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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史ⅳ-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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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生子的出生是一个未婚母亲永远难以洗雪的耻辱，对她的孩子来说也是一个难以拭去的污点。私生子对谁都是一种耻辱。在热沃当的乡村，当地居民对私生子有各种各样的称呼，“尚皮斯”（流浪儿的方言）就是其中一种，他们被视为潜在失业者，因此人们也就按这样的看法来对待他们。从孤儿院到教养院的道路是一步一步踩出来的。公社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待这些弃儿就像对待他们不道德的母亲一样残酷。
非法私生子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因此一些自传体小说好像是专门为了保护作者罪恶的秘密而写的。许多非婚生、身份后来被合法化的子女在他们的后半生得知他们出生的秘密后，感到又委屈又气愤。知道自己的私生身份往往会导致他们长大后对自己的祖先进行疯狂猜测。
19世纪初，奥罗尔？萨克斯姆迪潘把他儿子莫里斯的私生子希波吕忒？夏蒂朗抚养成人，没遇到任何问题。希波吕忒一生中一直被作为乔治？桑德的同父异母兄弟来看待（除了在遗产分配时）。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私生现象遭到了更为严厉的谴责。毫无疑问，严厉的谴责致使婴儿的私生率下降，从而提升了婚后合法生育的比率。
因为把家庭描绘成“遗传资本”的说法日渐广为流传，所以人们对于结婚和生子的焦虑也相应地增加了。但人们又为生出畸形儿而担心，因为畸形也被视为间接的罪过。例如，《大众科学》杂志几乎每页都刊登有“怪物”的照片；例如，《自然》杂志也对产生畸形的事件有大量的报道。这些奇异的形体让人更加恐惧，因为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具体的原因。难道这不正反映了存在某些潜在的病态吗？还有一些奇闻轶事，诸如斯皮兹纳博士的解剖学博物馆吸引了大量神经紧张而又入迷的人群。人们有时专门避开身体有缺陷的人，而有时又对这一种行为进行强烈谴责，理解他们作为一个受害者的痛苦，认为这简直就是一种无形的犯罪。而一个身体有缺陷的小孩往往被视为障碍，成了众矢之的。福楼拜的一个记者，尚特彼小姐在1858年7月17日写的一封信中告诉他，有一个名叫阿加莎的小孩受到了她父母的虐待，因为她有残疾，“她的脸没有异常，只是她的身体有残疾，脖子上顶着一个巨大的脑袋。”她经常挨打，遭到羞辱，还经常赤着脚没有鞋穿，最后据说患上了神经病。
家庭生活（9）
梅毒被认为是造成畸形儿的罪魁祸首。因此准备结婚的新郎新娘的健康状况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如果检查发现缺陷，那么羞耻或许愤怒就会随着产生。这样的不幸会在家庭内部传开，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越来越神秘。卡罗琳？夏塔尔利奥勒就在布瓦洛的家庭通信中找到这样一个例子。欧仁？布瓦洛的母亲埃梅？布朗德，由于她的嫁妆不够而导致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她开始起来反抗不称职的丈夫。她控告她的丈夫得了一种“不体面的病”，而后就与他分床而居。有一天，当他准备进行下一次旅行，在家里作短暂停留的时候，她居然把他们的亚麻布床单晾在了屋前，家中最大的隐私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后来，埃梅绝望地离开了她丈夫的房间，还起诉要求得到三个儿子的监护权，当时这三个孩子已经被他们的父亲弄到了比利时。她把自己关在了洛基弗德的房间里，后来死于精神失常。
这个家庭后来在谈到他们的这一祖先时，总是遮遮掩掩，含糊其词。她的悲剧可以解释为什么她的儿子欧仁渴望在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中维持稳定的家庭生活。
