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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十日谈-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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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彩排后回家，我刚出剧院就见两个人在楼后面的空地上格斗，仔细一瞧，又是他俩——“皮乔林”和“格鲁什尼斯基”。把“格鲁什尼斯基”打发回家后，我同“皮乔林”
上了车，因为我想跟他谈谈。我给他解释了半天，说奥兰卡有权自己选择，但他怎么也听不进去，最后我生气了，因为这个傻瓜很可能会把这出戏弄砸了。
突然想出个主意，我对他说：“好吧。我已听烦了，你总是说你要杀了他。你要杀了他——那就杀吧。正式上演的那天我给你弄一只能用的老式手枪和一发子弹。你可以就在舞台上杀死他。但别忘了，责任由你自己负，而且你将会失去奥兰卡，这一点毫无疑问。”
没想到这时他还不开窍，把我的话当真了。“她会等我的。”
“很好，我们已达成协议。同时我要你答应我，在公演之前不要干扰彩排，不要再演别的戏。你答应吗？”
他答应后，我们就分了手。
彩排开始平静地进行。我真心希望在公演之前“皮乔林”又迷上了别的姑娘，或者忘掉了我的承诺。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公演前他神色诡秘地来找我，问我是否忘了自己的承诺。
“都准备好了，”我回答道。“你今晚再认真想想，要是改变了主意，明早就打电话告诉我，我希望你一觉醒来会变得聪明点。”
第二天早上这个傻瓜真的打来电话，不过，他问我答应的事情是否已准备好了。我再次告诉他，一切就绪。然后我去找老道具员，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他忍不住大笑了一阵，他找到了一把别致的手枪，可以装火药，也可以装膛塞，但勾动扳机时只能发射一个普通的帽儿，像玩具枪一样。他把枪递给我，说：“要是个正常人我不给他这样的枪。但‘皮乔林’是个傻瓜，他入了戏就出不来，我太了解这些演员了。”
马上就要公演了。我来到“皮乔林”的化妆室，把枪也带上了。我故意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把一盒潮湿的火药和一只膛塞给了他，还教他如何使用。然后我就走了。可怜的演员。没人正经拿你们当回事。想到有这么真诚的“皮乔林”为今晚的演出卖力，我得意极了。哪个导演都得依靠这样的演员。
长话短说，我的“皮乔林”演得出色极了，而且他带动了所有的演员和工作人员。他那充满悲剧色彩的眼神吓得玛丽瑟瑟发抖，而格鲁什尼斯基则面色苍白，好像他真的意识到了迫在眉睫的死亡。决斗开始了，皮乔林开了火……他自己倒下了。
自然，格鲁什尼斯也倒下了，故事情节需要他这样。但他还在动，而皮乔林却昏死过去。观众断定这是大胆的创新，于是欢声雷动。演出大告成功。幕布降下，我急忙跑过去看皮乔林，公主玛丽也跑了过来，我们把他弄醒，他第一句话就是：“我打死他了吗？”
你们可以想象这可怜的小伙子入戏多深。我摇摇头，平静地说：“没有，药是潮的。”
