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魏晋风度-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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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庾氏：庾亮；
　　桓氏：桓温；
　　谢氏：谢安。
　　旧时王谢堂前燕，即此之谓。
　　的确，对东晋政权贡献最大的，就是王导和谢安。王导开创了基业，谢安则保卫了它。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大举出兵，以压倒优势进攻东晋。执政的谢安以弟弟谢石为统帅，侄子谢玄为先锋，御敌于国门之外，并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一举击败了苻坚的进攻。　这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意义非凡。当时，北方沦入胡族之手，南方也并未彻底汉化。汉民族和汉文化以江东为壁垒，可谓命悬一线。因此，谢安、谢石和谢玄的胜利，便不但挽救了东晋王朝，也挽救了华夏文明。
　　君臣共治，岂非很好？
　　可惜，东晋政治虽有“虚君共和”的意味，却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晋元帝和他的后代不甘心大权旁落，权臣中也不乏阴谋家和野心家。王敦和桓温就企图篡位，桓温的小儿子桓玄则终于称帝。毕竟，魏晋两朝皆因“禅让”立国，司马家族也没法不让人模仿他们的祖宗。
　　因此东晋政治之乱并不亚于西晋，只不过西晋是皇室与皇室斗，东晋是皇室与权臣争。权臣士族之间（如王导和庾亮、桓温和殷浩），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高级士族与低级士族、世家大族与寒门庶族，也都矛盾重重。
　　结果是什么呢？
　　动乱频繁。淝水之战前，有王敦之乱、苏峻之乱，以及桓温未遂的篡位图谋。淝水之战后，则有孙恩之乱、桓玄之乱、卢循之乱。苏峻之乱时，建康宫阙被焚毁；桓玄之乱时，国号被改为楚。至于内战，当然更在所难免。
　　东晋并不安宁。
　　最后的结果，是政权落入庶族出身的刘裕之手，而且把魏代汉、晋代魏的程序也走了一遍。公元420年（元熙二年），晋恭帝司马德文让位于宋王刘裕。东晋终于在内乱中灭亡，共一百零四年，十一帝。
　　刘裕的新王朝国号宋，史称“刘宋”，以区别于后来既有北又有南的“赵宋”。刘裕自己，则为南朝宋武帝。他称帝十九年后，北魏灭亡北凉，魏晋十六国时代终，南北朝时代始（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
　　全线崩溃　　从曹魏代东汉，到北魏灭北凉，历史上的“魏晋十六国”共计二百一十九年。加上董卓入京后、曹丕称帝前的东汉之末，刚好二百五十年。如果用最简单的词语来描述这两个半世纪，那就只有一个字——　乱。
　　乱的同时，是腐败。
　　腐败几乎是两晋王朝的天性。有一次，晋武帝司马炎问大臣刘毅：爱卿愿意把朕比作汉代的哪个皇帝？
　　刘毅答：桓帝、灵帝。
　　晋武帝大惊失色：这也太过分了吧？
　　刘毅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这样看，陛下还不如他们。
　　晋武帝只好解嘲说：他们可没有你这样的直臣。
　　刘毅说的是实话。西晋王朝从一开始就是腐败的，也是腐朽的。史家曾这样描述说：当时的士族，做人以行同禽兽为通达，谋职以不走正道为才能，当官以不负责任为高尚。官场中充满奔走之士，朝廷里不见让贤之人。所有人都只有两个目标：一是名，二是利。
　　高级士族如此，寒门庶族亦然。
　　比如贾充。
