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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乱时期的爱情-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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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制定规章的人更该履行这些规章。”他对他说。
虽然如此，阿里萨还是决定跟乌尔比诺·达萨大夫去冒冒险。不料竟受到了特殊的对待，尽管没要求他在贵宾留言簿上签名，也十分光彩。就只有他们二人共进午餐，而且时间很短，规格也较低。阿里萨从头天下午起就对这次会面忧心忡忡，如今随着一杯开胃的欧波尔图葡萄酒下肚，一切都消失了。乌尔比诺·达萨大夫想跟他谈谈他的母亲。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阵之后，阿里萨发现，她跟儿子讲到过他。更让人吃惊的是：费尔米纳为了他，还跟儿子撒了谎。她对儿子说他们从小就是朋友，自打她从大沼泽地圣·胡安市来了以后就一块儿玩耍，是他最早教给她读书识字，因而她多年来对他怀有感激之情。她还告诉儿子，每当她从学校出来，常常跟他的母亲特兰西托一呆好几个小时，在百货店里干刺绣活儿，特兰西托是位著名的绣花能手。她此后没有继续跟阿里萨交往，并非出于她的意愿，而是由于他们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
乌尔比诺·达萨大夫在未深谈自己的意图以前，先就老年问题信口开河地说了一通。他认为，要是没有老人的妨碍，这世界会发展得更快。他说：“人类如同野战军一样，以走得最慢的人的速度前进。”他预言会有一个重人道、因而也就更文明的未来社会，到那时，人都被隔离在边远城市，不能依靠自己来避免老年的羞愧、痛苦和可怖的孤独，而要依靠社会。依照医生的观点，他认为到达这个社会至多需要六十年。但是，在这个美好社会到来之前，唯一的出路是建立养老院，在那里，老年人可以互相安慰，按照自己的兴趣、好恶、怪癖及痛苦结合在一起，避开与后几代人的自然的不和。他说：“老人在老人中间会显得年轻些。”那就是说，乌尔比诺·达萨大夫感谢阿里萨在他母亲守寡的孤独中所给予她的良好帮助，并恳求阿里萨，为了他们两位老人的利益，也为了大家生活得安逸，继续这样做下去，还请他耐心对待老母亲的怪脾气。这次会面的结果使阿里萨感到异常轻松。“请您放心，”他说，“我比她大四岁，不只现在，而是从很久以前，在您出世之前许久就是如此。”然后，他只想痛快地说出来，便以讥讽的口吻提示他。
“在未来的社会中，”他最后说，“大概您这会儿必须去公墓了，您还得为她和我的午餐送去一束鲜花。”
那时，乌尔比诺·达萨大夫才注意到他的预言是不恰当的。于是他赶快作解释，结果越解释越说不清楚。但阿里萨帮助他解脱出来了。他满面春风，因为他表示，跟乌尔比诺·达萨迟早还要有一次与这次相同的会面。那是为了履行一项不能避免的社会手续：正式向他的母爱求爱。午餐很鼓舞人心，不仅由于原因本身，还因为午餐向他表明那不容更改的请求将会多么容易地被乐意接受。要是得到了费尔米纳的允许，真是没有比此刻更合适的机会了。还有，在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午餐谈话之后，墨守成规的要求已显得多余了。
