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细节-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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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程序上，与中国广电总局“一句话定乾坤”不同，美国的“广电总局”在审查制度上要有行政听证程序，立法部门批准，可以被司法部门推翻，而且　FCC　自己被电台、电视台推上被告席也是家常便饭。第二，在内容上，FCC的“下流与否标准”遵循最小化原则――无非是生殖器及其相关活动受到屏蔽而已，而从广电总局的各类禁令来看，它几乎遵循了一个“下流标准最大化”的做法――连涉案片、方言片、境外动画片这种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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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的节目也遭到了限制；第三，FCC的每一次审查强化，都与某些“民愤很大”的广电节目内容有关，就是说，它往往是被动地对社会呼声做出反应，而广电总局则往往是“先天下之急而急”。其实，虽然“先天之之急而急”是好事，不过“无天下之急而急”，甚至“逆天下之乐而急”，是不是就有点自作多情了呢？
　　自由社会就是责任社会我在哥大读书的时候，曾经做过一栋学生宿舍楼的“居住顾问”，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给一些新来的学生签房约。别看入住学生宿舍楼这么点小事，哪怕就住一个月，也要签厚厚一打合同，非常繁琐。其中有一份奇怪的合同，名字叫“含铅涂料风险说明书”，大致意思是，这是栋老房子，其旧涂料中含有铅的成分，你要保证没有七岁以下的儿童随同你居住在此。
　　作为居住顾问，我特别讨厌签这份合同，因为每次签到这，学生就显得非常困惑，要问这问那。但是作为一个普通居民，我又觉得，有一个什么文件，把我周围环境中所隐藏的健康风险说清楚，这事想起来叫人安心。
　　长期在美国生活的人都会发现，美国是个充满了各种繁文缛节的社会。以至于有人说，美国虽然号称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其实是个“毫无自由的国家”。比如说吧，在美国父母不能随便打孩子，在大街上拿着一个打开的酒瓶是违法的，老板面试员工时不能问人家的年龄、党派、教派、有没有肝炎、残疾，在办公室不能随便在女同事面前说黄段子……总之，到处是地雷，一不小心就踩上一个。
　　一方面，美国到处都是脱衣舞俱乐部，另一方面，在办公室说个黄段子都可能被起诉，这里面有矛盾吗？其实没有。去脱衣舞俱乐部是一个人的自由选择，但是在办公室听到黄段子，不是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当一个人的“自由”可能伤害他人的“自由”时，他就必须争得对方的同意，而且是“信息充分前提下的同意”（informed　consent）。自由的真谛，恰恰在于这种“同意精神”，而不是为所欲为。试想如果一个人开车想怎么闯红灯就怎么闯红灯，喜欢哪个美女直接就给可以把她拽到家里去，他倒是自由了，但代价却是别人的不自由。所以，自由的悖论恰恰在于，自由的保障，来自于对自由的限制。
　　也就是说，美国那些碍手碍脚的繁文缛节，恰恰是这个国家之所以自由的前提。在某种意义上，越多的繁文缛节下面，保障了越多的自由。成熟的自由制度里，权利和责任总是具有对称性。最近北美的宠物粮事件，也反映了自由市场制度下的企业有多么“不自由”。
　　07　年　3　月　16　号，“菜单食品”公司发布了一个回收令：收回它在宠物粮市场上的　6000　万罐猫狗粮，原因是已经确认有　16　只猫狗死于它所生产的一种宠物粮（实际死亡数量可能上千只，但是难以确证）。该宠物粮食的一种原料是从中国某公司进口的麦麸，而这些麦麸中含有一种会导致动物肾衰竭的元素。“菜单食品”总部在加拿大，但是美国是其主要销售对象。
　　这事越闹越大，最后有一百个多个品牌的动物食物被“回收”。美国FDA（食品药品管理局）积极参与调查检查，连参议院都于　5　月　2　号通过议案，要求对动物食品的生产程序和标签内容做出更严格的规定。中国政府也迫于压力，逮捕了相关责任人。
　　有人可能会说：多大个事啊？不就是阿猫阿狗吗？但是，对我来说，生活在一个阿猫阿狗的生命都受到尊重的社会里，我觉得安全。
