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霍乱时期的爱情-第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出那进入老年期的气味。从本质上讲，事情确实如此，否则一个老式的基督教徒也许会同意阿莫乌尔的意见：老年是一种不体面的状况，应该及时防止。
他过去身体相当强健，聊以为慰的是慢性欲慢慢地消失，逐渐在不知不觉中达到性的平静。到了入十一岁，他的头脑还相当清醒，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只是由几根细线维系在这个世界上，这些细线，甚至他在睡梦中简单地换个姿势都有可能在毫无痛苦的情况下断掉。如果说他在尽一切努力维持这些细线的话，那是因为他害怕在死亡的黑暗中找不到上帝。
费尔米纳已经把被消防队员破坏的卧室重新整理就绪。快到四点钟时，她吩咐给丈夫送去一杯常喝的加冰柠檬水，并且提醒他，应该穿上衣服，准备去参加葬礼了。这天下午，乌尔比诺医生手头放着两本书，一本是亚历克西·卡雷尔的《人类之谜》，另一本是阿克塞尔·芒特的《圣·米歇尔传》。后面一本还没有开负，他要厨娘迪格纳·帕尔多把他忘在卧室里的象牙裁纸刀给他拿来。可是，当她把裁纸刀拿来时，他已经在读《人类之谜》中用一个信封夹着的那一页，那本书他很快就要读完了。他读得很慢，在午宴上最后碰杯时他喝了半小杯白兰地，此时稍感头痛。阅读停下来时，他便呷一口柠檬水，或慢慢地在嘴里化一块冰。他穿上了袜子，穿上了一件没有假领的衬衣。带有绿色条纹的松紧带挂在裤腿的两旁。一想到必须更衣去参加葬礼，他就感到厌烦。他很快就停止读书，把它放在另一本书上，尔后开始在柳条摇椅上来回晃悠，心情沉重地观看着院子里沼泽地上的小香蕉树，光秃秃的芒果树，雨后出来的蚂蚁和另一个值得怀念的即将一去不复返的那下午短暂而绚丽的光彩。他已经忘记他曾经有过一只帕拉马里博鹦鹉，而且他象爱一个人似地爱着它。这时，他忽然听到一个声音说：“真正的小鹦鹉。”这声音很近，几乎就是在他身旁，他立即在芒果树最下面的枝头上找到了它。
“不要脸的东西。”他对它喊道。
鹦鹉以同样的声音反道：
“你更不要脸，医生。”
他继续跟它谈着话，并且一直盯着它，同时小心翼翼地穿上短筒靴，以便不把它吓跑。接着，他把松紧带拉到肩膀上，起身往污泥满地的院里走去。在下平台的三道台阶时，为了避免滑倒，他用拐杖试探着。鹦鹉没有动，而且站得很低，他象往常一样把拐杖伸过去，想让它站在银柄上，但鹦鹉躲开了，它跳到了旁边较高的树枝上。在消防队到来之前，家里的精子就一直架在那儿，现在更容易捉住了。乌尔比诺医生估摸了一下高度，认为只要爬上两级，就能够抓住它。他爬上了梯子的第一级，唱着歌儿来转移那个不听话的家伙的注意力，而它没有唱，却在重复着他的歌词。医生顺手抓它时，它在枝头上左躲右闪，医生又用双手紧紧抓住梯子，不费力气地爬上了第二级。鹦鹉没有挪动地方，并且开始重复着他的歌曲。他感到刚才低估了树枝的高度，他又往上爬上了第三级和第四级。那时，他左手抓紧梯子，用右手去捉鹦鹉。老女仆帕尔多来了，她想提醒他天已不早，该去参加葬礼了。她进来时，看到有人爬在梯子上，要不是那条绿色的松紧吊裤带，她真不相信那就是乌尔比诺医生。
“天哪！”她喊道，“您会摔死的！”
乌尔比诺医生抓住鹦鹉的脖子，带着胜利的神情，高兴地舒了一口气：“啊，终于把你抓到了。”但是，他立即又把鹦鹉放走了，梯子在他的脚下滑开了。他悬在空中的一刹那，意识到自己死了。在圣灵降临节的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四点零七分，来不及接受圣餐仪式，来不及忏悔，也来不及同任何人告别，他死了。
