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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十日谈-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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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他就开始脱衣服，还带着满脸的微笑。我这才恍然大悟。
“你要干什么？”
“你马上就会知道。我从不穿着衣服往女人身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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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突然上来抓住我，把我扔到床上。我开始喊叫，求他让我走，别碰我。他掐住我的脖子声嘶力竭地说：“解开腰带，别让我费事，不然我就掐死你，扔到林子里喂狼。”
他的话如此恶毒，令我不寒而栗：我从未遇到这样的刻骨仇恨。我吓得尖叫起来，但他立即用枕头捂住了我的嘴。
“解开腰带，要不我就憋死你。”我只好脱下裤子。他很快就办完了事，好像对此很反感。我感到困惑，同时又感到羞辱、害怕。他立即起身穿上衣服，打开了门。
“斯特潘，我完了，该你了。”
我跳起来，一边整理衣服，一边尖叫着：“流氓。强奸犯。”
司机哈哈大笑：“没错儿，夫人。我和斯特潘早就从你丈夫那类人的口中听到过这句话，一点都不新鲜了。”
这时斯特潘突然说：“别理她了，考尔亚。我今天实在没情绪弄警察的老婆。我们何不把她扔到公路上，有人会把她带走的。只是注意别让她记住到这儿来的路和你的车牌号。不然她会招来更多的客人，那可就麻烦了。”
“好，就这样。不过，我得翻翻她的包找点东西，我不能白劳动。”他抓起我的包，“哗啦”一下把东西全倒在桌子上。
我站在那儿等着，木然地看着这场抢劫；我已经无所谓了。他把东西扒成两堆，说：“这是我们的，那是警察的……”他捡起一块猪油和一包大蒜，迷惑不解地看着我：“你干什么大老远的从莫斯科往巴拉什沃带大蒜和猪油？冬天还没开始，你们自己的大蒜、猪油就用完了？这些东西你们这些人有的是，用完了可以再从犯人的包裹里扣留……”现在再也没必要隐瞒了，我说了实情：“这是我给在劳改营服刑的丈夫带的。”
“什么？。你的意思是他在里边？”
“嗯。”
“那么说你不是警察的老婆？”
我摇摇头。
“你丈夫是个犯人？”
我点点头。
“等等……你干吗要撒谎说你住在巴拉什沃？只有警察住在那儿……”“我以为说是当地人会安全些。”
司机双手抱住自己的头：“哎呀，你太蠢了，太蠢了。瞧你干的事，你都让我做了些什么呀？我冒犯了我的犯人朋友的妻子。”
他过来抓住我的手，望着我的眼睛，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原谅我，尊敬的太太，原谅我。你让我误伤了你，我把你当成了警察的老婆，不是因为我的欲望，而是因为我恨他们……你能原谅我吗？”
看来他们的眼泪不是醉汉的眼泪，而是真诚的眼泪。我这才意识到我的遭遇原来并非是针对我的。这不禁使我也哭起来。斯特潘试图安慰我俩：“好了，孩子们。这是个误会，你并非有意伤害她。而你也要原谅他，不然他会后悔死。也请原谅我，原谅我说过的话。”姑娘们，我没原谅他，实际是没立即原谅他，但终还是原谅了他。我在那张床上哭着睡着了。
因为我没地方可去，而且经过那事以后腿又发软。早上司机考尔亚把我叫醒，然后一直把我送到劳改营，告别时他要我什么也别跟丈夫说。“你自己忍着点儿吧，别让他生气，再次请你原谅我。”
自然我没告诉斯拉瓦。我决定把它深深埋在心底，让自己一个人承受。
三天后，我的探亲结束了，本想再去赶“杜鹃”，没想到在离劳改营不远的地方看见了考尔亚的卡车：他正在等我，打算带我到波马乘坐去莫斯科的火车。他一大早就来了——他想赎罪。
听完这个故事，最受触动的当然是吉娜——她都哭了。她为佳丽娜感到难过，但更同情那位陷入困境的卡车司机考尔亚。“多亏你谅解了他，宽恕了他，不然他会出事的。”
“是啊，在赶火车的路上他坦率地告诉我，他起初就是那么打算的。好吧，不说了，这些事想起来就让人伤心。奥尔佳，你讲个故事吧。”
故事之七
女工奥尔佳讲的是单个女工上哪一班最安全。
