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尼拔三部曲-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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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发现母亲正在睡觉，还有两个老年人在桌子旁坐着等着开饭，一个妇人穿着衬裙站在后院里。

玛丽安给他丈夫打电话。“他们多长时间检查一次这种场所？……我还不知道目前有没有房客的家属去投诉过。我估计这些人也不会有什么家属……不，你别介入进来。我需要几个黑奴。给我找几个黑人……还有沃特斯大夫。我处理好的。”

四十五分钟后医生带着一名穿着白大褂的护理员到了，还有一辆专车带来玛丽安的女仆和五个其他的家务仆人。

弗朗西斯放学回来的时候，玛丽安、大夫和护理员正在外婆的房间里。弗朗西斯听到外婆的咒骂声。当他们把她用疗养院的大轮椅推出来的时候，她变得目光呆滞，胳膊上有一小块棉球。她没戴假牙，脸显得凹陷而与往日不同。玛丽安的胳膊上也贴了胶布：她被她咬了一口。

外婆和护理员坐在车后排，被医生带走了。弗朗西斯目送着她。他想挥挥手，可是手臂垂到了身边。

玛丽安的清洗队在房子里面又刷又洗，清理了很多东西，又把房子通了通风，帮所有老人洗了澡。玛丽安和他们一起干，而且指挥她们做了一顿简单的饭菜。

她只在问东西在哪里的时候才和弗朗西斯说话。

后来她把仆人们打发走，给县政府打了个电话。多拉德太太中风了，她向他们解释。

当福利处的工人们开着学校的班车来接这些老年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弗朗西斯觉得他们也会把他带走。可是他没有被列入讨论的对象。

房子里只剩下他和玛丽安两个人了。她坐在厨房里，双手捂着脸；他出去爬上了一棵酸苹果树。

终于，玛丽安叫他了。她已经把他的衣物收拾到了一个小皮箱里。

“你得跟我走，”她边说边向车的方向走，“上车，别把脚放在座位上。”

他们开着派克德离开了，那辆轮椅还在院子里放着。

这回没有丑闻曝光。县政府的官员说这对于多拉德太太虽然是个遗憾，但她直到最后都把疗养院料理得很好。瓦格特一家保全了体面。

外婆被关进一家私人开的精神疗养院。直到十四年后弗朗西斯·多拉德才接她一起回家。

06

“弗朗西斯，这是你的姐妹和兄弟。”他妈妈说。他们在瓦格特的书房里。

耐德·瓦格特十二岁，维多利亚十三岁，玛格丽特九岁。耐德和维多利亚互相看了一眼，玛格丽特则盯着地板。

弗朗西斯的房间在仆人们房间的顶上。自从1944年大选惨败以后，瓦格特家就不再雇仆人了。

弗朗西斯在波特·施罗德小学念书，徒步就可以到，而且离瓦格特家其他的小孩上的主教教会学校很远。

最初的几天里瓦格特家的孩子们尽可能地不理他，可是到了第一个星期的周末，耐德和维多利亚到仆人房间这一层来找他。弗朗西斯听到他们在门外嘀咕了几分钟，然后他的房门的把手动了动。看到房门锁着，他们并没有敲门。

耐德说：“开开门。”

弗朗西斯打开了门。他们没理他而是径直到他的衣橱里翻看。耐德打开小柜子的一个抽屉，两个手指夹出他发现的东西：生日时得到的绣着弗朗西斯名字缩写F。D。的手帕，一个吉他的弦枕，一只装着漂亮的甲壳虫标本的药瓶，一本表面有水痕的《棒球乔在世界联赛上》，还有一张签着“你的同学萨拉·黑尔”的纪念卡。

“这是什么？”耐德问。

“弦枕。”

“干什么用的？”

“吉他上的。”

“你有吉他吗？”

“没有。”

“那你要它干什么？”维多利亚问。

“我爸爸曾经用过它。”

“我听不懂他说的话。你说什么？让他再说一遍，耐德。”

