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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乱时期的爱情-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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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伙，都长成大人了！”
即使在身体向他发出告急信号之后，他也还是照样胡混，因为他一直结实得象块石头。特兰西托常常说：“我儿子除了霍乱以外没得过病。”她把相思病和霍乱混为一谈，在她丧失记忆力之前很久就是这样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她都是错了：她儿子已经在暗地里得过六次淋病，——据医生说其实不是六次，而是一次，只是在治疗失败之后反复出现而已。此外，他还得过一次淋巴腺炎，四次龟头炎和六次阴囊炎，但不管是他还是其他男人，都不会把这当成疾病，他们是把这些当做战利品的。
刚满四十岁，他就因为身体各部分的不可名状的疼痛而去看医生。进行了反复检查之后，医生告诉我：“年岁不饶人哪。”他回家之后，甚至从来没问过自己，这些痛痒是否同他的生活有某种关系。他的过去的唯一参数点，是同费尔米纳的朝露般的爱情，只有同她有关的事才同他的生活有关。看见燕子蹲在电线上的那天下午，他从最早的记忆开始，回顾了自己的过去，回顾了一次次逢场作戏的爱情，回顾了为爬上发号施令的位置而必须越过的无数暗礁，回顾了使他产生不顾一切地要同费尔米纳结合的万死不辞的决心的种种往事。只有在这一刻，他才发现光阴流逝。一阵冰凉的战栗使他眼前发黑，不由得把手里的种花工具一扔。亏得靠在公墓的围墙上，才没因衰老的第一次打击而倒下去。
“真糟糕，”他惊恐地自语道，“三十年了！”
正是这样，当然，对费尔米纳来说，同样也过去三十年了，但这三十年对她来说是一生中最愉快、最令人回味的三十年。在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里的那些可怕的日日夜夜，已经扔进记忆的垃圾堆了。她住在位于曼加市的新居里，守着一个假如她要重新挑选，她会舍弃全世界的男人而再次选她的丈夫，生了一个正在医学院继承祖业的儿子，还有一个跟她年轻时候一模一样、有时使她以为仿佛是自己的再版的女儿，她成了自己的命运的绝对主人。继那次本意不再回乡、以免再过那没完没了的提心吊胆的日子的倒霉的旅行之后，她又到欧洲去了三次。
也许上帝终于听到了某个人的祷告：在巴黎住了两年之后，正当费尔米纳和乌尔比诺刚刚开始寻找废墟里残存的爱情之时，半夜到达的一封电报把他们从睡梦中唤醒，唐娜·布兰卡业已病危。报告死讯的那封电报旋即接路而至。他们立即启程回国。费尔米纳下船时，身上的丧服已经遮不住她的大肚子了。她又怀孕了，一点不错，婆婆的死讯产生了一首幸灾乐祸的民歌，末尾的叠句在当年颇为流行：
美人去巴黎，
巴黎有点啥？
腹中空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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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就生娃。
虽然歌词粗鄙，但直到许多年之后，乌尔比诺医生在心精痛快的时候，总是在社会俱乐部里点唱这首歌。
