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局在行动-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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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地剪着，且十分认真，有一点边缘不清或线条变形的地方都要反复剪修，直至逼真、形象，还得自己满意才算竣工一个。由此可见该同志平素工作也一定十分细腻、认真，求精求深。一把牌下来，有一个就捂着裆部吵着要上厕所。另一个马上说：贴上再走。这时宁长才发现，该同志除脸上已贴满五八，肩上左右还各贴着一只王八，不细看倒有点像哪种特殊行业的微章。经那个同志一提醒，要上厕所的同志居然不去了。结果后背中间又让那女同志结结实实地贴上一只四肢俱全的乌龟，就有点像清兵腰间的“兵”字。

他们待再看下去，身后又传来哗啦啦的麻将声。

在挂有“XXX”科室牌子（为避免不愉快事情的发生，还是不要说牌子上写的XX科、XX室或XXX所之类带有明显标记的番号，因为现在许多人把工作看得并不重要。而把因工作冠以的各种名称看得却十分重要。他们往往十分自豪地对人说，“我在XXX科上班”、“我在XXX室工作”，所以只要本名称受辱，就是整个单位受辱，整个社会受辱，甚至党的形象受辱，以至那些平素连工作都不想干的同志，也突然起了爱党爱国之心，且十分的坚决、果断。）的房间里，四位男同志正全力地打麻将。门也半开半掩，宁长他们就看得十分方便。对房门坐着的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他每打一张牌就要用力地砸一下桌子，仿佛不砸就看不出牌的好坏。他下家是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人，他每出一张牌总要将右手在空中游动成一个9O度的弯子，像姿式优美地举着一个酒杯，然后更加有力地砸在桌子上，好像在和上家较劲——看谁砸得更响！背对房门坐着的男同志则轻轻地把牌送到桌子中央，只是嘴里不停地说着“吆鸡”、“五饼”、“三万”，像指战员在战场上清点人员名单。他下家的男同志则慢慢地，一口接一口地吸烟，偶尔将烟灰习惯地朝身边弹一下，下家的小胡子就习惯地将脚动一下，但双方都不说话。

其间小胡子在和一把牌后有些兴奋，就说：“姚书记这几天还不让玩呢，不说反贪局的要来么，竟瞎扯，在哪呢？”络腮胡子由于给小胡子点了炮，说话就没好气；“反贪局多个鸡巴，平时都天天玩，这几天就板住了，来不来当个鸡巴，还能把谁鸡巴咬下来当哨吹！”

徐胖子瞪着眼睛，捏着拳头，一副要冲进去的样子。宁长用力拉他一下，两个人就静静地看着。

小胡子又说：“都是扯犊子，走形式。来多少回了，顶啥事了，到时候好酒一供，大礼一上，啥事儿也没事了。”那两位或认真地读牌，或一口接一口地吸烟，都不介入他们的谈话。

一锅下来算账时，小胡子对络腮胡子呲呲牙，“差俩豆，下锅一遭算吧。”络腮胡子连连摇头，“不行，一把一利索。”

“下锅算，下锅算，哪有那么认真的。”

“少扯鸡巴蛋，隔把不掷色子，一把一利索！”

“话说干净点，啥大不了的，值你那个样儿。”

“少跟我扯那个哩哏扔，隔把不掷色子，少一分钱别脚趾盖儿。”络腮胡子由于说得认真，相当数量的唾沫星子就飞到了小胡子睑上。小胡子不耐烦地拿手擦脸，手指不怎么就碰到了络腮胡子的胳膊上。络腮胡子马上站起来伸手揪住小胡的前胸，“咋的，想照量照量，走，到院子里溜溜！”另外两位就马上站起来解劝。四个人又很快坐下去，小胡子在掏出十元钱递给络腮胡子后，四个人又重新码牌开战。

不一会儿，乒乓的敲击声和“八万”、“六条”的读牌声又和谐、有节奏地从“XXX”的办公室里传出来。

宁长觉得没劲，就示意徐胖子走人。他们走出拐角的走廊，刚到门口，迎面走来了个面目白皙的小伙子。宁长用力眨了一下右眼，想起此人就是乡文教助理，那天随姚书记下乡的那一位，同时想起了那张纸条。就问姚书记在哪？小伙子用手朝走廊拐角指一指：“上广播室那边看看有没有。”就匆匆走了。