公主玛丽听到此，目瞪口呆地望着我俩，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皮乔林”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全剧团的人。大家都笑“皮乔林”，说他傻，特别是“格鲁什尼斯基”。但公主玛丽，也就是奥兰卡·拉皮娜，却深深地爱上了“皮乔林”，并嫁给了他。一年以后他们决裂了，“格鲁什尼斯基”去了别的剧院，不久人们就忘了那件事。这是戏剧界常有的事。
现在轮到爱丽什卡了，通常她都是讲每天的最后一个故事。
故事之十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述。说的是她怎样报复邻居，以及何以大获成功。
我们楼有个令人讨厌的邻居叫克拉芙迪娅·伊万诺芙娜。一到夏天我们那儿充满了各种小动物：臭虫、蟑螂、土鳖、苍蝇。因为我们住的一楼十分潮湿。唯独克拉芙迪娅声称，她的房间里没有这些小东西，因为她是个干净人，而我们都是脏猪。她说得也有点道理：克拉芙迪娜·伊万诺芙娜不工作，她是个寡妇，丈夫原系军界要人，试验火箭时死的。
所以她有一大笔养老金，一人住35平方米的房间，而邻居们总是三五人挤在一个房间。其他人都得去上班，下班后便回到这些拥挤的小房间，而克拉芙迪娜整天在家清扫房间，擦洗水晶制品、瓷器，带她的狗散步。她的狗是只老长毛狗，有个十分令人讨厌的习惯，夜里汪汪乱叫，吵得满楼道的人都睡不着觉。我们提出了抗议，要求她领它去兽医站看看，晚上给它吃安眠药或别的什么东西。最后大家实在忍受不住了，坚决反对她养狗。她摆出一副贵妇人派头嘲笑我们说：“你们不能阻止我养狗，我也不能阻止你们养臭虫、蟑螂。”
她轻蔑地哼了一声便回她的豪华住室去了。
我们感到十分羞辱，我甚至都哭了。我是哭了，但我从此决定报复她。我把家具彻底清扫了一遍，把沙发弄了个底朝天，在墙角摸到了十多个臭虫，用空冰淇淋筒装了起来，然后我去拜访克拉芙迪娜，假意再次要求她去给她的狗治玻我坐在她那宽大的沙发里跟她谈，趁她不注意时把筒里的小动物倒了出来。
从此奇迹出现了。几天后克拉芙迪娜第一次开始抱怨有臭虫咬她。邻居们很同情她，堂而皇之地说：“要紧的是讲卫生。？”
但从此以后我们房间的臭虫绝迹了，这太奇了。你们知道，我们过去喷过多少药都不管用，而现在居然全不见了，就好象它们搬了家。我把放臭虫的事悄悄告诉了我姐姐。她着实给乐坏了，然后说：“很清楚，克拉芙迪娜吃得好，保养得好，血液丰富、甘美。自然那些臭虫不愿跟我们挨饿，而且我们这儿连它们睡觉的地方都很少，这些可怜的小宝贝儿。但后来你拿过去的臭虫回来告诉它们，说隔壁有好多好多好吃的，还有好多地方睡觉。于是它们就搬了过去。”
爱丽什卡天真的报复和她姐姐的惊人智慧，逗得大家捧腹大笑。然后大家便安静下来开始睡觉了，《女人十日谈》的第八天就这样结束了。
第九天
高尚行为
第九天早上，奇迹发生了。像往常一样，护士进来了，用车推着一只筐，里面装的全是包裹，是女人们的亲戚或丈夫寄来的。每人都有，当然，浪荡女吉娜和拉丽莎除外，只有两个同事来看过拉丽莎，而来看吉娜的人一个也没有。其他人每天都能收到包裹，因为医院的伙食不够吃。
分完包裹，护士突然又从筐底拉出一个大包，问：“你们谁叫伊万诺芙娜？”
“是我。”吉娜回答说。
“这是你的包？”
“不是我的。一定是另外一个伊万诺芙娜。不会有人给我寄东西来的。”
“吉耐达·斯蒂色诺芙娜·伊万诺芙娜。10号病房。对吗？”
“对。”
“哎，别耽误时间。”
护士生气地把包扔到吉娜的床上，推着车就走了。包被撕开了，几只橘子、苹果掉了出来，滚到床上和地板上。女人们急忙把它们拾起来整整齐齐地摆在吉娜床头。她闷头坐在床上，不敢再看包里还有什么东西。最后她还是撕开了里面的包，大家都看见了里面的东西：蓝色法兰绒睡衣、蓝拖鞋、镶花边的白睡裙。还有其它一些小包或小盒子，但此时吉娜对这些东西并不感兴趣：她的手颤抖着翻弄这些礼物，寻找着最重要的东西。终于她找到了一封信，撕开信皮，抽出一小片儿纸，迫不及待地看起来，看完信便一头扎到枕头里哭了。