　　贾充就是导致“八王之乱”的那位贾皇后的父亲，他自己的父亲则是贾逵。贾逵是坚决捍卫曹魏政权的。当时甚至有传闻说，司马懿就是因为梦见贾逵变成了厉鬼，才吓得一命呜呼，可见贾逵立场之坚定，之鲜明。
　　然而贾充却成为司马家族的帮凶，小皇帝曹髦就死在他的手里。当时曹髦因为不满大权旁落，率领亲兵攻打司马昭的相府，相府的兵丁并无一人胆敢上前。贾充却大喝一声说：相公养兵千日，不就是为了用在此时吗？
　　于是曹髦被杀。
　　这当然是极其严重的罪行，无论儒家伦理和帝国法律都不能容忍。因此，当司马昭召集会议讨论善后时，大臣陈泰就明确表示：只有腰斩贾充，或许还能平息民愤。
　　司马昭问：还有第二方案吗？
　　陈泰说：这是最好的，没有其次。
　　司马昭当然不会采纳。他的办法，是另外找了一个替罪羊。他们父子，对贾充其实感恩戴德，否则贾南风也当不了皇后。实际上，贾充帮了司马昭的大忙：他做了司马昭想做的事，又让这家伙保住了脸上的假面具。
　　没错，忠孝仁义的儒家面具。
　　假面具是老早就戴上的。从司马懿到司马炎，这个家族一直都重礼重孝。司马昭去世后，司马炎甚至不顾大臣劝阻，坚持三年之丧。他说：朕本儒生，以礼传家，岂能因为做了天子就忘了本色？
　　这可真是别出心裁。作为国家元首，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皇帝行过此礼。司马炎坚持这样做，无非为了标榜自己是纯正的儒家、地道的士族。
　　然而这位“纯儒”却十分好色，他后宫的女人甚至多达上万，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跟谁上床，只好坐一辆羊车在宫里转，羊停在哪儿就进哪间房。那些可怜的女人们则用竹叶插窗，盐水洒地，希望羊能走向她的房门。
　　不以为然的，只有胡芳。
　　胡芳是征南将军胡奋的女儿，被晋武帝司马炎册封为贵嫔。这位将门虎女并不认为皇帝有什么了不起，入宫后竟号啕大哭，跟司马炎做游戏也寸步不让。
　　司马炎大怒：你真是个将种！
　　胡芳却反唇相讥：北伐公孙渊，西拒诸葛亮，这样的人不是将种又是什么？
　　据说，司马炎竟满脸惭愧。
　　司马炎确实应该惭愧，但不是因为司马懿曾经担任过军职，而是因为他和他王朝的虚伪。这个靠阴谋诡计和巧取豪夺建立的帝国，可谓集贪婪、奢侈、残忍、狡诈、荒淫于一身，高高举起的却是儒家伦理的道德旗帜。
　　旗帜是必需的。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力量。旗帜上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则是为了与曹魏相区别。曹操是坚持“法家寒族路线”的，诸葛亮也一样（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卷《三国纪》）。士族儒家的司马政权当然必须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他们的立国之本。
　　然而实际上的作为又如何呢？弑君篡位是不忠，废黜太后是不孝，骨肉相残是不悌，滥杀无辜是不仁，争权夺利是不义，丧权辱国是无能。请问，儒家伦理安在哉？但只见：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结果又是什么呢？
　　中华帝国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
　　支柱就是儒家学说。独尊儒术之后，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它已经成为汉民族的魂魄所系，也维系了两汉三百多年的稳定，怎么说倒就倒了呢？
　　除了司马家族的口是心非，儒学本身也有问题。
　　问题出在儒学变成了官学（正式称谓叫经学）。官学是有权威性的，也是有政治性的。这两条都决定了儒学必将失去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生命活力，走向神化、僵化、教条化，变成让人讨厌的东西。
