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暴力团-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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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喜地说：司令官图的是保存精锐战力，不忍仓卒接敌、无谓折损，要俟陆上一场恶仗打得差不多了，再择期择地登陆，坐收渔利。

还有一则是这样说的：此舰其实是一艘谍报舰。胜利复员之后，举凡冀南、鲁东、皖北部队中的特务人员此番皆应召回军，登舰会师。白天无话，宵禁之后这批为数不下千人的特务便开小组会商讨、研判，纠举同舰官兵中涉嫌通敌叛党之徒，随即出手处决，再将尸身投入波涛之中。这一则最为骇人听闻，却也流布最广且颇符实况——因为它不但解释了舰上何以多出来将近两千口军民男女的来历，也坐实了每夜严格执行灯火管制，以及无端有人遭逮捕而抛掷入海的事件。此说一出，人人自危，争相转述——因为若不同他人一道渲染，便反而容易招致怀疑自己就是特务了。

对于置身于妖言妄语、如坠迷雾之中的这种境况，家父自然不能不惊心动魄，起码在他亲赴舰长官厅、往鬼门关前绕了一圈之后，对这一则怪谭有了独特的体会。毕竟，老漕帮究竟与保密局有什么样的关系？舰上除了那“帮朋”带来十三口人之外、还有多少帮会人物？此外，司令官和那“帮朋”应对之间所提到的“上元专案”又是什么？这个专案如系特务作业，是不是同舰上渲天涂地、漫东漶西的谣言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瓜葛呢？

家父怀着这一肚子狐疑和排泄物绕甲板周行数过，偏找不着一处闲置无人的简易厕所。待踅过舰尾，忽一眼瞥见离港前在码头上见过的那具吊车器械正端端杵在下层甲板上——但见那器械教六根粗大的钢缆给牢牢系住，底板伸出后舷五尺有余，前方则掩翳着一座丈许宽的绞盘以及大大小小数十百个严丝合缝的齿轮装置。家父心想：若是能绕行至下层去，双手扶握钢缆、固稳身形，走出几步之遥，便可蹲踞在那车板末端，遂行方便。如此前方还有绞盘和齿轮装置的屏障，要比防波盾板更形隐密。

孰料正当家父蹑至舰尾、准备出个野恭之际，忽然听见有脚步声渐行渐近，杂沓间还夹着低言悄语。一个说：

“脚下留神！风大，不好走。”

另一个接着说：“要不是人命关天，也不好吵扰老弟台一场清梦。”

“不妨事。可人是怎么卡住的？”

家父倾耳细辨，听出第一个说话的是舰长，第二个是司令官，第三个则是那光头青年——在那个夜黑风急的子夜时分，家父只知他是那位“帮朋”，一时间还没想起他听过一次的那个名字：欧阳昆仑。

在那令人猝不及防也难以逆料的一刹那之前，家父只听见这短短的三句话。事后回想起来，光头青年那句“可人是怎么卡住的？”以及司令官所谓的“人命关天”应该是指同一件事，也就是有人卡在船尾下方某处，亟待救援，舰长和司令官才将熟睡中的光头青年叫醒，前来助一臂之力。然而紧接着发生的一切却令家父惊骇莫名，一泡屎登时缩回腹中，凝结成岩坚石硬的满肠块垒，若非数日后军舰在基隆港暂泊之际、家父吃了一挂香蕉又喝了几升凉水而导致腹泻，则后果不堪设想。即使在溯忆当时情景的当下，家父那一双原本略有些脱眶的眼珠却猛地聚拢了，仿佛看见一只飞天夜叉迎面扑来的模样儿，道：“那光头青年踩着小内八步，三两下跃至吊车板的后沿儿，倾出上半身朝下一打量，不料却在这个当口，从吊杆之上砸落了一方物事——”说到此处，他闭上眼皮，轻轻地摇起头来。

对于写了不知多少万字小说的我而言，实则也很难精确地描述出一个曾经折磨家父长达四十三年的惨烈场景，简而言之，在淡薄的月光敷泻之下，一块有如断头台上的巨大刀刃般的防波盾板在转瞬间切下了光头青年的脑袋，而那失去了意志和力量支撑的残躯也几乎在同时蹶落于浓黑如墨的滚滚浊浪之中。

