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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风筝的人-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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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希德和我倚着墙，坐在那些男孩对面，他们跟法里德开玩笑，爬上他的肩膀。尽管我一再推辞，瓦希德令其中一个男孩去给我拿毛毯，以便我坐得舒服些，又让玛丽亚给我端茶。他问起从白沙瓦来的旅途，问起路过开伯尔隘口的情况。
“我希望你们没有碰到任何强盗。”他说。与开伯尔隘口同样远近闻名的是，强盗利用那里的地形打劫过往旅客。我还没有回答，他就眨眨眼，大声说：“当然，没有任何强盗会打我兄弟那辆破车的主意。”
法里德将最小那个孩子抱倒在地，用那只完好的手去挠他的肋骨。那孩子咯咯大笑，双脚乱踢。“最少我还有一辆车，”法里德气喘吁吁地说，“你那头驴子最近怎样？”
“我的驴子骑起来比坐你的车好。”
“骑驴才知驴难骑。”法里德回敬说。他们全都笑起来，我也笑了。我听见隔壁传来女人的声音。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到那间屋子的一半。玛丽亚和蒙着棕色面纱的妇女低声交谈，从一个大水壶往茶壶里面倒茶。那女人年纪较大，应该是她妈妈。
“你在美国干什么呢，老爷？”瓦希德问。
“我是个作家。”我说，法里德听到之后轻声一笑。
“作家？”瓦希德说，显然颇有好感。“你写阿富汗吗？”
“这么说吧，我写过，但现在没有。”我说。我最后一本小说叫《此情可待成追忆》（6），写的是一个大学教授的故事，他发现妻子跟他的学生上床之后，追随一群吉卜赛人而去。这本书不错。有些评论家说它是本“好”书，有一个甚至还用了“引人入胜”这样的评语。但突然之间，它让我很难为情。我希望瓦希德不会问起它的内容。
“也许你应该再写写阿富汗。”瓦希德说，“将塔利班在我们国家的所作所为告诉世界其他角落的人们。”
“嗯，我不是……我不算是那种作家。”
“哦，”瓦希德说，点点头，有点脸红，“你知道得最清楚，当然。我不该建议你……”
就在那时，玛丽亚和另一个妇女走进来，端着一个小盘子，上面有茶壶和两个茶杯。我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弯身鞠躬。“你好。”我说。
那妇女放下面纱，遮住下半边脸，也鞠躬。“你好。”她的声音细不可闻。我们不看对方的眼睛。她倒茶水的时候我站立着。
那妇人将热气腾腾的茶杯放在我面前，退出房间。离开的时候，她赤裸的双脚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坐下，喝起那杯浓浓的红茶。瓦希德终于打破那之后令人不安的沉默。
“是什么让你回到阿富汗呢？”
“是什么让他们这些人回到阿富汗呢，亲爱的哥哥？”法里德说，他在跟瓦希德说话，鄙夷的眼光却一直看着我。
“住口！”瓦希德怒道。
“总是同样的事情。”法里德说，“卖掉土地，卖掉房子，收钱，像老鼠那样跑开。回到美国去，用那笔钱带上家人去墨西哥度假。”
“法里德！”瓦希德咆哮。他的孩子，甚至还有法里德都害怕起来。“你的礼貌哪里去了？这是我的房子！阿米尔老爷今晚是我的客人，我不容许你这样给我丢脸！”
