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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金时代的爱情-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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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城东区已经实现三通一平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另一个是原东方大桥一侧的白马滩。章建平认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形成的基础设施建设能使大市场节省前期开发投入的资金三千万元左右。虽然现在的产业区内的红线区域无法腾出一块这么大的地方来建市场,但是,可以征地。而蒋冠群认为,产业区的所有有限区域内的土地使用情况已经在产业升格为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报告中勾画得清清楚楚,根本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做市场的大片土地;周围都是农田和市里的蔬菜基地。如果要把这些地征为市场建设用地,首先对市里的菜篮子工程会产生重大影响。就是资金上来了,征用这些土地所需要的费用也将会大大增加,与现在白马滩相比,起码在征地费用上要超出一千万以上。虽然白马滩目前基础设施方面还是一个空白,但是,那里一旦建成市场以后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第一期工程之后还可以有第二期、第三期。大市场公司的两位负责人同时在市长办公会上就选址问题作了陈述。考虑到这两种方案背后还有一些关于人的其他因素,因此,市长没有在市长办公会上表态。只是让他们回去做进一步调研,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拿到常委会上去讨论。就在这次市长办公会开过之后第六天,展览馆第二次发生火灾。这次火灾是从一楼计算机铺面起火的。后来查明原因是某一名牌计算机显示器发生自爆引发的。时间大约为晚上十二点左右,火势相当猛烈,很快就把二楼的家电烧起来了,接着是服装、其它电子类产品。基本上西区的各个层面都过了火。最后烧到与西区比邻的居民楼。消防部门是在火势已经无法控制的时候接到报警并立即赶到现场的。几十辆车灭了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九点钟才扑灭。这一次火灾将铺面里的东西基本化为灰烬。然后,在废墟里翻出了五具尸体。省市领导第二天站在展览馆前,看着青烟袅袅的巨型建筑显得异常痛心。指示一方面全力以赴清理现场,另一方面各部门尽力做好各经营户的善后工作。在领导走后,消防队员在三个小时后又从火堆里发现了一家五口的尸体,后来查明是拥有五个铺面的经营音响的焦老大的一家人。当天下午,市长通知章建平和蒋冠群在十五天之内召开的常委会上确定大市场的选址,并就大市场缩短建设周期问题进行审定。然后,市长就去布置接待工作了。他已接到了省里的指示,过两天,一个重要领导人要来视察。
