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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青坊老宅-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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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的人大部分都不相信。有人半真半假地说：“狐仙不是鬼。《聊斋》里的狐仙故事多迷人啦，你索性晚上去找找，也许能找个漂亮的狐仙做情人。”说完，大家哈哈大笑。
有一个人没笑，就是那个大学生小高。小高喜欢琢磨事，他发表了一个高见：“哪有鬼，鬼都是人造的，这些日子总听你说你们家那老宅里出怪事，是人装的鬼吧？！”
四斤儿一听，对呀，那天晚上自己分明看清楚是一个身穿白衣的女人，而且那样真切地记得女人的裙裾扫过自己脸的感觉。绝不会是鬼，根本没有鬼！
当年自己在牢房里，和就要枪决的政治犯肩膀挨着肩膀睡了几个月，他们后来死了，也从来没有在自己的眼前出现过。记得执行枪决的头一天傍晚，看守给监仓里送来一碗红烧肉，大家立即围了上来。
看守大声喝斥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坐到自己的铺位上去，这是给你们吃的吗？想吃还早了点。”原来这碗肉是送给那两个政治犯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这是他们最后的晚餐。
监仓里其他的人明白了这碗肉的含意以后，都乖乖地回到自己的铺位上，背靠墙壁坐在那儿，眼睛望着天花板，不敢看那碗肉，空气中虽充满着肉香，却有了点杀人的味道。
四斤儿是第一个跑到肉碗前来的，他太想吃肉了。此时他想，吃了肉，去替那个政治犯死，他也干，反正死也痛痛快快地吃了顿肉。
那两个政治犯都是知识分子，其中有一个是老师，他们明白了，互相对视了一会儿，老师把大家吃饭的空碗，一字排开放在地铺上，端起那碗肉，往四斤儿的碗里先拨了两块，说：“孩子，你正在长身体，多吃两块，长高一点。”
四斤儿不知说什么好：“不不不，还是你们吃吧。”
老师说：“我们吃就浪费了，大家都吃点吧。”往每个人的碗里分了一块。
这是四斤儿一生中，吃得最没有味道的肉，却又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肉。
四斤儿夜里睡不着，感到和他挨着的老师也没睡着。想到老师明天就是死人了，四斤儿有点害怕。下半夜，他好像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朦胧中不知道旁边睡的是活人还是死人。
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牢房的门突然打开了。看守站在门口大声地喊着两个政治犯的名字，叫他们出来。
两个政治犯知道自己最后的时间到了。他们慢慢地把衣服穿好，那位老师伸手摸了摸四斤儿的头，意思是告别了。
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但四斤儿总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四斤儿以为他们会出现在他的面前，哪怕是在梦里，但他们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在监仓里的那几个月，那位老师一直在教四斤儿学文化，没有课本，就教四斤儿背古诗，其中有一首是：