　　其实，这个动物食品回收令虽然媒体曝光率很高，它只是每年无数公司产品“回收令”中的一个而已。在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的网站上，就玩具这一项，我就读到了　72　种玩具的“回收令”，且大多是玩具商自发发出的“回收令”。有些玩具的“危险”，简直可以说是“吹毛求疵”。比如一种玩具手机，回收理由是这样的：“手机盖上的金属别针可能脱落，如果儿童吞咽，有窒息的危险”。虽然该金属别针并没有造成任何儿童受伤，但是该厂商收到了54起别针脱落的报告，于是，30　万个同型号的玩具手机立刻从市场上收回。
　　同样，在　FDA　网站上，光今年　5　月的前　10　天，就发布了十多个食品的回收令和警告令，比如，一个关于冰淇淋的回收令中说：由于该产品中含有花生，而商品标签中没有说明这一点，那些对花生敏感的人食用该冰淇淋后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所以该厂的该型号冰淇淋一律收回。
　　在类似的回收令中我们看到，这些企业是多么“有责任心”，当然，这跟良知没什么关系，就是怕被起诉而已，因为法律不仅仅保护企业追逐利润的自由，也保护消费者不受侵害的自由。
　　对于消费者来说，法律对企业越“吹毛求疵”，我们就越高枕无忧。美国过去　30　年里由产品安全引起的伤亡率下降了　30％，这与政府对企业的严加管制密不可分。
　　许多知识分子热爱批评“美式自由主义”，说“美式自由主义”中的“市场放任主义”是万恶之源。
　　说实话，我不清楚他们指的“美式自由主义”是什么。在我看来，把“美式自由主义”理解成“资本家可以为所欲为”的放任自由主义是误解。我不喜欢飘浮在概念之上讨论问题，而关注现实的经验，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或者今天的朝鲜，也就是没有被“美式自由主义”污染的纯社会主义国家里，似乎没有听说企业为产品标签里没有说明花生成分而发出紧急回收令，但是在“美式自由主义”的腹地美国，16　只猫狗的死可以让　6000　万盒宠物粮的利润化为灰烬。当然，今天的中国似乎也没有听说法律对企业如此严加防范，这受的是哪门子“自由主义”影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法治国家里，真正的自由源于对自由的约束。权利和责任，是自由这枚金币的两面。
　　人物篇人民公敌在裸奔在美国，据说女性中的民主党支持者比例比男性要高，知识分子中民主党选民比例比非知识分子高，大城市居民中的民主党选民比例比小城镇和农村要高，所以有人说，一个最典型的民主党人的形象，应该是“一个大城市里的女知识分子”。
　　安？库尔特（Ann　　Coulter）就是一个“大城市里的女知识分子”。然而，她不是民主党人。
　　事实上，她对民主党――确切地说，对一切左翼的、自由派的、政治正确的势力――恨之入骨。
　　就是靠着这股仇恨，她在过去八年的时间里，一口气写了五本攻击“自由派”的书，数百篇专栏文章，并且在　2005　年　8　月冲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
　　时代周刊的封面上，科尔特身材高挑、金发碧眼、长发披肩、浅笑生辉，如果不是出现在时代封面上，而是大街上，你没准会觉得她是那种典型的“无脑美女”，年轻的时候曾经参选美国小姐。
　　不，这姐们可不是“美国小姐”，而是《时代》周刊正式命名的“右翼小姐”。美国的左翼势力称其为“美国最危险的保守派人物”。但是连保守派势力都不愿接她这个烫手的山芋，说不不不，她不是危险的保守派，她就是一个“危险的人”而已。在普通的美国人眼里，她则被看作“右翼中的麦克？摩尔”。
　　好好的一个美女，也就　40　出头，怎么落下这样的名声呢？
　　这其实从她几本书的书名也可略知一二：《无神论：自由主义的教堂》（2006）、《怎样和自由派对话（如果不得不跟他们对话的话）》（2004）、《卖国：自由派从冷战时期到反恐时期的卖国罪行》（2003）、《诽谤：自由派对美国右翼的谎言》（2002）、《重罪及轻罪：克林顿案》（1998）。这里需要顺便指出，在美国，“自由派”含义与中国不尽相同，它往往具有“左派、民主党派”的内涵。在保护“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方面，保守派其实往往比自由派更坚定。
　　这些书里面，除了　98　年那本以外，内容都是指着美国的左翼自由派势力破口大骂。《诽谤》