关于闻名遗迹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的存亡及其徽记，从来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它最初以适当的价钱卖给了市财政厅。后来，当一位荷兰考古学家在那里东挖西挖以便考证哥伦布的真正的坟墓——第五座坟——就在侯爵府里的时候，它又以高价转卖给了中央政府。乌尔比诺医生的姐妹们进了萨莱西亚纳修女院，过着死水般的囚禁生活。在曼加别墅竣工之前，费尔米纳一直住在她父亲的老屋里。她一搬进别墅就当家做主，把旅行结婚时带回来的英国家具和在重修旧好旅行后订来的补充家具都搬了进去。从第一天起，她就把亲自到来自安的列斯的帆船上买回来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鸟儿带回去，摆满了家里各个角落。她，和重新属于她的丈夫，和长大了不少的儿子，和在国外回来后第四个月诞生的取名为奥费利亚的女儿，一起搬了进去。乌尔比诺医生懂得，本来面目已经不可能完全恢复了，因为他希冀的那份爱情，大部分已被妻子给了儿女，但他渐渐习惯于享受剩余爱情而自得其乐。朝思暮想的夫唱妇随，在最没想到的时候实现了。一天晚宴，上一道费尔米纳没搞清楚的美味佳肴，她要了不少，觉得味胜山珍海味，便又要了同第一次相等的一份，只是为了顾全面子，才没好意思要第三份。正当她为此遗憾不已的时候，却听说刚才那两大碟美食都是茄泥。她雍容大度地服了输。从那天起，在曼加别墅里就跟在卡萨尔杜埃罗府里一样，三天两头桌子上出现各式各样做法的茄子，每种做法都使她脾胃大开。乌尔比诺医生在老年时代的闲暇中常常津津乐道，他真希望能再生一个女儿，给她起个他心爱的名字：茄子·乌尔比诺。
费尔米纳想通了，私生活跟社会生活相反，是变化无常和不可预见的。找出儿童和成年人之间的差别，对她来说殊非易事，但分析来分析去，她还是更喜欢儿童，因为儿童的观念更真实。她的思想刚刚成熟，刚刚抛弃了形形色色的幻想，便又因始终没有成为她过去憧憬的人而开始惋惜了。年轻时代，她在福音公园里经常想当一个甚至没敢对自己说出的人：高级女佣。在社交场合，。她成了最受宠爱，最受恭维因而也最疑神疑鬼的女人，但她没有在任何方面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也没比在治家方面更少自我原谅。她一直觉得在过一种受丈夫施舍的生活：丈夫是这座他自己建造而且也仅仅为他自己建造的幸福的帝国的绝对君主。她知道丈夫爱她胜于一切，胜于爱世界上的任何人。但他所以爱她，仅仅是为了他自己，让她为他尽神圣的义务。
如果说有某种东西在折磨她的话，那就是一日三餐。因为不仅三顿饭必须按时开，必须做得无可挑剔，而且必须完全合乎他的口味，还不许问她爱吃什么。如果问她——跟家庭礼节中无数的毫无用处的客套一样，·他会继续看报，连眼皮也不抬地问答说：
“随便。”
他说的是真心话，说得和颜悦色，因为他觉得没有比他更不专横的丈夫了。但一到吃饭的时候，他就并不“随便”，一定要合他的口味，不得有半点差池：牛肉不能是牛肉味儿，鱼不能是鱼味儿，猪肉不能有斑点，鸡不能有一根毛。就是在不是吃芦笋的季节，也得不计价钱地为他去搞，好让他闻自己的带香味儿的尿的水汽而陶然自得。她不怨他，只怨生活。但他是生活的寸步不让的主角。只要有一丝怀疑，他就会把桌L的盘子一推，说：“这顿饭做得没有感情。”在这方面，他灵感潮涌。有几次，他刚刚尝了尝甘菊药茶，就把茶推了开去，只说一句话：“这玩意儿有股窗户味儿。”她和女佣们都惊讶不已，因为谁也没听说过有人喝过烧开了的窗户水，但当她们想弄明白，尝了尝药茶的时候，心里明白了，是有股窗户味儿。
他是个完美无缺的丈夫，从来不捡任何掉在地上的东西，也从来不关灯，不关门。
