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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细节-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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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待遇的分量是什么呢？要知道，美国人的年家庭平均收入为 4万 5千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成人都是纽约公交工人的话，那么这在美国就是一个相当富足的家庭了。同时，美国人平均的退休年龄是 65岁。哥大一般的系院里，刚受雇佣的年轻教授一般年收入是 4到 6万美元之间――而且要当一个教授，要接受 10年左右的高等教育训练，这个过程的艰辛不说，竞争惨烈难找工作不说，往往还要使在读学生背上一屁股债务――难怪我的同学要“明智”地转行去做地铁工人了。
纽约公交工人活得这么爽，为什么还要罢工呢？这部分当然是因为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
不用去非洲，就让他们到中国来旅游一圈，看看中国沿海一些血汗工厂的打工妹或者国企倒霉的下岗工人，估计他们肯定会死死抱住自己的岗位，给啥也不换了。然而，更重要的，当然是美国工会的势力。
美国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工会，一般按行业组织，比如汽车工人工会，服务行业工会，甚至分得更细，理发员工会，清洁工工会，保姆工会等等。当然，在每一个行业里面，工会之间对成员的竞争也很激烈，竞争的结果，就是每一个行业会出现一个或几个较大的工会，其他的小工会，作为子工会，加入这些大的母工会。这些小工会与母工会有一些协商、庇护、资助关系，但小工会有自己的董事会、财政来源，所以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工人加入工会是自愿的，条件是交成员年费，好处当然是工会会出面和雇佣者协商劳工合同，就劳动条件、工资、福利等等与雇佣者讨价还价。谈拢了，当然好。谈不拢，工会可以号召工人弟兄们起来罢工、示威。如果这个工会的号召力足够强，可以把一定区域内的某个行业或某个工厂搞瘫痪，雇佣者当然得给工会“面子”了。对于政治家来说，由于工会在左右工人的选票方面的号召力，它同样是一个“大爷”，也得罪不起。正是因为工会在左右经济、政治方面的“势力”，美国工人的待遇在有工会以来，一直在“扶摇直上”。社会地位另论的话，就“舒服”程度来说，在美国做一个“蓝领工人”，的确是非常“舒服”的职业。比如，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人很容易注意到，美国的建筑施工速度非常慢，与中国一年一栋高楼的速度完全无法相比――这也难怪，美国建筑工人 8点上班，5点下班，上午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下午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午饭吃它两个小时，五年能盖好一栋楼就不错了。
又比如，美国普通的白领，根本请不起保姆甚至“小时工”，许多女人选择做家庭主妇，辞职在家带孩子，往往不是“兴趣”使然，而是实在请不起保姆。再比如，一般的中国人会注意到，美国的“空中小姐”远远不如中国的“空中小姐”年轻漂亮，很多根本不修边幅的老大妈还“赖”在“空中小姐”的职位上，这其实也与美国工会对“空中工人”的保护相关，这种保护使年龄歧视、外貌歧视很难发生。
这次带领纽约地铁工人“闹事”的，就是美国“交通工人工会”的纽约子工会“地方 100”。
由于公交工人是“国企”工人，他们的合同是与纽约州政府的“都市交通局”签订的。05年12月，上一个合同到期，新的合同进入协商阶段。正是在这个关头，“地方 100”与“都市交通局”爆发了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经过漫长、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在很多问题上都达成了一定妥协和共识，然而，在养老金的问题上，谈判被卡住了：“都市交通局”提出，以后新录用的工人必须抽取收入的 6％作为自己的养老金筹款，这比现有合同增加了两个百分点，而“地方 100”坚称它不会“出卖”以后新录用的工人，坚决不妥协。
于是，2005年 12月 20日凌晨 3点，“地方 100”宣布罢工，地铁、公车系统陷入瘫痪。
