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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绝杀: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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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战前训练，既不练大炮，也不练坦克，只练两样，一是白刃拼刺，一是步兵冲锋。
这难道还是日俄战争时代吗？没来之前，观察团真以为日军有什么制苏秘笈，看到此处全都大失所望。
只有日本人仍然懵懵懂懂，自得其乐。
关东军司令部在收到小松原的修改案后，很快予以批准。随着各路部队向诺门罕集结，关东军上下欢声雷动，志在必夺：让苏联军队对着天空，对着沙漠发出他们错乱的号叫吧！
朱可夫没有号叫，他回敬的是拳头。
1939年6月22日，第2飞行集团刚刚到达海拉尔，苏联空军的庞大机群就杀到了诺门罕。斯穆什科维奇带来几个新型的战斗机大队，当天参战飞机大多出自这几个大队，计有56架伊…16和49架伊…15。
飞机的原型没变，但是经过了改良。伊…16的升级版在火力和发动机功率上都大大得到提升，在老机里，飞行员没有滑动舱盖保护，现在也加了上去，成了“戴帽燕”。
新的伊…15俗称“海鸥”，仍是双翼机，它的上机翼为鸥式布置，可以为飞行员提供良好的视野。
飞机性能是空战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指标，加上先前极力打磨的配合训练，“戴帽燕”和“海鸥”一高一低，一快一慢，相辅相成，极大地压制了九七式。尽管第2飞行集团也声称出动了一百架战斗机应战，可是并没能在空战中捞到一点便宜，反而遭到较大损失。战斗中，第24战队两次被打散队形，第2中队长森本重信大尉身亡。森本重信在战斗机飞行学校做过教官，是一名王牌级别的飞行员兼空战指挥官。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战斗机被击落。
6月22日的这次空战对苏联空军有着标志性的意义，因为在此之前，苏联空军在诺门罕上空从未战胜过对手。担任战斗机大队副大队长的斯科巴里欣上尉在空战中尤有上佳表现，他一人便歼灭数架日机，战斗结束后立即被提升为大队长。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双方空军越斗越狠，百架以上战机参与的大规模混战成了家常便饭。
袭扰战术
第23师团的大部队早在6月20日就出发了，由于缺乏车辆，行军完全依赖步行。与一个月前相比，这时的呼伦贝尔草原更加严酷，中午的室外温度超过了三十五度，烈日灼烤下，步兵们还要身背重达三十公斤的负荷，行军之艰难不言而喻。
细节决定成败，小松原和他的部下对细节却几乎是漠视。即便已经有过第一次诺门罕之战的遭遇，第23师团的军需部门仍不记得带饮用水，原因是他们在地图上一看，好多地方都有湖泊，反正卡车紧张，能省就省吧，让士兵们就近去喝湖水好了。
其实地图上标注的湖，大多是盐水湖，连马都不能喝。士兵们的水壶第一天就喝光了，没有水喝，只好晚上宿营时在沙地里挖坑，然后轮流趴在坑边吸吮其中的湿气。
还有一个办法是早上用饭盒盖收集露水。不过能收集到的露水很少，而且里面含有不少沙子，只能说聊胜于无罢了。
松本和卫生队这次的运气应该说不错。他们和第7师团的第26联队一起出发，第7师团是关东军的主力机动兵团，自有关东军汽车联队服侍，因此免去了徒步行军之苦。
