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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和蝴蝶-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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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时就干了，心里不知道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
《万物生长》出书的过程同样漫长。二十几家出版社的编辑看过叫好之后，摇摇头说，“想骟成太监都不行，浑身都是小鸡鸡”。好事的勉强通过，呈送上级继续审批，我于是知道了出版社的组织结构和审批流程：编辑，编辑部主任，主编，社长。每个环节，都可以毙掉一本书。二十几家走过的好处是，这个小圈子里有了口碑，一半以上的编辑写信，说，“真遗憾，下本书，收敛些，我们一定合作。”一年之后，纸书终于出来了，删改得尼姑不像尼姑，和尚不像和尚，封面为了掩人耳目，配合书名，做得好像教导群众如何施肥养花的科普读物。
现在回想写《万物生长》的时候，好像曾国藩初带兵，“不要钱，不怕死”，我心中了无羁绊，我行我素，无法无天。我甚至忘了早已经学会的好些小说技巧，后来回看我高一写的一个长篇，远比《万物生长》行文老练干净，更像能在《收获》发表的样子。我想，我是土鳖，别太苛求自己。跟生孩子一样，肚子里有要表达的东西，猫三狗四人十月，一直挺着，到时候自然有东西出来。
写出来的东西，仿佛生出来的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成什么样的气候，是他自己的造化了。
写完寄给我的医学院时候同宿舍的下铺，他当地时间早上五点给我打电话，说，看了一晚，决定留到女儿长到十八岁，给她看，原来老爸就是这样长大。寄给我过去的相好，她打来电话，一句话不说，停了一晌，挂了。我当时想，《万物生长》不是我最好的东西，也一定不是我最差的东西，要是有十本类似的东西，我就不算是土鳖了吧，和作家们喝酒的时候也不用印帕称げ恢叱芰税伞�
过了两年，初版的《万物生长》已经断货。E书先生、少妇杀手、出版家熊灿好事，说有热情出全本，让更多的人知道，有些人这样长大。我想，害别的书商也是害，不如害个有热情的。唯一提了一个要求，再版，原作一个字不能删，该是尼姑的地方是尼姑，该是和尚的地方是和尚。
是为序。
2004。5。1
/* 42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序
从时间上说，这篇东西是《万物生长》的前传。从内容上说，与《万物生长》没有任何关系。之后会写一篇《万物生长》的后传，写一个从北京到美国，混不下去再从美国回到北京的庸俗爱情故事，题目暂定为《北京北京》。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写作动机非常简单，在我完全忘记之前，记录我最初接触暴力和色情时的感觉。
十七八岁的男孩，斜背一个军挎，里面一叶菜刀。腰间挺挺的，中横一管阳物。一样的利器，捅进男人和女人的身体，是不一样的血红。
那时候，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激素分泌正旺，脑子里又没有多少条条框框，上天下地，和飞禽走兽最接近。但是，这些灵动很快就被所谓的社会用大板砖拍了下去。双目圆睁、花枝招展，眼见着转瞬就败了。有了所谓社会经验的我，有一天跑到南京玩，偶然读到朱元璋写莫愁湖胜棋楼的对子：“世事如棋，一着争来千古业。柔情似水，几时流尽六朝春。”当下如五雷轰顶：我操，又被这帮老少王八蛋们给骗了，朱元璋的对子白话直译就是：控制好激素水平，小心安命，埋首任事，老老实实打架泡妞。朱元璋是混出名头的小流氓，聚众滋事，娶丑老婆，残杀兄弟，利用宗教，招招上路而且经验丰富，他的话应该多少有些道理。
那时候，在北京晃荡，最常见的一个汉字就是“拆”。刷在墙上，多数出自工头的手笔，白颜色的，平头平脑，字的周围有时候还有个圈、打个叉。
“拆”不是“破”，“拆”比“破”复杂些，不能简单地一刀捅进去，需要仔细。本来想抓来做书名，反映当时的活动和心情。但是书商嫌名字太平，而且也被一些现代艺术家反复使用。既不抓眼，又不原创，于是算了。