“他说那是他爸爸的东西。”耐德拿起弗朗西斯的一块手帕，在里面擤了鼻涕后又扔回抽屉。

“他们今天把小马带走了。”维多利亚说。她在弗朗西斯的小而窄的床上坐下，耐德坐在她身边，背靠着墙，脚踩着被子。

“没有小马了，”耐德说，“没有夏天的湖滨别墅了。你知道这都是为什么吗？你说呀，你这个小混蛋？”

“爸爸现在老是得病，挣不到那么多钱了。”维多利亚说。“有时候他根本就不去上班了。”

“知道为什么他会不舒服吗？你这个小混蛋？”耐德问。“你回答我啊！”

“奶奶说他现在是酒鬼。你明白吗？”

“他不舒服就因为你这张丑巴巴的脸。”耐德说。

“别人不投他的选票也是因为你。”维多利亚说。

“出去。”弗朗西斯说。他转身去开门的时候，耐德朝他背后踹了一脚。弗朗西斯用双手捂住腰。耐德又踢他的腹部。

“噢，耐德，”维多利亚说，“噢，耐德。”

耐德扭住弗朗西斯的耳朵把他拎到梳妆台的镜子前面。

“这就是他为什么不舒服的原因！”耐德拽着他的头发往镜子上撞。“这就是他为什么不舒服的原因！”一下猛撞。“这就是他为什么不舒服的原因！”又一下。镜子被撞碎了，沾满了血迹和黏液。耐德松了手，弗朗西斯坐到地板上。维多利亚看着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咬着下嘴唇。他们把他扔在那里走了。他的脸被血和唾沫沾湿了。他的眼睛因为疼痛而流出眼泪，但他没有哭。

28

01

芝加哥的雨沉闷地下了整整一夜，落在弗雷迪·劳厄兹的露天墓地的雨篷上。

雷鸣让威尔·格雷厄姆由于劳累已经很疼的头颤震动着，他从书桌前起身走到床边的时候摇摇晃晃。床边，梦如蛇一般缠绕在他的枕头下面，等待着他。

圣查尔斯城北部的一栋老房子任凭冷雨敲窗、电闪雷鸣，在风雨中重复着它长长的叹息。

楼梯在黑暗中吱呀作响。多拉德先生下楼了。他的和服在他走路时窸窣作响，他的双眼因为充足的睡眠而圆睁。

他的头发潮乎乎的，整齐地梳理过。他已经清理过指甲。他走路的时候既缓慢又沉稳，注意力很集中，好像在小心地端着满满的一杯茶。

胶片在他的投影仪旁边。两个家庭的。其他的胶片成卷地堆在废纸篓里准备销毁。他从十几部家庭自制影片里选中了两个家庭的，在公司复制好然后带回家观看。

在他的舒适的靠背椅旁边放着奶酪和水果，他舒舒服服地坐进去，开始看影片。

第一部是国庆周末的一个野餐会。一个很温馨的家庭，三个孩子，父亲很强壮，用他粗大的手指伸进腌菜罐。后面是母亲。她拍得最好的镜头是在她和邻居的孩子们玩垒球的时候，尽管她在镜头上只有大概十五秒钟。她在第二垒上面冲着投手和投手板，两脚分开，做好从两个方向都能出球的准备，在她弯腰向前倾的时候她的前胸在套衫下颤动着。一个孩子挥舞了一下球棒，可恶地中断了她的镜头。现在又是她了，返回触垒。她把一只脚放在船用的坐垫上，坐垫在这里当了垒，两腿一弯一直；她大腿的肌肉在她弯曲的腿上紧绷着。

一遍又一遍多拉德看着这女人的身体。脚放在垒上，髋部倾斜着，大腿的肌肉在剪短了的牛仔裤里绷紧了。

他定住最后一个片段。母亲和她的孩子们。他们玩累了，身上很脏。孩子们偎依在妈妈的怀里，一只狗在他们的腿中间摇尾巴。

一阵震耳的雷鸣把外婆的高高的橱柜里的水晶雕刻品震得玎玲作响。多拉德伸手拿了个梨。

第二部影片分了几个部分。影片的名字叫“新家”，用几分钱的硬币在一个打破了的猪形扑满上方的衬衫盒上拼出来。开头是父亲在院子里立起一块“出售”的标牌。他拿着标牌，脸冲着镜头露出一个无可奈何的鬼脸，他的裤兜掏空了被翻出来。