　　事实正是如此。
　　两汉经学的特点，一是繁琐迂腐，二是妖妄荒唐。或者说，咬文嚼字，装神弄鬼。比方说，五个字的经文，可以写出两三万字的注解。普普通通一句话，可以看出神秘兮兮的微言大义。请问这还是学术、还是思想吗？
　　当然不是。
　　因此，两汉经学发展到后来，就连统治者（比如王莽和刘秀）都感到厌烦，更不用说真正有头脑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于是进入魏晋以后，上流社会便“家弃章句（抛弃儒学），人重异术（以非儒家的异端邪说为时尚）”，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以燎原之势席卷天下。
　　首先兴起的是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思想文化的标志性成果，玄学家主张的则是清谈或玄谈。顾名思义，其特征并不难想见：远离政治，回避现实，无关道德，蔑视俗务，只关心高深玄远的理论问题，向往超凡脱俗的高雅生活。
　　这是一种真正理性和思辨的纯粹哲学。
　　如此哲学，对于重伦理、重政治、重现实的儒学当然是强烈的冲击，何况还有佛学推波助澜。东汉时传入的佛学也是“夷狄”的文化，而且比“五胡”更不“中国”，却受到知识界和统治者的普遍欢迎，岂非改天换地？
　　佛学是外来文化，玄学则是内部反对派。儒学遭此内外夹攻，实际上已无招架之力。没有了这根精神支柱，两汉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精神世界也只能全线崩溃。
　　没错，这是一个无望的时代。国土四分五裂，政权频繁更迭，时局瞬息万变，战火连绵不绝，谁都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有安全感，包括那些皇帝在内。
　　魏晋之乱，首先在人心。
　　乱世出英雄，也出思想。事实上，正如有春秋战国的礼坏乐崩，才有百家争鸣；有汉末以后的腐朽溃烂，也才有魏晋风度。不同的是，百家争鸣备受推崇，魏晋风度却褒贬不一。其中奥秘，则正是需要我们去探索的。
　　


第二章　人物
　　英雄与奸贼
　　身败名裂的王敦是东晋第一叛臣，也是东晋第一英雄。他的气焰嚣张，他的飞扬跋扈，他的镇定自若，他的睥睨一切，都让后人极为向往。　沉默良久之后，许劭回答了曹操的问题。
　　这时的曹操还是年轻人，许劭则早已是东汉末年著名的评论家，每个月的初一都会对当时的人物发表评论，叫“月旦评”（大年初一叫元旦，每月初一叫月旦）。被许劭点评过的立即名闻天下，难怪曹操要去见他。
　　然而身为名士的许劭，却看不起这个出身宦官家庭的小伙子。曹操则使出浑身解数，用近乎耍无赖的办法逼许劭表态。万般无奈之下，许劭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据说，曹操竟欢天喜地而去。
　　曹操当然要高兴的。因为这时他还籍籍无名，甚至被人鄙视，只有太尉桥玄对他另眼相看，认定他是将来安定天下的人。就连曹操去见许劭，也是桥玄的建议。
　　其实桥玄也有点评，而且与许劭相似：　　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
　　这个故事在当时肯定广为流传，而且有各种版本。但最为后世认同的，是这样十个字：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从此，奸雄二字，就成了曹操的标签。
　　标签显然从桥玄和许劭的说法演变而来。他们都使用了两个词：奸贼，英雄，合起来就是奸雄。
　　然而三个版本的意思却不相同。按照第一种和第二种说法，曹操活在治世就会害人，活在乱世反倒对了。第三种说法则相反，尽管这个说法据说也是许劭的。