舰长和司令官既未交谈、亦不曾停顿，双双不约而同地四下环视一圈，扭头便朝前舱的方向去了。家父早已吓得腿酸脚软，根本立身不住，只好蹲伏身子，两臂紧紧抱住舷边一根柱头，任由遍体上下的鸡皮疙瘩此起彼落，只巴望着赶紧打来一记大浪，劈头罩脸把这噩梦惊醒也就算了。

然而天不从人愿，浪头没来，那吊车里却倏地蹿出另一条黑影——不消说，方才松动吊杆机关、凌空砸下那方盾板的便是此人了。这人身形极瘦、有如猿猴，步法更奇、可比鹊兔；才交睫间，便翻身纵出那障蔽层层的齿轮组具之外两丈多远，立于廊灯之下。这时，廊内伸出一只手来，指间夹着一支点着的香烟。这人接过烟，深吸两口，回头眺一眼先前光头青年落水的方向，便也闪身入廊，失去了踪影。若非那两口烟、一眺眼的短暂伫留，加之以昏黄凝聚的灯光，家父是不可能看清楚的：那人正是“哼哈二才”中的施品才。

折返点。家父充满懊悔和迷惑的一生之中最重大的转捩于焉浮现。他抱着那根冰凉的铁柱，瞑闭双眼，听见自己的脑袋瓜儿一下又一下地敲击着柱上的铆钉，却怎么也敲不去片刻之前那一幕残忍的情景。

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刻，家父才赫然发觉：当初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上了船，既不是为“转进”，也不是为“反攻”，更不必美其名曰对“党国”的忠贞和对“共匪”的唾弃，其实纯粹只是舍不得捐躯送命的一次逃亡罢了。根据我的揣测，目睹欧阳昆仑身首异处的整个过程，不但带给家父无与伦比的惊恐、骇怖，也激发了他——作为一个逃亡者——前所未有的同情。他不得不逼迫自己追问一个死者根本来不及发出的问题：“为什么？”恐怕也正是这个问题使所谓的同情不只是在一刹那间跌宕起灭的悲哀和怜悯，而产生了持续的力量。

在脑海中撞击既久，那“为什么”就自然会歧生出各式各样的句子，比方说：“为什么要害死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为什么要用这种阴狠毒辣的手段？”还有，“加害者和被害者为什么都与老漕帮有着深厚的渊源？”……恐怕也正是这一波未平、一波继起、层层相衔、扑云覆地的疑问辐辏而至，形成了家父此生的那个折返点——他尔后数十年岁月的生命便步上一条为这些疑问寻找答案的道路。

就事实部分的回忆来说，通过这个折返点之后的渡海之行也变得极其简略：船行又过五日，远远可见高插入天的险峰峻岭兀立于东南方的海上，有人说到了蓬莱仙岛，有人说到了巴布烟海域，也有人说到了海南的七洲岛。众人纷纷挤近舷边远眺，竟将一名大腹便便的华服妇人挤得破水临盆，不得不抢忙送入官厅，并广播全舰问讯：若有通晓接生之术的产婆子，速至官厅报到。

广播同时宣布：海上高山乃是蜃影，并非实地实貌。于是又有传闻：船行至见山之地名为东引，乃是台湾海峡北端的一个小岛，至于耸入云霄的高山则是台湾岛的中央山脉。每年到农历五月中，台湾岛上的大山便不知怎地透过那上天下海的折射手段，投影于东引岛外数里之遥的海域——此事凡闽台间渔民无不知晓。至于舰上如何有人知之、述之，家父却未及详查。总而言之，那广播再三辟谣之余随即宣布：本舰因油料耗损过甚，无法径赴海南，须先至台湾岛北端之基隆港停靠加油，舰上官兵眷属如欲登岸停留者须先至前甲板第二排水口旁登记处办理入境手续，未登记者不得擅自离舰，否则一律按违反戒严法逮捕。

