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时期的爱情-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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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是由一件不值一提的日常小事引起的。当时，乌尔比诺还能够独立洗澡。他回到卧室，开始摸着黑穿衣服。她跟往常一样，到这时还象婴儿似的甜甜地躺在那儿，闭着眼睛，微微地呼吸，把那只女舞踏家的手臂庄严地放在头顶上。但是，她也象往常一样，似睡非睡，这他知道。浆过的亚麻衫在黑暗中沙沙响了一阵之后，乌尔比诺医生自言自语道：
　　“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我洗澡没找到肥皂了。”他说。
　　她终于醒过来了，想起了那件事，气鼓鼓地翻了个身，因为她准是忘记在浴室里搁肥皂了。三天之前，她就发现没有肥皂了，但当时已站在喷头下，她打算以后再去拿。然而第二天，她把这件事忘了。第三天又忘了，实际上不是如他说的那样一个星期没有肥皂，他那样说是为了夸大她的过失，但是三天没有肥皂，却是事实，这是推倭不了的。被别人抓住了过失，她心中很不是滋味，终于恼羞成怒。象往常一样，她以攻为守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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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日子我天天洗澡，”她怒气冲冲地叫道，“每次都有肥皂。”
　　尽管他很熟悉她的争辨方法，这一次却忍不住了。他随便找了个工作上的借口，搬到慈善医院里的住院处去住，只是在黄昏外出巡诊之前才回家换件衣服。他一回家，她就躲到厨房去，装着干这干那，直到听见他乘马车走了才出来。在以后的三个月中，他们也曾几次想解决纠纷，结果火却越投越旺。在她不承认浴室没有肥皂之前，他不准备回家。而她呢，在他不承认自己故意说谎话折磨她前，也不想让他回来。
　　自然，这次冲突又使他们想起了其它的冲突，想起了在许许多多灰暗的黎明发生过的数不清的小纠纷。一些恼怒引起了另一些恼怒，老伤疤被重新揭开变成了新伤疤。他们痛苦地看到，多年的争吵仅仅培养了夫妇间的仇视，这一点使他们不寒而栗。他甚至提出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可以一同去找大主教做公开忏悔，以便由上帝来裁决，浴室的肥皂盒里到底有没有肥皂。她本来就十分恼怒，这一下更是火上加油，骇人地嚷道：
　　“让大主教先生吃屎去吧！”
　　这句话震动了全城，引起的后果难以消除，最后，人们甚至编成流行的小调来打诨：“让大主教先生吃屎去吧广她意识到把话说过了头，便抢在丈夫前做出了反应。她威胁丈夫说，她要一个人搬到她父亲从前的房子里去住，那房子尽管租给了政府部门的办事结构，但仍然归她所有。这并不是虚张声势，她真的要搬走，对社会舆论满不在乎。她丈夫及时注意到了这个动向。他没有勇气向她的固执挑战，只好让步。他的让步并不意味着他承认浴室里有肥皂——设若如此，那是对真理的侮辱——而是为了两个人必须在这个家里继续住下去，但是他们要分室而居，而且互不说话。他们坐在一起吃饭，并且巧妙地绕开那种僵局，让孩子们从餐桌的一边往另一边传话，而孩子们竟然没有察觉他们互不理睬。
