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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规行动-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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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春听说南州市政协要讨论常委人选问题，像是久居戒毒所的瘾君子忽然看到了一袋白粉，马上活跃了起来。他立即拿起电话，想想不对，不能用这只电话打。于是，他穿好衣服，走出家门，来到马路边的一只公用电话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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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他拿起电话拨号码时，几名便衣公安围了过来，将他塞进了路旁的一辆轿车内，并且马不停蹄地将他押回南州。
这个何春，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于1935年生于青云，后考入省体院，毕业后一直在他的母校青云中学当体育教师，1972年到香港定居。他之所以能到香港，靠的就是他的叔叔何大德。何大德是香港一家著名企业的老总，近年来仅在家乡青云用于公益事业的捐助款就达上亿元人民币，因而对家乡人来说，何大德的确可谓是德高望重。青云市的学校、公园里，都有他的塑像。
何春投奔叔叔后，于次年成立了亚洲贸易公司，经营一些零头布。后在大陆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他开始将叔叔何大德公司里的尼龙丝销往大陆，并将亚洲贸公司改为亚洲国际有限公司。由于在大陆享受免税政策，轻而易举地就赚了四千万港币。他用这笔钱买了写字楼和住宅楼，发现房价涨得很快。后来，大陆开放了，对大陆做尼龙丝业务的人也多起来了。于是，何春便放弃了尼龙丝业务，转而投向房地产开发。为了便于房地产开发，他先后办了20多家公司。到目前为止，他的资产有十几亿，但因近年形势不佳，负债也上十亿，估计净资产还有几个亿。
市公安局在对何春进行预审的同时，易锋让程祖等人拟定一个询问提纲，准备好对何春进行谈话。重点是问清南州国信投入资金的去向，以及何春与夏文成之间的个人经济来往情况。
易锋对程祖道：“何春与夏文成之间关系非同一般，特别是夏文成有恩于何春，帮他解决了那么多资金，估计他不太容易开口。因此，你们要认真研究，抓住他的弱点所在，逼他主动就犯。”
程祖带着办案人员来到南州市看守所，对何春进行谈话。从有关材料上了解到，何春的父亲在解放前就去了台湾，于六年前去世。他的母亲已仍住在台湾，现已88岁高龄，身体也不太好。更要命的是，何春的女儿从9岁起就得了精神病，和奶奶生活在一起。何家家风比较正，子女都很孝顺，也很讲亲情。何春的二妹现在台湾，为了更好地照顾老母及侄女，她至今未嫁，还是个老处女。何春本人也常回台湾看老母和女儿，不想让亲人们为他担心。特别是进了看守所后，他不敢在电话里把真实情况告诉她们，只是说生意上的事情比较忙，要在大陆多担搁一段时间。另外，何春近来生意上颇为不顺，亏损面比较大。但总体上来看，他的众多企业中，仍有一些盈利，特别是在台湾的一些企业，效益仍然比较好。因此，何春“破罐子破摔”的可能性并不大。
程祖分析了何春急于立功脱身的心理，展开了思想攻势。经过耐心说服教育，何春终于摸了摸那一头灰白的短发，在三五牌香烟淡淡的烟雾熏绕下，开始了他与夏文成交往的回忆。
事情要回溯到六年前。何春陪同他的叔叔何大德到青云市政府捐款兴建医院、图书馆、学校、大会堂等工程，总出资额近一亿元人民币。这位富翁叔叔顿时成为青云市人人传颂的新闻人物，成为家乡人民的骄傲和榜样。当时的青云市长夏文成当然要出来热情接待，因而也认识了陪同叔叔前来捐款的何春。当时，夏文成即提出让何春到青云市来投资，但他这位德高望重的叔叔却投了反对票。他说：“我在青云捐款，侄子在这里投资赚钱，传出去的话人家要说闲话的。”何春虽然没能在家乡投资兴业，但毕竟认识了夏文成这位市里的大人物，双方的关系有了一定的基础。第二年，何春再到青云时，听与夏文成同样关系很好的港商洪朴说夏文成已经调到南州国信公司当老总去了。国信既是个企业，又像是个银行，资金相当雄厚。何春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就有了主意，便一心想进一步与夏文成搞好关系。