　　一书指控左翼势力已经完全控制了美国的新闻媒体。《卖国》为麦卡锡以及麦卡锡主义辩护，称“你们所知道的关于麦卡锡的一切都是谎言”，并称麦卡锡是她最尊敬的人。《怎样和自由派对话》是她的专栏合集，里面充满了对民主党和《纽约时报》的攻击，说跟自由派打交道就两条：“不要心慈手软，也不要自我辩护，只管激怒他们”、“知道怎样激怒自由派吗？说美国好话就行了”。《无神论》则宣称，虽然自由派们极力丑化基督教，他们的无神论观点本身已经演化成了一个种宗教，有自己的“神话”（进化论）、“圣经”（堕胎法）“教会”（公立学校）、“神职人员”（公立教师），并且象宗教一样坚信自己的“不容置疑”。
　　这还不是全部，在各种专栏文章、脱口秀、讲演、访谈中，科尔特这张大嘴不断蹦出惊世骇俗的言论。911之后，新泽西州有四个“911寡妇”联名批评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且推动成立了“911　委员会”，调查布什政府在防止　911　事件中的失职。结果在　06　年　6　月的一次访谈中，科尔特说：“这些女人现在成了百万富翁，在电视、杂志上以名人自居，我还从没见过这么享受自己的老公之死的女人”。911之后，她写道：“我们应该去入侵他们（恐怖分子）的国家，杀了他们的领导人，把他们全给转变成基督徒。”后来，她又公开主张飞机场安检应该只针对穆斯林，省得浪费别人的时间，“一个航空公司最好的广告，就是：有最多的阿拉伯人起诉我们。”当别人问那阿拉伯人旅行岂不是很麻烦，她回答道：“他们可以坐飞毯啊！”在一篇专栏里，她写道：“民主党的主要选民，全是些吃福利软饭的胖子”，又说，“那些摇摆不定的选民全都是白痴选民，根本没有自己的原则，他们要么是自由派，但是如果智商高于烤面包机的话，也可能是保守派”。问到她是不是支持废除某些法律时，她说：“最好回到罗斯福新政之前”。谈到　93　年一个恐怖分子炸俄克拉荷马联邦大楼的事情时，她说：“当时他应该去炸《纽约时报》的大楼”。她还不赞同普选，因为她“觉得选举前应该有文化水准测试”……总而言之，科尔特的言论里，充满了种族主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精英主义、男性霸权主义、美国霸权主义的论调，所以往往是她大嘴一张，整个美国都要从沙发跌到地板上。
　　象她这样以“政治不正确”为荣的人，自然敌人满天下。民主党人、自由派、有色人种、穆斯林、穷人、女人都难以对她产生好感。去年她去某大学演讲的时候，有两个大学生干脆向她砸了两块饼。据说着名的自由派演员肖恩？潘有一个科尔特娃娃，专门用来灭烟头。相信科尔特吃早饭的时候，一打开报纸，也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话：“我希望科尔特这个婊子死在阴沟里，而且死得很难看，最好死后还有无数老鼠来吃她的内脏”。不过以她的心理素质，估计还能心情愉快的接着把早饭吃下去。
　　就连共和党派、保守派、右翼势力很少公开支持她。很多保守派表示，科尔特事实上伤害了保守派的事业，就算他们同意她的一些基本观点，也不同意她那种充满仇恨和恶意的腔调。
　　很多保守派刊物取消她的专栏，说她实在是“越界太远”。
　　但是如果你以为科尔特因此而活得可怜兮兮，那就大错特错了。她的“辛迪加专栏”，有上百个网站给链接。她的五本书，除了第一本，都曾荣登《纽约时报》的最畅销书目。最近的这本《无神论》，上市第一周就卖了近　5　万册，成了当时“非小说类”的销售冠军。究其原因，我估计左派买她的书，是可以抱回家拿放大镜找漏洞，右派买她的书，是因为私下里很窃喜还有这种“傻大姐”，敢于站出来说出他们自己不敢说的“心声”。何况如果你剥去她那些刺激性的语言，认认真真去读她写的东西的话，会发现其中也有不少理性和智慧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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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科尔特以前也没有这么“骠悍”，后来写的越多，得罪的人越多。得罪的人越多，被骂得越多。被骂得越多，越充满了愤恨。弄到最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脱掉所有“政治正确”
　　的外衣，来个思想的“裸奔”。懒得忸捏了，懒得话说一半留一半了，懒得笼络人心了。我就是骂你怎么着吧？！这不还是美国嘛。这不还是有保护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嘛。