　　由于书房里没有浴室，乌尔比诺医生不得不改变他的生活程序，这倒解决了他们清晨吵吵闹闹的矛盾，他把进浴室的时间安排在备课之后，而且轻手轻脚，千方百计地不吵醒妻子。他们在睡前多次凑巧遇在一起，于是就轮流刷牙。四个月之后的某一天，在她从浴室出来之前，他象手时那样躺在双人床上看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她从浴室回来后，没好气地躺在他身边，以便让他醒来主动撤退。他半睡半醒，非但没有起来走开，反而吹灭蜡烛，拉拉枕头，舒舒服服地睡了。她推他的肩膀，提醒他应该到书房去睡觉，但是他又一次感到躺在祖传的软床上是如此舒适，于是干脆以妥协的口气商量说：
　　“让我睡在这儿吧。”他说，“你说得对，浴室里有肥皂。”
　　当回忆起这段发生在他们已近老年的插曲时，无论他还是她都不能相信那一令人惊奇的事实，那场争吵是他们在半个世纪的共同生活中最严重的一次，而也正是由于这场争吵，使他们产生了言归于好，开始一种新的生活的想法。尽管她们年事已高，应该和睦相处，他们还是注意不再提起这件事，因为否则的话，刚刚愈合的伤口会重新出血，旧恨又会变成新怨。
　　他是使费尔米纳听见小便声的第一个男人。那是在新婚之夜，在他们乘坐的开往法国的轮船船舱里。当时她由于晕船而浑身无力，他的喷泉似的小便如此强劲有力，简直象匹公马似的，这更增加了她对那一“灾难”的畏惧心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小便的劲头也日趋减弱，那一回忆却经常京绕在她的脑海里，因为她从不允许他把便池的边缘弄湿。乌尔比诺医生想用一种任何人都能懂的浅显的道理说服她，让她明白他所以把便地弄湿，并非象她固执地认为的那样是由于他的粗心，而是由于生理上的原因。他年轻时小便又准又直，在中学里比赛往瓶子里撒尿，他曾数次荣获第一。但上了年岁，不仅小便劲头没有那么大了，而且歪歪斜斜，滴滴喀喀撒得满处都是，根本没法掌握，尽管他主观上还在竭力想瞄准方向。他说：“抽水马桶肯定是对男人一无所知的人发明的。”他用自己的日常行动来求得家庭的安宁，对妻子更多的是低声下气，而不是谦恭。他每天小便时，都用卫生纸把便池边擦干净。她知道这件事，当浴室里氨气的味道不是十分明显的时候，她什么也不说。不过，一旦氨气的味道浓重起来，她就会象发现一桩罪行似的嚷道：“臭得连兔窝里都能闻到。”将近晚年时，乌尔比诺医生终于想出了最后解决这一麻烦的办法：象妻子一样蹲着小便，这样不仅可以保持便池清洁，而且也省力得多。
　　那时他生活自理的能力已相当差，他尽量避免淋浴，因为在浴池里摔上一跤，足以使他送命。他的家是现代化的，没有古城府邸中常见的那种带狮腿的金属浴缸，他从卫生的角度把这种浴缸取消了。他说：“浴缸是欧洲人最脏的东西之一，他们只在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洗澡，而且是在被他们身上的脏物弄脏的水里洗澡。”因此，他让人用结实的愈疮木做了一个特大号木盆，费尔米纳用它来给丈夫洗澡，就象给新生婴儿洗澡一样。每次沐浴要拖一个多小时。用锦葵叶和桔皮煮成的黑褐色的水，对他有良好的镇静效果，有时他不知不觉地便在散发着香气的浴盆中睡着了。洗完澡后，费尔米纳就帮他穿衣服，把滑石粉敷在他两腿中间，把可可油涂在他的烫伤之处，她如此爱抚地替他穿上裤衩，仿佛他是一个在襁褓中的婴儿。她接着一件件地替他穿下去，从袜子一直穿到用黄玉别针打领带结。夫妇之间和睦相处，黎明时的争吵已成为过去。他似乎又重新回到了被子女们夺走的童年，而她则每天忙于家务，并且随着岁月流逝，上了年纪，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少，在满七十岁之前，她总是醒得比丈夫早。