法里德张开口，几乎就要说出些什么，想了想又没说出来。他颓然倚着墙，无声说着些什么，将那只残废的脚放在完好的脚上面，鄙薄的眼光一直盯着我。
“原谅我们，阿米尔老爷。”瓦希德说，“打小时候起，我弟弟的嘴巴就比脑袋快两步。”
“那是我的错，真的。”我说，试图在法里德的逼视之下露出笑脸。“我没觉得被冒犯了。我应该把我到阿富汗来的任务跟他说。我不是来卖田产的，我要去喀布尔找个小男孩。”
“小男孩？”瓦希德重复说。
“是的。”我从衬衣的口袋掏出宝丽莱照片。再次看到哈桑的照片，再次让我的心因为他的死揪痛起来。我不得不将眼光移开，把它递给瓦希德。他端详着那张照片，抬眼望望我，又看回去。“这个男孩？”
我点点头。
“这个哈扎拉男孩？”
“是的。”
“他对你很重要吗？”
“他的父亲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照片中那个男人，现在他死了。”
瓦希德眨眨眼：“他是你的朋友？”
我内心想说是，仿佛在心灵深处，我想保守爸爸的秘密。可是谎言已经足够多了，“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我压制着情绪说，又加上一句，“我的私生弟弟。”我转过茶杯，把弄着杯柄。
“我不是想要刺探你的隐私。”
“你没有。”我说。
“你会怎么安置他呢？”
“把他带到白沙瓦，那儿有人会好好照料他。”
瓦希德把照片还给我，厚厚的手掌放在我肩膀上。“你是条让人尊敬的汉子，阿米尔老爷。一个真正的阿富汗人。”
我暗自汗颜。
“你今晚来我家做客，让我很骄傲。”瓦希德说。我跟他客气了几句，偷眼看向法里德。现在他低着头，玩弄着草席残破的边缘。
隔了一会，玛丽亚跟她妈妈端来两碗热气腾腾的蔬菜汤，还有两片面包。“很抱歉，没有肉。”瓦希德说，“现在只有塔利班才能吃上肉。”
“这看起来很棒。”我说，它确实很棒。我让他跟小孩也吃些，但瓦希德说他们在我们来之前刚吃过。法里德和我卷起衣袖，手抓面包，浸在蔬菜汤里面，吃了起来。
吃的时候，我看着瓦希德的儿子，他们三个都很瘦，脸上脏兮兮的，棕色的头发剪得很短，戴着无边草帽，不时偷偷看着我的电子手表。最小那个在他哥哥耳边说了些什么，他哥哥点点头，眼神一直没离开我的手表。最大那个男孩——我猜想他大概十二岁——摇晃着身体，眼光也落在我的手表上。吃完之后，玛丽亚端来一陶罐水，我洗过手，问瓦希德我能不能送点礼物给他儿子。他不许，但我执意要送，他勉强同意了。我把手表脱下来，交给三个男孩中最小那个。他怯生生地说了句“谢谢”。
“它可以告诉你世界任何城市的时间。”我告诉他。孩子们礼貌地点点头，将手表传来传去，轮流试戴。但他们很快就不感兴趣了，将手表扔在草席上。
“你本来可以告诉我。”法里德后来说。瓦希德的妻子替我们铺好草席，我们两个躺在一起。
“告诉你什么？”
“你到阿富汗的原因。”他的声音没有了那种自遇到他以来一直听到的锋芒。
“你没问。”我说。
“你应该告诉我。”
他翻过身，脸朝着我，屈手垫在头下。“也许我会帮你找到这个男孩。”
“谢谢你，法里德。”我说。
“我错了，不该瞎猜。”
我叹气：“别烦了。你是对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他双手被绑在身后，粗粗的绳索勒进他的手腕，黑布蒙住他的眼睛。他跪在街头，跪在一沟死水边上，他的头耷拉在两肩之间。他跪在坚硬的地面上，他祷告，身子摇晃，鲜血浸透了裤子。天色已近黄昏，他长长的身影在沙砾上来回晃动。他低声说着什么。我踏上前。千千万万遍，他低声说，为你，千千万万遍。他来回摇晃。他扬起脸，我看到上唇有道细微的疤痕。
并非只有我们两个。