我和丈夫分到了一间房子，很远，在阿夫托沃以外。阿夫托沃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对，他们就在离那儿不远的地方建了新住宅区。走到阿夫托沃尽头，再穿过一片小树林，这就到了我们住的地方。这片住宅区还没彻底完工，有的楼已住进人，而有的楼还是空盒子，没有门窗。周围泥泞不堪，沟壕纵横，还有许多建筑工具和小工棚，样子挺可怕的。
我跟丈夫着实忙碌了一番，庆祝乔迁之喜。丈夫请了一周假整理新房：重铺地板，调整房门，抹严窗缝。大家知道，搬进新房的人都少不了干这些事。他整修房子，而我得去上班，不然两人都没工资，日子没法过。以前我俩总是一块去上班，因为我俩在同一车间工作，而且上的是同一班次。
我第一次一个人去上班。半夜下班后坐末班车回来，在终点站下车，还要步行穿过小树林。树林虽说很小，却挺恕Ｇ『孟鲁岛笥辛礁鋈俗咴谖液竺妗：芎茫业ゴ康叵耄庋揖筒缓ε铝恕Ｗ詈蟪瞪舷吕吹牡娜硕家阉南律⑷ィ皇Ｏ挛颐侨鋈恕Ｋ巧踔廖饰乙灰欠鲎盼易撸悦馕冶话淼埂�
我同意了，还谢了谢他们，黑咕隆咚的确实很危险，看不清哪儿是路。他俩使劲用胳膊架着我往前走，一句话也不说。他们的沉默突然令我担心起来：要是他们一边走一边聊会好些，哪怕是聊些废话也好呀。刚一进树林，他俩中的一个就捂住了我的嘴。另一个抓住我的腿，象抬麻袋似的把我抬进了树丛。但幸运的是，白天推土机和卡车一直在这一带干活，弄得地面坑坑洼洼，捂着我嘴并拽着我胳膊的家伙绊了一跤，把脚脖子扭伤了。他把我扔在地上，抱着脚喊叫起来。另一个家伙拖着我又走了几步，那个受伤的家伙朝他喊道：“扔下那个母狗。快来帮帮我。”
这是怎么说的？我居然也成了母狗。
这家伙只好把我扔下去照看同伙，我趁机爬起来溜了。
回到家里，我跟丈夫讲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并大吵大闹了一番。但他却说：“奥尔佳，你不能不去工作，不然我们日子没法过。要不你跟车间领导要求一下，换个别的班？”
我照办了。车间的头儿安排我上夜班。“你丈夫可以送你来上班，早上回家时就不会有危险了。”
于是我开始上夜班。第一次上完夜班坐公共汽车回来时大约是早上六七点钟。快到终点站时车上的人还满着，但一到阿夫托沃差不多就没人了。我又得一个人过树林。
下车的并不只我一人，还有三四个男人。这次我先去了马路对面的车站，那儿有人在等相反方向的车。等那几个男人已经消失在树林中，我这才一个人往家走。你们猜怎么样？
我安全地穿过了树林，连绊都没绊一下，当然我是飞快地跑过去的，刚刚跑出树林不远，一个家伙从没完工的空房子里跳出来，把我拉进了黑黢黢的门洞。我把手提包狠狠甩在他的脸上，奋力挣脱出来，撒丫子就跑。一回到家我呜呜哭起来：“怎么办？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干了。”
丈夫使劲安慰我，劝我试试上白班。我又照办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挤公共汽车时钱包让人掏了。
这回没说的了，我丈夫不得不扔下房子，等夏天放假时再说。我们开始一起上下班，再也没遇到什么危险。
“那些上夜班和中班的单身女工多可怜，她们得一个人走夜路——我真同情她们。”拉丽莎说，“结了婚的女人都难逃坏人的糟践，更别说年轻姑娘了。”
“当局至少可以做到不让妇女上夜班，”尼尔娅说，“虽说这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光天化日之下也有性犯罪。听我给你们讲讲吧。”
故事之八
女教师尼尔娅讲了她如何在离丈夫几步远的地方被人强奸。
这事我丈夫不知道，我希望他永远不知道。你们已经知道我和波里斯是怎样认识的，以及他女儿列奴丝娅如何为我俩牵的红线。但我与波里斯相识相爱还另有原因。波里斯在战争期间也进过集中营。他所以能够活着出来，这得感谢那位跟他一起被捕的苏军士兵，那个士兵没让德国人知道波里斯是犹太人。因为他长得一点都不象犹太人，而看上去更像个德国人——蓝眼睛、黄头发。
波里斯经受的是肉体的创伤，而我所经受的却是心灵上的创伤。四年前，他得了心脏病我已想到他要离我而去，但幸运的是，他又活了下来。他出院后我们去了乡下，因为空气新鲜的环境有助于他恢复健康。没想到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
波里斯活动仍然不方便，走路得像老头一样拄着拐杖。离村不远有个湖，周围都是树。