　　在圣灵降临节的那个星期日，当乌尔比诺医生掀开毛毯来看阿莫乌尔的遗体时，他发现了一点在他医生和信徒的最光辉的航程中一直否定掉的东西。在他同死人打了那么多年交道之后，在同死神做了那么多年争夺之后，在反过来复过去经常触摸死人之后，他仿佛第一次敢于面对面地看一个死人，而死者也在以同样的方式注视着他。他以前一直没有面对面看过死人，并非由于恐惧。因为多年以来，恐惧就象个幽灵似的一直和他形影不离。那是从一天晚上他被恶梦惊醒之后开始的。他意识到，死亡对于他，不仅象他感觉到的那样随时都具有可能性，而且是一种很快就会发生的事实。相反，那天他看到的是一件事情的物质表现形式。那件事情过去一直是仅仅存在于他的想象之中的。他很高兴上帝出其不意地以阿莫乌尔作为工具向他揭示了那件事情。他向来把阿莫乌尔看做是一个圣人。但是，那封遗书表明了他的真实身分，他的邪恶的历史和不可思议的耍阴谋的能力，使乌尔比诺医生感到一种不可移易、难以追回的东西在他的生活中已经失落了。
　　费尔米纳并没有受他忧郁的情绪所感染。当她帮他把腿伸进裤子和扣上一大排衬衣纽扣时，他是想用自己的情绪感染她的，但是他没有达到目的。费尔米纳不是那么容易动感情的，何况死的是一个与她无关的男人。她几乎不知道阿莫乌尔是个使用拐杖的残废人，她从来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是在安第列斯群岛某个岛屿的一次暴动中——那儿发生过无数次暴动——从行刑队的枪声中逃出来的，史不知道他为了生计做了儿童摄影师，而且是全省生意最兴隆的人。她也不知道他曾赢过某人一盘象棋，那个人似乎叫托雷莫利诺斯，而实际上叫卡帕布兰卡。
　　“他是一名因为犯了一桩凶残的罪行而被判无期徒刑的卡耶纳的逃犯。”乌尔比诺医生说，“你设想一下，他甚至还吃过人肉！”
　　他把那封遗书交给了她，信中的秘密他至死不想告诉任何人。但是她没有把信打开，直接把它放在梳妆台上，而且用钥匙锁上了抽屉。她已经习惯了丈夫莫名其妙、大惊小怪的毛病，习惯了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难以理解的夸大其词，以及那种与其仪表不相称的狭隘的见解。但是那一次她超越了自己的界限。她以为丈夫之所以尊敬阿莫乌尔并非由于这个人过去的历史，而是由于他作为一个流亡者提着行李到达这儿以后开始的所作所为。她不明白为什么他对阿莫乌尔最后暴露身份感到如此惊讶和沮丧。也不明白为什么他对他窝藏女人感到深恶痛绝，因为这是他那种阶级的男人的一种世代相传的风气，包括他自己在忘恩负义的时刻也是这么干的。此外，她认为那女人帮助阿莫乌尔实现了死亡的决心，是一种令人肛肠寸断的为爱情的牺牲。她说：“如果你也跟他同样严肃地决定自杀，我的义务也将是跟她做同样的事。”乌尔比诺医生又一次处在呆头呆脑无法理解的十字路口上，这种不理解使他在半个世纪中一直感到惶惑。
　　“你什么也不懂，”他说，“使我愤慨的不是他过去是什么人和干过什么事，而是他欺骗了我们大家这么多年。”
　　他的眼睛开始噙满了泪水，但是她装做没看见。
　　“他做得对。”她反驳说，“如果他过去说了真话，不管是你还是那个可怜的女人，或是这个地方的任何人，都不会那么爱他。”
　　她替他把表链挂在背心的扣眼里，帮他打好领带给，别上黄部两厂篮西湖舱顶露抽油饰噱旮哟铜期于上的泥机一最后把手帕放在他胸前的口袋里，手帕的四角张开着，宛如一朵洋玉兰。这时，大厅里的挂钟响了十一下。
　　“快走吧。”她挽起他的胳膊，“我们要迟到了。”