费尔米纳正在厨房品尝晚饭的场，忽然听到了帕尔多的可怕的尖叫声和佣仆们的吵嚷声，随之而来的是邻居们的哄闹声。她扔下汤勺，拼命往外跑，她上了年纪，心有余而力不足，怎样也跑不动。她象疯子似地喊叫着，不知道在枝繁叶茂的芒果树下发生了什么事。看到丈夫仰面躺在泥地上时，她的心几乎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他已奄奄一息，还在抵抗着死神最后的打击，等候她的到来。他终于在混乱的人群中认出了她，眼里含着最后的痛苦的眼泪。他最后看了她一眼，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半个世纪中，她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目光如此明亮，如此悲伤，如此充满感激之情。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对她说：“只有上帝才能知道我多么爱你。”
乌尔比诺医生之死当然是值得纪念的。他刚从法国学成归国时，就在全国享有盛名，他采用新奇而激烈的措施制止了全省最后一次霍乱病的蔓延。上一次霍乱病流行时，他还在欧洲，那次霍乱病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夺去了城里四分之一人的生命，包括他的父亲在内。他父亲也是一位有名望的医生。由于他名声大振，家产激增，他创办了一个医学研究会，这是多年来在加勒比海诸省建立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医学研究会，而且由他自己担任终身主席。他建设了第一条导水管和第一个下水道系统，还建立了有遮篷的公共市场，这个市场避免了阿尼马斯海湾污秽物的侵入。此外，他还是语言研究院和历史研究院的院长。由于他对教会的贡献，耶路撒冷的拉丁国家总主教授予他圣墓骑士团骑士的头衔。法国政府则授予了他来誉军团骑士团团长的军衔。他是本市所有爱国宗教团体的积极支持者，他全力支持爱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城里那些没有官职的领袖人物，他们以当时过于激进的思想对政府和商界施加压力。在这些进步思想中，最值得纪念的是气体静力学的气球试验。第一次试飞时，他们通过气球把一封信带给沼泽地的圣·胡安，这一想法要比开创航空邮路的设想早出许多年。成立艺术中心也是这些人的主意，后来艺术中心又在同一幢房子里开设了美术学院，艺术中心和美术学校的旧址至今依然存在。多年来，艺术中心还是四月花会的赞助者。
整整一个世纪认为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他却办到了：从殖民时期以来已经变成斗鸡场和公鸡饲养场的喜剧院，被重新修复了，那堪称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爱国运动的顶峰，本市各界都卷了过去，无一例外。人们被广泛地发动起来，参与这项公认的宏伟的事业。总之，喜剧院在既无座位又无灯光的情况下举行了落成的典礼，开始演戏。观众不得不自带座位，幕间休息时他们点起自己带来的灯笼。剧院的节目公演时，也象欧洲那般隆重，贵妇们利用这个机会，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大伏天，争相炫耀她们的长礼服和皮大衣。不过，剧院也必须准许仆人进入，由他们搬椅子，提灯笼，携带各种他们认为必要的吃食。节目一演就没完没了，有的节目一直拖到做晨弥撒时方告结束。首先在这个剧院演出的，是一个法国歌剧团，这个乐队的新型乐器——竖琴——使人大开眼界。