这年年底，洪朴告诉何春，说夏文成将带着国信公司的一班人到香港来考察。何春听说后便主动与夏文成联系，邀请他到何春公司所在地的香港会展中心写字楼坐坐，介绍公司的经营情况和香港房地产情况，还参观了何春买下的三层办公楼。
何春为了达到拉夏文成入伙并占用其资金的目的，有意向夏文成展示其公司的实力。在带他参观了办公楼后，还去看了其他一些地方的物业，这些物业名义上是何春的，但其实是他按揭供楼的房产物业，事实上何春在资金方面已经有些困难了。但夏文成被他的假象所蒙蔽，对何春的实力深信不疑，而且对何春提出要“组织一家公司一起搞房地产生意”的设想非常赞同，他认为这个思路非常正确，可以考虑，他说：“我倾向于搞房地产”。同时，还问了手续怎么办。何春说，手续很简单，一个礼拜就可以办好。何春请夏文成等人吃了晚饭后，还特地邀请他们洗了桑拿。
四年前的一月份，夏文成等人又来到香港。不过，这次是应何春之邀前来的，而且专门为合伙办公司的事而来。何春喜出望外，专程到机场迎接夏文成一行，并安排他们住在香港会展中心旁边的新世界酒店，所有开支均何春签单。
经过谈判，双方确定新的公司名为香港旗胜集团有限公司。旗胜，即旗开得胜的意思。取这个名字是为了讨个吉利。新组建的旗胜公司由南州国信公司和香港亚洲公司各出资500万港币，总投资1千万港币。董事会成员由双方各出三名，夏文成及何春均为董事会成员。双方谈妥后，何春安排夏文成等人吃饭，并专门开了房间打牌玩。
在这期间，何春也借机向夏文成展开了“进攻”。夏文成一到何春办公室，何就送上一套黛安娜纪念邮票。开了这个口子后，何春又专程去夏文成住的房间，送上一万港币。夏文成推辞了几句，何春便以“这是公司的交际费”为由头，让夏文成收得心安理得。在夏文成临走时，何春还送上一只瑞士产的劳力士手表，价值两万余元。
建立了这样“良好”的合作关系后，香港旗胜公司便开始寻找业务了。
这年六月，夏文成等人再次来到香港，在香港会展中心何春办公室里召开了香港旗胜公司第一次董事会。会议确定公司开发香港九龙城花园计划。该项目总投资预计5亿港币，由双方各出资5千万港币（折合600万美元），即总计1亿港币，占总投资额的20％，其余资金向银行贷款解决。在会议期间，何春还带夏文成等人参观了香港旧机场旁边的这块地。何春说，这里的开发项目升值潜力巨大，只是资金不足，使得夏文成的胃口被吊得老高老高的，以为这次又能“为国家做一件大好事”，同时自己也能狠捞一笔，于是欣然同意了这个庞大的“开发计划”。
当然，这个“开发计划”后来是流产的，走样的，因而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旗胜公司的注册资金双方各5千万港币打进后，又各自抽了回去。但是，为了开发九龙城花园，南州国信的第一笔300万美元打入旗胜公司后，却被何春提出来用于购买香港港运城的4套房子，剩余资金被何春用于他公司的其他开支了。
在南州看守所里特会室里，戴着黑边眼镜的何春，羊毛衫外面穿着一件带黑领子的灰白背心，左手食指和中指间夹着根三五牌香烟，语气仍然带着一种大老板所特有的坚定和洒脱。但是，当办案人员问到这300万美元的去向时，他害怕被大陆定为“诈骗罪”，紧张得一会儿用右手捏着大拇指，一会儿双手紧握着装有白开水的纸杯。
这位年过五旬的云籍港商，还不停地用手摸着灰白的头发。为了开脱自己，他忽然拿起桌子上的三五牌烟盒，把它当作道具在桌子上摆来摆去，努力向办案人员阐明房产与资金的进出等各种复杂的关系。
何春说：“当初我们的确看好九龙城花园项目，但是，我派公司地产部的经理去作了进一步了解后，发现这一地带的楼层有高度限制，不能造得太高，这样项目就不合算，不能再搞了。但是，因为公司要完成两千万港币的利润目标，我不仅把南州国信的第一笔300万美元挪作他用，还想方设法地让夏文成把第二笔2450万元人民币打到我的账上来。”
但是，在程祖的追问下，何春打的“幌子”很快站不住脚了。其实，何春急需南州国信的资金并不完全是因为九龙城花园项目开发不划算。因为，那个时候的何春，资金已经越来越困难。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香港亚洲公司因为购置房产多，摊子铺得太大，每月要支付按揭款一千万港币，已经没有资金转动了。而我当时与上海华夏公司签订的购房合同，又急需付钱，所以，就急着找夏文成求援，调用国信公司的资金支付上海华夏公司的购房款。”