苏如是在市长跟蒋冠群打电话的第二天下午找到了他。开始她想约他到新世界来坐坐,但蒋在电话里显得口气冷漠,说事情很多,如果你有事情就到办公室来谈,然后就挂了电话。苏如对着镜子补了补口红就出门了。大多数的时候,她除了浅浅地抹一下口红基本上不化妆的,但是她对衣著却十分地挑剔。这一次她穿了一件紧身的米色丝质套装,外罩一件深色的羊绒大衣就出门了。蒋冠群还在市政局办公。他的办公室在十二层。苏如走进去的时候,他甚至把她冷落了几分钟,然后把正在谈话的人送走,并虚掩了一下门。苏如把外套脱下来,搁在膝上。蒋冠群把她的外套挂到办公室一角的衣帽架上,替她倒了一杯水,然后又坐到了那张宽大的办公室的黑皮椅上。苏如对蒋的神态有点不适应,但她很快就调整过来了。在此之前,周小云曾经作东使她和蒋有过一次照面,但那一次蒋在酒桌上的表现与现在却判若两人。苏如说:“蒋局长是在为大市场选址的事忙得没有心思搭理一个新朋友吧!”蒋冠群说:“哪里,我怕跟你接触多几次就收不住心,那时候变成苏小姐讨厌的人就没意思了。”苏如说:“我知道新世界你又不敢去,怕坏了局长的名声,局长年轻有为,前程远大,我们这些生意人是巴结不上的。”蒋冠群笑起来:“苏小姐身边排着一个长队,哪里会轮得上我呢?”苏如说:“选址的事最后拍板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呢!什么时候也与民同乐一下?”蒋冠群眼里倏地闪过一道亮光,他像非洲大草原上正在吃草的羚羊听到异响那样突然地抬起头,伸长脖子:“你怎么知道?”苏如说:“局长是不是认定选址在白马滩将要成为事实了?”蒋冠群说:“你觉得呢?”苏如说:“局长有没有听说省里某人已经明确表示大市场建在高新区是一件好事?”蒋说:“你今天来是为章建平做说客的吧?”苏如说:“章建平的说客在某某那里。我是想告诉你如果拿白马滩与开发区比,可能白马滩的胜率会低一点。但如果拿蒋局长和章建平比,你的胜率会高一点。”蒋冠群说:“你什么意思?”苏如笑起来,说:“你别那样看着我,我只是想告诉你,其实还有一种方式,能让你打倒章建平。”蒋冠群看着她一言不发。“其实还有一个选址,你可以考虑一下。”苏如说。“在哪里?”“黄沙洲。”苏如说完后不再说话了。大约在两分钟的沉寂后,蒋冠群哑然失笑。然后像一个陌生人那样看着苏如,他说:“你的想法太奇妙了。如果能把黄沙洲那块地作市场,那么,你的一百亩地就一夜间涨成天价了。不过这根本没有可能。”“为什么?”苏如问。蒋冠群说:“假如像你说的在黄沙洲建一个市场,那么,光一个东方二桥上收费站就要让我的成本增加上千万。更主要的是那些经营户每天来回交二十块钱的过路费,你就是用枪指着他们也不会干的。那我的市场就变成了一个空壳了。”苏如突然愣住了:收费站。这是她惟一没有考虑到的事情。她说:“如果一旦有了规模,市里的一江两岸的发展就不是一句空话。”蒋冠群说:“这个规划是写给上面看的。美国人还准备到月亮上建设一个美利坚呢?你慢慢等着吧。”“黄沙洲作为大市场的优势可能蒋局长还没有意识到,我想有空你可以到那里看一下。”苏如说。
蒋冠群说:“等你把收费站变没了我们再来谈吧!我一会儿还得到市长那儿去一下。”苏如站起来,去取自己的大衣。她用眼睛的余光看见了蒋冠群用一种古怪的神色盯着她的身体。
她有些失落地下楼了。坐在车里,她跟周小云打了电话,一方面是想把新世界的事最后了结一下,另一方面是她想从周小云那儿了解关于选址的更多信息。周小云接到她的电话,表现出一种迟疑的态度,最后才说:“好吧。我们到河西去。市里太闹了。”他们选择了黄沙洲边的一块空地,这里离苏如的地并不远。苏如本想就新世界签约的事先跟周小云谈谈。但是,她的情绪还沉浸在刚才与蒋冠群的交谈里。所以,她一见面就从蒋冠群谈起。周小云说:“我和冠群从小就在一栋楼里长大。当时,我们的老头子都在农业厅,他父亲是副厅长,我父亲是办公室主任。我们年龄相差一岁。都在师大附小、附中上学。而且我跟他一直同班。后来他考上重点大学,我只进了一般本科院校——财经学院学财会。之后,我们就开始走上不同的道路。”周小云沉浸在童年的回忆里,但苏如有些心不在焉。她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表现不出多少热情,而是想从周小云那儿找到某种提示,就像一个已经盯住目标的小偷,只对阻碍他的防盗门窗算计着从哪儿下手。苏如说:“你和他好像性情不太一样哦!”周小云说:“冠群比较严谨。而且很有心计,你想三十三岁就上了正处的位置能流俗吗?”“他是谁提起来的?”