但最令人难忘并引以为骄傲的，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土耳其女高音，她不仅歌喉婉转无可挑剔，而且赤着脚演唱，脚趾上戴着贵重的宝石戒指，更增加了她演出的戏剧效果。从第一幕开始，人们就几乎看不到舞台，密密麻麻的椰油灯里冒出的黑烟笼罩着舞台的空间，熏得歌唱家们走了调。城里的新闻记者对这些小小的不足之处毫不介意，他们交口赞扬那些值得纪念的东西。无可置疑，演出歌剧是由乌尔比诺医生倡议的，他的倡议是那样的富有感染力，以致使歌剧热一直影响到本市最偏僻的角落，甚至导致了《特里斯坦和依索尔德》、《澳赛罗人洞依达》和《齐格弗里行》等著名歌剧的出现，造就了瓦格纳、威尔地式的整整一代著名作曲家。然而，歌剧始终没有发展到乌尔比诺所希望的顶点，因为意大利派和瓦格纳派在幕间休息时并没有象预期那样面对面地敲着拐杖争论得面红耳赤。
乌尔比诺医生从不接受任何委任。他无情地抨击那些利用职业威望捞取政治地位的医生。他一向被认为是个自由党人，而且在选举中他常常投自由党候选人的票，但与其说他站在自由党一边是由于信念，还不如说是由于传统。当大主教华丽的四轮马车通过时，也许他是最后一个当街下跪的贵族的成员。他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和平主义者，主张为了祖国的利益，自由党和保守党应该彻底妥协。然而，他在公开的行动中一贯自行其是，以致谁都不把他当做自己人。自由党人把他看做山洞里的哥特人，保守党人认为他几乎是共济会成员，而共济会员们又把他视做替罗马教廷效劳的暗藏的牧师，对他深恶痛绝。对他的批评不那么愤恨的人也认为，他只不过是全民族被无休止的内战血泊淹没之时的一名在花会中逍遥自在的贵族而已。
只有两件事同他的这一形象不符。一件是他把家搬到了暴发户区，新居是用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古老的宫殿式的楼房换来的，那座楼房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这个家族的邸宅；另一件是和一位既无名望又无财产的本地美女联姻，从而遭到那些有着长长姓名的夫人们的暗中嘲笑。鉴于那位姑娘的“高贵出身”和“气质”，她们无法不相信她比她们所有的人都更为优越。乌尔比诺医生对那些议论和许多其它有关他公开形象的议论，一向心中有数，而且知道他自己正是那个正在消亡中的姓氏的最后一个主角，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他的子女是家族中两个平平庸庸的人。儿子同他一样，是个医生，就像历代的所有长子一样，毫无建树，年过五十，连个儿子都没有。女儿和新奥尔良银行一个善良的职员结了婚，已进入更年期，膝下有三个女儿，没有一个男孩。在历史的长河里，他的氏族血统将由此而中断，这使他伤心不已，可是更令这位医生操心的是在他死后费尔米纳的孤独的生活。没有他，她如何打发日子！
那场悲剧震撼了医生的全家人，也影响到了全城，百姓们都走到大街上，想把事情打听个究竟。全市宣布致哀三天，各种机构和商店都降了半旗，所有教堂的钟声都在不停地敲响，直到死者的尸体在家庭陵园里入葬。美术学院一个班的学生，做了一个遗体的真容模型，以便为将来塑半身像留下个模特儿。但是，这计划刚开始便被取消，人们都这样认为，那个逼真地塑出了医生最后一到恐怖神情的真容模型有失庄重。一个凑巧打这儿经过的欧洲艺术名家画了一幅伤感现实主义的大油画，再现了乌尔比诺医生在梯子上伸手捕捉鹦鹉的致命的一刹那。画面上唯一与原来事实不符的是，一他穿的不是无领衬衣和用绿色吊带系着的裤子，而是戴着蘑菇帽，穿着霍乱流行期报上经常刊登的版画人物身上的黑呢大礼服。这幅画在乌尔比诺医生逝世几个月之后陈列在一个名叫“金铃裆”的大画廊里，让民众一饱眼福；尔后又挂在公私机关的墙上展出，这些机关都认为应向这位杰出的贵族表示敬意。最后，这幅画陈列在美术学院，并为此在那儿举行了第二次葬礼。又过了多年，美术学校的学生把它拿到大学广场上烧掉了，他们把它看做一种美学的象征，也把它看做一个令人厌恶的时代的象征。