这厢三令五申才告一段落，那厢连绵矗立的大山蜃影果尔在不久之后便消失了，众人意兴阑珊，正欲散去，舰上警号又呜呜然作鸣不已，一时间众人纷纷去来、不知如何趋避，只见东一撮扛枪的、西一丛提水的、前一堆捧着锅碗瓢盆的、后一拨抱着衣衫被褥的，全都骛乱到一处来了。那刚刚在第二排水口简易厕所旁架设起来的临时登记处冷不防叫人潮给冲了，桌椅翻飞，落下海去。好半晌警号停息，才有人传说，是个手笨脚拙的产婆子生炭炉烧开水时不小心踢翻了炉座，差一点把官厅给烧了。所幸产妇洪夫人命尊福大，母子平安。只那初生的婴孩似乎受了些惊吓，啼哭不止，其实并无大碍。舰长已经派人熄了火，收押了那婆子云云。

彼时家父和家母则商议着如何定一去留。船行多日，家母已经受不了风浪颠簸，时时犯呕作吐，非但饮食饭浆不能在腹中稍留，最后连黄绿胆汁都吐得竭泽涸辙，眼见是撑不住了。家父叫那天夜里的一幕残杀吓凉了心，自然也以为该及早下船登岸，另觅栖枝。可是引介他上船的人不明不白地枉送了性命，司令官和舰长——乃至于“哼哈二才”——会放他一条什么样的生路呢？家父若骤尔去办什么离舰入境的手续，难道不会吃他们再拿问一场、又落一个阵前脱逃的罪名吗？正踌躇懊恼之际，帆布篷突地掀开，天光炫然抢入，棚外歪探着一条人影，居然是那施品才。家父慌忙敛襟起立，未料那施品才却笑盈盈地咳了几声，问道：“您老若是想去台湾，我给您老办手续去。”

当下如蒙大赦的家父无暇深思：这些行事诡谲莫测之人如何就这么轻易地开脱了他？及至手续办妥，两个和他曾有一面之缘的校级军官负责唱名核发台湾入境签证之际，他才发现：不只是他和家母获准离舰，另外还有九名与他在青岛同桌吃过一顿饭的人物也冒出来了。在临行之夜的筵席上，家父鼻梁上少副眼镜，脑海中多份担忧，只顾着盘算去留之计，未遑注意其他，是以对同行者究竟是些什么角色其实全无印象。这回一唱名，瞅见几张似曾相识的面孔，才忽地想起来——只不过这么一留神，竟又瞧出了蹊跷——犹忆行前那“帮朋”曾经语及，同行者乃是青岛地面上一些“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在帮前人”。家父自忖读过几年师范、祖上不知几代以外也确有像张荫麟之流在朝贵为天子师的京官儿；然而若不把“满腹经纶”当成过耳可忘的瞎恭维，甚至认真以之自况，则未免忘形了。可是放眼细观那九人，其中有两个妇道，皆是村姑模样。一个似乎怀着身孕，年约二十上下，满面病容愁色，更添几许粗夯之气。另一个年岁不下四十的，头上草草裹了块青巾，难掩一丛焦黄虬结的乱发，右腿显见已然瘸跛多时，看情状，应该也是个在战火中流离失所的嫠妇。在这瘸妇人身后还翳着个年约十二三岁的男孩儿，高额隆准，仪表倒非凡品，只可惜一双黑瞳不时地闪烁游移，神色也显得阴郁不定。非但这三人不似“满腹经纶”之辈，另外六个看来更颇类胡匪响马者流了——或许是半个多月以来在这汪洋大海之中餐风宿露，未暇栉沐所至。家父不知道自己的体面如何，却不管怎么看那六人都觉极不顺眼。

第一个年纪也在四十左右，脸上生着无数麻斑和两道奇长的寿眉，穿了身藏青色的中山装、土黄卡其布裤，已然颇经年月，边边角角磨损之处不知凡几。此人要算是六人之中较斯文沉静的——鼻梁上挂着副度数不比家父浅的近视镜，孑立于人圈以外稍远之处，手中握着柄放大镜之类的工具，正读着一本不知内容为何的小书册。