“怎么了，吉奴丽娅？”阿尔宾娜急忙跑过来问。“为什么这么伤心，信是谁写来的？”
吉娜默默地把那片纸交给了她。阿尔宾娜读完信感到十分惊异。“吉奴丽娅，这太棒了。我可以读出来吗？”
吉娜点了点头。阿尔宾娜大声读起来：“亲爱的吉耐达，我没法忘掉你，一直在找你。
简直是奇迹，我找到了你。本想可能一两年之内才能找到你，没想到现在就找到了。寄上睡衣、睡裙和拖鞋，这样我妻子就不会穿着病号服走动了。我为我们的儿子买了许多东西，我看你时带去。我想念你们母子，尤其渴望见到你，哪怕就看一眼。务必给我写信，告诉我你们的窗户朝哪边。你幸福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伊戈尔。“
“真是奇迹。”爱丽什卡欢快地喊叫着，在她床上跳了起来。
“他怎么找到你的，吉娜？”娜塔莎惊奇地问。
“我不知道……”吉娜窘迫地回答说。
“但我知道。”阿尔宾娜突然大声叫道。“瞧那两个人，她们正偷偷乐呢。”她指的是佳丽娜和拉丽莎，两个人正并肩坐在佳丽娜的床上，试图装出一副旁观者的样子。“她俩是策划者。我见她们在盥洗室写信来着。当时我还以为佳丽娜要动员拉丽莎再次参加不同政见运动，策划什么抗议活动呢。哎，承认了吧，是你俩给伊戈尔写的信，对吗？”
佳丽娜和拉丽莎只好承认，是她俩给伊戈尔写信，把他未婚妻的情况告诉了他。拉丽莎和佳丽娜焦急地望着正在抽泣的吉娜。“吉诺契卡。请原谅我们。我们本以为做了件好事……但最后还是由你决定，你可以仍旧拒绝伊戈尔·米哈依洛维奇。”
吉娜抬起了头。“现在没必要了。”她抓起蓝色睡衣，使劲用它擦了擦眼泪。
五分钟后，吉娜把这些时髦衣服全穿上了，然后把换下来的印有医院字样的破旧黄衬衣、脏灰睡衣和打补钉的拖鞋，一只是黄色的，一只是褐色的，通通还给了护士长。
早上这件事使女人们一整天都没平静下来。她们相互耳语，时不时瞟吉娜一眼，感到很快乐。吉娜默默坐在自个儿的床上，脸上挂着甜蜜和幸福的笑意。
故事之一
生物学家拉丽莎讲述。说的是一位备受其夫之害的妇女决定不再跟他离婚并因此而挽救了他。
我有个姑姑叫柳德米拉。我出生时她才十几岁。大家都叫她柳德米尔卡，可我当时叫这个名字太吃力，于是就叫成了“德尔卡”，并且习惯了这种叫法，直到现在还这么叫。
德尔卡18岁时嫁人了。可她的婚姻并不幸福。她丈夫波里斯是个电工，整日酗酒，打老婆。记得她做姑娘时就很瘦弱，眼睛暗淡无光，头发干枯。婚姻的不幸把她折磨得更不成样子了，到40岁时她已老得象个老太婆。可后来奇迹发生了。大家都知道那句俄国谚语吧，“四十是女人的黄金时代。”
而德尔卡45岁时却焕发了青春。
那是从她儿子参军时开始。德尔卡早就对她母亲讲过，只要儿子一长大，她就跟丈夫离婚。这自然是因为他酗酒。所以沙约扎参军后德尔卡就离开了家。“好了。我受够了。”她说。她找了间房子，又换了工作。她以前在一个车站的订票室当出纳员，工作很累，时间又长。谁都知道在车站排队买票的队伍有多长，有时人们一排就是好几天。他们又累又乏，等排到售票口时人都快散架了。这种工作德尔卡做了近二十年，仅仅为了多挣几个卢布，因为波亚姑夫把钱都花在喝酒上了。后来她在旅游局找了个差事。那里的气氛可大不一样，顾客也迥然不同。人们都在度假、旅游，他们幸福、愉快。德尔卡自己也开始旅游：她经常买上一张减价车票到塔林或南方的什么地方去玩。在旅游局工作的人员都享受减价车票待遇。她开始打扮自己。她从前一直挽着头发，现在则剪成了短发。这时她才发现她有着多么漂亮的灰色头发。她疲惫的眼睛开始变得闪闪发光，似乎在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幸福。她甚至连走路的姿势都变了，而且似乎身高每月都在长。不久，她有了恋人，那人一直都在打光棍儿，到40多岁了才忽然决定结婚。他有点老派，这正合姑妈的胃口：没有污言秽语和粗鄙之举，只有鲜花和吻手礼。他自己有辆汽车，因此每天上下班接送她。我和妈妈都高兴极了：德尔卡45岁才享受到青春的快乐。