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津。
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
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
无论去与往，俱是梦中人。
四斤儿直到今天还记得这首诗，却不知道是谁写的。有一次他问成虎，成虎告诉他是唐朝大诗人王勃写的。他恍惚大悟似的“哦——”了一声，过了几天却又忘了。
这事对四斤儿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不再相信有鬼。包括他把母亲的骨灰盒放在家，也是基于这个信念。
没有鬼，那么是谁拍的我？小高的一句话开了四斤儿的窍，没有鬼，有鬼也是人装的，可人为什么要装鬼？
他想了一天也没想明白。下班的时候，看到市报上登了一条消息，几个农民把郊区的一个古墓盗了。这突然让他联想到：是不是老宅里藏着什么秘密，这装鬼的人就是在寻找这个秘密？！
不为三分利，谁会起五更。何况是个女人，深更半夜跑到小跨院里来干什么？四斤儿脑子中突然一亮：这是不是和老宅要拆有关？虽然四斤儿不了解齐府的历史，但他知道齐家曾经是显赫人家，还知道齐家后人有的在国外，有的在台湾。如果不是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包括四斤儿家在内的所有的穷人都搬不进这齐府大院。解放前夕，宅子的主人会不会把来不及拿走的财宝埋在院子里？
思路一打开，想像的空间就无限宽广了。四斤儿越想越觉得，那天晚上的人影像是谢庆芳。
谢庆芳是不是想寻找齐家埋在老宅里的财宝？
四斤儿受教育的年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看过听过太多的地主资本家偷偷埋浮财的故事。这时，他脑子中又一亮，那天夜里他被拍倒以后，第一个出现在他面前的就是谢庆芳，这难道是偶然？
是她，肯定是她。
四斤儿觉得自己的脑子被那一拍拍明白了。不行，不能被白拍，我要有所行动。
夜里，等七妹睡熟了，四斤儿悄悄地起了床。从曹老三说的故事中得知，武侠夜间为了更好地隐避自己都穿夜行服，四斤儿没有夜行服，但有黑衣服。他穿上黑衣，拿了一把铁扳手，轻手轻脚地朝三进那个小跨院摸去。
老宅被夜幕笼罩着，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家家都关门睡觉了，这段时间怪事太多，人们都将房门紧紧顶上，生怕下一个意外会落到自家头上。此时的老宅里，除了隐隐约约地传来人的呼噜声，一片静悄悄的。
夜里已经很有些凉意了，四斤儿打了一个寒噤，前后左右看看，没看到什么可疑的东西。他想，得找个地方把自己藏起来，左看看右看看，寻找藏身的地方。要守着跨院，最好的角度就是雨廊的尽头，如今那儿放着一张破旧的竹床，竹床上堆着一些柴草。
老宅里所有的空地方都满满地堆放着东西，一堆旧木头，几件破家具，几个旧麻袋，麻袋虽然鼓鼓的，但里面装的可能却是从旧枕头里换下来的陈年砻糠，或者是冬天烤火的木锯末，甚至是一捆旧稻草。这些东西一放可能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在物质不丰富的年代里，所有可能还有一点利用价值的东西，人们都舍不得扔，万一什么时候重新派上用场，就能节省一点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用这些东西告诉大家，这块地方是我们家的。这张旧竹床就是谢庆芳放的，表明这一块地方都是齐家的了。自打谢庆芳放了东西，再也没有别人往这儿放东西了。
四斤儿就钻进了旧竹床下面，视角很好，既可看到小跨院的门，又可以直视三进的厅堂。厅堂的西边就是谢庆芳家的房门，她要是夜里出来，这里一眼就可以看到。还可以看到厨房旁那个一人小巷，也就是说，从任何方向来的人，都要经过这个地方。