费尔米纳从成为未亡人的那一刻起，就不像她丈夫担心的那样孤独和无用。她下了决心，毫不妥协，不允许利用她丈夫遗体做任何事情，包括共和国总统拍来的电报都没有用，那个电报命令把尸体放在红箱子里摆在省府会议厅让人们瞻仰。她也以同样冷静的头脑反对在教堂为丈夫守灵。那是大主教亲自要求的，她只答应在举行葬礼弥撒时把尸体移到教堂去。被各种各样的要求弄得手足无措的儿子出来调停，她也仍然毫不动摇地坚持她的农村观念：死者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他的家庭。他们应在自己家里喝着苦咖啡，吃着奶酪饼守灵，每个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想怎样哭就怎样哭。他们将免去传统的守灵九昼夜的仪式，在葬礼之后就把大门关闭，除了最知己的客人之外，不接待任何来访者。
家里笼罩着居丧的气氛。所有贵重的东西都放在安全的地方。光秃秃的墙壁上只留下挂过画画的痕迹。自家的椅子和从邻居那儿借来的椅子都摆在从客厅到卧室的墙边。除了摆在一个角落里用白床单盖着的钢琴外，大型家具都搬走了。空间似乎扩大了，声音发出鬼怪似的回响。书库的中央，在他父亲的写字台上，躺着医生的遗体，他的脸上带着最后的惊恐表情。他穿着黑斗篷，披着圣塞骑上的战刀。在遗体的旁边，身穿重孝，浑身颤抖，但自制力仍然很强的费尔米纳，忍着悲痛，庄严地接受人们的吊唁，坚持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几乎纹丝不动。十一点钟一过，她便站在门廊上，挥着手帕向丈夫的遗体告别。
自从她听到帕尔多在院子里喊叫，看见老头儿在泥地上奄奄一息地挣扎以来，现在能恢复到控制自如的状态委实不易。当时她的第一个反应是认为丈夫尚有希望，因为他还睁着眼睛，瞳孔是那样明亮，她从来就没见到过。她恳求上帝至少给她一点时间，以便让他知道，尽管他们之间出现过多次疑云，她却始终在爱着他。她实在不愿他在明了这一点之前就离开人世。她感到有一种强烈的难以抵制的愿望，希望同他重新开始生活，以便互相表达长期压在心头尚未出口的话，把过去没有安排妥当的事情重新做好。但是，在无情的死神面前，她只好投降了。她的痛苦变成了一种盲目的忿怒，她对谁都言词激烈，怒气冲冲，甚至对自己也是如此。这倒使她获得了自我控制的能力和独自忍受寂寞的勇气。从那一刻起，她便不停地做事，不让脸上露出任何痛苦的痕迹。唯一身不由己地流露出某种凄楚的时刻是星期日夜里十一点，当时根据大主教的命令，把还在散发着垫木的气味、打着铜箍、盖着红罩的棺材抬走了。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命令立即盖棺，在那难以忍受的炎热天气里，家中那么多花散发出的味道使得空气都变得稀薄了，他似乎看到父亲的脖颈上出现了最初的紫色痕迹。他在宁静中仿佛听到了一个漫不经心的声音：“人到了这个年纪，活着也烂了一半。”在盖棺之前，费尔米纳摘下结婚戒指，把它戴在亡夫手上，然后用自己的手捂住他的手，就象平常她看到他在公共场合信口开河地讲话时做的那样。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她对丈夫说。