　　没必要弄清楚哪一个版本是最原始和最正宗的，因为无论哪种都承认曹操不是寻常人等。实际上在汉末魏晋时期，英雄与奸雄或者枭雄，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英雄”这个词也是有明确定义的：　　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
　　很清楚：英和雄是一回事，即卓异突出，只不过植物中最优秀的叫英，动物中最杰出的叫雄。这就像群和众是一回事，只不过动物叫群，人类叫众。所以一个人，像花儿一样漂亮就叫英俊，像虎豹一样强劲就叫雄姿。
　　于是，人们便把原本用于动植物的“英雄”一词挪用到人物，并给出以下定义：　　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
　　显然，英，就是才华出众（如英才），或天赋过人（如英气），或青春焕发（如英年）；雄，则是大无畏的（如雄霸），或强有力的（如雄风），或极威武的（如雄赳赳）。据此，曹操当然是英雄。他自己这么认为，别人也这样看。
　　有一次，匈奴派使节来华。
　　这时曹操已是魏王，却因其貌不扬而自惭形秽，便让崔琰代为接见，自己扮作卫士握刀站在一旁。事后，曹操派人去问使节：你对魏王的印象怎么样？
　　使节说：魏王（指崔琰）仪表堂堂。但他坐榻旁边那个“捉刀人”（指曹操），才是真正的英雄。
　　曹操听说，便把那使节暗杀了。
　　此事的可靠性不妨存疑，体现出的观念却无疑属于那个时代。第一，英雄是引人注目的。第二，一个人是不是英雄，无关乎外貌，也无关乎道德，只关乎气质。
　　曹操当然有此气质。
　　实际上，东汉魏晋所谓“英雄”并非道德评价，而是气质判断，或事实判断。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禀赋非凡英气逼人，哪怕只不过能把事情闹大，就是英雄。
　　所以，董卓也是英雄，刘备就更是。
　　刘备是被诸葛亮和曹操都认作英雄的，曹操甚至认为天下英雄只有他们哥俩。据说，曹操说这话时，刘备正跟他一起吃饭，竟当场吓得掉了汤勺和筷子。
　　鲁肃则称刘备为“天下枭雄”。其实在汉末和魏晋人的眼里，枭雄、奸雄都是英雄。他们在意的不是前面那个字，而是后面这个非常男性的字——　雄。
　　没错，英雄也可以简称为雄。
　　谁是英杰谁为雄？这是汉末魏晋时期人们十分关注的，因为那是一个乱世。乱世出英雄。也只有英雄，才能在乱世一显身手，大展宏图。
　　关注的背后，是社会的认可与尊崇。
　　这是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我们知道，两汉推崇的是功业，汉代风云人物也都是与功业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张骞通西域，卫青平匈奴，司马迁写《史记》，公孙弘设博士。没有这些功业，他们就没有价值，也不被世俗所承认。
　　魏晋却不以成败论英雄。只要有英雄之志，哪怕未能如愿或功败垂成，也照样能得到人们的敬重。
　　比如祖逖（读如替）和刘琨。
　　祖逖和刘琨都是在西晋覆灭之际挺身而出的，也都以驱除胡族兴复神州为己任。祖逖甚至在北渡长江船至中流之时，豪气干云地敲着船楫朗声发誓：我祖逖如不能收复中原，那就让我有如这滚滚东去的江水，不再回来！
　　这就是所谓的“击楫中流”。
　　同样广为流传的是“闻鸡起舞”的故事。有一次，二十四岁的祖逖半夜听到鸡叫，便叫醒同样年轻的刘琨：这是上天在激励我们呀！于是一起到屋外舞剑。
　　闻鸡起舞和击楫中流的故事，后来成为中国人励志的常规教材，祖逖和刘琨的事业反倒是鲜为人知的。事实上他们俩都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祖逖忧愤而死，刘琨被人冤杀，却像出师未捷的诸葛亮一样让人怀念。
　　人物比功业更重要，这是一个转变。
