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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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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下雨，我就到不了你家里来！”
妻子对孙犁的帮助也很大。他曾郑重地说：他的语言最早得自母亲，母亲的语言对他的创作影响最大。母亲去世后，就是他这位少年结发的妻子了，“她的语言，是我的第二个语言源泉。”①
孙犁的妻子不是名门望族，但是，她生长在那样的年月里，自然有着很深的礼教观念。结婚多年后，有一次孙犁路过她家，想叫她一同回东辽城。她矜持地说：“你明天叫车来接我吧，我不能这样跟着你走。”孙犁只好一个人走了。
她在娘家是小闺女，难免娇惯一些，从小只会做些针线活，没有下过场、下过地。到了婆家，缺乏男劳力，婆婆一向是下地干活的主力，这时有了一个帮手，自然也得把她捎上。婆婆爱打早班，尤其麦秋两季，听见鸡叫就叫起她来做饭。当时农村很少人家有钟表，有时饭做熟了，天还不亮，自幼没有干过重活、又太年轻的她，颇以为苦，回到娘家，不免啧有烦言，甚或哭诉。她父亲问：“婆婆叫你早起，她也起来吗？”
“她比我起得更早。还说心疼我，让我多睡了会儿哩！”“那你还哭什么呢？”
……
婆婆其实也真疼爱她。知道她力气不足，就对她说：“人的力气是使出来的，要伸懒筋。”
她不只言传，而且身教。有一天，带她到场院去摘北瓜，摘了满满一大筐：
“试试，看你背得动吗？”婆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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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筐有一个高高的筐系，是用肩和背部的力量搬运物品。现在是沉甸甸的北瓜，虽然不可能装满到筐系那里，重量却也不轻。
她并没有忽视。她半蹲下身来，将筐系套在肩上，然后猛地用力一站——要领完全对，可她还是弄了个后仰，北瓜滚了满地，她也沾了满身土，站起来哭了。
婆婆倒笑了，自己把北瓜重新一个个装好，背好筐，带上她回家去了。
农村婆媳关系一向很难谐调，但这老少两代，不像婆媳，倒像母女……
孙犁没有承受旧式婚姻的痛苦，这要感谢命运之神的安排。关于这对“天作之合”的夫妻的故事，这里仅仅是开头。良宵美景也罢，凄风苦雨也罢，反正来日方长，余下的部分，只好放在以下的章节里了。
第三章 从北平到白洋淀
没有课程表的大学
方已在中国大学读书。
原来，他在中学的时候，因为读了许多文学书籍，萌生了当作家的愿望，这样判地总结诸子学说，于儒学中推崇孔学而指斥思孟学派。政，也好卖文为生。他就是抱着这个想法到北平去的，住在天仙庵公寓里，形式上倒像一个“天仙”：没有工作，过着流浪“作家”的生活，到大学听讲，到图书馆看书，再就是给报纸投稿。那时，他常看北平的《世界日报》和《晨报》，此外，还有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等。他开始是写诗和小说，过了很长时间，竟连一篇也没有被采用，他这才感到，这种生活过不得，必须找一个职业。
本来，当他正在北平流浪的时候，他的父亲听到了北平邮政总局招考的消息。于是，把他的中学毕业文凭，用个小铁桶装上，挂号寄给他，并写信督促他去考。一进考场，就是英语会话。他在中学时，学英文很用功，能用英文写好几页作文，而且受到老师好评。但会话不行，加之那时邮局里，也是先用他们的子弟，外人很难考上。所以，他落榜了。
父亲虽然有些失望，但是没有责备他。接着又托人在市政府工务局为孙犁谋了个书记的位置。被托的人，是志成中学的体育老师，他是当时北方的体育明星，内助是宦门小姐，外兄当着工务局的局长。所以，孙犁官职虽小，来头还算可以。
他那个书记，是当时公务人员中最低等的，专事抄写，是随时可以解雇的雇员。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旧官场、旧衙门的景象。天仙庵公寓的一位老工友（《朱子语类》卷六十七）后由毛泽东引以指事物的对立统一，见孙犁出门上班，就恭维说是“上衙门”。