只是人躺在竹床下面很不舒服，竹床很矮，下面是石板地，石板湿漉漉的，湿气透过衣服贴近皮肤，凉透了。
一股有可能发现秘密的自信心，支撑着四斤儿咬牙忍受着。
果然，第一天晚上就发现了秘密。
大约守了一个多小时，四斤儿就听到一人巷那儿传来动静。有人背着一个大包袱走了过来。由于背上的包袱很大，包袱皮一路擦着一人巷的墙壁，动静很大。但这人又小心翼翼的，好像害怕惊动别人，走到竹床旁边停了下来。
四斤儿脑子里闪过第一个念头，小偷！
但这人是把包袱搁在竹床上面，压得竹床吱吱响。竹床下的四斤儿看到一双男人的脚，穿了一双白色的皮鞋，一只袜子口还破了。
这人站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怎么还不来？”然后就转身朝着竹床上的那堆柴草小便起来。也许是憋久了，尿了很长时间，热乎乎的尿液顺着柴草流到竹床上，然后又淋到四斤儿的脸上。
操！四斤儿在心里骂了一句，任由尿液从脸上流到脖子里。这时，又听到一个人的脚步声，从三进厅堂方向传来的。他悄悄地侧过脸，看到一双绣花拖鞋从三进厅堂的那道门跨过来了。
男人的声音：“你再不来，这尿都憋死我了。”
女人的声音：“操侬，没正经的。”原来是杜媛媛。
男人的声音：“这是我在一车旧西装中给你挑的最好的，一共二十套，全给你背来了。”
杜媛媛说：“最近也不好卖了，工商局查得严，查到就罚款，罚的挺多的。”
哦，原来是后院的赵大成帮助杜媛媛倒日本“大阪西服”。
“喏，给你，一条牡丹烟，托人从上海带来的。够你抽的了，抽完了告诉我。”
赵大成说：“我这么辛苦帮你带货，就一条烟谢我？”话里不怀好意。
杜媛媛冷冷地说：“大成，别把我当成你满街骗骗的小姑娘。”说完，就背起包袱转身走了。
赵大成也走了。四斤儿赶紧从竹床下爬出来，赵大成好像喝了不少啤酒，那尿里有一股啤酒的味道。
第二天晚上，四斤儿心焦地等待着七妹睡着。七妹无论有多少烦心的事，只要是头一沾枕头就睡着了，而且睡得沉。听到七妹轻轻的呼噜声后，四斤儿就悄悄下了床，穿上他那一身行头，又钻进了竹床下面。
这次，他看到谢庆芳夜里起来，在三进厅堂里站了好久，然后又回房间了。
四斤儿刚要松弛一下僵直的脖子，忽然听到一人小巷那边有动静，扭头一看，头皮一麻：真的有鬼！只见一个影子一点声响都没有地从后院那边飘过来，一飘一飘地飘进了共用厨房里。盘腿坐在厨房中央，嘴巴发出像婴儿一样的声音：“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妈的，吓我一跳！四斤儿在心里骂了一句，原来是张奶奶家的二傻子。这个二傻子一直半人半鬼的，清楚时，比正常人还神，糊涂时，连张奶奶都不认识。他深更半夜跑到厨房里来干什么？突然，四斤儿头皮又一麻，他想起七妹跟他说过，二傻子就是生在厨房里，他母亲生完他也是死在厨房里。这二傻子半夜里跑到厨房里喊妈妈干什么？她妈妈已经死了几十年了。
这时，张奶奶披着衣服从后院过来了，她拉着二傻子的手，把他牵回家了。
一会儿，四斤儿又看见一个人溜进了厨房，还是张奶奶。她悄悄地将别人家灶台上的菜油、酱油、盐等一家一点地倒进自家的油瓶盐罐里。张奶奶好像不是第一次干这事了，每家油瓶都只倒一点点，为的是不让别人第二天发现。临了，还顺手拿了人家的几块引火点煤炉的柴火。
第三天，一夜无事。
第四天出事了。出事的不是别人，还是四斤儿本人。
那天夜里他在竹床下藏了好久，耳朵竖起来听着附近的动静，但什么也没有听到。谢庆芳家那个老式的座钟敲了一点以后，起风了，躺在竹床下的四斤儿已经深深地感到地上的寒气袭人。虽然已经把那件冬天穿的工作服棉袄套在身上，仍然感到一阵比一阵凉。
四斤儿坚持不住了，想早点“收工”。正准备从竹床下爬出来时，忽然听到有人从前门那儿走来，走到谢庆芳家门口，敲了敲门，是齐医生。四斤儿平常见到齐社娟都喊齐医生。