我先是看到枪管，接着看到站在他身后那个人。他很高，穿着人字形背心和黑色长袍。他低头看着身前这个被蒙住眼睛的男人，眼中只有无尽的空虚。他退后一步，举起枪管，放在那个跪着的男人脑后。那时，黯淡的阳光照在那金属上，闪耀着。
来复枪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
我顺着枪管向上的弧形，看见枪口冒着袅袅烟雾，看见它后面那张脸。我就是那个穿着人字形背心的人。
我惊醒，尖叫卡在喉咙中。
我走到外面。明月半弯，银光黯淡，我伫立，抬头望着星辰遍布的夜空。蟋蟀隐身黑暗中啾啾鸣叫，风拂过树梢。我赤裸的脚下大地寒凉，刹那间，自我们穿过国境后，我初次感到我回来了。度过所有这些年月，我又回来了，站在祖辈的土地上。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我的曾祖父在去世前一年娶了第三个妻子。1915年那场横扫喀布尔的霍乱要了他的命。最后，她给他生了前两个妻子所未能生出的：一个儿子。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我的祖父跟纳迪尔国王一起狩猎，射杀一头鹿。我妈妈死在这片土地上。也是在这片土地上，我曾为了得到父亲的爱苦苦奋斗。
我倚着那屋子的一堵泥墙坐下。突然间，我觉得自己和这片古老的土地血脉相连……这让我很吃惊。我的离开很久远了，久远得足以遗忘，也足以被遗忘。我在大地某处有个家，对于那些睡在我倚着这面墙那边的人们来说，那地方或许遥远如另外一个星系。我曾以为我忘了这片土地。但是我没忘。而且，在皎洁的月光中，我感到在我脚下的阿富汗发出低沉的响声。也许阿富汗也没有把我遗忘。
我朝西望去，觉得真是奇妙，在峰峦那边的某处，喀布尔依然存在。它真的存在，不只是久远的记忆，不只是《旧金山纪事报》第十五版上某篇美联社报道的标题。西方的山脉那边某个地方有座沉睡的城市，我的兔唇弟弟和我曾在那里追过风筝。那边某个地方，我梦中那个蒙着眼的男人死于非命。曾经，在山那边，我作过一个抉择。而如今，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正是那个抉择让我重返这片土地。
我正打算回去，听到屋里传出说话声。我认得有个是瓦希德的嗓音。
“……没有什么留给孩子吃的了。”
“我们是很饿，但我们不是野蛮人！他是客人！你说我该怎么办？”他的声音很疲累。
“……明天去找些东西，”她哭泣着说，“我拿什么来养……”
我蹑手蹑脚走开。现在我明白为什么那些男孩对手表毫无兴趣了。他们根本就不是在看着手表，他们看着的是我的食物。
我们在隔日早上道别。就在我爬上陆地巡洋舰之前，我谢谢瓦希德的热情招待。他指着身后那座小小的房子。“这里是你的家。”他说。他三个儿子站在门口，看着我们。最小那个戴着手表——它在他瘦小的手腕上荡来荡去。
我们离开的时候，我看着侧视镜。瓦希德被他的儿子环绕着，站在一阵车轮卷起的尘雾中。我突然想起，要是在另外的世界，这些孩子不会饿得连追逐汽车的力气都没有。
那天早些时候，我确信无人注意，做了一件二十六年前就已经做过的事情：将一把皱皱的钞票塞在草席下面。
【注释】
（1）Hindu Kush Mountains，东起帕米尔高原南缘，向西南经巴基斯坦延伸至阿富汗境内。山势雄伟，有“阿富汗的脊梁”之称。
（2）Panjsher，阿富汗中部峡谷。
（3）Kaldar，巴基斯坦货币名称。
（4）蓝地科托（Landi Kotal）、新瓦里（Shinwari）、蓝地卡纳（Landi Khana）和托尔坎（Torkham）均是开伯尔隘口沿途小镇。
（5）Nangarhar，阿富汗省份。
