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青坊老宅-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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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赵大队长突然压低了声音，对成虎说：“我托你办件事。不要告诉赵姨。”
　　成虎问：“行，什么事？”
　　赵大队长从床垫下面窸窸窣窣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从信封里掏出五元一张共六张三十元钱，递给成虎说：“我腿摔断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下床。麻烦你，按照信封上地址，帮我把这三十元钱寄出去。”
　　成虎接过钱和信封，只见信封上写的是山东莱西的一个什么村。赵大队长说：“汇款人，不要写我的名字，就写‘知名不具’。”
　　成虎不解地看着他，这时，赵姨从厨房里走出来了：“老赵啊，你儿子要结婚啦！”
　　成虎赶紧把钱收起来，和赵姨搭讪了几句，起身离去了。出门的时候，听到赵大队长一声长长的叹息。
　　成虎帮赵大队长把三十元钱寄走了。那时候三十元钱对一个普通市民来说也不算少。赵大队长一个月的工资和各种津贴，加起来也只有二百多元。成虎看见那只发黄的信封里，有一叠汇款收据存根，都是“知名不具”，表明赵大队长已经寄了很长时间了。
　　第二天，成虎把寄钱的收据送给赵大队长。这天艳阳高照，后院里撑满了竹竿，竹竿上挑满了被子。
　　赵家人也把赵大队长抬到了院子里晒太阳，他窝在墙根儿，坐在一个旧藤椅里，那只上了石膏的腿架在一只方凳上，身上仍盖着那件旧军大衣，眼睛眯着，半睡半醒的。成虎走到他跟前，发现他的胡子几乎全白了，仍是那种灰白，像冬天原野上经过无数次霜打的枯草。
　　赵大队长睁开了眼睛，将旁边一张小板凳上的茶杯拿开，说：“你来了，坐坐。”
　　成虎说：“钱已经汇了，这是汇款收据。”
　　赵大队长说：“哦哦，放这儿，放这儿。”将信封接过去，马上塞到胸前的口袋里。
　　成虎说：“赵伯，下个月您要还不方便，我再帮您汇。”
　　赵大队长说：“唉，下个月不知道还有没有钱汇哟。大成那小子跟我闹，不知他在哪儿听到，这次拆房还房，如果要想多要房，可以花钱买。他要我帮他买一套新房，我哪里有钱？”
　　成虎说：“我也听说了，这次拆老宅，各家按已有面积还新房，要想多要，需另外补钱。”
　　赵大队长愁容满面地说：“房，钱，逼死人啰！”
　　成虎问：“赵伯，老家还有什么人需要你每月补贴？”
　　只见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造孽哟！”说完直摇头。
　　成虎听出这中间有难言之隐，赵伯不说，他也不好问，只好默默地陪坐在旁边。
　　也许是阳光太强，也许是根本就不想把眼睛睁开，赵大队长闭着眼睛。过了一会儿，他像是对成虎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前几年搞冤假错案平反的时候，我们家乡来了几个外调的人员，调查四三年抗战时候的一件事。”
　　这件事，让成虎听得心灵震颤。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赵大队长在家乡担任武工队大队长。他们家乡紧靠铁路边，是日本鬼子和八路军拉锯的地方，白天由日本鬼子占领，晚上鬼子撤回炮楼，八路军又来了，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八路军在村里建立了堡垒户，掌握着村里的实权，但鬼子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也在村里安插内线，于是八路军又把内线安插到鬼子的炮楼里面去。因此，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斗争非常残酷，稍不小心，就会有人头落地。用赵大队长的话说：“难啦！银（人）心隔肚皮呀。”
