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界-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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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浩笑道：

“你扯得太远了！那是历史，现在都什么年代哪？”

田融对丈夫的说法不以为然：

“历史怎么啦，历史和现实是有线相连的，这就叫传统。社会意识、伦理道德、是非观念、政治手段权术、正的负的都代代相传。历史重演的事还少啦？不要忘记批‘党内最大走资派’还是昨天才发生的哩！”

赵一浩情知妻子是出于对自己的关心，但也太出格了，怎能将现在和“文革”以前相提并论呢？于是他说：

“看你扯到哪里去了，不要忘了现在已经是八十年代。”

田融并不退让，说：

“八十年代又怎么样，一心一意想回到‘文革’以前去的大有人在。他们这么想当然也就会这么干的。”

“怎么能这样说呢……”

赵一浩刚说了这么半句，“红机子”响了，田融伸手拿起话筒：

“喂，你那里？哦，周部长，你好，在，刚回来，请等一等。”

她将机子递给丈夫：

“周部长找你。”

赵一浩接过电话：

“喂，剑非吗？我刚从苏翔同志那里回来吃过晚饭，还准备给你打个电话。”

周剑非说：

“刚才我接到吴泽康的电话，三江那边出现了一些情况，他建议回来汇报汇报。我说，你们明天就要去。”

赵一浩皱起了眉头，说：

“苏翔同志不同意我马上去，这样吧，你打个电话，叫吴泽康和考察组回来汇报汇报再说。”

对方说“行，这样好！”便挂上了电话。

赵一浩也挂上电话，无可奈何地向妻子两手一摊：

“看吧，哪有时间去想那些多余的事，我们比不得中央，这里的政务、党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接一个的事务。我们成天在事务堆里爬来爬去，既没有时间去掌握全国乃至世界的信息，更没有时间去根据所获得的信息作点分析判断。判断了又有什么用？庸庸碌碌的事务主义者啊！这样也好，少了许多麻烦，反正我们执行的都是上级的。”

田融没有吭气，她在琢磨丈夫这段话的内涵。她隐隐感到话中有话，一时琢磨不透，也难以对答甚至说上几句安慰的话。

五

陈一弘带着一身泥泞回到家里。

他是三江市的中共市委常委、副市长，分管农业和财政。三江市除了三个城区，八个县都是农业县，其中的两个县属于贫困县的行列。陈一弘既然分管农业，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八个县里转。除了市委、市政府开会或者财政上需要他表什么态，签什么文件，很少能在机关找到他。

这天下午他正在临江县何家渡的水利工地上，忽然接到通知要他当天赶回市里，省考察组要找他谈话。他感到很意外，两个多星期以前，省考察组刚到的第二天就找他谈过了。而且那是一次长谈，整整花去了半天时间，要说的话都说了，要问的问题考察组也问过了，还要谈什么呢？这次考察组是为了调整充实市级班子而来的，变动的面并不大，主要是补选一个市长，与此同时再充实个把副职，如此而已。按常规这是不难解决的，这次却有些反常，考察组已到达两个多星期一直未走，根据常识推断也许在人选上发生了分歧，所以才来了个第二次谈话？他本能地不愿回去，甚至埋怨考察组缺少判断力。但也无法，既然来了通知，便只好上路。

北京吉普车在泥泞的山间道路上喘着粗气爬行，这是一条今年才修的乡镇便道。它的修建结束了这一片穷山僻壤不通汽车的历史，无疑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十多个村寨的村民们曾经用传统的敲锣打鼓放鞭炮的方式，庆祝了开车典礼。然而

，没有钱购买柏油，路面全是黄土，正如人们所说的：“天晴是扬灰路（洋灰的谐音，即水泥），下雨是水泥路”处处是坑坑，车子陷进泥里乘客还要下来推。这天下午陈一弘就一连下来推了三次车，弄得裤子夹克全染上了黄泥。三十里便道足足用了两个半钟头才到达大公路上，因此，陈一弘回到三江市，已是万家灯火的时候了。

他走进家门妻子沈琳已经吃过晚饭，独自一个人坐在窗前发愣，好像有什么心事。她面前的三屉桌上摆着一封拆开了的书信，一张薄薄的信纸压在信封下面。

沈琳意外地发现丈夫突然归来，顾不得他身上的泥污，一下子扑进了他的怀里，满腔的委屈找到了安慰，眼泪便流出来了。

陈一弘并没有发现妻子的异常表情，以为妻子的眼泪是突然发现自己回来而激动所致，便搂着她亲热了一番后才说：

“琳琳，我还没吃饭哩。”