妈妈和三个孩子在台阶上的一个特写，拍得摇摇晃晃。这是栋很漂亮的房子。镜头切换到游泳池。一个孩子，头发油光光的，个子很小，啪嗒啪嗒地走到跳水板前，在瓷砖上留下湿湿的脚印。水里露出了几个小脑袋。一只小狗向一个女孩游过去，它的耳朵往后伸，脸高高地露出水面，眼白都看得很清楚。

妈妈在水中拉着登梯的扶手抬头看镜头。她黑色的鬈发有光泽；丰胸在泳衣的上方膨润闪亮。她两腿分开站立，腿的影子在水波的荡漾中浮动。

夜里。一个曝光很差的镜头从游泳池移到灯光明亮的房子，灯光在水中反射。

切换到房子里面，一家人在欢笑。到处是盒子，还有装箱用的材料。一只老式的大箱子，还没搬到阁楼上去。

小女儿在试外婆的衣服。她戴上一顶花园晚会的帽子。父亲坐在沙发里，他看起来好像喝醉了。然后显然是父亲拿着摄影机。高度并不是很合适。妈妈在镜子前面戴帽子。孩子们在她身旁欢笑，男孩子们在旁边一边笑一边拉拽着上面的古董装饰。女孩静静地看着妈妈，审视着若干年后自己的模样。

到片尾了。妈妈转过身，冲镜头摆了个姿势，还做了一个夸张的微笑，手放在脖子背后。她很讨人喜欢。她的脖子上戴着一块有浮雕的玉石。

多拉德定住屏幕，往回倒影片。一遍又一遍她从镜子前面转过身，微笑着。

心不在焉地，多拉德拿起垒球赛的胶片，把它扔到了废纸篓里。

他把胶片从投影仪里取出来，看了看盒子上的地址标签：鲍伯·谢尔曼，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城，603号邮箱，星光大道7号。

开车去会很方便。

多拉德把胶片放在手心里，用另一只手盖住，仿佛它是一只小生命能挣扎着从手中逃走似的。它好像是一只在手心里蹦的蛐蛐。

他记得在利兹家时开灯以后的慌乱和跳动。他必须把利兹先生处理好才能打开他的摄影灯。

这一次他可要做一个流畅的过程。要是能在暗中把摄影机开着，偷偷地爬到睡觉的两个人中间依偎一会儿该多惬意啊。然后他可以在黑暗中搏斗，再坐在他们俩的血迹中间快活自在。

他可以用红外线胶卷做到这一切，他知道该上哪里去找。

投影仪还开着。多拉德手里握着胶片，眼睛看着明亮的空屏幕，可他却能看到心中的影像，与窗外风的叹息连在了一起。

他并不是出于报复的心理。只有爱和荣誉就要来临的企盼与兴奋。他的狩猎目标的心跳变得微弱而急促，像一下跨进了静谧的脚步。

他躁狂地跃立着，跃立着，被爱充满了。谢尔曼一家向他敞开了大门。

他的过去丝毫不会来干扰他，现在只有即将到来的荣耀。他从来不去想他母亲的家。事实上，他对那段时光的记忆是十分有限的，而且是朦胧的。

二十几岁的时候多拉德对他母亲家的房子的记忆变得模糊不清了，只在他的记忆宫殿里留下了一层膜。

他记得他只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忘了是因为他九岁时吊死了维多利亚的猫才被送走的。

在他仅有的几个记忆片段里有一个是那房子本身，里面灯光明亮，那是他在冬天的一个黄昏从街上路过房子时看的一眼。那天他从波特·施罗德小学放学回到一英里以外他寄宿的人家。