另一个看来也与他人不甚熟识、热络的是个身形十分颀长的高个儿，岁数恐怕要比头一个还要略长五六岁。只他手里随时舞拶着两支银筷子，无论是仰观穹宇、俯览波涛，时时流露出一股顽皮欢快的佻达模样儿，是以倒显得不如前者老成。这人只顾俯身同那皱眉苦脸的年轻孕妇说话，似要逗她一展愁容。未料那孕妇鼻头一红、眼眶一润，竟哭出声来。倒是这大个子浑不以为意，仍自说笑不歇；看得一旁的家父不觉火冒三丈，直欲冲身上前教训几句。无奈再思之下，又觉得这么不分青红皂白、趋管闲事，未免忒嫌莽撞，遂扭头回身，假作不见。

另一厢的四人则像是一伙旧识，粗看眉目，年齿多在四十上下。一个紫脸汉子穿着一袭连身长袍，生得亦十分魁梧。他一面同其他人说着话，一面不停地摇晃着一只虚虚握住的右掌——看那姿态，犹似凌空运笔、正写着一个又一个无形无状的字体。要说这人腹中有什么经纶，倒也窥看不出。尽他唇上颔下一大圈儿又浓又密的胡髭，望之便不似善类。

站在这紫脸大胡子左边的是个相貌更为奇古的怪人。此人两撇八字眉活似戏台上专扮赃官的三花脸，却长了只又挺又长的悬胆鼻，鼻根发自眉心，眉毛以上寸发未生，现成是个牛山濯濯的秃子，正扯直嗓子同他对面一人在争议着：

“我不过是依天象说人事，天象所布列的是什么，我便说什么。你信便信了，不信也就不信，怎么诬我造谣？如今咱们‘身在曹营’，这不是陷我入罪么？”

站在紫脸大胡子右边的是下巴上生了一丛黄色短须的汉子，相较之下，身形略微矮些，一张嘴露出两枚又长又白的门牙，也不甘示弱地呛了回去：“人家孝胥老弟只身来了，妻儿音信杳然，心下岂有不忐忑之理？你若是个识相的，便学咱们这些肉骨凡胎之人，尽把些教人安心的话儿说几句。什么‘一年生死两茫茫／万里秋荻莫思量／汉祚凋零辞故垒／偏听断雁滞蛮荒’？分明是沮丧人家夫妻父子团圆的巴望。你不说，人家会当你个哑巴么？”

“这有什么好沮好丧的？”秃子抗声顶回，气势更盛了些，“象辞是这么说的，我总不能给改了罢？再者，依此行所见所闻而言，这诗意也无不吻合。此外，我说‘一年生死两茫茫’，而非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孝胥难道不该稍事宽心么？忍它个一年，一家人也就好生团聚了，这不也是番巴望么？你‘痴扁鹊’既不知天、亦不知人，三字合该只当得一个‘痴’字。”

被唤做“痴扁鹊”的大板牙正待分辩，却听背对家父一名赤颈赤耳、想来是张关红脸的汉子忙劝解道：“小弟家务就让小弟一人挂心罢了，两位兄长切莫为此伤了和气。”

秃子哪里肯让？又口沫横飞吐诉了一阵，好半晌才让紫脸大胡子给劝住。其间家父着意思忖了一回，想那七言绝句不过就是江湖术士割裂采撷些前人名句而来的文字游戏。首句窜苏东坡悼亡之作《江城子》的“十年生死两茫茫”而来。二、三句中的“秋荻”、“汉祚”、“故垒”又是侵夺刘禹锡《西塞山怀古》的“故垒萧萧芦荻秋”和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五》的“运移汉祚终难复”而来。至于末句，则分明是挖凿了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的首尾句意，拼凑“城上高楼接大荒”和“犹自音书滞一乡”而成的。倒是这几首古人佳构非悼亡、怀古，即是远地相思之作，被这两人把弄来、说解去，当真略有些许慨陈当前处境的意思。家父为之一沉吟，暗道：莫非此去竟须经年？转念及此，不免益发烦躁，再打量这些人物，更不觉他们有什么“满腹经纶”的气质，倒是洋溢着几分剑拔弩张的草莽味，嗅之颇为厌恶起来。