卫生队参加过诺门罕战斗，深知苏军厉害，只有第26联队初次上阵，一个个显得气宇轩昂，不可一世。
在长期的洗脑式宣传下，关东军大多以“无敌皇军”自居，只要没真正在战场上交锋过的，都以为苏军再牛，到了他们手上，也不过是些不经砍的乌合之众。
第26联队如此人五人六，还有身份背景上的特殊原因。第7师团本身是日本陆军的战略预备队，乃关东军所辖8个师团中的首席王牌，在第7师团里，第26联队又是绝对主力，它先后参加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有这样“光荣史”的日军联队在当时已经不多见，连从军入伍的日本皇室成员想要给自己镀金，也往往选择在第26联队混上一段时间。
在空旷的草原上，多达四百辆卡车蛇行前驱，风尘滚滚，倒也蔚为壮观，坐在卡车上的第26联队官兵慷慨激昂，热血沸腾。就连胆小的松本也受到感染，暗想“此次一定能报第一次诺门罕之战的一箭之仇”。
可是只要头脑冷静下来，那些被喷火坦克烧焦的尸体还是会一次次浮现在眼前，这让松本十分恐惧，想想不管第26联队怎样气冲牛斗，打得过喷火坦克的可能性还是接近零。
松本私底下甚至有了逃跑的念头，当卡车停下来休息时，他还特地让一名卫生兵给自己拍照，已经准备把命送在前线了。
通过空中侦察，朱可夫逐渐发现了日军的运兵趋向，同时他也意识到，近期日军航空兵的活动之所以如此频繁，并非偶然之举，实际是在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地面进攻夺取制空权。
朱可夫虽已拿出“菜单”，要求增调兵力，但这些援兵都尚未到达诺门罕。显然，在它们陆续到达之前，必须尽全力阻止日军的集结行动，延缓其进攻时间。
1939年6月23日晨，在空军的配合下，苏军出动了以坦克、骑兵和摩托化步兵组成的机动部队，向先期到达将军庙的部分日军发动了迂回进攻。
第二天，朱可夫将兵力增加到一倍，其坦克分队已迂回到了将军庙背后的甘珠尔庙。
扎营于甘珠尔庙的主要是日军二线部队，松本卫生队及第26联队的野战医院都在这里，当苏军杀到时，松本首先听到的是苏联飞机的巨大轰鸣。
这是苏联制造的一种快速轰炸机，型号为sb，特别之处就是一个快字，它比同时期的大多数战斗机都要飞得快，到抗战中期以后，中国曾向苏联购买了三百多架sb轰炸机。
sb所过之处，日本人都傻了，因为二线部队没有配备对空火炮，只能抱着头挨炸。
轰炸结束，坦克分队又冲了过来，日军急忙钻到战壕进行抵抗。朱可夫发起的这种军事行动，不是真的要进行攻坚，只是对日军的营地及兵站进行袭扰，所以扫射之后马上就撤，并不做片刻停留。
朱可夫的袭扰战术令日军惶惶不安。小松原及关东军的情报参谋，都认为苏军已大致了解了己方的作战意图，如不及时采取措施，7月1日的总攻难以实现。
苏军的每次袭扰，都有飞机撑腰，日军航空兵自然不能坐视，第2飞行集团立即派第12战队上阵，对苏联战机进行拦截。
第12战队以拥有王牌飞行员而自傲。在这次拦截战中，其头号王牌筱原弘道单人一次性便击落11架苏联战机，创造了历史新纪录。尽管交战时的苏联战机数量明显多于日机，但地面部队举头看去，从天上冒着黑烟，打着旋栽下来的几乎全是苏联飞机。
苏联空军再次遭受挫折，让年轻的飞行员们尝到了失败的滋味，然而日本航空队猛则猛矣，却后继乏力，飞机越打越少，国内的飞机制造能力有限，根本来不及增补，相反，苏联远东空军拥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损失了马上补充，升空作战的飞机始终有多无少。