但她的幸福还没开始就被毁掉了。一天波亚姑夫打来电话，说他要住院，让姑姑去照看他们的房子。德尔卡问道：“为什么？你要长期住院吗？”
他相当平静地回答：“我可能会死在那里。我得了癌症。
你要好好看管咱们的房子，以免将来儿子回来没地方祝你如果能把我的丧事办得象样些，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德尔卡不顾一切地回去了：她的确离开了丈夫，但现在他病了，她至少也应该亲自把他送到医院埃他住进一家癌症医院，准备动手术，因为酗酒过度，他得了喉癌。他的手术看来相当成功，德尔卡带着大包小包去看他，陪他，给他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不久他就出院了，出院前德尔卡同医生谈了一次，医生说象这样的病第一次手术后往往会复发，因为病毒不仅危害了咽喉，同时也侵入了胃肠、肝脏。“要让他身体的整个系统积极地抵抗病毒的进攻，这是唯一的希望。这就看病人有没有康复的信心了。人们往往一听说自己得了癌症就自以为死期不远了。”
听了医生的话，经过深思熟虑，德尔卡终于下了决心。她回到家中，把凌乱不堪的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打开衣箱，她发现他已经把他所有象样的衣服全都换酒喝了，于是她决定给他买新衣服。她先买了一件质地考究的大衣。她想：“如果我给他买件衬衣或一套西服，他会以为那是为他准备的丧服。
为死人装裹一般都用好衣服，可从来没有用大衣的。他一看新大衣就知道我根本没想到他会死。“
她还为他买了套服、内衣、衬衫和新鞋，花了不少钱。我也解囊相助。后来姑姑跟我讲了出院前她把一包衣服拿出来时他的反应。他穿上衬衫、套服后说：“这下进棺材时可有衣服穿了。多谢了。”
“你为什么要想到死呢？”她严肃地问。
波亚姑夫哀伤地望着她，自怜地说：“唉，你明明知道我得了不治之症……”德尔卡双手叉腰，冲他喊道：“癌症。你原来是这么打算的？你这可怜的人得了癌症，是吧？你心里的小算盘我一清二楚。你想让我回来，是吧？亲爱的，然后你就可以打着癌症的幌子又开始酗酒。哼，真是痴心妄想。别急，先听我说。
我已经跟医生谈过了，知道你身上只是有一个小肿块。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我回来是因为你这儿还需要有人照顾。但你要记住，只要你喝一口酒，我马上就走。到那时候，癌症也救不了你。就这样。把大衣穿上。“
随后波亚姑夫看见她给他买的新大衣至少也得花100卢布，他立即平静下来，知道自己不会死了。
回到家里他对此更深信不疑，知道德尔卡根本没打算他死，而是想和他开始新的生活。
屋子已焕然一新，窗上挂着崭新的窗帘，更重要的是，一架漂亮的双人床取代了以前的折叠沙发。这时他终于相信了德尔卡。这件事给他触动很大。
他终于戒了酒，身体很快开始恢复。
还有什么说的呢？一年以后他彻底康复并开始工作，再也不喝酒了，德尔卡离开了恋人，起初他表示愿意等她，因为他知道波亚姑夫得的是什么玻但德尔卡异常坚决地表示，他根本不考虑她丈夫会死，她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活下去。他现在依然健在。故事到此结束，不过，还要加一句。德尔卡现在仍然漂亮，但她眼睛里曾闪烁的光芒消失了。她的眼神变得异常坚定。