广播室在走廊拐角的尽里头，就显得很黑很暗，门又是用铁皮包的，乍一到门口就什么也看不清了。徐胖子举起拳头要敲门，宁长示意从窗玻璃上看看。他伸了几下脖子，翘了几下脚，都无济于事。宁长示意他蹲下去，他迟疑了一下，还是蹲下去了。几乎在蹲下的同时，裤裆又“哧”地响了一下，还没等伸手去摸，宁长光着脚已踩在他的肩膀上，他只好在裤裆又“哧”地响了一下之后，将宁长架起来。宁长示意他往下落一落，他就委屈地把屁股弓起来，让人看着有点像演杂技的在练一种功夫。广播室里果然坐着姚书记，他脸色还是白惨惨地没血色，身边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杯水，正冒热气。一个长得很秀气但臀部已明显突出的女青年半娇半嗔地候在一边。姚书记呷了两口茶水，脸上就泛起一片红润，他一伸胳膊，冷不防把女青年揽在怀里。女青年就半推半就地坐在他的大腿上。姚书记歪起头照女青年的脸上“叭、叭”连亲几口，女青年就避开攻击目标，用圆鼓鼓的手指去擦脸蛋儿，同时说一句现在很多女青年都经常说着的一句话：“讨厌！”姚书记就势将右手朝女青年敞得很开的前胸直插下去，两个人就滚在了一起。可怜办公桌上剩着的半杯茶水连同杯子在两个人的混战中抖了几抖终于掉下地并一块同归于尽了。女青年从姚书记身上离开后，脸上除了长出许多细密的汗球儿就是艳艳的火红了，又轻轻地打了姚书记一下，同时补上那句座佑铭：“讨厌！”姚书记就嘻嘻地笑着坐在了椅子上，显出领导者的老成与和蔼来。

偏巧此时徐胖子那一直精湿的裤裆又“哧”地响了一下，他就用一只手尽力地去后边摸索，身子同时晃了一下，没有思想准备的宁长身子突然失去平衡，整个人就从徐胖子肩上掉下来，好在离地面很低，人就没受损伤，广播室的门却给撞开了。

宁、姚两位领导例行公事的寒暄之后，姚书记就埋怨他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昨天下午乡里就派车在半路上等到吃晚饭，今天一早一个乡干部老妈病重用二号车送县城去了，要不哪能让他们步行到乡政府呢。

宁长他们很快换了衣服，安排了住宿。姚书记又问有啥要求，宁长眨了眨右眼，漫不经心地说：“给派个联络员吧，有些事情互相衔接也方便些。”姚书记沉吟半晌，“要是明天副书记老米回来最好，下午实在要人只有文教助理小王了。”

“小王就小王，这点事明天也不用打扰米书记。”宁长很高兴，联想到刚才打听姚书记的去向，他真希望小王来，认为小王很可能是个有观点的人。

文教助理小王是中专毕业生，在乡里工作两年多。据说这青年人有正义感，也鬼精鬼精的，平日姚书记想重用，又拿不准，不用心里又怪痒痒的。总的讲，他属“试用阶段”吧。后来听说姚书记在派他来之前还进行了一番谈话，大意是说他很年轻，前程远大，但要头脑清醒，要有立场，在大事大非面前要经受住各种考验和诱惑；乡党委让他做联络工作既是对他的信任，也是考验，希望他能经受住考验，早日加入党组织。同时又严肃指出：乡党委绝不会压抑一棵好苗子，也绝不会培养一棵坏苗子！