齐社娟是从医院下夜班回来，顺便看看她二哥齐社鼎的病情。好像是谢庆芳开的门，看完二哥，齐社娟没有马上回到楼上，姑嫂二人站在三进的厅堂里，嘀嘀咕咕地说了好久。齐医生是一个平时说话很少的人，这深更半夜的怎么有那么多话和她嫂子说？
下雨了。四斤儿躺着的地方虽然不会被淋着，但因为有风，雨就横了过来，他的棉袄很快就湿了。雨越下越大，雨水顺着屋檐哗哗地往下流，流下的雨水落在青石板上，又溅到四斤儿身上。四斤儿想爬出来，但谢庆芳和齐社娟不但说个没完，还跑到雨廊下站着，几乎就在四斤儿藏身的竹床前。四斤儿不仅不能出来，连翻身都不敢了，只得任由雨水溅在脸上、身上。慢慢地，他的那棉衣灌满了雨水，他感到全身寒透了，一个劲地想打寒噤。
齐家姑嫂终于各自回屋了。
听到谢庆芳家关门的声音以后，四斤儿正想爬出来，突然听到柴草堆里窸窸窣窣在响，立刻，四斤儿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嗖——”的一下，一个通体白色的东西从自己的眼前闪过，还在四斤儿的脸上抓了一下。虽然这东西闪过的速度很快，但四斤儿仍可以肯定既不是老鼠也不是猫，因为没有这么大的老鼠，而且通体白色。如果是猫，无论家猫野猫，见到人一定会叫，这东西却没有一点声音。要不是它在四斤儿的脸上抓了一道伤痕，四斤儿真有可能怀疑是自己被冷雨淋了以后的幻觉。四斤儿赶紧爬出来，落荒而逃。关上门，四斤儿一屁股就坐在家中的地上，把七妹给惊醒了。
开灯一看，七妹吓坏了，她不知道四斤儿这深更半夜里干什么去了，怎么又搞成这样。
四斤儿说不出话来。七妹看到四斤儿脸上有一道新鲜的抓痕，马上问：“脸上是谁抓的？”
四斤儿还是说不出话来，只用手指着身后。
说不清可不行。七妹不依不饶，从床上跳下来，一把将四斤儿拎到椅子上坐下，她认为四斤儿又在给她耍花招。过去，四斤儿犯了错，就装疯卖傻出洋相，逗七妹笑。七妹一笑，事情就过去了。今天，七妹不吃这一套了。
七妹的人生哲学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不嫌弃四斤儿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她说，“一个女人，有丈夫有儿子，每天吃得饱穿得暖，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管住四斤儿的工资袋，他管住我的裤腰带，就行了。”四斤儿每月发了工资都是原封不动地将工资袋交给七妹，七妹再给他零花钱。这一点，七妹很满足。她从来不怀疑四斤儿在外面动什么花花肠子，因为他的口袋里不会多过两块钱，想动花花肠子也没资本。可今天他深更半夜偷偷地从外面跑回来，脸被抓成这样，七妹一肚子疑团，一定得审出个究竟来。
七妹问：“是哪个小婊子抓的？你告诉我！”
四斤儿说：“不是。”
七妹说：“不是，是谁抓的？”
四斤儿说：“我也不知道抓我的是个什么东西。”
七妹说：“不知道抓你的是什么东西，你不会骗我是猫抓的吧。”
四斤儿说：“好像是，好像不是。”
七妹说：“你给我编吧！是猫抓的？怎么好好的深更半夜被猫抓了，而且抓在脸上，是母猫吧？”
四斤儿没有明白七妹的意思：“我不知道是母的还是公的。”
七妹说：“你不知道？都抓上脸了，还说不知道！”
四斤儿已经被冷雨浸了半天了，浑身不舒服，只想睡觉，他脱下湿衣服上床，支吾着说：“睡吧，明天再说。”
七妹把被子一下掀开了：“不行！衣服都湿成这样了，你在哪儿鬼混去了？不说清楚，今天不准睡。”
四斤儿抢被子，七妹不给，两人就打了起来。打架，四斤儿从来不是七妹的对手，七妹只要伸直一只手掐着他的脖子，他那短短的胳臂漫天挥舞，也够不着七妹。他干脆不抢被子了，光着身子躺在那儿，任由七妹骂，就是不开腔。