阿里萨即使在年轻的时候，上下楼梯都特别小心，因为他一向以为，老年是从第一次不太要紧的跌跤开始的，而死亡则随着第二次跌跤而来。他觉得他办公室的楼梯比所有楼梯更危险，因为它又陡又窄。很久以来，爬那道楼梯他都要使出好大劲儿，不仅要看清楚每道台阶，双手还要扶着栏杆，以免失足坠地。人们曾多次建议他换一个不太危险的楼梯，但每次他都推说到下个月再做决定，在他看来，换楼梯好象是向老年投降。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上楼梯需要很长时间，这并非象他匆忙解释的那样是因为越来越费劲，而是因为他越来越小心。然而，那天下午跟乌尔比诺·达萨大夫一起吃饭，喝了杯开胃的欧波尔图葡萄酒，吃饭时又喝了半杯红葡萄酒，尤其是谈话是如此令人鼓舞，回来后他真是高兴极了，竟然试图以年轻人的舞步一步跃上第三道台阶，结果扭伤了左脚，仰面摔倒，没摔死可真是奇迹！在摔倒的那一瞬间，他头脑仍十分清醒，他想他不会是跌一跤就死的男人，因为在生活的逻辑中，两个在那么多年中如此热烈地爱着同一个女人的男人，不可能先后仅差一年以同样的方式死去。他想得有道理。他的脚部和小退打上了石膏，被迫卧床。但是他比摔跤以前还精神。当医生叫他六十天不能动弹时，他真不相信会如此不幸。
“别对我这样，大夫，”他恳求道，“我的两个月就象您的十年一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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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次他试图双手抱着那条塑像般的腿立起来，每次都向现实屈服了。但是，当他终于又用那只仍感疼痛的脚重新开始走路、脊背还露着鲜肉时，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命运以一次意外的跌躁奖励7他的坚贞和恒心。
最恼火的日子是第一个星期一。疼痛已减轻了，大夫的预言也很鼓舞人，第二天下午，四个月中第一次因不能去看费尔米纳而耿耿于怀。然而，在无可奈何地睡过午觉之后，他还是向现实屈服了，于是便给她写了封请求原谅的信。这是一封手写的信，写在香纸上，用的是发光墨水，以便她在暗处也能看得清楚。在信中他厚着脸皮，添油加醋，以戏剧的方式夸大事实，企图激起她的同情心。她两天后给他回了信，写得很有感情，十分亲切，但一字不多一字不少，有如热恋中一般。他立即抓住机会又给她写了一封信。当她第二次给他回信时，他决定要永远超越每星期吞吞吐吐交谈的极限，并且借口要掌握公司每天的工作进程，在床前装了电话。他请总机接线员接通那个从他第一次打电话后就牢记在心头的三位数字的号码。由于距离遥远，那银铃般的声音显得有些低沉、神秘而又紧张。但他听出来了，那是他的情人的声音，只是三两句通常的问候之后就跟他“再见”了。阿里萨为她的冷漠感到伤。乙：他们又如开头时一样了。
然而，两天后，收到了费尔米纳的一封信，信中恳求他别再给她打电话了。她的理由是足以成立的。此城电话屈指可数，都是通过一位接线员接通，这接线员熟悉所有用户，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奇闻轶事，而且不管用户在家与否，在哪儿她都找得到。工作效率太高也有不好的一面，她掌握用户的全部谈话，了解他们私生活的秘密，掩饰得最好的戏剧性谈话也瞒不过她的耳朵，她有时甚至介入用户的对话，发表自己的观点，或安抚他们的情绪，都不是什么稀罕事。另一方面，那一年中创办了一份晚报叫《任义报》，唯一的宗旨是抨击那些名门望族，而且指名道姓，毫无顾忌。那是报纸主人的报复，因为他的儿子们未被获准加入社会俱乐部。虽然自己的生活光明磊落，但费尔米纳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即使对最亲密的朋友也是如此。因而她仍通过信件这一不合时代潮流的方式与阿里萨保持联系。他们的信件来往是如此频繁和紧张，以致阿里萨忘记了自己的脚和床铺对自己的惩罚，忘记了一切，专心一意地伏在医院里专供病人吃饭用的那种轻便小桌上写信。