他对联络工作很慎重，对乡里的事情只介绍现象，不评价好坏，但很典型。如财政所，一般乡都三个人，会计、出纳、所长哈的。杏树乡财政所却配置了七个人，除一名所长、五名副所长，剩下一名是助理所长，还是乡里的后备干部。所以当别人问某所长或某副所长都分工做哪些具体工作时，别的单位总要说我分管企财呀、行财呀什么的，这里的人却要说，我和某所长还有某副所长或者什么什么的共同分管什么或什么。在上级部门一再强调要精兵简政，裁减人员的强大压力下，该所只好将五名副所长裁减为三名。裁下的两名又变成了所长顾问或跨世纪后备干部，并上报县里行业主管部门备案，或写成经验材料呈报到主管县长手里，否则所长顾问和跨世纪后备干部就要大闹一场，揭揭老底云云。因为这七名财务人员或应叫所长、副所长或所长顾问……等等，有的是书记夫人，乡长的儿媳，武装部长的小姨子，副书记的干儿媳妇，还有县里某特权局的干闺女等等等等。一句话，哪一个也动不得。这里边我们不得不替姚书记说句公道话，换了任何一位书记，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位置上，对这样棘手的历史问题，我们也只能断定：同样是无能为力的。

再一个特点是，这里的各科室往往独立作战能力很强（我们弄不清小王此话意思的褒贬），凡他们自己定下的规矩，往往书记也无法改变。如林业部门，比如上边批给一百米木材指标，他们上缴了必要的费用后，当然也要缴给姚书记一定的“费用”（据说姚书记将这些费用都用在了工作上），剩下这一百米木材指标，他们说给谁就给谁，往往姚书记说话也不好使，有时姚书记歪着脖子，苍白着脸，敲着桌子骂娘，也无济于事。小王在解释这些现象时，说姚书记主要是太面善，太重感情了，认了太多不该认的亲成。如七站八所的头头，基本上是他的拜把子弟兄，而各村支部书记、村长甚至治保主任啥的，有三分之二是他的干儿子……

小王说到这里似乎忘了顾忌，宁长就很高兴，赶紧给他的杯里加上水。

柳树村的黄书记只是干儿子之一（因上一段里他曾扮演主要角色，为尊重起见，我们未提及此事），有的干儿子比他还大四五岁。有人就开玩笑逗姚书记：凡是儿子，不管“干的”、“稀的”，总不能比爹岁数还大，那叫什么儿子，还不如倒过来叫了。姚书记就说自己的道理：常理讲应该说爹比儿子大，可现在姑爷比老丈人年龄大的还少么？既然姑爷可以比老丈人大，我这些干儿子就不许比干爹大么？弄得对方无言以对。

这种事情的结果当然好处很多，不然谁认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亲戚干嘛，咋没有认要饭的为干儿子或拜把子兄弟呢？是亲三分像的古训在现今的许多单位和领域不仍然十分有效么？但其副作用也不可小看，个中苦辣酸甜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

正因为这诸种关系，各科室的人下去办公时胆子就特别大。如XXX所下去收费，一眼看中了某小卖店主的一台收录机（是儿子出国考察给老人家带回来的），就开始细细地找小卖店的毛病，就是这也不合乎，那也不合乎，最后连店主老头子也不合乎了（说不定身体所患病疾将危及顾客呢）。如果收录机值一千元，他们就下个一千五百或两干元的罚款通知单。为使收录机的所有权尽快转移，他们就很快把同样是拜把子兄弟的派出所杨所长等人叫到现场。这些人照样拎着手铐，佩着电棍，屋里屋外来回走动，手枪掏出来不停地擦拭，子弹摆弄得像炒豆子。有的还给老头提示说，某派出所在执行公务时不慎手枪走火，打死了被罚店主的儿子还记了个三等功。还有的说县局一个不知是姓尤姓仇还是姓侯的干警，夜间开玩笑随便堵了一辆夏利出租车，硬说车上的人在酒店喝酒时有嫖娼行为。恰逢几位客人又不是本县人，该干警将帽子从头上摘下来，啪地摔在办公桌上：“老子干了二十多年干警，从科长干到干警，我还怕啥？别说你们这几头烂蒜，石头从我这办公室里搬出去都得挤出三两油来！”说着就把其中一位年龄最大，身体最差的老头子弄到小屋里一顿电棍加电炮……在外边的两位听到里边失去人声的惨叫和死不招供的声音（因三个人除了喝酒，实在无供可招），大受感动，便单方面同意交了两千元不要收据的罚款才算放人。据说该科近几年还没有抓住人让空手溜走的先例，该干警年终还被局里评为“人民群众的守护神”。店主听了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又见自己这一千来元的收录机（只听了三四个月）一下子就换了个两千元的罚款通知单，也算便宜，他更不想让派出所同志在这时荣立三等功，就痛痛快快地交出了自己那心爱的收录机，又点头哈腰地送出大门，生怕XXX所的同志反悔改要现金就更麻烦了。