因此，当何春赶到南州争取第二笔资金时，知道又有好处可捞的夏文成竟主动赶到他的住处。何说：“其实，我当时已经走投无路了，虽然我还有许多公司，面上看去也不错，但这仅能骗骗夏文成而已。”夏文成来到他的住处后，何春采取了两个战略：一是用假象迷惑他，让他相信投资回报并尽快掏钱；二是安排个地方让他吃好玩好并用美元封住他的口。
夏文成赶到何春住处后，何春拿出一万美元给他，说：“你自己买点东西吧。”夏文成没怎么推辞就收下了。这样，何春就开始做思想工作了。他说：“300万美元的投入太少，没法搞九龙城花园项目，能不能将剩余的300万美元也打进来，把香港的项目做大？”
夏文成道：“我在境内无法将人民币打到香港去，在境外又一时调不出那么多的外汇额度。”
何春说：“可以用人民币将钱打给我，因为我在上海要投资，我再在境外以亚洲公司的名义将相应的资金打到香港旗胜公司账上。”
按照第一次董事会上通过的协议规定，南州国信的第二笔资金要到何春在九龙城签计土地合同之后才可以支付，所以，夏文成此事完全可以不必同意打入第二笔资金。但是，拿了好处的夏文成不但不反对，还与何春一起唱起了双簧，炮制出了一份假合同。
因为夏文成说资金打到国内无法做账，必须找一个名义。于是，何春提出将上海夏威夷花园B3楼3至10楼物业50％的权益转让给南州国信公司，但双方都明确这份协议只是国信公司财务做账用的，是虚假的。
这样，2450万元人民币便直接由国信打入到何春在上海的连好置业公司物业发展部。何春把这笔钱用于他向华夏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购房款。
如果说夏文成此时还蒙在鼓里的话，那么，两个月以后在香港召开的旗胜公司第二次董事会上总该清醒了。然而，何春却再一次用“糖衣炮弹”将夏文成击昏了过去。这次会议期间，何春又送给夏文成2万港币，同时送上一枚香港97回归纪念金币（价值3万港币）、一套奥运会金牌得主签名的纪念金币（价值1万多港币）。显然是“吃人家的嘴软”的原因，当何春在会上提出因为规划方面的原因而放弃九龙城花园项目开发计划时，夏文成并不感到吃惊，更未采取措施查明真相，而是一再听任何春摆布。何春进一步提出：“已经由国信公司投入的资金仍由我运作，以后一并按利息归还香港旗胜公司。”这样一来，南州国信公司的300万美元和2450万元人民币，便成了何春个人的借款。夏文成同意了这个建议，并在会议纪要上签了字。
这场收买与被收买的交易，终因一场意外事件而暴露了出来。1998年7月，香港金融风暴开始，房地产价向下狂泻。何春在香港的亚洲公司岌岌可危，即将倒闭。当南州国信察觉到投资风险并向何春催款时，何春又生一计借以拖延。他提出：将自己事实上分文未投资的所谓香港旗胜公司的50％股权转让给南州国信，另外再将自己在广州、深圳的部分物业作价45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南州国信。这样，何春便可以继续占用南州国信的那两笔资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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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因为群众举报而对南州国信采取措施，这两笔资金还不知道要被拖到猴年马月呢。
当何春完成了长篇叙述后，似乎在精神上得到了一种解脱。他又掏出一支三五牌香烟，拿过粉红色的一次性打火机点上，将烟头搁在前面那只青花瓷大烟缸上敲了两下，开始对夏文成作一些总结性的交待。
何春说：“夏文成这个人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贪钱，二是贪色，三是爱说大话。尤其在金钱方面，表现得更为直接和贪婪。”
他举了几个典型例子：夏文成每次到香港，何春都要给他送礼，光“交际费”一项每次就是一万元。另外，还要用打牌方式，比如玩“锄大地”或者“21点”之类，故意输钱给他，每次少则三千，多则六七千港币。夏文成赢了钱后，都心安理得地拿走，并且表现出了一种乐此不疲的感觉。因为每当筹码少时，他就要向其他人“借”，而且还常常偷牌，显得有些赖皮。夏文成不仅深深爱上了这种只赢不输的游戏，而且爱屋及乌，对那副高级筹码把玩不停，最后居然把这玩意儿也讨回来了。现在还一直摆放在家里，供其玩乐。