这是纽约交通工人 25年来的第一次罢工，时逢寒冷的冬天，对于依赖公交系统的 7百万纽约市民来说，罢工无疑是“雪上加霜”。以后的三天，成了“长征”的三天，人们在零下几度的天气里，迎着寒风，一步一步向自己的办公室或者学校“挺进”。如果说第一天大家还有点“新鲜感”，还有种走路的“振奋”的话，到第三天，人们已经开始怨声载道了，有的“群众”干脆在接受采访时说：“把那些工会的人给抓起来，扔到监狱去，就这么办算了！”
在所有这些愤怒的人中，纽约市长布鲁伯格无疑是最生气的。在他看来，谈不拢再接着谈啊，你罢什么工啊。他在 20号的声明中说： 交通工人工会将他们的私利摆在了公共利益之上，这不但是对公共服务这个概念的羞辱，而且是通过让这个城市给他们下跪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根据纽约州的泰勒法，公共行业的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举动。布鲁伯格抓住这个法律上的“辫子”，敦促法院对工会做出处罚。
众所周知，在这个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养老金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欧洲近几年的工人罢工，也往往与养老金问题相关。这次纽约公交系统在养老金问题上双方爆发冲突，并不出人意料。在“地方 100”看来，这次妥协，可能是将来工人福利进一步被侵蚀的开端。对“都市交通局”来说，交通工人的待遇已经比其他公共行业的从业人员（警察、公立学校的教师、消防员）要高了，55岁就开始领退休金在私营行业也是闻所未闻。对白领阶层来说，交养老金的份额就不是百分之四、百分之六的问题，全国平均而言，白领阶层对自己养老金的贡献率为 32％左右。更重要的是，长远地看，按照现在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支出，可以推算出“都市交通局”在 2009年将要背上 10亿美元的赤字。“如果一个巨浪即将打过来，你要在这个巨浪到来之前就闪开，而不是等它打到你之后才开始闪避”。
纽约的舆论越来越“一边倒”，甚至连“地方 100”的母工会“全美交通工人工会”都宣布他们不支持罢工，并敦促工人立刻返回岗位，同时法院也开始传唤“地方 100”的领导人，在这种形式下，“地方 100”结束了罢工，三天之后就回到了谈判桌。
这次罢工，“地方 100”和“都市交通局”两败俱伤，所以一回到谈判桌，双方“口气”都软了不少。几天之后，双方达成了新的协议。“都市交通局”不再要求提高工人对养老金的贡献率，但是双方同意工人对医疗保险的贡献率要提高 1。5％。同时，作为补偿，“都市交通局”会部分返还工人已提交的养老金，使每个工人能得到 8000美元左右的现金收入。当然，这只是双方高层达成的协议，对工会来说，它还需要得到几万工人的投票批准，对于“都市交通局”来说，也需要董事会的批准。协议能否获得通过，仍然是一个悬念。
在这整个“戏剧”中，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对“小人物”的命运随意地拍板钉钉。“都市交通局”不能随意决定其员工的工资待遇，必须与工会定期协商，决定合同内容；市长不能随意下令逮捕谁，只能“督促”法院采取行动；联邦政府不能干预州内事物，只能象征性地表示关注；甚至“地方 100”工会本身也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他们只是代表工人协商合同，只有工人的投票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
其次是工会的势力。没有人任何人能任意鱼肉“小人物”，恰恰与工会强大的势力相关。一个文明的社会，必须给予劳动者政治上的声音，这一点至关重要。然而，就美国的某些行业来说，这种保护有时候已走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在一个全球竞争的时代，对劳动力的过度保护，已经削弱了美国许多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通用汽车在日本同行面前的节节败退，最近开始大量裁员和关闭工厂。通用的市场眼光固然有失误，美国汽车行业的“军事化的”强大工会也令其喘不过气来。据通用公司声称，在他们每一辆汽车价格中，有 1500美元是用来付其员工和退休员工的养老金。中国的轻工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全面“霸占”，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对工人缺乏保护、美国对工人过度保护的结果。
正是因此，美国竟然出现了工人自发地抵制工会势力的奇特现象：许多工人自发地打出了“我们要工作，不要工会”的口号。美国工人的“工会加入率”也连年持续下跌，从战后的 33％下跌到今天的 12％左右。
