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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十日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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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休息一下再说。”
我们又游回海里，却不像刚才那样轻松自如了。我们躺在海面上想恢复体力，一会儿再游上岸。过了一会儿，忽然看到两个男孩走近正在指手划脚的姑妈跟前。他们甩掉衣服，一头扎进水里来救我们。他们教我们巧法子：潜入海浪里游到浅滩处，然后赶快站起来，在下一个浪头打过来之前就跑到岸上。我们四人手拉着手，终于爬上了岸。姑妈向我们的两位救命恩人道谢时，我和娜丹卡惭愧得看都不敢看他们一眼。
以后的两天姑妈禁止我们去海滩，作为对我们的惩罚。到了第三天，老太太开始可怜我们，便又带我们到了海边。刚到滩上，那两个男孩就过来对姑妈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海上保护她们。”
“也在岸上保护她们。”另一个又加了一句。
姑妈有点疑心地看了他们一眼，但还是同意我们和他们一起游泳。他们俩毕竟救了我们一命。后来，她也允许我们跟他们散步。但有一条规定：只能白天玩，然后他们必须把我们送回她手中。
我们四个人不久就分成两对，各自谈起了恋爱，娜丹卡和沙尔瓦，我跟阿米兰。起初大家一道出去，到后来就变成分头活动了，事先商量好集合的地点，为的是能一同回家。后来我和娜丹卡还学会从卧室的窗口顺着藤子爬下来。姑妈对我俩赞不绝口：“我的姑娘们可不像其他女孩子那样整天乱逛。她们俩像小鸟一样，天一黑就睡觉了。”
我们确实像鸟儿那么早就上床了，可过一会儿又爬起来，出去玩个不亦乐乎。直到一唱雄鸡天下白时，我们才悄悄爬回屋子。
最初我们只是夜间挽着手在林荫道上来回转悠。后来有一次我和阿米兰坐在海边的岩石上，他突然凑过来亲了一下我的脸。我吓得哭叫起来。那个可怜的家伙急得团团转，不知如何哄我是好。后来他穿着衣服和鞋子径直走进海水里，声称：“只要你还哭，我就喝海水。”说着，就一把又一把地捧起海水喝了起来，还不停地嘟嚷着：“太难喝了。恶心死了。”
我害怕了，向他喊道：“别喝了。别喝了。我不生气了。”
可那个小坏蛋答道：“你必须亲我一下我才停下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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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好让步。后来我越来越喜欢亲他，按照他的意愿亲了个够。不过仅此而已。
那真是个美妙的夏天……阿米兰带我到所有他喜欢的地方去玩。我们上山采野果，下海拾贝壳，坐小船钓鱼。我们一起憧憬着未来：他还有一年就中学毕业了，然后到列宁格勒上大学，到了夏天我们就回到海边。他教我游泳，使我的水平大有长进，遇到风暴，我们反而玩得更开心。我就像小海豚一样在浪里钻来钻去。而且我自己也出落得如同含苞待放的花朵一般丰满漂亮。那年夏天我换了两次胸罩的号码。
我和娜丹卡该回列宁格勒了。临行的头一天晚上，我和阿米兰恋恋不舍，在海边坐了一夜。他不能为我送行，因为有爱特丽姑妈在场，她会认为这太过分了。火车开动时，我们正闷闷不乐地看着窗外，忽然我们车厢的门响了一下，沙尔瓦和阿米兰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