生理缺陷这一导致家庭矛盾和使家庭蒙羞的新原因，也成为左拉写关于鲁朗—麦克夸特家族史诗传奇的中心内容，而且在其他小说中也比较常见。在19世纪，临床上比较常见的疾病是精神病。这成了当时人们最大的担心。如果谁家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妹妹，那么，她姐姐的婚事肯定告吹。因为别人很容易就会想到与她流着相同血液的其他人肯定也会有精神病，所以这是整个家庭的耻辱。这方面有一个关于阿黛尔？雨果的很不寻常的事例，在这个事例中，整个家庭，除了阿黛尔的母亲，为了使伟大的维克多的名誉免受他挥霍无度的后代的影响，他们异口同声地赞同删除阿黛尔一节的内容。整个家庭团结起来把那一节的内容从中删除了。
行为不良并非总会遭到谴责。判断人和物是否值得尊敬的标准随着时间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社区关于荣誉的标准又并不总能正好与法律相吻合。偷猎和非法侵入的事件在19世纪时常发生，法律也无能为力。小孩偷取木材，妇女从森林的枯枝落叶层下偷采石油，偷猎者甚至从人们的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地走过。19世纪初，城市里贫困的母亲让自己的小孩去乞讨，甚至怂恿他们去偷窃。在下层社会，生存才是最主要的法则。只要能生存，道德完全可以置之不顾。
但是当一个家庭慢慢走向小资产阶级之后，遵守法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讲文明讲礼貌就成了他们最关心的事情。浪荡公子、酒鬼、挥金如土的人、游手好闲者以及骗子、赌徒都成了他们不欢迎的人，会受到他们严厉的谴责。在商业上，一个人一定要定期还债才能得到尊敬。那些没有一点教养的后代一定会受到家庭的严厉惩处。波德莱尔，被他的亲戚绝望地评价为不称职，从而被严加管教起来。他在与他母亲奥皮克夫人的通信中充满了对资金窘困的抱怨以及他与代理人的冲突。中产阶级行为规范的准则根本无需给出什么特殊的理由，其实就是一种言行谨慎、中庸之道的理想状态。偏离中心，就成为一种耻辱。
虚伪与诈骗是可以容许的，尤其当他们的目标直接指向外国人集中的地方时。相反，破产也被认为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一个正常的错误。巴尔扎克笔下的凯撒？比罗托就甘愿把自己当作别人的替罪羊，偿还他的债权人的债务变成了一种“补偿”。他的康复具有一定的宗教意义。在19世纪，因破产而自杀的人一点都不罕见。菲利普？勒热纳已经告诉我们破产者为什么会写自传，因为他们迫切需要向他们的后代解释他们的行为是正确的，他们需要这样做。北部省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中产阶级妇女，对于破产者一概不予接纳，因为怀疑他们从事非法勾当或者过着一种肆意挥霍的生活。随着公司的兴起，商业才慢慢与家庭脱钩，资本主义也得以与荣誉的观念脱离开来。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家庭生活（10）
19世纪使性——家庭的性——具有了科学的概念。所有指导性行为的标准和规范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牧师，更多的是医生，是性问题的专家，可以起到指导作用，然而当个人在性生活中出现问题时，内科医生有时也无能为力，因为这是一个难以启齿的问题，他们一般不会向别人寻求帮助，即使你是医生。
通常情况下，家庭对于性方面的内容也是守口如瓶，因此对此我们无法了解更多。傅立叶称*是一种普遍的行为，原因很难解释。性的忍受力与环境、动作、年龄和性别有关。男性与女性的最大不同也就在此。坚挺有力决定了男性*的威力，它可以在女子尤其是年轻女子身上得以充分自由地体现。在热沃当，*女性几乎不会受到惩罚，甚至连对少女的性侵犯也是被容许的，只要他们没有公开。19世纪后半叶，法庭对性侵犯案件进行严厉的惩处，比前半叶的处罚力度要大许多，这大概标志着社会对性侵犯问题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了。到19世纪末，还出现了检举者，如果发现有对*犯量刑过轻的案件可以检举揭发。
紧接着，对青少年和妇女的性侵犯也引起了更多的关注。青春期是人体发生变化最大的时期，被称为骚动期，因此这一时期不论是对他们本身还是社会都是一个潜在的危险期；每一个青春期少年都被视为一个潜在的罪犯。女性的性问题成了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因为不幸会通过母性本身的特点降临到她们头上。一种持续不断的欲望在这一时期主宰了她们的理智（女性的*望主要通过教堂来加以控制）。崇拜处女，在年龄大一些的女孩子的带领下一遍又一遍地背诵玫瑰经，在全体教徒的*上向玛丽的孩子们做礼拜，这些方式都有助于青春期少女保护自己的贞洁。虔诚能够战胜世上和舞厅里的邪恶。卡罗琳？布拉梅发出警告：“最重要的是，没有华尔兹舞。”即使在下层社会中，少女的贞洁也是最有价值的资产：当她们去舞厅跳舞时，父亲或者哥哥、弟弟一般都会陪着，因为那些男男女女之中不乏野蛮之徒。
