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界-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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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来到梅西大学，最初提出先和少数罢课学生代表座谈，对方不同意，要求上大礼堂面对全体师生。既然来了又何惧面对全体师生呢？他毅然决然地同意了。

省委一把手来大礼堂和全体师生对话的消息一传出，那足可容纳两千人的礼堂内真可谓“座无虚席”。罢课者们当然是一个不漏地全来了，反对者、“逍遥派”，没有卷入的中立者（以教师为主）会来了。两千个位子容不下，有的干脆从宿舍或自己家里搬来了临时加位的椅凳。

赵一法在副省长张昌明、省教委主任和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的陪同下，在一片掌声、吼叫声、嘘声混合而成的刺耳的“迎宾曲”中，进入礼堂走上主席台。接踵而来的是类似怒吼的此起彼伏的口号声：

“严惩抓人打人的凶手！”“我们要法制，不要法西斯！”“保障我师生的人身安全”，“保障人权”！

像是京戏的开场锣头，顷刻之间便造成了热烈而严肃的气氛。十分紧张的局面出现在面前。这样的场面赵一浩见过，那就是“文革”中各式各样的批斗会。也是这样此起彼落的口号声，朗读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做文章……”，然后一声大吼：“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人们紧张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但那时他不是任何一方的主角，而是旁观者。像今天大礼堂里的许多人一样，多少带有点儿看戏的味道，当然那时是有强制性的，也就是这台戏你不爱看也得看。但毕竟是旁观者。而今天，在梅西大学的大礼堂里，坐着两千多师生，他们面对的正是自己；他赵一浩这个省委书记，成了主角成了矛盾的一方。如果这里面有抱着看戏心态的，也主要是来看他赵一浩这个主角如何表演，更确切地说，看他这个主角的演技如何！

正因为如此，在此起彼落的口号声、鼓掌声和喊叫声中步入礼堂走上主席台的时候，他感到心头有些微微地颤抖。他立即意识到了这是一种怯场的表现，是应付今天这个艰难场面的极不利的因素。他迅速调整了心态，自己给自己下着严肃的命令：沉着、冷静。当他步上主席台在最中心的位子上坐下来时，他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了。对眼前的紧张气氛觉得一点也不在乎了，不就是梅西大学的二千多师生吗？“两军相逢勇者胜！”不，这个比喻不恰当，这里不存在敌对双方，而是兄弟姐妹；但也恰当，至少是辩论的双方哪！总是要有一番较量的呀！但必须明白，这是自家人的较量，自家人内部的是是非非，这是前提，不明白这个大前提就要乱套。要根据这个大前提确定战术。他脑子急转弯，战术也就出来了：以冷对热，以说理对吼闹。战术既定，他觉得轻松自如了，甚至觉得有趣，看，谁是今天这个场面的主宰！

他顺眼瞅瞅身旁的副省长张昌明，他似乎过于紧张了一些，脸色有些苍白，嘴唇有些发紫。这种心理状态怎么能上阵呢？他回头对他轻声细语：

“不要紧张，要沉着，要冷静，否则就会被动的，记住！”

张昌明连声诺诺。

赵一浩没有来得及和张昌明多谈，对话却已经开始了。

不知是谁的设计方案，布置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格局：主席台正中的几个位子也就是赵一浩等人的位子，比通常的主席台座位往后移了四五米，几乎移到了舞台的中央；与他们面对面稍往右斜，摆了四把椅子和一张长桌，都放了麦克风。这当然是为上台对话的学生代表而设的了。这样便形成了一个独特场面，赵一浩们面对的是全场二千多师生；上台对话的代表则是面对赵一浩们而背靠二千多听众。而且经过精心安置，舞台上对话双方任何人的谈话，都可以传到全场每个角落而且声音清晰。

四个罢课者的代表首先上台就坐。校党委书记对赵一浩悄声耳语：“一个是教师，三个是物理系三年级学生，都是这次罢课的核心人物。”

他的话音刚落，对方便开始发言了。首先发言的就是那位教师，他慷慨激昂地说了一通事件经过，特别是学生被抓有的被打的经过，然后煽动性地问：

“请问我们的国家是法制国家还是法西斯国家？今天省委书记和副省长都来了，我们很高兴，我们希望你们当着全校师生表个态，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该不该严惩违法抓人打人的凶手？”

