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心理揭秘-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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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女歌唱家的症状，比起前述案例的O小姐来，可以说单纯得多，纯属“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患者表现出来的症状以运动系统或感觉系统的机能性障碍为主，但却找不到明显可见的器质性原因（即神经系统方面的病变），而且若仔细观察，通常还会发现这些症状违反了已知的神经病理学常识。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些症状的来龙去脉，我们需先了解它们的“特征”：
　　在运动系统障碍方面，以异常动作和麻痹这两种症状为主。异常动作包括头颈、四肢、躯干的震颤、抽搐等，当旁人注意时，其异常动作往往会更加明显，有时会发生全身性的惊厥，四肢狂乱地动作着，但不规律且不一定对称，病人看似完全无法控制自己，不过却很少会伤害到自己或咬到舌头；有时候病人会有“立行不能”的现象，躯干抽搐，如喝醉般手舞足蹈不成步履，但却很少摔倒，即使摔倒也会避免伤害到自己。
　　麻痹或不完全麻痹通常发生在四肢，病人会模拟一般观念里的麻痹，而有单瘫、半身不遂、全身麻痹等，但与真正中枢神经系统障碍引起的麻痹还是不太一样，譬如真正半身不遂的病人，走路时是以臀部为支点作回转式地移动麻痹的下肢，而歇斯底里性半身不遂则是拖着麻痹的脚走，若仔细检查患者麻痹的部位，可以发现肌肉功能正常，并无萎缩现象。另外，声带肌肉的麻痹会导致歇斯底里性哑巴，病人虽不能说话，但却能咳嗽或耳语。
　　在感觉系统障碍方面，包括麻木、感觉过敏或感觉异常等。皮肤的感觉障碍可以发生在任何部位、任何形状及任何形态，但以四肢较多。如果病人四肢有歇斯底里性的运动系统障碍，在该部位通常就“理所当然”地有感觉障碍，但其分布与感觉神经系统的分布并不一致，而是属于病人观念里的想象区域，譬如刚好是手套或袜子覆盖区域的麻木，或者从前额到会阴以正中线为界的半身麻木，但这都违反了体内感觉神经纤维分布的情形。
　　感觉器官的障碍最常见的是各种不同程度的单侧或双侧的盲、聋，病人虽然抱怨说他的两只眼睛都“瞎”了，但走路却很少跌倒或伤害到自己。若将一杯水放在桌子的边缘，要“瞎眼”的病人自己去拿时，他探出手来，看来虽是在杯子的四周乱摸，但却绝不会碰到杯子让它摔落，在这样有惊无险地乱摸一阵后，他会抱怨说他“拿不到”，而要求别人拿给他。
　　从这些“特征”我们不难看出，形成这种有违神经病理学的症状可能“另有原因”，但在当时神经学泰斗沙考的影响下，绝大多数的医师还是认为它们是神经系统方面的毛病。弗洛伊德原也专攻神经学，早年亦曾远赴巴黎，受教于沙考门下。对歇斯底里症，他起初也接受沙考的神经病变说，但后来在接触南西学派（Nancy　School）以催眠术除去病人歇斯底里症状的神奇效果后，他开始认为歇斯底里症可能有心理的原因。在回到维也纳后，他又和布鲁尔医师合作，布鲁尔告诉他治疗O小姐（即前述案例）的经验，使他更加相信歇斯底里症的心理成因。随后，弗洛伊德在自己的临床经验里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于是两人合写了《歇斯底里研究》一书，确立了歇斯底里症的心理成因。
　　但在形成歇斯底里症的“心理结构”（Psychological　mechanism）方面，弗洛伊德和布鲁尔的见解稍有不同。虽然两人都同意它肇因于过去的心理创伤事件及伴随之情感的郁积，但布鲁尔认为，在事件发生时，患者没有或无法发泄其情绪，主要是因为他的意识正处于恍惚或转变状态中，多少有“身不由己”的意思（如前述案例中的O小姐）。而弗洛伊德则进一步提出“潜抑”（repression）的观念——因为这些情绪是患者的道德、教养所不容许的，所以他“主动”将这些情绪连同该创伤经验驱赶出意识层面——也就是潜抑到潜意识（unconscious）里。积压的情绪不得发泄，终于“转化”成肉体方面的症状，而这些症状通常是该创伤经历的象征性表现。
　　本档案可以说是弗洛伊德这个理论的生动说明。女歌唱家第一次出现的症状“窒息及喉咙窄缩感”，正是她对姨父种种恶行及对她辱骂等“隐忍不言”的象征性表现；至于她第二次出现的症状“手指尖的麻刺感”，则是早年替坏姨父搔背时，受到性骚扰的心理创伤所致。此一创伤经历原本积压心中，还没有找到“出路”，但在跟好舅舅的钢琴事件中，她被舅妈怀疑与舅舅有性的瓜葛，而且媒介同时是“手指”（弹钢琴与搔背），在极度慌乱、无辜被疑所引起的愤懑中，积压已久的情绪终于找到了它的出路——“手指尖产生麻刺感”。