（6）原文为A Season for Ashes，这里为意译。
第二十章
法里德警告过我。他警告过，可是，到头来，他不过是白费唇舌。
我们沿着弹坑密布的道路，从贾拉拉巴特，一路蜿蜒驶向喀布尔。我上一次踏上这条征途，是在盖着帆布的卡车中，往相反的方向而去。爸爸差点被那个嗑了毒品的、唱着歌曲的俄国兵射杀——那晚爸爸真让我抓狂，我吓坏了，而最终为他感到骄傲。喀布尔到贾拉拉巴特的车程非常崎岖，道路在山岩之间逶迤颠簸，足以震得人们的骨头咔咔响。如今沿途景象荒凉，正是两次战争遗下的残迹。二十年前，我目睹了第一场战争的一部分。路边散落的东西无情地提醒着它的存在：焚毁的旧俄军坦克残骸、锈蚀的倾覆的军车，还有一辆陷在山脚被撞得粉碎的俄军吉普。至于第二次战争，我曾在电视上见过，现在正透过法里德的眼睛审视着它。
法里德驾轻就熟地避开那条破路上的坑洞。他显然是个性情中人。自从我们在瓦希德家借宿之后，他的话多起来了。他让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说话的时候看着我。他甚至还微笑了一两次。他用那只残废的手熟练地把着方向盘，指着路边座座泥屋组成的村落，说多年以前，他就认得那里的村民，他们中多数不是死了，就是聚集在巴基斯坦的难民营。“而有时候死掉的那些更幸运一些。”他说。
他指着一座遭受祝融之灾的小村落，现在它只是一些黑色的墙壁，没有屋顶。我看见有条狗睡在那些墙壁之下。“我在这里有过一个朋友，”法里德说，“他修理自行车的手艺很棒，手鼓也弹得不错。塔利班杀了他全家，放火烧掉这座村子。”
我们驶过焚毁的村子，那条狗一动不动。
曾几何时，贾拉拉巴特到喀布尔只要两个小时的车程，也许多一些。法里德和我开了四个小时才抵达喀布尔。而当我们到达……我们刚驶过玛希帕水库的时候，法里德便警告我。
“喀布尔不是你记忆中那样了。”他说。
“我听说过。”
法里德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说听见和看到不是一回事。他是对的。因为当我们最终驶进喀布尔，我敢肯定，绝对肯定，他一定开错路了。法里德肯定见到我目瞪口呆的表情，也许在累次载人进出喀布尔之后，他对这种久违了喀布尔的人脸上出现的神情早已习以为常。
他拍拍我的肩头，“欢迎你回来。”他忧郁地说。
废墟和乞丐，触目皆是这种景象。我记得从前也有乞丐——爸爸身上总是额外带着一把阿富汗尼硬币，分发给他们；我从不曾见过他拒绝乞讨的人。可是如今，街头巷尾都能见到他们，身披破麻布，伸出脏兮兮的手，乞讨一个铜板。而如今乞食的多数是儿童，瘦小，脸色冷漠，有些不超过五六岁。妇女裹着长袍，坐在繁忙街道的水沟边，膝盖上是她们的儿子，一遍遍念着：“行行好，行行好！”还有别的，某种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几乎见不到有任何成年男子在他们身边——战争把父亲变成阿富汗的稀缺物品。
我们开在一条朝西通往卡德察区的街道上，我记得在1970年代，这可是主要的商业街：雅德梅湾。干涸的喀布尔河就在我们北边。那边的山麓之上，耸立着残破的旧城墙。它东边紧邻的巴拉·希萨堡垒——1992年军阀多斯敦（1）一度占领这座古代城堡——坐落在雪达瓦扎山脉上。1992年到1996年间，人民圣战者组织的火箭如雨点般从那座山脉射出来，落进喀布尔城里，造成如今摆在我眼前的浩劫。雪达瓦扎山脉朝西逶迤而去。我记得，“午炮”也是从这些山峦中发出来的，它每天响起，宣告中午来临；在斋月期间，它也是一声信号，意味着白天的禁食可以结束了。那些天，整座城市都能听见午炮的轰鸣。