早晨，天还没有亮，他的衣服上如果掉了一颗扣子，她便听见他这么说：“一个人需要两个妻子，一个用来爱，另一个用来钉扣子。”
每天，喝第一口咖啡，喝第一勺热汤的时候，他都要可怕地号叫一声——后来谁也不害怕了——紧接着便是一声长叹：“到我离开你们的那一天，你们就会明白，是因为这种唇焦舌燥的日子让我过腻了。”他断言，偏偏在他服了泻药而不能吃饭的时候，她们才在饭菜上格外下功夫。他一口咬定这是妻子在捣鬼，后来，妻子不陪他一块儿服泻药，他便拒绝服药。
他的不通情理使她烦造了，她在过生日那天，向他要了一件奇怪的礼物：由他负责管一天家务。他欣然接受了，而且真的从无一亮便上任了。他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但忘了她不喜欢吃煎鸡蛋，也不喝加奶的咖啡。接着，他下令做招待八位客人的生日午餐，吩咐收拾屋子，费尽心机，想管得比她更出色，但没到中午，就不得不面无愧色地投降了。他发现自己对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一无所知，尤其是厨房里的东西。女佣们也串通一气，作弄他，闹得他把一切都翻了个底朝天。十点了，还没决定该做什么午饭，因为家里的卫生还没有搞完，卧室也还没收拾，厕所没刷，卫生纸忘了放，床单忘了换，忘了派车去接孩子，而且把女佣们的职责也张冠李戴了：他命令厨娘去整理床铺，让收拾房间的女佣去做饭。十一点，客人眼看要到了，家里还是一团糟。费尔米纳只好重新执政。她笑得半死，但没有露出她曾想过的得意之色，而是对丈夫在管家方面毫无本事表示同情。他以老生常谈的理由为自己解围：“我管家总比你治病强。”
然而，教训是有益的，不仅仅对他而言，随着星移斗换，两人从不同的途径得出了明智的结论，不可能换个方式共同生活下去，也不可能换个方式相爱：世界上没有比爱更艰难的事情了。
在新生活锦上添花的那段时间，费尔米纳在好几个公众场合看见过阿里萨，越经常见到他，他的职位就升得越高。但她看见他时已经很自然了，不止一次还因心不在焉而忘了同他打招呼。她经常听见别人谈论他，因为在商界，他在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小心而又势不可挡的升迁，是个开口必谈的话题。她看到，他的仪态更籁洒了，矫揉做作的拘谨变成了对人敬而远之的清高，稍稍发胖使他的身材显得更为适中，模样年轻对他有利，他对自己空空如也的秃头也大大方方地采取了措施。唯一和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是不修边幅：外套很不合身，帽子始终是那一项，领带是他母亲店里那些专门卖给诗人的条形领带，雨伞破旧不堪。费尔米纳逐渐习惯了用另一种方式去看他，后来，就不把他同那个坐在福音公园窗下为她伤感的面色忧郁的青年联系在一起了。但无论如何，她看见他时从来不是无动于衷的，听到关于他的好消息时她总是感到高兴，因为这也多少减轻了她的罪责。
然而，当她自认为已经把他完全从记忆中抹去时，他又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冒了出来，成了她怀旧的幽灵。那是暮年的前兆，每当听到雨前的雷声，她就觉得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不可弥补的事。十月间，每天下午三点钟从维亚努埃瓦山传来的那声孤零零的震耳欲聋而分秒不差的雷声，成了她不可愈合的伤痕，年复一年，雷声唤起的记忆越来越鲜明。新的记忆几天后就在脑中模糊了，但多年前在伊尔德布兰达表姐家乡的旅行却活龙活现，晃如发生在昨日，一幕幕往事宛然在目。她还记得那个名叫马纳乌雷的小镇，坐落在山上，唯一的街道笔直而翠绿。