第2飞行集团为此头疼不已，只好靠加大起飞频率来弥补飞机和飞行员的短缺，但前线兵力仍是捉襟见肘，飞行员更是疲于奔命，毕竟就像筱原那样的神射手，也得吃饭睡觉休息不是。
飞行集团的参谋们经过商讨，研究出了一条对策。
远程轰炸
一段时间以来，飞行集团都是对他们认为“越境”的苏联飞机进行反击。参谋们认为，这是一种十分被动的空中防御术，苏联战机就像雨后的蘑菇一样，摘了一只，又长一片，长此以往，数量上处于劣势的日本航空队总有撑不住的一天。
大家由此想到了转守为攻，他们的对策是，索性拉出去打，主动对苏军的空军基地发动突袭，把飞机全炸光，以便一劳永逸。
飞行集团团长嵯峨彻二中将是战斗机飞行员出身的空军指挥官，曾在战斗机飞行学校做过校长助理，在飞行作战上很有想法，幕僚的献策让他眼前一亮，认为极具价值，不仅是对策，而且是行之有效的奇策。
突袭计划报到关东军司令部，辻政信等幕僚都认为，既然苏联空军“越境”攻击在先，日本航空队当然也可以“越境”还击。
不过他们也估计到，参谋本部可能不会同意这项作战计划。为免影响飞行集团的独立作战，辻政信准备先斩后奏，等取得战果以后再请参谋本部予以追认。按照陆军的习惯思维，只要有了战果，就一切都好说了。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关东军采取了瞒报手段，但还是走漏了风声。正在东京出差的一名关东军参谋泄露天机，把这一消息告诉给了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岩畔一开始就是军部内的“自重论”者，他马上就递话给参谋本部：说了不要让关东军轻举妄动，你们不信，这不，关东军马上就要越界轰炸了，你们知不知道？
参谋本部听到后大吃一惊，中岛次长感到此举过于冒险。一者像岩畔所说的那样，会引起更大的外交纠纷，二者，苏军可以根据这个理由，对东北工业基地进行“越境”轰炸，当时日军在关内的军需供应很多取自于东北，一旦遭到空袭，损失会非常大，而苏联在远东又没有什么重工业，想要对等报复都找不到机会。
中岛随即给关东军参谋长矶谷拍去电报，劝他不要进行轰炸。关东军的回电倒也非常迅速，说关东军在上述问题上的看法和将要采取的手段，与“贵部”（指参谋本部）有所差异，希望“贵部”将诺门罕战役的一切事务交给关东军，不要再管了。
从电报的用词来看，应该是矶谷参谋长按照植田的意图所拟，但让中岛挠头的是，电文的字里行间，真的看不出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哪个是上级，哪个是下级，一个“贵部”，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两个平级单位哩。
中岛不是一个雷厉风行、杀伐果敢的人，加上关东军地位又非常特殊，他只得把作战课课长稻田找来商量。
稻田的办法是，派作战参谋有末次中佐到长春，直接传达东京的旨意。
中岛、稻田都不知道，这份关东军的回电并不是矶谷所拟，甚至于植田和矶谷都不知道回电的事，它是由辻政信起草，违反规定让电讯班发出的。
在这份电报批准表上，课长、参谋长、军司令官一栏内，盖的全是辻政信一个人的印章，代理签字也是他一个人。课长也就罢了，关东军内却并没有军司令官和参谋长也可以找人代理的规定。
辻政信的狂妄胡为自不待言，但植田、矶谷的迁就责任也无法回避，由此可以看出日军高层在指挥，也就是所谓“统帅权”方面实在是非常混乱。二次大战结束后，一位日军大佐曾指出，仅仅凭关东军给中岛的那份回电，植田、矶谷就可以被予以罢免，甚至如果是在苏军和德军，一个对军部“抗命不遵”，这二位都可能因此人头落地。