他能记起瓦格特家书房的气味，像钢琴被打开时发出的气味，他妈妈在那里给他假期需要的东西。他不记得临走时楼上窗户里的一张张脸。外面的地被冻得硬邦邦的，那些实用的礼物在他发热的胳膊底下面目可憎；他的思想逃到了大脑深处的一个家里，与圣路易斯的家完全不同。

在十一岁那年他的臆想开始非常活跃而且变得强烈。在他的爱发展得太猛烈的时候他就释放它。他捕捉宠物，小心翼翼地，观察它们的反应。它们是那么驯服，每次动手都很容易。警方从来没有把他和车库地面上的小小的血滴联系在一起。

四十二岁的他已经不记得这些了。他也不再想他母亲家中的人了——他的妈妈，同母异父的姐妹和兄弟。

有时候他在梦中看到他们，在光彩夺目的梦境中的几个片段；已经面目全非，而且都是高高的个子，脸和身体是鹦鹉一样艳丽的颜色，他们在他身边保持螳螂一样的姿势。

当他有意识地回忆时——虽然他很少这样做——就有很多令人满意的画面可以追寻，都是在他参军时的场景。

在十七岁那年，他无缘无故地从窗户闯进一个妇人家里，被抓住了。法庭给他两个选择，要么服兵役，要么按刑事犯罪定刑。他选择了参军。

在接受了最基础的训练以后他被派往专业学校学习暗室操作，然后被海运到圣安托尼奥，在布鲁克部队医院的医疗队里冲印胶卷。

布鲁克医院的外科医生们对他产生了兴趣，并决定给他整容。

他们在他的鼻子上做了Z型整形，取下部分耳朵的软骨来延伸鼻梁，然后用一个奇妙的阿贝皮片技术缝合了他的上唇，手术在演示厅里吸引了一大批学习和观摩的医生。

医生们对手术的效果很满意。多拉德婉言谢绝了别人举过来的镜子而向窗外望去。

音像资料图书馆的记录显示多拉德曾借出过很多电影，大部分都是关于外伤的片子，而且他借出的影片总是隔夜才还。

他1958年又一次入伍了，在这第二次兵役中他找到了香港。他所在的部队的军部在南朝鲜的汉城驻扎，在五十年代末期他为部队冲洗小型的侦察机跨越三十八度纬线而拍摄到的照片。在年假中他得以一年两度去香港。香港和九龙在1959年是任何人都垂涎向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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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外婆在1961年从疗养院被接回家，她的状态是长期服用盐酸氯丙嗪后的无表情的静默。多拉德申请因需复员并获批了，所以他比计划提前两个月退役，以便回家照顾外婆。

那段日子对他来说也是段意想不到的安静的日子。他在盖茨威的新工作可以让他请得起一个保姆白天陪外婆。晚上他们在客厅里坐着，互相不说话。一台老式座钟的滴答声和打点声是打破寂静的惟一声响。

他看到过母亲一次，那是在1970年外婆的葬礼上。他仔细看着她，从她身旁走过，他黄色的眼睛和她是那样惊人地相似。她也许是个陌生人。

他的外表很让母亲吃了一惊。他的胸很阔，身体壮实，和她一样的漂亮的肤色，还有别致的小胡子。她怀疑那胡子是从他的头发中移植过来的。

她在葬礼一个星期后给他打了个电话，可是对方的听筒慢慢地挂上了。

03

外婆去世后的九年里多拉德的生活没有被打扰过，他也没有去打扰任何人。他的前额平滑得像一颗种子。他知道他在等待，可为什么而等，他不知道。

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件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告诉他颅骨里的那颗种子：时间到了。那一天他在朝北的一个窗户前站着看某个胶片时，他发现自己的手在变老。仿佛他拿着胶片的双手刚刚在他眼前出现一样，在明亮的光线照射下，他看到手上的皮肤在筋骨上松弛了，而且他的手上开始出现菱形的像蜥蜴身上的鳞一样小的细纹。