沈琳离开他的怀抱，说：

“快去换衣服洗洗脸，我给你做晚饭。”

说着便往厨房走，陈一弘在背后吩咐：

“别搞复杂了，煮一碗面条就行！”

他回到卧室里换了衣服出来准备洗脸，发现了桌子上那封已经拆开的信，便漫不经心地顺手拿起信笺，是一封写给妻子的短信。虽然是夫妻，妻子个人的信他一般是不看的。但他忽然想到刚才沈琳的表情，便又把已经放回桌上的信纸拾起来，只见上面写道：

沈琳同志：

告诉你一件不愉快的事，有少数无耻之徒向省考察组告

状，诬蔑你和陈一弘同志的婚姻不正常，甚至说陈一弘同志是

依仗权势夺人之妻。

这当然是无耻滥言，陈一弘同志和你的为人我们都很清

楚，你们结为夫妻的过程我们也完全了解。但少数人心怀鬼

胎，趁市级班子即将调整之际来这一手，其用意可谓司马昭之

心，路人皆知，实在太卑鄙了。

我们写这封信是希望你和一弘同志心中有数，寻机会向

考察组和上级说清楚，以免混淆视听，遭人暗算。当然，我们也

会尽可能向考察组说明真实情况的，但人微言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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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敬重你们的知情者。

看了这封显然是好心人所写的短信，陈一弘气得七窍生烟，拍着桌子连连地骂了几声“无耻！”

正从厨房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鸡蛋面出来的沈琳，听到丈夫的吼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便将面条放在桌上说：

“不值得生气，趁热吃，等会儿冷了。”

她现在反而冷静了，好说歹说地劝丈夫吃面，当然，心头的气依然是憋起的，多少有些强装镇静罢了。

陈一弘拾起信封看看，上面没有邮票，便问：

“是他们亲自送来的？”

沈琳说：

“我下班回来一开门发现地上有封信，自然是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了。”

“这会是谁？”

“上面不是写了吗，知情人，我估计很可能是接待考察组的人罢。”沈琳说。

“不对，”陈一弘说，“接待的人和服务的人都是不参与考察组谈话也不能私拆考察组信件的，这是常规！”

“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了，”沈琳说，“不管是谁写的，第一人家知道情况，第二人家是一片好心，就不用去过问写信人是谁了。”沈琳沉思了一下接着说：“真的说不假，假的说不真，现在要做的事是向考察组说明情况。”她忽然想起丈夫进门时说过接到通知回来的话，便问：“考察组通知回来，该不会就是谈……”

她的话音未落，陈一弘便近乎吼叫似的说：

“通知我回来就是为了这个？审判我以权势夺妻？想得美！我没有犯罪，才不去接受审判哩，我明天一早就回工地。”

沈琳听了着急地说：

“一弘，千万不能这样，人家通知找你谈话，你就应该去，何况也不一定就是谈这件事呀。”

“不去就是不去，”陈一弘气愤地说，“又不是我要找他们，是他们要找我。现在我在水利工地上蹲点，有事到那里去说！”

沈琳知道他这是气话，他决不是那种完全凭义气用事的人，等到晚上气消了一切都好办的。虽然自己也在气头上，总还是要冷静处事才好，于是她顾左右而言它，转变话题谈起陈一弘的儿子星星来了。

星星是陈一弘的前妻冯菲所生，三岁时就由沈琳抚养，如今已八岁了，沈琳视若己出，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将星星交给沈琳，陈一弘十分放心。刚才一进门就看见那封不愉快的信，倒把星星也忘记了，还是沈琳为了转移他的情绪，主动告诉他星星他们学校组织郊游，今天一大早出发，晚上住宿青龙镇小学，明天下午才回来。

提到星星陈一弘的情绪果然好了一些，自从冯菲死后，他们父子二人相依为命，过着十分艰难的日子。幸亏有了沈琳，一家三口才又重新过上了和谐的生活，结束了陈一弘又当爹又当妈的日子。可以说星星是他和沈琳婚姻的媒介和感情的结合点。