　　奥利贝利亚医生的妻子和他的七个聪明过人的女儿已经为那顿纪念从业二十五周年的午饭做好了一切准备，她们决心要使那顿午餐成为当年社会上的一件大事。医生的家坐落在过去的市中心，那里原是一所造币厂，由一位在这儿掀起过一阵革新邪风的意大利弗罗伦萨建筑师改建成如今的豪华邸宅。这位建筑师曾把四、五个十七世纪的历史遗址变成了威尼斯式的大教堂。医生的邸宅拥有六间卧室，一个饭厅，一个会客室，宽大明敞，通风良好，但是它只能用于接待特邀前来的外地客人，对本地的来宾是不敷应用的。邸宅的院子跟修道院里带回廊的院子一样，中央有个石砌的喷泉，不时发出悦耳的鸣响，花坛上的香水草散发着醉人的芳香。但是，那连拱的回廊是不宜接待大量的贵宾的，因此他们决定把午宴设在乡间别墅，开车只有十分钟的路程。这个别墅有六千六百平方米的院子，到处是巨大的印度月桂树，在平静的小河里长着本地的睡莲。堂·桑乔客店的工人们在奥利贝利亚夫人的指挥下，在没有树荫的空地上搭起了五彩缤纷的帆布帐篷。在月桂树下面用小桌排成长台，长台上摆了一百二十套餐具，铺着亚麻台布，主宾席上还摆了新鲜的玫瑰花。他们还专门为管乐队搭了个长台，这管乐队只吹奏对舞和民族华尔兹舞曲，艺术学校的四重奏弦乐队也坐在那儿。奥利贝利亚夫人的这种惊人之举是她丈夫敬爱的老师意想不到的，今天的午宴将由这位老师主持。尽管今天实际上并不是医生大学毕业的日子，但他们还是选择了圣灵降临节这个星期日，以增强欢庆的气氛。
　　午餐的准备工作在三个月之前就开始了，因为他们担心由于时间不够而有什么必不可少的事情做不了。他们从金沼泽地弄来许多活母鸡，那种母鸡在整个沿海地区是有名的——不仅由于它们体壮味美，而且由于它们在冲积土里觅食，有时可以在它们的嗓囊里找到纯金的砂粒。奥利贝利亚夫人亲自带领她的女儿和仆役们爬上远洋轮船，选择来自世界各地的最好的东西，以颂扬她丈来的功业。除了下雨以外，一切都预见到了。那天早上，当她去望大弥撒时，空气潮湿得厉害，气压很低，天空乌云密布，连海平线都看不到，她担心很可能要下雨了。尽管有这些不祥的预兆，气象观测台的台长在望弥撒时却说：“在这座城市多灾多难的历史上，即使在最严寒的冬季，圣灵降临节这一天也从来没有下过雨。”然而，当时钟敲响十二点，来宾们正在露天吃开胃品时，突然一声霹震撼了大地，海上吹来的狂风掀翻了桌椅，把帐篷卷到空中，灾难性的暴雨随即从天而降，天仿佛要塌下来了。
　　乌尔比诺医生好不容易在大雨滂泊中跟同路的最后一批来宾一起到了乡间别墅。他也想跟别的来宾一样，由下车的地方从一块石头跳上另一块石头穿过积水的院子，但最后他只能不大体面地接受了打着黄色帆布大伞的堂·桑乔工人的帮助，被挟在臂下抱了过去。东倒西歪的桌子重新在室内摆开，连卧室都被利用上了。来宾们毫不掩饰他们对那场劫难的沮丧。屋里热得有如轮船上的锅炉房，因为他们不得不关上全部窗户，以避免大风再度把雨水刮进来。在院子里，桌上本来都摆好了来宾的名签，按照习惯，男女分座。桌子移到屋里来后，名签全乱了，大家只好随便就坐，乱糟糟的，至少不太雅观。在这场灾难中，奥利贝利亚夫人几乎无处不在，同时出现在各个地方。尽管秀发淋得透湿，华丽的服装上面溅满了泥浆，但是面对那种尴尬的局面，她脸上始终挂着微笑，这是从丈夫那里学来的本领，她向来遇到逆境不温不怒，不急不躁，再大的困难也不认输。靠了和她在同一个熔炉里锻炼出来的女儿们的帮助，她不仅重新布置了主宾席，而且尽量安排得妥妥贴贴，让乌尔比诺医生坐在中央，雷伊大主教坐在他右边。费尔米纳象往常那样靠近丈夫就坐，她担心他会在午宴中间睡着，或把场洒在衣服的翻领上。对面的位子上坐着奥利贝利亚医生，他是个带有女人气的五十岁的老人，身体保养得很好，他的乐观的精神对他准确的诊断毫无影响。在主桌就坐的还有省市两级的官员和前一年选出的美女，省长挽着她的手臂让她在他旁边就坐。尽管并不要求来宾穿特别华丽的衣服，更何况是乡间别墅的午宴，女人们还是穿上了夜礼服，戴上了贵重的宝石首饰。大多数男人庄严地穿着深色的衣服，打着黑色的领带，有些人还穿了呢料大礼服。只有那些见惯大场面的人，其中包括乌尔比诺医生，才穿便服。每个座位上都有一张法文菜单，上面印着烫金图案。