正这么百无聊赖的时分，那厢唱名的校级军官喊集诸人，一一发给签证，第一个是那紫脸大胡子，他叫钱静农。次一个是黄须大牙的汉子，他叫汪勋如。第三个是秃子赵太初，第四个则是赤脸而看来年事较轻的孙孝胥。第五个是身长近七尺、手持银筷的魏谊正。第六个是在远处凭栏读书的李绶武。第七个才轮到家父，可人家唱出来的名字却非“张启京”，而是“张逵”。家父四顾茫然，正不知该不该应个喏，那军官却赔个笑脸，步上前来，将两份签证双手捧至家父面前，低声道：“司令官特别吩咐，给科长改个名字；过往种种，便无须计较了。司令官还要我转告科长：‘逵’这个字是极好的；四通八达，悠游自在。您和夫人到了台湾，便重新做人了。”

接着，那军官又唱了两妇人和少年的名字，并称那少年“小少爷”。只当时家父满心疑虑忧忡，并未分神留意，还道是什么落难的大户人家，也顶了老漕帮前人名义上船来的“帮朋”之流。对家父而言，叫人不由分说便给改了个名字的这件事是极其严重的，他越想越不能甘心，遂返身疾趋，直奔官厅而去——也就因之而与同席复共渡的这一批人错身相失，未及结识。

至于司令官方面，给家父的答复却十分难堪。他挤眉弄眼地从抽屉里抱出一大叠活页公文纸穿绳装订的名册，语带讥诮地对家父说：“你科长阁下要是看这‘逵’字不顺眼，我这儿还剩下一些字，你尽着挑，可不许出这‘走之儿’部首的范围。前头原有些笔画简单的，什么‘迅’、‘迌’、‘迎’、‘述’、‘迪’、‘通’之类的，都叫人认走了。后首只剩下什么‘进’、‘过’、‘逸’、‘达’、‘遇’、‘游’、‘道’、‘辽’这一类的字，不大好写的居多。我看你这一回就安分了罢？”

“为什么要改我的名字？”

“不改也成——我还是那句话——扔下船去！”司令官的鼻头绞成个小汤包儿似的圆球，笑道，“留下一条性命，就得留下个认记，日后也好叫人知道，你们这些吃着军粮、揣着军饷的，都曾经是‘走之辈儿’的人物！”

这一番近乎羞辱的言语几乎就是家父对那一次渡海之行最后的记忆了。他在电脑键盘上又使劲敲打了几下，屏幕上跳出“张逵”两个字样。他颤着指尖摸触两下那个名字，苦苦一笑，道：“到基隆上了岸，人家海关上一眼就看出我这‘走之辈儿’的来历，还故意问了句：‘你是济南人，有济南的出生纸没有？’我说没有。关上的说：‘那就算你是个青岛人了罢——总然是打从青岛走的人嘛！’好了！咱们家从此以后子孙万代都成青岛人了。”

“这也没什么，青岛人、济南人，有什么分别？”

“在当时是有的。”家父又按了不知什么键，只见那“张逵”二字忽地变成了“张启京”，随即又变成了“张逵”，如此反复不已，犹如一种百无聊赖的把戏。家父于此际朝我扶了扶眼镜，道：“这就好比当年《水浒传》里的人物脸上刺了金印，从此成了罪犯、囚徒，永无翻身的一日了。”

家父始终没有告诉我，顶着个“走之辈儿”的名字、改变了原籍、从此与前半生所经历和梦想的一切永诀——这，是一种多么奇特难堪的感受。我猜想他从未有一时一刻觉得安然，恐怕也正因为整趟匆促成行的渡海之旅过于轻率，且导致了令他意想不到的人生转捩，其间迷雾疑云，委实难以拨视，他也才会在基隆、台中、台北之间流浪了将近四年以后打定主意，重新回到那个充满无解之谜的折返点上一探究竟。

