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界-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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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弘似有察觉，连忙说：

“那好，吃就吃吧省得我回去费事。我是坐车来的，那就叫车子先回去吧。”

说着就往外走。

等到陈一弘再回到屋里时，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已经端上桌子。面条上面盖了一层辣椒肉末哨子，这是他最喜欢吃的。自从冯菲死后，他便没吃过这么可口的配料了。上顿下顿总是清水煮白面，外加一点猪油什么的，连星星都吃怕了。唉，男人啊男人！

他正聚精会神地吃面，坐在对面的儿子已经放下筷子，抹抹嘴对他说：

“沈阿姨煮的面真好吃，不像你煮的一点味道也没有。”

沈琳和陈一弘相视而笑。陈一弘是苦笑，无可奈何的笑。沈琳说：

“星星，阿姨煮的面好吃，你就天天过来吃吧。”

星星说：

“爸爸不准。”

“有什么不准的？”沈琳乘机将自己想了很久的打算说了出来：“我看呀，星星就过来跟我过算哪，我有时间招呼他，还可以辅导。免得跟着你饱一顿饿一顿的，大人孩子都受罪，又影响你的工作。”

陈一弘听了很受感动，却沉默了很久没吭气。沈琳的方案太吸引他了，那样做对星星和他都有好处，可谓两全其美。然而他想到了沈琳的丈夫，他们的关系本来就不好，听说沈琳为星星洗衣服已经引起了多次争吵，星星再过来住吃，那会怎么样？

考虑再三他对沈琳说：

“我想请一个人最好是五六十岁的老太太到家里来招呼星星，这样的人不好找，正在多方面求人帮忙打听哩！”

沈琳听了说：

“我知道你的顾虑了，先把话说穿吧。我和韩刚现在等于分居，各人只管各人的事。当然，我要给他把话说明白的，我想他也不会有什么意见。能请到一个人固然不错。可是我想，把星星交给我照顾，恐怕对他来说比请一个人总要好一些吧？”

岂止是好一些？这道理陈一弘自然很清楚，从内心来说他也很乐意这样做。但从沈琳的家庭现状来看，他不能接受她的方案。人不能只为自己着想啊。于是他说：

“再商量吧，也许会找到一个适合的人来照顾他的。”

沈琳听了很不自在，别人是诚心诚意，他却是忸忸怩怩。便说：

“什么叫商量？我的态度已经摆明了，主要是你下决心哪！”

她觉得言犹未尽又加重了语气：

“我主要是为孩子作想，没有别的意思。看着星星这个样子，我就想到冯菲，想到要照顾好她的孩子才不辜负朋友一场。”

说着她的眼圈又红了。

陈一弘也非常感动，正不知该说什么才好，韩刚却推门进来了。屋里的两个人陈一弘和沈琳当然也包括星星在内没有听到脚步声，门却被猛然地推开了。像是猛虎扑食，却扑了个空，男女二人对坐谈话，相隔甚远，星星依偎在沈琳的怀中。

韩刚似乎有点尴尬，但他随即便态度自若，这是回自己的家呀，还需要事先按门铃打招呼？他微笑着和陈一弘握手，依然一派君子风度，说：

“市长光临寒舍，无尚光荣！”

说着便从衣袋里掏出香烟递过去，陈一弘摇摇手说：

“谢谢，不会。”

他最初也觉得有些尴尬，但随即使泰然自若了。他觉得应该对他说点什么，便开口道：

“星星多亏沈琳照顾，真应该感谢你们哪！”

韩刚也笑笑，笑得很洒脱，说：

“没有关系，你一天到晚为人民服务嘛，忙不过来，我们为你服点务也应该。”他指指沈琳，“她喜欢孩子，自己没本事生，爱爱别人的孩子也一样！”

他说完便笑了，而且是哈哈大笑，似乎对自己的幽默很得意。

陈一弘却笑不起来，他觉得很恶心，出于礼貌也不便说什么，便转变话题问起他的业务来了。恰好韩刚所在的供销社属财贸口归他陈一弘管，算是韩刚的上司哩，上司见到下属聊业务，理所当然。

最难受的是沈琳，听到那句“自己没本事生”时，她气得浑身发抖，差一点骂他“流氓”了。但她还是勉强忍住，顺手拿过一本连环画和星星一起边翻边念。后来陈一弘和韩刚到底又说了什么，她一句也没听清。

陈一弘和韩刚聊了一阵业务上的事，便起身告辞，拉起星星走了。韩刚送到门回，握握手说：

“市长常来！”