两人闹得动静大了，外面有吴家人咳嗽的声音。七妹历来都是家丑不外扬，外面一有动静，她就不说话了，狠狠地掐了四斤儿几下，说：“明天早上再跟你算账。”给他盖上被子，让他睡了。
第二天天不亮，四斤儿在被子里一个劲儿地抖起来了，七妹吓醒了，伸手一摸，四斤儿浑身都是冷汗。七妹赶紧给他加了一床被子，
四斤儿还是发抖。七妹穿衣起床，找了一块生姜，捅开炉子给他烧姜汤。
烧好姜汤，一口气就给四斤儿灌了一大碗。他就开始出热汗了，一个劲地说：“热——热——”把被子都踢开了。接着就说胡话：“他妈的，你抓我，我不怕你！你抓我，我不怕你！什么鬼我都不怕！还怕你狐仙？”
“啊？狐仙！”七妹害怕了。她俯身仔细看，发现四斤儿脸上的抓痕不像是人抓的，是细细的三道。
她问：“四斤儿，你脸上到底是怎么搞的？好像不是人抓的。”
四斤儿眼睛睁不开，答非所问地说：“什么都瞒不住我，什么都别想瞒我。我都知道，我都知道，看你还藏多久。”
四斤儿不停地说着胡话，七妹只得紧紧地抱着他，像抱着自己的儿子。
四斤儿闹了一阵子，浑身上下像被水浇过一样，慢慢睡着了。
七妹用干毛巾把四斤儿浑身上下擦了一遍。四斤儿又开始说胡话，不过这次是轻轻地说。七妹听不清他说什么，只得紧紧地抱着他，一直抱到天亮。
四斤儿突然睁开了眼睛，看见老婆抱着自己，闭上眼睛，又睡着了。等他睡熟以后，七妹将他放到床上，盖好被子，她还要照顾儿子小三子。
这一睡，一直睡到第二天的晚上。
晚上，四斤儿又发烧了，他突然坐起来，指着蚊帐顶说：“什么东西跑过去了，你还想来抓我？”
七妹哭了起来：“四斤儿，你到底是怎么了？你可不要吓我们娘儿俩啊。”
小三子站在床前顺着四斤儿手指的方向看，看了一会儿，说：“爸，那儿什么也没有啊。”
四斤儿出事的消息，当然瞒不住老宅里的人，甚至四斤儿说了什么胡话大家都知道了。热心人又来了，当然也有抱着好奇心来探究竟的。谢庆芳还出主意教七妹，如果四斤儿再说胡话，就掐他的人中，还做样子给七妹看。她狠狠掐着四斤儿的鼻子正中，一会儿就掐出一个深深的指甲印，掐得四斤儿直哼哼。
七妹看着四斤儿脸上的抓痕说：“这道血痕这么细，肯定不是人抓的。”
谢庆芳说：“我看也不像是人抓的。”
成虎也来了，他看了看四斤儿脸上的抓痕，说：“会不会是黄鼠狼？”
四斤儿目光呆呆的，摇摇头：“狐仙，白色的。”
谢庆芳听了，下意识地抬头看看房梁，然后就逃避似的回家了。显然，她怕狐仙，她家还有一个被狐仙吓成半身不遂的丈夫。
七妹像被传染了似的，也抬头看着房梁。真怕再遇上狐仙，谁遇上谁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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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老宅的二进处在宅子的正中，过去一般是大少爷住的，一家之主老爷和太太住在三进。也有人家人丁不旺，老爷太太住二进，少爷住一进，小姐住三进，呈轿子式，意思是儿女抬着老爷太太。如果老爷太太住三进，那么小姐们就住在三进的楼上，所以三进的设计就比较注意私隐。
从大门到二进，除了有厅堂的隔栅门，几乎都是通的。从二进到三进就不一样了，经过厅堂，绕过照壁，穿过虎皮门，进入一个小天井，三级台阶后又是一道门。这道门很结实，黑色，铁门环，门边包着铁皮，从里面插上门闩，外面的人根本进不去。但是这道门已经多年没有关过了，老宅里住了这么多人，如果关上，出出进进就很不方便。
进入这道门，是一个“回”字形的连廊，连廊的中间又是一个天井。如今保存完好的徽式民居中，一般都没有连廊，只有大家族的祠堂里才有，因为祠堂比民居要大，汇集的人多。可当年的齐府里就设计有连廊甚至有雨廊，连廊和雨廊是为了主人在雨天行走不淋雨而设计的。西边连廊有一个楼梯，楼上住着的就是何惠芳。