孙犁正当年轻，富于幻想，很不习惯这种职业。他的“衙门”的后门，正好对着北平图书馆，他常到那里去看书。此外，也到北新桥、西单商场、西四牌楼、宣武门外去逛旧书摊。特别是宣武门大街的西便道上，有很多旧书摊，他每天下班回来，便逐摊涉猎，总要买一两本书回寓夜读。他每月仅有二十元薪金，为读书，还要节衣缩食。
他也常在晚间去逛东安市场的书摊，那时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正在连载洁本《金瓶梅》，删得相当干净①。稍后，中央书局出版了这个洁本。但世上的事总是奇正并出，有28孙犁传
①据作者回忆，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的印本干净，“人文此本，删得不干净，个别字句不删的历史改造任务，是以群众为主体来完成的；杰出人物都是，事前事后感情酝酿及余波也不删。这样就保存了较多的文字。”——《〈金瓶梅〉杂说》，《陋巷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世界文库》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创办于1935年，这正是孙犁到北平的第二年。94
好事者，也有拆烂污者，不久，他看见在小书摊上，出现了一本薄薄的小书：
封面上画了一只金瓶，瓶中插一枝红梅，标题为《补遗》二字。谁也可以想到，这是投机商人，把洁本删掉的文字，辑录成册，借以牟利。
但在当时，确实没有见到多少青年人购买或翻阅这本小书。至于我，不是假撇清，连想也没想去买它。
在小册子旁边，放着鲁迅的书，和他编的《译文》，也放着马克思和高尔基的照片。我倒是常花两角钱买一本《译文》，带回公寓去看。我也想过：《补遗》的定价，一定很昂贵。①这是五十多年前的一幕。我们仿佛看到了在那昏黄苍暗、喧嚣杂沓的古都的市场上，一位瘦长的青年时而踽踽独行，时而徘徊旁顾，在比市场本身更为隐蔽、更为混乱的书摊前默默“巡礼”。像在育德中学一样，他的明亮的目光主要停留在那些革命和进步的书籍上。这不是“假撇清”，是时代的价值取向在一个洁身自重而又毅然向上的青年人身上的自然体现。今天也有许多书摊、书贩……在他身上，我们能够看到许多前后一贯之点。
何况，在衣食时有不继的情况下，就更须注意书的质量。他在北平的时间并不算长，他所买的书，自己记得很清楚：“所购完全是革命的书。我记得买过六期《文学月报》，五期《北斗》杂志，还有其他一些革命文艺期刊，如《奔流》、《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等。有时就带上这些刊物去‘上衙门’……好在科里都是一些混饭吃、不读书的人，也没人过问。”①这些刊物，除了《奔流》是鲁迅、郁达夫于1928至1929年编的文艺月刊外，其它几种，全是“左联”办的刊物，而且早在孙犁列北平谋职前的二、三年（有的还更早一些），就都被国民党的书报检查机关禁止了。其中，周起应（周扬）等编辑的《文学月报》，一共就出了六期，他说他记得买过六期，那就是说，这个刊物他都买全了。孙犁买了这么多左翼刊物，一则说明他当时的思想确属“激进”；再则说明在当时的思想气候下，这些刊物实际上是禁而不绝。他的思想状况如此，难怪在“左联”和胡秋原、苏汶的那场论战中，他站在左翼立场，“也写了自己觉得很尖锐、实际上只有一个左的面貌的文章。”②当然，那时这场论战已经过去，他的文章没有被采用。
他这个时期继续读了许多苏联文学作品，如萧洛霍夫的短篇《死敌》（写苏联革命时期农村的斗争），长篇《被开垦的处女地》等。萧洛霍夫的作品给他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他当时买下了立波译的这部长篇。此外，他还读过描写苏联国内战争的中篇小说《一周间》（里别进斯基作）。这部作品，在30年代和《士敏土》（革拉特珂夫）、《毁灭》（法捷耶夫）、《铁流》（绥拉菲莫维奇）等名作一起介绍到中国，鲁迅先生在《祝中俄文字之交》等文章里，曾多次提到过它。具有纪念意味的是，在孙犁现在的藏书中，居然还保留着这部在北平流浪时买下的书，其中还粘贴着他当年从《大公报》上剪下的作者谈写作经验的文章。
孙犁说他中学毕业以后“无力升学”①，这些，也就是“他的大学”了。这是在社会上谋事、直接体验人生的过程中，继续进行的大学课程，虽然没有课程表，他自己却得到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文字的和生活的。