这最后两句他的声音提得很高，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坚决要求惩治凶手的口号声、鼓掌声，持续了大约一两分钟。

这个问题是这次事件的核心，因而也最敏感，说真的也最难回答。赵一浩正在迅速地思考着如何回答，却听到身旁的校党委书记先发言了。他也许是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应该将省委领导一下子推到风口浪尖之上，作下级的理应挺身而出挡住风口给省委领导一个缓冲的余地吧，于是他冲上去了，他的回答是：

“发生了聚众殴斗影响社会秩序，公安部门出面制止，对不听话者采取暂时隔离措施，这是任何法制国家都会这样做的。谈不上违法和侵犯人权！”

他的话不无道理，但却立即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首先他作为学校的主要领导而不站在罢课的师生一边，引来了一大堆咒骂。会场中有一个学生站起来大声责问：“刚才这位发言的先生我不认识，听他的口气好像是本区的公安局长或者干脆是省公安厅的厅长？请亮明身份！”

全会场顿时响起了掌声和笑声。对这种插科打浑，校党委书记虽觉尴尬却也能够对付。说句公道话，他并不是一屁股就坐在公安部门一边的，相反听说自己的学生被抓他很生气，亲自向省里和公安厅打了电话。要求立即放人。他还准备带领学校全体领导班子成员上省告状，但情况迅速发生了变化。罢课开始了，“罢委会”提出的条件喊出的口号越来越高。这就触怒了他，他最讨厌随便用罢课这种手段，而且条件反射地立即便想到是否有坏人在背后操纵！因此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属于沉得住气的那一类人，听了那个学生的讽刺性提问，他虽然心里上火，却也将往上涌的怒气压下去，笑道：

“刚才那位同学的发言我很理解，意思是我不爱护学生，立场站错了。我最初的态度怎么样，许多同学都知道，这里就不用多说了。作为学校的党委书记，我要站在公正的立场来看问题。经过了解，区的公安部门最初确确实实是接到集体斗殴的报告，出面制止武斗的……”

他的话没有说完，实际只开了一个头，便被一阵喊叫和吼声打断了，他立即成了矛盾的焦点：

台上四位对话代表中的一个，后来赵一浩知道是物理系三年级的学生，“罢课委员会”的主委。这位主委站起身来回头面对那二干多听众，摆了摆手示意他们静下来不要再起哄，果然有效，他那一摆手，像是拉了电闸，电灯一下子便熄灭似地，满礼堂的叫喊声便立即停止了下来。于是他回转头来面对赵一浩等人，目标却依然是校党委书记。他不慌不忙地说：

“刚才吴书记说，事件的起因是由于学生与市民发生的斗殴，公安部门出面制止而造成的。”他抑扬顿挫，一字一句慢慢道来，很有点领袖的气派和风度：“不错，发生了集体斗殴，公安部门也就是警察有权出面制止，甚至采取强制性措施，像使用催泪弹，在世界上任何法制国家都是允许的。但是，请问吴书记，强制手段是否就意谓着戴手拷，甚至对持抗议的学生进行殴打？这是不是犯法行为？”

校党委书记立即陷入了困境，无论从法律知识上或同类事件的常规处理的知识上，他都难以回答这个问题，但又不能不回答。正在为难之际却发生了意外的情况使他得以解脱。台下有几个学生冲上讲台来到对话席，不顾同伴的阻止，夺过话筒质问：

“仅仅说它是违法行为还不够，请问吴书记，这是不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作为一校的主要领导，你是站在受害的学生一边还是站在打人凶手一边？”

台下顿时有人附和呼应：

“还我法治，还我人权！”

一连喊了好多遍，有人又起反哄，整个会场开始混乱起来。有两个学生乘势跳上台来，像电影上经常看见的镜头那样，唰唰地解开上衣裸露出半个身子，先面对台下转身面对台上，高喊：

“伤还在，这就是铁的证据，还有什么可说的！”