　　武工队除了打鬼子，还要清理内部的叛徒。
　　有一次，一个照顾八路军伤员的堡垒户连同藏在他家里的伤员，被鬼子抓走杀害了。不久，炮楼内线传来的情报说，是一张盖着某村村长私章的纸条，向鬼子报告了伤员的消息，但他不知道是哪个村村长的章。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正在家睡觉的赵大队长听到有人跳进了院子，立即爬了起来，从枕头下抽出手枪。这时听到门上有两长两短的敲门声，是自己人敲门的暗号，交通员来传达上级的密令。上级命令赵大队长去严惩叛徒，这叛徒竟是他的大舅子。大舅子是邻村的村长，向鬼子告密的纸条上盖的就是他的私章。这时已经是后半夜了，来人说当天夜里一定要执行命令。
　　为了革命，赵大队长不是第一次杀人，但那杀的都是敌人，现在却是去杀自己的亲人。穿衣的时候，他一阵一阵地发冷。但他心里明白，别说是大舅子，就是自己的亲爹亲儿子也得执行。他带上枪立即出发了。
　　出门的时候，老婆还给他披上棉袄。她怎么都不会想到，丈夫要去杀自己的亲哥哥。
　　走到院子外面，门口还有几个人，大家一句话也不说，就出发了。赵大队长一马当先地走在前面，几个武工队员跟在他身后，只听到“沙沙”的脚踩枯叶的声音。他熟门熟路地摸到了大舅子的家门外，站在窗台边轻轻地喊了几声。
　　尽管是在深夜，大舅子很快就披衣出来了，见是妹夫，就问：“有行动？”
　　“是。”赵大队长只说了一个字，转身就走。
　　大舅子二话没说就跟上了。
　　一路上，谁也没说话，仍然只有“沙、沙、沙”脚踩枯叶的声音和风刮着树叶“哗啦啦”的声音。村长一句话也不问，默默地跟着走。
　　走到村外一个破窑口，赵大队长突然停下来，大舅子没止住脚步一下子就撞在他身上。赵大队长顺势捂住了他的嘴，后面的人立即一拥而上，把村长结结实实地捆上了。从头到尾，村长也没有说一句话。
　　赵大队长对成虎说：“不是用枪打的，怕惊动了鬼子，因为鬼子的炮楼离得很近，是用绳子勒死的。勒死以后，将尸体一直拖到鬼子炮楼的出口，还在尸体上放了一张写着‘这就是叛徒的下场！’的纸条。然后，我回到家又和老婆睡在一张炕上。”
　　赵大队长说：“那时候革命就这么残酷，六亲不认！”
　　但是，赵大队长的后半生却一直为此而惴惴不安。
　　前几年从老家来了几个搞外调的同志，把这个案子翻了个底朝天。
　　原来，当村长的大舅子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个，他就刻了一枚私章挂在腰上，有事就盖上，证明他同意。
　　出卖伤员和堡垒户的叛徒知道炮楼里一定有八路军的内线，为了不暴露自己，谎称告密的字条是出村的路条，要村长盖章。大字不识一个的大舅子稀里糊涂地盖了章，为此把命送了。
　　多年以后，真正的叛徒被抓了，在审讯中把这件事供了出来。可办案人员竟然将材料放进档案，让它石沉大海了。直到“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因为别的案子查案卷时，带出了这份材料，大舅子的冤案真相才大白于世，当地就给他平了反。这时，他的老伴已经双目失明，身边又没有儿女，生活非常凄苦。
