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史ⅳ-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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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对这种标准化的抵抗也是令人惊异地顽强。按照欧仁？韦贝尔的话，这种情况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告一段落。家庭秘密和个人私密继续存在着、变化着，而这些人们几乎难得偶尔一瞥的秘密与私密，正是我们现在所要努力理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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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1）
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家庭通过生生不息的血缘、财富、情感、秘密和记忆来自我描述、自我思考和自我表现。
　　分散的家庭主要通过写信来联络感情。邮政服务水平的提高使通信变得更加方便快捷。到19世纪后半叶，铁路的建造和其他技术的进步使这一时期变成了纸张主宰的世纪。经常、定期地接收家人的“最新消息”成了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事情。1830年4月3日，按照孜孜不倦的“写信专家”乔治？桑德的要求从巴黎寄出的一些“黄色和蓝色的信纸很难看，但是却很时髦”。她每次收到信后总要通过信封上的邮戳来比较这些信寄出的日期和收到的日期。邮递员不仅要对信件进行分类，还要保证这些信件及时送到——火车站的大钟就是他们判断时间的依据。因此邮递员成了人们期望随时拜访的最尊贵客人。
　　对于在外地上学的孩子，家人都希望他们每周能给家里写一封家书。当甜甜蜜蜜的小两口短暂地分离后，他们每隔两三天就要写一封情真意切的信。除家庭之外，还有一些远方亲戚，人们就根据关系的亲密程度互通信息。新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机，往往会在这个时候通告家人的健康状况，还要对过去一年中家人和亲朋好友的生日、去世、结婚、疾病以及升学等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这些都成了信中的主要内容，可以说就是信件的骨肉。卡罗琳？舒塔尔—利奥莱特已经对索米尔一个布尔茹瓦的家庭成员写于1860年至1920年的信件进行了认真研究。他已弄清了在信中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他发现这个家庭成员基本上不能在信里提到钱、死亡和性。他们确实也在信中谈到了疾病，甚至具体的生活细节，当然还有孩子。而其他家庭关注的则是另外一些问题，比如戈布里茨家族比较痴迷于教育上取得的成就。母亲与女儿之间的通信一般只写她们的第一个名——艾米莉和玛莎，她们在钱和身体这些事情上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她们谈论疾病与痛苦，但也谈论一些让我们都惊诧的比较下流的话题，适当与不适当的界限总是相对的。
　　信件并非总是感情的自然流露，而是像波西斯所说的是在公开与隐私、社会与个人之间“妥协的象征”。
　　家庭信件的读者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它会从一个人传到下一个人，而每过一道手就要经过一番考察，因此根本就没有秘密和隐私可言。我在这里所说的是那些有文化、感情丰富的人写的信，而有些人写信是因为在生活中遇到了挫折，通过写信来发泄自己内心的郁闷。我想许多女性同乔治和她在库温特昂格莱斯的朋友一样都体验过“写作的强烈欲望”。他们并不是为公众而写，而是带着一种极其强烈的复仇心态，有的人甚至一天耗费数小时在做这项工作。男人们也继续磨练他们的写作能力，尽管在20世纪他们的想法已转向技术和手工艺并且疏离了写作。
　　两性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城乡之间的差异那么大。在一些城市里，穷人主要依靠专门的写信人帮他们写信，而这些写信人的观点往往会很自然地潜入他替别人写的信中。而在乡村，消息是通过“口信”的形式来传播的，而不用信。当泥瓦匠返回克勒兹河家乡时，一个节日般的盛典将铭记这一盛大时刻；他们通宵达旦地讲述在城里的奇遇。1900年以后，明信片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传递工具流行起来。默伦有一个五口之家——父亲是一个园林工人，母亲是家庭主妇，三个女儿在办公室上班，他们在1904年至1914年之间一共寄出一千多张明信片。信息交流得越频繁，每次交流的信息就越简短、越有价值。