有两个学生同时从听众席上站起来高喊“你的伤是打群架打伤的，还是警察打伤的，清说实话！”他们的提问同样也获得了掌声也引来了一阵嘘声。

台下又是一片混乱，一片起哄。

混乱局面反而解脱了党委书记，这么多问题，两种不同的立场，这么混乱的局面叫他怎么回答呢？“因祸得福”他避免了无法回答的尴尬局面。但受伤者既已上台总得有所表示啊，于是他准备走上前去看看受伤者的伤势，至少作出一种同情的姿态。包括暂时冷坐一旁的赵一浩也觉得不能漠然视之，应当上去看个究竟。但说也奇怪，稳坐台上那三位对话代表中的一位却站起来向冲上台来的几个学生耳语了几句，这几个青年便像听话的孩子，迅速地走下台去了。

台上台下依然乱哄哄地，一个劲地叫嚷要校党委书记对刚才的几个问题作出回答。他们将矛头对准校党委书记实际也是对准赵一浩。也许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暂时不直接点他的名，看他如何动作。赵一浩觉得自己应当说话了。说什么？回答刚才大家提出的问题？不，他没有这么笨！说真的，这类事用法律标准来衡量，他赵一浩同样说不清楚。是法律不健全还是执法者不遵守法律，作为省委书记，他不能信口开河，让人家抓住辫子下不了台。这不是个人的面子问题啊。难怪有些领导干部深知个中的厉害，总是回避冲到第一线把自己暴露在矛盾的尖端。那大概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吧？这就说明自己还不成熟了。他下意识地乐意自己的这种不成熟状态。

他来不及多想，只觉得自己应该表态了，否则来干什么？但他毕竟是聪明人，他不能像耍猴戏那样，别人安了许多圈圈，自己便老老实实的去钻。他抛开正在会场上争论不清也无法说清的问题，来了个“异军突起”，他慷慨激昂地面向两干听众说道：

“同学们，老师们：省委对这里发生的事十分关心，专门开了省委常委会进行研究。我们今天到这里来，一是代表省委看望梅大的全体师生员工，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

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是一种对关心者表示回报的掌声。这仅仅是一种友好的姿态，实质怎么样，且听下文。

赵一浩在掌声中站起来向场内一鞠躬，表示感谢，然后继续说道：

“第二，我们来是郑重宣布，省委省政府对梅大发生的事决定认真查处。”

又是一阵掌声，依然是一种姿态，且听下文分解。

这一次他没有再站起来鞠躬，而是继续往下说；

“刚才同学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同学们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今天到这里来，不是来举行法制讲座会或者法制知识答辩会，而是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刚才同学们提的那些问题是同事件本身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把事件的来龙去脉查它个一清二楚，才能分清刚才同学们提出的那些是是非非……”

这时有人站起来高声插话：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还有什么要查的？”

赵一浩说：

“不，一个事件的严肃处理，前提条件是调查核实事件的起因、经过、后果、责任，这是要经过当事者双方都要呈述并核实后才能确定的。只有调查核实清楚了全部事实，才能分清法与非法，执纪与违纪的界限。”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宣布：

“刚才说了，我们今天来一是看望梅大师生，二是代表省委郑重宣布：立即组成一个有各方面人士参加的调查组，对梅大事件进行认真调杏。在调杏的某础上严肃处理。如果发现有人对学生非法拷打，就要依法追究责任，触犯法律的移交司法部门，违反纪律的移交纪检部门。无论是谁都要依法和按照纪律严肃处理，决不容情。”

他的表态受到全场一阵热烈的掌声。但掌声过后会场里又产生了叽叽喳喳的议论。与会者特别是坚持罢课的积极分子们是作好了充分准备，要在大庭广众之下一显身手，好好地同省委的一把手唇枪舌战一番的，做不到使他狼狈不堪，至少也要让他服服帖帖听从罢委会提出的各项复课条件。谁知这位省委书记出人意外地来了这么一手，把大辩论的门一下子便关死了，连上台对话的四位代表也骤然之间便失去了辩论的题目和辩论的对象，大有“失业”之感了。不是吗，你们要求明确性质，人家说了性质的结论产生于调查的结果；你们要求严惩打人凶手，人家说了通过调查违法者交司法部门，违纪者交纪检部门，严肃处理，决不容情！你还有什么话说呢？还有什么题目好辩论呢？

当然几位代表也不甘就此罢休，紧急磋商之后他们发言了，决定在复课条件上作文章。他们首先对省委书记关于组成调查组认真查处的决定表示欢迎，但接着便提出，调查是否公正要看实践。因此，他们的罢课将持续下去，一直等到公布调查处理结果，全校师生认为满意为止。