　　与此同时，对人物的追捧也由圣贤而英雄。圣贤都是道德楷模，英雄则未必。董卓不用说，曹操和袁绍年轻时也近乎无恶不作。他们俩甚至在参加婚礼的时候故意制造混乱，趁机去偷人家的新娘子。然而这样的故事却被人们津津乐道，并没有人因此而认为他们不是英雄。
　　实际上魏晋时期英雄的概念与道德无关。刘琨原本便是风流才子，喜欢声色犬马，祖逖的行为则几近劫匪，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忠君爱国和建功立业。同样，他们把天下大乱看作扬名立万的大好时机，因半夜鸡叫而惊喜，也不奇怪，尽管这惊喜难免“幸灾乐祸”之嫌。
　　也许，这就是“魏晋风度”了：道德评判退隐，个人价值彰显。吸引眼球颠倒众生的，不再是功业、节操、学问，而是气质、才情、风神。或者说，正因为怀疑和否定了外在权威，才有了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
　　所以，英雄可以同时是奸贼。
　　比如王敦。
　　叛臣王敦　　王敦最后是身败名裂了的。
　　跟堂弟王导一样，王敦也是东晋王朝的实际缔造者和保卫者。想当年，司马睿初到建康毫无威望，是王导设计让他在三月三日上巳节坐轿子出行，自己和王敦等文武百官骑高头大马前呼后拥，一下子就镇住了持观望态度的江东大族，司马睿后来的称帝也才有了社会基础。
　　此后，王导内执朝政，王敦外掌兵符，行政权和军事权都掌握在王氏家族手里，晋元帝司马睿不过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时人称之为“王与马，共天下”。
　　这就是王导创立的君臣共治模式。
　　可惜对于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满意的只有王导，王敦和司马睿都不满意。王敦桀骜不驯专横跋扈，司马睿则不甘大权旁落，试图利用他人的力量来钳制王家，结果是手握重兵镇守荆州的王敦不想谋反也得谋反。
　　于是，司马睿称帝四年后，王敦便反于武昌（今湖北鄂州），并很快攻入建康。司马睿重用的人死的死，降的降，逃亡的逃亡，朝政完全落入王敦之手。元帝本人则几至皇位不保，并在当年忧愤而死。
　　据正史记载，司马睿在一败涂地之后，根本就不敢以君臣大义谴责王敦，只能一面脱下戎装，一面嘀嘀咕咕地说：想要位子，我回琅邪就是，何必让老百姓受苦？
　　东晋皇帝之无奈，由此可见一斑。
　　晋元帝死后，继位的是晋明帝司马绍。明帝和王敦都磨刀霍霍，必欲置对方于死地。最后，王敦之乱因其病逝而告终。他的势力被东晋王朝的政府军剿灭，本人的尸体也被挖出，脑袋还被砍下来挂在浮桥上示众。
　　王敦岂非不得善终？
　　当然是。而且按照儒家伦理，他也是不折不扣的乱臣贼子。然而在魏晋，王敦受到的却是由衷的敬佩。
　　王敦死后二十三年，征西大将军桓温攻进成都，灭亡了五胡十六国之一的成汉。这位胜利者在成汉宫中大宴宾客，蜀中士绅也悉数到场。桓温为人原本豪爽，此刻更是雄姿英发语惊四座，以至于散席之后众人还回味无穷。
　　大家都说：桓大将军真是当代英雄！
　　一位王敦过去的部下却不以为然。他说：那是因为你们没见过王大将军！
　　实际上就连桓温对王敦也钦佩有加，尽管他并不认为自己在王敦之下。但当他路过王敦墓前时，仍充满崇敬发自内心地大声呼喊：可儿！可儿！
　　可儿，就是称心如意之人。
　　很难想象这是对一个“逆贼”的评价，而且据说这评价在王敦活着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流行。
　　那么，王敦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大丈夫。
　　后来执掌了东晋军事大权的王敦，出道似乎比堂弟王导要早。他很早就来到了西晋的首都洛阳，并成为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在“八王之乱”中，王敦散尽家财，还把公主的婢女配给将士，从而深受爱戴。王导为司马睿经营帝业时要拉王敦入伙，并非没有道理。