周小云说:“这个人的聪明就表现在这里,有些人做得总是界线分明,满世界都知道他是谁的人,谁跟谁是一条线的。比如章建平,他跟周副省长好,虽说不会张口闭口周省长,他总拐弯抹角地让人明白,他和周副省长关系非同一般。冠群却不是这样,连我都不知道,他和书记市长的关系究竟是哪头轻哪头重。两个头对他都不错。他现在是市里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明年人大换届,他是副市长的候选人。”苏如说:“他上了,那谁下呢?”周小云笑起来:“谁下呀!都往上走!书记到年龄了,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市长就变成书记。就像学校食堂里排队打饭,一个一个轮。”“不过,”周小云停顿了一下,说:“这样也蛮累。一个人就像一只永远收起箭毫的刺猬,多压抑。冠群其实也是一个很奔放的人,中学时我们每次到对面的河滩上游泳,他会第一个游到这边河滩上来。然后到菜地里摘一两个黄瓜,吃饱了再游回去。”苏如望着河面,想象着一个中学生从河的对岸游过来的情景。时令已到了深秋,水位很低,露出了江心的沙滩。因为出水时间的不同,沙滩的高处长起了一些青色的草,远远看上去就像发型怪异的浪人,或似一些摇滚歌手的头颅。“他爱人是干什么的?”“你可能见过,”周小云说,“市国税局稽查分局的副局长。每天都在市里的单位跑,像你新世界这样的纳税户她能放过?”“哦!”苏如记不起来,不过说到新世界,她就想到了合同的事。所以她就对周小云说:“新世界的合同什么时候签了吧!”周小云支吾了一下,说过些时候。苏如却从他闪烁的目光里看出了一点东西。“怎么呢?又有什么新想法?”周小云叹了一口气,说:“董事会后来又决定不接了。”“三百万你还嫌多了?”“不,三百万确实太便宜了,但是,我们拿不出那么多现金。都套在了工地上。”“那你帮我联系别人吧!”周小云说:“还是你自己找吧!以后新世界出售的事你也不要跟我说了。”苏如问:“为什么?”周小云说:“不为什么,主要是我事太多了。”苏如沉默了一下,说:“闻小勇找过你是吗?”周小云默然无语。
苏如心情黯淡地回到办公室,此时已近中午。刚坐下来,闻小勇就来敲门。她说:“我正在洗澡,你半小时后过来吧!”闻小勇说:“事情蛮急,人家在楼下等。”苏如问:“什么急事?”闻小勇说是新世界新装修的设计图。苏如说:“这是什么急事。”然后就不再言语。屋里屋外都沉默了很久。闻小勇说:“那好吧!我一会儿再来。”苏如躺在沙发上,散漫地翻着刚送过来的报纸。她觉得应该仔细地想一想要怎样对待闻小勇了。很显然,闻小勇早就知道她准备出让新世界。他在周小云背后做了些什么,她大致可以揣测出来。其实,当初她不让周小云告诉别人的原因,也正是有这种担心。不幸的是,这种担心果然成了事实。不仅如此,闻小勇还在近一段时间突然提出对新世界进行重新装修。她记得,他第一次提出要重新装修歌厅的想法,就是在她向周小云提出出售新世界的意向之后二三天。当时,她只是随意地说,可以考虑一下。以后,他就没有再提起这件事,她以为他可能也仅仅是考虑到经营方面的原因。因为事实上,从林百祥手中接下来以后,几年过去,新世界基本没有动过,按照行业规律,如果三年之内不翻新,那么生意就基本上淡下去了。但是,闻小勇却是在已知她要出售新世界的情况下,有点迫不及待地要翻修新世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苏如感到:闻小勇已经慢慢地在逼近她了。那么,她该怎么做呢?很快,闻小勇又来了。当他高大魁梧的身躯在苏如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时,苏如突然有一种微微的压迫感。闻小勇的手里拿了一卷图纸,他面无表情地把它摊在沙发之间的红木茶几上。他说:“这是效果图,这几张是演出厅的,这几张是KTV的。”苏如说:“重新装修的事并不要那么着急。新世界目前在市里还是一流的。”闻小勇说:“按常规一年前就应该重新装修的,现在再不搞可能就跟不上了。我找了一家顶尖的装饰工程公司在搞。从效果图上来看,应该是不错的。”苏如说:“你打算怎么搞呢?”闻小勇说:“还有两个月要过春节了,一定要赶在春节前十天搞完。我想以现在这种设计,春节前后这种营业高峰肯定是任何地方都比不了的。”苏如说:“要多少钱?”闻小勇就把一叠纸递过来说,“这是工程预算,我给它砍了百分之十。他们说,如果这么短的工期,那就必须先付全款,我答应他们只先付百分之八十。”苏如说:“现在很多工程是他们垫资,我们反倒先付百分之八十,是不是他们在坑我。”说完,苏如看了一下他。