众所周知，政治是一种斗争的艺术，然而，同样重要却经常被忽略的是，政治也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在一个协商性的政治里，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为所欲为。“地方 100”工会最大的教训恐怕也在这里，煽动群情激愤等固然姿态华美，然而当它滑出法律的轨道，为了一个团体的利益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时，这种华美也就沦为小题大做的滑稽了。毕竟，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争取更多的利益，有别于一个真正的弱势群体扞卫自身的基本权利，因而也缺乏广泛的社会呼应。这已经不是一个高呼“失去的只有锁链，赢得的却是整个世界”的时代了，更务实的做法是回到谈判桌前，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失去的只有 1。5％的医疗保险，赢得的却是整整 7 百万人的安宁。
金融危机里的左中右这场金融危机，左翼埋下了种子，而右翼则积极地施肥浇水，“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如果说这场金融危机对这次总统大选有什么直接影响的话，”一个时事评论员写道，“就是结束了麦凯恩的竞选。”本来 9 月初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共和党选情已经出现转机，民调显示奥巴马和麦凯恩支持率不相上下，但一场金融危机的巨浪打过来，共和党选情立刻回冷，麦凯恩与奥巴马的支持率开始节节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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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当然知道如何将这场金融危机打成选举牌。在最近的总统竞选辩论中，他慷慨激昂地控诉道：正是麦凯恩支持的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去管制化的市场至上论，导致了目前的华尔街危机。
毛主席说过，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反映到最近的美国金融危机问题上，当然也不例外。
以奥巴马为代表的左翼对金融危机的理解是：是金融界的贪婪、共和党的自由市场至上的原则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正是基于这个理解，民主党把持的众议院才对最初的政府救市方案进行了否决，“凭什么我们要拿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甚至有些左翼评论员不无幸灾乐祸地就此宣告资本主义的“终结”，认为这场危机恰好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弊端和必然崩溃。
右翼则对左翼的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与左翼那种“都怪银行家”的论调相反，右翼更倾向于“都怪那些超前消费买房的穷人”这种看法。在他们看来，这次金融风暴的根源在于次贷危机，而所谓“次贷”，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银行给缺乏消费能力的人贷款买房。有些人不名一文，却大摇大摆地到银行要求贷款买房，银行则抱着“反正房子会涨价”的心态给他们进行抵押贷款。
两方谁对谁错呢？我想来想去，只能各打五十大板。奥巴马“都怪共和党、都怪去管制化”
的说法，在我看来不过是政客一贯的混淆视听。其实不管政治派别如何，大家基本能达成共识的一点是，这次金融危机的起源是次贷危机，而当年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主张放松对穷人贷款限制的，恰恰是民主党政府和国会代表。1977 年卡特政府批准、1990 年代克林顿政府屡次修改的“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等贷款公司降低中低收入者贷款的门槛、甚至规定给低收入人群的贷款额度。2005 年，当时还在共和党控制之下的国会曾经动议规范“两房”的贷款标准，却遭到民主党的一致反对。众所周知，最近的金融危机第一声“号角”，就是两房大规模亏损吹响的。也就是说，民主党一直在推动房地产贷款按照福利原则而不是市场原则运作，所以恰恰是政府干预市场、而不是“全盘自由主义”埋下了这场金融危机的祸根。
当然另一方面来说，“银行家的贪婪”肯定也通过金融杠杆将这种潜在的危机放大了数倍。
为了尽快将次贷兑现，华尔街精明绝顶的银行家们将次贷“包装”成优质证券，将这个烫手的山芋一个接一个环节地往下传，直到穷人付不起房贷的消息传来、大家发现次贷它就是“次”