当下听沈琳提到星星，陈一弘便问起他最近的学习情况，还提到他下乡时星星有些咳嗽，好了没有如此等等。沈琳都一一告诉了他，还把星星最近的作业拿出来给他看。

正在这时一阵门铃声，沈琳去开了门，进来的是市水利局何局长和张总工程师。何局长一进门便大声嚷嚷：

“嘿呀，我的大市长，我以为你在工地哩。给工地打电话才知道你回来了。”他诡谲地瞄了正忙着沏茶送水的沈琳一眼：“我又一想原来今天是星期六，怕有一个多星期没回来了吧？应该回来一趟啦，应该、应该！”

说着觉自哈哈地笑了，笑得很开心。他们虽说是上下级，看上去却像关系亲密的老朋友。

陈一弘见二人面有喜色，知道一定有好事相告，便说：

“什么应该不应该，有什么事就说嘛！”

何局长还想故弄玄虚，但他自己却是憋不住了，说：

“何家渡水利工程部里正式批准立项了，今天来的电话，文件随后就到！作为扶贫项目，投资国家拨一半，省里按规定配套，不足部分低息长期贷款！”

这无疑是天大的喜讯，它意谓着八万多亩农田灌溉和五万千瓦的发电梦想即将变为现实。陈一弘喜出望外，刚才因匿名信而引起的不痛快顿时烟消云散了。诬蔑毁谤算得了什么？八万亩旱涝保收田，五万千瓦的装机容量电力才是硬的！让那些出奸计进谗言的小人们见鬼去吧！他情不自禁地对两个来访者说：

“我们应该庆祝庆祝吧？”

何局长和张总不清楚陈一弘所说的庆祝是什么意思，正待要问怎么个庆祝法，陈一弘却回头对妻子说：

“咳，沈琳，给我们炒两个菜好不好，我们来喝上它几杯！”

原来是这么回事，两位客人不约而同地申明：他们都已经吃过晚饭了。

陈一弘笑道：

“吃过晚饭了喝两杯酒还不行？你们吃过了可我还饿着肚子哩！”

这么一说他就真的感到肚子饿了，刚才为那封信的事生气没有胃口，沈琳给他煮的鸡蛋面还原封不动地放在桌子上。现在他突然觉得胃口大开，顺势便端起那碗面条说：

“对不起，我先来一碗面条打底，再陪二位喝上几杯，不醉不休！”

说着他便稀哩呼噜地几大口把那碗鸡蛋面扒光了。虽然面条和鸡蛋都已经冷了，但由于心头高兴，肚子也真的饿了，吃起来特别有味道。

沈琳不愧是一个能干的主妇，不到二十分钟便端出了三个炒菜外加泡菜两碟。陈一弘从屋里拿出一瓶陈年茅台来，边开瓶盖边说：

“七十年代的产品，过年都舍不得喝哩，今天高兴我同二位共享了吧！”

他给二位客人和自己斟了满满的一杯，又给妻子沈琳斟了半杯，那十多个平方米的客厅兼餐厅的屋子里顿时便酒香四溢了。他端起酒杯，神采奕奕地说：

“来，为我们的八万亩旱涝保收和五万千瓦干杯！”

三个人一饮而尽，在主客人的半强制下沈琳勉强喝了一口。

酒一下肚话也就多了，谈的自然都是何家渡水利工程，确切地说应该是水电工程的事。何局长说：

“市长你两年前的决策是对的，先干起来再说，用行动去感动上帝，要不然呀，嘿，可能到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哩！”

陈一弘不无得意之色，笑道：

“那时就铁了心的，上级不立项我们自己干。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上级真的不立项光靠我们自己的财力，还不知干到哪年哪月哩，工程成了胡子工程我们也成了货真价实的老愚公哪！”

说得大家都笑了，何局长正想说什么，突然电话铃响了。沈琳接了电话回头叫丈夫：

“组织部找你接电话！”

陈一弘不高兴地走过去拿起话筒：

“喂，哪个？”

对方说他是市委组织部小韩，没有别的，他问问陈市长回来没有，提醒一下明天早上八点钟到市委招待所找考察组的事。

一听考察组，陈一弘又火了。他想大声地问对方：“是去接受审判吗？”但脑子一转，人家是干具体工作的，关别人什么事？说不定那封匿名信还正是他们的所为呢，于是把声音放缓和了问道：

“小韩，我不是已经谈过了嘛，你知不知道他们还要找我谈什么？”

对方的语气也十分平和：

“陈市长，我不清楚他们要谈什么，我们当联络员的只负责通知，不参加谈话的。”

陈一弘说：

“嗯，我知道。他们通知谈话也应当事先出题目好让别人有所准备呀！”