“我小时候常常路过这儿，前往雅德梅湾。”我喃喃说，“过去这儿商店宾馆林立，遍地食肆和霓虹灯。我经常向一个叫做塞弗的老人买风筝。他在旧警察局旁边开了间小小的风筝铺。”
“警察局还在那儿。”法里德说，“这座城市不缺警察。但你在雅德梅湾，或者喀布尔任何地方，再也找不到风筝或者风筝铺了。那样的日子已经结束。”
雅德梅湾业已变成一座巨大的废墟。那些尚未被彻底摧毁的屋宇赤条条竖在那儿，屋顶破了大洞，墙壁嵌满火箭的弹片。整个街区已经化为瓦砾。我看见一个带着弹孔的招牌斜斜埋在一堆残骸中，上面写着“请喝可口可……”。我看见在那些犬牙交错的砖石废墟中，有座没有窗户的破房子，儿童在里面玩耍。自行车和骡车在孩子、流浪狗和一堆堆废物中穿梭。城市上方是灰蒙蒙的尘雾，河那边，一道青烟袅袅升上天空。
“那些树呢？”我说。
“冬天的时候被人们砍成柴火了。”法里德说，“俄国佬也砍了不少。”
“为什么？”
“树上经常躲着狙击手。”
一阵悲哀向我袭来。重返喀布尔，犹如去拜访一个多年未遇的老朋友，却发现他潦倒凄戚，发现他无家可归、身无分文。
“我爸爸过去在沙里诺区盖了个恤孤院，旧城那边，就在这里南面。”我说。
“我有印象，”法里德说，“它在几年前被毁了。”
“你可以停车吗？”我说，“我想在这里走走，很快就好。”
法里德把车停在一条小巷，旁边有座摇摇欲坠的房子，没有门。“那过去是间药房。”我们下车时法里德咕哝着说。我们走上雅德梅湾，转右，朝西走去。“什么味道？”我说。某些东西熏得我眼泪直流。
“柴油。”法里德回答说，“这座城市的发电厂总是出毛病，用电得不到保证，人们烧柴油。”
“柴油。你记得从前这条街道散发着什么味道吗？”
法里德笑着说：“烤肉。”
“烤羊羔肉。”我说。
“羊羔肉。”法里德说，舔了舔嘴唇。“现在喀布尔城里只有塔利班吃得上羊羔肉啦。”他拉拉我的衣袖，“说起……”
一辆汽车朝我们开来。“大胡子巡逻队。”法里德低声说。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塔利班。我在电视上、互联网上、杂志封面上、报纸上见过他们。但如今我站在这里，离他们不到五十英尺，告诉自己心里突然涌起的并非纯粹的赤裸裸的恐惧；告诉自己我的血肉没有突然之间压着我的骨头，我的心跳没有加速。他们来了，趾高气扬。
红色的丰田皮卡慢慢驶过我们。几个脸色严峻的青年人蹲在车斗上，肩膀扛着俄制步枪。他们全都留着大胡子，穿着黑色长袍。有个皮肤黝黑的家伙，看上去二十出头，皱着一双浓眉，手中挥舞着鞭子，有节奏地甩打车身一侧。他溜转的眼睛看见我，和我对望。终我一生，我从未觉得自己如此无遮无拦。接着那个塔利班吐了一口沾有烟丝的口水，眼睛移开。我发现自己又能呼吸了。皮卡沿雅德梅湾驶去，在车后卷起一阵尘雾。
“你怎么回事？”法里德嘘声说。
“什么？”
“永远不要瞪着他们！你听到了吗？永远不要！”
“我不是故意的。”我说。
“你的朋友说得对，老爷。好像你不该用棍子去捅一条疯狗。”有人说。声音来自一个老乞丐，赤足坐在一座弹印斑斑的建筑的台阶上。他身上的旧衣磨得破烂不堪，戴着肮脏的头巾。他左边眼眶空空如也，眼皮耷拉。他举起患关节炎的手，指着红色皮卡驶去的方向。“他们开着车，四处寻找。希望找到那些激怒他们的人，他们迟早会找到，然后那些疯狗就有得吃了，整天的沉闷终于被打破，每个人都高呼‘真主至尊！’而在那些没人冒犯他们的日子里，嗯，他们就随便发泄。对吧？”
“塔利班走近的时候，你的眼睛要看着地面。”法里德说。
“你的朋友提了个好建议。”老乞丐插嘴说。他咳了一声，把痰吐在油污的手帕上。“原谅我，你能施舍几个阿富汗尼吗？”他喘着气说。
“别理他。我们走。”法里德说，拉着我的手臂。