　　也就是从这一点来说，科尔特也有她的可爱之处。虽然她的大部分观点都极其反动，但是她这份既不媚俗、也不媚雅的勇气，却难能可贵。要知道在美国的知识界、媒体界、城市精英界，自由派的声音的确是占压倒优势的。她一个本来完全可以靠色相傍大款的美女，楞是脱了舆论的高跟鞋、卸了政治正确的妆，在一个温文尔雅的言论世界里一往无前地裸奔，也算是英勇无畏了，只不过正如中国老话所说，很多时候，无知者最无畏。
　　“愤青”的下场诚如在中国社会，大好形势怎么也杜绝不了那么一小撮“愤怒青年“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美国社会也充斥着很多这样的愤青。他们忿忿不平的事有很多，比如他们对一种叫资本主义的事物经常嘀嘀咕咕，又比如很想把白宫那位老念错别字的先生送回老家，他们说将抽大麻非法化是变相的种族歧视，而且心系第三世界国家的血汗工厂，说什么也不买耐克鞋。
　　天下太平时，美国愤青们是没有什么市场的。他们大多衣冠不整，失魂落魄，龟缩在一些波西米亚式的咖啡馆里发发牢骚，最大的安慰大约是读读马尔克斯或者阿多诺，遥想　60年代，人们抓革命促生产，粪土当年万户候。
　　但是打起仗来就不一样了。伊拉克战争快打响时，美国举国愤青，上下出动，隔三差五跑到大街小巷上反战，一颗颗愤世嫉俗的心终于找到了艳阳天。在愤青根据地纽约、旧金山等地，成千上万的愤青们从城市各个角落涌现出来，相聚在街头，以音乐，舞蹈，吼叫，骂娘，大字报，小漫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热爱和平的心声。愤青们在自越战以来默默无闻地度过了几十年后，终于赢来了又一个春天。
　　不过站在大街上浑水摸鱼地吼一两嗓子是一回事，站在讲坛上掷地有声地散布卖国言论又是一回事。有一个愤青，得意忘形，结果出言不慎，被和愤怒青年一样慷慨激昂的爱国青年们抓到把柄，被整了一个七窍生烟，给其它愤青们留下深刻教训：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他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他们的。
　　这位愤青就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一个　35　岁的教授　NICHOLAS　DE　GENOVA。在哥大一次反战集会上，他一时激动，说出了“希望美国战败”的卖国言论，更重要的是，他用了下面这个耸人听闻的句子，“我希望在伊拉克发生一百万次摩加迪沙事件”。摩加迪沙事件是指　1993　年　18　个参加索马里维和行动的美国士兵死于一场伏击的事件。
　　DE　GENOVA　的卖国言论引起了各界群众极大愤慨。爱国青年对　DE　GENOVA　竟然公开希望在前线抛头颅撒热血的美国士兵不得好死感到“震惊”和“恶心”。首先是　DE　GENOVA一两天之内收到成百上千“死亡威胁令”；群众的唾弃象雪片一样飞向哥大校长办公室、人类学系办公室；哥大许多捐助人威胁说如果哥大不解聘这个卖国贼，他们将不再资助哥大；105　位国会会员联名给哥大写信要求哥大解雇　DE　DENOVA；社会各界通过媒体对　GE　DENOVA发出了强烈声讨，称起言论为“**的”　，“令人发指的”　，“野蛮的”　，“无耻下流的”。
　　一时间，DE　GENOVA　成了美国“最受人痛恨的教授”。
　　这里有必要给爱国青年的群情激愤给一个小小注释。自去年伊拉克战争被提上日程以来，在美国民间，主战派其实一直深受反战派压抑——虽然“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主战的民众随着战鼓越敲越响而越来越多，但从街道政治的风采而言，经常是一个浩浩荡荡激情洋溢的反战示威和一个稀稀拉拉有气无力的主战示威相对峙。不说别的，单就反战的漂亮美眉比主战的漂亮美眉多得多这一点，就很说明问题了。在这种爱国青年士气低落的情形下，愤青的错误就成了爱国青年的最好炮弹——终于有扳回道义上的劣势地位的机会了，爱国青年们终于可以象愤青们那样义正词严一回了。所以虽然　DE　GENOVA　一再声称他只是在“象征性地使用摩加迪沙的比喻反对战争，并不希望美国士兵损失生命”也无济于事，因为爱国青年不怕愤青犯错误，就怕愤青不犯错误，此类“**的错误”对爱国青年们这么有利可图，澄清了就没劲了不是。
　　但是　DE　GENOVA　事件算是对愤青们进行了一次生动的国情教育。愤青们发现他们三十年不遇的反战狂欢节其实是四面楚歌。麦卡锡的幽灵早已浮现在美利坚的上空。人们开始抵制法国货，因为法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叫板；一些零售商开始拒销麦当娜唱片，因为麦当娜没事吵吵什么和平；某地方电台一个主持人公然号召谋杀一个反战分子；一些反战名人开始收到各种威胁和被取消公开露面的机会；一个教师因为穿反战汗衫而被解雇……一股政治寒流笼罩美国，再次证明了自由在“群情激愤”面前的脆弱。