话一出口他又有些后悔了，好像我陈一弘心中有鬼怕谈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事先要作好对付的准备，呸！于是他迅速地改变了口气：

“小韩，我明天一早要回何家渡工地去有急事，请你转告考察组有什么事他们先找别人调查吧！”

他本来还想说如果实在要找他就请他们上水利工地去，但话已到了嘴边还是忍住了。

对方显然是很为难了，组织部的干部是不能随便使气的，何况对方是市委常委副市长哩，小韩的口气依然和和气气，乃至低声细语：

“陈市长，你看是不是先来谈谈再去工地，我想谈话可能不会太长的。”

不愧是作组织工作的人，在短短的一句话里，他先加“我想”在先，“可能”押后，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陈一弘可没有如此的耐心，终于将那句已经咽回肚里去了的话又甩了出来：

“如果实在有事找我就请他们上工地来吧！”

当然他还是有分寸的并没有将话说完，比如刚才对妻子所说的：“是他们要找我，不是我要找他们”就给保留了没有说出口来。但这已经很够意思了，甚至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了。一个普通群众乃至基层干部拒绝上级派来的工作组谈话，也许是有的。但到了如陈一弘这样的层次，而且是调整班子的考察组，竟然呼之不来，实属罕见。乃至他的那句话后来被层层简化成：“有事找我上工地来”，成了一时的名言，传到省委书记和组织部长的耳朵里，传到常委们和副省长们甚至部分老同志的耳朵里，引起一片议论之声，自然是褒贬不一，这是后话。当下可为难了那个组织部的联络员小韩。他手握住听筒哑口无言足足有分把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在组织部工作五年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是动员还是尊命？沉默了一阵才终于挤出了两个字：

“陈市长，你看？……”

看什么他没有说出口来，但意思已经很清楚了。陈一弘说：

“就这么办，小韩，你按我的话回答他们，一切由我负责。”

话说得很温和，他的气本来就不是对着小韩们啦，更何况他总觉得那封好心的信，也许就是小韩们的作品。

对方无可奈何，听筒里传来了婉转的声音：

“陈市长，那我就告诉他们你有急事回工地去了，过天把再谈。如果他们有什么意见，我再打电话告诉你，好吗？”

“好吧，就这样小韩！”

陈一弘放下电话回到桌边就真的对二位客人研究起明天赶回工地的事来了。他说：

“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明天一早我们赶到工地去把消息传给大家，以此作为动力加快工程进度，还要研究一些加快进度和保证质量的措施，你们看怎么样？”

刚才电话上的对话二位客人都已经听见了，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其中的秘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省里来的考察组要找他陈一弘谈话。他却以下工地为由拒绝了，这还了得？于是何局长便说：

“你有事还是留下先办事吧，我们明天一早先走你办完事后来。”

张总也附合局长的建议，一直坐在旁边没吭声的沈琳再也忍不住了，乘机插进来劝道：

“一弘，我觉得何局长和张总的意见是对的，明天一早他们先走，你到考察组谈完话再去也不迟呀。”

陈一弘有些不高兴了，板起脸说；

“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我们还是来研究一下如何抓住这个机遇搞点大动作吧。”

二位客人见他如此坚决也不便多说，只好把话题转到工地上来。

三个人一边商量一边喝酒，等到事情商量完毕，一瓶“茅台”也酒干瓶净了。

陈一弘已有几分醉意，半躺在沙发上对刚送二位客人回来的沈琳招招手，说：

“琳琳，来吧。”

沈琳顺从地走到他身边坐下，依偎在他身上。他伸出左臂将她紧紧地搂住，轻轻地吻她。这个没有生过孩子的中年女人身体依然是那么柔软而富有弹性，皮肤依然是那么细嫩白皙，简直就像二十多岁的少妇。他轻轻地吻着她，沉醉在幸福的温馨之中，过了很久才轻声细声地问道：

“琳琳，你说，是我把你从别人那里夺过来的吗？”

沈琳知道他又想起了那一封信，便也轻言细语地回应道：

“别听那些胡说八道吧，一弘，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的事？身正不怕影子歪，别人想怎么说就让他说去吧。”