还应该补充一笔：他并不敢轻视《金瓶梅》这部著名的世情小说。实际上，他从青年时代起，对这部书也浏览过几次了，只是“每次都没有正经读下去。老实说，我青年时，对这部小说，有一种矛盾心理：又想看又不愿意看。常常是匆匆忙忙翻一阵，就放下了。”但后来，他终于从反映人生的角度，也可以说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考察这部作品了：“……想在历尽沧桑之后，红尘意远之时，能够比较冷静地、客观地看一看：这部书究竟是怎样写的，写的是怎样的时代，如何的人生？到底表现了多少，表现得如何？作出一个供自己参考的、实事求是的判断。”他还把《金瓶梅》和《红楼梦》来进行比较，认为自己从文学爱好上说，首选也是《红楼梦》，至于风格，后者更远在前者之上。但两者又都是热爱人生的结果：
我从来不把小说看作是出世的书，或冷漠的书。
我认为抱有出世思想的人，是不会写小说的，也不会写出好的小说。对人生抱绝对冷漠态度的人，也不能写小说，更不能写好小说。“红”如此，“金”亦如此。作家标榜出世思想，最后引导主人公出家，得到僧道点化，都是小说家的罩眼法。实际上，他是热爱人生的，追求恩爱的。在这两点上，他可能有不满足；有缺陷，抱遗憾，有怨恨，但绝不是对人生的割弃和绝望。①
这是健全的人生态度，也是健全的欣赏态度。这样的态度虽是后来逐渐形成，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他心高气傲、形只影单地漫游于北平街头上那些杂乱书摊的时候，恐怕就既动心、又动容地考虑过这些问题了。这时，他也确实在读《世界文库》上的《金瓶梅》洁本连载——虽然并没有读完。
被挤之后
白天的时间，他自然还得去工务局上班。工务局在府右街，他们在一个小偏院的西屋办公。屋子里最大的官儿，是一名办事员，姓贺，办公桌靠窗，而且有玻璃板。他的对面也是一位办事员，姓李，桌上就没有玻璃板。但他和市长似有瓜葛，人比较文雅。他结婚时，孙犁去随过礼。
靠西墙的角落里，放一张非办公用的破旧板桌，上面没有任何文具，只堆放着一些杂物，这就是孙犁“办公”的地方了。桌子两旁，摆着两条破板凳，坐在他对面的，是个姓方的破落户子弟。这年轻人写一手好字，可惜染上了不良嗜好，整天坐在那里打盹儿，醒了就和孙犁开句玩笑。贺办事员像是南方人，一上班话就不停，对谁都不冷淡。他见孙犁好看小说，就说认识张恨水的内弟。这时正是张恨水前期创作的全盛时代（实际上也是他整个创作的全盛时代），他的几部影响最大的小说，如《春明外史》、《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等，均已先后在上海出版（有的在出版前先在报上连载，如《春明外史》，连载时间竟长达四年又九个月。《啼笑因缘》连载时间虽没这么长，轰动性则更大），风行于京、津、沪等各大城市。拿他来做话题，那是最时髦、最风雅的了。
孙犁所在的科，负责市政建设。市民修房建房，须请科里的技术员去丈量地皮，绘制蓝图，确认不侵占房基线后，才在窗口领照。
有好长时间，孙犁无事可干，也没有人给他分配工作。同屋有位姓石的山东人，为人诚实，提醒孙犁这样并不好，等科长来考勤，那就很不利。他比较老于官场，明白这是朝中无人所致。孙犁不知此中利害，还是把书摆在那里看。果然，事情就发生了。
科里有位身穿蓝绸长衫的胖股长，和下属谈话时，老是把一只手托在长衫的前襟下面，做撩袍端带的姿态。他有个干儿，也喜欢学他的姿态，不过他的长衫不是绸的，而是蓝布，并且旧了。这人是典型的京华恶少，政界小人，虽不在孙犁他们的屋里上班，却常常来厮混。有一次，孙犁寄给股长一张假条，他虽然看过《酬世大观》，上中学时也读过陈子展的《应用文》，还是把“等因奉此”的程式用错了。山东人告诉他：股长曾拿着假条，到屋里来朗诵取笑。不料这干儿又学了干老子的样子，有一天，也拿这件事来孙犁屋里取笑。孙犁虽然一向文静寡语，与人无争，到底是血气方刚的青年，终于被激怒，当场把他痛骂一顿。他讨了个没趣，只好赔笑而去。
不久，那位体育明星的外兄由局长的位置上下来，孙犁也就“另候任用”了。
他被免职以后，按照惯例，同事们约他到东来顺吃了一次火锅，然后到娱乐场所玩玩。