听了这话，躲藏在社会名流中的费洛伦蒂纳·阿里萨，感到象是在体侧被击了一枪。费尔米纳在最初吊唁的混乱中没有认出他来。其实，在处理那天晚上的紧急事故中，谁都没有他出现得及时，谁都没有他更起作用。是他把满满当当的厨房发排得井井有条，使咖啡得以充分供应。当从邻居借来的椅子不敷应用时，是他从别处弄来了椅子。当室内摆满了花圈时，是他命令把余下的花圈搬到院子里去。他为奥利贝利亚医生请来的客人端去了白兰地，那些客人是在庆祝从业二十五周年的高潮时听到噩耗后急急忙忙地赶到这里来的，他们在芒果树旁围成一圈坐下，继续吃喝作乐。当鹦鹉昂着脑袋张开翅膀半夜出现在饭厅时，他是唯一及时作出反应的人。鹦鹉的出现，使全家人不寒而栗，因为那仿佛是惩罚性的遗赠。阿里萨抓住鹦鹉的脖子，不让它叫出荒唐的话来，并把它放入带罩的鸟笼挂进了马厩。这一切，他做得是如此干净利落，以致没有一个人认为他介入了别人的家务，相反倒认为他在那个家里遭受厄运的时刻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从表面来看，他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严肃的老人。躯干消瘦而笔挺，棕褐色的皮肤上汗毛稀少，白金架的眼镜后面藏着一对贪婪的眼睛，末端粘得很好的罗曼蒂克的小胡子已有点过时。他的最后几缕鬓发往上梳着，用发蜡紧紧贴在闪闪发亮的头顿中央，似乎这样就最后解决了他的秃顶问题。他的天然的文雅和郁郁寡欢的举止十分讨人喜欢，但同时也被视为一个顽固的光棍汉身上的两种可疑的品德。他花费了许多钱，用了许多心计，费了好大的力气，为的是不让人们看出在当年的三月份他已满了七十六岁，而且他在孤寂的心灵中深藏着一个信念，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人比他爱得更深。
那天，尽管六月的天气热得叫人透不过气，从听到乌尔比诺医生去世的消息起，直到晚上，他还是穿着惯常穿的衣服。深色的呢料坎肩，衬衣的硬领上系着丝带结。戴着毡帽，手热一把兼做拐杖的黑绸伞。黎明时分，他从守灵的地方离开了两个小时。太阳刚刚升起时，他又大大方方地回来了，胡子修聋得整整齐齐，美容洗发剂的香气四溢。他换上了一件黑呢料大礼服，这种衣服他平时一般不容，只有在参加葬礼和出席圣周弥撒时才正式穿用。他没有打领带，而是在硬翻领上别了艺术家的带状饰物，头上换了一顶蘑菇帽。他还是带着伞，但此时已不仅是出于习惯，而是因为他估计在十二点钟之前肯定有雨。他把下雨的迹象告诉死者的儿子乌尔比诺·达萨医生，以便让他考虑是否有可能提前安排葬礼。他们也真的试图这样做了，因为他们知道阿里萨出身于船主家庭，本人是加勒比海内河航运公司经理，对气象是个内行。但是他们无法及时在民政当局和军事当局、公共团体和私人团体、军乐队和艺术学校乐队，以及各宗教团体之间进行协调，大家早已同意在十一点举行葬礼，可仓促之间难以达成一致协议。这样一来，那次历史性的安葬仪式便被一场倾盆大雨弄得狼狈不堪。咕吱咕吱地踩着泥水到达家庭陵墓的送葬者寥寥无几。陵墓的庇护者是一棵欧洲木棉树，繁茂的枝叶一直探到墓地的墙外。就在同一棵木棉的树荫下，在墙外被指定埋葬自杀者的一座小墓上，前天下午，加勒比海地区的流亡者们埋葬了阿莫乌尔，根据他本人的意愿，他的爱犬和他同穴安眠。
阿里萨是为数不多的坚持到达墓地的人之一。他连内衣都湿透了。他提心吊胆地回到家里，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小心翼翼、无微不至地爱护着自己的身体，生怕被这次大雨浇出肺炎来。他煮了一杯热柠檬水，又加了一点白兰地，躺在床上用它冲服下两片阿斯匹林，裹在毛毯里出了满身大汗，身体才暖和过来。他再度回到守灵的地方时，已感到精神抖擞了。费尔米纳重新挑起了操持家务的重担。房间已进行了清扫，可以接待客人了。书房里设了个祭坛，安放着一张已故丈夫的蜡笔肖像，像框上挂着黑纱。八点钟时就宾客盈门，天又象前一天夜晚那么炎热，于是在做完念珠祈祷之后，有人提出要早些告退，以便让亡者的遗孀稍事休息，从星期日下午以来，她一直未得消停。