赵一浩当然不能同意，他理直气壮而又心平气和地谈了大约半个钟头。从三个方面讲明必须立即复课的理由：第一，在继续罢课的情况下，调查不可能顺利进行。只有在正常的情况下，才能查清事实，得出正确的结论。第二，罢课继续下去，受损失的不是政府更不是公安部门而是学生。时间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既然已经表了态要严肃处理，到头来处理不公再罢课也不迟嘛。现在罢起课等，对同学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浪费呀？他甚至按每人每天连上课带自学八个钟头计，持续半个月一个人要浪费多少时间，全校一千五百个学生又浪费多少时间，算了一笔惊人的账，然后问：有这十必要吗？第三，国家、社会对这一代大学生抱有厚望，希望你们尽快成才。他讲到这里也算了几个账：全省现有大学毕业生数；大学毕业生中各类专业人员数；各类专业人员现在岗位的情况；全省所需各类人才数等等，两相对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他是居高临下但却又是心平气和以谈心的姿态而谈，可以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连他自己也没料到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本来是乱哄哄的会场却很快变得静悄悄的了。特别是那几笔账，他看见许多师生掏出笔记本子在认真记录。待他讲完时，会场上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当然也有人不服，一位教师模样的人站起来大声地近乎吼叫：

“同学们注意，我们上甜言蜜语的当太多了。我们要对省委书记说，我们不听宣言，只看行动！”

有人附和但不多。

赵一浩身旁的校党委书记悄声告诉他：

“他是中文系的讲师，历次学潮的积极分子！”

赵一浩不动声色。台上的四人悄声耳语后提问：“调查组什么时候进校？”赵一浩干脆地回答：“你们什么时候复课，调查组什么时候到校。”又见四个人低声耳语，然后说：“我们回去召开罢委会研究后再作决定。”并提出一个条件，要有学生代表参加调查组，赵一浩当即表示同意。也只能是这样了。当天晚上，“罢委会”正式通知学校，明天复课，如果当天调查组不到马上再罢课。

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二十

赵一浩浸沉在回忆之中，有一种不平之感涌上心头。曾几何时一致公认，梅大事件处理得好。中央的一位主要领导者也在一个场合举了梅大事件的例子，他说：“梅西大学风波说明我们的领导干部只要以平等的姿态走到群众中去，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赵一浩这个省委书记就是很好的榜样。”他还在谈到这件事情时举了毛泽东早在1956年谈过的话：人民内部矛盾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而不服等等。

言犹在耳啊，却又一下子翻过来了，似乎成了罪状！当然，周剑非只通报了一条消息：有人反映，故尔考察组列入考察内容，有人退却，不敢作证，如此而已。功过是非谁与评说，自古如此，看淡一些吧。

红机子的铃声惊醒了他的回忆。他伸手拿过机子心里却下意识地想：是苏翔？果然如此，话筒里传来苏翔的声音：

“是一浩同志吗？还没有睡？剑非给你打过电话了吧？”

一连三个问号，回答哪一个呢？第一、二个问号是不用回答的，于是他说：

“剑非刚才给我打过电话，他说你可能还要来电话，因此我正恭候着哩。怎么样，有些紧张了吧？”

这后一句话是脱口而出的，他也弄不清楚为什么要问这么一句，问了之后也没有再去多想它。

苏翔哈哈地笑了，说：

“没有啥，没有啥。我请剑非先给你通个气，这样我就可以少说一些了。今天早上是三个组长，还有中组部的那个局长一起找我谈话，看来他们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列入了重点调查的题目。怎么样，你还是回来一趟为好呀。”

赵一浩反问一句：

“他们明确提出要我回去吗？”

苏翔有点语塞，然后说：

“这倒还没有，据了解现在还在找人就这个问题专题调查，总是要找你的哪，还不如主动一些好。”

“还是主动一些好”？赵一浩突然之间便气涌心头，主动什么？主动投案自首？我是主犯，你苏翔至少也是个从犯吧，反倒来动员我哪？他心头这么想，话筒里传过去的却是笑声，笑中含有苦涩味，苏翔未必能听得出来。笑过之后他终于还是用缓和的口气说：

“主动什么？主动投案自首还是主动承认错误？”