我给了那个老人一张十万阿富汗尼的钞票，大约相等于三美元。他倾着身子过来取钱，身上的臭气——好像酸牛奶和几个星期没洗的臭脚——扑鼻而来，令我欲呕。他匆忙把钱塞在腰间，独眼滴溜溜转。“谢谢你的慷慨布施，老爷。”
“你知道卡德察的恤孤院在哪里吗？”我问。
“它不难找，就在达鲁拉曼大道西端。”他说，“自从火箭炸毁老恤孤院之后，孩子们就搬到那边去了。真是才脱狼群，又落虎口。”
“谢谢你，老爷。”我说，转身走开。
“你这是第一次吗？”
“什么？”
“你第一次看到塔利班。”
我一语不发。老乞丐点点头，露出微笑。嘴里剩下的牙齿屈指可数，泛黄且弯曲。“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他们席卷喀布尔的情景，那天多么高兴！”他说，“杀戮结束了！哇，哇！但就像诗人说的：‘爱情看似美好，但带来麻烦。’”
我脸上绽出笑容，“我知道那首诗，哈菲兹写的。”
“对对，是他写的。”那老人回答说，“我知道。我过去在大学教过它。”
“你教大学？”
老人咳嗽，“从1958年到1996年。我教哈菲兹、迦亚谟、鲁米、贝德尔（2）、雅米（3）、萨迪。我甚至还在德黑兰开过讲座，那是在1971年，关于神秘的贝德尔。我还记得他们都起立鼓掌。哈！”他摇摇头，“但你看到车上那些年轻人。你认为在他们眼里，苏菲主义（4）有什么价值？”
“我妈妈也在大学教书。”我说。
“她叫什么名字？”
“索菲亚·阿卡拉米。”
他那患白内障的眼睛闪出光芒：“‘大漠荒草生息不绝，反教春花盛放凋零。’她那么优雅，那么高贵。真是悲剧啊。”
“你认识我妈妈？”我问，在他身边蹲下。
“是的，我认识。”老乞丐说，“过去下课后我们常坐在一起交谈。最后一次是下雨天，隔天就期末考试，我们分享一块美味的杏仁蛋糕。杏仁蛋糕，热茶，还有蜂蜜。那时她肚子很大了，变得更加美丽。我永远不会忘记她那天对我说的话。”
“那是什么？请告诉我。”爸爸每次向我提起妈妈，总是很含混，比如“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但我一直渴望知道细节，比如：她的秀发在阳光下是什么样子，她最喜爱的冰淇淋是什么口味，她最喜欢哼唱的歌是哪一首，她也咬指甲吗？爸爸关于妈妈的记忆，已经随着他长埋地下。也许提起她的名字会唤起他心中的负疚，为她死后他犯下的事情。抑或是因为失去她的伤痛太深，他不忍再度提及。也许两种原因都有。
“她说，‘我很害怕。’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快乐，拉索尔博士，快乐成这样，真叫人害怕。’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他们只有准备要剥夺你某种东西的时候，才会让你这么快乐。’我说，‘快别胡说。这种想法太蠢了。’”
法里德拉我的手臂。“我们该走了，阿米尔老爷。”他轻声说。我将手臂挣脱出来，“还有呢？她还说什么了？”
老人露出柔和的神情。“我希望我能替你记起来。可是我不记得了。你妈妈走得太久了，我的记忆四散崩塌，像这些房子。对不起。”
“可是哪怕一件小事也好，任何事情都好。”
老人微笑，“我会想想看。这是承诺，记得回来找我。”
“谢谢你。”我说，“太谢谢你了。”我是说真的。现在我知道妈妈曾经喜欢涂了蜂蜜的杏仁蛋糕，还有热红茶，知道她用过“深深地”这个词，知道她曾为快乐烦恼过。我对妈妈的了解，从这个街头老人身上得到的，甚至比从爸爸身上知道的还要多。