当他向着光线把手转过去的时候，一股强烈的煮西红柿和卷心菜的味道把他全身浸了个通透。尽管屋子里很暖和，他却不禁发起抖来。那个晚上他比平时还卖力地工作。

多拉德的阁楼的墙上挂着一面与身齐长的镜子，在杠铃旁边。那是整栋房子里惟一一面挂着的镜子，对着它他可以尽情地欣赏自己的体格，因为在外面他总是戴着面具。

在鼓起一块块肌肉时他仔细审视着自己。四十岁的他完全可以在当地的健美比赛中出色地一展雄姿。可是他并不愿意。

在那个星期里他后来看到了布莱克的版画，他在刹那间被吸引住了。

他在《时代》杂志上看到了一张面积很大的全色的照片，那是作为一张插图配在一篇报道伦敦泰特博物馆回顾布莱克作品展的文章旁边。布鲁克林博物馆当时把《红色巨龙与披着阳光的女人》寄到了伦敦参加展出。

《时代》的艺术评论家说：“西方艺术中恶魔似的形象很少能像这幅画一样辐射出噩梦一般的性的力量……”多拉德不用看这句评语就能领略到画的魅力。

随后的几天中他把这幅画带在身边，晚上在暗室里他把它拍下来并放大了。许多时候他都很激动。他把画挂在健身室镜子的边上，锻炼的时候盯着它看。他只有在工作得筋疲力尽而且需要他的医疗的影片帮助他释放性欲以后才能入睡。

九岁那年他就知道在心灵的最深处他是孤独的，而且注定了一辈子都要孤独，这个结论是四十岁的人常有的。

现在在他步入四十岁的时候，他被一种臆想的怪诞的生活征服了，这种生活有童年时代的五彩斑斓、新鲜和直观。这种生活使他跨越了孤寂而前进了一步。

在其他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开始看到并且害怕自己被孤立的时候，多拉德的孤独感让他很能理解：他孤独因为他与众不同。在转变的狂热中他认定如果他向这个方向努力，如果他解放多年来他一直抑制的这些真实的强烈欲望——这些欲望是真真切切的灵感，如果他把它们当做灵感一样呵护——他一定会超凡的。