　　治疗的方法跟前述案例一样，都是将病人催眠（弗氏后来改用自由联想），降低她的心理潜抑，重温那段“不想记起”的情感性创伤经历，将它们“说”出来，并对它们采取新的看法，让积压的情绪得到发泄，身体症状即会跟着消失。
　　
女歌唱家喉咙里的心事（3）
弗洛伊德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可以说是他对精神疾病（特别是精神官能症）动力学理论研究的起点，也是精神分析学说的源头，因为这些研究，而使他从一个神经学家逐渐蜕变成精神学家。
　　就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来说，弗洛伊德认为，病人常“选择”某些身体症状来表现他们的心事，譬如这个病人选择“窒息及喉咙窄缩感”来表示她“隐忍不言”、“如鲠在喉”的心事；而另一个病人则选择“颜面神经痛”来表示她对丈夫曾“掴她一巴掌”的愤懑；而在《少女杜拉的故事》里，杜拉有一种歇斯底里性咳嗽，这乃是她“认同”于被她视为情敌的另一个女人的症状所致。但所谓象征、隐喻、意义等，乃是文学与哲学的范畴，而非医学的范畴，因此，当弗洛伊德将他的注意力从病人症状的“生理特征”转移到其“象征意义”时，他事实上已脱离了科学史学家孔恩（T。　Kuhn）所说的传统医学“典范”，或者说他尝试建立另一个崭新的、介于医学与哲学之间的“典范”，这也使他从一个“医学家”慢慢蜕变为“哲学家”。今天，有不少人认为，精神分析学说并非一个“科学体系”，而是“哲学体系”，可谓其来有之。
　　但我们必须在此强调，将精神官能症的重心转移到“心理”层面，并不意味它和“生理”因素无关。其实，从经历同样的心理创伤事件，但并非每个人都会出现精神官能症的事实即可看出，它还是有相当的“体质”因素。虽然它未必是沙考所说的神经系统的“遗传性变质性作用”，但却是一种必要的内在因素。现代的看法认为，体质因素是导致精神官能症的“必要条件”，而外在事件的刺激只是“充分条件”。
　　学生物科学出身的弗洛伊德，是不可能否定精神官能症的体质因素的，但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要深入研究体质因素，有其技术上的困难，所以他将注意力转移到心理因素上。即使时至今日，医学界对精神官能症的“致病体质”问题还是说不清楚，因此，本书在解说时，对体质因素只是点到为止，而着重于心理因素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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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新娘（1）
　　当丈夫醒来时，发现身边的妻子四肢僵直、嘴巴张开、舌头外吐。他吓了一大跳，还以为她死了，但摸摸她的身体，却还是温的……
　　一个不久前才快快乐乐结婚的年轻女士，在新婚燕尔期间，就让丈夫产生很大的困扰。因为有一天早上，当丈夫醒来时，发现身边的妻子四肢僵直、嘴巴张开、舌头外吐。他吓了一大跳，还以为她死了，但摸摸她的身体，却还是温的，于是他猛力摇晃妻子，好一会儿，她才如从大梦中醒转过来般，恢复神智，而刚刚的恐怖症状也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种情形不止发生过一次。对此一“挺尸现象”，丈夫由惊愕而好奇，忍不住追问她。在丈夫的追问下，她才支吾地说从少女时代起，就偶尔会在早上出现这种现象（当然，是家人发现而告诉她的），有时在白天清醒的时刻也会如此，但情况并不严重。如今既然被丈夫看到了这种恐怖的丑态，她也无法隐瞒，但她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怪毛病。
　　丈夫怜惜地看着这位既亲密又陌生的新婚妻子，在责任感或者说是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带妻子去找弗洛伊德医师，寻求治疗。
　　弗洛伊德认为这位新娘子的症状可能跟心理因素有关。但在用催眠术将她催眠后，却无法获得相关资料。于是他改用另一种集中注意力的方法，要病人闭上眼睛，告诉她，当他将手按在她的额头上时，她将“看”到造成今日这种症状的童年相关经历（其实，这也是一种催眠暗示）。病人显得相当安静而合作，当弗洛伊德将手按住她的额头时，病人即进入一种恍惚迷离的状态中，她说她又看到童年时代所居住的家屋、她的卧室、卧室里所摆的床铺、她的祖母，还有她很喜欢的一位女家庭教师……然后是发生在这些房间及这些人之间的事情，最后女家庭教师离开了她们的家，因为她要回去结婚。