她这么说纯粹是为了安慰丈夫，其实那封信给她带来的思想负担比丈夫沉重得多。当然，正如她刚才对丈夫所说，“自己的事自己还不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歪”。然而，她更清楚有些事只要别人咬住不放是难以说清楚的。俗话说：“蛇咬人有药医，人咬人无药医呀！”他是有妇之夫，妻子死了再娶无可非议；可是偏偏娶了她这个有夫之妇，当然一切离婚、结婚的法律手续都是完备的，无懈可击，但那些抓辫子的人不管这些。离了婚的是小小职员，后来的个体户，再结婚的是大大的副市长，何况还是老同学，老朋友，对，“老朋友”，问题就出在这“老朋友”上，这就够了，可以给人以借口了！我们现今的社会里，在一部分人的眼中，不分青红皂白，离婚就等于作风不正，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如此等等，这就给那些造谣者有了贩卖谣言的市场。可怕！

沈琳尽量控制住自己，不将内心的烦恼去感染丈夫，尽量安慰他，稳定他的情绪。他却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她的心情，当她再次提起这件事时，他激动地说：

“我怕什么？只是气人罢了。有人造谣有人要相信，那就让他相信去吧。我一不违纪二不违法，半夜不怕鬼敲门！顶多不让我当这个副市长嘛！有什么了不起的。”

沈琳依旧心事重重，听了丈夫的话便说：

“一弘，你千万不要意气用事，我觉得你明天早上还是应该到考察组去才对。也许人家就是不相信那些语言，才找你本人去谈谈，以便核实否定。也许，人家根本就不是谈这件事，不去好吗？”

经妻子这么一说，陈一弘的思想有些活动了。但他在电话上对小韩说得那么硬，明天一早又自己否定自己地跑去了，这算什么？小韩明明说了，他向考察组汇报，有意见再给他打电话。到现在电话还没来，说明考察组已接受他的意见，自己又主动跑去，像话？这么委曲求全真是想升官啦？更何况听到水利工地立项的消息，他的确是兴奋得恨不能立刻跑到工地向大家宣布。如果说党政干部也有“作品”，这项工程便是他的重点著作，得心应手之作。相比之下，那语言一类的事，乃至提升与否都不在话下了。于是他对怀中的妻子说：

“已经定了的事就不要改了，我上工地去一两天就回来，那时再谈也不迟呀！”

沈琳说：

“也许人家很急不能等呢？要不为什么特别打电话叫你回来。”

沈琳没有将心里的话全部说出来，她是在想：也许人家就要整理材料上报名单，突然生出这么个问题来，作为紧急情况处理，抓紧调查后肯定或否定，要是那样岂不误了大事？她抬起头来望着丈夫，嘴唇翕动正要开口说话，陈一弘却用手指轻轻地将她的嘴唇按住，柔情蜜语地说：

“我累了，我们睡觉吧。”

沈琳无可奈何，只好由他。

陈一弘洗洗漱漱上了床，他将后上床的妻子拉到自己的怀中，用左腕枕着她轻轻地抚摸着她那洁白柔滑如凝脂的背部，很快便睡着了。

她却一直想着那封信，脑子里乱糟糟的很久很久睡不着。心里不停地自问自答：说得清楚吗？当然！不，有些事是很难说得清楚的。道理只能说给通情达理的人听，一旦到了胡搅蛮缠的人那里就成了一团理不清的乱麻，唉！

过了很久，她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然而睡得不踏实，老是做噩梦同别人争论吵架，乃至大叫一声：

“岂有此理，太欺侮人了！”

吼声将陈一弘惊醒，他轻轻地拍着她的手臂：

“琳琳，怎么哪，醒醒。”

她“嗯”了一声，依然是迷迷糊糊的，翻了个身也依然躺在他的怀里。

“怎么，我在吵架？”

他抚摸着她那乌黑的秀发，轻声细语：

“没什么，睡吧，睡吧，啊！”

沈琳似乎睡着了，陈一弘却反而醒了，而且是清醒了。茅台酒不上头，那几分酒意早已全然消失。像是接班似的，刚才妻子所想的问题乃至在睡梦中和人争吵的同一个问题也在他脑海中翻腾起来。当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不是怕而是气，有什么可怕的？笑话，光明磊落，身正不怕影歪。考察组要相信就由他去吧，作为一时（实际也可能一辈子）难以查清的问题挂起来也随它去吧。自己从来就没有钻头觅缝去寻求提升呀，当然了，如果谁要当一件事情来查处，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不升官可以，栽诬定罪，那是决对不行的！我陈一弘决不是可以随便让人欺侮的人！事实就是事实嘛有理就摆到桌面上来说吧，在背后偷偷摸摸告黑状，算哪门子英雄！