沈琳没有跟着韩刚送客，她只是对星星说了一句：

“星星，明天早上阿姨来拿换洗衣服，送你上学校，啊！”

陈一弘父子一走，韩刚家里便炸开了。

沈琳强忍住因韩刚那粗俗语言带来的不快，不笑不怒，不卑不亢地用商量的语气对韩刚说：

“老韩，同你商量一件事，为了对得起我死去的老朋友，我想干脆把星星接过来和我们一起住，你看行不行？”

韩刚先是伫立着面向窗外，听完沈琳的话，突然扭过头来一反刚才在陈一弘面前的“君子风度”，粗声大气地说：

“到底是为了对得起谁，你自己心头明白，把别人家的小孩子接到我家来成何体统？干脆点，你想给市长当保姆，就卷起行李搬到他家去；想给市长当老婆给星星当后妈，就提出来办离婚！”

沈琳气得脸色发白，冲口而出骂道：

“你胡说八道！”

冲上心头的那一口气实在难以忍耐，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大声地吼道：

“是你说的离婚？离就离，早就忍受不住了，我还怕！”

说着果然从桌子抽屉里找出一张八行纸，刷刷刷地写出如下一张离婚申请报告：

“我俩情不投意不合，难以相处。双方商议特申请离婚，请予批准为荷。”

离婚申请人：

她将自己的名字写上，然后递给韩刚说：

“你签名吧！”

韩刚接过纸条瞄瞄，几下子将它撕得粉碎，骂道：

“想得美，没有这么便宜！”

沈琳伸手去抢夺他手中的纸条，他顺手猛力一推将她推了个仰翻朝天，幸好她背后是一张沙发，但倒下时额角擦在桌边划出了一道血痕。

韩刚见此情况，不待妻子从沙发上挣扎起来，却一扭头走了。

第二天一早沈琳便上陈一弘家来接星星，她决心实现昨晚上当着两个男人许下的诺言：要承担起对星星的照扶义务，只是将星星接过去和她同住的那一条无法兑现了。

陈一弘正在通火煮面条，见她额角上贴有一条胶布，便关切地问怎么了。她并没将昨晚他走后的事告诉他，只淡淡地说：

“不小心碰到书架角上了，不要紧的。”

陈一弘见她脸色苍白，像是没睡好觉，心头也就明白了。他禁不住情疚并涌心头，用力抓住她的双臂激动地说：“沈琳，你不能和他再这样下去了。下决心一刀两断吧！然后……”他的然后终于没有说出口来，沈琳却已经什么都明白了。她也很激动，两眼含着泪花，摇摇头一连说了几个“不”，便挣开他的双手拉起星星走了。

沈琳摇着头说不，是表示她要同韩刚离婚没那么简单，陈一弘却领会反了。既然如此，自然应当回避，于是他将儿子转学并寄养到了冯菲的父母居住地。从此，沈琳和陈一弘断了来往，三江市并不大，随时可以在街上碰到熟人。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们也在街上见过几次面。沈琳要打听的便是星星的近况，陈一弘关心的自然是沈琳夫妇的关系。沈琳总是摇摇头，淡淡地一笑作为回答。

答案也终于出来了，但陈一弘是从旁人口里听到的。韩刚同沈琳分居后结识了一位女老板，也是离过婚的，年过而立颇有姿色，专做农用物资生意赚“老二哥”的钱。她因“业务对口”结识了韩刚，二人立即情投意合，韩刚把手中掌握的紧俏物资化肥、农药等等，以国家牌价转给他这位新结识的女友，她再拿去以市场价格卖给农民。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颇有姿色的女老板便已腰缠万贯了。当然，这一切都是通过合法渠道进行的。女老板有个表叔是基层供销社的主任，韩刚手中的发票全是这个基层供销社的。你能怎么样？至于所赚的钱怎么分配，那属于绝密级别，外人不得而知。不过，也许韩刚和女老板之间并不存在分配问题，她的就是他的嘛！后来韩刚干脆停职留薪到女老板的公司去了。为了彻底实现他的目标，韩刚终于主动向沈琳提出离婚。