　　不过谁都想不到，出身名门望族的王敦在京城却被看作乡巴佬。因为他不会说洛阳话，也不懂豪门的规矩，更不擅长琴棋书画。他甚至闹了不少笑话，其中之一，是在公主那里上厕所时，把塞鼻子用的干枣和洗手用的澡豆都吃了，结果公主的婢女无不掩口而笑。
　　王敦却既在意也不在意。
　　有一次，晋武帝与社会贤达聚会讨论音乐，王敦坐在旁边一句话也插不上，便自告奋勇要求击鼓。晋武帝见他脸色难看，也就下令将鼓和鼓槌放在他的面前。
　　王敦一甩袖子站了起来。
　　这一通鼓打得漂亮至极。那急速和谐的音节，那豪迈激越的气势，那旁若无人的神情，都让人叹为观止。乡巴佬所受的窝囊气，也在这敲击中宣泄一尽。
　　听众给出的评价则是两个字：雄爽。
　　雄爽即大气。
　　王敦确实是大气的。正是这种雄霸之气，使他虽被看作乡巴佬，却出入豪门而无愧色。当时，洛阳最富的人是石崇，石崇家的厕所里常常站着十几个婢女，客人上厕所都要由她们伺候着换衣服，许多害羞的人只好憋着。只有王敦不但照去，换衣服时还一脸的傲慢。
　　于是婢女们交头接耳说：此人必能做贼！
　　婢女们的直觉并没错。事实上，石崇的排场是让人非常不舒服的，也是有震慑力的，但这种炫耀却因为王敦的泰然处之变得一文不值。这就比在皇帝的宴会上表演鼓乐还要震撼，因为镇定自若比一显身手难得多。
　　炫富的暴发户，也永远比不上能做贼的英雄。
　　前面两个故事都发生在西晋时期，也就是王敦刚出道的时候。也许正是从那时起，他就获得了“可儿”的称号。至于王敦的自我评价，则是“高朗疏率”，也就是高尚、爽朗、疏放、率真，可谓自视甚高。
　　然而王敦的个人魅力，似乎也正在于此。他确实是睥睨一切的，也没有什么能够让他恋恋不舍。有人曾经对他说，过于频繁的性生活不利于健康，你现在身体就很虚弱。王敦说：是这样吗？很容易的啦！于是打开后门让那些女人统统出走，爱上哪儿就上哪儿。
　　这其实也够狠。
　　对自己都能下手的，对别人也不会有同情心。有一次洛阳巨富王恺（一说石崇）宴请王敦和王导兄弟，特地安排了美女敬酒。客人如果不能一饮而尽，就杀了那敬酒的美人。因此王导虽不胜酒力，也只好勉为其难。王敦却在连杀三人之后，依然滴酒不沾，而且泰然自若。
　　王导实在看不下去，便责备王敦。王敦却满不在乎地回答：他杀自家人，关你什么事！
　　这样的人，当然能做贼，而且是窃国大盗。
　　实际上王敦一生最大的追求就是君临天下，最大的遗憾则是未能称帝，因此临终前特地交代嗣子：我死之后你先即位，设置了朝廷和百官之后再给我发丧。
　　可惜王敦的这位嗣子并不中用也无主见。他听从谋士的建议，把王敦的尸体席裹涂蜡埋在议事厅中，然后日夜纵酒淫乐，以为这样就能稳定军心，可以坐等前方传来的好消息，结果等来的却是全军覆没。嗣子和他的生父被沉入长江，王敦则被开棺戮尸，差一点死无葬身之地。
　　一代英雄或枭雄或奸雄，就落得这个下场。
　　这，大概是王敦始料未及的吧？
　　事实上，王敦的理想至少是做曹操。他担任东晋大将军时最喜欢的诗，就是曹操的《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据说，他在吟诵这诗时，会用玉如意去敲击玉唾壶，以至于壶口都被敲破。
　　王敦没想到的，王导也想不到。王导大约是想做周公或者诸葛亮的，尽管他的抱负要小得多。这样的人，当然不可能有谋逆之心。然而王敦却闹出了惊天大案，而王导与王敦的关系则无论如何都无法撇清。
　　那么，此刻的王导又在哪里？
　　政客王导　　王导带领子弟族人在宫门外待罪。
　　这是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的正月，王敦以讨伐奸臣的名义反于武昌，晋元帝司马睿也针锋相对地下诏要御驾亲征讨伐王敦。双方的战争一触即发，里外不是人的王导除了待罪宫门也别无选择。
　　不少人都替他捏把汗。
　　司马睿却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他接见了王导，并让他穿上朝服。诚惶诚恐的王导跪下来磕头谢罪说：乱臣贼子历代都有，没想到竟出在臣的家族。