这个性格内向、外表沉静的青年人，其实也喜欢娱乐的。他在北平这段时间，除了书，还爱看电影，听京戏，甚至迷恋着一些电影明星和科班名角。他尤其爱听富连成小班的戏。富连成原由东北一个商人出资筹办，1904年在北京正式成立，初名喜连升、喜连成，是京剧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科班，1948年停办。在这段时间内，由萧长华、苏雨卿等任教授艺的这个科班，培养了喜、连、富、盛、世、元、韵七科学生近七百人，侯喜瑞、马连良、谭富英、叶盛章、叶盛兰、裘盛戎、袁世海、谭元寿等都出自这个科班，梅兰芳、周信芳等也曾在这里搭班学戏。它只收六至十一岁的男童学戏，量材授艺，督教极严，一般七年出师。在它之前的科班，大都是成人与孩子搭班合演，称“大小班”，富连成班则一律由学生演出。它演的戏，以严谨整齐著称，连台三国戏尤其拿手。孙犁在北平时，仍是富连成的兴盛时代，自幼看惯了乡间大戏的他，现在看到这些“小班”角色的极具朝气和魅力的演出，真是如坐春风，如沐春雨，他实在不能不击节而唱了。他也真的学唱起几句京剧来。
他现在是被免职了，不得不准备回到故乡去。这在他倒没有什么，他故乡有亲人，有结婚未久的妻子，回到故乡去，倒未尝不是一件惬意的好事。和他一同免职的，还有一名外勤人员，家就在北平附近，孙犁只记得他脸上有些麻子，举止和装束，都像一个小商贩。失业对于他，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从娱乐场所回来的路上，他悄悄地对孙犁说：“孙兄，你是公子哥儿吧，怎么你一点也不在乎呀！”
孙犁想告诉他：自己的精神支柱是书本。但怕他不能领会，就没有回答。“其实，精神支柱也不可靠，我所以不在意，是因为这个职位，实在不值得留恋。另外，我只身一人，这里没有家口，实在不行，我还可以回老家喝粥去。”①他就这样走出了工务局，安闲自在地去逛西单商场的书摊。在这里，他看见了渴望已久的鲁迅先生翻译的《死魂灵》。这部自德译本转译的长篇小说，这时刚刚出版②，不是朝夕专注于书摊的读者，是很难这样得风气之先的。他很高兴，立刻用同事们带来的最后一次薪金，买下这部名著，回到公寓去“夜读”了。
第二天清晨，他又挟着这本书，到了高城有五、六十里地的黑龙潭，去看望一位在山村教小学的朋友。这位朋友姓刁，河北省深县人，育德中学师范班毕业，论起关系，和孙犁是大同乡，又是同学。有一年暑假，为了找职业，他们在育德中学那座碉堡式的招待楼里，共同住过一段时间。他为人热情，对于比他年龄小的同乡同学，情谊很深。孙犁到他那里的时候，正是黄叶飘零的时节，面对着清冷的潭水，孙犁不断想起曹雪芹在西山著书的情景。住了两天，他又回到城内。
接着，他又到朝阳大学和中国大学的同学那里各住了几天。终于——
……感到肚子有些饿，就写了一首诗，投寄《大公报》的《小公园》副刊。内容是：我要离开这个大城市，回到农村去了，因为我看到：在这里，是一部分人正在输血给另一部分人！
诗被采用，给了五角钱。①做为他这一次来到北平的文学上的收获，他还有一篇《北平的地台戏》。这是一篇一千五百字左右的短文，分三次登在1934年《大公报》的“本市附刊”上（11月29日、30日、12月1日）。这是读者近年来查到的孙犁早年发表的极少数作品之一，他自己就此发表看法说：“30年代之初，我读了不少社会科学的书籍，因之热爱上接近这一科学的文艺批评。并且直到现在，还不改旧习，时常写些这方面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章，为权威者笑。”①权威者笑不笑，先不用管，我们觉得，这篇议论性的记事短文，是一篇很重要的文字资料，它记录了旧日北平街头的风俗民情，也记录了那时孙犁的生活行踪和思想见解，显然，爱看京戏的他，也常常到这些贫苦阶层的人们喜欢去的地方：
在北平的天桥、西单商场、东安市场的游艺场里，和那些说相声的、唱大鼓书的、变戏法的在一起，我们常见到唱地台戏的人们。
和说相声的、唱大鼓书的一样，他们也是靠着嘴吃饭的。
……
在平地上，摆好两圈板凳，观众就坐在上面，中间的空地，就成了台面。
还有一张方桌，这可以说是后台，在桌的两旁坐下了拉胡琴和弹月琴的乐师。一切的演员也站在那里。
他们的乐器很简单，除去必用的胡琴外，还有一把月琴，两块硬木板代替了鼓板，至于，京剧应有的其他乐具，便全拿嘴来代替了。
他们的角色，也就三、四个全是很年幼的孩子——八、九岁至十一、二岁。
他们也有领班的，这个人是有舞台的经验和灵活的手脚的。