但沈琳却没有将这一信息告诉陈一弘。陈一弘是从旁人口中听到的。他想去看看她，并实现多年以来隐于心中的夙愿，但他惧怕社会舆论，事情便拖下来了。

沈琳有一件事没有告诉陈一弘，那就是她经常给星星写信并寄东西、寄的东西有看图识字、儿童故事等类书籍；还有毛线衣、衬衫一类衣物，都是她亲手编织缝制的。这件事是星星的婆婆，陈一弘的丈母娘写信告诉陈一弘的。老太太在信中说，沈琳是她亡故的爱女冯菲的好朋友，是个品德高尚的女性。星星经常都在想她念她，听说她离婚已经一年多了，一个人孤苦伶仃。如此等等。陈一弘看懂了冯菲母亲信中所表达的意愿，他的感情受到很大的震动。他第一次感到应当正视现实了，如果说他和沈琳之间过去存在着一股情感的暗流，现在是应该让这股暗流冲出地平线的时候了。然而，他依然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牵制着，使他难以动弹。

陈一弘正在矛盾之中忽又接到丈母娘的另一封信，信中说星星闹着要在假期中回三江看望爸爸和沈阿姨，问他怎么办？使陈一弘特别震动的是，来信中还夹着星星写给沈琳的信，只有一句话：

沈阿姨：我想你。星星。

自认为算得上一个硬汉子的陈一弘也禁不住热泪盈眶了。他决心将星星的“信”转交给沈琳，然后……不能再犹豫了，何必自己折磨自己呢？然而，当天他要去乡下参加一个农产品加工项目的论证会，大约三天后回来。他暗下决心，等回来就去找她！

事情就这么巧，三天后陈一弘从乡下回来，在一条街的拐弯处他从车窗里看见了沈琳。像是接到了一道无形的命令，他当机立断，立即叫司机停车，下车后告诉司机先把车开回去不要等他。

他追上了匆匆而行的沈琳，问她去什么地方。见陈一弘大步赶来，这是将近两年没有过的事了。沈琳先是面露喜色停下来和他握手，但随即便显出冷淡的表情，淡淡地问了一句：

“有事找我？”

陈一弘观察到了沈琳脸色的变化，但他并不泄气。于是他用对知心朋友的口气说：

“走，跟我到家去，有事告诉你。”

沈琳依然站立不动，神色淡漠：

“有什么事，不能就在这里说吗？”

陈一弘急了，怎么能在大街上说呢？他脑子一转动，有了！于是他说：

“星星写了一封信给你，放在家里的。”

“星星给我写了一封信？”沈琳吃惊地问：“星星也会写信了？写给我的！”

她的感情被牵动了，便再也顾不上那“你离我一尺，我就离你一丈”的行动准则了，这条准则是陈一弘对她采取疏远态度之后她作出的对策，现在情况有了变化，对策自然也要变，她不假思考便回答了，只一个字：

“走！”

他们就这么默默地在街上走着，既不像散步逛街，也不像赶路赴会。而是不快不慢，心事重重，互相沉默，似乎都在考虑着什么？好在他们相遇的地方离陈一弘家并不远，他们总算是在沉默中走完了这一段短暂的旅程。

陈一弘开了门请她进去，她进去了却依然站在地上，问：

“星星的信呢？”

态度很生硬。陈一弘并不生气也不邀请她先坐下然后沏茶、闲聊什么的，他明白那些都无效，只有星星的信才是最有效的武器。于是请坐一类的话都先免了，他不吭不声，从抽屉里取出了星星那封只有一句话的信递了过去，然后立在她的身旁观察事态的发展。

果然，初小学生的一句话却像千钧重锤击在沈琳的心上，她伤心地哭了，抽抽噎噎地说：

“可怜的星星，等……到假期……我一定要……去看他。”

陈一弘说：

“不用你去了，我把他接回来。”

沈琳惊奇地瞅着陈一弘：

“是真的？”

陈一弘点点头：

“我是这么想的，就看你的意见哪，你愿意领他？”

沈琳不解地望着他，她隐隐约约地感到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禁不住地有些颤抖，但她尽量沉住气，说：

“当然，如果你放心又不怕闲言碎语，就把他放到我那里去罢，我一定会对得住冯菲姐的。”

陈一弘终于鼓足了勇气，说：

“我想，不是他到你那里去，是你到我这里来。”

沈琳眼望着他沉默不语，陈一弘激动地说：“沈琳，星星需要你，我需要你，我们一起过吧！”

她既觉得意外，又觉得是在意料之中。二人相对沉默了分把钟，她突然冲动地紧握双拳捶打陈一弘的胸堂，他将她的双手捏住，抽出左手揽住她的腰，将她拖入怀中。她顺势将头靠在他的肩上，放声地哭了起来。