　　不过也不用难过得太早。愤青的下场也并不总是这么悲惨，另一个美国着名愤青的故事就比　DE　GENOVA　的故事要振奋人心得多。这个超级愤青就是　MICHAEL　MOORE。MOORE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战斗在愤青第一线，他的愤怒品质纯正，营养丰富。如果要在全球设立一个诺贝尔愤青奖的话，他恐怕是当之无愧的得主了，至少也能和那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老愤青　CHOMSKY　平分秋色罢。
　　MOORE　最大的愤青作品应该就是他获今年奥斯卡最佳记录片的　BOWLING　FORCOLUMBINE（中译名《黑枪文化》）了。这个记录片以美国枪支问题为线索，以“都是美国惹的祸”为主题，彻底全面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国内国际上的种种劣迹。其中最经典的镜头就是将美国在亚洲、拉美、欧洲、非洲的警察行动和　911　串起来，以“无声胜有声”的方式精炼了回答了让美国人民困惑不已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憎恶美国？
　　当然，MOORE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和白宫里那一小撮“走资派”的观点是形成鲜明对比的。走资派们普遍认为美国的自由民主招致了全球性妒忌，很有点“红颜祸水”的论调。
　　MOORE　对“红颜祸水”论这么响亮的一记耳光，竟然能得到主流的奥斯卡奖委员会的承认，不能不使友邦感到惊诧了。
　　不出所料，MOORE　在奥斯卡颁奖会上表演了一场超级愤青秀。他在颁奖台上发表了如下言论：“咱们这年头，一个扯淡的选举产生了一个扯淡的总统。眼下这场战争更是一场扯淡。你们发扯淡的防毒气胶布也好，搞扯淡的橙色警报也好，俺就是要跟这场战争过不去。
　　布什啊布什，你咋不害臊。当教皇和　DIXIE　CHICKS　都瞧你不顺眼时，你也没啥混头了。”
　　如我们所知，MOORE　的讲话很快被一片嘘声和乐队演奏声给扑灭了。据主持人后来玩笑说，MOORE　被塞进他的车厢盖里拉走了。在当时战争正如火如荼地深入展开、爱国主义精神日趋高涨时，不难理解为什么　MOORE　一番欠揍的言论引起嘘声一片。也不难想象事后他会收到无数的威胁恐吓，成为众多媒体攻击的对象。
　　但是　MOORE　不愧是一代愤青之豪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在车厢盖里蒙头大睡了一阵之后，他觉得有必要以愤青老大的身份出来鼓舞一下日渐失势的愤青队伍了。
　　4　月　7　日，他在其个人网站上给愤青们写了一封鼓舞人心的信，大意是：同志们，我知道你们现在日子不好混，因为反战，你们有的失去工作，有的失去朋友，有的在心理上承受巨大的恐惧，敢怒而不敢言——但是告诉你们一些好消息：他们不是希望我的电影卖不出去吗？
　　我的《黑枪文化》票房比有史以来最卖座的记录片还要好三倍；我的书《愚蠢的白人》现在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排名第一，我的网站在奥斯卡颁奖会后一周是平均一天　1　千万到　2　千万的点击量；我又拿到了下一步片子的资助……总而言之，MOORE　给广大的愤青队伍带来愤青前线的捷报，证明了愤青的道路虽然是曲折的，但是愤青的前途还是光明的。
　　MOORE　和　DE　GENOVE　两大愤青的不同下场说明了什么？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我以为，它说明了以下两点：第一，要做好愤青，就不能犯“左派幼稚病”的错误，愤青要愤得有理有利有节，这样统一战线工作才能做好；DE　GENOVA　的教训说明了这一点。第二，虽然新麦卡锡的阴影笼罩着美国社会，但是愤青还是有其生存一席之地，愤青们完全可以用“敌退我进，敌进我退”的策略继续拓展生存空间，所以盲目悲观还为时过早；MOORE　的经验则说明了这一点。这两条经验教训，相辅相成，对致力于长期从事愤青工作的青年，应当引以为鉴。