何春的香港亚洲公司破产后，夏文成曾主动与他联系过。夏在电话里说：“现在很多人在对我进行审计，还要审旗胜公司的事”。他提出要去上海找何春，何春说还是他到南州来吧。于是，去年年底，何春便专程赶到南州，与夏文成见了最后一面，并且在一起吃了晚饭。
何春回忆说：“那天他说了一些很奇怪的话，说我们在香港搞合资公司很正常的，我们之间经济上也没有问题。他说话的意思是我们之间定个基调，统一一下口径。他还跟我讲他私人也没有得到好处，意思是万一有人问我，不要讲送钱物的事情。他还讲我们打牌也只是玩玩而已，不要多讲什么。我感到他十分紧张，平时他爱谈笑风生，但这次他连酒都没喝，于是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是不要讲一些对他不利的话，我说没什么事情的，你放心好了。”
到了今年四月，夏文成多次打电话找何春，而何春这时已经隐蔽起来，于是他就给何春的大姨夫季一谋打电话说：“调查我的人对我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了，跟我谈话的态度也明显不客气了。我对有些事情无法回答，请转告何春，让他补一些房子给我，拉拉平。”
何春则说：“当时我大姨夫季一谋接电话时，我就在旁边。但是，我的处境比较困难，自己都东躲西藏的，没有固定住处。所以就没有去理他。”
何春所说的这些话并不假。因为市公安局已经通过技术监控手段，一字不漏地掌握了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并且正密切关注着他们的动向。
四月六日这天，当何春把他与夏文成之间的经济往来关系交待了之后，市纪委便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并决定于当晚向市委书记办公会议汇报。
考虑到夏文成在官场上混了多年，与有关部门关系非同一般。为了防止意外，易锋决定采取果断措施，一方面尽快向市委汇报，一方面要求办案人员先找到夏文成待命，随时准备实施“两规”措施。
市委书记办公会议预定在4月6晚上8时召开，市纪委副书记易锋派出程祖等三名办案人员，找到南州国信新任总经理耿吉红，要求立即把董事长夏文成找来，并让他到纪委来一趟。耿吉洪几次拨打夏文成的手机，但听到的回音都是一个机械的女声：“对方已关机或联系不上，请稍候再拨。”有人便怀疑道：“会不会又到某个地方潇洒去了？”后来耿吉红打电话到夏文成的家里，一位老人在电话里说：“夏文成到罗桐去了。”夏文成的老家在罗桐农村，那里手机信号不好，难怪一时联系不上。
为了尽快找到夏文成，耿吉红找到了夏文成的驾驶员小查，因为只有他最清楚夏文成的老家究竟在什么方位。
晚上8点半，国信的车在前面带路，市纪委的车在后面紧紧跟着。当时，市纪委纪检二室副主任程祖与国信总经理耿吉红一起坐在前面的车上。大约11点钟左右，程祖的手机响起来了，市纪委副书记易锋在电话里道：“已经通过了，马上把夏文成带来。”同时他还补充道：“市委的几位书记对夏文成的问题非常震怒，一致同意对他采取两规措施。”
过了一会儿，国信总经理耿吉红的手机也响了，有人在电话里报告说：“市委已经同意市纪委对夏文成实行两规。”耿总含糊地回应了几句，赶忙关了手机。程祖心想：“范围这么小的会议，刚刚做出的决定，是谁捅出来的呢？看来，夏文成的案子还真有些复杂。”事后他庆幸，还好夏文成的老家手机信号不好，而且他的新楼房间里还没来得及安装电话，否则，不知道会给办案工作增添多少麻烦呢。
夏文成的老家在罗桐县王李村，离国道并不远，但也属于山区了。
车子拐出国道不远，在小路上摸爬了二十几分钟，就到了这个小小的村庄。4月6日这天，正好是农历的3月13。这个晚上的月光很好。但是，两辆小轿车的突然到来，打破了小村庄的宁静，顿时，村庄里响起了一片汪汪汪的狗叫声。
程祖一行来到夏文成老家的新宅大院门口。他们环顾四周，发现这个村庄并不富裕，房屋显得低矮陈旧，但是，月光下的夏家四层小楼却高高地耸立着，显得有些鹤立鸡群。后经了解，这幢小洋楼是刚刚建成不久的，有些房间还没装修，就先住进来了。建洋楼的资金由四兄弟分摊，其中夏文成出了十万块钱。后来程祖和他开玩笑说：“你捞了那么多钱，干吗还那么精巴，造幢楼还要兄弟分摊呢？”夏文成也坦然地道：“既想多捞钱，又不肯轻易地放出去。人的心理都是一样的。”