据说该派出所本身也有自己的绝活，前年寒冬的一个晚上，他们偶尔抓住一个偷牛的犯罪嫌疑人。弄到所里一阵强有力的拳打脚踢之后，该嫌疑人仍不招供。在干警打累又打饿了的情况下，就将该嫌疑人铐在暖气片上（因为天冷，这就成了一种具有关怀性的惩戒）。可讯供的干警在很累的情况下去吃饭的同时又多喝了几盅白酒，醒酒后已是凌晨七点半钟，起来撒尿时想起暖气片上的犯罪嫌疑人，考虑到自己的讯供任务尚未完成，就赶紧从家里往所里神跑。可该嫌疑人因不习惯这种关怀性的惩戒竟死了，眼睛还定定地向上瞅着，谁也弄不明白啥意思。他们就从关怀遗体的角度又将犯罪嫌疑人重新进行安置、摆放。当这一切都确认无可挑剔后，马上向县局报告。至县局的职业人员在认真勘察现场后，仍难断定是自杀还是他杀。最后只能做了个模棱两可的鉴定：畏罪自杀的可能性大，不排除他杀。

但从打击刑事犯罪，稳定社会治安的角度看，仍有其积极意义。于是该所从“怜爱、同情的角度上”交给犯罪嫌疑人亲属五千元人民币作为“两清”的条件，继续上报该乡打击刑事犯罪有力，社会治安状况良好云云。使该所在次年仲夏就荣立了集体三等功。

宁长不时地点头和揉鼻子，觉得虽说得散些，但有头脑，有观点，突然像想起了什么，就问：“你们乡长呢，咋一直没见一把手乡长露面？”小王犹豫了一下，刚说“马乡长和姚书记……”在中学教书的妻子下班找他来了。宁长就不好再问，也不是一两句能说得清楚的，就说明天再唠吧。

晚上宁长和徐胖子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认为乡办企业问题最多，在几个所谓半死不活的企业中，乡酒厂问题最大，反映最强烈，认为这时最容易找到突破口，就决定明天让小王领他们去酒厂看看。

因白天工作顺利，徐胖子夜里还做了一个好梦。他和一个县长的千金喜结良缘，盛大的场面让他难以置信，县长千金的娇容让他醒来还好一阵发傻。那个头，那身段，那皮肤，那脸型……想着想着就不由得咂了咂嘴。宁长趴在床头正写东西，回头看他一眼，徐胖子就满脸胀红起来，还以为秘密给人看穿了，梦尽管是一种欺骗，他仍很兴奋．可生活中人们对胖子为啥恁多偏见，什么肥猪、狗熊、笨牛……难道都像猴子才好看？听说非洲有一个民族非常崇尚胖子，在那里人们为了胖而绞尽脑汁，越胖越受到人们的尊敬，越受到异性的追求。他真向往那里的民族了。

夜里的好梦一直鼓舞着他的情绪，使两个未婚青年的房间一大早就传出了哼叽叽的歌唱声（尽管这歌声有点像牙痛或赖狗闹门），宁长下地后还照徐胖子的屁股拍了两下，他希望下属情绪越高越好。徐胖子就美得什么似的，洗完脸不等擦毛巾便在地上扭了起来，使本来就窄小的寝室显得更加窄小，有两次撞得床铺咚咚作响。徐胖子在单位是有名的舞迷，硕大的屁股一点也不影响他的爱好。宁长就笑：“别要狗砣子了，等查完案子，我陪你在县城最好的舞厅跳几天。”徐胖子一把抱住科长，两个人都很激动；这真是个神圣的使命呀！