至于辻政信，敢私自草拟并签发电报，就地免职的处分应该是最轻的处罚，同时军队还不得再行任用。
“辻政信私发电报”一案在搞乱日军“统帅系统”方面，称得上是日本陆军中空前绝后的事例，不过这也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过于急功近利，实行层层欺瞒的一个必然结果。
得知稻田要派人来长春，辻政信就知道麻烦来了，不能不向上汇报。
那份给参谋本部的回电，虽然用的是辻政信的腔调，然而其中反映的却正是植田和矶谷的意思，两位关东军大佬都想把轰炸进行到底。听完辻政信的汇报，大家赶紧一起商量应对之法。
巧的是，有末本应于6月25日到达位于长春的关东军司令部，但由于天气原因，不得不推迟。
6月30日是飞行集团预定的远程轰炸时间，植田急忙指示飞行集团，要求加快准备，并将出击时间提前到27日。
1939年6月26日，有末一行飞抵大连。在矶谷的亲自安排下，有末得到了殷勤接待，他急着要去长春，但被接待人员拉着，又是逛街，又是参观，一天就这么挥霍过去了。
利用这一天工夫，嵯峨彻二进行了最后的准备。飞行集团对蒙古境内的各大军用机场进行了反复侦察，把目标锁定在了塔木斯克空军基地，塔木斯克在哈拉哈河以西约130公里，基地停靠着许多大中小型飞机。
1939年6月27日清晨4点，由超过一百架日机组成的飞机大编队起飞升空，随后在空中编成四个机群，向蒙古境内飞去。其间各机群始终保持三千米飞行高度，以免被苏军发觉。
6点左右，第一梯队的轰炸机群到达塔木斯克上空。第2飞行集团采用的轰炸机型是“九七重爆”，也就是九七式重型轰炸机，这是日本三菱公司为关东军“北进作战”，轰炸远东地区专门研制的机种，如今正好派上用场。
此时正是苏军机场的早操时间，警戒非常松懈。随着炸弹纷纷落下，机场很快被烈火与浓烟所包围，一些飞机被当场炸毁。
苏军猛醒过来。机场周围的高射炮拼命射击，值班的“海鸥”战斗机向轰炸机群连发火箭弹，6架轰炸机凌空爆炸，数架起火受伤。在世界空战史上，这是航空火箭弹的首次运用。火箭弹本为战斗机格斗时所用，但在实战中要射中对方并不容易，倒是轰炸机的密集一处为它提供了机会。
由于高射炮和“海鸥”的逼迫，日军轰炸机群被迫采用高空水平投弹方式，命中率大大降低，至少有一半炸弹都投到了空地上。
事后日军统计的战果为，击毁击伤苏联飞机124架，实际上塔木斯克基地的所有飞机加起来，也没这么多，数字显然被扩大了。不过就空袭行动而言，飞行集团的这次行动还是非常成功的，前线的苏军飞机因此受到较大损失。
傍晚，有末参谋乘坐火车到达长春。在见到矶谷参谋长时，还没等他唠叨，矶谷就直言相告：“关东军对塔木斯克基地的远程轰炸，上午已经结束。”
关东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这一做法，与策划九一八事变的过程几乎如出一辙，当年军部也是派了一个使者来规劝，而且同样被关东军轻轻晃过。时间过了这么久，军部的优柔寡断，关东军的我行我素，敢情都还是老样子。
轰炸结束，关东军作战课长寺田奉命通过电话，向参谋本部稻田课长汇报了整个行动过程，并竭力吹嘘了一下战果。以为稻田起码会跟着乐一乐，未料稻田听后勃然变色，当即破口大骂：“浑蛋，这是什么战果？”
寺田不乐意了：轰炸塔木斯克是一件值得嘉奖的独立判断行为，我们正自豪着呢，你不表扬也就罢了，怎么还骂上了，莫非是嫌战果太小？
稻田更加生气：我要的是预告，不是报告，你们这哪是什么独立判断，分明是独断专行！
寺田这才弄明白，成果有多大，稻田并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自己被关东军给耍了。