听完了拉丽莎的故事，女人们说这没什么稀奇的，无私的妻子终生照顾有病的丈夫，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但是，如果谁能讲个丈夫像那样照料妻子的故事，”阿尔宾娜不无恶意地说：“我给她奖品——一管巴黎口红。”
“让我们看看。”娜塔莎说。
“给。看嘛？”阿尔宾娜一边问，一边从包里掏出口红递给了娜塔莎。
“我要看看跟我的颜色是否一样。好了，归我了。现在该吉娜讲，然后是我讲，我讲的故事跟拉丽莎刚才讲的差不多，只不过说的是男人。”
“好了。现在请吉娜讲点劳改营生活的情况。可以吗？吉奴尔亚。在劳改营就没有高尚行为吗？”
“当然有，为什么没有？如果你们不厌烦，那我就给你们讲一个。”
故事之二
流浪女吉娜讲述，说的是无私的母爱。
我讲的是一个女人代儿服刑的故事。
我在劳改营的建筑工地干活。我们营乱哄哄的，因犯人多监房少——监房是木制的，已经30年了，都糟了——因此，他们不再建造单层木质监房，而是建造双层石头监房，空间扩大了一倍。
我的活儿还算称心，就是苦一点儿，因为那儿没机械装置。砖、锹、小车以及犯人们的双手，这就是全部的工具。另外，还有一匹马拉水泥车，我们管这匹马叫“海鸥”。每天早上他们一把我们赶到工地就从马厩里牵出“海鸥”交给我。我把它套在装水泥箱的车上，然后赶车到仓库。把车倒进仓库，便开始用锹往上装水泥。灰尘飞扬，我和“海鸥”都成了灰不溜丢的家伙，吸进鼻孔的全是水泥，呛得要命。至少我还可以用块布包到嘴上，但“海鸥”可就惨透了。幸好装满车后我们要往工地拉，其他犯人帮助我们卸车，然后我们回仓库再拉，只有在来回的路上我们才能享受点新鲜空气。一天我们要拉10到15趟。一天下来我的胳膊就像要掉下来似的，咳嗽得肺都要炸了，但我仍然坚持了下来，没把这活儿交给别人。“海鸥”是个很好的工友：不骂人、不发脾气。如果想找个知心人，最好不过的就是马了。我情绪不好时就用手搂在“海鸥”的脖子上跟它说悄悄话。它或许听得懂，也许听不懂，但要是我说了当局的坏话，它不会去给我告密。还有，在来往于工地的路上监视我们的只有蓝天。即使天不是蓝的，而是多云、下雨或下雪，这也要比在工头和看守的呵斥下干活要好得多。
一天，我和“海鸥”拉来一车水泥正在卸车时，一个卫兵走过来说：“伊万诺芙娜，卸完后把车打扫一下，去一趟医院。你们的一个同伴死了，你得拉她到红山。”
红山是犯人的墓地。自1930年以来，这座山长高了好多，当时埋的是富农。
我照他说的做了，把车赶到了劳改营医院，一伙儿女人正等在那儿。
“谁死了？”我问。
“四分队的卡扎科娃。”
“卡扎科娃？可她没病呀，她儿子刚来看过她的。”
“对，感谢上帝，她没受罪。昨晚她上床睡觉就再也没醒过来。”
我这才知道这些女人是扔下她们的活儿来医院给卡扎科娃送葬的，犯人没有葬礼，拉出去埋掉，在地上插个牌子写上号码就算完事了。每当看到有棺材从劳改营门中拉出去，犯人们就说：“又一个短命人。”
然后，她们就回去了，很快把这件事忘了。每人都知道明天就可能轮到自己。红山墓场白骨累累，挖坑时简直分不清挖的是土还是骨头。但卡扎科娃是个特例，女人们宁愿冒险来给她送葬。自然，这里离营门口并不远，即便如此，这也有点送葬的味道。她是个仁慈的女人，应该送送她。
卡扎科娃是为儿子进来的，现在我来讲她的故事。她丈夫是个畜生，是个残暴的酒鬼：他常常喝醉酒后手执斧头追赶老婆。自然，她总是抱着孩子跑到邻居家去躲避，而邻居们总是把她藏起来。她向派出所投诉过多次，但他们总是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埃”一次他真的拿斧子砍伤了她。她住了一阵儿医院就又回了家。她可怜他，所以决定不去报案。起初他害怕了，收敛了点。后来，一看没事，就又旧病复发。儿子也挨了好几次父亲的斧子。
