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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侦一号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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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出开发区，往西开进郎川村，顺着河西的土路一直朝前奔。听着后边没动静了才敢回头看。这时我发现后车厢里有块毛毡，是那个乘车人留下的。我顺手就把它扔到了车外边。
又开一段路，我回过味来，拐个弯，顺着311路朝南开。在路口遇到警察查车，看了我的驾驶证，行驶证，看看车里没有人，就放我回家了……
司机向警方证实：歹徒只身一人，高个子，大约有1．78米。
他解释说，当时他逃跑是因为害怕。逃跑之前，看见地上躺着三名警察，他吓坏了。没有及时报案，也是出于畏惧心理。
石景山分局刑警大队根据面包车司机提供的线索，在郎川村一带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访问，寻找那块红色旧毛毡提兜。他们印发寻物启示，发到全村的每一户。在丢弃地点拦截访问过往行人车辆。张贴告示，对提供线索者给予重奖。但是——这些措施均未收到回音。那块毛毡仿佛钻入地下，始终没有找到。
“4·08”现场，至少还给我们提供了如下情况：
犯罪分子有着极好的心理素质，临危不乱，应变能力强，与我巡警遭遇后首先开枪，在一对六的情况下，压制住我方火力，成功逃离了我方的控制。
对方有着高超稳定的射击技术，对军用武器熟悉，从持枪和跳越的姿势上看，很像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
据此，专案组认为：犯罪分子可能是受过警方打击的累犯，可能有过眼役史，或接受军事训练，有接触军用武器的经历。
“4·22”现场再次证明嫌疑人枪法的准确，且手段极其残忍。
这4起案件，犯罪分子侵犯对象都是现役军人，作案目标都是为了抢夺武器。为什么他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续作案？犯罪分子的作案动机是什么？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是经济目的？是为报复社会，制造混乱，还是另有企图？这完全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犯罪分子3月31日在高井电厂抢到的是一支空枪，在此之后，突然出现了弹底标识均为75—81的大量的子弹。他的子弹，又是从哪里获取的呢？
二、震撼人心的两个绝无仅有
任何事件的定位，都与周围的大环境小环境有关连，都有着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3·31”系列袭军袭警案之所以成为96—97年全国第一要案，这与当时全国的治安形势，特别是北京的治安形势是密不可分的。
1996年的春天，对北京来说，是个多事之春。这一年，北京发生的刑事案件之多，情况之复杂，影响之大，建国以来绝无仅有。
2月2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佩瑶，在家中被杀，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
2月8日，北京市发生了首例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案件，犯罪分子鹿宪州及其同伙，光天化日之下拦截运钞车，枪杀两名武装押运员，抢劫人民币数百万元后，驾车逃逸，在社会上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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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北京市石景山区发生了高井电厂袭击武警，抢劫枪支案件，接着又连续发生“4·07”、“408”、“4·22”持枪袭军袭警案，矛头直接指向人民军队和人民警察，直接指向国家机器，在军界，在党和国家领导层反应强烈。
这一年，还发生了残害男童案、“飞贼”入户抢劫案、残杀21名进京女青年案……