在一片狂乱的犬吠声中，耿吉红叫响了夏文成的名字。夏文成在楼上问是谁，耿吉红又报了自己的名字，并说“快下来，有急事。”夏文成道：“这么晚了，还有什么急事呀！”
过了好长久，夏文成才穿着睡衣从楼上走下来开铁门。耿吉红向夏文成介绍道：“这位是市纪委的程主任。”夏文成道：“是你呀，程主任！”程祖让他马上穿好衣服回南州，夏文成道：“现在就走？怎么这么急啊？”程祖道：“现在不走不行，必须马上就走的。”夏文成重新上楼穿衣服，与妻子商量了一阵，便也知道纪委的意图了。下楼时，夏文成的妻子还特地送出来，叮嘱程祖道：“你们市纪委一定要实事求是哩。”程祖道：“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实事求是的。”
夏文成上了市纪委的白色桑塔纳轿车，便不再说一句话。程祖觉得过于沉默，便随意问了一句，道：“你这次回家干什么呀？”夏文成答道：“我是回来上坟的，可惜没上成。”后来据了解，夏文成每年清明节都要回老家给祖先上坟，按照当地“前三后三”的规矩，在清明节前后三天内上坟都是允许的。夏文成说他这次把家里的人，包括女儿女婿都带来了。对自己的问题，显然也已经有预感。后来在交待了问题后，他对程祖说：“我想最后再上一次坟，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就不知道喽！”
夏文成心情有些消极，但是正如他后来对办案人员坦露的那样：“碰到问题，能垮过去就垮过去，这关不行了再说。”因此，他脑子里考虑的，始终是如何对付办案人员，如何用心垮过市纪委这道“坎”。
到了办案点，易锋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他代表市纪委向夏文成宣布了经市委同意“两规”的决定，要求他如实讲清问题。夏文成见易锋的语气如此生硬，脸色比铁还冷，便火冒三丈地道：“这事我讲得清楚的！”易锋便呵斥了他几句，要他端正态度。夏文成继续发火道：“就这么点事情，我说过了你们还不相信！反正就是这么点事，我能讲清楚！”
易锋见他态度如此之嚣张，便决心给他降降“火”，道：“夏文成，根据群众举报和我们纪委掌握的情况，你这个人吃喝嫖赌样样都有！”
夏文成吃了一惊，继而又认真道：“易书记，你不能这么乱讲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易锋道：“你先别说不可能，等你在这里呆几天后，保证你一五一十地全部讲清楚。你信不信？”
夏文成道：“我不信。我没有什么事，有什么好讲的？”然后又是一番狡辩。
易锋将程祖他们叫到另外一个房间，对办案人员进行了分工，要求他们分两组进行谈话。根据夏文成的特点，部署了“攻心为上”的战略。
易锋像个总导演似地给每个办案人员分配好了角色，要求按照不同侧重点进行谈话。当然，在这部“戏”里，易锋本人还同时兼任主角。他针对夏文成耍赖过关的心理，不温不火地道：“夏文成，你的一举一动，从延伸审计开始，我们就已经注意了。”
夏文成看着易锋发楞，他觉得，这个人简直就是他的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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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锋继续道：“如果你不信，我可以报出你的手机号码。”当号码报出来后，易锋道：“你以为你买了张金卡神州行的号码打电话，我们就不知道啦？告诉你，你每次打电话的内容，我们都清清楚楚！”
说完，易锋也不等他答话，站起身来就走。
易锋交待另一位办案人员道：“在我走了之后，你主要说软话，劝劝他。既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又像是什么都知道似的。让他觉得你是在帮助他。”
房间里的夏文成一会儿痴痴地坐着，一会儿焦虑不安地走来走去。
加上房间里看护人员的劝慰，把他的脑神经搞得紧张得要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在此基础上，易锋每天进来坐一会儿，说几句模棱两可的话，比如：“有些方面的证据，可是非常重要的哟？法院是根据这些认定的哟？”然后，又拍拍屁股走了。
再比如，说：“夏文成，主动交待也是有个期限的，再这样拖下去，我们就不能建议法院按照投案自首来处理了。南州的张老五为什么吃了子弹？因为他的嘴硬得很，牛得很，本来也只不过坐几年牢而已哟？”