家庭生活（2）
一般而言，家庭聚会既是信息交流最重要的形式，同时也显示了家庭和睦、其乐融融的美好氛围。
　　对于少数信教的家庭来说，家庭聚会往往是一种生存甚至反抗的方式，因此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最近莫诺家族每年一次的茶会上组织的一次大约200人的大型聚会上，甚至每个到会的人都必须戴一个胸卡以确定身份。另一个新教徒家庭，里克鲁斯一家则
　　聚集在一起来庆祝父亲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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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期间，家庭大团圆的合影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每个家庭通常都会拍下一张全家福以记录家庭团聚的盛事。到了20世纪，许多家庭的这些老照片保存得很好，整整齐齐地摆在影集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许多经济比较拮据的家庭还只是在结婚的时候才拍一些照片，但是到了1914年以后，照相变得越来越普遍，它成了记录所有事件的一种方式。即将赶赴前线的战士临行前要和妻子儿女站在一起拍一张照片，所以经常能在牺牲的战士身上找到他们临行前拍的全家福。
　　早在相片时代到来之前，许多贵族家庭已经享有了画个人肖像的特权。
　　在这些家庭的书房里挂满了祖先肖像的油画或者照片，而且从这里还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家庭辈分的排列顺序。在这样的书房里，家庭成员的记忆通过具体的物质形式被记录下来。这同样成了那个世纪最为关注的事件，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样也把财富与价值的观念代代相传。19世纪末，北部省和鲁昂的中产阶级研究了他们的家谱，企图找到有名望的、富有的祖先（他们想看看他们到底是第多少代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家族成员死后，他们的墓地一般都修得非常奢华，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很好地保护他们的尸体，以保证整个家族的团结。
　　19世纪出现的自传，尤其是那些“普通人”写的自传中，一般都是记述整个家庭的活动，很少写个人行为。这些写给后代看的自传中详细记载了作者们的童年和根源，就好像是在记录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走了多少旅程。如果他们是个成功者，那么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一生非常满足；如果他们失败了，他们就会觉得遗憾终生。康多塞特提倡“家庭大众”的历史。乔治？桑德的著作《我的生活历程》实际上就是她的家族史而不是她个人生活的记录。乔治劝告无产阶级以她为榜样，“工匠们，你们慢慢会明白一切的，你们慢慢就会知道怎么来写，不要忘记那些已经过世的成员。让你的父辈们生命永恒，让他们在九泉之下保佑你的子子孙孙；美化一下你的头衔和盾徽，只要你想这样做，就大胆去做，全在你自己。这样，你们有多少祖先就会有多少国王。”
　　对先人的记忆要想长久，就要对他们进行纪念活动。女性的口头传授对他们生命的永恒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这样的记忆是被缩减了的，经过了再创造。事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转述这些事件的方式。意大利移民进入法国的洛林时精心创作了一个他们祖先的神秘传说，并且通过口头传颂，代代相传。他们对从意大利出发到法国的这段长途旅行的讲述，夸大了他们对创造这个社会的作用，也使得这次冒险之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
　　家庭生活，包括公开的和隐秘的，没有固定的规则可循。中产阶级对传统的庭院生活情有独钟。而他们的生活标准直接上升为了普遍的准则。礼仪手册取代了旧的礼仪书籍。诺伯特？伊莉亚斯指出，自伊拉兹马斯时代开始，那些旧的礼仪学说对我们个人生活的完善做出了很大贡献。
家庭生活（3）