吃早饭时，姚书记也来了。他抱歉地说：“昨晚小王爱人妊娠反应很重，一早就领爱人去县医院了，怕一时好不了。”宁长一愣，他没结婚，不懂这妊娠反应到底有多厉害，可昨晚还好好的……就一边吃饭，一边提出找一个熟悉酒厂情况的人陪他们走一走。姚书记歪了歪头，满口答应了。

第二十一章在“新”、“高”、“深”上下功夫

几句顺口溜，惹得全局上下口诛笔伐。局长干脆指着他的鼻子叫板：“你说大官贪、小官拿，我们局哪个大官贪了？哪个小官拿了？拿什么，谁拿啦？

你年轻轻地想吃里扒外，吃王莽饭给刘秀干活，你要负政治责任！就全国来讲，各部门几乎让你们这帮瞎写乱编的人给骂遍了，只剩反贪系统这一片净土，你还瞅着难受……”

宁长他们和文教助理小王合作得很好，第二天小王突然不见了。宁长只好让姚书记给派一个熟悉酒厂情况的人给他们当联络员。

饭后他们再回到招待所，就有一个女同志轻轻地走进来。高挑个头，体形削瘦，面色虽显忧郁，却不失为清秀、耐看，给人一种爱怜的样子。宁长先是一愣，越发觉得面熟，女同志就嘴角抽动两下。

“高禹！”宁长感到突然，猛然想起来．这不是他的高中同学么，“你怎么来这里了？”高禹就掉下泪来。他们读书时是很要好的同学（这并不能贬宁长读书时就有恋爱行为），毕业后各自先后参加了工作，逐渐都把婚事提到了日程，可高禹二老坚决反对此事，认为好好的姑娘找一个残疾人做丈夫实在不体面，高禹又是孝顺女儿，双方的姻缘和其他往来便从此割断。高禹婚后第二年刚生女儿不久，男人就外出经商离她而去，单位又停产，长年放假。高禹只好携女儿回到杏树乡娘家住下了，后经人介绍到酒厂厂办工作至今。

“看来你是公务在身呢？”宁长冷笑一下，就不由得提高了警惕，满肠满肚的陈情旧意只好隐在心底。

高禹勉强笑笑：“我也是公事公办，但昧良心事我决不会做。”双方的气氛又渐渐融洽起来，徐胖子还格外偷偷多看她几眼。

六年前的一个仲夏的黄昏，当太阳将最后一缕余辉从杏树乡远处的山峦上别别扭扭地消失的时候，山坡上还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他一直盯着杏树乡这个小山村发愣，嘴上一口接一口地吸烟，眉头苦苦地锁着，满头的光亮和衣服上不同寻常的颜色，标志着他曾有过不同寻常的经历。最终，当村里歇息得最晚的一条狗都已困顿得合上眼睛时，他才慢吞吞地走进村西大柳树后边的一处两间草屋的院落。

第二天一早，草屋里就走出一个三十来岁的小媳妇。她的身段、长相及走路的姿式等等，都与这个山村和身后的草屋很不协调。她在村子里左拐右拐，还不时地东张西望，最终走进了村北的乡大院的书记室里。

姚书记在一份文件上写完最后一个句号之后，发现了离他办公桌只有五尺之遥站着一个小媳妇。他一愣，眼睛随之一亮，发出了和书记身份很不相称的光芒，期间还敏捷地揉了揉眼角。他不大相信，在这样偏僻的山沟里还有这样的小媳妇。之后，从她嘴里姚书记知道她丈夫叫胡魁，三年前因说不清的原因（其实是很容易说得清楚的），在“大学校”（很多人都把监狱叫“大学校”）里待了三年，才回来，想用在那里学得的一技之长为家乡父老做点贡献，以补赎过去的不足（应说罪恶）。姚书记似乎没有去听她说啥，只盯住她的脸蛋和大腿以上的部位，似乎那里有不可告人的东西。有一会儿小媳妇的脸上也起了绯红，好在她也许见过世面（不然姚书记在该乡工作多年咋第一次发现），就很快适应，并模特样地在屋子里摆来摆去地走着。导致姚书记有一会儿就不由得发傻，两只眼睛也显得力不从心。当姚书记在送小媳妇出门时，两个人的眼睛都有些火烧火燎的，使人想起有些领导在接触有些群众时，是很容易随和又很容易缩短差距和很容易融洽的，姚书记属此种领导当之无愧。