三天后，夏文成忍不住了，他对易锋道：“你别老这样一句句地刺我了。反正你们都知道了，我买什么股票，打什么电话，你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夏文成愿意交待了。但在交待的具体内容上，他还是有些避重就轻。他知道，本地的企业老板送给他的钱，取证比较容易，而境外企业的老板，即便自己说了，到时候也会因为无法取证而难以定他的罪。于是，他便首先交待了他和外商之间的事。
夏文成道：“我在经济上的确是犯了严重的错误，比如旅法侨商羊福莲女士，他先后就送给了我28万元人民币。”他说：“羊福莲是青云籍的旅法华侨，那年我到法国访问期间，在一个同乡会上认识了羊女士。以后青云市每年举行三胞联谊会，都要邀请羊女士参加。特别是羊女士参与青云大桥建设，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
易锋道：“你具体说说看，她都是怎么把钱送给你的。”
夏文成道：“五年前的七月份，我当时在省委党校学习，羊女士刚好准备从省城返回巴黎，住在华侨饭店。有一天周末她打电话约我到她住的饭店吃饭。饭后我去了她的房间，她对我说：青云大桥已经峻工通车了，完成了我的心愿。在这期间你多次出面帮我协调解决建设中的一些困难，对此我也非常感激。这次你在党校读书要办的事情很多，你自己的事情要多去有关部门跑跑。”
易锋插话道：“她说的你自己的事情，究竟是什么事情？”
夏文成道：“当然是指职务上的事。那段时间大家都在传我将调出青云，有的说要升了，有的说要群众基础不好，升不了，说不定要被安排到某个部门去。说实在，那个时候我的心情不太好。当时的青云市委书记黄伯昌可以说是小人得志，当年还是中层干部时，对我巴结得很，当了市委副书记后态度也可以。但是，一旦爬上了市委书记的位置，就以为高人一等，把我也小看了。简直是想爬到我头上拉屎拉尿的感觉。更要命的是，他还老是向上面打小报告，说我的坏话。于是，我就被组织上安排到省委党校去学习了。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干青云市的市长了，至于组织上将把我调到哪里去，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把这个意思和来访的羊女士说了，羊女士便叫我多跑跑，到省里活动活动，争取有所进步。”
易锋道：“她是指让你争取副市长的位置？”
夏文成道：“是啊，我在青云干了几年，虽然有些关系没有处理好，但我自己认为工作做得是大量的，成绩也是显著的。所以我觉得不能就这样被黄伯昌搞下去，应该多到上面跑跑，争取再上个台阶。所以，那天羊女士就对我说：我这次带来了十几万块钱给你去活动。反正这些钱我带出去也不方便，你拿去用好了。我说用不了这么多镥，她说那就拿八万块钱去好了，不够再拿。于是就拿出八万块钱用报纸包好给我，我就把钱带回了党校的房间里。”
夏文成继续道：“一个月以后，我因病住在南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当时省委已经找我谈话过了，决定免去我的市长职务，新的职务又没有定下来。那时我也是很伤心，加上没有休息好，就生病住院了。有天下午，羊女士来医院看我，她问了我的病情，同时对我被免去市长表示安慰，要我以身体为重，想开些。不管到哪里看病，费用全部由她来支付。她说这次也带了些钱来，叫我拿去用。我把她用纸包包着的钱交给了家属，家属拿回去点了以后，说有十万元人民币。另外，前年上半年，羊女士还专程到南州来，住在望江宾馆。有个周末打电话给我，请我去吃中饭。吃饭时她谈到她在青云大桥的股份政府准备收购，如果这样的话，那她就没有钱挣了，希望我帮她出点好主意。饭后我随她到她房间，她对我说：你女儿结婚我因各种原因而没有来参加，但贺礼是一定要送的。于是就送给我十万元人民币的礼卡。”
易锋听夏文成讲完了他与羊女士的故事，便问道：“羊女士给了你这么多好处，那么你帮她办过哪些事呢？”
夏文成道：“我当然帮了她不少忙，否则她也不会对我这么大方。那年她和青云市房管局下属一家房地产公司合资成立一家公司，开发建设巴黎大厦。原规划批准建设高度为二十几层，后因杨的公司资金紧张而降低为十二层。但她测算后认为建十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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