这天，茉莉被成虎接回家，晚上和母亲何惠芳一块吃饭。茉莉长大以后渐渐懂事了，理解母亲一个人带着她这个身有残疾的女儿很不易，每次回家都陪着母亲谈谈心。这天吃饭的时候，茉莉突然问：“妈，能和我谈谈我爸爸吗？总有同事问我，可我对爸爸一无所知。”
何惠芳的筷子在半空中停住了，眼泪涌了上来。她想了想，对女儿说：“茉莉，你爸爸是个很特别的人，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特别的人。不是妈妈不告诉你爸爸是个什么人，而是担心你无法理解你的爸爸。”
茉莉见母亲伤心了，说：“妈，我已经长大了，会理解的。”
何惠芳站起来，收拾着桌上的碗筷，边收拾边说：“孩子，让妈妈再想想，想想怎么告诉你。妈妈一定会告诉你的，好吗？”
何惠芳收拾好碗筷，拿到楼下去洗了。茉莉回到自己房间，拿出一本琼瑶的小说在灯下读。
何惠芳在楼下洗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洗得长，明明已经洗干净了，可她又洗了一遍。她是不愿意再回到楼上，看到女儿那清澈见底的眼睛。她说不清刚才的落泪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死去的丈夫江堂发。
洗完碗，何惠芳在楼下厨房里站了很久，一个人默默地流泪，她感叹自己这一生太苦，她又害怕会影响到女儿的一生，越想越伤心。曹老三到厨房里倒水，看见何惠芳一个人站在黑暗中，吓了一跳，问：“怎么啦？”
何惠芳擤了擤鼻涕说：“没什么。”转身上楼去了。
曹老三在背后轻声说：“是不是茉莉又让你生气了？她是孩子，别往心里去。”
何惠芳边往楼上去，边说：“不是，不是孩子的事，也没事。”
何惠芳回到楼上，走进自己的房间，插上了门。她坐到桌前，拉开了抽屉，从里面翻出一张已经发黄的照片，照片上就是她的丈夫江堂发。那时江堂发还很年轻，肩膀上扛着一只枪，不过是一只气枪。她并不是在怀念江堂发，直到今天她甚至都有些恨他，她还是在伤感自己的命实在苦，照片上的这个男人害了自己一生，至今也没有结束。
何惠芳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搬进老宅的。当时的造反派组织从“走资派”手里夺取了政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不久，造反派又分裂成两派，一派支持这个“革命委员会”，被称为“支派”。另一派反对这个“革命委员会”，被称为“反派”。江堂发原是港务局一艘拖轮上的水手，尽管从来没有去过大海，却称自己是海员工人，平时总爱穿那件洗旧了的蓝白条水兵衫。他是“反派”一个组织的头头。两派越斗越激烈，从“文斗”发展到“武斗”，从打棍子发展到开枪。“支派”撤到城外，以“农村包围城市”之势，把整个城市给围起来了。江堂发的家在城外的工人宿舍区，那里是“支派”的地盘，他没法回家，就住在城里。这时他有了一个女人，就是何惠芳。带着一个女人，要住在安全的地方，园青坊85号在城市的中心，除非“支派”占领全城，这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江堂发带着何惠芳搬进了老宅，把三进靠北边的二楼连同西连廊，临时隔成房间住了下来。
江堂发和何惠芳搬进老宅的情景，至今谢庆芳还记得一清二楚。江堂发挎着一只驳壳枪，身后跟着背枪的警卫员，杀气腾腾的，老宅里的人，一个个都不敢出声。
当时何惠芳只有二十多岁，很有几分姿色。宜市水土好，姑娘们都有水灵灵的肤色，何惠芳就是一个典型的白里透红的姑娘，她原先在商场当营业员，后来到造反派组织里当话务员，认识了江堂发。
