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魏晋风度-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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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当然有道理。事实上，两次大动荡都因为前一种文明出了问题。春秋面临周文明的崩溃，魏晋面临汉文明的危机，总之是老祖宗风光不再，新问题层出不穷。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周的差错在制度，汉的麻烦在文化。
　　因此春秋战国以后，诞生的便是新制度。魏晋南北朝以后，诞生的则是新文化。与汉文明相比，唐文明更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就连独尊儒术也变成了三教合流（儒释道），尽管官方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仍是儒学。
　　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作用。
　　或者说，汉文明的危机，就是儒家思想的危机。
　　儒学原本没有危机。当它作为民间思想存在时也是生机勃勃的，孟子甚至还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这种表现为“浩然之气”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恰恰是儒学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即便在魏晋也并未泯灭。
　　就说周顗（读如义）。
　　周顗也是魏晋名士，名士的派头和毛病一点不少，比如啸、饮酒、口出狂言等等。他落难时，曾经得到过王敦的帮助，跟王导的关系更是好到十分随便。有一次，王导枕在他膝盖上指着他的肚子说：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周顗回答：空洞无物，但像你这样的能装几百个。
　　然而王敦兵变时，周顗却坚决维护中央政府，与王敦交战阵前。战败后又奉命出使王营，与王敦当面交涉。
　　王敦问：你为什么辜负我？
　　周顗答：大人的戎车冒犯朝廷，下官很惭愧地率领六军出战，没想到王师不能振作，因此辜负了大人。
　　王敦又问：近来作战还有余力吗？
　　周顗又答：只恨力不足，哪有余？
　　王敦听了当然咬牙切齿，于是有人劝周顗逃亡。周顗却说：身为朝廷大臣，岂能在国家危难之际苟且偷生？结果周顗被王敦杀害。死前，周顗大骂王敦乱臣贼子。奉命前来抓捕他的人用戟砍他的嘴，鲜血一直流到脚下，周顗依然神色自若，旁观者无不泪流满面。
　　于是，王彬站了出来。
　　王彬是王导和王敦的堂弟，也是周顗的朋友。虽然周顗生前并不看重王彬，王彬却仍然满怀敬意，不顾王敦的淫威到周顗灵前痛哭一场，然后去见王敦。
　　王敦问：你的脸色怎么这样难看？
　　王彬说：刚刚哭过伯仁（周顗字）。
　　王敦说：他自己找死，再说人家也看不上你。
　　王彬抗声回答：伯仁忠厚长者，又是您的亲友，无辜被害谁不悲伤！反倒是哥哥您，犯上作乱，陷害忠良，图谋不轨，恐怕要祸及满门。我们王家麻烦大了！
　　王彬说得声泪俱下，王敦听了暴跳如雷。他说：你小子如此狂妄悖谬，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旁边的王导赶快打圆场，劝王彬下拜谢罪。
　　王彬说：脚疼，跪不下来。
　　王敦说：下跪和砍脑袋，哪个更疼？
　　王彬却不理不睬，毫无惧色。
　　这实在让人肃然起敬。