　　但这些回忆仍只是片断的、看似无关紧要的琐事，弗洛伊德还是无法从中找出与她目前症状直接相关的经历。正当弗洛伊德觉得山穷水尽时，天无绝人之路，他福至心灵地向一位同事A医师提起这个病人，结果无巧不成书，A医师刚好是病人父母以前的家庭医师，他给了弗洛伊德一份相当重要的资料：原来A医师当年也曾治疗过这位病人，当时她正值豆蔻年华，身体发育得很好，宛若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在她第一次发作——也就是家人发现她“僵死”在床上时，其父母曾召请A医师往诊，A医师虽然找不出什么病因，但他发现那位女家庭教师对病人似乎表示出过度的关爱之情。他对此感到怀疑，因而告诉病人的祖母，请她多多留意女家庭教师和孙女之间的关系。不久之后，祖母告诉A医师说，那位女家庭教师经常在夜阑人静时，悄悄爬上她孙女的床铺，做出某种不可告人之事；第二天早上，她孙女就被发现四肢僵直、嘴巴张开、舌头外吐，不省人事地躺在床上。
　　对于这个发现，家人自然是又惊又怒，但为了顾及颜面，他们决定不加张扬，但也毫不迟疑地要终止年轻人之间的堕落行为，于是他们立刻遣走那位女家庭教师，要她回去结婚。被蒙在鼓里的病人，虽然不再受女家庭教师的性骚扰，但她那晨间僵死的症状仍断断续续地存在着。
　　在获得这条宝贵的线索后，弗洛伊德的治疗对策是：将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向病人重述一遍，让她重新体验早年与女家庭教师之间那段暧昧的感情，给予它新的评价，而她的症状也就不药而愈。
　　　　解析：
　　这也是一个“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的病例。
　　希伯克拉底曾说，“结婚”是女歇斯底里患者的最佳处方。但这个个案似乎显示，“结婚”不仅没有让她的症状消失，反而可能造成它的恶化，因为在婚姻生活中，丈夫的性挑逗可能激发埋藏在潜意识深处的往事，而使“晨间僵死”症状以更大的频率出现。因此，最佳的处方不是“默默地做”，而是“坦然地将它说出来”。
　　患者在未晓人事的少女时代，因女家庭教师的“性骚扰”，而使她在事后的清晨出现形同虚脱的症状。此一创伤性经历显然已被排除在患者的意识层面之外，连开启潜意识心扉的催眠术都无法让她忆起，但它却存在于别人的记忆里。弗洛伊德很幸运地从A医师那里获得此一创伤性经验的资料，他将它转告病人，让她重新面对它，疏导她郁积的情绪，晨间僵死症状即奇迹般地消失。
　　本档案和前一档案中的女歌唱家的搔背事件，其情感创伤都与“性”有关。不只弗洛伊德的病人有这种现象，连当时与之合作的布鲁尔医师的病人也如此。譬如布鲁尔医师就曾诊疗过一个12岁、害羞而内向的男童，有一天从学校回家后，他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抱怨头痛而且吞咽困难。家庭医师以为是感冒引起的，开药给他吃，但病情在数天之后仍无起色。病童一直拒绝吃东西，如强迫他吃，他就会呕吐；整天闷闷不乐、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当布鲁尔医师往诊时，距离病发已有五个礼拜。
　　在检查而无所发现后，布鲁尔医师觉得他的症状可能有心理因素，但男童的父亲和男童本人都说“不可能有这种事”，询问学校的老师，老师也说他在学校里并未有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在不得要领的情况下，布鲁尔准备向他施行催眠术，但后来没有派上用场，因为在病童母亲聪明而温馨的询问下，病童终于流泪说出如下的遭遇：原来病发当天，他在从学校返家途中，因尿急而到路边的厕所方便，在厕所里，一个陌生男人突然走到他身边，掏出生殖器，要男童将它含在嘴里，他极度恐慌地跑开，回家后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出现了上述的症状。
　　
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新娘（2）
病童的吞咽困难，显然是对将陌生男人的性器含在嘴里的象征性抗拒。但当他说出这个创伤性经历，抒发他的惊恐与愤懑，并得到父母和医师的安慰与保证后，他的症状也就消失了（布鲁尔诊疗这位病人时，因为离那次创伤经历的时间甚近，所以病人还记得它，但如果时间拉长，此项记忆可能就会受到潜抑，而只剩下象征性的症状）。