北京的社会治安始终是稳定的，这是全国政治安定的象征。也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保证。而在1996年，恶性暴力案件突然上升，政府机构、人民军队、金融部门、以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这一严峻情况惊动了党中央，惊动了中南海，惊动了国务院，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1996年3月底和4月初，江泽民总书记两次提出要看案例。当总书记看过包括“3·31”案在内的26个典型案例后，十分震惊。打击刑事犯罪被提到“不仅关系到社会治安，也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的高度，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1996年4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在全国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这与当时贯彻《刑事诉讼法》有关，同时，与当时发生的一系列严重危害社会安定的刑事案件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对这次严打斗争极为重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两次听取“严打”工作汇报。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直接领导全国的“严打”斗争，各省市自治区一把手亲自挂帅，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严打”春季攻势。1996年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全国的治安形势普遍好转，重、特大案件发案率有所下降，一大批积案被侦破，形形色色的犯罪团伙受到重大打击，全国人民拍手称快。
但是，作为这次严打斗争的重要案例——“3·31”系列持枪袭军袭警案，却始终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犯罪分子在严打期间，仍然顶风作案，继续袭击我解放军哨兵。这一方面表现出犯罪分子的猖獗，同时也是对我公安机关的严峻挑衅。
“3·31”系列袭军袭警案上升为严打斗争的头号案件，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十分关心案件的侦破情况，并针对案件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3·31”系列案件，成为建国以来领导批示最多、批示层次最高的刑事案件。中央要求公安部门全力破获此案，消除这一严重危害社会安定的重大隐患。
国家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明显感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越来越沉重，已到了不破此案，无法向中央交代，无法向人民交代，无法向军队交代的地步。
三、北京市全力侦破案件
北京市公安局“3·31”案件专案组，是级别最高的刑事案件专案组。北京市公安局长张良基、主管副局长阮增义亲自挂帅，直接指挥专案组的各项工作。
专案组提出三项果断措施。
首先，专案组通过对几起案件相互关系的分析，得出如下认识：
几起案件相距时间不长。第一起案件，犯罪分子抢夺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第二起案件，犯罪分子使用抢劫的步枪袭击装甲兵司令部哨兵，抢夺手枪未能得逞；第四起案件，犯罪分子打死八一射击场哨兵，抢走空枪套，其抢夺手枪的目的仍未得逞。因此，不能排除其以同样方法继续作案的可能性。
基于此种分析，专案组制定了“抓现行”的工作方案。
专案组在石景山巡逻支队设立指挥部，组织了100多名精干警力，分成若干小组，配备好火力、防弹装备和夜视装备，每天晚上启动，在北京西部所有部队驻地的哨位附近布控蹲堵。
我们的刑警暗中为哨兵站岗。
自1996年4月至1997年9月，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这项措施始终没有撤消。无论刮风下雨，无论酷暑严寒，也无记公休日节假日，一线的刑警队员一天也没中断过。
在重点哨位布同守候的同时，指挥部还安排了武装机动车辆在这一地区巡游，以备在突然事件发生时能够及时增援。
这样长的时间、花费这样大的警力进行布控，在北京的刑侦史上还从来没有过。
北京市公安局的决心非常大，打现行，不动摇。张良基局长、阮增义副局长始终坚持这一条：只要案件未被侦破，这条措施就要持续下去，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卫子弟兵的安全。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一线的民警不畏艰苦，不怕困难，默默无闻地做着守卫工作。他们知道这是侦破“3·31”案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他们也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等待的时间越长，犯罪分子再次出现的机率就越大。
第二项重点工作，查子弹。
子弹，始终是一个谜。
犯罪分子的步枪有来源，但发射的子弹却没有来源。
换句话说，犯罪分子在抢枪之前，就存有充足的子弹，或者有获取子弹的办法和渠道。