　　周顗和王彬的表现，在魏晋风度就叫雅量，在儒家伦理就叫气节，可见魏晋风度跟儒家伦理未必冲突，甚至还有相通之处。但不管怎么说，人要有一点精神。这种精神让人敬重，也让人敬畏。实际上，周顗被害前，王敦是一见到他就要以扇遮面，或者拼命扇扇子的。
　　儒家思想恰恰能够培养这种精神。事实上，儒学对汉文明的贡献，就是提供了核心价值和一整套可操作的行为规范，比如仁义礼智信。这些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是否需要和可以继承，自然不妨从长计议。不过在当时，却无疑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和人心的稳定。
　　这正是儒学的意义所在。至少，有这么一些观念作为全民共识，统一的帝国就有了统一的思想，也就不但能够实现书同文，还能实现行同伦。因此，汉历史虽被王莽拦腰砍断，汉文明却不但没有断裂，反倒走向了世界。
　　儒家伦理不是信仰，胜似信仰。
　　然而儒学又毕竟不是信仰。信仰可以不讲道理，因为信仰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请参看本中华史总序《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因此要么坚信不疑，要么不予理睬，没什么可讨论的。
　　相反，儒学则是纯世俗的。儒家虽然也讲天命，但孔孟的天意其实是民意，董仲舒的天则不但不超自然，还与人合一。所以儒学不是宗教。它能够成为维护王朝统治的工具，不是靠信仰，而是靠权威。一旦王纲解纽，儒学就会权威顿失，汉民族的精神支柱也会轰然倒塌。
　　魏晋便正是如此。皇帝也好，礼教也罢，谁都不是老大，谁都没有权威。简文帝司马昱去世后，十一岁的孝武帝继位，到日暮时分仍不举丧。身边人说：皇上，依礼该哭了。孝武帝却说：想哭就哭，哪能规定时间？
　　礼崩乐坏啊！
　　崩坏未必不是好事，正如儒学的独尊自有原因。事实上，正因为独尊的儒学失去了权威，我们民族才迎来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荣，而且是先有思想大解放（魏晋），后有文化大繁荣（隋唐）。
　　独尊的思想和思想的独尊，岂非可以不要？
　　当然。如果是小国寡民的城邦时代，就不会有；如果是法治健全的现代国家，就不需要。由农业民族建立的统一大帝国，却不能没有政治和思想的权威。一旦失去，就会人心涣散，国家分裂，变成一盘散沙。
　　三国和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便是证明。
　　然而有此一劫，却该额手称庆。因为事实证明，此前帝国的文治和武功都已走到尽头，再无生命活力。否则区区一董卓，又岂能让好端端的大汉王朝土崩瓦解？
　　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一切，我们的文明便大约只能慢慢老去，一点一点地枯萎、衰败、腐朽，最后烂死，或者被外来的蛮族彻底摧毁，就像罗马。
　　这是文明的生命规律，除非你能关机重启。
　　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次机会。
　　但，谁又能刷新页面呢？
　　走向南北朝　　重建核心价值和实现文化复兴的使命，照理说应该由士族来承担。因为他们是知识精英，也是两汉以后时代的主人。新文化不由他们建设，又该是谁，能是谁？
　　可惜，士族不堪此任。
　　产生于东汉延续到初唐的士族，是中华帝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其他民族和文明没有。欧洲的骑士也好，日本的武士也罢，都只是独立阶层，不是统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只有中华的士族，时间则主要在魏晋。