　　从诊疗经验中，弗洛伊德发现多数转化型的歇斯底里病人，在早年多有过“性创伤”的经历，几乎每个病人在童年时代都有被成年人“性诱惑”或“性骚扰”的历史，这使他们在青春期之后对性的讯息极为敏感，当被潜抑下去的记忆及情感再度受到“拨弄”时，即转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身体症状，或原本已存在的症状变得更加明显、益形恶化。于是他大胆地提出“性源说”，认为歇斯底里症主要是来自性的潜抑或压抑（suppression，压抑是意识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却不能说、不敢说、隐忍不说；而潜抑则是将它驱赶出意识层面，无法忆起）。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也许失之狭隘（当年，布鲁尔医师就是因为不同意他的性源说而和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后来，阿德勒和荣格等和他绝裂，多少也是肇因于此），但就像所有的学派宗师，都是在“一以贯之”的信念下，建立起自己独特的理论系统的，这也许是弗洛伊德“宗师的个性”使然。不过他的理论也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因为在弗洛伊德所处的那个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弥漫着保守、伪善、虚矫的性道德，他的理论似乎在告诉世人，因为性本能受到扭曲，而使很多人产生了光怪陆离的心理病痛。
　　对于这种病人在早年受到性诱惑或性骚扰的说法，后来发生了一些插曲。随着诊疗经验的累积，弗洛伊德慢慢发现，病人所陈述的性诱惑或性骚扰事件，经常是“虚构”的，换句话说，它们可能只是患者的幻想而非事实，为了解决这个窘境，使他转而认为人类的性欲及性幻想并非在青春期之后才出现，在童年时代，性亦是一种强烈而重要的生物本能，结果这又成为他“性心理发展理论”的源头。弗氏指出，“性创伤事件”也许不是童年“真实的经历”，但却是“真实的幻想”、“真实的记忆”，它们仍然会对当事者的心理造成影响，并转而影响其生理。
　　攻击他的人对此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男科学家”认为，病人之所以会“捏造”这些性创伤事件，主要是弗洛伊德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而在催眠或自由联想中，一再“暗示”或“诱导”病人说出这类的告白，病人或者怯于他的权威，或者为了迎合他，才言不由衷地说出“性的谎言”。因此，弗洛伊德不仅在愚弄病人，也在愚弄自己，所谓“潜意识”或“精神分析”，根本就是天方夜谭，而非科学。
　　“女性主义者”则说，那些病人（以女病人为主）所说的性创伤事件其实都是真的，弗洛伊德后来改口说它们可能是假的，其实是为了“替男人脱罪”。因为诱惑、骚扰这些无辜女孩的都是丑陋的男人，甚至是表面上一本正经的伪君子。为了避免“丑化”男人，所以才说那不是“真”的。
　　弗洛伊德的辩解及上述两种攻击论调，都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我们如何“证明”病人主观陈述之真伪？或者，它们根本就是难以“证明”的？除了极少数的例子外，我们确实难以验证病人说法的真伪。在这个档案里，好像有A医师这个“人证”，但我们又如何验证A医师的“回溯性记忆”有无虚假、扭曲的成分？面对一桩变态心理档案，就像面对一个棘手的案件，在证据不足，甚至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自由心证”。但医师不是“法官”，他要做的也不是“法官”该做的事；而对于你我来说，当然更非如此。对于这样的档案，甚至说这样的“故事”，我们要付出的并非“科学的质疑”，而是“同情的了解”。当弗洛伊德将精神医学带离唯物的医学模式时，就已预示了这种后果，但也使我们更接近活生生的人生——“半是真实半是诗”的尘世。
　　在芸芸众生中，这“确实”是可能发生的事。天下事无奇不有，还有什么比这更“确凿”的事实？
　　
被爱灌溉的仇恨（1）
　　“如果我必须切断喉咙，我就会切断喉咙——现在我就是如此。但我的家人也必须为此而得到某种教训。”
　　一位39岁的中年男子，因某次意外事件而使背部受伤，产生严重的下背痛。他虽然强自忍耐，但最后还是不得不住院寻求进一步的治疗，经过详细的检查，医师诊断为第四与第五腰椎间盘突出，于是为他施行了椎间盘手术。