那时候，听崔健的歌，看他一身行头，像动不动就号称帮我打架的大哥。记得他有一句歌词，说有了一个机会，可以显示力量，“试一试第一次办事，就像你十八岁的时候，给你一个姑娘。”我感觉，改改，是个好的小说题目，决定拿过来用用。
2003。6。1
/* 43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后记
一年无休，攒了四周假期，年底在家赶这篇小说。空调开足，屋子里挺暖和，买了一个奇贵的
“大彬”款的紫砂壶，骨相合度，腻不留手，泡老朋友新送的铁观音。随便找几本书放在旁边，起兴，就像行房前放半部毛片。有商务印书馆的《新华字典》，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塞林格的《九故事》，亨利·米勒的《南回归线》，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心想，写不过《新华字典》，总写得过《在细雨中呼喊》吧。
这篇长篇有个叫《朱裳》的中篇雏形，写得很早，两三万字，过了十年重看，文艺腔很重，幼嫩可笑，但是反映当时心境，是好的原材料。那个中篇参加过第一届亦凡网征文大赛，当时互联网泡沫还没破，得了第四名三等奖和三十块美金的支票。当时我在亚特兰大，三十块美金买了十斤青壳蟹和好些美国人不吃的猪肾，吃了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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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鲁迅文学研究院给的评语如下：
“该作品时空跨度大，题材领域广。作品旨在对青春期少年的性心理和逆反心态进行探求和剖析。作品融入了家庭、社会和学校的环境，并将之置于特定的历史的背景之下，使这一探求具备一定的深度。
“风格奇巧，语言幽默，对作品的艺术把握到位。足见作者内力深厚。”
“在摹写社会阴暗面、青少年邪促心理及逆反行为时，由于作品本身浓郁的夸饰风格及其因此带来的欣赏笔调，容易在未成年的读者群中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我尤其喜欢评论的最后一段，感觉自己像是巫师，具备了蛊惑人心的超能力。于是决定不改变这个中篇的故事线，在简单的线索推进中，通过回忆、想象和虚构，让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构成长篇。在这个过程中，出版家熊灿先生和我反复强调情节和故事对于一个畅销长篇小说的重要，我反复强调，我不是在写一个中学生早恋故事，我要唠叨，我要写作的快感，我要纪录我感受到的真实。畅销与否，对于我是次要的。为了对文字的责任和自己的快感，在故事情节与还原状态之间，我再一次选择了后者。为了增加说服力，我引用郑燮的话：“郑板桥画竹，胸无成竹，浓淡疏密，短长肥瘦，随手写去，自尔成局，其神理具足也。”为了增加诱惑力，我对出版家熊灿先生说：“这本就算了吧。第三本长篇会有一个庸俗爱情故事，涉及暴力、金钱和性，到时候还请您做。”
最不喜欢一个人吃饭。在赶小说的过程中偶尔和几个小说中的原型吃饭，最后都是对着窗外的冬天，喝一口燕京纯生，感叹“人生苦短，还是喜欢干点什么就趁早干点什么吧”。
写长篇是个力气活儿，适合三十至五十岁干。写了一个座右铭激励自己：“熟读离骚痛饮酒一日五千字”，几天下来，不仅头痛，而且肩背痛，不知道岁数再大些，会是什么鸟样。
写长篇多数都有一个“坎儿”，大约在写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出现，不知道如何是好，觉得之前写的都是垃圾。写这篇的时候，“坎儿”来得早，三分之一的时候就感觉到了。最大的失误是，“坎儿”来的时候，我抓起外衣去逛书店。灯市口大街北边有个打折书店，新书堆着卖，跟冬储大白菜似的，汗牛冲栋，从地板一直瘀到屋顶，王小波的全套四大本文集才卖二十元。当时一个恍惚，如五雷轰顶，信心顿失，这里面多少垃圾呀？五百年后有多少书还有人读呀？在这种认识下，要多大的牛逼和多大的自大狂才能撅着屁股写成十几万字，然后印在干干净净的白纸上，糟践好些用来制造白纸的树木和花花草草。想起那个日本鬼子芥川龙之介，怀疑自己能力的时候就打开阁楼的窗户，向着虚空，大声叫喊：“我是天才。”最后还是没用，三十五岁服了安眠药死掉。
回想自己，实在没有写作的必要，这绝对是个“熵”减少的过程。老老实实作咨询报告，一张A4纸，按幻灯格式横过来写，可以收客户两万。“桃花落尽子满枝”，过去操场上领操的校花，如今正考虑什么时候破坏国家政策生第二胎，要不要自己开个幼儿园。何苦打着纪录生命经验的旗号，再意淫人家一遍？