她记得那里的吉祥鸟，记得那座吓人的房子，每天，她都穿着那件浸透了皮特拉模拉莱斯的永远也流不干的泪水的睡衣醒来，皮特拉模拉莱斯就是在她睡的那张床上殉情身亡的。她还记得当时的番石榴的味道，后来就再没有那种味道的番石榴了。她记得，在圣胡安·塞萨尔镇，她在金光灿灿的下午和那群叽叽喳喳吵闹不休的表姐妹们一起去散步，走近电报局的时候，她的心哈哈地跳个不住，分不清哪是雨声，哪是心跳的声音，她咬紧牙关，免得心从嘴里跳出来。她想方设法卖掉了父亲的房子，因为她无法忍受回忆少年时代的痛苦，无法忍受在阳台上看见满目凄凉的小公园，无法忍受振子花在炎热的夜晚散发的潮湿的香气，无法忍受在那个决定命运的二月的下午照的那张古装夫人照片使她感到的恐怖，无法忍受不管她把脸转向何处都会唤起她对那个时代的回忆，而这些回忆又是和对阿里萨的回忆纠缠在一起的。不过，她始终保持了足够的镇静，记住那些回忆不是爱，也不是后悔，而是曾使她伤心落泪的烦恼。她不知道，她正在受到使阿里萨的难以数计的爱害者失身的同情心的同样的威胁。
她和丈夫相依为命。当时，也正是丈夫最需要她的那个时期，因为他比她年长十岁，独自在衰老的深渊中挣扎，而且更糟糕的是他是男人，是他们二人中较弱的一个。后来，他们完全心心相印了，在成亲不到三十年的时候，就象成了分成两半的一个人似的，经常为对方猜到了自己的心事，或发生一个抢先把另一个想说的话公之于众的滑稽的事故而不快。他们共同克服了日常生活中的误解，说来就来的抱怨，互相取笑打诨，并不时过上一刻其乐无穷的夫妻生活。那是他们相亲相爱最为得体的时期，没有匆忙，没有过度，双方都更明白并更感谢他们对夫妻生活中的急流险滩取得的胜利。当然，生活还将给他们带来性命攸关的考验，但这已经无关紧要了，他们已经到了彼岸。
为了庆祝新世纪的到来，组织了一次全新的公众活动节目。其中最值得纪念的是气球首航。这是乌尔比诺医生无穷无尽的首创精神的成果。全市二分之一的人口聚集在阿尔塞纳尔海滨，观赏这个挂着彩旗的网球上天，它将把第一批邮件运往东北一百六十七公里处的沼泽地圣·胡安市去。乌尔比诺医生伉俪同飞行师以及其他六位贵宾一起登上柳条编的悬舱。他们带了一封省长致圣·胡安市政府的贺信，信中称此次通航为史无前例的首次空邮。《商业日报》记者向乌尔比诺医生采访，问他如不幸遇难，将留下什么遗言。医生不假思索地作了肯定将遭万人唾骂的回答。
“我认为，”他说，“十九世纪使所有的人都有所改变，唯独我们置身事外。”
气球冉冉上升。人们情绪激昂，高唱国歌。在吵吵嚷嚷的人群中，阿里萨发现自己的观点正与某君相同，此君认为这种冒险对妇女太不适合，更不用说对费尔米纳这样年岁的太太了。但无论如何。乘坐气球并不那么危险，至少就感觉而言，既不危险，也不沉闷。气球在蓝宝中平静地飞行，凭着柔和的顺风，飞得很稳，很低，先是沿着雪山的峰顶，然后进入大沼泽的上空，最后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他们象上帝那样从天上俯瞰古老的英雄的卡塔赫纳城的废墟。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三百年来，它的居民抗御了英国的包围和海盗的骚扰，如今却由于对霍乱的恐惧而被遗弃。他们看到了完好无缺的城墙，看到了杂草丛生的街道，看到了被三色量吞没的古堡、石殿、金祭坛，也看到了祭坛上由于瘟疫、无人照料而被腐蚀的历任总督雕像。
他们飞越特洛哈·德·卡塔卡上空时，看到了涂着红红绿绿颜色的水上人家，饲养雷晰的小棚，湖心花园里连绵不断的凤仙花，以及令人赏心悦目的棉科植物。听到大声呼喊以后，数百名赤条条的孩子从窗口，从屋顶，从他们以惊人的本领驾驶的独木舟上，纷纷跃入水中。他们象鲜鱼般地潜入水中，打捞气球上那位戴羽毛帽的“仙女”投给他们的衣物包、食品袋，以及装在用蜡封口的水瓶里的咳嗽药水。