在画卷中龙的脸是看不到的，然而多拉德越来越明确地知道龙头的模样。

在客厅里他看着医疗方面的录像，做俯卧撑，并把嘴巴鼓圆以便能戴上外婆的假牙。假牙与他的畸形的牙龈不配套，而且他的下巴很快就疼得痉挛起来。

他在一个人的时候做做动作改变自己的下巴，咬硬的橡胶塞直到他的嘴巴两侧的肌肉开始鼓起来，像含了两颗胡桃。

1979年秋天，弗朗西斯·多拉德从他可观的积蓄中取了一笔现金，从盖茨威申请了三个月的年假。他带着外婆的假牙去了香港。

他回来以后，红头发的艾琳和他其他的同事都觉得假期对他很有益处，他变得更平静了。他们几乎没有察觉到他再也不使用员工衣柜或者淋浴室了——不过他以前也不常用。

他外婆的假牙又重新放在他床头柜上的玻璃杯里。他自己新做的一套被锁在楼上的书桌里。

如果艾琳能看到他在镜子前面的样子，把假牙戴好，新的文身在强烈的健身房的灯光下格外鲜丽，她会失声尖叫的，然后昏倒。

有的是时间，他用不着慌忙，他拥有永恒。那时距离他选择雅各比一家有五个月。

雅各比一家是第一个帮助他的家庭，第一个把他向转变的光环中推进。雅各比一家比什么东西都要好，比他所知道的什么东西都要好。

直到利兹一家出现。

而现在，在他的力量和荣誉正成长的时候，谢尔曼一家又要来临了，还有红外线技术所允许的新的更亲近的接触。这将是最有希望的一次。

29

要找到想要的东西，弗朗西斯·多拉德必须到盖茨威胶片洗印公司的其他部门，他管辖范围以外的部门去找。

多拉德是盖茨威最大的分支机构——家庭自制影片分部——的负责人。盖茨威除此之外还有四个部门。

1970年的经济萧条使家庭自制影片的生意下滑得很厉害，而且家庭摄像机的介入也使竞争越来越激烈。盖茨威被迫寻找新的增长点。

公司增加了新的部门和业务，比如把胶片转成录像带，印刷通过航空测量绘制的地图，他们还向小型的商业电影制片公司提供海关服务。

1979年一项肥差落到了盖茨威头上。公司与国防部和能源部联合签署了一份发展和测试红外照相用的新型感光乳剂。

能源部在防止热量散失的研究中需要感光度高的红外线胶片。国防部则需要它协助夜间侦察。

盖茨威在1979年年末收购了附近的一家小企业——贝德化工厂，并在那里开始了新的项目。

多拉德在午间休息的时候走到贝德。天空晴朗得像被洗过一样。他小心翼翼地绕过沥青马路上的水坑，水面上反射着阳光。劳厄兹的死让他最近很高兴。

贝德化工厂里所有的人似乎都去吃饭了。

他在迷宫似的大厅的尽头找到了他需要找的那间办公室。门旁边的牌子写着“红外线感光材料在使用。禁止使用安全灯，禁止抽烟或带入热饮料”。红色的灯在牌子上方亮着。

多拉德按了下按钮，过了一会儿，绿灯亮了。他进了光阱区后叩击第二道门。

“进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真爽，漆黑一片。水的汩汩声，D…76显影剂的熟悉的味道，还有一丝香水味。

“我是弗朗西斯·多拉德。我为干燥器的事情来。”

“噢，好的，抱歉我嘴里有东西，我刚好吃完午饭。”

他听见纸被揉成一团并且扔进了废纸篓。

“实际上是弗格森想要干燥器。”声音在黑暗中说。“他现在休假呢，不过我知道在哪里。你在盖茨威有一个吗？”

“我有两个。一个大一些。他没说他有多大空间能放？”多拉德几个星期前看了关于干燥器问题的备忘录。

“我会让你知道的，如果你不介意等一会儿的话。”

“没关系。”

“把你的背靠在门上，”她说这话的声音里带着些机械的口吻，好像教授上课时因为重复说某些话所以听起来有些呆板，“往前走三步，直到你能感觉到脚下的瓷砖，就在你的左边应该有个小凳子。”

他找到了。他现在离她近了，甚至可以听到她的实验室围裙摩擦的声音。

“谢谢你过来。”她说。她的声音清脆，还有一丝金属的刮擦声。“你是那边大楼里胶片冲印的一把手，是吗？”

“是的。”

“是那个虽然申请单发错了可还是把火箭运上天的D先生吗？”

“没错，就是我。”

“我是莱芭·麦克兰。希望这里一切正常。”

“这可不再是我的项目了。我只是在我们买下这地方时设计了暗室，已经有六个月没来了。”这对他而言可是一段很长的话，不过在黑暗中说话更容易一些。

“再等一分钟就可以有灯光了。你需要卷尺吗？”

“我有一个。”

多拉德发现在黑暗中与一个女人交谈很舒服。他听见在钱夹里翻弄的声音，然后咔的一声合上了。

计时器响的时候他觉得很遗憾。

“好了，我会把这东西放在密封橱里。”

他感觉到一股冷空气扑在脸上，听见一个壁橱门的橡胶塞合拢的声音和一阵真空锁咝咝的声音。一阵空气扇动，她走过他身边的时候一阵香气飘过。

多拉德在鼻子下面顶着指关节，做出他平常的沉思的模样，等着灯光的出现。

灯点亮了。她站在门边上，向他大致的方向微笑。她的眼睛在闭合的眼睑里有微小的随机的转动。

他看到她的白色的手杖支在拐角处。他把手从鼻子下面拿开，微笑了。

“你介意我吃一颗李子吗？”他说。在她身前的一个柜台桌上放着几颗。

“当然不。它们味道很不错。”

莱芭·麦克兰三十岁左右，骨架很端正，一张脸上洋溢着坚忍和果断的气息。她的鼻梁旁边有一个星形的小疤痕。她的头发是金黄色混着红棕色，在肩膀处内卷，发式显得稍稍有些过时。她的脸和手被太阳晒出了匀称的斑点。在暗室的瓷砖和不锈钢的衬托下，她有秋天的暖色调一样的明丽。