贷、怎么包装乌鸡也变不了金凤凰为止。等次贷这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倒下，全球金融危机也就为时不远了。这其中的关键是次贷的证券化，而在次贷的证券化过程中，可以说“华尔街的贪婪”功不可没。
可以说，这场金融危机，左翼埋下了种子，而右翼则积极地施肥浇水，“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正是因此，把这场危机打成选举牌，变成政党相互攻击的武器，是件可悲的事情。大难临头，解决问题最紧要，化悲痛为棍棒却似乎不大光彩。“凭什么拿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这种说法固然颇煽情，但一个人身无分文却要买车买房，不贪得无厌吗？泡沫破灭的时候，大家气愤填膺。泡沫高涨的时候，大家不也都“同去、同去”了吗？要我说，贪婪的银行家固然可恶，但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个银行家。
公民社会篇至少还有记忆前一段去伦敦旅行，看了一个据说“近来最轰动伦敦的”话剧，名字叫“弗罗斯特/尼克松”。
该剧是对 1977 年一场电视访谈半写实半虚构的舞台重构，访谈者是英国脱口秀主持人弗罗斯特，被访谈者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虽然 1977年水门事件已经过去了 5 年，尼克松也下台了3年，但是尼克松从来没有真正坦然承认过自己的错误。弗罗斯特，一个当时事业正在走下坡路的节目支持人，雄心勃勃地想迫使尼克松在该访谈中承认错误，从而实现他自己商业上的突破，尼克松自己当然步步为营，将弗罗斯特的提问转化为自我辩护的机会。但是最后，在智囊团的帮助下，弗罗斯特还是“战胜”了尼克松，使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总统在亿万电视观众面前缴械投降。
这个话剧的主题，用最简洁的话来说就是：不忘记，不原谅。
不但尼克松下台 3 年之后不能原谅他的过错，哪怕他下台 30 多年后的今天，这样一个戏剧的出台、上演和观众的热烈反应，重申了这种“不忘记、不原谅”。
无独有仨。最近一年我就看了另外两个主题类似的电影，一个是 2006 年赢得多项奥斯卡提名的电影“晚安，好运”，另一个是 03 年底出品的记录片“战争的迷雾”。前者是通过一个新闻主播穆罗和麦卡锡的对峙，声讨 50 年代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后者是通过对约翰逊政府的国防部长麦克那马拉的访谈，再次反思 60 年代的越战。
令我震动的与其说是这些文艺作品本身，不如说是西方政治文化中公众对政治家过错“耿耿于怀”的态度。尼克松 30 年前的错误、约翰逊政府 40 年前的错误、麦卡锡 50 年前的错误，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在公众的记忆中消失。虽然尼克松、麦克那马拉、麦卡锡在世时就都受到了政治的、舆论的惩罚，他们并没有因此得到救赎，几十年来人们从来没有忘记向已经落入“井底“的他们不断扔新的“石头”。
就尼克松来说，水门事件之前，尼克松几乎可以被列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推行东西阵营之间的“缓和”外交，和苏联一同协商军备削减，推进和中国的外交，着手结束越南战争，国内政策上制定一系列有关环保、劳工保护、社会保障的开明政策，深得人心，这也是为什么 1972 年的总统选举中，尼克松能够在 50 州中的 49 个州赢得胜利，以罕见的绝对优势重新当选。
然而水门丑闻将这一切粉碎。
对许多习惯领导特权的人来说，美国总统――这个据说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对竞选对手进行窃听，好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丑闻。在同一时代的中国文革里，还几亿人受到窃听、相互窃听、窃听完了如发现反动言论还劳动改造甚至人头落地呢。但是美国社会没有这种“宽容”，也懒得对尼克松来个“三七开”，支持率的自由落体、弹劾的压力、甚至入狱的威胁，迅速将尼克松抛入历史的垃圾堆，用“弗罗斯特/尼克松”这个话剧结尾的一句话来说：下台以后，尼克松一直极力扳回他的形象，但是没有用，到今天他唯一的遗产，就是让所有的政治丑闻后面多了“门”这个字眼。
“不忘记、不原谅”的表现，是各类文化产品中反思主题反反复复的出现。拿水门事件来说，电影《尼克松》、《迪克》、《所有总统的人》、《我的美国同胞》都有对水门事件的再现和反思，电视片《辛普森》、《X 档案》、《福图拉马》、《爱家男人》《什么都不信》《星期六现场秀》中也都有反映水门事件的剧情，至于歌曲《迪克完全是个屁眼》《美丽的可怜虫》，一看标题就知道有多么寒碜尼克松。当然，文化产业对政治错误最不依不饶的典型，还是越战的“文化工业”。且不说书籍、电视、歌曲、漫画等，就拿电影一项来说，作品就已经汗牛充栋。奥利弗斯通的越战三部曲《野战排》《生于七月四日》《天与地》是最信手沾来的例子，《现代启示录》、《逐鹿者》、《杀戮场》同样经典，至于不太经典的，比如《越战突击队》《草莓宣言》《归乡》《越南血战史》《越战家书》《早安越南》《前进高棉》《汉堡高地》等等更是不计其数。