露宿街头的老乞丐恰好认识我妈妈，这在多数非阿富汗人眼里，也许会是匪夷所思的巧合，但我们对此只字不提，默默走回那辆汽车。因为我们知道，在阿富汗，特别是在喀布尔，这样的荒唐事情司空见惯。爸爸过去说过：“把两个素昧平生的阿富汗人关在同一间屋子里，不消十分钟，他们就能找出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
我们离开了坐在那座房子台阶上的老人。我原想带他到他的办公室去，看看他能否想起更多关于我妈妈的事情。但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我们发现新恤孤院在卡德察区北边，紧邻干涸的喀布尔河河堤。那是一座平房，军营式建筑，墙上有裂缝，窗户用木板封上。前去的途中，法里德告诉我说，在喀布尔各个城区中，卡德察区受战争破坏最严重，而当我们下车，证据太明显了。立在满是弹坑的街道两旁的，只有比废墟好不了多少的破落建筑，以及久无人烟的房子。我们走过一具锈蚀的轿车残骸，看到一台半截埋在碎石堆里面、没有荧屏的电视机，一堵涂着黑色“塔利班万岁”标语的墙壁。
应门的是个秃顶男人，矮矮瘦瘦，留着蓬松的灰白胡子。他穿着旧斜纹呢《；文；》夹克，戴着无《；人；》边便帽，眼镜挂《；书；》在鼻尖上，有块镜《；屋；》片已经碎裂。眼镜后面，黑豆似的眼珠在我和法里德身上扫来扫去。“你好。”他说。
“你好，”我说，把宝丽莱照片给他看，“我们在找这个男孩。”
他匆匆瞥了一眼照片，“对不起，我从没见过他。”
“你还没仔细看看那张照片呢，老弟，”法里德说，“为什么不好好看看呢？”
“麻烦你。”我补上一句。
门后的男人接过相片，端详着，把它还给我。“不，对不起。我只认得这所机构里面的每一个孩子，但这个看起来很面生。现在，如果你们没别的事情，我得去工作了。”他关上门，上栓。
我用指节敲门：“老爷，老爷，麻烦你开门。我们对他没有恶意。”
“我跟你说过，他不在这里。”门那边传来他的声音，“现在，请你们走开。”
法里德上前几步，把前额贴在门上。“老弟，我们没带塔利班的人来。”他小心翼翼，低声说，“这个男人是想把那孩子带到安全的地方。”
“我从白沙瓦来。”我说，“我有个好朋友认识一对美国夫妇，在那儿开设恤孤院。”我感到那人就在门后。知道他站在那儿，倾听着，犹豫不决，在希望和怀疑之间来回挣扎。“你看，我认识索拉博的父亲，”我说，“名字叫哈桑。他妈妈的名字叫法莎娜。他管他奶奶叫莎莎。他能读书写字，弹弓打得很好。那儿有孩子的希望，老爷，一条生路。麻烦你开门。”
门后只有沉默。
“我是他伯伯。”我说。
隔了一会儿，传来开锁的声音，门缝又露出那张窄窄的脸。他看看我和法里德，对我说：“有件事你说错了。”
“哪件？”
“他的弹弓射得很了不起！”
我笑了。
“那东西跟他形影不离。他无论走到哪儿，都会将它塞在裤带上。”
那人放我们进去，自我介绍，他叫察曼，恤孤院的负责人。“我带你们去我的办公室。”他说。
我们跟着他，穿过阴暗污秽的走廊，孩子们穿着残破的羊毛衫，赤着脚走来走去。我们走过一些房间，没有一间铺着地毯，窗子蒙着塑料膜。房间塞满铁床，但多数没有被褥。
“这里有多少个孤儿？”法里德问。
“多到我们都装不下了，大概两百五十个。”察曼回头说，“但他们并非全都无亲无故。有很多人因为战争失去了父亲，母亲无法抚养他们，因为塔利班不许女人工作。所以她们把孩子送到这里。”他用手做了抹眼泪的动作，伤心地补充道：“这个地方总比街头好，但也好不了多少。这座房子本来就不是给人住的——它过去是仓库，用来存放地毯。所以这里没有热水器，他们留下的井也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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