　　可惜这个阶级很不称职，因为他们统治的方式就是不统治，既不主张也不作为。有的人甚至上任多时，都不知道自己担任何官何职，或者故意装作不知道。
　　比如王徽之。
　　王徽之的职务是参军（相当于参谋），起先在大司马桓温帐下，后来任桓温之弟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但无论在哪里，都蓬头垢面，衣冠不整，无所作为。
　　有一次，桓冲来视察工作。
　　桓冲问：你在哪个官署任职？
　　徽之答：经常看见有人牵马来，好像是马曹。
　　桓冲又问：有几匹马？
　　徽之答：不问马。
　　桓冲再问：近来死了几匹？
　　徽之答：未知生，焉知死。
　　两句话都出自《论语》，牵涉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马厩失火，孔子只问伤人了没有，不问伤没伤马。第二件事是子路问什么是死亡，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的两处引用，都是故意断章取义，卖弄小聪明。
　　对此，桓冲无可奈何，徽之则更加放荡不羁，有一次甚至坐进桓冲的车里，还说长官岂能独占一车！桓冲拿他没有办法，只好在某次见到王徽之时对他说：你来的时间也不短了，好好工作，我尽快提拔你！
　　王徽之却不回答，只是看着高处，然后用手板支着脸蛋说：大清早到西山去，那里的空气很清新。
　　呵呵，这就是魏晋风度。
　　这样的风度当然误国误民，也是自掘坟墓。试想，一个政权如果号称属于某个阶级，而这个阶级中的人却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它，请问还不该亡吗？
　　挡都挡不住。
　　实际上两晋之亡在于有病，而病因就在士族。士族与贵族的区别，在于贵族靠血统世袭爵位，士族靠门第垄断仕途。保证这一特权的制度，则叫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又叫九品官人法。具体地说，就是把官职分成九等，叫官品；候选人的基本条件和综合评估也分成九等，叫乡品。评定乡品的叫中正（中正官），朝廷的吏部则比照中正评定的乡品给予官品。这就是荐举制，既不同于两汉的察举，也不同于隋唐以后的科举。
　　荐举是曹魏时期陈群的发明，乡品的评定也要看各方面的条件和本人的表现。但是到了东晋，就只看门地。门地就是门和地，即门第和郡望（籍贯）。比如太原王氏是西晋名门，琅邪王氏是东晋望族。王徽之可以在桓冲面前傲慢无礼，就因为他属于琅邪王氏，是王导的族人。
　　门第和郡望决定着人的命运。名门望族的子弟，不需要任何考核就能给予较高的官品，叫“门地二品”（一品永远空缺）。寒门和庶族则相反，只能做低级官员。由此造成的局面，就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结果又如何呢？
　　帝国没有了激励机制，个人没有了奋斗目标。一个世家子弟，几乎刚生下来就有做官的资格，那又何必努力何必奋斗？因此即便为官一任，也不造福一方。如果有人认真工作，还要被嘲笑，被讥讽，被视为俗气。
　　至于国家的兴亡，自然不必也不会关心。因为他们的荣华富贵是家族的门第和郡望决定的，不是王朝和皇上的恩典，那又何必管帝国的死活？因此高级士族中人大多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国难当头，首先想到的是保家，不是卫国，王衍的狡兔三窟和卖主求荣就是证明。
　　有趣的是，帝国似乎也没指望这些家伙保卫自己，朝廷授予世家子弟的大多是清要之职，地位高，待遇好，事务少，责任轻。繁杂而辛苦的工作，都交给庶族寒门。久而久之，上层社会便充斥着无能之辈。除了清谈误国和腐化堕落，其他什么都不会，只能做寄生虫。