于是热烈地盼望再有几个长假，把我不能不落在纸上的东西写完。写完了，心里面就该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了吧。再见老相好也能心如古井水，没有一丝波澜。于是热烈地盼望着没有写作冲动的那一天，然后就号称自己尘务经心，天分有限，一个字也不写了，就像热烈地盼望着阳痿的到来。
野史说，江淹才尽后，过着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的幸福生活。我愿意相信。
2003。4。1
/* 44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后记（1）
《欢喜》代序：差一点成了忧伤的仲永
我写《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初衷是，在我完全忘记之前，记录我最初接触暴力和色情时的感觉。但是，当我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写晚了。尽管我有小时候的八本日记，有二十三岁的时候写的一个两万字中篇小说，但是，我想那个姑娘的时候，心跳再也到不了每分钟一百二十次，手指再也不微微颤抖。王朔写《动物凶猛》的时候，也反复在
正文里怀疑并否定自己记忆和叙述的真实性，以致息淹雄心，把一个长篇的好素材弄成个中篇，硬生生结了尾巴。
我想到的补救办法是，全篇引入成年后回望少年时代的视角：书中的少年人偷窥当时周围的世界，写书的中年男子二十几年后偷窥书中的少年。姜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结尾用了一点点这样的处理：加长卡迪拉克转上建国门立交桥，长大了的混混们喝着人头马XO，看见儿时的傻子骑着棍子走过，傻子对他们的评价依旧：傻逼。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初稿完成，我换了工作，换了城市。原来在北京的房子大，四壁都是书架。香港的房子比我原来的厕所大点有限，睡了人就不能再放书。我把所有的书装了四十四个大纸箱，四吨多，堆到大哥家某间十几平方米的空房。
“地板禁得住吗？”我问。
“没问题。塌了也砸死楼下的。”我哥说。
我大哥赋闲在家，我说，别无聊，你每年打开一个书箱，全部读了。四十四箱书读完，你就成为了一个幸福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快要告别人世的人。
在书籍装箱的过程中，我找到自己一堆手稿，搞不清楚是过去的情书还是无病呻吟的文字，反正都没兴趣，飞快收拾起来，免得老婆看见生事儿。有过教训：我一个学计算机的朋友，被老婆发现他大学时代写给其他姑娘的情诗，勒令三天之内写出十首新情诗献给老婆，要比舒婷写得好，诗里还不能有“0”或“1”。
修改《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时候，我明白，这是我最后一个机会谈论这个主题，忽然想起那些手稿，想找出来看看有哪些素材可以废物利用。于是，2004年3月，在我满三十三周岁之前，我发现了一部我十七岁时候写的长篇小说：蓝黑钢笔水写满的三百二十七页浅绿色稿纸，封存在一个巨大的牛皮纸袋子里，竟然是个结构和故事极其完整的长篇小说，不可割断，不可截取，《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几乎一点也用不上。
奇怪的是，十六年之后，我对这本长篇小说的记忆几乎丧失，什么时候写的？为什么写？当时的情景如何？那个女主角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全部忘记了？我无法回答，甚至那些蓝黑钢笔水的字迹和我现在的字体都有了本质的差别，要不是小说结尾清晰写着1989年9月，要不是手稿沉甸甸攥在我手里，我不敢相信这个东西是我的。我心虚地举目四望，周围鬼影憧憧，我看见我的真魂从我的脚趾慢慢飘散，离开我的身体，门外一声猫叫。
我托人将手稿带给出版家熊灿，他说找人录入。他是个有明显窥阴癖倾向的人，在录入之前就偷偷看了手稿。打来电话：“你丫小的时候，写的小说很有意思。有种怪怪的味道，说不出来。”“我打算友情出让给我的小外甥王雨农，让他用这本书和他七岁的傲人年纪，灭了韩寒和郭敬明，灭了王蒙的《青春万岁》。”