我们每天上午天热以前去湖边乘凉，等天不热了再回家，我带着毯子、食物、还有书。波里斯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草地上看书。我则去湖中游泳，采蘑菇，以此来摆脱对他的疾病的焦虑和担心。我还常常在湖边捡树枝，然后点燃篝火，用来烧茶或者煮蘑菇。波里斯开始逐渐恢复生气，在医院时的一脸绿色在慢慢消失，眼睛也变得有神了。有时我躺在他身边，他便把手放在我的胸上，也就仅此而已，我们不敢冒险干别的。
一天，我正沿着湖边采越桔。我和波里斯隔一会儿就互相招呼一次，我爬到小山丘上去，也能透过树丛看到他，他正静静地躺在草地上。看着书。
突然背后有人扑到我身上。
他把我摔在地上，开始亲我，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喊波里斯，但刹那间想到：波里斯跑来救我，忘了带拐杖，急得心脏病发作。而且，即使他真的与这疯狂的强奸犯搏斗，结果也可想而知。想到这里，我便屈服了。我甚至还对这个畜生小声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出声。”
我就这样默默地忍受着，事情过去后我起身去了湖边，开始下水游泳。我尽力克制着没哭出来，不然波里斯会发觉。
“后来呢？”阿尔宾娜问，“你后来干吗？”
“后来？我给波里斯煮了粥，喂他吃了。”
“再后来呢？”阿尔宾娜坚持问。她坐在床上瞪着大眼睛盯着尼尔娅。“你知道那家伙住哪儿吧？”
“知道。”
“那这事就这么算了？”
“当然。这都是为了波里斯。”
“那你也没想到离开那个地方吗？”
“我不能离开。波里斯正在迅速康复，何况，我要去别的地方钱也不够用。”
“我认为这简直荒唐透顶。”阿尔宾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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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是高尚的。”拉丽莎平静地反驳说。大家都同意拉丽莎的看法。
“我们何不在某天晚上专门谈谈女人的高尚行为，”爱玛提议道，“谈谈他们在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勇气。”
“同意。”拉丽莎的回答代表了大家的心声。“不过，现在，你爱玛，得给我们讲个既定题材的故事。我们等着呢。”
故事之九
戏剧导演爱玛讲的是她被非暴力强奸的经过。
这个故事说的是我为什么决定当导演，以及我是怎样成功的。
我从小就喜爱戏剧。你们不会忘记吧，第一天我没讲我的初恋，而讲的是一个艺术家爱上了我。这是因为我真正的初恋是戏剧。至今我也不肯用对戏剧的爱去换取别的爱。我可以背叛男人，但永远不会背叛戏剧。
我小时候就有表演天才，但很久以后才被注意：从12岁开始我进了少年宫的戏剧班，而且一直担任主角，我很容易地进了戏剧学校，尽管竞争十分激列：每个名额都有百八十个候选人竞争。入学一年后，发生了我要给你们讲的这件事。
你们谁看过影片《来自森林的少女》？对，差不多都看过。
哎，你们认出我来了吗？我是不是变老了许多？对，我在这部片子中扮演娜塔莎，也就是守林人的女儿。我这就说说我是怎么争得这个角色的。电影厂的人来我们学院的戏剧系挑演员，而且挑的是主角。我是候选人之一。我们每个候选人都要表演个小品，还要用录相带录下来。导演审看了录相，然后选中了我和另一个姑娘，她是三年级的学生。显然她比我有更丰富的表演经验，但我长得更象那个角色。
导演盖克托·菲多谢夫让我俩通读剧本，以便能更好地进入角色，然后又让我们试了一次戏。在那之后他邀我去他的工作室谈了一次。终于精美的请柬送到了学院，我欢天喜地——我被选中了——或者说，我自认为被选中了。我梳妆打扮了一番，然后就去报到了。导演在他的工作室接待了我，把我捺在椅子上说：“噢，亲爱的，事情挺麻烦。你们俩都很好，我都喜欢，但你俩都缺少点角色所需要的东西——稍微缺少一点儿气质。”
于是他开始大谈什么是女性气质，如何获得这种气质，以及这种气质的缺乏何以能在哪怕是最普通的角色中表现出来。
你们大概已经猜着他的意思了吧？但当时我没马上明白，虽说那时我已经跟人睡过了。
但盖克托有病，他没完没了地给我讲这些话，直到最后我才明白了他的意思：要我当场把自己交给他，以证明我的气质。