阿米兰手捧一大把木兰花——他知道我最喜欢这种花。你们不知道，那次我在列宁格勒下车后，捧着花从车站走回家，一路上有多少人盯着我看。他们二人把我们送到阿德勒站才下车，分手时约好明年暑假再见。我们当时还真以为能够再见面呢。
家乡已进入秋季，黄叶开始飘落。而我只要一闭上眼睛便会听到大海的低语和阿米兰温存的声音。我还养成了一个坏毛勃—常常舔自己的嘴唇，想以此来重温他的亲吻。这个习惯持续了很久。那束干枯的木兰花被我钉在床头的墙上，花瓣落光了，花苞枯黄了，可每当我凑过去闻一闻，都能闻到一丝淡淡的清香，尤其是合上眼睛的时候。
我和阿米兰相互通起信来。他给我寄来他的近影，我将它珍藏在书包里。我学习成绩不如从前了。因为我的思绪常常飞回海边。
又过了3个月，到了大雪纷飞的时节，娜丹卡来我家小祝见到她我非常高兴，急不可待地把她拉进我的小屋，问题一个接一个，像连珠炮：“沙尔瓦给你写信了吗？你想他了吗？”
娜丹卡用迷惑不解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你说些什么呀，娜塔莎？是指夏天的那段小插曲吗？忘了它吧，那不过是逢场做戏罢了。旅游区的男孩常找度假的姑娘们玩儿，谁还真当一回事？”
“我就当回事。我和阿米兰都是真心实意的。”
娜丹卡笑得连气都喘不过来。
“你这个傻丫头，娜塔莎。你还看不出来吗，这事不会成功的。不说别的，首先你们的家庭环境就大不相同。好了，把阿米兰写的信给我看看。”
我像个傻子一样从书包里拿出信来递给她。娜丹卡边看边笑，随后拿起一支红铅笔，把信中的错字病句统统标了出来。我脸涨得通红，但又不好阻止她，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每一行里都标上红线，那些红线就像刺一样扎在我的心上。她读完后把信还给我说：“拿去给你的同学看看，再跟她们吹一吹你找了个什么样的男朋友。”
我一言不发地把信装进书包，当然不是为了给同学们看。
在阿米兰的下一封信里，我自己也注意到了许多错误，而且一心专挑错误却不看信的内容，因而也听不到他说这些话时的声音了。一个月以后，娜丹卡又来了，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
“嘿，现在清醒了吗？是不是不般配？别忘了，你父母绝不会同意你嫁给一个格鲁吉亚半文盲的。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到街上摆起蔬菜水果摊来。”
她又一次伤了我的自尊心。我们从小就认为做买卖，特别是个体经营是极不光彩的下贱职业。
“好了，我来帮你写封绝交信吧。他看了这封信准会把这件蠢事忘个一干二净。”
我同意了。她教我写了一封态度极为恶劣的信。里面的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内容我不想在这里细说，大意就是：你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小子，别痴心妄想了。你们格鲁吉亚人别不知天高地厚，还是老老实实地给我们种点水果，从游客身上赚几个钱算了。
娜丹卡一边口授这封令人恶心的信，我心中暗自盘算着：绝不能把信寄出去；等她一走，我就把信烧掉。可她比我精明得多：她把信随身带走了。
“说不定你会变卦的。我既是你的姐姐，就要拿出做姐姐的样子来，免得你在这场丑事中难以自拔。不然我就把这事告诉你父母。”
那封信就这么寄给了阿米兰。他没回信，一个字都没给我写。我把木兰花从墙上摘下来，只留下一小片叶子夹在书中，后来也弄丢了。
5年以后，我和娜丹卡都结了婚，而且非常幸福。一天她对我说：“还记得那年暑假的小插曲吧？你知道吗？我当时深深地爱上了阿米兰。可追我的不是他，却是他的朋友，我简直气昏了。我逼你跟他吹，因为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忘掉他。不过，话说回来，现在这样的结局更好。他确实配不上你。”