　　奥利贝利亚夫人慑于热浪袭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要求客人们宽衣就餐，但是谁都不敢带这个头。大主教提醒乌尔比诺医生，这次午宴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午宴：自从国家独立以来，这是曾把国家淹没在血泊中的内战双方第一次愈合了伤口，消除了仇恨，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用餐。主教的这一思想，正好同自由党人特别是青年自由党人的热望相吻合，他们在保守党独揽大权四十五年之后，终于选出了他们党的总统。乌尔比诺医生不同意大主教的观点。他认为自由党总统和保守党没有什么两样，只是自由党总统更不讲究穿着罢了。然而，他不想使大主教不悦。他本来就想告诉大主教，大家之所以来出席午宴，是由于那位出身名门的医生的光辉成就，而不是象他想的那样。的确，医生的高贵的门第和伟大功绩是凌驾于政治风云和内战恐怖之上的。所以那次午宴没有一个人缺席。
　　暴雨象突然开始那样又突然停息了，太阳立即在万里无云的晴空烈火一般地照耀着大地。但是大风是如此猛烈，以致把一些树连根拔起，积水把院子变成了沼泽。这次大灾难也冲击了厨房，在房子后面露天里用砖砌了几个柴火灶，厨师几乎没有来得及把钥搬到避雨的地方。他们好不容易急急忙忙地挤入已经进满水的厨房，又在后面走廊里临时搭了几个新的炉灶。到下午一点钟，一切必需的食品都准备好了，只有桑塔·克拉拉修道院修女还没有把饭后点心送来，他们本来答应在十一点之前送到的。人们担心象在不太冷的冬天那样，公路旁山沟里的水又漫了出来，果真如此，点心就要等到下午两点钟才能送来。暴雨一停，窗户马上打开了，房间里吹进被暴雨中的硫黄净化的新鲜空气，显得十分凉爽，乐队在门廊的平台上秦华尔兹舞曲，铜管乐器在室内轰鸣，使得人们不得不提高嗓门交谈。奥利贝利亚夫人等得不耐烦了，她眼里含着泪水微笑着，吩咐上菜开始午宴。
　　艺术学校的乐队开始演奏了，在一片在严的肃静中，奏起了莫扎特的快滑步舞曲。尽管人们讲话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嘈杂，堂·桑乔的黑人仆役又在放着热气腾腾的菜肴的餐桌中间挤来挤去，乌尔比诺医生还是给乐队留出了一块空地，让他们把节目全部演完。他的精神和记忆力一年不如一年，甚至下棋时每步都要记在纸上，才能知道已经走到哪里。但他还是能一边进行严肃的谈话，一边有条不紊地指挥演奏，虽然他还没有达到一个德国乐队指挥的们熟程度。那个德国乐队指挥是他在奥地利时的好友，他能够一边听《扬好色》一边读胜·乔万尼胭的乐谱。
　　第二支曲子是舒伯特的“死亡和姑娘”，乌尔比诺医生认为演奏轻快而富有戏剧性。他一边在盘子和刀叉的碰击声中费劲地听着，一边盯着一位向他点头打招呼的有着玫瑰色脸庞的年轻人。无疑他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但已记不起了。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很熟悉的人的名字或者过去曾经听过的曲调他都忘记了，这使他万分痛苦，以致有一天晚上他宁可死去，也不愿在这种折磨中等待天明。他正在急得要死的时候，突然一道仁慈之光照亮了他的记忆，那个年轻人前一年曾做过他的学生。他在这个人材基本的地方看见他感到很惊讶，奥利贝利亚医生提醒他，那是卫生部长的公子，他到这里来是为了准备法医论文。乌尔比诺医生做了个手势，高兴地向他打招呼，这位年轻医生站起身来，行礼作答。但是，不管那时还是后来，他都没有意识到，他就是那天早晨在阿莫马尔家跟他在一起的实习医生。