从几起案件现场所提取的弹壳、弹头上看，犯罪分子所使用的步机弹批号相同，弹底标识都是75—81。这说明他获取子弹的途径比较单一。
——那么，调查子弹来源，应该是发现犯罪分子的重要途径。
为此，他们展开了大量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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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项工作中，专案组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他们查访了兵器部，一批批地查找该批号子弹的生产日期和配备区域。终于查清了这批子弹的来龙去脉。这批子弹生产于文革后期，由河南某兵工厂制造，主要配备给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南京军区所配备的这批子弹没有下发到部队；而兰州军区的这批子弹主要分发给新疆的阿克苏、吐鲁番、石河子、奎屯等地区。
这是本案件第一次涉及到新疆。
专案组立即派人到新疆了解子弹管理情况，但因子弹数量过大，分布面广，且下发时间长——无法进一步划定核查范围。
第三项重点工作，是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活动地区和落脚点。
面包车司机是几起案件中最重要的目击证人。因此专案组十分重视对他与犯罪嫌疑人短暂接触过程的挖掘工作。
其中，卓有成效的是对犯罪嫌疑人口音的确定。
专案组请来语言专家，把面包车司机与犯罪嫌疑人的对话拆开揉碎反复进行分析。双方在车上只说了几句话，一共27个字。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犯罪嫌疑人所说的“木板儿”这一句。专家们反复推敲后认定，对方所操的是北京地方话而不是普通话。这有重大意义，由此可确定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北京市人，而不是外地人。
4起案件的前3起均发生在北京石景山地区。专案组对首发案件十分重视。这是因为犯罪嫌疑人在首发案件中，流露的“自然情况”最多，粉饰的东西最少。而在继发案件中，他会不断进行某种“修补”。因此，一般认为，首发案件最能反映犯罪嫌疑人的真实情况。
首案发生在高并电厂，从犯罪嫌疑人对电厂情况的熟悉程度看，其居住地应该距电厂不远。
犯罪嫌疑人在“4·07”作案后返回，中途拦截蓝面包车，要去的地方是模式口337路汽车总站，经过专家分析论证，337汽车站应该是他的返回方向。
此外，337路汽车总站距高井电厂不远。
基于种种分析，专案组认为，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范围及居住地在石景山区之内（另一起案件发生在丰台西部，距石景山区并不远，而且交通方便），其中“重中之重”，应该在337路汽车总站附近。
专案组明确了侦查范围，决定在337路汽车总站周围5公里范围内，挨门逐户，进行地毯式排查。
这三项措施应该说对现场人证物证的利用上是合理的，在分析上是充分的，一线的侦察员在普查过程中，做了大量的细致工作——然而，经过长时间的工作，把337路汽车总站周围地区像蓖头发似的蓖了几遍，并没摸出有价值的侦查线索。
由此，“3·31”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披上了越来越浓郁的神秘色彩。
传闻中他被描绘成能够飞檐走壁，作案时忽来忽去，遇事反应之快，动作之迅速，逃匿之巧妙，均非常人所能想象。
又一说法，对方枪法神奇，与警方遭遇时，子弹仿佛长了眼睛，凡拿枪的都被击中手腕，凡追击者都被打伤腿，而且弹无虚发。
虽然事实与传闻有很大的差别，但对方枪法精湛这是无庸置疑的。“4·08”现场在场的人都能证实，对方拉开车门就射击，根本就没有瞄准的时间。对方操枪规范，边打边退携枪跳跃的姿态像受过专门训练。双方是遭遇战，他能迅速作出反应，主动出击，抢先击倒我方，然后迅速逃匿。这一切做得有条不紊，就像事先策划好的一样。未经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是难于做到的。特别是他的射击水平，包括射击的准确性、稳定性和连贯性，包括他对运动中射击种种技巧的把握，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现场勘查和现场访查都在昭示着一个方向，使你在判断上形成一个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的递进式四重推理：
案犯可能是复员军人；
案犯可能是复员军人中的特种兵；
案犯可能是特种兵中的特等射手；
案犯可能是符合上述条件的参加过越战的人员。
这使我们的侦破工作兜了一个大圈，直到最后，你也不能完全排除它。这是由现场的特点决定的，现场特征就是这样的一个导向，否则你将无法解释——所有另外的解释反而都是不科学的。
通过对4起案件所获的线索综合分析，专案组对犯罪分子作出了如下刻画：