一出戏要开始了，他便用嘴打着开场锣。他用一条布蒙住了演员的脸，等胡琴拉完了过门，他把那条布一揭，演员便算上了台，一声声地唱起来。……
在一出戏的终了，小孩们便捧着小盘向观众索钱……①
这就是他所记录的北平地台戏的全过程，是他在30年代中期的“都市采风”。他认为，地台戏以“原始的”形式接近群众，对话剧运动的普及有很大的帮助；在艺术大众化的口号下，应该有人来从事这件工作。
在这则简短的“记事”里，孙犁并没有忘掉它的中心：自1930年上半年以来，左翼作家发起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这时已经达到了高潮。
《大公报》引出的故事
1936年春，孙犁失业，在家闲住。但每天仍手不释卷，或读或写。没有书柜书桌，妻子的衣柜就变成了他的书柜书桌，没有安静的读书环境（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男孩），场院里树荫下就是他自得其乐的读书环境。
在外面读报养成了习惯，他很想订份报纸看。这在那时，几乎是一场幻想。东辽城地方偏僻，教育落后，虽然有小学，但从来没想到要订报，村公所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孙犁要订报，这在那时一般人看起来，是够气派的了。而且，他想要订的还不是一份小报，是堂而皇之的《大公报》。“这种报纸，我们的县城，是否有人订阅，我不敢断言，但我敢说，我们这个区，即子文镇上是没人订阅过的。”①《大公报》是一份有着广泛影响的大报，它的副刊办得相当活泼，特别是自1933年9月设立《文艺副刊》后，吸引了许多爱好文艺的青年，孙犁就是其中之一。《大公报》副刊还很注意培养青年作者，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的文章，最初就是在该刊发表的，后来，它获得《大公报》设立的唯一的一个散文奖（另有戏剧奖和小说奖，分别由曹禺的《日出》和芦焚的《谷》获得），这件事，孙犁还在纪念何其芳的文章里提过。如上所说，他自己也曾多次向《大公报》的副刊投稿。总之，这份报纸给他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甚至还在中学时，老师就常选它的社论，做课文讲授。上面登的长江的通讯，赵望云的风俗画，他也很喜欢，更不用说由沈从文、萧乾等主编的《文艺副刊》了。
正因为这样，在保定和北平时，他一直都看《大公报》。那时北方也有别的报纸，如《益世报》、《庸报》这些由教会和失意政客办的报纸，他是不屑一顾的。
孙犁想订《大公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想在失业之时，继续给《大公报》投稿，而投了稿去，又看不到报，岂不苦恼？终于，他把这个想法和妻子说了：“我想订份报纸。”
“订那个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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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家里闲着很闷，想看看报。”
“你去订吧。”
“我没有钱。”
“要多少钱？”
“订一月，要三块钱。”
显然，这“三块钱”超过了妻子的心理承受力，她一时无话可说，不由得“啊”了一声，用这个虚词表示了自己特大的惊讶。孙犁可还是平静地问：“你能不能借给我三块钱？”
本来还想跃跃欲试的妻子，这回转移目标了：“你花钱应该向咱爹去要，我哪里来的钱？”
谈话就这样中断了，孙犁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心里明白：妻子还是怜惜他的。也正因为这样，他的自尊心受了一点损伤：
是啊，我失业在家里呆着，这证明书就是已经白念了。白念了，就安心在家里种地过日子吧，还要订报。特别是最后这一句：“我哪里来的钱？”这对于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我，确实是千钧之重的责难之词！
其实，我知道她还是有些钱的，作个最保守的估计，她可能有十五元钱。当然她这十五元钱，也是来之不易的。是在我们结婚的大喜之日，她的“拜钱”。每个长辈，赏给她一元钱，或者几毛钱，她都要拜三拜，叩三叩。你计算一下，十五元钱，她一共要起来跪下，跪下起来多少次啊。