　　由于又一次战胜了老年的健忘症，他感到轻松了。于是他沉溺于最后一支充满激情的、清亮流利的乐曲中，他既听不出那是什么曲子，也不知道是谁的作品。后来，乐队中有位刚刚从法国回来的青年告诉他，那是加富列夫·福尔的弦乐四重奏。乌尔比诺医生从来没有听到过此人的名字，尽管他对欧洲的所有新鲜事儿一向十分注意。费尔米纳象往常那样照料他，特别是看到他在公众面前发呆的时候，她就停止吃饭，把他的手拉过来放到她的手上，对他说：“你就别在意啦！”乌尔比诺医生销魂地向她微笑着，就在这时，他重新想起了她所担心的事情。他记起了阿莫乌尔，他穿着一身假军装，戴着昔日的勋章，在儿童照片的谴责的目光下，此时正静静地躺在棺材里。他转过身去告诉大主教他自杀的消息，但大主教早已得到消息。做完大弥撒之后，这事就广泛传开了，他甚至收到了陆军上校阿尔戈特以加勒比海地区全体流亡者的名义写的一份申请书，要求把死者葬在圣地。他说：“我认为这种请求不够严肃。”然后，他以更富有人情味的语调问乌尔比诺医生是否知道自杀的原因。乌尔比诺医生灵机一动，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回答说，阿莫乌尔死于老年忧郁症。奥利贝利亚医生在关照他的宾客，一时没有注意他的老师跟大主教的谈话，这时插言道：“至今还发生为爱情而自杀的事，实在令人遗憾。”乌尔比诺医生看到他的爱徒的思想跟自己一致，并不感到惊诧。
　　“更糟的是，”他说，“是服氰化金自杀。”
　　当说这句话时，他感到同情心已超过了那封信带给他的痛苦。这一点他并不感激他的妻子，而归功于音乐的神奇力量。这时他跟大主教谈起了在傍晚悠然地下象棋时认识的那位世俗的圣人，谈起了他把自己的艺术贡献给孩子们的幸福，谈起了他罕见的博学，对世上的事情无不知晓，谈起了他斯巴达式的习俗……此刻，医生竟为那个跟自己的过去突然彻底决裂的纯洁灵魂而感到惊讶。然后，他又告诉市长，应该买下那位儿童摄影师的底片档案，以便把一代人的形象保存下来，而这一代人，除了拍照片之外，也许再也不会有幸福，然而城市的未来就掌握在这一代人手中。一个正统的有文化修养的天主教徒公然声称自杀是圣洁高尚的行为，这使大主教很不高兴，但他同意把底片存档的建议。市长想知道向谁去买这些底片，乌尔比诺医生看了急，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因为他要保守秘密。但他还是沉住了气，没有把遗产继承者的姓名公布出来。他说：“这事交给我去办好了。”他由于自己对那个女人的忠诚而产生一种赎罪的感觉，因为他在五个小时前背弃了她。费尔米纳注意到了这一点，她要他低声答应将去参加葬礼。他说，他当然要这么做，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于是，他感到松了一口气。
　　讲话是简短而迅速的。管乐队开始演奏一支节目单上没有的俚曲。来宾在平台上散步，等待着堂·桑乔旅店的传者把院子中的雨水排干，看看谁有跳舞的兴致。只有主宾席上的客人们还留在客厅里喝茶。乌尔比诺医生把最后的半杯白兰地一饮而尽。他以前只能喝少许葡萄酒，吃一盘特制的莱，谁都不记得他喝过白兰地。但那天下午他的心情驱使他这样做，从而使他的软弱得到了补偿。多年以来，他终于又有了唱歌的兴趣。如果那位年轻的乐师向他提出这种请求，并且自告奋勇为他伴奏的话，他肯定会高高兴兴地唱上一曲的。不巧的是，开来了一辆全新的小轿车，在穿过泥泞的院子时，溅了乐师们一身泥浆，把鸭子惊得在围栏里嘎嘎乱叫。汽车停在门廊对面。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和他的妻子，每只手手托着一只用呢绒花边布盖着的托盘，笑盈盈地下了车。