飞过郁郁葱葱的香蕉种植园时，费尔米纳想起了自己三、四岁时携着母亲的手在林间散步的情景。当时的母亲，在同她一样穿麦斯林纱衣的其他妇女中，也仿佛是个孩子。大家都打着白色的伞，戴着纱帽。飞行师一直在通过望远镜观察世界，他说：“这里好象没有生物。”他把望远镜递给乌尔比诺医生。医生目光所及之处，除了种植园里的牛车、铁轨、地界和干涸的水渠，便是狼藉的尸体。有人说，霍乱正在大沼泽地的村镇中肆虐。医生一边议论，一边继续朝镜筒里张望。
“看来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霍乱，”他说，“因为每个死者的后脑勺上都中了致命的一枪。”
飞过浪花飞溅的海滩以后，他们安全地降落在一片灼热的沙滩上，开裂的硝石地面烫得象烈火一般，市政府当局的人士正在那里恭候，除了普通的遮阳伞，别无其它足以蔽荫。小学生们随着歌声挥舞小旗。前来迎接的还有戴金纸后冠的美女，他们手中的鲜花已被太阳烤焦。盖拉镇的舞蹈女郎们也来了，这个镇子是加勒比海沿岸最繁华的所在，费尔米纳真想回去看看自己的故乡，以便印下自己最初而遥远的回忆，但在瘟疫的威慑下只得作罢。乌尔比诺医生递交了那封历史性的贺信，可借此信被放错了地方，它的下落从此无从查考。全体随行人员几乎被催眠似的演说所窒息。飞行师想使气球再度起飞，没有成功。大家只好骑上螺子转赴老镇渡口，那儿是沼泽与大海的会合处。费尔米纳断言，她幼年曾随母亲乘牛车路过这个地方，她长大后曾多次向父亲提到这件事，但父亲生前一直固执地认为没有这种可能。
“我也记得那次旅行，清清楚楚，决不会错，”父亲告诉她，“但那至少是你出生之前五年的事。”
三天以后，这支探险队回到了出发点。天色已晚，一阵风暴弄得他们狼狈不堪，但象英雄一般受到了隆重的欢迎。自然，阿里萨也出现在欢迎的人群之中，他从费尔米纳脸上辨出了恐惧的印记。但当天下午他在由她丈夫赞助的自行车表演会上看到她时，她已毫无倦容了。费尔米纳骑的是一辆不同寻常的两轮脚踏车，说得确切一点，更象是一种马戏团的道具，她坐在高大的前轮上，但后轮很小，几乎难以支撑。对她所穿的红花边灯笼裤，太太们议论纷纷，绅士们困惑不解；但对她摘熟的车技，个个赞不绝口。
这一次，同过去一样，对阿里萨来说，费尔米纳都是一个突如其来旋即转瞬即逝的形象。每当他企图去试探自己的命运时，她总是迅速隐没了，只是在她心上留下渴望的痛苦。这些形象，记录着他生命的节奏，使他体会到光阴的残酷。时光在无情的流逝，他不仅在自己身上察觉到一百，也从费尔米纳身上那些细微的变化中感受到了。
一天晚上，阿里萨走进堂·桑乔饭店——这是一家殖民时期的高级餐厅，找了个旮旯坐下，他单独到这里来吃点心的时候总是这样。突然，在餐厅尽头的大镜中看到了费尔米纳。她和丈夫以及其他两对夫妇坐在一张餐桌上，角度正好使他得以通过镜子欣赏她的绰约风姿，她非常洒脱，象焰火爆炸般谈笑风生，噙在眼里的激动的热泪，更使她显得神采奕奕：爱丽思又从镜中现身了。
阿里萨屏息凝神地尽情观察，看她进食，看她拒饮，也看她同堂·桑乔四世打趣。他在自己冷清清的桌上，同度了生活的片刻。在一个多小时之内，他心族摇曳，始终没有被她察觉。他喝了四杯咖啡消磨时光，直到目送她杂在那群人中珊珊离去。他们几乎在他身边擦过去，以致尽管她的同伴身上也散发出香气，他还是辨出了她身上特殊的气息。
从这天晚上起，几乎有一年的时间，他死气白赖地缠住那家饭店的主人，他愿意出钱，愿意办事，愿意献出他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只求饭店的主人把那面镜子卖给他。可这谈何容易！因为堂·桑乔老头相信一种传说：这个镜框是维也纳的细木工匠一手雕刻的，和玛丽姬·安托涅塔收藏的镜框同属一对，是绝无仅有的稀世之珍，而且后者早已无影无踪了。他坚持再三，饭店的主人终于同意转让，阿里萨就把这面大镜子放在他家的客厅里，倒不是看上镜框的做工精致，而是因为他情人的形象曾经占领这面镜子的内部空间达两小时之久。