可以看出，在人类天生的健忘倾向面前，西方的文化产业主动承担了守护记忆、背负记忆、传载记忆的责任。面对权力我们可能手无寸铁，但是至少还有记忆。相比之下，中国有多少文艺作品在守护我们的集体记忆呢？越战之中美国阵亡士兵不到六万，就引起了如此波澜壮阔的文化后果，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死亡成千上百万，我们有几个电影反映那些苦难？与麦卡锡主义时代接近的但迫害程度惨烈得多的中国“反右”，又引起了多少文化上的回音？面对血流成河的土改、镇反、文革、四清，我们的奥利弗？斯通在哪里？我们的《晚安，好运》
《战争的迷雾》《弗罗斯特/尼克松》在哪里？显然不在《上海宝贝》里，或者《大话西游》
里，或者《无极》和《遍地尽是黄金甲》里。权力固然封锁了记忆，但是社会本身、公众本身又有多少回忆的冲动、诉说的冲动、用历史的火炬去照亮未来的黑暗的冲动？
对于历史的伤痛，我们习惯于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何必揭历史的伤疤”；对于哪怕映射这一伤疤的文艺作品，我们涂抹着西方解构主义、荒诞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口红的嘴巴又说，“这种宏大叙事是多么的土气”。但是，但是，如果对生命和痛苦的漠视可以体现在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里，它同样可以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事实上，当我们的文艺作品用五光十色的豁达、诗意、颓废、华丽、放荡、恶搞，以及最重要的，沉默，去包裹怯懦时，它正在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
《弗罗斯特》、《晚安》、《迷雾》这样的作品集中出现在这几年，绝非巧合。显然，这些作品的编剧导演都或多或少有影射当代政治、尤其是伊战的企图。《弗罗斯特》中对窃听的讽刺，暗合美国政府伊战以来的“反恐”窃听政策；《晚安好运》中对“恐共症”的批判，也可以被理解为对 911 以来“恐穆斯林症”的影射；而《迷雾》对战争的反思，几乎就是对伊战的直接批评。也许，历史的妙处正在于此：它不仅是关于过去的事件，还可以是关于现实和未来的寓言。
就这样被你笑话“为了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国会刚刚批准通过了一个法案，该法案提议在美墨的 2000 英里的边境修建一条长达 700 英里隔离墙。你看，这就是让布什总统做数学的后果……自从布什在八国首脑会谈中说脏话这个事情被抖露之后，很多人觉得受到了冒犯，说实话，你们觉得受到冒犯了吗？我倒觉得布什吃黄油卷饼的吃相才真正让人受到冒犯呢……”
这是一个普通的夜晚，十一点半，美国 NBC 一个叫“深夜秀”的电视节目中，一个下巴很长的男人，又在对布什的嘲讽中，开始了他一天一次的脱口秀节目。
这个几乎每天晚上总能整出几个“布什笑话”的节目主持人，叫 Jay Leno。当然，他不是唯一一个讲“布什笑话”的电视主持人，其他几个最着名的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比如，DaivdLetterman， Connon O'Brien； Jon Stewart，Stephen Colbert，Bill Maher，每天也在马不停蹄地调侃布什。在美国的“脱口秀”界混，不讲布什笑话，就跟去竞选世界小姐却不肯穿泳装一样，根本不可能赢得民心。
如果我是美国总统，可能都不敢打开电视。这么多大大小小的节目，成天拿自己开涮。随便打开一个台，骂自己的。换一个台，又是骂自己的。再换一个台，还是骂自己的。
不但不敢看电视，杂志、报纸也不敢随便翻。今天新闻发布会上犯了一个语法错误，三年后报纸上的漫画还在说这事。明天民意调查降了两个百分点了，后天整个媒体都在幸灾乐祸地瞎起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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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不看电视报纸，人家还可能跑到你家里来调侃你。今年4月份的白宫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脱口秀主持人 Stephen Colbert 作为发言代表之一，干脆指着布什的鼻子嘲讽了近半个小时。他说，“据说最小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按照这个说法，我们美国已经帮助伊拉克建立了最好的政府”。他还说，“总统先生，现在报纸上说你的支持率才32％，别理那些老说瓶子半空着的人，其实，瓶子哪里是半空的，三分之二都是空的”。