那是一九五三年秋天，家父、家母暂时寄居在台北县竹林市一位王姓的山东籍“国大代表”的家中，正愁闷无绪，忽然有访客自台北市来，听口音是济宁州人士，照面接谈之下，家父只觉那一张麻子脸似曾相识，那人却趋步上前紧紧握住家父的手，道：“久违了！张科长。”

王代表随即为家父介绍了——原来此人正是与家父同舰来台的李绶武。三人一旦落座，李绶武反而和家父热络地攀谈起来，闻知家父赋闲无事，便说“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有个抄写员的空缺，可以先去占了，再循公务人员考试途径取得资格，日后叙薪升等，都有制度可依。王代表听了，也在一旁劝说，直称家父年富力强，学养亦佳，该替国家社会多尽些心。家父这才猜出：李绶武并非突然造访，恐怕还是王代表居间安排，才有此一晤的。未料这一晤，三个人谈得十分投契，同吃了晚饭还不尽兴，又一径围坐闲聊，直到夜半。这一席长谈，家父才对渡海之行的首尾有了些轮廓的了解。

原来早在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十号，共产党华东野战军的九个纵队打下了国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指挥中心——陈官庄，生擒副总司令杜聿明。兵团司令邱清泉则饮弹自戕，徐蚌会战结束。“老头子”情知华中地区再无可恃之地，而华北平津一带又已于前月失陷。万里江山，寖失其半，眼下若非向海外觅一栖枝，便只能依恃长江天险、勉为抵拒。为了保存经济实力，“老头子”遂下令其子——人称“太子爷”者——与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二人共同负责，将央行所贮存的黄金、白银全数移运至台湾、厦门两地。

不料到了一月底，最高当局又下了道密令，说是上海方面也有一批黄金必须紧急交运到厦门。此事外间无有与闻者，却是由国防部保密局的毛庆祥直接指挥。毛庆祥原本是“老头子”的贴身机要——此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一把揽下了这个任务，还以为可以大大地表现一番。及至细细将密令读了，才知道贮存在上海的黄金有二十万之多，贮存的地方叫黄泥塘，位于苏州河北岸。毛庆祥亲自跑了一趟黄泥塘，只找着一间长宽各约八尺有余的破板屋，门上贴着“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的封条。从门缝往里望进去，但见萧然四壁，其内竟空空如也。

好在这“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是保密局的外围组织。毛庆祥回到局里一查案底，找着负责相这“新社会”往来的专员徐亮，出示了“老头子”的密令，徐亮一见密令却为难起来，告以：这黄泥塘早在几十年前是块流沙地，光绪年间曾经起过一幢楼，旋即塌了。日后为哥老会徒众寻着旧址，在民国二十年左右重新整顿修葺，盖成一座地窖式的库房。至于其中贮放的是什么物事，旁人却无从知晓。如今密令忒急，要将地底下这二十万两黄金于一夕之间掘出、清点以及移运到安全的所在，且不说须动用多少人力了，就算有那么些可用的人力，又怎么能叫众人守口如瓶、俾不外泄呢？

毛庆祥追随“老头子”多年，知道他用人任事极易起疑，而这一趟启运黄金的任务之难也就在此——试想，筑窖藏金者倘若是哥老会徒众，那么开库移运之事便不能再托付同一方面的人物。但是二十万两黄金约莫有六七公吨之重，正因为不能委交寻常军警单位处理，才会让保密局全权负责。然则他又如何能在这兵马倥偬之际调动一大批信得过的夫役，而将数量如此庞大、价值如此贵重的一笔财物安然交运抵埠呢？此外，既然这是“老头子”私下交付的一份密差，毛庆祥便更不能去和毛人凤等大特务参详讨教了。

正踌躇无计之间，会逢当年“力行社”的老政训特务贺衷寒也奉了“老头子”密令来上海处理一桩为“太子爷打虎”善后的工作。贺衷寒一听毛庆祥碰上了这等麻烦差使，便荐了个得力的部属给他——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李绶武。