人们还能从小说中得到教诲，有些小说甚至可以当作具有法律效力的历史资料进行参考，因为小说的作者可以以敏锐的目光、翔实的素材把私人生活写得更加丰富生动，这是其他形式所达不到的。个人档案也同样含有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中产阶级的礼节与每天、每年甚至一生的生活相协调。他们的生活方式（书中有详细的讲述，被装订为贵族礼仪的参考手册）具有标准化的重要意义，应用的范围很广。从这些礼仪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人们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后来欧洲的其他主要城市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这一模式，其影响力甚至波及到宫庭。路易斯－菲利普对他的双人床感到洋洋得意，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好父亲，用陶奎维尔的话说就是“处事冷静，有良好的习惯，浅尝辄止”。在凡尔赛，我们从伊米莉亚那里得知“女王的客厅非常出名，仅仅是因为有一张巨大的工作台，安装了好多抽屉，每一位公主发一把钥匙，可以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放在里面。这里就是皇氏家庭成员聚集的地方”。后来我们还从奥克塔夫？奥伯里那儿知道了欧仁妮皇后对生儿育女非常感兴趣，她会“像一个普通女人一样竭尽全力去抚育自己的儿女。她给他们穿衣，亲自守在摇篮旁边，给他们唱催眠曲”。宫庭生活中这种对“家庭的狂热”开始在整个城市中蔓延。这是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对传统观念挑战的成功，而且这已经变成了一种潮流和政府的模式。
　　当然，这些礼节要受到为了适应传统与内在需求两方面的要求而产生的一些变化。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关于阿尔萨斯的一个路德教家庭的。他们非常谨慎，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以防止宗教冲突的复兴。尽管19世纪新教与犹太教在这个民族的融合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但是仍有发生意外的可能。因此路德教的父母总要为他们的子女挑选两类教父和教母，一类是天主教的，另一类则是路德教的。万一遇到麻烦，他们的子女总可以找到保护。19世纪80年代，随着中欧和东欧移民的加入，犹太社区开始摩擦不断。在普莱茨，在巴黎的犹太人地区马赖斯，在贝莱埃皮科，经常会在裁缝铺或者卖衣店之间发现一些小的礼拜堂。附近的移民就在这些小礼拜堂里做礼拜，他们很少去正式的大教堂。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奥弗涅人发现这种方式非常适合巴黎的生活，因为他们既维护了家庭的稳定又遵守了当地的习惯：他们自己的饮食、舞蹈、假日如圣米歇尔节和圣费鲁尔节，他们定期承租“博内专列”返回自己的本族村落去探亲访友。无独有偶，意大利移民也坚持自己本民族的风俗，甚至包括他们的牧师，与法国本地工人的合作则是不得不勉强做出的让步，属于例外。
　　虽然家庭本身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但是宗教服饰还是必须要遵从一定的礼节要求。但自由思想总的来说正在逐渐走向衰落，1884~1903年间巴黎所有葬礼中有是世俗的土葬，1902~1903年间，卡莫克斯男人死后有实行土葬。这与圣德尼所记录的50％的死人进行土葬的数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圣德尼是1911年生活在巴黎市郊的一个工人。把教育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对这些工人阶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海尼－利塔尔举行传统婚礼的仅占到40％，而且在那些所谓的团结团体的努力下还形成了新的结婚誓词和仪式。在鲁贝，自由思想家教会每年要举行50场葬礼。在死人的尸体装棺入殓时，在下葬的时刻，当钟声敲响时，牧师会为这些死去的人唱颂歌。
家庭生活（4）
自由也是有限度的。比如一些工人也提出以宗教的形式举行葬礼，但是被牧师拒绝了。在诺德就曾因为这样的要求没有被满足而引起骚乱。在所有宗教仪式中，初级教会成功地抵制了对它的改革，因为当时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式来表示青春期的开始。在失去基督教特质的地区，孩子的首次宗教仪式经常引发工人阶级家庭的争论（因为他们的父亲可能怀有强烈的反教会的思想情绪）。