他们之间又以“你”相称了，又重新象在从前的信中那样交换对他们生活的看法。但是阿里萨又一次试图超速前进：他用大头针尖在山茶花瓣上刺出她的名字，放在一封信里寄给了她。两天后信被退了回来，没有半个字的评论。费尔米纳不能不这样做，她认为那都是小孩子们的事。尤其阿里萨还坚持要回忆他们在福音小公园中朗诵伤感诗句的那些黄昏、上学路上藏信，以及在扁桃树下刺绣诸如此类的事情的时候，她就更感到那是孩子们做的事了。她怀着内心的痛苦，将他放到应有的地位，向他提出了一个在人所共知的评论中象是偶然的问题：“你为什么坚持要谈不存在的事情呢？”后来她又责怪他那无视自然规律、徒劳无益地不服老的顽固性。据她看，这就是他鲁莽行事和过去经常遭到失败和不幸的原因。她不理解一个如此善于思考的男子，他的思考曾在她孤苦伶订的守寡生活中给了她莫大的支持，可当他把这些思考应用于自己的生活中时，却象一个孩子似的幼稚得作茧自缚起来。于是两个人倒了个个儿。是她努力给他以新的勇气使他看到未来。她用了一句他在匆忙和茫然中难以理解的话：让时光流逝，当会看到时光给我们带来的东西。但是，他从不会象地那样是个好学生。被迫卧床不动，越来越明显地感到光阴在飞速消失，想同她见面的狂热的愿望，这一切都向他表明，他害怕跌跤的心情比他所预料的更合乎情理，更悲惨不幸。他第一次开始理智地想到死的现实。
卡西亚妮每两天来帮他洗一洗澡，换换睡衣。她给他灌肠，给他拿尿壶，给他在脊背的溃烂处敷山金车花药，还遵照医嘱给他按摩以免不活动给他带来别的更严重的疾病。星期六和星期天，阿美利卡·维库尼亚来替换她，那年十二月她将获得教师称号，阿里萨答应由内河航运公司出钱让她到阿拉巴乌去上高等学校。这部分是为了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安慰，尤其是为了不遭到她的责怪，也为了免去应该向她作出的解释。他永远想象不到她在寄宿学校的失眠之夜，在没有他的周末，在没有他的生活中所经受的痛苦。因为他从来想不到她多么爱他！他从学校的一封正式来信中得知，她以名列前茅跌到了最后一名，而且期末考试几乎不及格。但是，他逃避了校外监护人的责任：为了逃避由于自己的过错而受到谴责，他未向阿美利卡·维库尼亚的父母报告任何情况，也没有跟姑娘本人提及这件事，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他埋怨她的话，她会争辩说她的失败也有他一份责任。于是，他干脆一切听其自然。他没有意识到，他已开始把种种事情推迟，盼望着死亡来解决他的一切问题。
不仅这两位前来照料他的女人，而且连阿里萨本人也对他的巨大变化感到吃惊。十年以前，他在家里的楼梯后面采取突然的方式袭击了一个女佣，当时她穿着衣服站立在那儿，他以比菲律宾公鸡还灵敏的动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她达到了心摇神荡的境界。他不得不送她一幢带家具的房子，才使她发誓不露真情，而说使她失节者是一个连吻都未吻过她的平平常常的未婚夫。她的父亲和叔叔都是砍甘蔗的能手，强迫她与这个未婚夫结了婚。