后来有一次父亲又在打妈妈，威胁着要砍了她，那孩子上去一把夺过斧子，反手一斧砍到父亲的头上，当场就把他撂倒了。妈妈跑过来摸摸他——已经死了。这酒鬼，真活该。
她没告诉孩子他已经死了，而是说：“他昏过去了。他在那儿躺一会儿还会起来撒野。
儿子，你最好尽快收拾好东西去你姨妈家。我会给她写信要她让你住到开学。要不你父亲醒过来会报复你。一个月后再回来，那时他就把这事忘了。“
那孩子照母亲说的做了，径直去了火车站，准备去姨妈家。大约一个小时后，母亲才去邻居家，向一对夫妇要了点儿盐，回来的路上又去另一家串门儿，给人的印象是她很想聊天儿，她告诉这两家说，她打发儿子到她妹妹家度假去了，她丈夫不知又去哪儿喝酒了，也快回家了。所以她必须做好饭等他，以免他发怒。说完便回家了，不一会儿，她开始号啕大哭，好象家里又在打架。她跑到院子里，在那儿闹了一阵儿，然后又回到屋里，她用手攥着斧子，目的是把自己的指纹印到上面。真令人吃惊，她是怎么筹划的这件事呢。之后，她尖叫着跑到刚去过的那家：“邻居们。告诉警察局——我杀了他，我想……”一个邻居安慰她，另一个去报了警。
一个月后儿子从姨妈家回来，发现父亲已经被埋葬了，母亲进了监狱等待判决。他坚持找侦查员说事情是他干的，但侦查员根本不听他的：人证、物证俱在，而且凶手已经供认不讳。于是，卡扎科娃被判了5年——他们知道死者是个魔王。儿子对她很好。长大后他才知道母亲为他所做的一切。他经常去探监，给她送好吃的东西。犯人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接受亲友探视，人们看到母子二人在探视期间总是哭喊、争辩。他说：“妈妈，现在我已经是大人了。您回家，让我来服刑。我们要一起上诉，告诉他们事实真相。”
母亲总是对他说：“儿啊，他们不会放我出去，要不他们就承认弄错了，然后把你抓去。我的刑期已不长了。要完成你的学业，我的儿啊，千万莫喝酒，别学你爸爸。”
然后他们继续哭诉，试图说服对方。探视也总是这样结束：儿子回家，母亲回营房继续干活。她已服刑4年，而且已申请假释。母子等了好几个月，期待着莫斯科的答复。事实上，全劳改营的人都在等。我们之中什么样的女人都有，有的真正是铁石心肠，但她们都希望卡扎科娃能出去，大家都同情她。这既是因为她代儿受过，又是因为她是个好人，很善良。这在劳改营中是不多见的。大家都有过艰难的经历，所以大都脾气不好。每当她收工回来，营房就会显得亮堂些。这女人有个真诚的灵魂。当听到莫斯科拒绝了她的申请，她没哭，也没生气，不像别人那样。是啊，心毕竟不是石头做的，我想。一个人可以忍受一切，但心并非总能忍受。所以她只有死，卡扎科娃真的就死了。
他们把这可怜的女人抬了出去，用的是一个简单的木头棺材，没有油漆，是用工地上的碎木头拼凑而成的。
女人们只能送到门口，然后就听身后大门咣当一声关上了，我们赶车上了红山。我坐在棺材上，两个士兵拿着铁锹跟着，还有一个当官的带着公文纸：即使这最后一站也得有文件记载。士兵埋葬了她，当官的在公文纸上做了记录，他们插了一块写着号码的牌子，我和“海鸥”就回去拉水泥了。
几天后卡扎科娃的儿子赶来了——他们给他拍了电报。
他要求把母亲的尸体葬在老家，他们没同意，因为那样违反规定——她刑期未满：“她刑期快满了，那时你可以来接她。”
吉娜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女人们。
然后阿尔宾娜转向娜塔莎：“哎，谁答应讲个有关男人的善良和崇高的故事好让我们吃惊？讲吧，娜塔莎，不然你得不到法国口红。”