　　宗教仪式告诉我们他们的信仰，但是更能反映出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差异对宗教仪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农村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家对此有着深入细致的研究。城市居民现在几乎无事可做，他们把过多的精力倾注到了课堂里，而忽视了家庭事务和日常生活。在19世纪，工人的私人礼仪已经和城市中中产阶级的私人礼仪有了很大区别。工人的礼仪根据他们对时空的尊重有不同的定位。他们选择的区域有街道、咖啡屋或者户外露天广场。私人礼仪的这种共性是他们在买衣服上投资的金钱越来越多的原因。住在洛林盆地的意大利人即使在经济上比较紧张时，会在周末去裁剪一套合身的衣服。劳动就是他们的生命。没有假期和真正的空闲时间（与失业者正好相反）是工人与城市中产阶级之间最大的区别。工人们利用“神圣星期一”（也就是他们星期一不用工作）与同事聚一聚，与城市中产阶级的星期日并没有多少相同之处。家庭聚会和外出旅行是工人阶级庆祝这一天的方式。而工人阶级邻里间相处融洽的生活更是城市生活所无法比拟的。在世纪交替期间，英国人的工作日安排得异常纷乱。工人强烈要求增加与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然而，不能以此来推断工人这样做是在效法城市中产阶级。
　　社交礼仪是多种不同因素的微妙结合，部分是公共的，部分是私人的，部分是乡村的，部分是城市的。通过这些社交礼仪，社会团体控制了他们生活的空间，并力求为他们的存在制定一些相应的规范。
　　19世纪的家庭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由于家庭成为社会控制最基本的单元，因此家庭的力量明显加强，也更加受到社会的尊重。家庭试图把自己的目标强加到每个个体成员身上；同时社会也宣称，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平均主义依然得到尊重，利己主义被压制，但仍然在稳步发展。结果，家庭也遭到了离心力的威胁，因为它常常会引发矛盾，有时还会导致家庭破裂。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不仅家庭的完整性，而且家庭无价的亲情都将受到威胁。
　　维护家庭的尊严成了最基本的准则。而要维护尊严，就要保守家庭的最高秘密，而秘密就是砂浆，可以把家庭成员聚集在一起，筑起坚固的堡垒来抵御外面的世界。但是众所周知，用砂浆建筑有时也容易造成裂纹或者裂缝。痛哭流涕、吱吱呀呀的门窗、锁着的抽屉、被盗的信件、眼神手势、信心与神秘、横眉冷对、说出来和没有说出来的话——所有这些创造了一个内在的交流环境。家庭成员之间关心、爱、恨、羞怯变化的形式越多样，他们之间的交流就越玄妙。家庭是一个可以无限地上演戏剧的场所，因此小说家们常常从家庭生活来取材，报纸上也偶尔刊登一些家庭私人生活的奇闻轶事。“并非每一个家庭都会发生悲剧冲突，但是每一场悲剧都发生在家庭这个舞台上。”
家庭生活（5）
随着时代的前进，对家庭的反抗——起初是父亲，有时是母亲或者一个被人妒忌的哥哥或者弟弟——采取更加暴力的形式。为了生存，家庭被迫进化。家庭成员感到拘束，不像以前那样积极肯干了。家庭成了城市中产阶级尤其是艺术家和文学家们重点抨击的目标。单身的花花公子公开反对世俗的婚姻条例，吉普赛人也向伪善的习俗发起攻击。家庭也同样受到了青春期青少年和坚决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的女性的挑战。虽然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急风暴雨的侵袭，但是家庭这只航船并未沉没，然而许多弃船而去的人却吃到了不少苦头，有一种被流放的感觉。他们带着个人冒险的美好理想，但却只能看到一个悲惨的结局。
　　对于一个有丰厚遗产的家庭来说，金钱是导致矛盾冲突的一个主要根源。黑格尔认为祖先的遗产对于一个家庭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却谴责金钱是产生*的细菌。金钱对于许多包办婚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对富有的包办婚姻更是如此，金钱的多寡就是他们联姻的标准。没有事先约定，或者不信守诺言导致相互谴责、谩骂。当嫁妆变成高筑的债台，女婿就会找上门来跟丈母娘算账。在法国南部，许多法理学家建议把奁产制作为保护女权的一种方式，而丈夫们发现自己的双手被合法的财产分割套牢了，他们想尽办法来躲避这条法律的制约。想一想克莱梅西？德塞拉利的事例，她很草率地与一个退伍的军官结婚了。这位绅士强迫她立下一个又一个遗嘱，每一次的遗嘱都是对这位绅士有利的，当然就对德塞拉利没有任何好处。直到有一天，在他家庭的怂恿和支持下，他当众宣布德塞拉利患了精神病，并且把她锁在了地牢里。德塞拉利的财产理所当然归于这位退伍军官门下。这位丈夫所拥有的法律特权如此强大，克莱梅西家族对此无能为力，没有任何办法把克莱梅西从痛苦与困境中解脱出来。尤其是克莱梅西没有向法院提出法律第217条所规定的在他们“婚姻存系期间，她受到了侮辱虐待、暴力威胁或者丈夫有外遇”这些事实，并举出相应的证据，那么，她想要得到合法的财产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通过对克莱梅西家庭成员之间的往来信件还找到了有关金钱冲突进一步发展的例证。一个堂兄弟宣称他从他外祖父那里获得了60000法郎的遗赠，他以此为依据要求从这个家庭中分得应得的这部分财产。还有一桩是发生在兄弟姐妹之间的遗产分割。他们都有嫡亲的父子或者父女关系，但在一点小小的遗产分配上却斤斤计较、争论不休，最后走上了法庭。