其实对于参谋本部来说，后果的严重程度还不止于此，因为越境轰炸这件事非同小可，必须向天皇进行汇报。
中岛次长仓促去皇宫上奏，结果被裕仁劈头盖脸骂了一顿：“随意轰炸蒙境内，这叫干什么？责任由谁来负？”
中岛嗫嚅半天，只好说：“眼下战斗正在进行，等告一段落之后，将使关东军明确责任。”
中岛带着一脸沉痛的表情，窝窝囊囊地回到了参谋本部。这下子，稻田的压力就更大了。
正如中岛所说，“战斗正在进行”，也就是上下都还期盼着关东军带来获胜的消息，此时根本不可能明确什么责任，但是领导受了委屈，总不能就这么算了，要知道，自张鼓峰事件以来，参谋本部不管总长还是次长，可从来没有挨过天皇的训斥。
以稻田的级别，不可能马上指着关东军司令官的鼻子大骂，他只能怪罪到寺田一个人身上：说好不要那么性急，为什么要抢先动手，是本人冲昏了头脑，还是上了那些年轻参谋的当？
稻田用直通电话叫出了寺田，对着他大发雷霆：“不是跟你们说了吗？先不要动，越境空袭要经过天皇批准，你们知不知道？”
稻田在电话中的声音越来越大，气愤之余，他甚至连电话都摔了，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寺田拿着话筒的手在发抖，脸上青筋鼓起，已经被吓得不知所措了。
辻政信就在旁边，越听越不是滋味。在他想来，此次关东军不顾性命才取得了轰炸的“大成果”，而且在第一次诺门罕战役中，第23师团搜索支队被苏联人全灭了，适当报复一下，有什么不可以？
当然了，事前没有联系，故意隐瞒不报，也的确欠妥，可是你应该这么对我们说：“啊，祝贺你们，不过以后要注意联系……”
这是一种耍过调皮以后的顽童心态，但辻政信恰恰就是这么想的，他还想到，如果参谋本部如此通情达理的话，那么，关东军方面一定也会发去一份请罪电报。
可是参谋本部偏偏没有这么通情达理，这让辻政信感到义愤填膺——参谋本部竟然这样无视第一线作战部队的心理，蹂躏我们的感情，这叫什么参谋本部！
辻政信问旁边的其他参谋：“参谋本部究竟是敌人还是自己人？”
正在对方不知如何作答时，辻政信已经从寺田手里抢过了话筒，一个电话又重新打给了稻田。
辻政信在电话中对稻田说：“是苏联飞机先炸的我们，关东军只是采取适当的战术手段予以还击，对这种行动，军司令官（指植田）批准就行了，没必要报送天皇。”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辻政信表情从容不迫，一副有理有节的样子，让作为课长的寺田在旁边都听得目瞪口呆。
洋洋洒洒说了一通后，辻政信抛下一句：“如果有问题，所有责任由我一人承担。”
接着，挂电话，走人。
知道什么叫潇洒吗？这就是。你别管他讲的在理不在理，起码那种大丈夫敢作敢当的气势，是别人学都学不像的。
原先大家多少还觉得有些心虚理亏，给辻政信这么一起哄，人人都觉得是参谋本部欠了自己。其中最感到冤屈的，应该算是飞行集团长嵯峨彻二了。好不容易设一妙计，为了能够确保轰炸成功，他还把手下的三个少将飞行团长都派去现场指挥，那真是砸锅卖铁毫无保留，到最后一句好话没捞到不说，还被臭骂了一顿，实在是太窝囊了。
飞行集团自此再没有了出击的积极性，而苏联远东空军要整补损失掉的飞机，暂时也保持了克制。那些天，诺门罕的天空难得地恢复了平静。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飞机消停，人不会消停，没有飞机，朱可夫照样可以继续他的地面袭扰战。
1939年6月28日，苏军一个坦克营忽然向将军庙攻来。将军庙这时已成为第23师团的指挥所，在70多辆t…26坦克的横冲直撞下，将军庙外围的日军阵地立刻陷入混乱，小松原急忙调来几十门速射炮，但苏军坦克营并不纠缠，很快又撤走了。