　　手术完后一段时间，病人背部仍有中等程度的疼痛，医师再度检查，诊断为“脊髓蜘蛛膜炎”，显然是一种手术的并发症。医师建议他再进行另一次手术，但病人拒绝了，而且毅然出院。这种并发症虽然痛苦，但他仍忍痛而如常地工作和从事各种活动。
　　关心他的家人一直认为他的病还没好，而要他再接受治疗。在家人软硬兼施地一再催逼下，他终于又住院，也同意进行另一次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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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次手术后，情况却反而变得更严重，他竟卧床不起，丧失了行动能力，不过不是因为痛，而是因为整个脊柱和颈部肌肉都变得无力，不仅无法走路，甚至连坐都没有办法。
　　“越帮越忙”的医师很谨慎地再为他做一次彻底的检查，结果却找不出任何生理病因。医师怀疑他的“丧失行动能力”可能有潜在的心理因素，于是用药物对他进行催眠，结果发现他隐藏了以下的心事：
　　原来病人极度反对进行第二次手术，对家人不断地唠叨、催逼，他在内心深处深感愤懑；但他也晓得自己最后终须屈服，只能咽下他的愤懑接受手术。在催眠状态中，他激动地说：“所以我决定，如果我必须切断喉咙，我就会切断喉咙——现在我就是如此。但我的家人也必须为此而得到某种教训。”
　　他的家人果然得到了“教训”——他照他们的意思去做，但却已形同废人。
　　病人在催眠前及催眠后的意识状态中，完全看不出他对家人有什么不满或愤怒，他的愤懑是深藏在潜意识里的。但这种潜意识里的愤懑却转化为肌肉无力，让他的家人“伤心”，成为他向家人报复的手段。
　　　　解析：
　　弗洛伊德的“性源说”显然无法解释所有的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而弗氏后来也不再作这种坚持。与性欲同属生物本能的攻击欲，在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的成因中亦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上一章所述案例里，当那位女歌唱家受到坏姨父的无理责骂时，她喉咙的窄缩感可以说就是强忍攻击欲的结果。本案例中的这位中年男子，也是在潜意识里积压了不少对家人的愤怒（攻击欲），就是这种无处发泄的攻击欲转化成肌肉无力的身体症状。
　　从这个案例也可看出，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的症状通常有某种“意义性”（meaning），有时候是在“象征”患者的心理冲突（如前述几个个案），有时候则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这个病人在手术后“丧失行动能力”的真正目的是要让他的家人伤心、后悔，可能是一种变相的“消极攻击性”（passive　aggression）表现。
　　强行咽下攻击欲，固然可能产生身体症状，但如果肆无忌惮地发泄愤怒，而对方却是自己在道德意识上觉得不应该施以攻击的人，结果还是可能产生转化型症状。譬如，有一位女士在盛怒之下对父亲作身体攻击，结果右手及右手臂即突然产生剧烈震颤与局部麻痹的症状，因为在事发当时，她用右手撕破了父亲的衬衫。右手的麻痹显然是一种象征含意的症状，由罪恶感及自我惩罚的愿望转化而来，为的是防止她再度发生被禁止的敌意行为。
　　有时候，当事者只有攻击的意图而未真正付诸行动，也可能因此而产生转化型症状。譬如，有一位不幸的男士，妻子红杏出墙，跟姘夫私奔了，而他也屋漏偏逢连夜雨，双腿竟跟着麻痹，寸步难行。在接受治疗后，医师才发现原来当他获知妻子与人私奔时，一时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心里曾兴起强烈的杀机，想要去追杀他们，手刃奸夫淫妇。这个念头后来虽然被“咽”了下去，但却使他产生了双腿麻痹的症状，它似乎是来自想阻止他将复仇愿望付诸行动（血腥报复）的心理自卫结构。
　　这几个例子告诉我们，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固然与当事者的道德观念、应对问题的方式，甚至体质有关，但主要还是遭遇了让他陷入不幸的生命困境，在这样的生命困境中，他不管是潜抑或发泄，都会产生后续效应，只是效应的指向不同而已。
　　有一个古老的童话故事说：一个理发匠替长了一对驴耳朵的国王理发，事后虽逃过被国王杀之灭口的劫难，但他实在“憋不住”他所目睹的那个大秘密，后来，他在地上挖一个洞，把“国王长了一对驴耳朵”的话“发泄”到洞里，并用土掩埋。虽然他郁积的情绪得到了解消，但问题并未真正消失，只是“转化”成另一个问题而已。因为那堆土里长出了竹子，有人砍下竹子做成笛子，结果笛子吹出来的还是“国王长了一对驴耳朵”的曲子。