　　然而待遇和特权却一点也不少。根据西晋政府颁布的占田令，官员可以按级别占有近郊田。一品五十顷，依次递减到九品十顷。更重要的是，法令颁布之前大族多占的田亩并不需要清退，没占够数的却可以“依法”补足，真不知道帝国中央对贪腐的态度是遏制还是鼓励。
　　至少，也是默许。
　　社会不公的结果，是两晋比东汉更加迅速地腐朽。东晋倒数第三个皇帝孝武帝司马曜，甚至在三十五岁那年被自己的宠妃张贵人谋杀。原因则是好色的孝武帝跟三十岁的她开玩笑说：你这把年纪，就该废掉了。
　　结果，他自己当夜先被干掉。
　　被谋杀的司马曜，其实是东晋最后一个皇帝，因为此后的安帝痴呆得不辨寒暑，恭帝则被刘裕废杀。孝武帝自己似乎也敏感地意识到末日将临。他被杀前不久，天上出现了彗星，这在古人眼里是不祥之兆。于是孝武帝说：敬你一杯酒吧，彗星呀彗星！自古以来哪有万岁天子！
　　当然，也不会有万岁王朝。
　　这个时候，如果儒家伦理还有权威，事情也许会好办一些。因为儒家伦理尽管问题多多，却好歹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魏晋却只有门第观念，没有精神支柱。他们追求的真实、自由和美，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和特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全民共识，又岂能支撑帝国的大厦？
　　支柱倒塌的结果，是精神的空虚、心理的变态，比如酗酒和嗑药，再加奢侈和斗富。最离谱的，是晋武帝司马炎为了帮舅舅比阔，赐给他一株二尺高的珊瑚树。洛阳富豪石崇见了，却不屑一顾地将其砸碎，然后摆出自己的珊瑚树任由那位国舅爷挑选，株株更高更漂亮。
　　如此炫富，岂非变态？
　　变态并不奇怪，因为靠垄断仕途起家的士族其实是文化暴发户。暴发户都是要炫富的，因此连同名士们自鸣得意的雅量、清高和洒脱，都带有炫耀和标榜的意味。他们追求的真实、自由和美，竟只能通过佯狂、醉酒和男人女性化来实现，这说明这个阶级完全没有底气。
　　士族注定只能是文明的过客。
　　这就跟春秋战国的大夫和士并不相同。后者是生机勃勃的新生力量，代表着方兴未艾的地主阶级，腐朽没落的只是上层的领主阶级。这时，华夏文明当然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自我修复和自我更新。但即便如此，也仍要借助华夏化的蛮夷，比如齐，比如楚，比如秦。
　　因此，新文化的创建不但不能指望士族地主阶级，甚至不能单靠汉民族来完成。种种事实都证明，政治需要新制度，文明需要新生命，民族需要新血液。动荡和分裂只不过意味着新的整合，而整合的前提是融合。
　　中华的历史，势必走向南北朝。
　　后记
　　那些女人　　永嘉元年（公元145年），也就是冲帝去世那年，东汉朝廷收到一封多人联名的举报信，举报当朝太尉李固目无君父。证据是：冲皇帝出殡时，道路两旁的臣民无不痛哭流涕，李固却浓妆艳抹，搔首弄姿，左顾右盼，走着猫步卖弄风情，只有自恋之意，全无悲痛之心。
　　啊！李固是女人吗？
　　不，男人。
　　但看起来，比女人还女人。
　　不知道这是不是顾影自怜的第一例，但男人的女性化在东汉末年应该已经开始，后来的魏晋名士只不过登峰造极而已，尽管李固可能是冤枉的。
　　何晏他们，则确实不男不女。
　　这未必是什么好兆头。因为男人的女性化只可能有两个原因，要么是文明的精致化，要么是文明的粗鄙化。精致就追求细腻，难免英雄气短；粗鄙又要假装文雅，只能儿女情长。但无论哪种原因，结果恐怕都一样。
　　是的，雄性激素减少，变得娘娘腔。
　　娘娘腔盛行于魏晋，除了文明的精致化，也与士族阶级有关。魏晋士族不同于欧洲骑士、日本武士之处，在于后者尚武，前者崇文。文则雅，雅则柔，雅化的同时往往也是阴柔化。所以，隋唐新文化，就主要得靠北方汉化的胡人来开创，这正是下一卷《南朝，北朝》要说的。
　　不过，魏晋的男人虽然女性化，魏晋的女人却相当出色和能干。这也许要拜礼崩乐坏所赐，或者那时的男人实在萎靡不振。总之，读《晋书·列女传》和《世说新语·贤媛》，你会发现那里面的女人一点都不比男人差。