阿里萨每次见到费尔米纳时，她几乎总是挽着丈夫的手臂，他们十分和谐地在自己特有的环境中活动，颇有一种逞罗人特有的令人惊异的温顺劲儿。只有在向他打招呼的时候，夫妻俩的表现才有所不同。真的，乌尔比诺医生同他握手时，显得既热烈又亲切，有时还拍拍他的肩膀。费尔米纳则相反，一举一动都彬彬有礼，循规蹈矩，严肃得不容他看出她还在顾念旧情的任何痕迹。他们生活在两个背道而驰的世界里。每当他竭尽全力要缩小相互间的距离时，她总是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迈步。过了好久他才敢于设想，那种冷漠其实只是抗拒恐惧心理的保护层而已。他是在本地船厂所造的第一艘内河轮船的命名礼仪式上，也就是阿里萨第一次作为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第一副董事长，代表叔叔莱昂十二同本市全体显贵一起，出席这一礼仪时突然悟到这一点的。这一巧合，使这次活动具有一种特别在严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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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萨在船厅里忙着接待客人，那里还散发着一股新刷的油漆和沥青的气味。这时，码头上突然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乐队也奏起了凯旋曲。他看见这位梦寐以求的美人挽着丈夫的手臂，透着是后般的成熟的风采，在身穿制服的仪仗队中穿过时，他不得不控制住几乎与生俱来的激动和战栗。人们从窗户里暴风雨般地向乌尔比诺夫妇抛洒彩带和花瓣，他们则招手回报人们的欢呼。费尔米纳容光焕发，使人不敢逼视，她的高跟小鞋，狐尾周围，钟形帽子，一身金黄色的王室装束，在米宾中显得无与伦比。
阿里萨和省府要员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和鞭炮声中站在舰桥上迎候他们。汽笛三声长鸣，使码头笼罩在蒸汽之中。乌尔比诺医生以其特有的潇洒自如的神态，同列队接待的人—一致意，使他们每一个人都觉得他对自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首先是身着华丽制服的船长，接着是大主教，尔后是省长夫妇、市长夫妇，以及刚到任的一位来自安第斯的军事长官。紧接在政府要员之后，就是穿黑色呢服的阿里萨，侧身于如此众多的知名人士之中，人们几乎注意不到他的存在。费尔米纳向军事长官打过招呼以后，对向她伸过手来的阿里萨仿佛迟疑了一下。长官很愿意为他们介绍，就问她是否同这位绅士相识。她不置可否，只是带着沙龙式的微笑将手伸向阿里萨。这种情景过去已出现过两次，今后也一定还会继续出现，阿里萨一向将它领会为费尔米纳个性的特有表现。然而，那天下午，他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残酷的冷漠是不是在掩盖着一场爱情的风暴。
这种设想激起了他对旧清的眷念，使他无法平静。他又回到费尔米纳别墅的周围徘徊，感到和多年前在福音公园里的漫步同样亲切。现在，他的意图不是让她看到自己，而是要使自己能够看到她，知道她还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在新的条件下，他要使自己的行动不被人察觉是困难的。