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对这同一个人，几个月前还使他爱得发颤的两个女人，“这会儿把他翻来覆去，给他上上下下抹肥皂，又用埃及棉毛巾把他擦干，给他全身按摩，他却没有任何动情的反应，也没有舒畅的呼吸。对于他的这种无能，两个女人各有各的解释。卡西亚妮认为这是死亡的前奏。阿美利卡·维库尼亚则归结为一种她难以捕捉到迹象的内因。只有他知道真情，而且这真情有其特有的名称。无论如何，这是不公正的，她们无微不至地侍奉他却忍受痛苦，而他得到如此细心的照料却对一切无动于衷。
仅仅三个星期二阿里萨没有来访，费尔米纳便发觉自己需要他了。她与经常来信的朋友们相处甚佳，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早已忘却了丈夫的习惯，她们在一起过得更愉快了。鲁克雷希哑因耳疾去巴拿马治疗，一个月后回来时疼痛减轻了许多，可在耳朵上放了个小助听器，反而使她听力不如以前了。费尔米纳是对她所答非所问、说话乱打岔最有耐心的朋友，使鲁克雷希败十分高兴，每天说不定哪会儿就到费尔米纳家中来了。但是，费尔米纳盼望同阿里萨一起度过的那些平静的下午。是任何人不能代替的。
正如阿里萨坚持认为的那样，对过去的记忆拯救不了未来。相反，它更加使费尔米纳坚信，二十岁时那种年轻人的狂热行为是十分高尚而美好的，但不是爱情。尽管她生性坦率，她还是无意向他表明这一点，无论是通过信件还是当面。她也没有勇气告诉他，在了解了他写在纸上的对老年的种种思考，并从其中得到莫大安慰后，她认为他信中的缠绵悱恻是多么虚伪，他那抒情诗般的谎言是如何地贬低了他，他那固执地要把过去失去的东西收回来的想法对于他的事业是多么的有害。不，他昔日的信中没有一行字，他自己令人厌恶的年轻时代中没有一刻钟曾使她感到一个星期二的下午由于没有他在身旁而显得如此漫长，如此孤独，如此难以忍受。
有一次，她一时心血来潮，把丈夫在某一个结婚周年纪念日送给她的落地式电唱收音两用机搬到了马厩里去。这台两用机他们曾打算送给博物馆，因为是本城的第二架。在服丧期间，她曾决心不再用它，因为象她这种门第的寡妇，出于对死者的尊重，是不能听任何音乐的，即便私下也不行。但是，过了第三个无聊的星期二之后，她又让人将两用机搬回了大厅，她不愿象从前那样欣赏里奥班巴广播电台的情意缠绵的歌曲，而是为了以古巴圣地亚哥催人泪下的小说来消磨她无事可干的空闲时间。她这样做是对的，自从女儿出生以后，她就开始丢掉丈夫从新婚旅行时就努力在她身上培养的读书习惯，而随着眼力的逐渐衰退，这一习惯她也完全丢弃了。她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好几个月都不知眼镜放在何处。
她对古巴圣地亚哥广播小说喜欢得着了谜，天天焦急地等待这一联播节目。有时她也听听新闻，了解一下天下大事。偶尔她一个人在家时，她便将音量放到最低，遥远而清晰地听听圣多明各的梅伦盖舞曲或波多黎各的普列纳舞曲。一天晚上，她突然听到了一个陌生电台的声音，声音又大又清楚，就跟在邻居家里似的。这家电台广播了一条令人心碎的消息、：两个从四十年前开始就在同一个地方重温他们的蜜月的老人，被带他们去游玩的船夫用浆打死了，为的是抢走他们身上所带的十四个美元。当鲁克雷希姐给她讲述了发表在当地报上的事情的全部过程时，她的感触就更为深刻了。警察发现两个老人是被活活打死的，女的七十八岁，男的八十四岁，他们是一对情人，四十年来，一直偷偷地在一块度假，但是他们都有自己的配偶，夫妻关系稳定而幸福，且有众多的子女。
在听广播小说时，费尔米纳从来没哭过，此时她却不得不强忍住泪水。在接着而来的信中，阿里萨将这条消息的简报寄给了她，但没做任何评论。