七

周剑非回到办公室便亲自给吴泽康打电话，要他和考察组赶回来汇报。当天下午就赶回来，他晚上听他们汇报。吴泽康说：“是不是太急了？”周剑非不容分说：“不急还行，就这么办吧。”

对方无话可说了，却也漏了一句：

“那好吧，我们在车上再碰碰头！”

周剑非把电话放下了，却是很不自在。

他找来办公室主任，谈了刚才接电话的事，并要他安排晚上的汇报和考察组的晚餐，然后便问：

“这位高国强同志你了解吗？”

当然了解，他是组织部的老人，由工作员、副处长、处长一步步上来的，人称“活字典”。这个考察组也是在周剑非到任之前老部长离开之后，组织派出去的。当下便回答周剑非道：

“他是组织部出去的老厅长，经常被我们请出来‘打工’已经几年啦。好几个一级班子都是他带队考察的，作风比较稳慎、细心。副组长也是一个厅级干部，刚刚退下去的。”

周剑非听了没有再说什么，心头却始终纳闷．他要地区干部处为他找来三江市班子的全部材料，断断续续看了一个下午。说断断续续是有人来找有文件要签，不得不几次放下面前那一堆厚厚的档案材料。也还是粗略地看完了，对三江市班子领导干部的基本情况有了一些了解。

晚饭前高国强率领的考察组一行五人和副部长吴泽唐一起赶回来了，是按照部长在电话上的吩咐径直到组织部招待所来的，一个个满身风尘。吃过晚饭就上组织部的小会议室，部长周剑非、常务副部长吴泽康和几个处长参加了汇报。

出现在周剑非面前的高国强是个头发花白、个头很高的老同志，也许是在山路上坐了几个钟头的汽车，也许是考虑问题伤了脑子，或者兼而有之吧，他看上去显得很疲倦。考察组副组长张清云却又是另外一种风度。既然已经从一线岗位退下，说明他已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但看上去红光满面，精力充沛，像个五十上下的中年人。

他们显然是在车上又一次统一过认识而终于没有把认识统一起来吧，汇报一开始高国强便说：

“我先谈谈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张厅长补充、纠正！”

他把那“纠正”二字说得很响亮，周剑非注意到了，一开口发言凝结在他脸上的疲倦便一扫而光，换成了一副准备辩论和战斗的姿态。他首先发了一句牢骚：

“我考察干部不是第一次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拒绝谈话！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嘛！你拒绝谈话是对考察组有意见还是心中有鬼？这样的素质……”

这时考察组副组长张清云插了进来：

“也不能这么说，我问清楚了，陈一弘接到电话后已经从工地赶回来，当天晚上得到水利工程已经水利部批准立项的消息……”

不等张清云把话说下去，高国强便又大声打断了他，近似抗议：

“请你不要打断别人的话，等我说完你再谈好不好？”

张清云停住了，笑笑说：

“对不起，对不起，你谈，你谈。”

“就算有了天大的喜事，你已经回来了嘛，到考察组来谈上个把两个钟头也不迟呀！”

周剑非觉得应当表个态，便也插了一句：

“对，这件事陈一弘处理不当！”

张清云忍不住了，便又插嘴：

“是处理不当，不过也可理解，他有一肚子气！”

“他有气，我还有气哩！”

高国强高声大气地说：

“周部长你刚来不知道我这个人的德性，吴副部长最清楚。我给组织部‘打工’好几年哪，是义务打工哪！不报销一分一文出差费，连汽车都是原单位派嘛，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一年到头颠颠簸簸的，我为了什么？嗯？”

说到这里他停住了，大有气忿填膺的态势，停了分把钟才又甩出一句：

“把班交给这样的年轻人，我不放心！”

气氛到了这个地步，周剑非只好站出来解围，接上高国强“我为了什么”？的话题，把老同志为了党的事业，不惜年高体弱，继续鞠躬尽瘁的话说了一通。眼看气氛开始缓和，高国强的脸色有所舒展，周剑非便提议先谈考察情况，然后再分析。

大家自然都同意这个主张，周剑非便问有考察报告没有？如果有就先念报告吧。

高国强一肚子的气发完了，他冷静下来回答说：

“报告还谈不上，有个考察情况今天上午才赶写出来的。我眼花看不清楚，请张厅长念念。我只先说明一点，考察过程和考察情况都是清楚的，看法有分歧，有的事还要进一步调查。”