　　最严重的冲突都是有关于遗产分配的，这样的问题层出不穷，矛盾不断。即使父母预先采取了防范措施，比如平时给孩子们礼物，在临死之前就把一些解决方案定下来，也难于避免儿女之间发生矛盾冲突。不幸的是，对财产的评估不能像算算术那样精确。愿望、幻想、权力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纠缠在一起使本来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在里尔的冯特奈城堡，布莱梅兄弟为了争夺遗产，一个个都拼命了；他们一个个诡计多端，有时还诉诸武力。这件事让兄弟中的老大朱尔斯感到非常痛心，他后来不得不为自己的后代写了一张自己的财产明细表。书包　网　87book。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家庭生活（6）
更为过分的是，我们发现有些家庭成员甚至连放在亚麻布衣柜里的床单和被褥都不放过。这个事实告诉我们这些小事件对于家庭节约是多么重要，诺伯特？伊利亚斯将其称为所谓的“文明的进程”。他们竟然吝啬到了连茶杯都不放过的地步，或者到了失去理性的程度——放在图书室里的书都要撕成两半，好像这样才能满足他们的平均主义心态。父亲或者祖辈的去世反而成了子孙争夺自己遗产和名誉的开始，成了他们进行无休止争斗的开端，因此，某些人感到不公平是在所难免的。当家庭争论公开化以后，没有人会不受到伤害，即使是最亲密的姐妹或者感情深厚的堂亲。感情上受到的伤害会长久留在他们的心头，久而久之，家人之间的亲情也很难再得到恢复。争论成了家庭成员们之间谈论和书信的主题，最起码在争论金钱的事务上没有规定默许的禁令。
　　通常，这些家庭内部的分歧是秘密进行的，外界唯一的见证人是公证人员，因为在家庭成员对财产分配出现重大分歧时，他们往往会请公证人作仲裁人。公证员在仲裁时面临的压力很大，尤其在乡村地区，因为财产的多少往往是一个家庭生存的关键所在。在热沃当，许多小孩认为他们作为父亲主要继承人的权利被剥夺了，而捍卫自己这一特权的事情越来越普遍。到了19世纪末，这些小孩已经学会走上法庭而不再采取那种愚昧粗暴的报复办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了。他们这种在公共场合大肆宣扬家庭秘密的行为，正是一个家庭的传统意义逐步走向衰败的标志。
　　家庭把企业倒闭视为悲剧，在企业和商人之中，破产可以使一个家庭名誉扫地，倾家荡产。然而，随着法律的完善，私人财产与集体财产之间的区分越来越明显。有限公司排挤掉合伙企业，因此，家庭对财产的分流不会再受到由于破产而导致的危害。不过，一些传统的家庭还是坚持旧式的组织管理模式。这样的家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因为世界局势异常混乱，一些毫无能力的继承人很容易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挥霍掉整个家族积累了数代的财产。
　　金钱问题经常破坏我们的日常生活。两口子经常因为家庭经济预算弄得面红耳赤。妻子掌管着家庭财务，被称为家中的“财政大臣”。因为在经济上完全依靠丈夫，所以妻子有时不得不隐瞒家中真实的财政状况。因此金融事项常常引发争端。亨利？莱耶特这样描述了发薪日的各种情景：“在那一天，街坊邻居好像都表现出一种异样的神态，既高兴又焦虑，既兴奋又充满了期待，好像几周来笼罩在头上的沉闷空气已经散去，新的生活已经开始。家庭主妇们爬在窗户上翘首期盼，或是站在门前耐心等待。有些等得不耐烦了，或者比较着急的干脆来到丈夫回家的路上等……在街上还能听到叫骂声；发自内心的愤怒、污言秽语，到处都可以见到听到，他们有的高高地举着手，老泪横流，孩子们在号啕大哭；然而在小酒馆里却是另一种欢乐祥和的景象，他们觥筹交错、举杯庆贺，还一边喝酒一边吟唱，完全陶醉于这种欢乐的气氛中。”
　　莱耶特还描述了有些孩子尤其是年龄大一些的孩子，父母怀疑他们不老实，逼迫他们如数上交他们的收入。还有的女孩，那些比较轻浮的女子，往往被怀疑是做拉客卖淫的勾当。因此，金钱成了追求自由的青少年和他们处于工薪阶层父母之间的争论焦点。
家庭生活（7）
一个家庭的遗产不仅仅是由金钱和财产构成的，还有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无形资产，那就是一个家庭的荣誉。任何损害家庭名声的行为或者玷污名誉的行为都将对家庭荣誉造成破坏。如果这些破坏是来自外界的，那么家庭成员会联合起来共同维护它的尊严；如果是内部成员造成的危害，就会使家庭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可以有几种应对的办法：共同担负责任、弥补损失；通过家庭法庭对肇事者进行惩罚；要不就把害群之马赶出家门，或者结成同盟，保持缄默。总之，只要谁为家庭带来了耻辱，谁就要遭殃！