这不是费尔米纳的最后泪水。本等阿里萨六十无伤愈出门，《任义报》就用整个第一版的篇幅登出了所谓乌尔比诺医生与鲁克雷希姬私通的事，并且登了他们的照片。费尔米纳推测着他们私通的细节、次数，方式以及丈夫与他们蔗糖厂的黑人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时的细节。用血红的大字体登出来的这篇报道，象一声灾难性轰雷，震动厂本地散居的贵族阶层。报道中没有一行字是真实的：乌尔比诺医生与鲁克雷希娘结婚前就是十分要好的朋友，结婚后仍是如此，但从来不是情人。不管怎么说，发表这篇文章不象是为了玷污乌尔比诺医生的名声，因为想起他，人人都会肃然起敬，而是为了损害鲁克雷希她的丈夫，上个星期他被选为社会俱乐部主任。丑闻没过几个小时就被压下去了。鲁克雷希娘再也未去拜访费尔米纳。费尔米纳认为这等于默认了这一过错。
然而事情很快就清楚了，费尔米纳也未能免遭她那个阶级对她的攻击。《任义报》对她的薄弱之点肆意进行了攻击，这就是她父亲的生意。当父亲被迫出走时，她仅了解他的可疑生意的一段插曲，那是普拉西迪姬告诉她的。后来，当乌尔比诺医生会见省长证实了那件事时，她才相信父亲干了见不得人的事。事情是这样的：两名政府的警察带着搜查令，到了她在福音公园的家，从上到下严格搜了一遍，然而没找到他们要找的东西。最后他们命令打开费尔米纳原来住的房间里的那个带镜子的衣柜。当时只有普拉西迪姐一人在家，又无法告知任何人，她便以没有钥匙为由拒绝打开。那时，一个警察用左轮手枪柄砸碎了门上的玻璃，发现镜子与木板之间塞满了一百美元一张的假钞票。这是一连串跟踪行动的终点，证明了洛伦索·达萨是一笔巨大的国际交易的最后一个环节。这是一次巧妙的诈骗行为，纸币上还带有原钞票的水印：将原值一美元的纸币经过魔术般的化学处理抹去旧版面，印成了一百美元面值的纸币。洛伦索·达萨辩解说，衣柜是女儿结婚后很久才买来的，买来时纸币就应该已藏在里边。但是，警察证实那衣柜从费尔米纳上中学时就在那儿。除了他之外，不可能有任何人把那些假钱藏入镜子里。这就是乌尔比诺医生与省长说定将岳文送回故土以掩盖丑行后告诉妻子的唯一情况。但报纸上讲的比这要多得多。
报纸说，上一世纪如此频繁的内战中的一次，洛伦索·达萨曾经是自由党人总统阿吉列奥·帕拉政府与一个名叫约瑟夫·克·科泽尼奥夫斯基的波兰人之间的牵线人。后者乘控法国国旗的圣安东尼号商船在此逗留数月，试图做成一笔不明不白的武器生意。这位后来以约瑟夫·孔拉德的名字闻名于世的科泽尼奥夫斯基不知怎么与洛伦索·达萨接上了头。洛伦索·达萨用政府的钱买下了这批武器，他持有政府的委任状和正式收据，而且是用纯金支付的。根据报纸的说法，洛伦索·达萨硬说那批武器在一次偷袭中丢失了，其实那次偷袭根本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他是以双倍的价钱把武器卖给了保守党人，供他们跟政府作战。
任义报》还说，洛伦索·达萨以很低的价钱买下了英国军队多余的一批皮靴，那时正值拉斐尔·雷耶斯将军建立了海军。仅此一项交易，他在六个月中就把财富增加了一倍。报纸说，当货物到达港口时，洛伦索·达萨拒收，因为运来的全是右脚的靴子。当海关按现行法律将这批货物拍卖时，又是只有他一个人去购卖，所以只以一百比索的象征性价格成交。与此同时，他的一个同伙以相同的条件买下了另一批左脚穿的靴子，那是在里约阿查到港的。两批靴子配在一起后，洛伦索·达萨便利用与乌尔比诺·德·拉卡列家族的亲戚关系，以百分之两千的利润卖给了新建的海军。