他越想越气愤，也许是为了坚定自信吧，他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二十年前，确切地说是回到了十九年前的往事上。

六

他陈一弘和前妻冯菲以及冯菲的好朋友沈琳认识于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他们在省城一所综合大学念书。那时他们都是第一批带上袖章由校文革和工作组直接领导的红卫兵。三个人都在校文革宣传组，陈一弘是四年级学生，冯菲、沈琳二年级，他自然地成了她们的小头目。当然，他的手下不只她们二人，还有一些男生和女生。但从那时起结下不解之缘乃至后来在人生旅途中命运休戚相关的却只有他们三人。

当时他们可谓天之骄子，在校文革和工作组的支持下，高唱着：“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打“反动权威”，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一贯的三好学生如陈一弘们，在“捍卫”的口号下也激动得失去了理智，却自认为在执行着神圣的职责。

谁知好景不长，在短短的一两个月内事情便起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从天之骄子一变而成了“保皇党”、“御林军”，成了在五十六天里“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群众……”的帮凶。他们灰溜溜地靠边站了，苦闷、彷徨、不知所之。

这样的时间也不长，全国轰轰烈烈地掀起的“大串联”给了他们以新的“生机”。此地不容人，自有容人处。你能串联我又为何不能串联？一旦出了省城，谁来管你的身份是“革”还是“保”。

于是他们七个人五男二女相约组成一个战斗队，名曰“卫红战斗队”，公推陈一弘为队长。陈一弘是学生中的共产党员，被他们这些虽然造反了却依旧传统观念很浓的大学生推为政治领袖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他们一行七人虽不能称为浩浩荡荡，却也整整齐齐，夹在大串联的千军万马之中，乘火车换汽车外加适量的步行，朝行夜宿，向北而去。

他们的口号是：“打到北京去，敬见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令人也令他们自己也不能理解的是，当时一些最为流行的口号，例如：“彻底摧毁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他们只在公众场合跟着别人喊，却并未成为他们战斗队的行动口号。是他们觉得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没有危险，不需要他们去保卫？是他们觉得党内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故而不需要去摧毁？不知道！也许他们并没有这么高明，而只是一种感情取向上的下意识行动也未可知。

在陈一弘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下，他们这支小小的队伍最初是很严谨的。语录随身带，早请示晚汇报，饭前饭后念几条。长途乘车，短途步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等。虽然有的人特别是那几个男生感到太严格受不了，但也不便公开反抗只在暗地里发几句牢骚。两个女生冯菲和沈琳却是陈一弘的坚定维护者，陈一弘的任何一个指令她们都坚决执行，几乎等于半个最高指示。特别是冯菲，块头大，活泼大方，稍有越轨者她也会毫不客气地训人。除陈一弘之外的几个男学生便给了她一个不雅的外号：“大洋马”，并互相打趣：“仅防被马踢哟！”沈琳却恰好相反，她个头不高，身材匀称，皮肤白哲，圆圆的脸，明目皓齿，性格温和，在那个小小的集体里是颇受众人青睐、备受众人照顾的一员。

不严谨的事也终于发生了，当陈一弘领导的这支七人队伍到达武汉时，他们每个人都已身不名文，粮票也只剩下几两了。这样的事在当时是不难解决的，否则就不会维持那浩浩荡荡的大串联局面了。问题出在他们没有经验，除了七幅红袖套和一面红旗什么证件也没有。遍布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接待站是专门为这些大串联的红卫兵们借钱借粮和安排食宿的。而且服务周到，组织严密，审批和借钱借粮全在一间屋子里解决问题，这样的工作效率任何时候都令人羡慕，可惜，也许只有在那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特殊的政治气氛之中，“吃皇粮”的人们才会如此不拖拉地“为人民服务”的，借粮借钱的红卫兵们只需呈上证件，写明要借的粮钱数，审批者随便瞄瞄大笔一挥，就可以到另外一张桌子领钱、领粮票。需要呈交的是什么证件，局外人不甚清楚，也许是什么单位发的串联证或者学生证一类吧？总之，需要身份和所在学校的证明，以便接待者们向组织上交账，如此而已。

然而，陈一弘他们什么证件也没有。没有也得硬着头皮去闯，他们七个人就这样整整齐齐硬着头皮来到接待站。自然是领导者陈一弘出面，填好借据呈上。审批者是个中年人，一看便知是吃皇粮的机关干部。他态度和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