她把这些钱，包在一个红布小包里，放在立柜顶上的陪嫁大箱里，箱子落了锁。每年春节闲暇的时候，她就取出来，在手里数一数，然后再包好放进去。①
想到这里，他觉得在妻子面前碰的这个软钉子是值得的。他不能再“敲”妻子的钱了，就硬着头皮去向父亲要。父亲也觉得这三块钱超过了家庭经济的承受能力，沉吟了一下，问他能否订份《小实报》。孙犁对各种书籍、报刊的欣赏起点很高，向来取法乎上；《小实报》是北平出版的低级小报，属于他不屑一顾之列。看见父亲犹豫，他没有再说话，就退出来了。
看着儿子郁郁寡欢的形容，父亲有些心疼。到了晚上，终于对他说：
“愿意订就订一个月看看吧，集晌多粜二斗麦子也就是了。长了可订不起。”
就这样，孙犁把三块钱汇到天津去，同时寄去两篇稿子。过了不久，邮差就骑着车子，从县城来到这个小村，然后又进了孙家的堆满柴草农具的小泥院。当他把报纸交到孙犁手里时，他不由得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青年。
从此，孙犁常常坐在柴草上读着报纸。从社论、通讯、地方版、国际版、副刊，直至商情、广告、寻人启事……他都一字不漏地读过。最后，他珍重地把报纸叠好，放回屋里。
妻子因为没有拿钱给孙犁订报，好像有些过意不去。对于报上的事，她虽然不闻不问，但终于看出丈夫一点儿心事。年轻夫妻，免不了要逗着玩，有一次，她略带戏谑地问：“有了吗？”
“有了什么？”
“你写的那个。”
“还没有。”
孙犁其实知道，她从心里断定不会有。她还不识几个字，对于文章方面的事也不了解什么，她不是凭学问做出判断，而是凭感觉做出判断的。
她的判断相当准确，直到一个月的报纸看完，孙犁的稿子也没有登出来。也许这时他才明白，这一个月他不是靠运气翻阅报纸，而是靠希望翻阅报纸的。
不过，他仍然很有收获：除了增长见识，他们的“爱的巢”得到了改善。那年夏天雨水大，他们结婚时裱糊过的屋子，顶棚和墙上的壁纸都已脱落。有些人家，到集市去买旧报纸，来重新装饰他们遭到同样命运的屋子。那时集市上的旧报很多，由于日本侵略的关系，像《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日文旧报，都倾销到这穷乡僻壤来了。妻子在这件事上很精明：她和丈夫商议，是不是就用他那些报，也把屋子糊一下。她说：
“你已经看过好多遍了，老看还有什么意思？这样我们就可以省下数块来钱，你订报的钱，也算没有白花。”孙犁同意了，于是：
妻刷浆糊我糊墙。我把报纸按日期排列起来，把有社论和副刊的一面，糊在外面，把广告部分糊在顶棚上。
这样，在天气晴朗，或是下雨刮风不能出门的日子里，我就可以脱去鞋子，上到炕上，或仰或卧，或立或坐，重新阅读我所喜爱的文章了。①孙犁这段生活经历，后来写进了他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小说中自学成材、并有几分农村流浪艺人气质的变吉，也有这样新奇的举动，我们抄在这里，供读者比较、参证：结婚那年，他称了几斤旧报纸，自己裱糊的新房，乡间的画匠都兼有纸匠的技能。在风雨天不能外出的时候，他在坑上，仰着立着，挨篇挨段，读完了所有报纸上的文字。这间用废报裱糊的小屋，成了他的藏书库和文化宫，等到报纸被烟熏火燎，不能辨认的时候，他还能指出屋顶上有一篇什么故事，炕头上有一则什么新闻。包了杂货的旧书篇页，他也是仔细的读过，然后保存起来。①我们觉得，上文中最后多出来的这个动作，如果放在孙犁身上，那也是很合适的。他曾告诉笔者，他这个人“有点吝啬……什么东西也不愿意糟踏，这回搬家②，孩子们说，破破烂烂的，就不要搬到新房间里了。结果，整个又过来了，破衣服、破鞋、破袜子，全部带过来了，到这边也没有扔，又收起来了。”“我老是裁废纸条子，写东西、写信都是用那个。看见白纸就弄下来，放在写字台上边了。”
如果有一天他再写小说，这些习惯或动作又出现在他的人物身上，那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再赴北平
经过一段时间的失业，父亲又托人为他在北平找到了一个工作：去象鼻子中坑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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