犯罪分子身高在1．74米以上，年龄30—40岁之间，身体健壮，北京市人，住地（落脚点）在石景山区模式口337公共汽车总站附近，有参军史或者服刑史，有接触军事武器的经历。单独作案，目标是袭击军人哨兵，手段残忍，手中有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第三章
一、一个幽灵，回到北京
时间倒推至1996年3月12日，当白宝山回到北京的时候，他觉得天上的太阳格外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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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身上带着“释放证书”，盖着朱红的印章——
白宝山，39岁，北京市人，原籍河北省徐水县，因抢劫、盗窃罪，1983年9月9日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现裁定释放。
签发单位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新安监狱。
签发日期：1996年3月7日。
不能说白宝山一回到北京就想犯罪，就想抢劫武器去杀人——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个罪恶的幽灵被打开枷锁，释放出来，从此开始了他的新一轮犯罪史——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两年后的1998年3月，当白宝山站在法庭上做他的最后陈述时说：“我出来并没想重新犯罪，我给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如果我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抢。”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讲的全是假话。
下午，白宝山携着笨重的行李，一身绿军服——那是在石河子军人服务社购买的，风尘仆仆回到他住过的老屋。北辛安的两间平房。
昔日的情景已不复存在。
这里本来是他和妻子及一对双胞胎儿女共同生活的家。他被判刑后，妻子已跟他离婚，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他人。
但老房依旧，屋子里似乎还残留着当年的温暖的气息。
白宝山离开时，大弟还没结婚。现在大弟、弟媳和他们的女儿住在这里。
白宝山推开房门，大弟和弟妹还没下班，屋里只有10岁的侄女在写作业。他与侄女从未见过面。女孩用一种陌生的目光注视着他，大眼睛里充满了好奇。
白宝山叫出侄女儿的小名——他是从大弟的来信中得知的，并做了自我介绍。
他没在大弟家久留，仍背着他的行李，让侄女带领，找到父母近年搬的新居——北京模式口居民区的一处单元房。
见面是尴尬的，这一点白宝山早有预料。气氛沉闷，母亲难过了，背过身去抹一阵眼泪。继父询问了一些路上的情况。没人提监狱，没人提服刑的事，可一家人还是很快就陷入了沉默。
晚上大弟和弟妹下班回来，得到消息立刻赶到父母家，全家人吃了顿团圆饭。
无论如何，他是从大西北回来了。体会到久违了的家的气氛，家的温暖，见到了年迈的母亲，见到了大弟。在白宝山心里，只有他们是他最亲的亲人。从今以后，他可以翻掉过去的一页，重新开始他的生活。
当然，并不是什么都能尽如人意。他的归来，也给家中带来许多麻烦。住房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家中本来一切好好的，他回来了，总要占一块地方，这使家里本来就紧张的住房条件愈加紧张。最初几日，先住母亲家，以为权宜之计。
生活出路也是个问题。从监狱出来，发给他的22O元路费早花光了。他没有钱。他还没办户口，也就无法找事干，一时并没有生活来源。
母亲周济他一些钱，从她的退休金中每月拿出100元，补贴白宝山。归来的第二天，大弟就带他去了商场，花5O0块钱，为他添衣服买鞋，又背着媳妇取出1O00元交给白宝山，让他治病（他刚从大西北回来时有病）。此后也常塞些钱给他，供他日常花销。
白宝山打算做点小买卖，还打算学开车——但这都需要他先把户口落下来。
现在的白宝山，看上去是正常的，他身上潜伏着的危险性，并没有表现出来。他的思想陡然而起变化，主要与他办户口有关。
白宝山性格内向，平时寡言少语，不喜欢与人交往。即使在家，也常常整天跟谁都不说话。内向人看上去老实，但不见得不聪明。白宝山的聪明绝对是有的，但他的性格存在着严重缺陷。他的性格缺陷与他自幼的生活，与他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1957年，白宝山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父母都是首都钢铁公司的职工。他3岁那年，父亲病逝。母亲一人靠工资养活他的两个姐姐、他和刚满周岁的大弟4个孩子，当时的境况非常困难。因贫困所迫，母亲不得不把他送到徐水老家。白宝山的童年，是在徐水县的农村度过的，直到1971年，白宝山13岁的时候，才返回北京。此时母亲已经改嫁，继父姓梁，也是首钢工人。母亲和继父已生下了小弟。