　　元帝则以最高礼遇回答王导。他光着脚走下御座，握着王导的手叫着他的字说：茂弘，这是什么话！朕还要把千里江山都托付给你呢！
　　王导渡过了难关。
　　从此，他成为东晋官场的不倒翁。元帝驾崩后，王导又辅佐了明帝和成帝，是不折不扣的三朝元老。
　　原因当然首先是政治上的。两晋原本是士族地主阶级的政权，偏安江左的东晋更必须依靠世家大族，王导代表的琅邪王氏当然不容小看。但王导的稳坐钓台，却不能不归结为他特别会做人，也特别会做官。
　　与王敦的跋扈相反，王导的为人要随和得多，也周全得多。有一次，他同时接待数百客人，却很快就发现一位临海来的和几个胡人落落寡欢。于是王导走到临海那人跟前说：您一出来，临海可就没人了。
　　那人很高兴。
　　王导又走到胡人跟前，用他们信仰的佛教礼仪弹着手指打招呼说：兰阇（阇读如舌，兰阇为梵语音译，意为清静无烦恼）！兰阇！胡人都笑了起来。
　　结果，四座皆欢。
　　后来甚至有人说，任何人与王导交往，哪怕只是初次见面，感觉也像老朋友。
　　这样的公关大师，自然也是调和矛盾的高手。王敦第二次作乱时，明帝曾下令拆除朱雀门外的浮桥。然而负责此事的丹阳尹温峤（读如叫）不但没有执行，上殿以后也不谢罪，还索要酒肉。明帝龙颜大怒，殿堂之上气氛非常紧张，所有人都战战兢兢，不敢多说一句。
　　打圆场的又是王导。
　　王导是最后上殿的。他一进来就发现事情不对，也立即就发现问题出在哪里，于是便光着脚下地请罪说：天威有如雷霆，竟然使得温峤没有机会谢罪了。
　　这个说法让温峤和明帝都有了台阶。温峤立即乘势下拜谢罪，明帝的脸上也多云转晴。局面如此得到扭转，实在是只有王导才能做到的。
　　事实上，善于化解矛盾，也是东晋皇帝不得不倚重王导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那个半身不遂的帝国实在是矛盾重重。权臣与权臣，士族与士族，都不消停。没有王导这样一个和事佬从中斡旋，他们的皇位其实坐不稳。
　　王导也很清楚自己的角色，因此把政权的稳定放到了第一位。他在以丞相之职兼任扬州刺史时，曾经派人到各郡督察。这些按察官员回到建康后，便集体向王导汇报各处郡守的优劣短长，只有顾和一言不发。
　　顾和是顾荣的族子，他的意见王导当然很重视。
　　王导问：老弟听说了些什么？
　　顾和说：明公身为首辅，应该网漏吞舟，怎么能靠收集风言风语和小道消息而行明察之政呢？
　　王导恍然大悟，原来这才是江东世家大族的心里话和政治诉求。他也很明白，作为外来政权，对江东本土的事情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他对顾和连连称善，弄得那些认真负责的官员甚感无趣。
　　此后王导秉承的原则，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在晚年甚至什么都不过问，只管画诺。王导这样叹息说：大家都说我糊涂，总有一天你们会怀念这糊涂。
　　这就不是政治家，只能叫政客了。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在于：前者多少有些理想，后者却只有现实。那么请问：王导有理想吗？没有。
　　但，王导大事不糊涂。
　　有一次，北方名士在长江边聚会。当时风和日丽，江水滔滔，天地之间充满诗情画意。这时，座中一人却喟然叹息说：风景还是一样的好，只是黄河换成了长江。
　　所有人都哭了起来。
　　王导却沉下脸来义正词严地说：我等正当同心协力报效朝廷收复中原，岂能像囚徒一样哭哭啼啼！
　　此言一出，所有人又都收泪道歉。
　　这事往往被看作王导光彩夺目的一笔，却其实同样出于现实的考虑。事实上，北方士族刚刚南下时，既没有信心也没有信念；而稳定人心鼓舞士气的唯一办法，是高举政治正确的旗帜。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