“不好。浪费了。要你自己用。简直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的阴柔纯情版哦。”
“你觉得比《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还好？”
“比《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真实哦，简直就是活化石，恐龙蛋，有标本价值。你现在和王朔当年一样，记忆都有了变形。嘿，总之，比《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强。”
“你是说我这之后的十六年白活了，功夫白练了。日你全家。”
“你的孤本在我手上哦，语言要检点哦。毁了之后，没有任何人能再写出来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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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个有所有可能的地方，我的手稿少了一页，就找人剁掉你一个指头，少了十页，就剁掉十个指头，少了十一页，就剁掉你的小鸡鸡。”
择了个吉日，我重新校对了一遍。我不相信熊灿的判断，我自己的判断是，优点和不足同样明显。小说语言清新，技巧圆熟，人物和故事完整，比我现在的东西更像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对少年的描写，细腻嚣张，是我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见过的，我现在肯定写不出。但是，思想和情感时常幼稚可笑，如果拿出来，必然被满街的男女流氓所伤害。
我有过多次冲动，想动手修改这篇少年时的作品，按照现在的理解，掩饰不足，彰显优点。但是每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稍稍动手就觉得不对劲儿。思量再三，决定放弃修改，仿佛拿到一块商周古玉，再伤再残，也决不动碾玉砣子，防止不伦不类。等到我奠定了在街面上的混混地位或是四十多岁心脏病发作辞世，再拿出来，一定强过王小波的《绿毛水怪》和《黑铁时代》。随手给这个长篇起了个名字，叫做《欢喜》。也只有那个年代和年纪，有真正的欢喜。
最后，打电话给大哥，开箱翻书的时候一定留神，要是再发现整本的手稿一定要告诉我。没准在那四十四个大箱子里，还隐藏着我少年时代写成的另外三四个长篇小说。幸亏这些小说当时没有在街面上流行，否则作者现在就是另外一个忧伤的仲永。
/* 45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后记（2）
2004。5。1
/* 46 */换个裤头换个城市（1）
我原来以为，换个工作，换个城市，就像换个裤头那样简单。
当时一个人从北京去美国，四六不懂，也就是简单托运两个巨大的箱子，随身书包里几十张盗版光盘，贴肉钱包里几张薄薄的百元绿色美钞，我首都机场里抱了一下面目如春花身体如高粱饴的女友，向老妈老爸挥了一下手，在飞机上曲折婉约地睡了一觉儿，就到美帝国主义的地方了：多数人讲英文，花草整齐，地上没痰和烟头，咖啡和可乐都散发着资本主义
的味道。
所以想象从中国的北京转到中国的香港，我想应该像换个裤头那么简单：旧的褪下来，扔进洗衣机，新的从衣柜里拿出来，踹两下腿套上身体。
但是，离开北京就是第一桶麻烦。
虽然人实际上受雇于外企，但是名义和手续上我的单位是外企服务公司。外企辞职，签署各种保密协议和非竞争协议，交还机要文件、钥匙、秘书、门卡、公司信用卡、手机、电脑之后，还要去外企服务公司。在外企服务公司，我要结算我的各种福利保险，住房基金，具体金额的算法比对冲基金的高级操作还复杂，基本上它给我一个卡，给我多少我就拿多少，密码还不告诉你，还发给我一个存折，和这个卡不是一个银行的，这个卡和这个存折什么关系，一层楼的人也没能跟我说明白。还有，我的档案要存在北京市人才（公司？不知道），交几百块，别问为什么。我也可以存别处，但是别处没有在外企公司现场办公，至于别处是哪些去处，在什么地方，什么价钱，北京市人才派出的现场办公人员不知道。还有，我的户口要自己存街道，我的医疗卡和缴费纪录我要自己留着。