　　比如许允之妻。
　　许允之妻是卫尉（首都卫戍司令）阮共的女儿，长得奇丑无比，因此许允在新婚之夜便不肯进入洞房。后来经朋友劝说勉强走入房内，又掉头就跑。允妻知道他这一去再也不会回来，便一把拽住许允的衣襟不放。
　　于是许允说：妇人四德，你有几个？
　　四德，就是品德、言语、容仪、女功。
　　允妻答：只差一个。
　　接着她反问：士人的美德，夫君又有几个？
　　许允答：一个不少。
　　允妻说：好德不好色，也有吗？
　　许允这才发现此女非凡，于是夫妻情好日密。
　　实际上许允之妻颇有大将风度。许允担任吏部郎（相当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时，被人举报以权谋私，提拔任命的都是自己的老乡。魏明帝接到举报，立即下令派禁卫军将许允捉拿归案，许允也只好去见皇帝。
　　全家人号啕大哭。
　　允妻却镇定自若。她对家人说：不要哭，老爷一会儿就会回来。又交待丈夫：见了皇上只能讲理不能求情。
　　许允听了妻子的话。他对魏明帝说：知人善任，是用人的原则。臣之所选，都是臣了解的人。请陛下查检他们是否称职。如果有不称职的，臣甘愿领罪伏法。
　　查检的结果，是许允被无罪释放。
　　回家时，妻子已经煲好了小米粥在等他。
　　不过许允终究还是卷入了李丰、夏侯玄的案子，被司马师逮捕，最后死在流放的路上。消息传来时，允妻正在织布。她跟上次一样神色不变，只是淡淡地对报信的门生说：早就知道会是这样。她也谢绝了门生帮她藏匿儿子的好意。允妻说：孩子们不会有事的，用不着藏起来。
　　实际上她的儿子并非没有危险，司马师也果然派了钟会前来查看。司马师的指令很明确：如果许允之子的德才与父亲相近，那就必须斩草除根。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许允之妻却从容应对。她交代两个儿子：既不用担惊受怕，也不用耍小聪明，老老实实有问有答就好。哭是要哭的，但不要太悲哀，还可以多少问点朝廷的事。
　　儿子果然平安无事。
　　这就是大智慧了。这种大智慧，许多女人都有。只不过在男权社会，她们没有用武之地，只能在动乱之时帮自己的家人站稳脚跟，渡过难关。
　　比如辛宪英。
　　宪英是曹魏重臣辛毗（读如皮）的女儿。司马懿发动政变时，她的弟弟辛敞是大将军曹爽的参军。当时，司马懿关闭了洛阳城门，曹爽和皇帝在城外。曹爽的部下决定闯关出城救援，要辛敞也一起去。
　　辛敞拿不定主意，去问姐姐。
　　宪英说：曹爽必死无疑。
　　辛敞说：那我就不该出城了吧？
　　宪英却说：怎么能不去？职守是人之大义，悲悯是人之常情。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你是大将军的属下，当然要去救援，这只不过是尽职尽责随大流罢了。
　　于是辛敞出城，曹爽也果然被杀。事后，辛敞不无感慨地说：幸亏向姐姐请教，差点成为不义小人。
　　这样的女人，哪一点输给男人？
　　还有严宪。
　　严宪是杜有道的妻子，十八岁守寡，一手拉扯大一儿一女。后来，她把女儿嫁给了一个名叫傅玄的人。这事让族人大惑不解，议论纷纷。因为当时曹爽气焰正旺，司马懿则装病在家，而曹爽的党羽何晏又是傅玄的死对头。傅玄受何晏压迫，几乎没人敢跟他通婚。
　　族人说：何晏要灭傅玄，那是排山压卵以汤浇雪。
　　严宪却说：你们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何晏多行不义必自毙，司马太傅（司马懿）则不过“兽睡”而已。卵破雪融的，当然自有人在，但绝不会是傅玄。
　　结果不出所料，何晏被司马懿杀掉，傅玄则在六十二岁那年寿终正寝。顺便说一句，傅玄不比寻常。他是西晋哲学家和文学家，著有《傅子》等书，《晋书》有传。
　　严宪的见识，岂非在众人之上？
　　至少，远远超过曹爽之流。那帮人都认为司马懿已经行将就木，只有她看出是猛兽装睡。