　　杀死村长的命令是上级发出的，赵大队长只是个执行者，可他毕竟是亲手杀死了大舅子，当从外调同志的口中得知这个情况后，他的心立即抽起来般的疼。死的已经死了，活着的怎么办？于是，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每月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省出三十元钱，寄给大舅子的老伴。每月挤出的三十元，几乎改变了赵大队长的生活。因为他的工资每月交给老婆以供家用后，剩下差不多就只有三十多元。这种拮据，使他有一段时间甚至悄悄捡过别人的烟头抽。
　　在战争年代，赵大队长不止杀了一个人。战争哪有不流血的？赵大队长曾经理直气壮地想：战场上，我不杀敌人，敌人就会杀我，杀我的同胞和同志。
　　对于亲手杀死大舅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赵大队长内心的一个隐痛，那毕竟是自己的亲戚。但他一直以自己是维护革命利益的来安慰自己，因为自己杀的是人民的敌人。后来，却突然发现，一切都是错的，自己错杀了一个同志，错杀了一个亲人。
　　他的内心永远背上了包袱，这个包袱要一直跟着他进入坟墓。
　　还是那句话：革命是残酷的。
　　听了赵大队长的故事，成虎心里像塞了一块脏抹布堵着，憋得慌，又呕不出来。因为一个偶然，错杀了自己的亲人，又因为一个偶然，把错杀的真相翻出来了。不揭开这个历史的真相，对大舅子是残酷的；揭开了这个历史的真相，对赵大队长也是残酷的。虽然历史并不会要赵大队长承当责任，但良心的不安，将残酷的折磨着他的余生。在每月那微薄的工资中，挤出三十元钱寄给死人的遗属，可以使他的良心得到一点安慰，但是，历史的错误，他承受得起吗？应该由他来承受吗？
　　这个逐渐走向暮年革命了一辈子的赵铁柱，本来就因为儿女众多，住房窄小，经济拮据，弄得他疲惫不堪。战争年代冒着危险出生入死，和平年代始终在和贫困搏斗，这就是他的一生，所以牢骚大，骂人多，以此来发泄心中的郁闷。
　　太阳慢慢地西沉，赵大队长抱着那件旧大衣缩在藤椅里。成虎看见一滴浊泪顺着他的鼻翼流到他的胡须上，像是眼泪，又像是鼻涕。
　　突然，赵大队长像是被什么惊醒了，精神抖擞地坐了起来，张开眼睛四处张望。
　　成虎纳闷，他是怎么了？
　　孙拽子拉着板车回来了，像个野鸭子一样嘎嘎笑着。
　　天黑了，成虎和赵家人一道把赵大队长抬回屋里。
　　那天，曹老四去远郊拉水泥，送完水泥，到江边把板车洗了洗，回家时，老宅里家家都吃过晚饭了。曹老四刚把板车放好，突然听到一阵呼天抢地的哭喊：“铁姑啊，你就这样走啦！你叫我怎么活呀！”
　　哭喊的人是孙拽子的老婆丘碧霞，铁姑是她的大女儿，年纪轻轻的怎么突然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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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齐府的大厨房横向一连三间，东西走向，最东边的一大间是灶间，中间也是一个厅堂，西边的一间是仓库。穿过厨房的后面有一口水井，水井的旁边原来有一个凉亭，凉亭到后花园的中间曾有一间书房。日本鬼子把老宅当做宪兵司令部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把凉亭和书房拆了，水井也填了。
　　解放后，一九五九年开始的房产所有权改造中有一条规定，凡大宅中的厅堂、天井、过道、回廊、厨房、凉亭、花园，包括花园里的花木都不再属于原房东，所有权收归国家，具体管理归地方房管所。所以齐家的这三间厨房，东边的一间仍然是公共厨房，好几户人家在里面烧饭，中间的厅堂和西边的仓库都改为住房了。库房里住着张奶奶和她的外孙二傻，厅堂里住着孙拽子一家五口。
　　孙拽子家人多，孩子也大了，就在朝后花园的门口，搭了一间小小的披屋做厨房。白天做饭，晚上安一张床，给铁姑睡觉。