布什能怎么办呢？既不能派人把他给抓起来，也不能说人家“太简单，有时候幼稚”，只有坐在台下跟着别人傻笑，被打碎了牙还得往肚子里吞。
关于布什的笑话，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嘲笑他 的智商和文化水 准的。比如， DavidLetterman 的笑话，“今天白宫传来了好消息，说布什总统已经通过了年度的身体检查。不过目前，大脑检查方面还没有消息”。一类是骂他的外交政策的，尤其伊战政策的。比如，还是 David Letterman 的笑话，“本周初，布什悄悄潜入伊拉克进行访问，不过我说，要不我们也悄悄潜出伊拉克怎么样？”还有一类是骂他的国内政策的，比如骂他面对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反应过于迟缓。Conan O'Brien 的笑话，“今天是卡特里娜飓风一周年纪念，也是布什总统发现这个飓风半周年纪念”。甚至有一类笑话，完全是调侃他的私生活，“劳拉布什这个周末跟克林顿在一起开一个会。布什说，他对此没什么意见，那我们等着瞧吧，等她反穿着裙子、神色慌张地回来时，看布什还会不会这么想”。
面对这种排山倒海的开涮，如果说布什有什么可以聊以自慰的，就是他不是唯一被调侃的政治家。克林顿，戈尔，切尼、克里……也都时不时被各类媒体拎出来，油煎煮炸。布什实在是气不过的时候，可以看看别人，尤其是他的竞争对手如何被调侃，也算是出一口恶气。
要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一个泱泱大国首脑，成天被一帮戏子当芙蓉姐姐拿来开涮，连老婆孩子都不放过，成何体统？这天下还不乱套了。其实，说这话的人扭头看看美国，戏子们成天拿政治家开涮，天也没有塌下来，地也没有陷进去，布什从 2000 到2004 年被笑话了4年，到了总统大选的时候，还是照样给选上去。把牛鬼蛇神放出来，其实也不是那么可怕的事。观念的市场里，有各种各样极端的声音，但只要没有国家机器的压制或者煽动，老百姓的意见，总会通过一番摇摆，回归中庸之道。相反，把牛鬼蛇神死死关进盒子里不让透气，民意反而像个不断升温却没有出气口的高压锅一样，慢慢凝聚越来越危险的压力。
从另一方面来说，“戏子们”对政治家们极尽打击调侃之能事，也未必就是在实话实说，也有商业上哗众取宠的需要。不笑话政治家笑话谁呀，老百姓就爱看这个。你权力比别人大，挣的比别人多，走到哪里都有人前呼后拥，还有无数的小实习生跟你献殷勤，不损你损谁。
后来我就渐渐琢磨出一个道理，一个开放社会和不开放社会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政治家，乃至一般的公众人物，是不是足够“皮厚”。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说，我当然是希望政治家们很皮厚。有笑话听的好处就不说了，关键是，在一个指着总统的鼻子骂都不会关进监狱的社会里，普通人会有更大的安全感，而安全感，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我这两天读《大明王朝纪事》，里面有个细节，说是徐达的夫人张氏跟朱元璋的夫人马氏顺嘴说了一句话：“都是穷人过来的，我家现在可不如你家”。这话被朱元璋听到，气急败坏，派人把张氏给杀了。
这事让我觉得，朱元璋这人，显然不够皮厚。被这么小小地酸一下，就把人给砍了。他要皮厚一点，就会少一个人头事实上，依此类推，会少很多人头落地。所以说，作为一个普通人，如果让我选择住在明朝还是今天，我会一个箭步冲向后者，并且死死把住门框不肯撒手。
怎样保护弱势群体山西黑窑事件曝光之后，关于弱势群体的话题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心。有人说黑窑事件反映了“原始资本主义的黑暗”，有人说它反映了人性的沉沦，有人说它是地方治理危机的表现……但是不管人们从黑窑事件中看到了什么，大家都异口同声认为，这个可以被成为国耻的事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制度的问题。
在一个以社会主义立国的国家里出现奴工，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制度生病了。
如何给制度治病？也许有人会说刹住市场改革的车轮，或者加强政府监管的力度，或者撤掉一批地方官员的职务……这些都不无道理，但是在我看来，保护弱势群体最有效的方式，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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