费尔米纳站在祭坛旁边，跟来客告别，把最后一批契友一直送到临街的门口之后，她象往常那样，要亲自把门关好。她正在关门时，却看到了穿着丧服站在空旷的客厅里的阿里萨。她感到意外惊异，因为多年以来，她就把他从她的生活中抹掉了。这是第一次她从忘却中恢复过来，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在她尚未来得及为他的来访致谢之前，他已经浑身战栗着庄严地把帽子放在胸前，郁积在心中的话陡然引爆，那句话一直是他生命的支柱。
“费尔米纳，”他对她说，“我为这个机会等了半个多世纪，为的是再一次向您表达我的誓言，我永远爱您，忠贞不渝。
倘若费尔米纳·达萨没有想到阿里萨在此时此地出现是上帝的旨意的话，她真会以为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疯子。她的第一个冲动就是高声诅咒他，她的丈夫在坟墓里尸骨未寒，他就这样来到她的面前，这是对她家门的亵渎。但是，狂怒和尊严不允许她这么做。“滚开！”她对他说，“这辈子别让我再看到你。”她重新把刚要关上的临街大门彻底打开，最后加了一句：
“但愿你在世界上的日子也不长了。”
当她听到他的脚步声在寂静的街道上渐去渐远时，便慢慢地关上了门，上了门闩和插销。现在，她要独自面对自己的命运了。在这以前，她从未完全意识到她年满十八岁时发生的那场悲剧的轻重和后果。这场悲剧她必须一直演下去，直到她死去为止。自从那个灾难性的下午以来，她第一次悄悄地哭了。她为丈夫的死亡而哭，为她的孤独和忿怒而哭。当她走进空荡荡的卧室时，她又为自己而哭，她自从出嫁以来，很少一个人独自睡在那张床上。丈夫留下的一切都使她流泪不止：带穗头的拖鞋，枕头下面的睡衣，梳妆台上镜子里她丈夫的身影的空缺，以及她丈夫皮肤上散发的特有的气息。一种恍惚的思想震动了她：“一人被爱的人，死去时应当把一切带走。”她不愿在任何人的帮助下就眠，睡觉之前也不想吃任何东西。由于悲痛已极，她祈求上帝让她在睡梦中被死神召去，她怀着这样的幻想脱下了鞋，和衣而卧，很快就睡着了。她不知道自己已经入睡，睡梦中她还意识到自己还活着，意识到床上空出了一半，她象往常那样测躺在左边，而在右边缺少另一个身体跟她对称。她在梦寐中思虑着，她想她绝不能再这么下去，不禁呜咽起来。她在梦中哭泣了好一阵，雄鸡终于高啼，不受欢迎的晨光将她唤醒。她醒来时，看到身边没有丈夫，只有了然一个人，只是在那个时候，她才意识到她在梦中痛哭了很久，然而她并没有死。她还发现，自己在啜着睡觉时，想阿里萨的成分比想她死去的丈夫更多。
霸气书库（www。87book。com）好看的txt电子书
第二章
在经过长时间的不愉快的恋爱，费尔米纳无可挽回地拒绝了他的求婚之后，阿里萨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她。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五十一年九个月零四天。他毋须为了备忘而每天在牢房的墙上划一个道道计算口子，因为每一天都会发生点事儿使他勾起对她的回忆。他们断绝关系时，他二十二岁，当时，他跟他母亲特兰西托·阿里萨住在文塔纳斯街租下的半幢楼房里。母亲从年轻时就在那里经营一个小百货店，除此之外，还把旧衣服拆了当棉花卖给战争中的伤员。阿里萨是她的独子，是她跟著名的船主洛阿伊萨先生偶然结合所生。这位洛阿伊萨先生是建立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的三兄弟中的老大。他们靠了这个航运公司推动了马格达莱纳河的航运事业的发展。