闻小勇说:“这是个三A信用等级单位,可以相信他们。”苏如说:“装修的事以后再说吧!”闻小勇抬起头来,直直地看着她。过了一会儿,闻小勇说:“苏如,外面传说你要把新世界卖掉,我想你不会这么做吧?”苏如说:“你说呢?”闻小勇说:“我想,你不会这么对不起朋友的。当初你让我抛掉一切到这里来,现在你却要把我甩给别人去,你不会这么无情无义吧?”苏如说:“新世界只不过是更换一个法人,一切还是原来那样运转。这跟情义有什么关系?如果要卖,我也会跟他们说好,一切照现在这种运作。”“你为什么要卖掉新世界呢?这里每天都在赢利。”苏如说:“我已经厌倦了这一行。”闻小勇说:“我希望你放弃这个想法,至于装修的事,你说缓一缓就缓一缓。”说完就出门了。苏如愣愣地看着那张闻小勇坐过的空沙发。秋日的太阳透过厚实窗帘的缝隙照在米色的地毯上,像一块绢布上散落一些彩纸的碎屑。远处闹市模糊的声响流汁一样从各个角落里滑进来。这种时候,一种对眼前一切的厌恶感便深深地袭上心头。
她蜷缩在长长的沙发上。在暖气机制造的温暖如春的空气里和衣而卧,慢慢地沉沉睡去。
《真相》栏目是频道实施制片人制的一次尝试。在此之前,所有播出栏目都是定额经费,就是所谓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真相》节目为了适应电视发展需要,一度把关很严的广告控制略有松动,被允许有十五秒标版。也是这十五秒在后来的运作中栏目与广告部之间产生了矛盾。《真相》在播出半年后,收视率飚升到全台第二位,这样,一家电子产品便要求买断这十五秒标版。因为在此之前,《真相》广告已由东方广告公司代理,因此我便让那个小眼睛、高颧骨,穿条刺眼的名牌牛仔裤的人去找东方。广告很快就谈下来了,并立即播出。但是,广告部的状纸也递上去了。原因是这家公司原来一直是他们部里一个叫方萍的姑娘的客户。她在该公司总部的计划里看到对我们频道的投放安排,而且非常大,因此,方萍便一直咬住价格没有松口,但是没想到却被人放了水。广告部主任严敏对总监说,他们要这样,广告就没法做,哪有自己给自己下刀子的呢。总监让我去说明情况,我就说,这是一种市场行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他就跑向其它频道,或者别的台去了。其它台的价格都滥了。我们干嘛自己给自己过不去。总监说,这事算了,以后要相互沟通。然而这事并没有算了。有人告到台里,说我和东方广告公司串通一气,吃里扒外,东方广告公司成为一个洗钱的公司。因为这个广告公司的头就是被电视台开除的陈浩。他在台里的时候就跟我是狼和狈的关系。台里后来派人查了,东方广告公司在《真相》播出的广告记录,发现除了这家电子产品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倒是与几个关于健康或家居栏目有密切往来。我跟台长说,有的大电视台几十个亿的广告招标都要求指定广告公司代理,我这十五秒找广告公司也应该没有什么严重错误。你总不至于让我们全组的二十几个人一边做片子一边做广告吧!或者说一边拿糖果一边拿大棒。我知道台长应该听得出我这几句话外的意思。在栏目组,为了节目质量,我严格禁止记者拉广告,拉回来的广告也没有提成。我之所以这么做是避免栏目走卫星频道一个社会栏目的老路,这个社会栏目一开始有不少批评与揭露性的内容,但省里说,这上星频道北京也落地了,天天在领导和全国人民面前献自家的丑就脱离了宣传的宗旨。这样,这个栏目就从一只老虎缩成了一只猫。但是,因为曾经有过的影响,栏目组依然收到大量的举报与投诉,记者们依旧下去采访。被采访单位依旧做工作,记者便顺水推舟跟人家说,要不你做个广告或拍个专题吧!以至发展到后来,就有很多人拿着举报信去拉广告甚至去诈人家。台长说,你干嘛非得找陈浩呢?广告公司这么多。我说,在这个城市里,还有谁能拍出比陈浩更好的广告片吗?台长不再说什么。其实,我一直为陈浩惋惜着,如果没有那一次给苏如通风报信,或者陈浩不是在这个欠发达的省份的电视台,而是在中央台或者某家电视制片厂,他一定会拍出像《红高梁》、《黄土地》,或者后来的《卧虎藏龙》一类的作品来,这样,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在一条脏兮兮的大街上两间破破烂烂的办公室做一个为生计奔波的人,而是像在好莱坞或其它什么为全世界瞩目的地方活着。自从陈浩被台里开除后,有一段,他曾跟着一个电视剧组到外面作助理摄影。但是,当这个剧组还没有结束时,他就回来了。他说,没想到这种剧组会如此污浊。经过这一连串的折腾,陈浩惟美的心态被一种愤世嫉俗淹没了。为了生存,他还是在我的劝说下,办了一个广告公司。