女性不贞洁的行为往往会被视为一种可耻的行为，是对神圣的一种侵犯，然而，男性的通奸行为则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可，除非他公然包养情妇。只有行为过于露骨，才会受到强烈的谴责或者法律的制裁。在中产阶级中，女性很少知道她们丈夫的事情，所以她们也没办法。而那些警惕性比较高的女性，如果她们听到了风言风语或者碰巧在街上看到了其丈夫的不轨行为，就会毫不留情地说出来，必要时还会反抗，尤其是当她们感到丈夫的*行为损害到了家庭的经济利益，威胁到了她们给孩子提供各项费用的能力时。当地的报纸也作出评论对这些不忠实的丈夫嗤之以鼻，诅咒他们被“*”缠上。世纪之交，少数人居然采取了最极端的做法：用硫酸毁容。
冲突方式（1）
大多数家庭矛盾都在家里秘密处理了。规矩，从家庭隐私的意义上来讲，就是害怕外人的风言风语，对能否得到别人的尊敬看得很重——这都是导致家庭矛盾的原因。村民和中产阶级最基本的准则基本相似，都是家丑不外扬，不让外人知晓，自己的脏衣服在家洗干净。这些基本原则强化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界限——他们感到来自外界的威胁越来越大。工人与富人的判断力大不相同；他们无需建立森严的壁垒来保护自己。一个目击证人在法庭上这样陈述：“我躺在床上可以非常清楚地听到X房间的一切动静。”工人比任何其他阶层的人暴露得更多，或许正在于这个原因，他们也不愿意多谈自己。
为了防止出现矛盾，许多家庭设立了所谓的家庭法庭来处理家庭事务，或者驱逐那些破坏家庭规矩的成员。有时反对派或者充满敌意的宗族会组织起来，他们相互仇视，既不正眼相看也不说一句话。在处理这些家庭内部矛盾时，需要家庭中德高望重、见多识广的成员采取外交策略，把矛盾各方召集在一起进行谈判。集体参加家庭某个成员的葬礼经常是一个缓和家庭矛盾的机会，家庭成员可以借此机会聚集在一起。家族中未婚的叔叔或者姑姑们经常发挥一种弥补家庭裂缝的作用。家庭矛盾经常会与神秘传说结合在一起，因而显得异常复杂。有时，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后会持续好长时间才能被慢慢遗忘。虔诚乞求和谐的心灵会得以恢复，因为许多人都盼望能够对别人说自己有一个幸福团结的家庭，就像一个部落一样统一和谐，能为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和自己的子孙后代带来幸福与安宁，这是光宗耀祖的事情，每个人都会感到自豪——这些都会在全家福照片中得到充分体现。
中产阶级家庭很少诉诸武力。他们并不喜欢乡野村夫动辄拳打脚踢的方式，他们用的是一种更巧妙，但是破坏性一点都不逊色的攻击方式。家庭的敌对派采取鼹鼠或者蜘蛛的策略，他们无声无息在暗地里干一些毁损家庭荣誉的勾当，甚至足以击败自己的仇敌，而且表面上一点都看不出来。
随着砒霜和后来磷的发展，投毒这种最极端的方法更加方便地得以运用。科尔内温博士在1840年写道：“有一种潜伏的犯罪正在悄悄地向家庭渗透，这无疑将对社会形成极大的危害，这一事态的发展归咎于砒霜在工业上的广泛应用和它神奇的效果。这是对科学仪器和科学分析的一大挑战。毫无疑问，法官的良心与道德也将受到它的威胁，它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一年年扩散：这种犯罪就是投毒！”传统的投毒犯罪往往与女性有关，因为她们的软弱与本性使她们更容易采取这种秘密的方式，而且她们在家庭中洗衣做饭的职责又给她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作案条件。玛丽？拉法耶尽管得到了律师的极力辩护，但还是在1838年被宣告有罪，因为她的丈夫被她投毒致死。后来许多年轻的少妇在自己亲爱的儿子死后怀疑是自己的婆婆所为，从而采取类似的方式以解心头之恨。玛丽？拉法耶就是她们的原型和榜样。档案记录显示，1825年至1885年间，共发生投毒案件2169宗，831人致死；1969人因涉嫌投毒被起诉，其中男性916名，女性1053名（占53％，而所有犯罪行为中女性犯罪只占到20％）。1840年到1860年间，投毒案件达到高峰，之后犯罪比率明显下降。然而即使在这种犯罪达到最高点，也没有满足他们心中的幻想。
冲突方式（2）