小时候，白宝山没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农村，家里没钱上学。回到城市，13岁的白宝山与比自己小五六岁的孩子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上一年级，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他经常逃学，学习成绩始终不好，年年都是差等生。上到小学三年级时，他便辍了学。
家庭的变故和10年的农村生活造成他的孤僻性格，白宝山与“城里人”格格不入，从小就极为寡言，有着严重的自卑型心理障碍。他不愿与人交往，无缘无故就会仇视他们。他的好心，只放在自己及与自己最亲近的人身上，对其他人充满了敌意。
辍学后，白宝山很早就参加了工作，开始在一家街办的酱菜厂当临时工，那年他仅16岁。后来，到1976年，他18岁的时候，正式被石景山区第一电碳厂录用，成为一名装卸工。那时，他已长成一个细溜溜的1．80米的大个子。
在工厂期间，他几乎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因他不爱说话，许多工友对他都毫无了解。厂里民兵搞训练，白宝山参加过一次实弹射击，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靶，每人打3发子弹，他居然打了个优秀。就像一个混沌的人一下找到亮点一样，他一下子就迷恋上了打枪。那次之后，白宝山千方百计向亲戚借到一支汽枪，下了班就背着枪到附近的林子里去转悠，打鸟。一年之后，他的枪法练得极准，15—20米内，枪响鸟落，弹无虚发。同时，他的残忍性也有所表露，夜里他不睡觉，用气枪瞄着打老鼠，一枪能把跑着的小老鼠打进墙角里。
射击似乎是他的一种天赋能力，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随便一抬手，不用瞄准，就能“三点成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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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人未必心理不正常，只是他们不喜欢交流。孤独的人做什么事容易全力以赴，往往能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孤怪孤怪，有孤才有怪。当然，孤独并不决定一个人走什么道路，不过孤独的人可能比开朗的人危险。如果白宝山能走正道，如果他不是去袭击八一射击场，而是有幸能参加里边的训练，或许他能成为射击高手，说不定能获得奥运金牌，但他偏偏走上了另一条罪恶的路。
白宝山23岁结婚，妻子是本厂女工，也姓白。一年后，他们生下一双儿女，龙凤胎。白宝山是十分顾恋小家庭的人，他所挂念的还有他母亲和大弟。而他的家庭生活又非常贫困，特别是在他有了孩子之后，生活负担骤然加重了。不能说贫困一定导致犯罪，但贫困对白宝山的心灵的确生产了无法排除的负面影响。加上他的独往独来，加上他无论白天黑夜喜欢四处游荡，加上他的“蔫大胆”，加上他排斥外界的阴暗心理，加上周围“坏孩子”的影响——盗窃的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开始是小偷小摸，他偷过粮食，偷过木头，偷过别人晾晒在外边的衣物，渐渐发展到偷人家院里的自行车，勾结邻居家的孩子，结伙人户行窃，潜入工厂盗窃生产原料和成品……他心中的黑暗领地扩大了，但他“顾家”的意识并没泯灭。这从他销赃后拿出相当比例的钱分给自己的亲人这一点，可以得到证明。
他的盗窃行为触犯了法律，1983年他被北京石景山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在北京市服刑。1985年又因余罪被查出，被北京宣武区人民法院以抢劫、盗窃罪加判有期徒刑11年，两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4年。1991年，白宝山作为北京调犯，被遣送到大西北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直至刑满获释，完成了他前半程的人生道路。
白宝山回到北京，已经跟10几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小偷小摸的事是不打算干了，做什么他还要再想一想。现在他的首要任务，是先把户口落下来，办理好身份证等手续——然后先找一份合适的工作。现在的白宝山应该说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犯罪，并不是他唯一的出路。
二、户口、程序和它的负面效应
据白宝山交代，他第一次去派出所；是由大弟陪同的。
见到负责户籍工作的片警，他呈上释放证和有关材料。释放证上标着这样一行字：“本人必须在3月24日前将本证明书送达北京市石景山区XXX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手续。”