我在劝说他办广告公司的时候,曾经许诺《真相》栏目的广告一定让他代理,并且条件优惠。我甚至跟他说,我去劝说曹小莉把金苑的房地产广告交给他代理。陈浩后来能把广告公司办起来,让我明白他的心里保持着对我的某种信任,这一点让我感到欣慰。陈浩虽说和台里有不少合作,但他几乎不到台里来。有时候,因为客户的原因会请我去撑一下面子,这样,我在餐桌上或茶座里就扮演着托儿的角色。把陈浩拍过的一些东西添油加醋地吹嘘一番,当然,我会尽量做得不露声色。我跟陈浩在一起的时候,很少谈起以前,尤其是关于苏如。他请客户喝茶或卡拉OK都不到新世界去。苏如这个名字似乎在他的世界里消失了,当然,我知道这不过是表象而已。以他这种偏执的性格,说不定哪天又会旧情复燃,或者像海底的天然气一样,一旦开采便喷薄而出。不过对于陈浩,苏如和我好像都有愧于他。有一次,我们在一家叫普罗米的酒吧里喝酒到很晚时,我对陈浩说,其实你离开电视台不一定是一件坏事,你看,现在业务做得不错,有房有车。日子过得比我们逍遥很多。陈浩躺在那间叫“神曲”的小包间的硬木椅上抽着烟,听了我的话,坐起来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看着我说,你是在笑话我吧?我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女人,对吧?你得到了我得不到的你还不满足吗?我对着他那种野狼似的眼神冷笑了一下说,不错,她跟我同居过,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她的心从来就没有在我身边停留过,这一点我和你是一样的。如果你需要一个女人的身体,你可以到新世界或者其它什么地方去,那里的小姐不过是两杯鸡尾酒的价格而已。陈浩说,不,她对你和对我完全不一样。我想陈浩之所以认为她对我和对他不一样的理由,可能是指那次扫黄事件苏如不该把他打电话的事透露出去。我说:“那次电话的事,可能她也是无意的。”陈浩说:“我不是说那次。那次我没什么后悔的,如果还碰上这类的事情,我一定还会这么做。那次事件只不过是那个姓闻的王八蛋蓄意陷害。”我说:“干嘛要这么陷害你?”“我怎么知道。”陈浩说。然后,他咬牙切齿地从牙缝里挤出一种声音,“这种人一定不得好死!”
那天晚上,陈浩喝得大醉,我开车把他送到家门口后,他躺在后座上说,我住在办公室。然后,我又把他送到办公室,他已经在后座上睡着了。听到车声,有一个样子清秀的女孩子从二楼跑下来,说,这么晚才回来!都急死我了。我说,他在后头。女孩拉开车门把整个身弯进去,在他的脸上啪啪地打着:喂,醒醒!你又喝醉了!陈浩嘟囔着说,你还不睡,等我干嘛!然后被那女孩架着往楼上去。站在二楼的楼道上,他对我说,车你开回去吧,明天给我。我说,好吧!不过我那辆破车还扔在普罗米门口。陈浩砰地一声把门关上,给我留下一条空空的街面。
接到河西农民在春江二桥闹事的消息时,栏目组只剩三个人在家。一组去采访一起鞭炮厂爆炸事件;另一个组在河东分局跟民警们一起调查近期刚发生的用迷幻药进行抢劫诈骗活动的犯罪活动。由于案子没有破,组里的几个人只有跟着民警采访一些受害者。案子又连续发生了两起,沿江大道一起,群众艺术馆门口一起。值班编辑对我说,农民事件肯定报不出来,家里又没人,我们就不去了吧?我说,拍些画面回来吧!我们用不上,其它地方也许用得着,当资料保存也行。你就留在家,我去吧!他说,偷拍设备他们带走了。我说,就用那台松下DV普洛。他就从柜子里把那台掌上摄像机给我,说,小心点,农民兄弟已经成熟起来了。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来自大山深处的农家,对于农民的关注,比《真相》播过的任何一个案件或社会事件都尤其深切。栏目有一度对一些坑农害农事件作过连续报道。尤其对一些农民减负问题进行过一次从下而上的调查。引发那一次调查的是远离省城的一个叫文竹的小镇发生的农民群体事件。那次事件发生在中央刚刚开过的农村工作会议不久。会议上领导人一再强调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讲话以及国务院对农民减负的七条具体措施正在逐级传达,文竹的农民群体事件就发生了。这件事情是由生猪屠宰税引发的。文竹地处山区,上世纪之初,北上长征的红军曾在这里与敌人周旋,在这片山岭之中平均每户有一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但是这些走出去的年轻农民,大多数倒在了长征路上或以后的抗日与解放战场上。