江堂发在宜市是一个传奇人物，只是今天人们早已把他遗忘了。江堂发喜欢枪，“文革”前，他就把自己准备结婚的钱，买了一支气枪，没日没夜地练枪法。江堂发练枪法和别人不同，他有自己的办法。他在一块木板上贴着靶纸，靶纸是自己画的，靶心先是一个黄豆那么大的点，然后是芝麻那么大的点，最后就用一根针刺出一个点。打十枪不能有十个枪孔，只能有一个，然后数靶纸后面的铅弹头有多少。夜晚看不见靶纸，就在靶纸前点燃一支烟，打那红红的烟头，后来又改用一根点燃的香。练得多，消耗的铅弹也多，为了省钱，他做了一个木盒子，里面装满锯末，放在靶纸后面，铅弹穿透靶纸，落在盒子里，打完后把锯末里的铅弹筛出来再用。江堂发就是这样把枪法练得出奇的好。
江堂发出名，是在全民“除四害”的时候。江堂发对其他三害没有兴趣，只喜欢打麻雀。他可以在五十米内，一枪一只，弹无虚发，打下麻雀不计其数。政府要奖励他，他只要气枪子弹。神枪手江堂发就这样出名了。首先出在市报上，江堂发的事迹占了半个版，接着省报记者下来了，江堂发扛着气枪的英姿又出现在省报上。宜市没有人不知道神枪手江堂发的。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江堂发家不缺吃的。他把打下来的麻雀拔毛开膛，用盐腌了，一串一串挂在那儿风干。自家吃不完就送人，于是结交了不少朋友。
文化大革命给他这等人展开了大舞台。“武斗”开始了，江堂发成了“反派”的一宝，神枪手江堂发简直就是令对手胆寒的名字。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看热闹，他就是战无不胜的象征。
何惠芳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江堂发的。
一个两派“武斗”打得很激烈的晚上，枪声大作像过年放鞭炮一样。有情报说，“支派”有好几支武装小分队摸进了城里，“反派”司令部里气氛很紧张，电话特别多。江堂发要的一个前沿阵地的电话，何惠芳接了几次都没接通，已经有了司令头衔的江堂发火了，把电话给扣下了。
一会儿，总机房的门“咚”的一声被人踢开了，一个黑黑的汉子直闯进总机房，冲着何惠芳叫喊：“你怎么搞的？连一个电话都接不通，赶快给我接，误了战事我毙了你！”说完又跑出去了。何惠芳又气又怕，哭了。同事告诉他，这就是江司令。终于，何惠芳把江堂发的电话接通了，她嘘了一口气，倒不是担心会被江堂发枪毙，而是害怕他又会闯进总机房里来骂人。
枪声平息了，电话也少了，何惠芳的精神也放松了，靠在椅子上休息。突然听到有人在敲门，由于害怕江堂发再来，何惠芳把总机房的门插上了。
何惠芳问：“谁？”
“我。”江堂发的声音。
何惠芳又紧张了，胆怯地问：“江司令，您还有事吗？”
江堂发说：“你开开门。”
何惠芳说：“现在就我一个人值班，您要电话我马上给您接。”何惠芳害怕开门。
江堂发说：“你开开门。快点。”
何惠芳不敢不开了，她把门打开一条缝，只见江堂发肩上扛着一个白色的口袋，他将口袋放在何惠芳面前：“这是慰问你的，辛苦了。”说完，转身走了。何惠芳一看，是一袋绵白糖！
那时砂糖还要凭票供应，一人一个月才半斤，像面一样细的绵白糖是很稀罕的东西。江堂发一送就是一包，一包是二十斤，这是非常重的礼物。江堂发用送绵白糖的方式，既向何惠芳道歉，又向她传达了一种爱意。江堂发不是个粗人。
那天晚上，何惠芳被江堂发的气势震住了。他穿了一件旧军装，胸前交叉地背着一只枪和一个皮的公文包，真像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中的红军指挥员。
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家庭，虚荣心又很强的何惠芳，她的心深深地被江堂发吸引住了。每次转接江堂发的电话时，都会问一声：“是江司令吗？你好！我是何惠芳。”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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