这位片警正忙着其他事情，晾了他一阵，口气冰冷地说：“户口马上办办不了，起码要等半年。”
白宝山口吃，一着急就更口吃，他结巴着顶撞了一句：“我有释放证，为……为什么还要再等半年？”
片警听着不舒服，撩他一眼，慢悠悠地说：“你要是这样讲话，那就再等两年。”
或许这位片警就是这样的办事作风，在他看来，对待像白宝山这样的从大西北回来的释放人员，就应该用这种口气说话。
白宝山受到深深的刺激，他感觉到被歧视，他像所有刑满释放人员一样十分敏感。一种愤懑、一种敌意、甚至一种仇恨意识，立刻从心底翻了上来。
在此之后，他一遍遍跑派出所。开证明，冲洗照片，填写表格。事情果然像片警所说的一样，一次次向后推延。户口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白宝山在后来的供词中提到：“我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跑户口，先后跑了六七次，他们就是不给我办。我认为，我已经从监狱里出来了，起码也是个公民，可派出所不给我办户口，我吃什么？我不能靠父母养我一辈子？我这个要求不过分，我要生活。”
关于白宝山申报户口问题，有关部门做过调查。
派出所原负责该片的那位片警说：“1996年3月，白宝山持释放证来我所办理户口，我要他写出书面申请，交一寸免冠照片，4月份交来，因照片不符合规定，要他补照。几天后重新交上来之后，我对其进行入户调查走访，多次上门，白宝山均未在家。5月，白宝山的姐姐称他已上外地。11月，我把白宝山户口事宜转交给新任外勤民警小吕。”字里行间，都是秉公办事。那么，白宝山的情绪是从哪里来的呢？
新任民警小吕接手后，曾去白家访问，白宝山外出未归。1996年12月派出所核查户口，小吕在白家见到白宝山，与他做了谈话，访问了周围群众，掌握了基本情况。1997年3月向上申报，再次到白宝山家回访，白宝山的大弟说，他已去了外地。白宝山的户口1997年8月25日由北京市公安局批准入户。
这漫漫的户口办理的过程，也正是白宝山频频作案的过程。白宝山户口办理的一年半时间里，白宝山作案10余起，杀害15人，而他的户口批准日，恰好是白宝山做最后一案，杀掉同伙的前一天。白宝山的户口办下来了，但距注销它的日子已经不远，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发人思考的讽刺。
办理户口是要经过一定时间，是要履行有关手续，但是不是一定要办理一年半的时间？劳改释放人员重新回到社会的怀抱，他们要重新生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应给他们以温暖，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存条件。如果不是歧视，不是刁难，不是一拖再拖，或许白宝山这个本来就存在危险，本来就敌视社会，有着严重心理缺陷的曾经犯过罪的人，不会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就重新走上犯罪道路，抢枪杀人的。
新生活的理想破灭了，白宝山身上仅有的那一点点良知丧失殆尽，我们现在打开的的确就是潘多拉魔盒，放出的的确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但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那只愚蠢的手，并不是监狱签发的释放证，而是我们某些民警的作风。这件并非小事的小事，维系着白宝山的生存希望，关系到他对社会的基本态度。我们不能不遗憾地认为，这是诱发白宝山重新犯罪的一个最直接的因素。
在法庭上，白宝山一遍遍地强调，他之所以重新犯罪，就是因为派出所不给上户口。“不给我办户口，这就是不让我生活。我只能去抢。我认为，派出所故意刁难我。我对我母亲说，派出所要我送礼，我连吃都吃不上，拿什么东西送给他们？”
不久之后，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后边的小山上，时常出现一个穿着绿军服的高个子男人。他在山道上锻炼跑步，在一些军事机关驻地的周围潜伏下来，静静地观察——他在小心翼翼地选择着他的目标。
白宝山出狱时为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回到北京不到一个月，他就认为第一条道路已被堵死，他只有第二条路可走。他要抢劫武器，在他仇恨的意识里，抢到武器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死那个片警。
一个态度，引来了一场灾难——而我们的片警，至今仍蒙在鼓里……
三、狡猾、残忍的犯罪分子
在一个月内连续不断袭击军人哨兵的犯罪分子正是白宝山。
他想‘犒枪”，杀掉那个不给他上户口的片警，怀着极大的仇恨。
白宝山在西山转了几天，观察过几处兵营，包括他印象中守山洞的哨兵，条件都不理想。最后他选择了高井电厂，因为那地方他熟，早年他工作的电碳厂距热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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