朱可夫的这种快打快撤的战术，在让小松原伤透脑筋之余，还恼羞成怒：这是跟我玩阴的啊，看我接下来怎么阴你。
说朱可夫“阴”，其实人家的战术光明正大，反而关东军随后使出的招数倒是一点见不得阳光。
1939年6月底，一支神秘而又诡异的日军特种部队来到了诺门罕。这支部队从军服颜色到袖章，都跟普通日军完全不同，而且他们的驻营地戒备森严，就连日军的野战部队都不准轻易接近。
臭名昭著的黑太阳“七三一”部队出场了，因为要掩人耳目，对外一直挂着“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牌子。
这是一支专业从事细菌战的部队，对于这群魔鬼来说，世上没有什么他们不能干或干不出来的事。关东军司令官植田等人则鬼迷心窍，把“石井部队”和细菌战当成了战胜苏军的秘密武器。
毋庸讳言，“七三一”属于变态部队，有“日本细菌战之父”称号的部队长石井四郎大佐更无异于一个变态撒旦，他到前线之后就怂恿小松原，尽快用炮击或飞机布撒的方式，向苏军展开细菌战。
听说要发射细菌弹，小松原一个劲摇头：你这边放炮，他那边必然要还击，万一把堆在阵地上的细菌弹都给打爆了，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吗？
飞机布撒的话，难度更高，自从空袭塔木斯克基地后，苏军的防空措施做得十分严密，飞机要是飞过哈拉哈河并投弹的话，十有八九会被高射炮或对方战机给干下来。
小松原想吃包子又怕烫着，石井便只好动用“七三一”部队，实施人工布撒。
事前，石井向诺门罕地区的所有日军部队发布通知：“从此时起，不准饮用河水，因为河水可能已被污染。”随后，日军一线部队开始启用石井带来的“石井滤水器”和“石井滤水车”。这两个东西都是石井的发明，用以把污水转换成饮用水，可以部分解决士兵在野外作战时的用水困难，它们大概算是“七三一”部队唯一正常的发明了。
与此同时，石井秘密派出了一支由细菌专家和骨干组成的“玉碎部队”。“玉碎部队”在出发前都写了血书，发誓无论成败都不泄露任何机密。
趁着黄昏时分，“玉碎部队”悄悄地摸进哈拉哈河上游，确认对岸没有任何动静后，他们才划着两只事先准备好的充气橡皮舟前往河中央。
橡皮舟上装着金属桶，桶里全是鼠疫等烈性传染病菌。这些家伙把盖子打开，将细菌全部撒进河中，整个哈拉哈河上游完全被细菌所污染。
干完这些令人发指的勾当，植田、小松原和石井就坐在营中，一心等待探马送来苏蒙军遭受细菌战攻袭，然后纷纷躺倒的情报。
可是他们失望了，苏蒙军一点没事。
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苏联早已在远东建立了复杂而严密的情报网络，通过苏联特工的侦察和抗联的配合，朱可夫已经提前掌握了关东军将在诺门罕实施细菌战的绝密情报。
在“七三一”部队到达诺门罕之前，朱可夫就向部队下达了细菌战防护命令，并进行了防护演习。苏军还专门从后方铺设了数条输水管线，借以保障部队的饮水需要，他们根本就用不着去喝没有安全保障的河水。
最后被细菌“麻翻”的有，而且很多，不过不是苏蒙军，而是日军自己。
虽然日军各部三令五申，不准饮用河水，但为了保密需要，他们又不敢把这件事说得太清楚，结果仍有士兵偷偷地去喝河水。于是，小松原接二连三地收到许多非战斗减员的报告，有的甚至是整个中队都成建制失去了战斗力。不了解内幕的部队长们一头雾水地向他报告，争相讲述士兵发生“怪病”的事。
石井把事情弄砸，还得小松原出面给他擦屁股。小松原耷拉着一张苦脸，把屎盆子扣到了苏军身上，说是苏军对水源地下了毒，“水中检查出细菌，目前石井部队正在调查中……”