当他儿子十岁时，洛阿伊萨先生谢世。他一直在偷偷地负担着他的花费，但从未在法律上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也没有解决他的前程问题。因此，阿里萨一直只有母性，他真正的父亲是谁，公众向来是清清楚楚的。父亲死后，阿里萨不得不辍学到邮局去当学徒，在那里他负责打开邮袋，分捡信件，在门口升起有关国家的国旗，通知人们哪个国家的邮件已经到了。
他的才智引起了报务员的注意。那位报务员是个德国侨民，名叫洛特里奥·特乌古特，此人除在邮局干事外，还在教堂的重要庆典上弹风琴和兼任家庭音乐教师。特乌古特教他学会了莫尔斯电码和掌握电报系统。仅仅上了头几堂小提琴课，阿里萨就可以像个职业演奏者似的一边听课，一边演奏其它曲子了。他在十八岁上认识了费尔米纳，当时他称得上是本社会阶层中最引人注目和最受欢迎的年轻人。他能跟着时髦的音乐翩翩起舞，情意缠绵地背诵诗篇，只要有人求他，他随时都乐意带上小提琴为他们意中人去奏小夜曲。从那时起，他一直瘦骨嶙峋，印第安人的头发用香脂粘得银光瓦亮，架在鼻梁上的近视镜加深了他的落落寡合的印象。除了视力上的缺陷外，他还患有慢性便秘，终生都离不开通便的灌肠剂。他仅有的一套考究的替换衣服，是从他已故的父亲那里继承来的，由于特兰西托善于保存，以致每个星期日穿起来都象是新的。尽管他长得很纤弱，性格内向，穿着朴素，可是班上的姑娘们为了争夺和他呆在一起的机会，还得在私下抽签。他也常和她们在一起玩，直到他认识了费尔米纳，那些天真无邪的行动才算告终。
他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个下午。那天下午，特乌古特叫他去给一个通讯地址不大明确的名叫洛伦索·达萨的人送电报。他在埃万赫利奥斯小公园里一座半倒塌的古老的房子里找到了那个人。那座房子的里院跟修道院相仿，花坛上长满杂草，中央有一个干涸的泉眼。当阿里萨在走廊里跟着赤脚女仆穿过一道道拱门时，他没有听到任何声音，走廊里摆满了尚未打开的搬迁用的箱子，泥瓦匠的工具，以及一堆堆没有用完的水泥和石灰，当时这座房子正在翻修。在院子的尽头，有一间临时办公室，室内有个大胖子正坐在写字台前睡午觉，他的卷曲的鬓发和胡子搅在一起。此人正是洛伦索·达萨，他在城里尚不十分出名，因为他来到此地还不到两年，而且交游不广。
电报的到来仿佛是他的恶梦的继续。阿里萨怀着一种公务人员的同情心，观察着他的铅色的眼睛，注意到他正在撕开封条的哆哆咦膜的手指，以及他内心的恐惧。这种恐惧，他从许多人身上都看到过，因为收件人在打开电报前，难免把它同死亡联系在一起。读过电报后，他马上镇定下来，叹息道：“好消息！”他按照惯例送了阿里萨五个雷阿尔，他以宽慰的微笑使他明白，如果给他带来的是坏消息，那五个雷阿尔他是不会破费的。接着，他又紧紧地握手同他告别，其实这对送电报的人来说是不必要的。女仆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外，不仅是为了给他引路，也是为了监视他。但是，他跟着女仆又沿着同一条走廊走过去了。阿里萨发现里面还有另外的人：在明亮的院子里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反复诵读课文。当他在缝纫室的对面穿过时，从窗户里看到一个成年的妇女和一个姑娘，她们坐在两张并排的椅子上，同时读一本摊在那个成年女人膝上的书。这种景象使他觉得奇怪：女孩在教母亲读书。这个估计，只有一点不太准确，因为那个妇女是女孩的姑妈，而不是她的母亲，尽管她曾象母亲似的把她抚养成人。读书声没有中断，但女孩把头抬了起来，想知道是谁在窗口经过。谁也没有料到这偶然的一督，引起一场爱情大灾难，持续了半个世纪尚未结束。
关于洛伦索·达萨，阿里萨唯一能够打听到的只是：他是带着独生女儿和独身妹妹，在霍乱发生后不久从沼泽地的圣·胡安迁到这儿来的。那些目击他下船的人，毫不怀�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