农村的村民或工人发生矛盾时，身体对抗是最普遍的。争吵打骂对于兄弟或堂侄们来说是一种快速而又方便的解决办法。而打老婆简直就成了男人的特权，是天经地义的事。遭到殴打或虐待是80％的女性提出离婚的原因。丈夫喝醉了酒或者在一天的劳累之后往往会通过打老婆来发泄心中的怨恨。他们打老婆并不是因为她们不贞或者肆意挥霍，也不是因为她们不擅于持家，而纯粹是因为男人们需要发泄。“晚饭没有做好，他们的火气噌地一下就起来了”，这往往成了男人把老婆打死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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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死亡有时就是婚姻矛盾这一“经典”名曲的最终结局。若埃拉？吉约赖斯莫里对19世纪发生在巴黎的100起“激情案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案件中的犯罪行为人几乎全部是男性，通常是年轻男性对女性实施犯罪行为，而且基本上都是为了维护男性的尊严而采取报复行为。这些谋杀者常说的一句话是：“你是我的女人，你属于我。”吉约赖斯莫里所调查的案件既涉及到未婚男性也包含未婚女性。那些未婚女子不愿意和她不喜欢的男人上床，或者她另有情人，要不就是和一个与她同居的男人一块上街被看到了。这些女子会以极其惊人的勇气和最粗暴的语言来捍卫自己选择和行动的自由。她们还会公开宣布自己的愿望，公然谴责男人的通奸和野蛮行为，不管是性无能还是*待。其中有一个女子这样抱怨：“这就是地狱。”她们宣称她们的身体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完全属于她们自己。但是她们却为这句狂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乃至生命。
在各种各样的家庭暴力中，女性是主要的受害者。福楼拜笔下的女主人路易丝？普拉迪埃就被她的丈夫赶出了家门，“他们把她的孩子们抢走了，把她的一切东西都拿走了。她孤苦伶仃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破旧的房间里，没有仆人，只能依靠所得的6000法郎为生”（福楼拜的信，1845年5月2日）。福楼拜还提到一个工人阶级少妇与鲁昂一个声名显赫的市民之间发生的一段*韵事，结果这个女人被她的丈夫杀死了，她的尸体被装在一个袋子里，扔到了河里；而在这个案件中，这个男人只判了4年徒刑。当地还有一种报道说这个女人的尸体被肢解了，这正是一些男人强烈反对女性渴望自主权的阵发性例证。
暴力行为就是报复的一种形式，不管是在家庭内部还是在社会中，这种方式在下层穷人中相当普遍。安妮玛丽？索恩为了找到女性的作用，查询了近50年来法院的档案，结果发现几乎所有的个人报复行为都发生在社会的最底层。路易？谢瓦利埃对19世纪前半叶发生在劳动阶层中的打架斗殴事件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男人在酒馆外面或者舞厅里打架，通常是因女人而引起的（据称意大利人对女人的诱惑力最大，所以经常挨揍）。年轻的流氓恶棍们经常在空旷的电影摄制场地或者巴黎郊外的荒地上砍砍杀杀。如果警察介入，他们就会很快找到自己的同伙列队与警察对抗。这样的打斗外人是无法调停的。
乡村中的家族间仇杀被掩饰得非常完美，在科西嘉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无法看到他们打斗的痕迹或者场景。然而从杀人者的统计数据和政府的报告中，我们却可以大致画出一个“报复区”。这一区域覆盖了几乎中央高原南部所有的地方，其中包括Velay； the Vivarais 和热沃当 。许多人口统计学家称这一地区基本上都是族长式的家庭结构。他们还指出，家庭关系日益紧张与被剥夺了继承权而变成无产者的家庭成员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矛盾的日趋紧张有时会遭致意想不到的灾祸，于是心头之火被点燃，战争一触即发；但是也有一些奇怪的案例。书包 网 87book。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冲突方式（3）