也是为了缓和气氛吧，张清云主动接过材料，口齿清晰，抑扬顿挫地念了一遍，足足念了一个钟头又二十分钟。

果然正如高国强所说：考察情况清楚，看法有分歧。当然，考察的分歧反映了三江市广大干部对两个主要考察对象：冯唐和陈一弘在看法上的分歧。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考察对象并非完全由上级指定，而是第一轮科级以上干部投推荐票时，他们两人的得票率最高。陈一弘的得票率是百分之七十二点五，冯唐则整整地是百分之七十，其余的人都在百分之十以下。这和省里掌握的情况不谋而合，他们两人便自然地成了主要考察、选择对象。

但是一进入个别谈话，问题就出来了。报告采用概括的手法把对两个考察对象的优缺点，认识统一之处和分歧之点说清楚了。执笔者不愧是这方面的高手，他使用了“共同地认为”和“部分人认为”等词句。但周剑非还是听出来了，所谓“共同认为”主要指的是优点部分，如冯唐知识面广，开拓意识强，接受新事物快等等；对陈一弘则突出的是实干精神，而且有许多事例作证。也就是说，他的政绩很突出。至于开拓进取意识等等，则是淡淡地一笔带过。说到缺点，对冯唐只有一句话“不够扎实”；对陈一弘则突出那个所谓“夺人之妻的品德问题”，也采用的是第三人称“有人反映”。既然如此严重，还有什么可谈？但是，报告巧妙地一转，说：“对此存在严重的分歧”。依然没有说明这分歧来自考察组还是谈话对象，或者兼而有之。但周剑非依然听出来了，是后者：也就是谈话对象和考察组都有分歧，而且是“严重”的分歧。什么分歧呢？报告回避，按常规推论，自然是持肯定态度和否定态度了。

这件事周剑非是有所闻了的，意外的是报告留了一个尾巴：关于有人反映陈一弘在县上工作时与个体户的关系以及在这方面的失误问题，考察组还没有来得及调查。

报告没有结论，一开头高国强就说了，这是一个考察情况而不是正规的考察报告，因此，没有明确的意向和建议。

看来他们的考察难以进行下去了。周剑非心头这么想，却没有说出口来，只在张清云念完报告后照例问了一句：

“谁还有补充？”

他把目光移向高国强，后者注意到了，说：

“我补充两点：这第一，开始时我说了这只是个情况；这第二，报告上没有写，陈一弘的反映还有一条：他对老同志没有感情，有的老同志谈起来非常气愤！这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个体户问题还没有调查。”

他没有展开谈，语气也比较平和不像刚开始那样激动了。但却因张清云的一句话又重新激动起来。他刚刚补充完那两点意见，张清云便接了过去，说：

“那是少数人的偏见，我了解过了，不存在不尊重老同志的问题。至于个体户问题……”

一场争论又不可避免地在组织部长和副部长的面前展开了。也许因为是在上层领导机关吧，没有发生拍桌子乃至提高嗓门一类的事。文质彬彬，轻言细语，有礼有节，用“争论”这个词来形容，似乎也有些过分。然而，仔细一听，争论依然是摆在面前的，看法相左，言词相对。两位考察组长倒像是两位被考察者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款款而谈针锋相对。“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互不相让。周剑非接过考察材料问道：“电话上说的是前面两件事，怎么又出了一个什么个体户问题，怎么回事？”

高国强一听便来了劲头，抢先回答道：“有人反映，陈一弘在县上工作时树了十面专业户的红旗，种植业养殖业通通都有了。暂且不说这样做有没有方向性的错误，也暂且不说后来这些专业户垮了多少！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一个人是骗子，陈一弘当初同他打得火热，里面有什么鬼？”

微妙的是组织部派去考察组的三位干部，一位处长、一位副处级巡视员、一位干事，三个等级一个态度：一言不发，“坐山观虎斗”。乃至三人一个面孔：毫无表情，看不出他们的任何倾向。可谓基本功练到了家。

周剑非也没发表意见，只是不停地提问。一个又一个问题及其回答，他终于听清楚了争论的焦点所在。他看看表已经快十一点钟了，便说：

“是不是这样，今晚上就谈到这里，夜深了你们劳累了一天该休息了。明天上午省委常委要开会，你们也休整一下，下午两点继续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总得有个结果呀。大家看行不行？”

没有任何异意，周剑非回头吩咐静坐一旁的办公室主任：

“派车送二位厅长回家。”

一直静坐一旁无言可发的办公室主任这时才算派上了用场，有了显示才华的机会。听到部长的吩咐，便立即回答说：

“晚饭后我就分别给两位厅长的单位打了电话，刚才我出去看了一下，车子早到了，就请二位上车吧！”