他也一连抛了三个问号给苏翔，但还没等对方回答，他却自己回答了。而且立即查觉到了自己有点不冷静，连忙说道：

“对不起，刚才是开玩笑。看来他们有调查程序，还没有轮到找我的时候。我自己急急慌慌找上门去谈，岂不有些惊慌失措？到了任何时候我都会认为那次事件的处理是正确的。你说呢？当时大家都表了态的哪。其实，你已经同他们谈过我看就够了。难道我俩的看法还不一样？我听剑非说，考察组已经找你谈过，我就一百个放心了，你说是吧？”

这一军将得厉害，苏翔被将得哑口无言。但苏翔毕竟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停了不到半分钟，便又从从容容地说道：

“我当然是向他们如实地谈过了。我说，那一次的处理原则是大家都同意的，以疏导为主以思想工作为辅。他们反问我，听说有那么几个人很坏，也可能有背景。有人主张要处理，结果连根毫毛也没动，对不对？我告诉他们现在看来还是对的，具体情况我说不清楚，这件事不像那‘四个轮子一齐转’，我理直气壮地回答了考察组：‘大家决定的，我苏翔为主执行的，不存在为主为辅的问题，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只不过是形象的提法，当然也表明了我们的态度，要大力发展集体、个体经济，把它看成我省经济新的增长点。’这件事不同，我没到现场，说不具体，所以建议你回来。”

苏翔说的是实话，只是有一点他没有对赵一浩说，那就是对几个人是否要处理的问题，他对考察组说的是：原则是大家同意的，至于那几个操纵的人没有处理，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一浩同志当时提出不要处理，大家都没有意见。他是一把手，在一般情况下大家都尊重一把手的意见，现在回过头来看是否正确，我看还是正确的，但具体情况只有一浩才说得清楚，当时是他亲自处理的。

这一段话是苏翔对考察组的三个组长说的，现在他同赵一浩通电话时自然不便于如实转告。这倒也不是要两面派而是同他对这件事的整个思想状态有关。当学潮猛起，已发展到全校罢课上街游行的时候，有关人士主张釜底抽薪，抓它两三个带头人，让他们群龙无首就闹不起来了，公安厅长就是最积极的一个，事件发生之初他最早到了梅大，虽然没有走到学生中去却也在校部收集到了重要情报，认定两位教师在实际操纵学潮。他堪称“作风细”的人，不仅知道了两位教师的名字系别，而且了解了他们平时的表现，特别是前几次学潮中的表现，记了大半个笔记本子。省委常委开会讨论时，公安厅长列席了常委会，念了他的笔记本子，提出了抓人的意见。赵一浩首先否定他的意见，怎么能随便抓人呢？本来就是因为抓了人引起来的风波，又用抓人来压服？能这样做吗？当时作为省委二把手省政府一把手的苏翔无条件地支持赵一浩和平处理以疏导为主的方针。他之所以无条件支持赵一浩，正如他对考察组所说，在一般情况下大家都尊重一把手的意见，一把手的主张一般都能顺利通过，表示赞成的人往往并没有经过认真思考，有时也来不及思考就表态了，可以说是一种下意识的行动。谁也不愿意在常委会上扮演“反对派”的角色。但那一次除了这一常规因素外，苏翔还是动了脑子的，他怕抓了人会把事情越搞越大难以收拾，不如息事宁人好。至于提出要抓的这几个人是什么人，具体情况如何？列席常委会的厅长说了，他没有记住，或者模模糊糊。一向审慎的他自然不便对考察组信口开河了，万一说走了样，对自己和赵一浩都不利啊！

事情还不仅如此，那次学潮全部平息，局面得到了完全控制之后，有人又提出处理那几个人的要求。他们认为至少要给予纪律处分才说得过去，“杀鸡给猴看”哪，一点血也不见，使好事者得到了甜头，今后想罢课就罢课，想上街就上街，大专院校的正常教学秩序难以维持。在这件事情上他苏翔又一次无条件地支持了赵一浩格守“不秋后算账”，不处分任何人的意见。还是那两个因素：习惯性地在一般情况下无条件支持一把手；怕又一次掀起风波。