知道了我已明白他的意思，他才开始相当平淡地说：“你要知道，我不打算强奸或强迫你。但如果你真想演这个角色，那么，这儿就是沙发，还有房门的钥匙。我不想催你，我只把这钥匙放在这桌子上。坐下想想吧。要是你决定了——就自个儿把门锁上。”
唉，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朋友们？影片你们已经看到了，因此你们知道我演了那个角色。而现在你们知道了我怎么得到的那个角色。在我开拍之后，一天我见到了我的手下败将。
她盯着我，嘲笑地说：“在戏剧界有个早已不新鲜的笑话：成功之路是通过导演的沙发。”
我这才知道那姑娘比我坚强，没有屈服。但我得到了那个角色。
在拍片子期间，导演再没找我的麻烦。实际上他有点性无能，弄一次就足够了。然而他具有强奸犯的变态心理。他老婆是个非常令人可怕的大屁股女人。她在制片厂的外号叫屁股女王。他早年的成功之路是上屁股女王的床——她是导演的女儿。所以，现在他拿年轻的女演员当作发泄的对象。
我发现拍这个片子很困难：我演的角色是英雄人物，但我又感觉自己是个妓女。这个主角真是得之不易。从此以后我下决心不再当演员，而要当导演。我如愿以偿了，这叫有失必有得……听完爱玛的故事女人们热烈评论起来，大家都说舞台生活并不象局外人看到的那样美好。同时，她们还讨论了那个男导演所说的“无意强奸或使用暴力”这句话。
“典型的男性逻辑。”拉丽莎评论道。“这就象奥尔佳遇到的强奸犯骂她是‘母狗’一样。”
到此大家都坦率地谈了自己的遭遇，只剩下爱丽什卡了。
故事之十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她如何避免了被强奸，还使对方受到了再教育。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事情发生在我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和瑟约什卡住在很高的楼层上。这座楼位于马斯科维奇大街的尽头，紧挨着“凿子”。怎么？你们不知道“凿子”？就是列宁格勒保卫者纪念碑。雕塑家倒是很著名，可他堆了一大堆东西，无人能分清头尾，只是挡住了整个街道，还称之为杰作。这还不算，在这一大堆东西的中间还竖着一个长长的花岗岩做的玩意儿，顶上削去一角。所以住我们这一带的人给它起了个绰号叫“凿子”。
在“凿子”前面的马路两边各有一幢二十层住宅楼，我和瑟约什卡就住在其中一幢的八层上。
有一天深夜，我下班回家上电梯时，一个小伙子也尾随进来。他马上按了二十二层的按钮，那是顶楼。我正要伸手去按八层按钮，没想到他抓住我的手不让我按：“跟我上去。”
“你要干什么？”
“你马上就会知道……”
仔细一看，他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但他却死死抓着我的手。我暗暗打定主意，要用我所有的女性机智来摆脱他。所以，我开始同他谈话：“象你这么漂亮的小伙儿，你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害臊。任何一个姑娘让你强奸了都会是一种幸福，而你却在这电梯上追求一个陌生妇女，拽她去顶楼。快乐——顶楼，那儿都是猫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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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姑娘愿跟我好，所以你别花言巧语地哄我。”
“她们为什么不愿意？”
“因为我上职业学校，住集体宿舍，没有钱。”
“那怎么了？真正的爱情不是以金钱为基础的。天涯何处无芳草？”
这时电梯正过第八层。
“我还长了满脸疙瘩，什么样的姑娘愿意跟我？”
“那怎么了？不就是两个小粉刺嘛。但你的双眼给人印象很深刻。”
他的眼睛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充满了欲望、恐惧、好奇——我从未见过这么痴迷的眼睛。
“你瞎说。……”他让我恭维的有点难为情，手抓得我也不那么紧了。我试图用胳膊肘碰按钮板，希望能按住一个按钮。恰在这时，电梯到了二十二层停住了，门开了，那孩子企图硬拉我出去。
“等等。”我大声喊道。“我还没告诉你怎样去掉你脸上的粉刺。”与此同时我的腿抵住电梯的门框，不让他把我拉出去。
然后电梯门关上了，开始往下走——我用胳膊肘捺的按扭起了作用。“好了，”我对那孩子说：“现在放开吧。你的尝试失败了，有人在要电梯。”