　　这简直堪称女政治家。
　　不过最具政治家素质和风范的，也许当数曹操的第二任正妻卞夫人。卞夫人原本出身倡门（艺人家庭），地位很是卑贱。然而她的气度和见识，却远在一般大家闺秀之上。曹操因为反董卓，只身逃出洛阳，结果在中牟县被捕。消息传来，家中乱作一团，属下也准备作鸟兽散。
　　卞夫人挺身而出。
　　当时还是小妾的卞夫人对大家说：曹君情况不明，为什么要惊慌失措？现在临阵脱逃，将来曹君回家，诸位可有脸面见他？再说大难临头，不正该同甘共苦吗？
　　此事让曹操大为感动，也非常敬重。因此，他跟原配丁夫人离异后，便将卞夫人立为正妻。卞夫人却依然尊丁夫人为大房，一年四季都派人给丁夫人送东西，还趁曹操出征的时候把丁夫人迎回家来，恭恭敬敬地侍奉，尽管丁夫人当年对卞夫人母子是很不怎么样的。
　　丁夫人也大为感动。
　　难怪曹操认为卞夫人可以母仪天下。卞夫人自己也非常低调朴实，宴请家人从来不用山珍海味。她甚至明确告诫卞家人：别指望我为你们谋取私利，也别指望犯了事我帮你们求情，如果想罪加一等倒有可能。
　　这又让曹操另眼相看。
　　实际上卞夫人非常懂道理，也非常会做人。曹操缴获了珠宝首饰之类的战利品，总是拿来让卞夫人先挑，卞夫人则每次都挑中等的。曹操问她为什么，她说：挑最好的是贪婪，挑最差的是虚伪，所以挑中等的。
　　这叫什么？这就叫得体。
　　卞夫人的最大优点也正是得体。她的儿子曹丕被册封为太子后，身边人都来祝贺讨赏。卞夫人却说：丕儿能够成为储君，不过因为年长而已。至于我自己，能够不被批评为教子无方便已是万幸，有什么可庆祝的？
　　曹操听说后又大为赞赏。他说：愤怒而神色不变，欣喜而举止有节，这可是最难做到的啊！
　　没错。这在魏晋风度，就叫雅量。
　　谢安的太太刘夫人也是一个有雅量的。尽管她对谢安的好色防范甚严，却能不动声色，四两拨千斤。谢安想要纳妾，让小辈们去做刘夫人的工作。于是众人大讲《诗经》，说那就是圣人教导我们的不妒之德。
　　刘夫人是名士刘惔的妹妹，当然知道《诗经》是怎么回事。于是故意问：这些教导都是哪位圣人的？
　　众人答：周公。
　　刘夫人说：难怪！要不你们也去问问周婆？
　　呵呵，魏晋那些女人！

　　本卷大事年表

　　公元220年（黄初元年），曹丕代汉，魏始。
　　226年（黄初七年），曹丕卒，子魏明帝曹叡继位。
　　239年（景初三年），魏明帝卒，侄曹芳继位，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共辅政，次年改元正始。
　　249年（正始十年），司马懿政变，杀曹爽，曹魏政权归司马氏。王弼卒，年仅二十四岁。
　　251年（嘉平三年），司马懿卒，子司马师执政。
　　254年（嘉平六年），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
　　255年（正元二年），司马师卒，弟司马昭执政。
　　260年（甘露五年），曹髦讨伐司马昭兵败被杀，司马昭立曹奂，是为魏元帝。
　　263年（景元四年），蜀汉亡，阮籍卒，嵇康卒。
　　264年（咸熙元年）三月，司马昭由晋公为晋王。五月，追谥司马懿为宣王，司马师为景王。
　　265年（咸熙二年，西晋泰始元年）八月，晋王司马昭卒，子司马炎继位。十二月，魏元帝禅让，司马炎称帝，是为晋武帝。追谥宣王司马懿为宣皇帝，景王司马师为景皇帝，文王司马昭为文皇帝，按照西周封建制封皇族二十七人为国王。曹魏亡，西晋始。
　　272年（泰始八年），向秀卒。
　　280年（咸宁六年），吴亡，晋一统天下，三国终。
　　285年（太康六年），汉字传入日本。
　　290年（永熙元年）三月，晋武帝司马炎卒，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
　　291年（永平元年）三月，贾皇后召楚王司马玮入朝，杀太傅杨骏，废杨太后，由汝南王司马亮辅政。六月，贾皇后诬司马亮谋反（八王之乱一），下诏令楚王司马玮杀之，然后又以矫诏罪名杀司马玮（八王之乱之二）。