　　铁姑已经二十三岁了，是一个智障的姑娘，右腿还有残疾，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铁姑长得像丘碧霞，皮肤黝黑，眉清目秀。她总像吃不饱似的，而且吃相难看，像是怕别人抢她的似的，一口连着一口。盛饭的时候，她会把自己碗里的饭压得结结实实的，丘碧霞常骂她前辈子是个饿鬼。
　　由于吃得多，腿又不方便，她就不爱动，吃完饭端个小板凳，靠墙角猫着晒太阳，半眯着眼睛一晒半天，越不动越胖，越胖越不愿动。
　　铁姑虽然有智障和残疾，却是干家务的一把好手。父母亲白天出去干活，回到家时天都快黑了，两个弟弟年龄又小，做饭的事就落到铁姑的身上。铁姑每天都会在父母亲回家前把饭做好，可不可口就另当别论了。铁姑知道疼父母，特别是对父亲。给父亲盛饭的时候，她也会用力压一压，吃饭的时候，一定得到父亲的许可才会动筷子。所以，铁姑得到孙拽子的偏爱。
　　孙拽子不是宜市人，原籍是河南，大名叫孙家政。他可不是个等闲之辈，黄浦军校毕业的，解放前是国民党军队的少校副团长。他当营长的时候，在战斗中被炮弹炸掉了一只胳膊，伤好后升了官。解放后肃清反革命时，他被判刑十五年，“文革”前夕才被放出来。
　　孙拽子后来说，自己的胳臂是在和日本人打仗时炸掉的，他是抗日英雄。这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文革”后，就将他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拿掉了。
　　一九四八年他随溃军撤到了长江岸边的宜市，偶然地认识了当时随着母亲摆烟摊的丘碧霞。
　　在码头上卖烟的丘碧霞，躲不开国民党伤兵们的骚扰。她有几分姿色，麻烦更大。拿烟不给钱或少给钱，那是常事，丘碧霞能忍则忍，也不敢和妈妈说。
　　那天，丘碧霞在码头上叫卖香烟，感觉到一个伤兵老盯着她，就想躲开。可刚一转身，那伤兵就和她撞上了。“啪”的一声，一只小瓶子掉到地上，摔破了，瓶子里的水流了出来。那伤兵叫了起来：“赔，赔，这是盘尼西林。”盘尼西林就是青霉素，当时价格很贵，被称为软黄金。
　　丘碧霞吓傻了，慌乱中赶紧拿了一包前门烟递给伤兵。
　　那伤兵一挥手挡开了：“拿一包烟来蒙人，你也不看看摔碎的是什么？”
　　丘碧霞哀求着：“老总老总，我一个卖香烟的，哪里赔得起呀！”
　　伤兵梗着脖子说：“赔不起？赔不起拿人顶。”
　　丘碧霞一听，转身就跑。
　　那伤兵一把抓住她的胳臂：“往哪儿跑？乖乖跟我走。”
　　丘碧霞抢天呼地地哭了起来，那伤兵就是不放手。
　　孙拽子正好从码头经过，看见一个伤兵缠着一个正在哭的姑娘不依不饶。本来他也不想管，可看着丘碧霞突然心里一动，这满脸是泪的姑娘，太惹人怜爱了，于是就挺身而出。他捡起地上的碎玻璃说：“咱们先拿到军医院去化验，如果是盘尼西林我来赔，如果不是咱们去宪兵部。”
　　那伤兵听了看看他的断臂和军衔，想想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从此，孙拽子常常站在丘碧霞的烟摊边，俨然成了丘碧霞的护卫。后来，一半软一半硬，就把丘碧霞强占了。再后来，丘碧霞怀孕了，挺着肚子的丘碧霞不得不跟了他。肚子里的小孩不足月就生了下来，没有养活。
　　宜市解放，因为留恋新婚的妻子，孙拽子没有随国民党部队撤走，隐名埋姓留了下来。后来，他成了历史反革命，判了十五年的徒刑。
　　孙拽子去坐牢的时候，丘碧霞生了一个女儿，就是铁姑。那一年下大雪，雪后气温急降，满街的融雪结了冰。天再冷，老百姓也要出门搞嘴，没有固定经济来源的丘碧霞一家更是这样。已经怀孕快八个月的她，傍晚还是挎着个烟篮子出了门，准备到戏院门口去卖香烟。刚刚迈出后门，“哧溜”一下就摔倒了。街上没有一个人，她慢慢地爬起来，捡起摔得满地的香烟，仍然去卖烟了。晚上回到家里，到下半夜就开始肚子痛，天亮的时候支持不住了，去了医院，早产了。
