：战前和战后。以前这使我写出《恶心》那样的作品，在那里与社会的关系是形而上学的，以后这慢慢导致我写出《辩证理性批判》。”　　　　　
　　　　在谈话中，萨特多次谈到他同波伏瓦的关系。他称波伏瓦是他最理想的对话者，人们从未有过的对话者。她不仅在哲学知识上，而且在对他这个人、对他想做的事情的认识上都达到与他同样的水平。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恩赐。萨特非常赞赏孔达的一种说法，即在他和波伏瓦之间是相互签发“出版许可证”，认为完全适合他俩之间的关系。萨特还说，他生活中有好几个女人，但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某种意义上是唯一的。　　　　
　　　　在这个谈话中，萨特对自己的命运表现出一种达观的态度。总结自己的一生，他觉得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生活给了我想要的东西，同时它又让我认识到这没多大意思。不过你又有什么办法呢？”伴随着这句反问，萨特发出一阵哈哈大笑。他最后对孔达说：“应当保留笑的能力。你要加上：‘伴随着笑声。’”整个谈话就在这样一种乐观开朗的气氛中结束。　　　　
　　　　1976年初，萨特文集《境况种种》第十集出版，伽利玛出版社再版了《存在与虚无》和《境况种种》第一集。《辩证理性批判》出了英文本。《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他同米歇尔•；西卡尔关于《家庭的白痴》的非常有趣的长篇谈话。《政治周刊》安排了两期萨特专号，其中有夏泰莱、豪斯特和维克多写的关于萨特的文章。9月，《肮脏的手》在水手剧院再次上演。此前它在各省巡回演出已达150场。评论界对这剧的反应很好。波伏瓦对萨特说：“一个多么辉煌的复兴！”萨特笑着回答：“一个埋葬前的复兴。”实际上他是十分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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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抗争（1970…1980）作家最后的辉煌：知识分子（1）
　　　　波伏瓦在关于萨特最后10年的回忆录的开头说：“综观萨特的一生，他总是不断地怀疑自己；他不否认自己的‘意识形态兴趣’，但他不想让它给整个地吞没。他常常选择‘在思想上反对自己’。他努力‘脱胎换骨’。他卷入1968年的政治动荡，这一动荡深深影响着他，使他思索知识分子的作用，修正自己过去关于它的概念。”　　　　
　　　　这一期间萨特深入探究了知识分子问题。他首先澄清了一些关于知识分子的模糊观念。如人们通常认为，知识分子就是指那些脑力劳动者或智力劳动者。萨特认为这一界定是不准确的。没有哪一种工作可以说是纯粹使用脑力或智力的；同样的，也没有哪一种工作是可以完全不用脑力或智力的。例如，我们或许可以说一个外科医生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他的工作却是必须花费体力的。　　　　
　　　　人们通常将知识分子同某种职业联系在一起，如说医生是知识分子，工程师是知识分子，教师是知识分子，作家是知识分子，等等。萨特认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既与人们的职业有关系，但又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种职业。萨特说，知识分子确实来自那些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当中；但并非所有从事这种工作的人都是知识分子。　　　　
　　　　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在知识问题上会遇到一个不可避免的矛盾：一方面，他们的专业知识具有普遍性，是整个人类社会的财富，应该为所有的人服务；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又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它首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也就是说，这个普遍性的运用决不是普遍的，它是特殊的，只是关涉到有特权的利益集团。他们在自己的专业技术工作中，获得知识的方法之普遍性与运用这种方法的特殊性构成一种深刻的矛盾。如果他们让自己适应这种矛盾，或者设法逃避这种矛盾，那么还不能说他们是知识分子。只有当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变得意识到这一深刻矛盾，并正视这一矛盾，他们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　　　　
　　　　萨特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美国，一个科学家由于他具有的专业技术，正在研制美国想在越南试用的新式武器，他为越南战争而制造它们。如果他意识到自己所学得的知识不应该被应用在这样的场合，这种知识的普遍性与它的实际运用是矛盾和冲突的，那么他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由于意识到这一根本矛盾，他内心也处于一种矛盾冲突之中：一方面，作为一个专业技术人员，他不可能不继续从事这种新式武器的研制，这是专业的需要；另一方面，当他想到这种新式武器的用途时，他又深感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有过错的，甚至是有罪的。于是他就有了一种被黑格尔称之为“不安的良心”的东西。　　　　
　　　　在具体行动方面，他可能体现出这种不安的良心，较多的情况是在请愿书上签名，谴责美国对越南的战争，同时仍然从事自己的武器研制工作。也就是说，在普遍知识和它的实际专门利用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而他自身内心的矛盾冲突却借这种谴责行动得到缓解和暂时摆脱。萨特说，这就是古典知识分子。“他完全满足于有一个不安或不幸的良心，那让他可以去谴责。因此，知识分子——古典知识分子——是一种伟大的谴责者。”（《萨特自述》）　　　　
　　　　萨特指出，自1968年5月以来，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学生运动矛头所向，除了别的东西，就是整个教学体制，就是国家对文化的干涉。事实是文化被限制和保留给少数幸运者，而它本应该是为每一个人的。通过这些特殊的挑战，学生运动所攻击的对象，正是古典知识分子。例如作为古典知识分子的教师，在学生们看来，他处于普遍性之中，具有某种知识，而那是资产阶级社会提供给他的，因此这种知识部分是普遍的，部分是特殊的；具有这种知识的教师有一种权力，一种非常特殊的权力，也就是消灭学生的权力。当他这样来行使自己的权力时，就不仅是通过词语来谴责这个资产阶级社会，而且接受这个社会委托的一种权力来为它服务。　　　　
　　　　结果是，如果这些教师想同他们的学生进行联络，如果他们想继续忠实于其普遍性的倾向，他们就应该学会向自己质疑，这是这个不安的良心必须去做的。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同群众在一起的方式，抛弃他们可能得到的无论什么特殊权力，像群众中的一员那样获得同等程度的主权，而一点也不多。　　　　
　　　　但这样一来，有人会质疑说，既然他已经与群众结为一体，那是什么使他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呢？实际上萨特认为，在一个可以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将不再有知识分子，因为原有的矛盾不再存在。因此，对这一点有所理解的知识分子中有些人是同群众在一起的；他们跟其他群众唯一的区别是，在情况需要的时候，他们能够向群众提供这种具体的普遍，那种由于他们的研究而朝向普遍性的倾向。现在的知识分子仍有可能为群众服务，向他们提供需要的东西，因为知识分子具有这样的东西。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就成了新知识分子。新知识分子的首要原则是知识分子的一体化：例如他去工厂工作，变成工人中的一员，以便让那种真正的普遍性得以实现。　　　　
　　　　萨特承认自己是一个古典知识分子，特别在1968年5月以前；而在这之后，他有了较大变化，努力向新知识分子方面转变。在5月风暴期间他对学生运动的支持本身就是迈向新知识分子的一步。自那以来，他尽可能地投身于群众之中，参加各种实际政治活动。1968年秋，他开始从事《斗争关系》的编辑工作，这是一份在各行动委员会之间流传的公报。而后来他出任《人民事业报》主编，这份报纸是面向人民群众的，由工人直接或间接写东西，反映1970年以来法国工人阶级坚持斗争的情况。　　　　
　　　　在1970年，萨特…还协助一些人成立“红色援助”组织，它是一个为反对政府镇压而斗争的组织，其宣言主要由萨特执笔，说明了它的宗旨：“红色援助是一个民主的、合法公开的和独立的社团，它的根本目的是为被镇压的受害者提供政治和法律的保护。为他们及其亲属提供物质的和道义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