我爱我丈夫，现在依然如此，可那次娜丹卡把真相告诉我后，我趴在枕头上哭了一夜。
我为自己的幼稚、愚蠢而伤心，也因别人的狡诈而感到恐惧。因为这件事，我和娜丹卡疏远了，后来连面都不见了。
大家对娜丹卡的狡诈都感到震惊，并一致同意花一天时间讲一讲“坏女人”的故事。
下面轮到瓦伦蒂娜。她说：“你表姐给你灌输民族沙文主义这固然不对。我们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你同格鲁吉亚人结婚，这无可厚非。不过有一点你表姐是正确的：你和他不会有共同的志趣和抱负，况且没有这些，你们就不可能建立稳固的家庭。姐妹们，我的初恋没有任何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是建立在共同的志趣基础上的真实的、强烈的感情。请大家注意听。”
故事之五
由瓦伦蒂娜讲述。她是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干部。故事虽然简短，却足以表明她对健康的苏维埃家庭的观点。
我和巴威尔·彼得罗维奇都是从大学直接分配到地区共青团委员会工作的。他任指导员，我给他当助手。我们配合默契，逐渐产生了感情，后来就决定成立一个健康的苏维埃家庭。同志们都非常支持我俩，并着手为我们要房子。我们分到了一个单元后马上就结了婚。
现在生了儿子，我们还计划过3年再生个女儿。我们的家庭非常幸福，我想这是由于我们当初头脑都相当清醒，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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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听完瓦伦蒂娜的短篇，都觉得这不像是谈初恋，倒像是作了个简短的政治报告。于是便急着想听阿尔宾娜讲。这位迷人的金发女郎在妇产医院住院都不忘化妆打扮，还带了一大包进口的化妆品。
“喂，瓦伦蒡娜——不知你姓什么——你刚刚讲了你的健康家庭，”阿尔宾娜说道，“但据我看来，会干的男人才是好样儿的。人们都这么说，对吧，吉娜？而且，作为男人，还应该给他的女人提供物质上的享受。有一点我同意你的说法：女人的一切烦恼都来自我们的幻想。可我要问问大家，这些幻想从何而来呢？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被干得不够，就拿你来说吧，瓦伦蒂娜，你结实的身材和朴素的发型是一副典型的政工干部模样，人家一看就知道你级别不低。可有时你也脸红，眼睛也闪闪发亮，这都是掩饰不住的。你刚才讲了健康的苏维埃家庭……但我敢打赌，你在床上跟丈夫谈的绝不会是什么全体会议公报之类。这你无法否认。好了，姑娘们，现在我给你们讲讲我那美好的初恋，准把你们都震了。”
故事之六
空姐儿阿尔宾娜给大家讲当今的纨袴子弟是怎样寻欢作乐的。她还讲了一种在青年中极为流行的“野菊花”游戏，以及其它一些在我们发达的社会主义时代里所进行的性革命的种种见闻。阿尔宾娜在对爱情的追求中历尽磨难。由此发生了下面的故事。
快过年了。我刚刚又做了一次流产，才出院，就接到朋友们的电话：“阿尔卡，来跟我们一起过年吧。”