　　丑行——本来它的词性是中性的，但是它的词义具有多种理解。特里库德诠释说：“贵族对于极其微小的可能使自身名誉遭到羞辱的危险极度敏感，而对于高筑的债台却处之泰然，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是历史和文学作品中最典型的。”19世纪的法国有许多代表荣誉的标志。深入探究在各种不同环境下丑行的构成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一般来说，荣誉更趋向于一种道德和生物的范畴，而非经济问题。性侵犯或者非法生育会被判刑，不仅仅是破产的问题，尽管破产的压力在今天的社会也变得难以承受。总之，玷污通过女性传递，并且这种羞辱的感觉会一直笼罩在她们的心头久久不能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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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非法生育会受到严厉的谴责或者判刑，因此，未婚（或通奸）母亲有时会采取堕胎或者弃婴、杀婴的行为；也有的会在穷乡僻壤的一个地下诊所把小孩生下来，然后再交给别人抚养。为了防止杀死私生婴儿的现象，帝国于1811年创立了“孤儿堡”，这后来成了争议最大的一个项目。1838年拉马丹在法国下院发言，为“孤儿堡”进行辩护，认为这是保护家庭荣誉最有效的方法。他赞成“社会的父权”，反对马尔萨斯学说代表的穷人人口的增加。“私生子应该被视为一个客人来收养。人类的家庭应该把他们包括在内，让他们也能够享受到人间温暖。”——人类家庭，并非这些孤儿真正的家庭，因此也就没有羞耻可言。弃婴的数量从1809年的万增加到1835年的万，然而，“孤儿堡”对此也无能为力，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1860年，只留下25个这样的“孤儿堡”，其他的“孤儿堡”由政府命令关闭了。
　　从那天开始，不想要私生子的母亲可以在政府办公室里公开宣布自己的愿望，而想要抚养自己后代的未婚母亲可以获得与在医院护理数额相同的补贴。对弃婴的抚养成了政府援助办公室的责任，至少在巴黎是这样的，因为巴黎面临的问题最严重，而该办公室一般是把资金分发给农户。孤儿院和训练学校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逐步建立起来。
　　私生具有一定的耻辱性，因为它明显地违背了女性的贞操观，是对婚姻忠诚的背叛，因此也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感到罪孽深重和那些有类似思想的人只能想办法来隐藏她们的罪行，消灭自己的“罪证”。而且做母亲的也经常怂恿她们的女儿采取杀婴或者弃婴的行为。邻居甚至家庭其他成员经常强烈谴责这种行为。有时一句持久不断的流言足以引起市长或者警察的注意。
　　有一些女性，不管是照章办事，还是感情用事，最后选择自己来抚养小孩。经常是由祖母来抚养一段时间，直到外面的流言散尽，别人也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或者这个不幸的母亲又找了一位愿意接受这个私生子的丈夫。对于一些处于中等地位的女人来说，私生并非一种爆炸性的事件，她们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对于上流社会来说，这却需要进行认真的谈判、协商和解决。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家庭生活（8）
未婚母亲再嫁人是件难事，有时她们会提出为对方提供经济补偿来引起男人的注意。以马尔泰为例，她是一个年轻的女贵族，不小心怀上了一个仆人的孩子；她坚持要有一个男人来满足她的性需要，她的家庭就出去为她找了一个中意的丈夫。没想到他们找的这个男人却是一个畜生：他利用了她的“罪恶感”，他不仅欺骗她而且还对她*待。最后，她提出离婚，但是又一次遭到了她天主教亲戚的反对。那个被送给保姆抚养的小孩也在四五岁时夭折，没有一个人为他感到悲哀。事实上，死亡就是私生子最终的归宿，没有人想要他们，他们也得不到关怀、得不到爱。据调查，有50％的非婚生婴儿在一年内死亡。直到人们认识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期间出现的所谓出生率危机（出生率下降），国家才颁布法令来制止潜在的人口减少危机。国家为未婚母亲提供经济援助，标志着法国家庭政策的正式实施，尽管开始时这一政策对于接受经济援助的母亲的名誉恢复并没有起多大作用。许多已经遭到遗弃的婴儿本来也应该得到帮助，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