然而，与此同时克拉维尔和拉梅森还注意到他们开始越来越愿意求助于警察，用法律的方式来取代他们那种个人的报复行为了。把委屈整理成材料慢慢地取代了采取暴力行为的粗暴方式。但是他们又不愿意走上法庭，因为凭他们的直觉，法律诉讼运用的是一套全新规则，在这样的规则之下，每一个人——原告与被告都要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们经常在法庭外解决争端，双方达成和平的谅解。然而如果这些努力都失败了，他们最后会选择按正常的法律程序来进行诉讼或者判决。曾经有一段时期，人们并不介意出席法庭，甚至被判入狱都无所谓；他们可以装出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姿态，这样公开的侮辱对他们来说也没什么忍受不了的。现在，这又变成了一种不光彩的事情，有时仅仅让对方丢脸就足以满足人们的那种报复心理。对法庭的这种利用方式表明公平下正义的概念越来越趋于一种个性化。这一观念使法庭，老百姓曾经趋之若鹜的法庭，慢慢地进入下层社会的生活，成为普通老百姓一切行为事务的中心。
个人报复的权利曾经得到陪审团的一致认可，尤其在因女性通奸行为而引发的“激情犯罪”中，但是在20世纪初，这种权利已不再被犯罪学家们所接受。这些刑事专家把个人报复行为视为一种宗教上的原始主义或者野蛮的标志；启蒙观点的代表人物布伦蒂埃在1910年著述的《关于两个社会阶层的评论》中写道：“拒绝法律是回归原始，是向动物的倒退。”
向权威部门申诉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伊薇斯和尼科尔？卡斯坦研究了郎格多克人在现代初期是如何走进法院的。阿尔勒？法格和米歇尔？福考特已经弄清楚了法国家庭在遇到内部威胁的时候是如何使用密信和警察来解决这些问题的。
19世纪，这些行为又呈现出一些新的形式：人们开始求助于教养院（年轻人被他们的家庭送到这里接受教育），而根据1838年的法律，可以对精神病患者实行监禁。
虽然被遣送至教养院的年轻人并没有多少（1869年颁布了1527条监禁令），1846年到1913年间大约只有74090名年轻人，但这些机构在塞纳地区（包括巴黎）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地区颁布的监禁令占到了1840年至1868年间颁布的所有监禁令的75％，而在1896年至1913年，这个比率达到了62％。起初，教养院基本上是专门为上层社会富有家庭设置的，但是后来也向穷人开放了，尤其在1885年颁布了免除贫困家庭住宿费的法律以后。在1894至1895年间，提出把子女送至教养院的申请中有78％来自于农村手工业劳动者。而这些教养院里年轻女孩占的比例高得惊人，1846年到1913年间，女性的比率是，这个数字远远高于青少年罪犯中女性的比率（1840年到1862年，女性青少年罪犯的比率是16％~20％，1863年至 1910年期间，这一比率是10％～14％）。父亲常常把他们的女儿关起来，怕她们怀孕或者做出品行不端的行为，同时这也是家长把女儿送到教养院的主要原因。贞洁被视为女孩最有价值的资产。
教养院变成了坚决拥护家长制的一派和从“孩子的利益”出发的另一派之间激烈争论的主题。后者以保护小孩利益为出发点，强烈谴责家庭环境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天主教法学家邦让，监狱社会管理主任、《监狱调查报告》的编辑、《叛逆的儿子和有罪的父亲》一书的作者。19世纪末，公众谴责的矛头不再指向青少年，而是指向了他们粗暴的父母对待他们的野蛮方式，而且还有人建议剥夺他们父母的监护权。虽然1889年制定了一条关于剥夺父母监护权的法令，1898年制定了关于父母虐待儿童的法令，但是教养院依然在日益恶化的环境中运行着，一直坚持到1935年。就在这一年，国家颁布了一条新的法令，宣布把儿童送到教养院关禁闭是非法的，但是允许父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其他类型的矫正机构。但是这些机构的条件更差。考虑到当权者的原则，尽管包括广大公众和法律专家在内的人都强烈地关注青少年罪犯问题的解决，但他们对这些机构的干预一直犹豫不决。然而，这些变化确实预示着穷人隐私的减少。以儿童利益的名义——儿童的利益被视为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加大了对家庭投入的力度，结果不是更好就是更坏。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冲突方式（4）
1838年的法令限定了被家庭送到矫正机构的人员中不应包括具有危险性的、不受人欢迎的或者无教养的儿童，只能是精神病患者。从此，精神病院不再是巴士底狱的延续而是与它性质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机构。它代表着禁闭的医学化。在这里医生的权威远远高于政府的权威。任何一个政府官员都不允许批准一个人住进精神病院，只有医生才有签署许可证的权力。