　　童话故事通常是浅显而含意深远的。如果理发匠不看到国王的驴耳朵，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但既然看到了，则不管他怎么“处理”、“应对”，问题都不会消失，只是“转到别的地方去”而已。对于心理变态及心理治疗，我们似乎应该有这样的基本认识。
　　
被爱灌溉的仇恨（2）
问题是，天下总有长着驴耳朵而又必须理发的国王，也总会有人要去遇到他，这就是生命的困境。
　　
被坚强摧毁的西点军校学生（1）
　　重返校园的他，失去了作为一名足球队队员的荣誉和特权，成了名副其实的菜鸟，结果不到两个礼拜……
　　一个身强力壮而且满怀雄心壮志的有为青年T君，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梦寐以求的西点军校，但最后却又因一种离奇的症状而不得不中途退学。
　　军校讲究的是“磨炼”，在西点军校初期的训练中，新生在身心两方面均需承受相当大的压力与考验，而“荣誉”则被视为第二生命。T君入学不久，即膺选为足球队队员，这是一种无上的荣誉，但不幸的是，在一次足球练习赛中，他因动作过猛而致肩膀脱臼，必须住院动手术。
　　开刀后复原的情况良好，经过彻底的身体检查后，他又回到校园。但在返校后，他的“地位”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失去了作为一名足球队队员的荣誉与特权，成了名副其实的菜鸟、大头兵。
　　结果不到两个礼拜，他在出操时，又因急性眩晕及短暂的意识丧失而住院。但住院后的身体检查却找不出他有什么生理上的异常。住院后不久，他又出现了立行不能（astasia　abasia）的症状，在站着的时候，躯干抽搐，如喝醉酒般手舞足蹈不成步履，连站都站不稳，更不用说行走了；不过在坐着或躺卧时，其肌肉的协调及紧张度却又都恢复正常。
　　随着住院时间的拉长，他的症状不仅未见好转，而且慢慢恶化。当偶尔出现某些改善的迹象时，医师若向他提出“现在好一点了，可以回学校了”的建议，他的症状马上又严重起来。
　　医师认为他的这些症状显然跟心理因素有密切关系，就为他作心理咨询。心理评估显示，他对自己是否继续留在西点军校有矛盾的情感。在性格上，T君有着情绪不稳、易冲动、神经质的特征，他一方面亟想证明自己的男性气概，但一方面又无法忍受挫折，也难以接受权威，和同学的人际关系也不太好。
　　心理评估的结论是：“其转化型症状的出现，大部分是出于想反抗权威与逃避西点军校正常要求的一种策略，并因这种反抗与逃避所获得的附带收获而使症状持续存在。”
　　在住院六十天后，他终于因病假超过期限而“被迫”离开西点军校，回家休养。
　　但回家不到一个礼拜，他的上述症状就奇迹般地烟消云散了。不久，他找到了一份银行职员的工作，对这份工作似乎也还算满意。在六个月的追踪治疗里，他都没有再出现任何症状。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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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一个“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的病例。前述的心理评估，已将他的病因说得很清楚。
　　传统的精神分析认为，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主要是来自性与攻击本能的潜抑或压抑，这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生态而言，也许有相当的真实性。但现在我们知道，心理创伤的种类非常多样，任何能为当事者带来心理冲突或威胁的事件与情境都有可能是一种“创伤”，而表现出转化的身体症状来；而且，将它“说”出来，也不见得就能使症状消失，当具威胁的情境还存在时，如何摆脱它才是患者的“最爱”，此时，“症状”常成为患者摆脱困境的一种心理策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不少战场上的士兵突然出现双腿麻痹、驼背或失明等症状，不仅无法上战场，更成为一种累赘，结果就理所当然地被送到野战医院或后方疗养，但检查却又都找不到生理上的病变，而且也不像是在“装病”。其主要病因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