他可以尽情地观察她。他的注视可以像空气一样自由变换。她没有办法躲避他的眼神。

在与女性交谈的时候多拉德经常感到皮肤上有刺痒的热点儿。他感觉对方眼光在哪里，这些点儿就跟到哪里。即使对方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开的时候，他都怀疑她会看到他的表情。他总能对有反射性质的表面有感觉，总能知道发射的角度，就像一个惯于玩桌球的赌徒始终清楚地了解桌子边缘对球的反弹能力一样。

他的皮肤此刻却是凉爽的。她的皮肤有斑点，珍珠般的散在她的喉咙处和她手腕的内侧。

“我来给你看他希望把干燥器放在哪里，”她说，“我们可以量一下。”

他们量好了尺寸。

“现在，我想请你帮个忙。”多拉德说。

“说吧。”

“我需要红外摄影胶卷。热敏度高的，大概一千纳米左右的。”

“你得把它们保存在冰盒里，而且在拍摄完以后放回冷冻室。”

“我知道。”

“你能给我大概说一说在什么场合下用吗——”

“大概在八英尺远的地方拍摄，用一对儿偌盾滤光片。”这和监控设备太像了。“在动物园里用，”他说，“在黑暗的世界里。他们想拍夜间活动的动物。”

“要是你告诉他们不能用商用红外胶卷，他们肯定非常难缠。”

“是啊。”

“我肯定我们能帮你搞到。不过，你知道我们这里的很多材料都是有国防部合同的。任何东西从这里拿出去都需要签字。”

“好的。”

“你什么时候要？”

“大概20号左右，不能再晚了。”

“我想不用我告诉你——灵敏度越高就越娇贵，你得预备冷却剂、干冰这些东西。他们今天下午四点钟左右会筛选一些样品。如果你想过来看的话，可以挑选能达到你要求的最容易操作的一种。”

“我会来的。”

莱芭·麦克兰在多拉德离开以后数了数李子。他只拿了一颗。古怪的人，多拉德先生。在她打开灯以后他的嗓音里没有令人尴尬的停顿或是关心，尽管多数情况下人们是出于怜悯。也许他知道她是个盲人，那更好。也许他一点都不在乎。

那才爽呢。

30

芝加哥，弗雷迪·劳厄兹的葬礼正在进行。《国民闲话报》出款要了加急服务，葬礼仪式在劳厄兹死的第二天、也就是周四举行，这样照片就能在周四晚上的那一期上出现了。

参加葬礼的人在教堂里显得很多，到墓地的人也很多。一个福音传道者在喇叭中一遍又一遍地放着过分得令人生厌的颂词。

格雷厄姆在前一天夜里喝了过多的酒，头还在发昏发涨，他尽可能地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去观察和研究在场的人群。

在墓地，被雇的唱诗班为得到报酬使足了力气。《国民闲话报》的摄影师们的相机像是有发动机驱动似的咔咔地响个不停。两队电视台的人马带着能固定的摄像机和便携式电视发射机。警察局的摄影师挂着胸牌对着人群照相。

格雷厄姆看到几个穿便衣的芝加哥刑侦组的警察。他们的脸是整个场地中惟一对他有意义的。

还有“温迪城”的温迪，劳厄兹的女朋友。她坐在雨篷底下，离棺材最近的位置。格雷厄姆几乎认不出她了。她金黄色的假发在后面梳了个圆髻，穿着一套做工考究的黑色西服。

在最后一首赞歌中，她站起身，步子不稳地走上前去，跪倒，脸贴在棺材上，两臂伸开放在菊花丛中，众多的闪光灯对着她猛闪。

结束了。人群在海绵一样松软的草地上向墓地大门走去的时候几乎悄无声息。

格雷厄姆与温迪并肩走在了一起。一群没有被邀请的人透过高高的铁栏杆盯着他们。

“你没事吧？”格雷厄姆问。

他们在墓碑前停下了。她的眼睛里没有泪水，平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