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不得已放开了我，脸都吓白了。
“别害怕。”我告诉他，“我不会把你交给民兵，也不告诉别人。我可怜你，想想我说的话，你不该使用暴力，这是我作为一个女人跟你说的话。要是我没有丈夫，我会主动想办法与你约会。”
“真糟糕……”他咕浓着，把衣领拉起来遮住了脸。我不知道他是真感到羞愧了还是为失败感到沮丧。
电梯每层都停，因为所有的按钮都被我碰亮了。没等到八楼，我提前下了电梯，走到我住的那层：我不愿跟他呆在电梯里。
但事情并没完。有一天我跟丈夫乘地铁，在一个地铁站上遇到了那个小伙子——还挎着个姑娘。他认出了我，脸涨得通红。我用眼神指指那姑娘：好吗？他点点头：很好。然后他做了个友好的表示。他经过我们身边下车时冲我说：“对不起，请让一下。”
我们让他过去了，他望着我平静地说：“多谢。”
好象是在感谢我为他让了路，其实我知道他是在感谢我……我再也没见到过他。
爱丽什卡的故事使大家感到宽慰。她们同意明天讲与金钱有关的故事——金钱在生活中有多重要？接下来她们开始准备就寝，结束了《女人十日谈》的第六天。
第七天
金钱
故事之一
生物学家拉丽莎讲述了五戈比铜币的故事。虽然五戈比买不了什么东西，但有时却是无价之宝。
我从未在金钱上遇到什么麻烦，25岁研究生毕业后就找到了工作，搞科研而且薪水不低。我母亲是医生，父亲搞飞机场建造，后又搞太空站。不，不是贝库诺，他搞过一两个，不过这关系不大……有一天，我告诉父母说，我不想结婚，但想生个孩子自己过，他们听后受到很大打击，而且很长时间没缓过劲来。后来，他们对我的想法习以为常了，就张罗着为我买了一套一居室的单元房。我儿子大了还可以再换个两居室的。我已经开始攒钱了。我并不吝啬，但我承认，我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出国由国家拿钱，因为我们出国是为了科技交流；至于度假呢，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对金银首饰不感兴趣，我也不需要汽车——那太麻烦。所以，我的钱很多，我甚至还在银行存了一些，以防日后有难。但我最大的安全感在于我不依赖任何人。
不过，我生活中发生过一件事，我的命运曾系于五戈比上，当时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请求上帝赐于我五戈比，上帝居然给了。除了天意，无法解释这件事。
那时我还在读研究生。我修的是遗传学，这门学科过去被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妓女”，直到最近才算作“苏联生物学的先进领域”。遭迫害的遗传学家中那些还活着的已经平反，重返科学界并得以晋升。但并不都是如此。我听说，在拥有大量集中营的某加盟共和国，有个人就是一个“未返者”，他在那里的大学教生物学并从事遗传学研究，他的研究方向恰恰是我最感兴趣的：在妊娠初胎儿发育过程中预测基因畸变的可能性。我做出了不切实际的决定：请这个顽固老头做我的指导教师。人们都说不可能，因为老头在列宁格勒时是被同事出卖而被送进监狱的，所以他再也不回这个城市了，甚至当邀请他回来会见外国科学家时，他都拒绝了。
我给这位老人写了封信，没有回音。我又写了第二封，这次寄上了我的论文要点及已完成部分的复印件。我对他只有一个要求——允许我到他所在的边远地区去看他并同他交谈。
这次他同意了。我立即整装出发，充满激动、紧张之情，好像要会见的是初恋的情人。
他选择度晚年的地方，或者说别人在1937年为他选择的地方，竟是如此凄凉：列车窗外是泰加森林，无边无际的森林。每十公里左右就有一座集中营，大概是现代的罪犯集中营而不是政治集中营。上下车的人中有些形迹可疑，他们穿灰布工装，留短发。旅客们正在议论，说最近大赦了一批罪犯，大家应该小心自己的东西。我只有一个运动包和一个装钱及论文的小包，岂不很容易照看？但我未能看祝两个包都被人偷走了，钱、学生证、论文全丢了。火车就要到站，怎么办？我急得团团转，束手无策。幸喜护照和五卢布钞票还在上衣口袋里。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闯一闯，决不能空手而归。