　　孩子生下来只有三斤半，小得跟个猫似的。她出生后一声也不哭，全身乌紫，没有呼吸。医生都以为她死了，护士用一床旧床单把她一裹，送到医院锅炉房。那时医院里死了婴儿，都是送到锅炉房烧了。
　　值班的锅炉工是个酒鬼，正拿着一个酒瓶喝酒，看见护士送来一个死婴，就让她先放下。护士随手把婴儿放在锅炉前的一把煤锹上，转身走了。也许是锅炉前的温暖让婴儿活了过来，等到锅炉工准备将她抛进炉膛时，却看见婴儿在床单里动了一下。锅炉工以为自己喝多了，再定神看看，婴儿又动了一下。锅炉工抱起婴儿送到妇产科，冲着送死婴的护士就骂：“你害我不是，啊？你怎么把活孩子送到我那儿了？啊，你以为我喝两口就糊涂啦？啊，你想让我背一条人命啦？我烧死孩子，不烧活的！”
　　那送孩子的护士吓得哭了起来。于是，婴儿又被送回丘碧霞身边。丘碧霞说这孩子命硬，于是取了个名字叫铁姑。
　　丘碧霞奶水特别足，铁姑小时候长得胖，再加上像母亲一样有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非常讨人喜欢。但是铁姑只长身体不长心眼，开始学走路的时候发现她手脚也不那么方便，她是一个有残疾的孩子。
　　孙拽子出狱后，也许是良心不安，所以对铁姑特别疼爱。他在狱中憋了多年，出狱没几年便一鼓作气生了两个儿子，如今这两个儿子一个十七岁一个十六岁。孙拽子依然疼爱铁姑，有好吃的都先给铁姑吃。
　　孙拽子出狱后找不到工作，就帮妻子拉板车。
　　孙拽子身体好，有力气，很快就独自一人拉一部板车，妻子又去拉了另一部。两个儿子渐渐长大，在父母板车的旁边，套一个背绳，也帮着父母拉车。拉板车是多劳多得，孙拽子家有两部板车，经济收入比一般人家好。
　　有了一点钱，首先要改变的是家里的饭菜，还要保证孙拽子每天都能喝上一点小酒。所谓饭菜好，就是饭桌上要有肉。孙拽子一家都干重体力活，饭菜不能油水太少。他们家最爱吃的是粉蒸肉，他们家的粉蒸肉切得又宽又厚，孙拽子说，不这样，吃起来就不过瘾。
　　由于家里住房太小，除了寒冬腊月和刮风下雨，孙拽子一家人吃饭都在院子里。那天收工回家，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铁姑端上粉蒸肉，孙拽子先夹了一大块，大家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边吃饭就边谈起了闹狐仙的事。
　　丘碧霞说：“今天碰到曹老四，说老三上班了。”
　　孙拽子喝了一口酒，问：“他上班了吗？在码头上我怎么没看到他。”
　　孙拽子对曹老三一直有成见。他坐牢以前，曹老三总在后院练武，练得最盛的时候，能把那石锁玩出花样来。练完石锁，又噼里啪啦打拳。丘碧霞总夸曹老三一身好武艺，孙拽子就生气。他也有一副好身体，又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哪把曹老三这种“混混儿”放在眼里。无奈变天了，他又只有一只胳臂，心里有气，却不敢出声，只把丘碧霞往家里拉。后来，他去坐牢，每一次丘碧霞探监，他总要叮咛丘碧霞几句，不许和曹老三来往。他担心自己不在家，曹老三会占丘碧霞的便宜。
　　如今，摘了帽子的孙拽子，说话口气也开始大了起来，特别是在喝了几口小酒以后。他听到曹老三遇到狐仙切了手的事，就不以为然，说：“扯淡，什么狐仙，几口猫尿喝糊涂了，把自己的手切了，硬说是遇上狐仙了，丢人！”
　　丘碧霞说：“别胡说，还有何惠芳也看见了。”
　　孙拽子几杯酒下肚，用筷子指着前院说：“看见什么了？看见狐仙，她指给我看看。我倒是真的见过狐仙，不仅见过，还跟狐仙睡过觉了！哈哈哈……”接着，他就绘声绘色地讲起他在抗战时经历的一件事。