我很爱交际，朋友多极了。这些朋友不是父母有钱，就是自己能赚大钱——倒爷，发廊老板，还有高级饭店的哥儿们姐儿们。都是些纨袴子弟。能跟他们去玩当然好——好吃好喝这不用说，而且都是平日见不到的紧俏货，还有跳舞，吸“草”，玩“野菊花”什么的。可我刚做完流产，对“野菊花”不太感冒……什么？你们居然不知道什么是“草”和“野菊花”？唉，也难怪，你们压根儿就没见过。“草”就是大麻，印第安麻。对人没什么害处，很柔和的一种，却能令人腾云驾雾，心舒体泰。至于“野菊花”，那是年轻人玩的。女孩子们躺在地毯上，头朝中央，腿向周边伸出去，组成一朵野菊花形状，然后哥儿几个一起上来轮换着……你们这帮幼儿园水平的娃娃，别大惊小怪好不好？要是不爱听，我就不讲了。我最讨厌假正经。我要真带你们到一个这类场合，敢保证你们还没进门就急得要脱裤子。如果没体验过生活的种种乐趣，就老老实实地听着，也许能学点什么。好了，我是讲下去还是停下来你们说吧。那好吧，我就接着讲……我决定先去找其中的一位朋友，看看她给我找的“老头儿”怎么样。要是她糊弄我，我就叫辆出租找别的朋友玩儿去。
我去了朋友家。屋里很暗，一切正常。他们都坐在那儿看电视，是普格乔娃那个傻帽儿演的电视剧。我坐在躺椅上，开始打量“老头儿”，可黑咕隆咚的也看不太清。他跟别人没什么两样，只是他的西服是在高级服装店订做的，这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朋友和她的那位相拥而坐，真像一对恩爱的小两口。她的那位是饭店的经理，我们通过他可以认识好多老外。干吗认识老外？当然是探讨国际局势呗，这还不明白？
普格乔娃总算哭完了，我朋友开了大灯。姑娘们，我一眼就相中了这家伙。你们还没看见他的西装、衬衫、手表呢——都是地地道道的洋货。根本不是船员们带回来的洋垃圾一类的东西，全都是正宗的名牌儿。于是我冲他飞个媚眼，又甜甜一笑，挺了挺奶子，一门心思想迷住他。他把我从头到脚细细打量一遍，似笑非笑地说：“主妇的酒柜大概空了吧。
该喝点什么上路了。“
我朋友赶快去拿酒，我留在这儿惨兮兮的。这头蠢猪，我想，他竟然不理我。可我还是鼓起劲儿站起来，这儿露出条腿，那儿又露出点屁股，过去帮我朋友拿杯子。我注意到我那位英俊少年这时正用赞许的目光瞧着我。要的正是这种效果。我走过去把电唱机打开，然后转过身，随音乐扭了起来。
这回他靠在椅子上好更仔细地看我。他以鉴赏的目光打量着我的身段儿。我觉得我已经迷住了他。
长话短说，总之我把他勾上手了，姑娘们。他把我带回他的住处，开始了一段妙不可言的爱情。他先让我把自己的衣服都扔了，给我换了一套行头，然后就带我去了黑海。之后我就跟他出国了。我成了他的随身翻译，尽管我压根儿就不懂英语或其它外语。可他逼我学外语，为此我至死都对他感激不尽，因为我现在飞的是国际航班。
要是我想自己挣点体己钱，最不济我也能找个持不同政见者，有时还能拉到外国官员。
跟他的那3年里，我见到了你们做梦都想不到的生活，也去了好多你们根本看不见的地方。
我期满以后——他只要20岁以下的女孩——他没像那帮畜生那样把我一脚踢开，而是把我安置到民航当了空姐儿。这就是我的初恋。
听完阿尔宾娜讲的故事，有人惊得合不拢嘴，有人笑得喘不过气。“谢谢你，阿尔宾娜，是你让我们大家开窍儿了。
现在我们总算明白了什么是新潮青年的爱情。阿尔宾娜，真有你的。“
只有“浪荡女”吉娜站在阿尔宾娜一边。“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女孩走这条路也许是因为家庭所迫，或有什么难言之苦，咱们并不了解。从劳改营出来后，我被发配去垦荒，我在那儿算是亲眼见到了那些女孩子的遭遇。她们都是纯洁的小姑娘，有的还是共青团员，到那里去劳动……”下面该轮到佳丽娜讲了。她身材瘦小，头发浅黄，看起来就像个小姑娘。
她老是捧着本书看，现在听了大家的故事后变得活跃起来，还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
故事之七
不同政见者的妻子佳丽娜讲的是她这位“简·爱”式的人物在一次给朋友帮忙的机会中，在苏联政治劳改营里找到了幸福——当然，她自己并不是那里的囚犯。
你们肯定听说过持不同政见者。我丈夫就是其中一个。他也是我的第一个恋人。