小媳妇第二次走进书记室，虽来的时间晚了点，留的时间也长了点，但心情很晴朗。出门时姚书记虽然连大门都没有出，她还是一边用手梳理着进门时本已十分规整的头发，一边甜甜地向书记室回眸，出大门后还十分轻松地哼唱着一首同样十分轻松的歌曲。

下一次到书记室的就是那位刚刚从“大学校”里出来的叫胡魁的汉子了。他同姚书记谈的首项也是实质性的工作就是如何开办杏树乡的酒厂问题。

半年后乡酒厂便正式开业了。

年底就还清了全部贷款还赢利一万元，第二年纯赢利二十三万元！这在杏树乡是不曾有过的奇迹。该厂生产的“杏花醇”已远销省外和东南亚，至于县里省里领导来检查工作时不断地品尝他们的“杏花醇”，有时也造成酣睡和呕吐的事就不细说了。

值得一提的是厂部会计，姚书记爱人于晓梅原本在乡财政所任副所长，从酒厂成立那天就同时兼任了酒厂的会计工作。确切地说是酒厂会计同时兼任乡财政所副所长。不久胡魁厂长那个长得有些那个的小媳妇也到酒厂当了出纳员。应该承认，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她）们还是很不错的，不然也不会有恁多的赢利……

再往下，高禹那有点发紫的嘴唇嗫嚅了几下，就不说了。宁长揉了揉鼻子，右眼球也跟着慢慢地转动几下，就建议高禹出去走一走，屋里的空气太沉闷了。

乡政府后院就是连绵的山峦，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两边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杂草和樟树，禾草和野花的芳香不断地向四周散发着，山间就显得幽静而诱人。

徐胖子望着两个人渐渐消失的背影，用力地咽口唾沫，就专心地整理着记录稿子。

他们沿小路轻轻地走着，好长时间都不说一句话。宁长总有一种似梦似幻的感觉，本该几年前就成定局的事实，今天却在这里游走，真是……上了山坡，接着是一段很长距离的山坳，路就越走越轻松，话也越说越投机。足足有一个多小时的光景，他们谁也没有谈工作，好像这样就很好了。也无非是过去的这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最后两个人手还莫名地握在了一起。接着我们在电视里常见的接吻、拥抱什么什么等程序他们基本上都—一遵循了，但时间很短。接着高禹要为姚书记保密的承诺就大打折扣，还说姚书记找她做了工作，并把“联络”的效果作为她可否继续留用的标准。宁长很激动，又一次紧紧地抓住高禹的手。高禹也以同样的方式握住老同学的手。两个人都有“相见恨晚”“再创辉煌”之势。

最后的谈话（含后来的补充调查），基本上是这样的。

酒厂确实办得不错，但那是两年前的事，两年后就败出了走下坡路的种种迹象。现已停产半年多时间，只是厂领导和厂机关工作人员还断断继续续上班，工资照开。源源不断的只是讨债队伍，有的在胡魁家蹲点要债，弄得胡魁也常常躲到外边不敢回家，到法院起诉的连绵不断。问题的关键是胡魁和姚书记媳妇于晓梅他们的账太乱，想当初，只要他们几个人一嘀咕，或者任何一个人心血来潮，都可以随便取钱，随便支钱，随便花钱，姚书记到酒厂取钱比拿家里的钱都方便，常常连借条都不写。而胡魁和于晓梅外出多长时间，干什么姚书记也不闻不问，仿佛没看见，也没听见。小媳妇也常常去姚书记家里或办公室，双方都不闻不问，和睦得比一家还亲，弄得胡魁那三岁的女儿常常管姚书记叫爸爸。