汽车里摆满了同样的托盘，一直摆到司机的脚下。那是本应及时送到的餐后点心。在热烈的掌声和亲切的带有嘲弄性的口哨声停歇之后，乌尔比诺·达萨医生郑重地作出解释：修女们请他在暴雨之前务必把点心送到，但是他在路上拐了个弯，因为有人告诉他，他父母的家里失火了。乌尔比诺医生没等儿子把话说完，就惊恐起来，他的妻子及时提醒他说，消防队员只是应他本人之请前去抓鹦鹉而已。尽管已经喝过了咖啡，精神焕发的奥利贝利亚夫人还是决定让大家在平台上用餐后点心。乌尔比诺医生和他的妻子没有吃点心就告辞了，在参加葬礼之前，他必须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午觉腾出时间。


　　他这次午睡的时间很短，而且睡得很不好，因为他回到家中时，看到了消防队员造成的破坏如此严重，丝毫不亚于一场大火灾。为了吓唬鹦鹉，他们用高压水龙带把那棵树的叶子全打光了。由于瞄错了地方，一股激流从卧室的窗户射进去，给家具和挂在墙上的无辜的祖父母的照片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听到消防车的铃声，居民们纷纷赶来，以为真的失了火。好在星期日学校停课，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混乱。当消防队员们看到再高的梯子也不可能把鹦鹉抓住时，他们便动手砍起树来，幸好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及时赶到，才阻止了他们把树干锯掉。他们走时留下话说，打算五点钟以后再来锯树。他们不仅把露台和客厅的地板踩得到处是泥，还踩破了费尔米纳最喜爱的土耳其地毯。消防队造成了那么严重的灾难，但毫无收获，鹦鹉大概已趁着混乱逃到邻居的院子里去了。乌尔比诺在树丛中找了它好一阵子，鹦鹉既没有用任何语言也没有用口哨或歌声来回答他。他认为鹦鹉是丢定了，大约在三点钟时，便去睡午觉了。上床之前，他还蹲在厕所里，尽情地嗅了一阵摆在那儿的温馨的石刁相薄郁的花香。
　　他在悲伤中醒来。这不是早晨在朋友遗体前的那种悲伤，而是午觉醒来之后笼罩着他的心灵的无形的云雾。他认为那是一种神谕，告诉他大限已近，他正在度过他的最后的一个下午。五十岁前，他对自己内脏的大小、重量和状况不大了然。但是一过五十，渐渐地，每当他在午睡之后闭着眼睛躺着的时候，内脏的一切情况他都能体察得到，甚至能感到那正在跳动的心脏，神秘的肝脏，奇妙的胰腺。他发现就连比他年长的老人都比他年轻。在他的同代人中，他已是留在世上的最后一人了。当他发现自己已经开始忘事时，他采用了从医科学校的一位老师那儿听来的办法：“失去记忆的人要用纸来帮忙。”然而，那也只不过是一种瞬息即逝的幻想，因为他的记忆力甚至衰退到这样的地步：他记不起口袋里那些纸条上写的是什么意思；戴着眼镜到处找眼镜；锁上门以后还在匙孔中转钥匙；读书时，读着读着就再也读不下去了，他忘记了情节的逻辑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最使他不安的是他已相信自己的理智：他已逐渐陷入了不可避免的灾难，失去了正确的判断能力。
　　凭着经验，乌尔比诺医生知道，大多数致命的疾病都有一种特殊的气味，而进入老年期后的气味比任何气味都更为独特。这一点，他从解剖台上已经解剖过的尸体中也能嗅闻出来，即使无法看清死者的年龄，尸体散发的气味也骗不过他的鼻子，他甚至从他自己的衣服的汗味和熟睡着的妻子的微弱的呼吸中，都能够辨别出那进入老年期的气味。从本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