大家能看出来，我长得不漂亮，不是那种让男人着魔的女人。我很瘦，戴副眼镜，很不起眼……我到了20岁还没被男人吻过呢，我自己也不大想这方面的事。我酷爱戏剧和诗歌，那时是国家艺术学院建筑分院的学生。当然我有朋友，还不少呢。其中一位是很要好的中学同学，叫柳德米拉。上了大学后虽不常见，可一见面就聊个没完，甚至能聊个通宵。
我们的友谊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了，因为我们都喜爱诗歌。
那时大家都迷上了叶塞宁的诗，后来又迷上了一阵阿萨多夫，而我们俩已经在啃茨维塔耶娃和曼杰利什塔姆的作品。此外，不知什么原因我俩都读吉卜林的作品，还把其中最喜欢的一首小诗谱了曲子一起唱：我从没见过美洲虎，也没见过犰狳——在它的甲胄里伸曲，我大概不会看到，除非我去里约热内卢才会见到这些奇兽——滚落吧——滚落到里约热内卢——真的滚落到里约热内卢。
啊，我真想滚落到里约热内卢
趁我还不老的时候。
上了大学后的一天，我去看望柳德米拉。
她正在包包裹，还一边兴高采烈地唱着我们编的歌，不过歌词却有所改动：我从没见过英雄们大胆发表意见，直到他们被关进监牢，我大概不会看到，除非我去古拉格才会见到这些英豪——滚落——滚落到古拉格——真的滚落到古拉格。
啊，我真想滚落到古拉格
趁我还不老的时候。
在我接着讲下去之前，咱们先约法三章：我讲的这一切你们就当没听见，以后在任何场合都不要提起。尽管我不会透露太多，也不用真实姓名，但还是提醒你们几句为好。这些话尤其是说给你听的，瓦伦蒂娜。不管怎么说，我并没掌握任何国家机密，所以作为党的干部，你的良心不必不安。大家都同意吧？那我就接着讲。
我便开始怀疑我的好朋友是不是跟持不同政见者有什么联系。有时从她那里能听到一些报纸上见不到的消息；有时对那些人人都在谈论却没有人明白的书籍，她能做出解释。她总是很公开地亮出自己的观点。
有一天我去找她，发现她泪流满面地坐在那里，桌子上摆满了不易搞到的紧俏食品：熏肠，速溶咖啡，贴着外国商标的罐头食品，还有一罐鱼子酱。
“老天，你这是怎么啦，柳德米拉，”我问她，“对着一桌子好吃的你还哭？这太不合情理了。”
柳德米拉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说：“佳尔卡，真是老天有眼，派你来助我。听我告诉你。你知道那次班机事件吧？”
“知道，你给我讲过。”
“这三年来我一直在探望一个小伙子，他因为那次事件被判得不轻。”
“到哪儿探望？”
“哪儿？弗拉基米尔的中央政治犯监狱。我的身份是他的未婚妻。他没有亲人，也没有结婚。我一直在申请和他结婚，可还没批下来。现在他又被送到劳改营。到了探监的日子了，可我脱不开身。我母亲病得很厉害——昨天刚住院，准备动手术呢。没人能替我去看他，他们也不会放别人进去的，因为他的档案里只注明我一个人。你我长得很像——你可以冒充我去看他。”
开始我真吃了一惊。我非常害怕，这很自然：到政治犯集中营去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可看到柳德米拉哭得如此伤心，为他感到如此难过，我便有些动心了。她拿出他的信来给我看，每封信里都是对她的感激之辞，都洋溢着热情；这一切都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我想象着他在那里焦急地盼着、等着，却空等一唱—柳德米拉和我长得确实很相似——小时候人们都说我们是姐妹俩。况且这个想法多么富有浪漫色彩。于是我决定去一趟。
柳德米拉高兴地使劲亲我，差点把我吃了。她又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路怎么走，找谁，怎么说等等——还有一些不便在此透露的细节。
在去那个被上帝所遗忘的莫德维亚的路上，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大包小包的食品几乎把胳膊压断，至于交通——只好赶上什么就坐什么。一切都是那么陌生。没有柳德米拉在身旁，恐惧渐渐占了上风。