拉·曼加区坐落在一个半荒凉的岛上，一条蓝色的运河把它同古老的城市隔开。岛上灌木丛生，是殖民地时期恋人们周末的藏身之所。西班牙人建的石桥已在几年前被拆除，新建了一座空心水泥桥，以便骡车能够通过。当时，拉·曼加区的居民们不得不忍受一种设计不周的折磨：本市的第一座电站同他们相距咫尺，隆隆的响声仿佛是连续不断的地震，使他们难以成眠。连乌尔比诺医生也无法使人把电站迁到更远的地方去，尽管他付出了最大的努力，看来在那里盖电厂是出于上帝的旨意，非人力所能挽回。一天晚上，电厂锅炉爆炸，声响令人毛骨悚然。锅炉腾空而起，飞过新建的房屋，越过半座城市，摧毁了古老而又好客的圣胡利安修道院的大回廊。那座已变成废墟的建筑年初已被遗弃，但是锅炉还是造成了四名犯人的死亡，他们是那天晚上从地方监狱逃出来的，当时正躲在修道院的小教堂里栖身。
那一片幽静的郊区，本来有着美妙的谈情说爱的传统，然而一经成为高级住宅区，对无技可依的恋人们就不那么适宜了。大街上，夏天尘土飞扬，冬天泥泞难行，整年冷冷清清。稀稀落落的住宅掩映在树木成荫的花园之中，摩西式的平台取代了往昔的飞檐阳台，仿佛是故意同偷情的恋人过不去似的。还好，当时流行一种专供下午游览乘坐的单马四轮带篷车，终点是一块高地；从那儿眺望十月绚丽的晚霞，比从灯塔上还清楚，还可以看到悄悄游来窥视海滩的鲨鱼。每星期四，白色远洋巨轮从海港运河通过时，几乎伸手可及。阿里萨在办公室紧张地工作一天之后，经常祖上一辆四轮马车。在炎热的月份，人们通常都把车篷折起，他却总是独自一个人藏在座位深处，不愿惹人注意。他随时向车夫发出命令，要他拉到意料不到的地方，为的是不让车夫察觉他有什么歹心。实际上，他在出游时唯一感兴趣的，只是那幢半掩映在枝叶繁茂的芭蕉和芒果树中的粉红色大理石结构的房子，有点象美国路易斯安娜州棉区的田园别墅的走了样的复制品。
费尔米纳的子女们差不多在下午五点以前回家，阿里萨看着他们坐自备马车回来，然后又看见乌尔比诺医生的例行出诊。尽管在那儿几乎转悠了一年，他却没能见到他所渴望的迹象出现。
六月的一个下午，大雨倾盆而下，他仍然坚持这一独自出行的计划。马在泥泞中滑倒了。阿里萨恐惧地意识到自己正好处在费尔米纳别墅的对面，他慌了，不顾这种惊慌可能被车夫发现，紧张地向他恳求道：
“这儿不能停！别的地方都行，千万别停在这儿！”
车夫被他弄得莫名其妙，试图不卸车辕把马扶起来，结果车轴断了。阿里萨急忙从车上下来，羞愧地站在那里，听任大雨浇淋，直到来了别的同样的车，应诺他上车，才回了家。他在车外等候时，乌尔比诺家的一名女佣见到他在齐膝的泥中挨淋，女佣递给他一把伞，请他到平台上去躲一躲。阿里萨做梦也没想到会遇上那么好的运气，不过那个下午，他死也不愿让费尔米纳看见他那样的狼狈相。
乌尔比诺一家住在老城时，每个星期天他们都从家里步行到大教堂听八点钟的弥撒。对他们来说，听弥撒与其说是宗教礼节，倒不如说是世俗社交。搬家后的最初几年，礼拜天他们仍乘车到大教堂去听弥撒，有时也在公园的棕桐树下，在友人的聚谈会上呆一阵子。但是，当拉·曼加区建立了教士会神学院的礼拜堂以后，便只在非常隆重的场合才到大教堂去。神学院的教堂建得不坏，而且有自己的海滩和公墓。阿里萨对这些变化毫无所知，在教区咖啡馆平台上白等了几个星期天，直到第三次弥撒结束，人们一批批地出来。后来他发现自己搞错了，就转上新教堂。八月的四个星期天，他都在那儿见到了乌尔比诺大夫带着子女准时出席八点钟的弥撒。唯独没见费尔米纳露面。一个星期天，他去参观教堂附近的公墓，拉慢加的这两位居民们也在那里为自己建造豪华的墓地。在冬天的木棉树下一见那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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