这，又要从“太子爷打虎”说起。原来在民国三十七年八月下旬，“老头子”实施币制改革，以金圆为本位币，限期收兑人民所有之黄金、白银和外币，并收兑法币和东北流通券。根据这个“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原先流通的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圆一圆，金圆二圆折合银币一圆，美金一圆又折合金圆四圆。币制一改，就怕物价紊乱。“老头子”遂派出俞鸿钧、张厉生、宋子文三名亲信分赴上海、天津、广州，以“经济管制督导员”身份查办这三个城市之中的金融和工商界是否有哄抬物价情事。“太子爷”原本是协助俞鸿钧任事的助办，可是他身份特殊，一到上海便独揽大任，半个月之内连续扣押了几个上海闻人——其中包括一个银行界的巨子洪达展和一个纺织界的巨擘万砚方。罪名分别是非法进行场外证券交易和囤积棉纱。

“太子爷”明明知道这二人都有“在帮”的身份，却以经济犯罪之名径行逮捕，是以博得个“打虎”之名。不料整个经济管制工作准备欠周，此举非但没能疏通物资、平抑物价，反而受到富商巨贾全面的抵制。市面上的物价看似稳定了，老百姓却买不着东西。米菜及民生用品一时腾贵，只在黑市里做得成交易。“太子爷”铁腕实行配售不成，只好拍拍屁股走人。这是十一月初的事。数日之后，上海便发生了几十起饥民抢米的纠纷。非徒米店、碾坊遭殃，连一般民家也受到波及。此时外县并无荒歉，只那居于产销之间的盘商多为在帮光棍，一方面为报复、一方面也恐盗劫，更不肯将米运入上海。偏偏徐蚌会战又在此时开打，共产党的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地方武装部队分兵南下，眼见这东南半壁的江山已成内忧外患、岌岌不保了。

贺衷寒潜至上海，自然是替“太子爷”收拾残局的。他的任务看似单纯，实则亦非易事——“老头子”是希望他“不计任何代价”要“同时收服”洪达展与万砚方二人，使勿快意恩仇，反投入共产党怀抱。

万砚方获释时倒不像有什么羞恼，只道这是一场误会。“太子爷”指控他囤积棉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致——原来被指为囤积的棉纱是准备交运往华中两处新设的纺织厂的，但是老漕帮迭获线报，此去华中路途上有不明武装部队游击滋扰，为恐物资陷于敌手，才迟迟未曾交运，而生出个囤积的误会。万砚方对“太子爷”的霹雳手段并无芥蒂，反而说：“一时而得个虎名虎号，倒意外地威风起来。”

可洪达展却不同了，直说要亲往南京面见“老头子”，贺衷寒阻拦不住，只有任他去了。孰料次一日“老头子”的电话就摇过来，命他续留上海，仔细勘察万砚方动静，若有任何不轨，当即处以最严厉之制裁。

贺衷寒原本就对当年万砚方插手借箸、为“老头子”代筹什么“再造中枢”的组织发展计划极不惬意，如今得了这个差使，更有意罗织他一个罪名，以便拔除了这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偏在此时，毛庆祥找上门来，询以运金南行是否有得力人手。贺衷寒给荐了个李绶武。三人对面一商议，李绶武却把双深度近视的眼珠子朝贺衷寒直愣愣瞅了一阵，道：“此事略无难处，要说有什么顾虑，只在贺先生身上。”

贺衷寒闻言大惑，忙问道：“这与我有什么干系呢？”

“要为毛先生解决问题，非搬请老漕帮不可；要搬请老漕帮，则不只‘大元帅’又欠了万砚方一个情面，连贺先生对那万砚方都得容让三分——试问：贺先生肯么？”

这话说得十分委婉，毛庆祥自然听不明白，可是贺衷寒一点就透，立刻会意。原来李绶武所指的正是此刻会当洪达展身在南京，于“老头子”左右嚼舌根、说是非，使“老头子”大疑万砚方财势之际，倘若借助于老漕帮之手解决了毛庆祥的困难，立下大功一件，贺衷寒恐怕也就坐失一次翦伐万砚方羽翼、熄弱老漕帮气焰的机会了。然而李绶武这一问，问得贺衷寒几乎无他辞可对，只能看一眼毛庆祥，应声答道：“我对‘大元帅’绝对效忠，这是高于一切的；毛兄既受‘大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