《任义报》的报道最后说，洛伦索·达萨上世纪末离开大沼泽地圣·胡安市并非象他喜欢说的那样，是为了给女儿的未来寻找更好环境，而是由于被发现在他兴隆的烟草生意中掺假，他在进口烟中掺进剁碎的纸屑，干得如此巧妙，连最精明的吸烟者都未曾察觉而受骗。报纸还披露了他与一家地下国际企业的联系。这家企业在上世纪末最后赚钱的业务就是从巴拿马非法引进中国移民。相反，那项如此损他名誉的。人们议论纷纷的贩买骡子的生意，倒象是他所做过的唯一诚实的生意。
当阿里萨伤势未意，生平第一次用手杖代替雨伞出门时，他首先去看的就是费尔米纳。他几乎认不出她来了，年龄使她的皮肤皱皱巴巴，悲愤的心情使她痛不欲生。乌尔比诺·达萨大夫在阿里萨养伤期间曾两次去看望他，告诉了他《任义报》的两篇文章使他母亲多么的痛苦和沮丧。看了第一篇文章，她对丈夫的不忠和女友的背叛愤想已极，几乎失去了理智，以致放弃了每月在星期天去家墓祭奠的习惯，因为他在棺材里听不到她的高声辱骂，她感到肺都气炸了，她要和死人进行决斗。至于鲁克雷希妞，她让愿意带口信的人告诉她，在那么多睡过她的床的人中间，起码有一个男子汉，她应该为此心满意足了。有关洛伦索·达萨的文章，不知道哪方面对她影响更大，是文章本身，还是发现她父亲的真正身分为时过晚。但是，不管是两者之一，或者两者兼备，反正足以使她垂头丧气了。那为她的容颜大增光彩的灰白色头发，此时变得象黄玉米缨子，那双美丽的母豹眼睛，即使在她暴怒时也不再象昔日那般晶莹发亮。一举一动都表现出不想活下去的决心：本来，吸烟的习惯她早就放弃了，不管是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或采取其它什么方式，可现在她居然第一次在公共场所吸起烟来，而且吸得很凶，开始是吸她自己卷的烟，这是她一直喜欢抽的烟，后来就吸市上最普通常见的烟，因为她已没有时间和耐心去卷了。一个男人，假若不是阿里萨，肯定会问自己，象他这样一位如驴一般生着褥疮的破腿老人，象费尔米纳这样一位除了死亡之外不再渴望别的幸福的女人，未来能给予他们什么呢？可阿里萨不这么想，他从瓦砾中夺回了一线希望之光，他认为费尔米纳的灾难使她显得气度不凡，暴怒使她更为美丽动人，对人世的怨恨必将使她恢复二十岁时的倔强性格。
她感激阿里萨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理由，那两篇污蔑性的文章发表后，阿里萨给《任义报》去了一封抗议信，提出报纸应对发表的文章负道德责任，对别人的名誉应该尊重。此信未能在该报发表，但他将信抄了一份寄给加勒比海岸历史最久、态度最严肃的报纸摘报》。这家报纸在头版以显著位置把它登了出来。信上的笔名是朱庇特，信中的道理说得那么透沏，那么尖锐，写得那么感人，以致被读者认为是出自省内最有名的作家之手。那是大洋中一个孤独的声音，但传得很远，听起来很深沉。费尔米纳无须打听就知道作者是谁，她看出了阿里萨的一些观点，甚至看出他有关道德见解的原话。因此，尽管她心灰意懒，她还是怀着一种重新复苏的亲切感接待了他。就在这段时间，一个星期六下午，阿美利卡·维库尼亚单独一人在彭塔纳斯大街的寝室中，无意中在一个没上锁的柜子里发现了阿里萨打字信的副本及费尔米纳手写的信。
阿里萨的重新登门，大大振奋了费尔米纳的精神，乌尔比诺·达萨医生甚感高兴。他的妹妹奥费利亚却相反，当她得知费尔米纳与一个品德不好的男人保持一种奇怪的友谊，立刻乘新奥尔良第一艘运输水果的轮船返回来。回家的第一周她就看出了阿里萨在这个家里的作用，并且发现他跟母亲喊喊喳喳一直到深夜，有时还象两个情人似的发生暂短的争执。对这一切，她真是怕极了。在乌尔比诺·达萨大夫看来，两位孤独老人情投意合是件好事，她却认为那是一种秘密同居的放荡行为。奥费利亚总是这样，她更象祖母布兰卡夫人，仿佛是布兰卡夫人的女儿，而不是她的孙女。她跟她一样出类拔萃，跟她一样自负，跟她一样为偏见所左右。