到了集中营后我愈加害怕：简直就像描写德国法西斯的电影中的镜头。瓦伦蒂娜，请你不要发表议论好不好。集中营就是集中营，不论大门口是挂着五星还是……d字，对于里面的人来说都同样恐怖。也请你不要忘记那个地方曾经关押过多少你们的党员同志。不，这不是从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里看到的，虽然我读过他的书。这是我们的赫鲁晓夫从上面向人民大众公布的消息。好了，我们讲的是初恋，不谈那些。
他们让我填了几张表，然后领着抖得半死的我穿过一条走廊，来到会见室。屋内有一张很长的桌子，桌子的两边放着椅子。他们让我坐下等着。屋里就剩我一个人时，我抖成了一团。一会儿，要是我的“未婚夫”被带进来后，我该怎样做呢？我知道他的名字，也见过他被捕前的照片，大概能够认出他来。可我该怎么跟他打招呼，才会使他立刻明白我是替柳德米拉来看望他的呢？要是他说：“她不是我的未婚妻，我不认识她”可怎么办呀？也许他们带进来的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人，那可怎么办呢？这屋里也可能同时安排了其他人见面，我要是认错了人，把别人的兄弟或丈夫当成了我的未婚夫，那又怎么办呢？除此之外，我该怎样跟他打招呼呢？
是简单地问候，还是过去吻吻他？这些问题搅得我头昏脑涨，出了一身冷汗。心里嘀咕着：我肯定会露出马脚来，然后也被送进去，因为用了柳德米拉的证件，最后连她也得被抓进来，至少得关她十年。这时，我看见卫兵带进来一名身穿囚服的高个儿小伙子，我立即冲了过去，伸手搂住他的脖子喊道：“斯拉瓦，亲爱的。亲爱的。”又吻起他来。同时还小声告诉他：“我是替柳德米拉来看你的……”他也拥抱了我一下，看了看我，眨一眨眼。之后他把我紧紧搂在怀里开始亲我——我几乎快晕过去了。他一边亲我，一边低声说：“告诉柳德米拉，盖克在医院里病得很重。他需要动手术，可他们只给他吃止痛片。我们为他的性命而担忧。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声援活动。“
卫兵把我们分开，让我们中间隔着桌子坐下，然后他也坐在旁边听我们谈话。可是我们有什么可谈的呢？有好几次我们互相询问健康情况。然后沉默了一、两分钟。我忽然想起来，应该把我的实际生活情况告诉他——家里一切都好，我父亲已经在托斯可夫买下一幢名符其实的消夏别墅，附近有湖，还有个跳水板。我们全家下个月就去度假。突然他来了精神，用更加友善的声音问道：“是科波亚威湖还是运河？”
“就是跳水板后面的半岛。”
“我祖母曾在那里住过，你们是有意选中那个地方呢，还是巧合？”
“是巧合。我们的一切都是巧合。噢，你别生气……”“我怎么会生气呢，我非常高兴。你比上次来时更漂亮了。”
虽然柳德米拉和我长得很像，可她比我有趣得多，而且会打扮自己。跟她相比，我就像个十足的女学究……所以我感到局促不安，可斯拉瓦用那种目光盯着我，一直看到我的心。
以前从来没有人用这种眼神看我。而且从他的眼睛里就能看出他是个心地纯洁、而又异常深刻的人。我刚才的不安消失得无影无踪……请你别这样，瓦伦蒂娜。你讲你的模范家庭时我可没打断你。难道你还没注意到我只字不提政治？我们只不过在谈论爱情，没别的。其他人还想听吗？那我就讲下去。瓦伦蒂娜，你不想听可以找本书看。
第一次见面我们还谈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到时间了。我跑这么远的路就为了这两个小时。斯拉瓦走过来，抱住我的肩膀，默默地吻了一下我的脸，又吻了一个我的手。这两个吻简直太让我吃惊了。
他们把他押走了。我带来的食品，卫兵只允许他拿了些苹果和一点香肠。这个卫兵还算不错呢，后来有的人连这些都不准他拿。我只好再把东西带回去。