平时厂里进料，如苞米进货时本来是十八个水，往厂部一入账就是二十六或二十八个水。如果胡魁、于晓梅他们的亲戚来送玉米，明明是二十六个水，账上就记十五个水或十八个水，送料的往往又大多是他们的亲戚，有的干脆把送料当买卖做。过秤的、记账的和仓库的保管员等等，不是胡魁的小姨子，就是姚书记的小舅子的三姨夫或三姨夫四妹妹的外甥女等等。这样里返外折乱花乱支时间长了，工人也看出了门道，断定这厂子垮台只是时间问题。他们就悄悄往家里偷东西，如玉米、大麦、白酒、木板、铁钉甚至酒糟也不嫌弃，多则成袋成箱，少则往衣兜里装或胳肢窝里夹，真可谓百式百样，推陈出新。时间往往在下半夜以后，相互间常常都能看到对方，谁也不吱声，有时拿不动或拿不了了还要互相帮忙，互相分享。即使厂保卫的看见了，他们也不怕，说啥：“我们出那么多力，拿这点玩艺算啥，他们白爪子连动都不动一下就成千成万的往家里搂，你们敢管么？我们这是劳动所得，和他们比才九牛一毛呢。”最后厂保卫的也睁眼闭眼，方便了也往家里拿。于是就传出了顺口溜：大官贪，小官搂，工人个个是小偷。

“这样的厂子，你说能好么？”高禹说着眼圈竟有些红了。

第二天姚书记见了宁长，又单独听了高禹的汇报，感到很满意，临出门还耐人寻味地拍了拍她的肩膀。高禹的脸就鲜红了一下，赶紧走开了。

宁长提出再要联络员时，姚书记就给派了一个叫大个子的党委宣传委员。说是大个子，至多不过1．5O米，作为一个男同志，个子肯定是矮了点儿。眼睛却非常有神，总滴溜溜不停地转，像被人不停摆弄的两个玻璃琉琉。宁长一见就知来者不善，可见姚书记用心良苦。结果他们转了两天，走访谈话了六七个同志，一无所获，不是说乡里和姚书记的情况都很好，就是来的时间短不了解情况，要么就说全国哪都这样，马马虎虎，大同小异，没啥好说的。

晚上宁长和徐胖子就在屋里绞尽脑汁研究对策。徐胖子坐累了，就伸个懒腰脱下了鞋袜伸开腿顺着床躺下去。屋子里的苍蝇就很快给吸引过来，雪白的小腿和脚丫子也很快变成了黑色。腿一动嗡地一声炸响，空中就像飞舞着无数只小燕子，腿也由黑变成了雪白；一会又变成了黑色；有几只蚊子也赶过来凑热闹，其中一只因为场所拥挤问题竟和身边的一只苍蝇打了起来，一时间那里的局势就显得很混乱。徐胖子觉得好玩，两只腿就不时地动一下，苍蝇（含蚊子）就一会儿轰地炸起，又一会儿嗡嗡嗡地下落，不细看光听声音，有点像电影里的战斗片子。

宁长火了：“瞅你这窝囊样，哪个瞎眼姑娘能给你！”徐胖子就蔫蔫地坐起来，这是他的痛处，只是不敢说，“哪个好姑娘肯嫁你这一只眼的？”两个人经过仔细分析研究，觉得大个子尽管难缠，也不是铁板一块，尤其一提写报道和喝酒就眉飞色舞。宁长那充满血丝的眼睛不停地眨着，突然一亮，就关了灯，仔仔细细、反反复复，这么那么，那么这么地对徐胖子小声叮嘱好几遍。徐胖子就不停地揉着屁股，显得兴奋和激动，临出门还自言自语地说：“这简直是瘦老头的旧戏重演；这戏最好一天演一次。”也暗自好笑，酒真是个好东西，不管官大官小，一提酒距离马上缩短了，共同的语言也有了，事也相应好办了，看来自己对酒的爱好实在是爱对了。

果然，一提喝酒，大个子马上从隔壁的招待所跟过来。又见只有徐胖子一人，两个人就很快喝起来。几杯酒下肚，话题就转入宣传报道上来了。大个子的两只眼睛也很快由溜溜转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