下车后，我很快就在学校里找到了我的学术偶像，一个顽固的老头。我们就在课间站在走廊里聊了一会儿，他让我第二天上午十点到他的实验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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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边离开学校，一边想着我此行的命运：在十分钟的交谈中没有看到他一点笑模样。
实际上，他怀疑我，很不情愿同意会见，起初他说就在走廊里谈谈算了，我坚持至少要谈一个半小时，他才同意了明天的会见。现在我发愁是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即使发电报，也不会有人给我寄论文复印件来，这意味着只能完全取决于我跟他谈的结果，而且还得假定谈话是严肃认真的。此外，还有令人忧虑的生活问题：我怎么回家，怎么找回失窃的学生证，怎么用这仅有的五卢布维持生活？
我找到车站派出所，告诉他们我坐的是哪次车，哪节车厢，还给他们看了火车票。我告诉他们，一旦发现我的论文和证件就立即还给我：有时小偷只要钱而把这些东西随手扔掉。
他们答应了，而且应该提一下，两个星期后他们真的把我的论文和证件给我寄到了列宁格勒。小偷把它们恰好丢在我坐的那节车厢的门口，要是当时想到问一下列车员，我就不会两手空空地去见老头了。
我到邮局给我父母发了封电报，让他们尽快给我寄些钱来，然后我就去了旅馆。我在普通客房租了个一卢布半的床位，而且还得预付款。一间房里住了六个陌生女人，我还得集中精力准备明天的会见。怎么办？我出去在街上转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感到很冷，于是我去一家咖啡馆取暖，要了杯咖啡和一块蛋糕，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女招待开始以不满的眼光看我，我只好又要了点别的。然后我去电影院看了部侦探片，看电影时，我实际上还是在想自己的事。我再也无钱去别的地方了，所以我用最后一点钱买了包香烟就回旅馆了。我早早地上床，却难以入睡，翻来覆去，一直到快天亮时才睡着。结果我第二天早上起晚了——你们知道，我没有闹钟。九点半我才醒来。而到学校有半小时的路程。因为昨晚钱都花光了，我连坐公共汽车所需的五戈比硬币都没有。天啊，怎么办？我爬起来，简单梳洗了一下，但感到十分绝望：这是怎么回事埃我冲到了街上，去学校的汽车站就在旅馆旁边，汽车正要开动。好像被什么东西猛推了一下，当车门正要关上时我飞身跨了进去。哎呀，我想，我可是第一次坐车想不买票。
我坐在那儿，哪儿也不看，心里十分紧张、害怕。突然，在学校附近的一站，我看见老头儿正从前门上车。他像木桩子一样站得笔直，在晨光中，他的脸显得灰白，而且很严肃，眼睛毫无生气。他上车后坐在前面的座位上，脸朝我，但没看见我，因我坐在车的另一头。
我坐在那儿，想着是否要走过去，我决定不用过去，因为他没注意我。我最好还是遵守协议，到他的办公室再跟他谈。
可怕的是，同老头儿一起上车的还有个检票员，一个泼妇样的女人，而且，她已开始查票。灾难终于来临。我坐在那儿，感到惶恐不安，孤立无援。我真傻。我昨天为什么连一枚五戈比硬币都不留？没有论文，没有工作证，什么都没有——检票员甚至会因我没票而把我抓起来……我感到眼泪随时都会夺眶而出，我唯一能控制住自己的理由就是意识到眼泪也解决不了问题。检票员离我越来越近。
这一站怎么这么长，我下不了车，我已经被困住了。
我开始祈祷：“主埃无名的世界创造者。救救我吧，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科学。毕竟人们承认遗传学就是承认您的存在。为了这缘故，基因和染色体的创造者啊，给我五戈比吧。”
但太晚了，太晚了……无情的、油桶般粗壮的女检票员正向我走来。慌乱中我扭头去看车窗。突然，我看到五戈比硬币卡在玻璃窗的衬垫上，一枚黑乎乎的、铜质的、真正的硬币。我一把抓过它来，身体弹离座位，飞快地把它投入收币机并撕下了一张票。我马上感到如释重负，平静地迎着检票员向前门走去，老头儿正坐在那儿。他在看着我——他早注意到了。我慢悠悠地走过检票员，就像一朵白云飘过山崖，若无其事地把票交给她，车就到站了。
老头儿同我一块儿下车，他甚至先下一步，然后伸手扶我下。我们沿着马路向他们的学校走去，他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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