这种医学权威很可能会被滥用，一些比较怪异的行为很可能会被错误地诊断为“精神病”，但是从这一点上来说，政府权威还是受到了需要医学证明的限制。
以前就曾经发生过滥用这种权力的案例。比如前面提到的克莱梅斯，她的丈夫在他贪婪的家庭的怂恿下，找到一个内科医生为她编造了许多理由，包括“严重的癔症”，另一例是埃尔西里？罗伊，她的同父异母兄弟为了取得她的遗产，在佩尔坦的谋划帮助下让她签署了“自愿委托书”。这位医生按照当事人的要求开具了“埃尔西里，一个年轻的艺术家，未婚（是一个自由女性，自愿过独身生活），患有‘偏执狂症’”这样一张医学证明；结果她在精神病院里度过了14年艰难的岁月。还有一个受到这种权力滥用危害的是迪布尔夫人，因为她拒绝和她的丈夫上床，就被她丈夫关了起来，直到最后被杀。最近几年，我们发现有类似遭遇的女性有阿黛尔？雨果和卡米耶？克罗黛尔，显然她们也是受到家族中为了保护自己荣誉的两个人的诬陷而成为牺牲品的典型范例。
女性精神病疾病分类学中蕴涵的正确概念成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焦点。
女性精神病常常与医生的主观臆断、夸大其词有关，尤其女性在婚恋问题中的行为表现可能被视为一种不正常。一些绝对禁止的行为包括：爱上自己的父亲、女性同性恋、爱上一个年龄比自己小好多的年轻男人、女性*狂或者纯粹就是为了玩乐而一天换一个性伴侣。特拉特在他的小说《精神错乱者暂时的意识清楚中》中写道：“所有的女性都是感情型的，而感情几乎就是一种癔症。”她们在男性主宰的性与家庭生活中的地位不平等性是造成痴呆的原因。反之，只有家庭幸福和睦，她们才会心智健全，成为一个完全正常的人。
精神病是一个名门望族的最大不幸。在那些患有精神病的女性中，许多是被抛弃的情人、经历了一段失败婚姻的女性、受到丈夫欺骗的妻子或者痛失爱子的母亲。男性的精神错乱则更多地与盛衰变迁以及自己事业的成败有关。破产、挪用公款，还有赌博——这些都被女性痛斥为男性患精神疾病的主要原因——被收容在精神病院里的患者中男性占绝大多数。
尽管警察对那些制造混乱的人加大了管制力度，但是进入精神病院的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不断增加，其原因主要是家庭冲突所导致的个人悲剧，而对于家庭冲突悲剧，只有医生可以起到法官和仲裁者的作用。
当婚姻出现矛盾时，很少有美好的结局。虽然1816年的离婚法被废止，直到1884年才重新立法，但是分居是允许的。伯纳尔？施那普对1837年（因为从这一年才开始有统计记录）至1914年间合法分居的特点与演变过程进行了研究。
他发现分居案件并不多，即使在1880年前后的高峰期每年也只有大约4000宗，或者说每1000个婚姻家庭中只有13个分居。但是在1851年颁布了一项对提出离婚申请的一方提供法律援助的法令后分居的比率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以前经常被中产阶级使用的那些程序现在被下层社会所采用。1837年至1847年期间，所有的离婚申请中只有24％来自于“工人、仆人或者家庭主妇”，但是到了1869至1883年，这一数字飞速上升到了。而且分居好像成了女性的一种习惯，女性提出的申请占到了86％以上，最高时达到93％，而且大多数是年龄比较大、结婚多年的女性，基本上都是母亲。通常她们并不是因为实在难以忍受丈夫的通奸行为而被迫走上这条路的，“这些申请分居的女性是因被虐待而心灵破碎，而并非被丈夫所欺骗。”分居现象在法国北部、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比较常见；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分居的比率也相对要高。总之，与离婚一样，它成了现代化的一种标志。离婚率的地理分布情况与分居是一样的。达洛兹的法律词典最后为分居的理由加了这样一条注释：判例法是改变道德观念最好的指示器。
冲突方式（5）
离婚具有相似的特征：同样的分布区，同样是女性占绝对优势（80％的比率），同样的理由（在1900年因遭到体罚或者受到心灵上的压迫而提出离婚的占77％）。然而离婚在中产阶级中所占的比率比分居的要稍微高一些。办公室职员和专业人士提出离婚申请的人数比提出分居的要多。作为大革命的一个产物，离婚（1792年首次合法化）在城市女性中相当普遍。博纳尔和极端君主制主义者对此进行激烈抵制，并于1816年成功废止了这条法令。后来，激进分子，比如阿尔弗雷德又一次使离婚成为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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