文竹自古以来就有养鹅的传统,成群结队的白鹅灰鹅在太阳出门的时候就被村民赶到山野和水田里,当它们在夕阳下归来的时候就已经长大了。文竹人对猪没有对鹅的耐心,整个乡镇基本上不养猪。但是,在乡里征收的生猪屠宰税却是按人口摊派的。矛盾就是这么引发出来的,因为县里其它乡镇的做法都是如此,因而文竹在向农民征收该税时,态度强硬。不交就到农民家里抓鹅、挑米、搬电视机等。这样在一个文竹赶集的日子,当村民把那些白鹅摆到圩集上出售时,被乡里的工作队大多数收缴充税。农民们情绪激烈,冲进乡政府抢自己的鹅,与工作队的人厮打,后来,便发展为赶圩的农民冲进乡政府砸东西。我们赶到那个叫文竹的地方时,乡政府像龙卷风袭击过一般,瓦砾遍地,乡里的干部心有余悸地说,简直都是暴徒,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事态很快就平息下去,省里的工作组在有关领导批示后很快就到了文竹。关于落实中央有关农民减负政策的调查就这样开始了。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真相》栏目组一共做了三期节目。但是,没有一期播出过。“为什么?”我问频道总监,他说:“你去问主管副台长。”主管副台长说:“你去问台长吧。”台长说:“你为什么不可以找一些减负做得好的典型宣传呢?你不要走错了路子,你要告诉你属下的那些人,不要让他们成为暴露狂。”我无言以对。我到达春江二桥的时候,河西的农民静静地坐在通车不久的大桥之上。与这座斜拉钢索大桥如虹的气势相比,这百来个农民显得很渺小,但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些农民显得很有组织和耐心。他们静静地坐在连接桥与收费站之间的引桥上一派心平气和,完全没有表现出激烈的情绪。桥上这头已经有交警和武警组成的整齐的方阵在阻拦那些农民们过桥到市区,但他们好像也没有进入市区的打算。只是让几个领头的人跟市里几个干部说话。我走到那几个农民领头人身旁时,他们正在对市里一个副秘书长说:“我们不跟你谈,你说话不管用。叫市长来。”秘书长说:“市长在中央党校学习。”农民说那我们就等他从中央党校回来。这时从人群里挤出一个年轻干部,对农民说:“有什么要求你们对我说。”农民疑惑地看着他。秘书长过来说:“这是我们新来的副市长,唐湘育。”农民说:“你说了能算吗?”唐湘育说:“如果超出了我的权限,我可以向省里汇报。”农民说:“很简单,就是把这个收费站移走。我们原以为建了桥方便了,没想到,每天出门都要留下买路钱。”唐湘育说:“桥的人行道又不收费的。”农民说:“我们这边村子共有几百辆机动车,我们承受不起。”唐湘育说:“这座大桥是贷款修建的,当然要靠收费来还贷,收费政策也是省里定的,收费归大桥管委会负责,我们可以跟管委会商量一下,适当减免你们部分费用。”“我们不相信。”农民说。这时,手机响了,唐湘育走到一旁接电话。神情有些焦急。一会儿他便过来,说:“农民兄弟,你们的要求,我们理解,但这种做法是不妥的,这一阻拦,连市里的交通都阻碍了。是不是这样?现在我跟你们一起到村里去。同时,我负责把大桥管委会的有关同志一起请到,我们一起商量这件事。如果商量不出结果我就不离开,好吗?”农民说:“我们又不是要你作人质,我们只要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了,我们立马回家。”唐湘育看了一下那些安静地坐在桥面上喝着矿泉水闲聊的农民们显得异常焦灼,他把副秘书长拉到一边说:“乡里的头头来了吧?”“乡里的倒是来了,可是几个村支书却找不到,电话没人接,手机关机,这些王八蛋肯定是故意躲起来。”“那就让乡里把人领走。”副秘书长说:“乡里能领得走还会等到现在?”他的脸上出现了对唐湘育讥笑的表情。“那你去跟大桥管委会的人联系一下,让他们出面做些解释工作。”秘书长说:“他们都在现场,一开始就说了半小时,根本没用。要不让武警和公安把他们遣送回家。”唐湘育说:“不能这样做。”
第三章
这时,我的电话响了,是新闻中心的老周从省里另外一个城市打来的,他说,你现在是不是在二桥。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桥塌了。”不是,我说是一群农民在这里静坐要求撤收费站。老周说:“妈的,这些人真会挑日子。正赶上今天。”“今天怎么啦?”我问。老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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