　　299年（元康九年），贾皇后诬太子司马遹（读如遇）谋反，废为平民，杀其母谢淑媛。
　　300年（永康元年），赵王司马伦（八王之乱三）怂恿贾皇后杀司马遹，然后又以“为太子复仇”为名，发动政变废贾皇后（之后被杀）。
　　301年（永康二年，建始元年，永宁元年），司马伦废晋惠帝而自立，齐王司马冏（八王之乱四）起兵杀司马伦，司马衷复辟。
　　302年（永宁二年，太安元年），长沙王司马乂（八王之乱五）起兵杀司马冏。
　　303年（太安二年）八月，成都王司马颖（八王之乱六）、河间王司马颙（八王之乱七）起兵讨伐司马乂，司马颙遣都督张方进围洛阳。
　　304年（太安三年）正月，东海王司马越（八王之乱八）执司马乂送张方，张方烧杀之。司马颖等人逼晋惠帝立司马颖为皇太弟，以司马颙为太宰。七月，司马越攻司马颙，兵败，司马衷被俘。十一月，张方挟司马衷迁都长安，废皇太弟司马颖，立司马炽。同年，氐族豪帅李雄据益州，称成都王。匈奴酋长刘渊称汉王。
　　305年（永兴二年），司马越等举兵讨司马颙，司马颙遣司马颖率军拒之，司马越兵败，司马颖进据洛阳。
　　306年（光熙元年），司马越反攻胜利，司马颖兵败被杀。司马越杀晋惠帝，立司马炽，是为晋怀帝。司马越以太傅辅政，司马颙被谋杀。李雄在成都称帝，国号成。
　　308年（永嘉二年），刘渊称帝，都平阳。
　　310年（永嘉四年），刘渊卒，子刘聪杀继承人自立。
　　311年（永嘉五年），司马越卒。刘渊部将石勒大破晋军，掳太尉王衍。后攻陷洛阳，掳晋怀帝司马炽，晋武力尽失。刘渊侄子刘曜攻长安，杀南阳王司马模。
　　312年，西晋无皇帝，无年号。郭象卒。
　　313年（建兴元年），司马业于长安称帝，是为晋愍帝。
　　316年（建兴四年），晋愍帝司马业出降，西晋亡，立朝五十一年。
　　317年（建武元年）冬，晋愍帝被杀。
　　318年（太兴元年），司马睿在建业（今南京）即帝位，是为晋元帝，东晋开始。同年刘聪卒，子刘粲继位，后被杀，刘曜自立称帝。
　　319年（太兴二年），刘曜还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刘曜部将石勒称赵王。
　　322年（永昌元年），王敦兵临建业城下。晋元帝司马睿卒，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晋明帝。
　　324年（太宁二年），王敦卒，王敦之乱平。
　　325年（太宁三年），晋明帝司马绍卒，子司马衍继位，是为晋成帝，年五岁，庾太后临朝，王导和庾亮辅政。
　　327年（咸和二年），苏峻之乱起。
　　328年（咸和三年），石勒擒杀刘曜，前赵亡。
　　329年（咸和四年），苏峻之乱平。
　　330年（咸和五年），石勒称帝，国号仍用赵，史称“后赵”。后赵拥有北方大部，与东晋隔淮河对峙。
　　333年（咸和八年），石勒卒，子石弘继位。
　　334年（咸和九年），李雄卒，李雄子李期杀继承人李班自立。石虎杀石弘。
　　337年（咸康三年），鲜卑豪帅慕容皝（读如恍）称燕王，都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
　　338年（咸康四年），李寿杀李期自立，改国号为汉。
　　339年（咸康五年），王导卒。
　　340年（咸康六年），庾亮卒。
　　342年（咸康八年），晋成帝司马衍卒，弟司马岳继位，是为晋康帝。
　　343年（建元元年），成汉国李寿卒，李势立。
　　344年（建元二年），晋康帝司马岳卒，子司马聃继位，是为晋穆帝，年两岁。
　　345年（永和元年），桓温任荆州刺史。
　　347年（永和三年），桓温伐蜀，李势投降，成汉亡。
　　349年（永和五年），石虎称帝，不久卒，内乱起。
　　350年（永和六年），石虎养子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