然后是处理身外之物。先是房子，房子先要租出去，靠着我的极简主义的装修风格，我租给了一个英国大使馆做文化艺术项目的半大老头。项目做四年，房子就租四年。那个装修是京城室内设计大师孔大的作品，孔大的特点是才气大，手巧，有急智，热爱妇女，人住澡堂，手机不在服务区。本来房子是北欧风格的，有个真正的壁炉，大理石的，什么“蓝钻”和“黑金沙”，壁炉前懒睡一条狗。后来孔大说，时间不够了，“改现代日式吧。日本其实最好地继承了汉唐风骨，而且日本人咸湿”。后来孔大说，时间不够了，“改极简主义吧，最省钱的就是最好的，少就是多，少就是好”。就像相声里说的，画个扇面，美女换成张飞，张飞变成大树，最后只能扇面涂黑写两个金字完事儿。后来，房子租给英国人之后，孔大说，“欧洲人，艺术眼光最好”。我要搬出去，光书就装了四十四箱。不可能搬到香港，香港一个岛的书都没这么多，这些书进了我香港的房子，我只有踮着脚尖坐在厕所里睡觉了。实在没人可欺负了，还有父母。书堆进老妈原来的卧室，箱子摞了三层。老妈在美国叫嚷，楼板要塌的。我说，我问过孔大，民用楼板设计强度是一平方米一百五十公斤，实际负载量可达三百公斤，我的书平均下来，也就是一平方米一百三十多公斤。老妈继续在美国叫嚷，楼板要塌的，楼下住着的老蔡是个好人。我说，您放心吧，我堆上书之后，还在楼板上跳了好些下，没塌，还到蔡伯伯家去了一次，相应天花板上也没看到裂缝。再从美国打电话来，是姐姐，说老妈做梦把书箱子从一个屋子挪一些到其他屋子，累惨了，心脏病犯了。除了房子，还有宽带网，我跟英国大使馆的半大老头说，还是留着吧，北京也没有《阁楼》卖，你老婆也不在，他说，是啊是啊。还有手机，申请了一个语音信箱，中英文各录一遍，大意说，我到南方去了，有话就撂下。反复听了好几遍录音，才勉强接受，电话里那个公鸭嗓的男声是我自己的。
然后是处理身外之羁绊。颐和园的西堤和故宫后屁股上的筒子河，我带不走，但是要使尽全身力气，恶狠狠地看一眼，闻一鼻子，能摸的地方慢慢摸两把：一棵是桑树，另一棵也是桑树。古玩城带不走，但是坏蛋仗义行侠的玉商小崔劝慰我，香港有个荷里活道，道上也有坏蛋玉商，如果我眼力比他们毒辣，这些坏蛋玉商偶尔也被迫仗义行侠，“还有，还有，记住，别买传世的，一定只要大开门的生坑货。”小崔说。酒肉朋友带不走，我在一周的时间里，每天赶三个局，基本都见过了，至少能抵三四个月，不去念想。康宁按摩院的独眼龙老白带不走，我连着做了三个钟，肉体开始恢复弹性变得如同高粱饴，“别急，我决定下月开始到旁边的朝阳中学学习游泳，听说从珠江口游水过香港并不遥远，听说香港最便宜的按摩一个钟也要一百三十八元港币。”独眼龙老白说。三联书店带不走，又买了十几本，行李装不下，继续堆到摞了三层的书箱上，反正楼板下的老蔡总是有危险，反正老妈认定楼板要塌，定了机票，说医生许可之后就飞回来，调整书箱，救老蔡。
然后还有到香港的第二桶麻烦：旅行手续，工作手续，房子，手机号码及通知所有同志，银行户头，宽带登记，书店，技术好的盲人按摩院，各种银行卡飞行里程卡的联系办法更新。
工作需要，间或要去蛇口，然后便有到第三桶麻烦：旅行手续，工作手续，房子，手机号码及通知所有同志，银行户头，宽带登记，书店，技术好的盲人按摩院，各种银行卡飞行里程卡的联系办法更新。不期望蛇口会比香港少多少麻烦。同叫中国移动和建设银行，北京分公司和广东分公司几乎是两个公司。我不抱任何希望。
/* 47 */换个裤头换个城市（2）
所以，如果不考虑思念，纠缠，反复，以及双方亲友团，简直比换个老婆还麻烦。其实，我和老婆有各自的身份证，护照，手机，分开的户头和房子，技术好的盲人按摩院可以共用。过来人孔大说，其实，现在实行新的离婚法了，手续可简单了，将来就更方便了：有个机器像是自动取款机，两个人用结婚证一刷，自动离婚机的玻璃罩子就打开了，屏幕上说，你要离婚吗？两个人同时按Y，再分别按个手印确定，自动离婚机里伸出一把剪刀，把结婚证剪了，然后伸出一只小手，一人一个巴掌扇出来，然后就结束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WTO了，奥运会就要来了。日子好，即使不能长生不老，总还是希望能延年益寿。两种办法能够延长生命。第一，活得长些。如果活到一百六十岁，相比常人，你就活了两辈子。第二，多些变化。每天换个裤头，每周换个计算机桌面和MSN显示名称，每月换个网名和电邮地址，每两三年换个城市，相比常人，你多活好几辈子。
我想，尽管麻烦，第二种还是比第一种容易些。
2004。8。25
/* 48 */你一定要少读董桥
在走过的城市里，香港最让我体会后现代。我对后现代的定义非常简单：不关注外在社会，不关注内在灵魂，直指本能和人心，仿佛在更高的一个物质层次回到上古时代。
在长江中心的二十五层看中环，皇后大道上，路人如蚂蚁，耳朵里塞着耳机，面无表情，汽车如甲虫，连朝天的一面都印着屈臣氏和汤告鲁斯（内地译为汤姆克鲁斯）新片《最后的武士》的广告。路人和汽车，都仿佛某个巨型机器上的细小齿轮，高效率高密度地来来往