可谓周到、细致，令人佩服。

送走两位客人，周剑非回头叫大家重新坐下，这回轮到组织部那三位参加考察组的成员回答问题了。

他们自然都是有看法的，只是在刚才那种场合不便表态就是了。这的确是一种不平凡的基本功，连周剑非这个组织部新来的部长也不得不暗自佩服。

三个人在部长和常务副部长的面前都表了态，简明扼要。其中两个人百分之百地站在张清云一边，他们是处长和干事。另一位巡视员呢？别看他官阶不高，却说出了一套独立的见解，引起了全场的注意。他说：

“我个人的看法，陈一弘、冯唐都可以提拔，但是权衡利弊，陈一弘最好交流提拔，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为什么？”周剑非问。

“有人反对得很厉害，人数虽然不多但能量很大，特别是个别老同志。”

这位巡视员如实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却没有将话说完。他希望同去的另外两位能给予支持和补充。但接过话题的却是常务副部长吴泽康。他微笑地望着巡视员，说：

“你指的是丁奉吧？人家都说他想当三江市的‘教父’哩！”他似觉不妥又连忙更正和补充：“当然，这种形容不对，不过，这位老人家确实花样多，难侍候就是了！陈一弘的那两件事，不，三件事都是他们提出来的。个体户问题是近几天才冒出来的，说明他们也在搞调查，而且有收获，抓到了新问题。”

他这几句话是说给周剑非听的。他知道周剑非虽然在省上工作过，但时间不氏，后来便一直在地、县工作，对全省干部情况和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了解不多。

周剑非自然是注意到了，特别是那句“想当三江的‘教父’！”这就是说想当而实际没有当上。“教父”自然是借用词，用不着对其过多的褒贬，但凭着自己的经验，想当而未当上有时比“当上了”还难缠。一个地方有了这么个把两个人，就够你头痛的了。于是他问：

“这位丁奉是什么人？”

吴泽康笑笑说：

“一言难尽，哪天我详细向你汇报。简单说，他原来是三江市的一个局长，年纪大了想当人大副主任或者政协副主席没有当上去，不满意，便事事出难题对谁都看不顺眼，有这么几个人同他一鼻孔出气，事情就很难办了。”

周剑非听出了问题的复杂性，却顺口开了一句玩笑：

“他为什么取这么个名字？丁奉可是东吴的一员战将哩！”

吴泽康不愧是干部情况的活字典，连枝微末节也装在脑子里，当下便回答道：

“据说他小时多病，家里便给他取了个女性的名字叫了鸣凤，长大后他读了三国演义，便将名字改成丁奉，中间的鸣也去掉了。”

在座的人都觉得挺新鲜，不约而同地笑了。周剑非又问：

“这位丁奉将军有多少人马？”

依然是开玩笑的口吻。

“唉，七八个人十几条枪！”

吴泽康也用开玩笑的口气。

还是那位巡视员又插了一句：

“他们经常打出钱老的招牌，说钱林书记如何如何支持他们！”

吴泽康愣了发言者一眼，脸上的表情很微妙。也许他立即意识到了周剑非当过钱林的秘书，也许巡视员反映的事和他掌握的情况有出入，总之，他郑重其事地反驳道：

“那是拉大旗作虎皮，钱老怎么会支持他们，三江市的老干部多数也是反对他们那种搞法的。”

周剑非懂得吴泽康这一番为钱老申辩的意思。他没有表示什么态度，也无从表示。在钱老身边工作的那一段时间里，前一阶段来找钱老的人很多，有省级机关的也有地、州、市的，多是领导干部，他记不起有了奉这个名字，也许见了面会认识吧。至于后一阶段，也有人来找，那就不是各级领导干部。而是红卫兵，造反派，那里面自然不会有丁奉的了。

他没有在这个话题上延伸，却又扯起了新冒出来的个体户问题，巡视员端木信回答说：“是高国强厅长找人个别谈话时收集到的。那是八十年代初期陈一弘在县上当管农业的副县长，树了十面专业户为旗子，据说其中有人是骗子。问题不在于个别人，而是刚才高厅长的‘两个暂且不说’，暂且不说的才是重点，要给陈一弘上纲的。冒出来，考察组来不及调查。”周剑非没有再问什么，他看看表快十二点了，他心中已经有了主意便宣布散会，一切等明天下午再说。

大家走了，周剑非继续留在办公室里用红机子往省委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