现在考察组一查这件事，他苏翔倒有些急急慌慌起来。几十年来对这类事的是是非非他苏翔最有体会，今天可以说是，明天又可以说非，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是非标准。不像一件商品，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没有仪器可以测试的。也不能这么说，测试仪器还是有的。那就是最高领导人的讲话，就比如这学潮一类的群众闹事吧，最高领导人早在五十年代就讲过不能采取压服的态度，是人民内部矛盾等等，但曾几何时说法又变了，又出来了一些标准，而且都是抽象的，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的。这些所谓的标准又从来没有经过立法程序，没有任何保障，故尔一下子便有如此多的人当了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闹事，只是多嘴说了几句话，提了几条意见而已。因此，聪明人得出的结论是不要大天真，要学会保护自己。苏翔自然也是聪明人了，眼见考察组一连追踪了两个问题，或者说两个大问题：一曰：“四个轮子一齐转”，涉及所有制大事；二日学潮处理有无丧失原则。他苏翔敏感地意识到这里面有文章，有来头！他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决不会乘机丢几根柴添几把火，使自己光彩光彩。不，他苏翔决不是那种人！但他有权利保护自己呀！这两件大事特别是第二件事，是一把手亲自提出或亲自处理的，自己有些情况也不够清楚，却老老实实呆在这里“受审”当主犯。“受审”也罢，万一情况不了解说错了嘴造成被动怎么办？

基于这种原因，他才请周剑非给赵一浩打电话建议他回来，自己也迫不及待又亲自打电话。一把手毕竟是一把手嘛。只要他回来，自己就轻松了。经济工作上的事多着哩，何必泡在这些事情上！

赵一浩对他的这位搭档的心情很理解。苏翔不是那种见荣誉就上见困难就让的人。但遇到了政治上的风险，为了保住自己，也是要尽可能地“退避三舍”的。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自己和苏翔换一个地位，是否也会尽可能地“退避三舍”呢？难说！政治上的事不比工作上的问题，谁多干一点哪怕难度很大也无所谓。政治上的事没有固定的标准，向来伸缩性很大而且变化无常，谁也吃不透。于是许多人成了“业余气象爱好者”；“云跑南雨成团，云跑东晒干葱”；南风起了天要热，北风起了天要冷。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观察气象变化，无非是使自己及时加减衣服，避免伤风感冒。苏翔不也是观察了气象之后才急于要他赵一浩回去吗？于是，他在电话上心平气和地对苏翔说：

“其实，这件事的处理经过，你已经给他们说清楚了，那些细微末节的事，其他的人也会对他们说的。余下来的就是对处理的方针和方法到底怎么看了，如果他们认为处理不当，我回来也无用；如果他们认为处理得当，我回不回来都可以。你说是吧，老苏？”

苏翔觉得不可理解，说：

“怕是不一样吧？事情经过是基础，怎么看是关键。你回来给他们说说看法，那是代表省委哩，代表省委对事件处理的看法，分量就不一样嘛！”

赵一浩笑了，说：

“你不是也代表省委吗，不仅代表省委还代表省政府哩。你表明了态度那分量还轻？”

苏翔毫不犹豫地说：

“不一样，不一样，我给他们说了，我现在还认为事件的处理是正确的，但分量不够呀！”

赵一浩说：

“你和剑非都对考察组表明了对那件事的看法，就可以了。虽然剑非当时不在省上，但那是一件轰动全省的大事，我们后来也在地市委书记会上通报过处理情况。他的态度也同样代表省委的态度。还有省委其他的同志，他们也会发表公正的看法吧？”

苏翔连忙回答道：

“我想会的，恐怕和我一样，就是对具体处理情况不清楚。”

赵一浩说：

“那不要紧，我想他们要的是看法，至于处理的具体情况，一是有文字报告，办公厅可能早就提供了。二是有当事人在场，他们不是找了教委、公安厅和梅大的领导吗，早已清楚了，我回来还不是谈那些，何况人家现在并没有通知我去谈呀。”

苏翔有些无可奈何，只好连连地说：

“那是，那是。”

赵一浩又说：

“我看不用着急，他们最后总会要找我的，不仅是这件事还有“四个轮子一齐转”呀，以及其他所调查过的事，按常规都得对我们说说看法，或者叫交换意见吧。如果看法不一致，到那时再说也不迟嘛。你说是不是？”

苏翔再也找不到更充足的理由动员赵一浩“打马回朝”了。他又一次体现出尊重一把手的习惯，无可奈何地说：

“那么你暂时不回来？”

赵一浩说：

“暂时不回去，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