　　一九四二年，抗战最艰苦。当时他在冀中，日本鬼子大扫荡，搞“三光”政策。部队给养供不上，士兵们缺吃少穿，老百姓也很苦，家家都缺粮。后来就把部队分成小分队，化整为零，各自解决粮食和冬衣问题。他当时是副连长，带着勤务兵和一个向导冒着大雪去另一个部队借粮。走到半路，雪太大，就进了一个破庙。向导不愿进去，说这个破庙里闹狐仙。孙拽子不信，硬是拉着向导进了破庙，他们在破庙里清出一块地方，就躺了下来，饥肠辘辘昏昏欲睡。孙拽子刚刚迷糊一下，就感到有人在推他，是向导。睁开眼，只见香案背后白影一闪。孙拽子头皮一麻：真有狐仙？！
　　孙拽子掏出手枪，起身悄悄地朝香案背后摸过去。没有看见什么，却在地上看到一排人的脚印。他心里已经明白了一半，顺着脚印跟了过去。
　　脚印一直延伸进后面的二殿，果然看到那个白影轻手轻脚地走到二殿的香案前，伸手把香案上的供品，全部抱到怀里。白影转身要走时，却撞到跟在后面的孙拽子身上，吓得惊叫一声。孙拽子一把抱住了这白影，原来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
　　这女人想逃，无奈被紧紧抱住，不得动弹。眼见逃不了，双腿一软跪了下来，像捣蒜一样地磕头，双手仍然抱着那几个干瘪的供果不放。
　　那女人说：“我男人死了，家里有两个孩子和一个婆婆，没有一点吃的，我只能装鬼，靠庙里的一点供品度日。求老总放过我，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孙拽子认真地瞧一瞧这女人，长得还很端正。心想，能想出这么个点子度饥荒的女人，也不是个一般的村妇。
　　正在孙拽子动了恻隐之心时，这女人往香案旁的地上仰面一躺，腾出一只手，拉下了自己的裤子，闭上了眼睛……
　　这故事孙拽子已经说过好多次，当着儿女们的面，他只能说到这里了。以下的事情，孙拽子曾经说过几个版本，没喝酒的时候，说自己是正人君子，放了那个女人。喝了酒的时候，就说自己当时随手把那个女人给“办”了。
　　今天又讲起此事，他在故事的结尾说的是：“如果我们这儿闹狐仙，我也照样把她‘办’了。”说完，“吱”地吸了一口老酒。
　　意外就在这时候发生了。
　　孙拽子手中的酒杯还没放下，坐在他对面的铁姑，突然抱着脖子站了起来，满脸乌紫，喘不过气来，站在原地上下地蹦。
　　原来，孙拽子讲狐仙故事时，铁姑一边聚精会神地听，一边也没忘记吃粉蒸肉。大约是听得太专心了，竟把一块肉含在嘴里忘了嚼。正听得入神，突然看到窗台上闪过一道白影，嗞溜一下就上了房梁，她吓得一下子把嘴里的肉咽下去了。
　　孙家的粉蒸肉切得特别大，铁姑吞进去以后，就梗在了喉管里。她死命地往里吞，吞不下去，又想往外吐，也吐不出来，肉块堵住了呼吸道，她憋得站了起来，又蹦又跳。
　　孙拽子一急，使起了蛮劲。他用那只健全的手朝铁姑腰间一抄，然后把她头朝下，接连上下揣了几次，肉还是没吐出来。又揣了几个来回，铁姑已经没有气了。孙拽子只好将她放下来，只见她眼睛盯着房梁。孙拽子下意识地朝房梁上望去，一道白影一闪，不见了。
　　铁姑被送到医院里，医生说，已经晚了，粉蒸肉堵住了气管。
　　人被肉噎死，像个天方夜谭，却真实地发生了，就发生在老宅里，发生在出现狐仙以后。
　　铁姑死了，孙拽子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人也迅速老去，步履蹒跚拉不了板车了。
　　孙拽子死了女儿，可老宅里的人不同情他，他们说，这是因为孙拽子亵渎了狐仙，遭到了报应。曹老三也是因为亵渎了狐仙才切了手，都是报应。
　　丘碧霞虽是个女人，承受打击的能力却比坐过牢的孙拽子还要强。她操办完女儿的丧事，就在家里供了一尊观音，每天早晚奉香。然后，又出去拉板车，孙拽子不能拉了。本来生活已经宽松一些的丘碧霞，女儿铁姑一死，就好像人生又走了一个轮回，重新背起了板车的背带，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儿子，用那架板车来承载全家的生活。
　　他们家从此再不吃粉蒸肉，连提也不提一句。
　　在孙拽子家忙着操办铁姑丧事的时候，老宅里还有两个人也忙得不亦乐乎，一个是程基泰，一个是钱启富。程基泰在忙着找港商黄瀚浩，市里、区里、街道上，都在跟他要人呢！丁主任成天盯着他问：“你程基泰说得那么有板有眼，怎么人都不见啦？”