回到列宁格勒后，我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向柳德米拉汇报了关于盖克的情况。我以后几乎天天都去她那里。她很惊讶，而我又不好意思问她斯拉瓦来信没有。后来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说：“斯拉瓦刚刚来了封信。我想可能是是写给你的……”我接过信读了起来：“亲爱的柳达，上次我一见到你就知道我一生中苦苦寻觅的就是你这样的姑娘，你支配自己的不是思想、观念和高尚的情感，而是一种极其自然的和蔼与善良，那样慷慨，又是那样纯情……”信中还有许多美丽的辞句，都是写给我的，不是给柳德米拉的。我的好朋友瞄了我一眼问道：“我们的斯拉瓦是不是找到真正的未婚妻了？”
“现在还说不准。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所以请你告诉我怎么申请和政治犯结婚。”
下次探望斯拉瓦时我用的是自己的证件。我担心他们会不让我见，又怕碰见上次的卫兵和狱长，他们会发现我又换了名字。结果还算顺利。三年以后，我们得到许可，结婚了。
安德鲁什卡就是我在一次探监时带回来的小东西。现在他的爸爸正在流放，等我儿子再大一点、长得壮一些时，我们就去加入他爸爸的行列。
“原来不同政见者就是这样的。”爱丽什卡听佳丽娜讲完后叫道，“我还以为你们是一种特殊的人呢……”“还能长着4只耳朵？好能收听敌台？”娜塔莎笑道，“人就是人。我们单位有个不同政见者，他从前搞过征集签名，可现在特别老实。显然，时代不同了……不是被抓进去，就是一走了之。人们都这么看。”
接着大家又谈起了政治犯的妻子。她们还把19世纪和20世纪做了个比较，看看到底哪个时代政治犯的妻子更不容易。多数人认为上个世纪的要更难一些，特别是对于那些十二月党人的贵族太太们，因为今天的妇女对苦日子已经习以为常了。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
“我从电影里看到那些十二月党人的老婆在西伯利亚游荡时，个个都穿着毛皮大衣，那款式、质地，嘿，没说的，准震了阿尔宾娜这样的时髦女郎。依我看哪，有这样的大衣穿在身上，还有什么受不了的罪。”
这通议论自然又是流浪女吉娜发表的。忽然，拉丽莎想到了尼尔娅：“尼尔娅，现在该给我们讲讲你母亲的事了吧？我记得你开始时曾提到她的猫皮大衣。”
“好吧，我讲。只不过这不是关于初恋的。因为我没能像正常人那样体验初恋，这里讲的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够。”
故事之八
音乐教师尼尔娅在这里讲了她是如何先学会了恨，而不是爱。本书作者把这个中篇敬献给那位最善良的俄国诗人——诺姆·柯扎文，他曾写过一首题为“人折磨孩子”的诗，写的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孩子们。这首诗在苏联的劳改营广为传抄——这都是作者亲眼所见。作者还建议那些对尼尔娅的故事并非无动于衷的人找来诺姆·柯扎文的诗读一读。
我在大战的前夕生于利沃夫，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波兰人。我总觉得自己是犹太人这倒不是因为犹太民族习惯让孩子随母亲的民族，而是我自己的一种感觉……你们以后就会明白。
我的父母都酷爱音乐。我对那时生活的唯一记忆就是母亲在弹钢琴。后来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我一直以为那个记忆是一场梦：那时的生活怎么会那样美好？窗户半开着，和风荡起带花边的窗帘，花边轻轻地触着钢琴。母亲坐在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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