在她看来，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存在白努无假的友谊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年仅五岁的女孩都不可能，更不用说八十岁的女人了。有一次她和哥哥激烈争论时说，阿里萨就差没有最后到她母亲的寡妇床上去安慰她了。乌尔比诺·达萨大夫没有勇气与她对峙，在她面前，他从没有过这种勇气，但是他的妻子插了进来，以平静的语调解释说。任何年龄的爱情都是合情合理的。奥费利亚听了这话之后气得暴跳如雷。
“我们这种年纪谈爱情已属可笑，”她冲着她喊道，“到他们这种年纪还谈爱情，简直是卑鄙。”
她吵吵嚷嚷，十分激动，坚持要把阿里萨从家中赶出去。她的话终于传到了费尔米纳的耳朵里。象平常一样，费尔米纳不愿佣人们听到她们的谈话，她把女儿叫到寝室去，让她把那指责性的话重说一遍。奥费利亚的话依然是那么严厉，她说，她敢肯定，阿里萨是个浪子，这已是人所共知，他到这个家来是怀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对家庭名声的损害要比洛伦索·达萨的种种卑劣行为和乌尔比诺的天真冒险更为严重。费尔米纳一声不吭，甚至连眼皮都不眨一眨地听她讲述。但是，待她讲完时，她可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难过的是没有力气油价一顿鞭子，你如此大胆放肆，心术不正，实在该这样收拾你。”她说，“但是，你必须马上就从这个家里滚出去。我在面对我母亲的尸骨发誓，只要我还活着，你就别再踏进这个家门。”
没有什么力量能说服她。这样，奥费利亚就只好搬到她哥哥家中去住，从那儿她通过有身分的人向母亲带信，百般央求，希望得到她的原谅。然而，一切都是枉然。就连儿子的调停和好友的介入都未能使她心软。最后，她对一向与之保持某种庸俗同谋关系的儿媳妇吐露出真情：“当年就因为我同这个可怜的男人的关系，人们糟践了我的生活，破坏了我的幸福，因为我们太年轻了，而现在，人们又想把这幕剧重演，因为我们太老了。”想到自己青春年华已被葬送，她真是感慨不已。她用一支烟蒂点着了另一支烟，终于将折磨她五脏六腑的毒汁清除干净了。
“去它的吧！”她说，“如果说我们这些寡妇有什么优趣性的话，那就是再也没有人对我们发号施令了。”
没有什么办法。当奥费利亚最后确信她的一切请求都无济于事的时候，就回到新奥尔良去了。她从母亲那儿唯一得到的是跟她道别，在她多次恳求后，费尔米纳答应了这件事，但不允许她进家。那是她向死去的母亲发了誓的，对她来说，在那些天昏地暗的日子里，母亲的尸骨是唯一干净的东西。
在最后几次造访中，他们常常谈到船只。有一次，阿里萨向费尔米纳发出正式邀请，请她乘船沿河做一次休息性旅行。再乘一天火车，即可到达共和国首都。他们象同时代的大部分加勒比人一样，把首都仍称做圣菲，其实这个名字只是上个世纪才用的。费尔米纳还保留着丈夫的坏毛病，不想去游览那座冰冷阴郁的城市。有人告诉她，在那座城市里，女人们除去听五点钟的弥撒外，都足不出户，即使在公共事务场所也不能进冷饮店。而且，街上时时刻刻都挤满送葬队伍，从驮骡钉铁掌的年代起地面上就留下了一个个的小坑，简直比巴黎还糟糕。相反，河流却强烈地吸引着她，她想看看在沙滩上晒太阳的鳄鱼，想在夜间被海牛的女人般的哭声惊醒。但是，一想到自己上了年纪，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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