娜塔莎笑笑，便开始讲她的故事。
故事之三
工程师娜塔莎讲述的目的，在于赢得一管法国口红。故事说的是少见的高尚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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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朋友白拉的故事。她比我大三岁，我们同校不同班，但在一起上体育课。我们的友谊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而且后来一直没中断过。
大学一年级时白拉就深深爱上了一个高年级男生。这是一所工业学校，女生很少，大部分都是男生，在所有男生中白拉选中了她倾心的这一位。他也爱她，但并不十分当真。第一年两个人进展得很顺利。但后来他又爱上了别的女孩。白拉不愿放弃他，他也没甩掉白拉，但对她的爱却熟视无睹。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我认识的许多夫妇都是这样。但愿有人教女人少一点痴情而教男人多一点爱。
俩人的关系就这么年复一年地拖了下来，差不多整整五年了。在这之前两个人都毕业了，白拉成绩优秀继续留校读研究生，两年之后也完成了学业。我十分佩服她，但她却对我说：“娜塔莎，我读研究生全是为了克利尔，或许他会因此而喜欢我。”
克利尔对她为取悦于他而做出的努力却不以为然：“你以为你成了世界名人我就会突然屈服于你吗？我照样不娶你，这就是对你的努力的报答。满足于我能给予你的吧。”
但他能给予她的越来越少。几年过去了，唯一变得愈加美丽的是公园里的树。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了，克利尔宣布要同另外一个姑娘结婚。她没争辩，她真心希望克利尔幸福，她甚至去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并向新郎新娘表示祝贺。
事后我问她：“在婚礼上你感觉如何？”
她说：“我感到平静、自由，但遗憾的是，我浪费了那么多的时光，浪费了那么多的感情，这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中断了与克利尔本来就很少的约会，白拉过起了独身生活。偶尔他打电话来问候一下，她自然回答一切都好。实际上她象一支渐渐要燃尽的小蜡烛，每况愈下。不久便听说她被送进了医院，她严重咯血，经检查确认是少见的肺结核病症。这简直象沙俄时代的小说里写的一样。
在一次聚会中我遇到了克利尔。那天大概是什么人的生日或是其它什么纪念日，我记不清了。我俩碰巧坐一块。闲聊了一会儿别的事情后，他问我白拉现在怎样了。我将白拉的遭遇告诉了他，他听后脸色发白，说：“那怎么会呢？她一直健壮得很，连流感都没得过。”
我发誓，我一点也没暗示白拉是从他结婚后身体才开始垮的，也没说让这家伙感到难堪的话，我知道说什么也不管用。他本可以完全不相信我的话，他两年前就结了婚，而且这年头儿谁相信还有人为爱情而死？但克利尔真的不安了，席间再没跟我以及年轻的妻子说一句话。聚会结束时他突然问我：“娜塔莎，明天上午我去找你，我们一起去看白拉，好吗？”
与其说是为我自己，不如说是为了白拉，我推辞道：“那样好吗？见到你有可能会加重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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