细菌战成了石井给小松原下的一个绊子。后来日军大溃退，供水系统被完全破坏，受伤的士兵们喊叫着要水喝，正好眼前就淌着白花花的哈拉哈河，不喝白不喝，于是不明真相的士兵耐不住干渴，捧起河水就往喉咙里灌……
喝过之后，便生怪病，一种从未见过的怪病，不少人因此倒下。许多与他们接触的人也很快被感染，并在极度痛苦中死去。一名参战日军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简直到了人间地狱，整个人都快疯掉了。”
据战后关东军军医部的统计，第二次诺门罕战役期间，共有一千三百人因病死亡，其中相当一部分死于细菌感染，这些细菌战的牺牲品被称为“病因不明的死亡”。关东军搬起石头，没想到砸中的却是自个儿的脚。
第五章 从堤坝里喷涌而出的怪兽
迂回进攻讲的是一个快速机动，但这些在诺门罕战役中根本就做不到。
各路集结部队，以第2飞行集团到的最早，翅膀一扇就来了。其次是第26联队，他们有卡车坐，虽有颠簸之苦，但总算保证了机动性。再次是第23师团，一支没水喝的大军，熬了一周，才于6月27日完全到达前线。
最晚到的，恰恰是看起来应该速度最快的——第1战车团。
受限于日本的坦克制造能力，坦克装甲车在日军中一直是稀罕物，成建制坦克部队更加少见。第1战车团是当时日本仅有的一个坦克师团，被参谋本部视为“军中国宝”，就这么一个“国宝”，给了关东军。
关东军也舍不得用，平时除了举行检阅式时偶尔拿出来装装门面，炫耀一下外，哪都不让去，所谓“养在深闺人未识”。间接地，也使战车团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出征诺门罕，是它首次参加大规模远距离作战，光整理行装就忙了好些天。
1939年6月25日，第1战车团乘火车到达阿尔山。阿尔山就是白阿铁路往北的终点站，这里比海拉尔到诺门罕要近一些，但也有180公里路程，沿途尽是原始森林，一下雨，河水泛滥，道路泥泞不堪。
战车团没有专用拖车，全靠坦克自行。还没走一会儿，坦克履带就被泥土糊住，导致故障频出。土路被坦克履带碾压后，形成了泥浆沟，后面跟着的那些油罐车、弹药车、给养车可倒了霉了，经过时全都陷了进去。
一辆陷入泥沟的卡车，得二十个士兵才能拖拽出来，整个战车团每天就忙着拖车、推车，战车团长安冈正臣中将为此常常急得上蹿下跳。
战车团的工兵联队也没少给他们的头儿添乱。这个工兵联队缺乏重型舟桥设备，遇到稍微宽一点的河流就抓瞎，只得绕路而行，弄得行军速度更加缓慢。
1939年6月29日，安冈率战车团向小松原报到，成为最晚到达诺门罕前线的一支参战部队。
理想地点
在等待部队集结期间，小松原除依靠飞机对苏军阵地进行侦察外，还派会游泳的军官，利用晚上偷偷地游到哈拉哈河西岸，潜伏在草丛和芦苇中进行观察。
小松原从中发现，苏军在两岸的阵地体系已趋于完备和坚固，东岸设有高低铁丝网，西岸不仅有前沿工事，还有相互贯通的纵深工事，另外苏军后方每天都有大量物资运达。
这些与第一次诺门罕战役时完全不同的情况，表明苏军有备在先，进攻的难度也因此增加不少，小松原不由暗暗吃惊，他对渡河作战开始感到犹豫不决。
辻政信不让了。
关东军专门向前线派驻了一个“战地观察组”，成员除了辻政信、服部卓四郎外，还有关东军副参谋长矢野音三郎少将。虽然名为观察，但这些人从头至尾都参与了指挥调度，作战计划就是辻政信负责编制出来的。
我好不容易把计划编出来，你说不渡就不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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