　　对了，给广大愤青打气的一点小尾声。虽然政客们和大款们极力要胁哥伦比亚大学解雇　DE　GENOVA，哥大还是抵住了压力，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关于“言论自由权”条款保住了　DE　GENOVA　的饭碗。DE　GENOVA　出门避了两个星期风头之后，又于　4　月　11　日回到课堂，且愤青势头不减当年，说什么“一个吵吵闹闹的社会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是啊，诚如一位着名愤青指出的：我是愤青我怕谁？
　　敢飞希拉里宣布参选总统时，《南方人物周刊》约我“从女性从政的角度写一下”，于是写了这一篇。
　　有时我会想，希拉里？克林顿是否感到孤独。
　　她的名字总是和“唯一”、“第一”联系在一起。卫斯里大学第一位被邀请做毕业演说的学生、罗斯法律事务所第一位女性合伙人、唯一有自己的成功事业的总统夫人，唯一在丈夫卸任后谋求公职的第一夫人……现在，随着她　07　年　1　月　20　号宣布竞选美国总统，以及民意调查显示她在民主党参选人中遥遥领先，她还可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人们说，高处不胜寒。当这个总是微微扬着脸、抿着嘴、微笑都显得冷竣的女人以那些“唯一”、“第一”的身份面对咄咄逼人的记者、不依不饶的政治对手、媒体的冷嘲热讽时，是否会有某些片刻，希望自己可以象其他的女人那样，将幸福仅仅诠释为温馨的餐桌前，看自己的丈夫、孩子热火朝天地吃自己做的晚餐？
　　也许。
　　但是我们看到的，永远是那个勇往直前的希拉里。那个铁女人。事实是，当一个女性试图去承担比家庭更大的社会责任、实现比自立更辉煌的社会成就时，她就必须准备好成为他人眼光中的异类，准备好承受孤独。几千年的男权文化都在说，追求成功的女人是不性感的，追求成功的女人是不可爱的，追求成功的女人其实根本就不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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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一切正在改变。
　　希拉里参选总统，佩罗西成为美国众议院首位女议长，以及莱斯担任国务卿，使人们开始惊觉女性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怎么一夜之间美国政坛上出现这么多女性的面孔？
　　不，不是一夜之间。这些女政治家的崛起，以及目前美国国会中出现　15％的女性面孔、50个州长中出现　8　位女性，其实是过去一百多年女权主义运动终于开始开花结果。100　年前，女性在公开场合穿长裤都可能被投入监狱，而现在，这个新教国家脑海里开始闪现一个崭新的词汇：总统女士。
　　美国的女权运动有两个浪潮。第一个浪潮是在　1920　年代左右。当时的女权斗争主要是反抗制度性歧视，争取普选权、同工同酬、受教育权、婚姻自主权等等。1919　年宪法第　19　修正案授予女性投票权，是这一次女权斗争的标志性胜利。第二次浪潮是在　60　到　80　年代左右，主要是追求男女在社会经济上的平等，反抗那些“不成文的性别歧视”，比如在大学录取女生、职场女性升职方面的“心照不宣”的歧视。60　年代崛起的“平权法案”和　70　年代女性堕胎权的合法化，是这次女权运动的里程碑。与第一次女权浪潮举世公认的胜利相比，第二次浪潮的成果要模棱两可得多。毕竟，改变文化比改变制度更难。改变制度不过是重写一些法律条文，而改变文化却是要扭转几千年来形成的观念。
　　女权运动最大的敌人，莫过于那种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的女性观”：男女本来就有别，女人本来就是如此这般的，而男人本来就是如此那般的。很多人不去区分这些“男女有别”中有多少是自然禀赋造成的差异，又有多少是社会建构的后果。当女性试图摆脱“社会建构”的这个部分时，他们立刻搬出“自然禀赋”的那个部分，把她们对自由的争取、对潜能的发掘、对欲望的释放妖魔化成“女人想要变得跟男人一样”。
　　应该说，对女权主义的妖魔化比较成功。许多人无视女性在政治、社会、经济各种领域的明显落后、无视在中国还有无数女婴被遗弃、在不少伊斯兰国家女性连投票权都没有、即使在美国堕胎权还颇受争议、家庭暴力遍及全球等等显而易见的事实，却津津乐道某些激进女权主义者拒绝男性为自己开门、拒戴胸罩这样缺乏社会影响的偏激行为，在对这些鸡毛蒜皮的反复关注中构建一种“伪现实”、“伪问题”，从而取消女权主义的必要性。甚至许多女性自身，都对女权主义这个词唯恐避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