　　程基泰说：“是呀，黄先生分明说是来找投资项目的，翠玲信上也是这样说的，现在项目还没着落，怎么说走就走了？也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为了证明自己说的不是假话，程基泰还把女儿的来信拿出来给丁主任看。
　　不看程翠玲的信还好点，丁主任一看那写得歪歪扭扭错字百出的信，心里就更没底了，她怎么能相信这个当初的重点帮教对象的话呢？但她也不希望这是一场乌龙，因为程基泰是她介绍给区领导的，只好一个劲地催着程基泰早点和港商联系上。
　　程基泰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天往迎江宾馆跑，打听港商黄瀚浩来了没有，每次都失望而归。一天，他离开宾馆总服务台的时候，听到那位女服务员不耐烦地跟另一位服务员讲：“怎么总有人打听这个黄先生，刚才还有一个姓钱的来打听过。”程基泰知道，这个姓钱的一定是钱启富。他突然想起来，钱启富也许和黄瀚浩有什么约定，否则为什么也来宾馆找。于是，他就去找钱启富。
　　过去，钱启富没事的时候，总喜欢在床上躺着。看到邻居张和顺总出去散步，很不以为然地说，站着不如坐着，坐着不如躺着。现在他没事却喜欢在街上转悠，程基泰在街上找到了他：“老钱，我请你陪黄先生去徽州玩玩，怎么回来后，黄先生连声招呼也不打，就一个人走了呢？”
　　钱启富把程基泰拉到一个茶馆里坐下来，要了一壶茶。他说：“是呀，我也不知道。那天分手的时候，他也没有说要走啊。”
　　程基泰焦急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翠玲信上说，黄先生是来找投资项目的，要我帮忙。项目我已经给他找着了，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呢？”
　　钱启富一听就明白了，他知道黄瀚浩找的“投资项目”是什么，但他不能告诉程基泰。看着蒙在鼓里一无所知的程基泰，心里有点不忍，毕竟是程基泰介绍黄瀚浩和他认识的，自己又得了这么多的好处。现在程基泰急成这样，虽然帮不上忙，但，也应宽慰他一下，就说：“黄先生还会来的，很快就会来。”
　　“哦！”程基泰急着又问，“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还会回来？”
　　钱启富说：“我想很快的，因为他跟我说，他在宜市还有事情要做，我今天也到宾馆去打听了一下。”
　　程基泰马上很警惕地问：“什么事？什么事还要做？”
　　钱启富知道不能再多说了：“这我就不知道了，黄先生没有跟我说。他只是说，再来，还要邀我去徽州。”
　　“啊？还要去徽州？”程基泰心里很是不明白，徽州去玩一次就行了，还要去？
　　程基泰想，我每天都去迎江宾馆守着，宜市只有这一家涉外宾馆，看你来不来。
　　钱启富虽然有点同情程基泰，但他有自己的重要事情做。黄瀚浩请他当“掌眼”，“掌眼”必须要“掌”到东西。可东西在哪里呢？需要自己去找。
　　今天，钱启富突然想起，“文革”中抄家时，抄出过很多东西，这些东西一部分被破坏了，一部分被放在当时公检法联合办公楼的一间仓库里。后来军代表进驻，对这些东西进行过一次清理。负责清理工作的是一位副团长，文化不高觉悟高，在清理中一再强调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那些带点金色银色的饰品都送到银行里去了，书画作品每幅都打开来看，如果画的是才子佳人，就当做“四旧”烧了，如果画的是山水花鸟，就送给了文化局，还有一些文房四宝之类的东西，负责的军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