往，涌来涌去，心中绝对没有宏伟的理想和切肤的苦难。绝大多数人的目的简洁明了：衣食住行，吃喝嫖赌，团结起来为了明天，明天会更美好。
所以很容易说香港没文化，是个钱堆起来的沙漠。这个我不同意。香港至少还有大胖子才子王晶，陈果，还有酷哥黄秋生，曾志伟。但是，这样的地方不容易长出像样的文字。李碧华是异数。即使中非某个食人部落，几十年也出一个女巫，善梦呓，句式长短有致，翻译成汉语，才情不输李清照。
有人会说，香港有金庸。可是，金庸有文化吗？除去韦小宝的典型性直逼阿Q，其他文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略同《七侠五义》，低于《水浒传》。而且，金庸的幼功是在内地时练成的，和国民党的教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到了香港以后，基本是输出。
还有人会说，香港有董桥。
董桥的背景灿烂：台湾外国语文学系的科班、伦敦大学的访问学者、美国新闻处《今日美国》丛书编辑、英国BBC时评员、《明报月刊》总编辑、《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中年藏书家、英国藏书票协会会员。在海外，有苏柳鼓吹，在大陆，有陈子善呐喊。苏柳写过一篇文章，陈子善编过一本文集，题目都叫《你一定要读董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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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评小资必读作家，董桥必列其中。
董桥的好处，反反复复说，无非两点：文字和古意。
董桥的文字，往好了说，仿佛涂鸦癖乾隆的字，甜腻。仿佛甜点，吃一牙，有滋味。吃几坨，倒胃口，坏牙齿。比如：“笔底斑驳的记忆和苍茫的留恋，偶然竟渗出一点诗的消息。”比如：“窗竹摇影，野泉滴砚的少年光景挥之不去，电脑键盘敲打文学的年代来了，心中向往的竟还是青帘沽山，红日赏花的幽情。”比如写吴仪：“那样的姓氏，描画的注定是唐朝当风的吴带。圜转的美姿，飘举的美服，不像出水的曹衣那般又紧又窄，像的是苏曼殊笔下静子手持那帧缋绢的仕女，一袭碧罗散发万种消息，怨不得记者会上那个俄罗斯大胡子记者忍不住问她可不可以吻她一下，她立刻用俄语说：”当然可以！‘“比如写张国荣：”古典的五官配上玲珑的忧郁，造就的是庸碌红尘中久违的精致：柔美的围巾裹着微烧的娇宠，矜贵的酒杯摇落千载的幽怨。暮色里，晚春的落花凝成一出无声无色的默片，没有剧本，不必排练，只凭一个飞姿，整座抱恙的悉城顿时激起一串凄美的惊梦……“
其实写这种东西，用不着董桥。我见过几个以写青春美文出名的东北糙汉，经常在《希望》、《女友》之类的时尚杂志上发文章。听说冬天三个星期洗一次澡，夏天两个星期洗一次澡，腋臭扑鼻，鼻毛浓重。他们张口就是：“紫色的天空上下着玫瑰色的小雨，我从单杠上摔了下来，先看见了星星，然后就看见了你。”
董桥小六十的时候，自己交代：“我扎扎实实用功了几十年，我正正直直生活了几十年，我计计较较衡量了每一个字，我没有辜负签上我的名字的每一篇文字。”他一定得意他的文字，写过两篇散文，一篇叫《锻句炼字是礼貌》，另一篇叫《文字是肉做的》。这些话，听得我毛骨悚然。好像面对一张大白脸，听一个六十岁的艺妓说：“我扎扎实实用功了几十年，我正正直直生活了几十年，我计计较较每天画我的脸，一丝不苟，笔无虚落，我没有辜负见过我脸蛋上的肉的每一个人。”
文字是指月的手指，董桥缺个禅师帮他看见月亮。意淫的过程中，月上柳梢头，在董桥正指点的时候，禅师手起刀落，剁掉他指月的手指。大拇指指月就剁大拇指，中指指月就剁中指，董桥就看见月亮了。
董桥刻过一枚“董桥依恋旧时月色”的闲章，想是从锻句炼字中感觉到旧时的美好。旧时的美好还延伸到文字之外的东西：比如“鲁迅的小楷，知堂的诗笺，胡适的少作，直至郁达夫的残酒，林语堂的烟丝，徐志摩的围巾，梁实秋的眼镜，张爱玲的发夹。”这些“古意”，又反过来渗入董桥的文章，叫好的人说恍惚间仿佛晚明文气重现。
学古者昌，似古者亡。宋人写不了唐诗，元人写不了宋词。忽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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