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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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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故乡的感情，是从童年时起就培养起来的。孙犁曾说，爱国主义是人的一种天性。我们还可以说，乡情也是一种天性，是人的与生俱来的一种感情。在孙犁的童年世界中，故乡处处显示着她的魅力，——一种具有创造精神的魅力。譬如农村唱大戏，单看戏班的水平和演出条件，它们无法和城市相比，但在故乡的土地上演出，由于环境的参与作用，演出的场面就变得精彩多了：我的村庄小，记忆中，只唱过一次大戏。虽然只唱了一次，却是高价请来的有名的戏班，得到远近称赞。并一直传说：我们村不唱是不唱，一唱就惊人……
唱戏一般是三天三夜。天气正在炎热，戏台下万头攒动，尘土飞扬，挤进去就是一身透汗。而有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在此时刻，好表现一下力气，去“扒台板”看戏。所谓扒台板，就是把小褂一脱，缠在腰里，从台下侧身而入，硬拱进去。然后扒住台板，用背往后一靠。身后万人，为之披靡，一片人浪，向后拥去。戏台照棚，为之动摇。管台人员只好大声喊叫，要求他稳定下来。他却得意洋洋，旁若无人地看起戏来。出来时，还是从台下钻出，并夸口说，他看见坤角的小脚了。①这戏唱得确有生气，不然，在那炎热的天气（当时正是夏秋之间，农民连得透雨，眼看丰收有望，才酬神谢雨，花钱演戏的），哪来的台下万头攒动，尘土飞扬？又何须好事者来扒台板？京戏或河北梆子，本来都源于民间，是因为得到群众生活的营养，才蔚然成风、飞黄腾达、闯进宫廷和通都大邑的。现在，这类戏在民间演，就是回了娘家，它们吸吮着大地的乳汁，和群众声息相通，所以才能达到台上台下，心照不宣，一曲未终，万头攒动。这些，就是故乡的参与作用。故乡，是有创造能力、创造意识的。戏是这样，人也是这样，都需要来自故乡和大地的营养。特别是像孙犁这样具有文学禀赋和气质的人，更是如此。上面是他幼时在家乡看戏的情景，中年以后，这情景变成了他的著名长篇小说《风云初记》里的一个场面：
……在从前，乡村演唱大戏，总得请上几个管台的人，管台的工作，是维持台下的秩序。乡下人看戏，要拼着全部力气和一身大汗。戏唱到热闹中间，比如《小放牛》唱到牧童和小姑娘对舞对唱，《喜荣归》唱到花头一手叉腰一手扬着花手娟来回踏碎步，《柜中缘》唱到哥哥要开柜、妹妹不让开的时候，台下就像突然遇到狂风的河水一样，乱挤乱动起来。那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讲究看戏扒台板，就像城里的阔人，听戏要占前五排一样。他们通常是把小褂一扒，三五个人一牵手，就从人群里劈进去。挤到戏台前边，双手一扒台板，然后用千钧的力量一撅屁股，这一动作，往后说可以使整个台下的人群向后一推，摧折两手粗的杉篙，压倒照棚外的小贩；往前说，可以使戏台摇摇欲坠，演员失色，锣鼓失声。当这个时候，管台的人，就站到台前边来了，他们一手提着烟袋荷包，一手一按一扬地喊；“乡亲们！这是和谁过不去呀？还看不看戏呀？”态度既从容又急迫。这样台下就会渐渐安静起来，管台的笑一笑，又退回打锣鼓的后面，抽着烟看戏去了。①
像这样的描写，可以使我们联想到鲁迅的小说《社戏》，它们都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都得自童年时期对故乡生活的记忆。作家的生命力，是和他的作品的生命力同时存在的，第一个赋予这种生命力以内容和形式的，便是故乡。也正因为是第一个，故乡对于作家的生命形式，具有创造意味。有人说，作家的本钱是他的童年，那意义，也和这里说的差不多吧！
故乡带给他许多喜悦。哪怕是一副简单的锣鼓，故乡的敲打声也最有诱惑力。每年春节前后，有多少个夜晚，孙犁被这敲打声从家里召唤出来，和孩子们一起，加入到成年人的“联欢”队伍。乡亲们也是刚放下饭碗，集在街头，围着一面放在木架上的大鼓，有的敲着锣，有的扬起镲，兴致勃勃地敲打起来。特别是那鼓手，抡起两只鼓槌，交替敲着鼓心和边缘，随意地变化着音响和节奏，以调剂人们的情绪。鼓是这些打击乐器中的主力，也起指挥作用，因而鼓手就成了这支乐队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角色了。如果遇有求雨或出村赛会，那更是鼓手施展技艺的机会，他们高高站在拉着鼓行进的大车上，舞动鼓槌，击出各种花点，不断地把人们的情绪引向高潮。在北方，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这样一副锣鼓，通过娱乐，起到了联络感情的作用。
比起锣鼓，更简单的是冬季夜晚更夫敲打木梆子的声音。这也给幼年的孙犁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东辽城虽然只有百来户人家，倒也有穷有富。每年冬季，由富户出些粮食，雇用一名更夫，每逢夜深，更夫沿街巡逻，徐缓的、钟摆似的梆点清晰可闻，人们习以为常，并不扰乱梦的安宁。相反，人们还可以从打更的遍数，推算着天明的时间。当梆点变得急促繁乱起来，人们就要警惕了，那是更夫发现了可疑的情况。这时，孙犁的母亲就会机警地坐起，披衣谛听。其实并没有什么情况，过了一会儿，梆点又变得钟摆似的单调、平缓，母亲就又吹灯睡下了。
在打更的人里边，有一个他叫做“根雨叔”的人，和他家是近枝。每逢根雨叔打更，对他家尤其有个关照，虽然孙家住在很深的一条小胡同底上，他还是一直打到门前。遇有什么紧急情况，还会用力敲打几下，叫母亲经心。在冬季的夜晚，农民用这简单的声音，传递着温暖的关切。根雨叔自己的境遇却不大好。他的父亲嫌儿子不够孝顺，上吊死去；他到老来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学了父亲的样子。这在村民中留下话柄：一辈儿跟一辈儿，辈辈不错制儿。其实，农村中的这些不幸，多半都为一个“穷”。所以，幼时听惯了打更声的作家，老年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延续了两代人的悲剧，现在可以结束了吧？”①在故乡的冬夜，孙犁虽然听了那么多年平缓中时现杂乱的梆点，却没有发生过什么盗案（除去偷鸡摸狗的小事）。大的抢案，他在全县也只听说过发生一次。“这并不是说，那个时候，就是什么太平盛世。我只是觉得那时农村的民风淳朴，多数人有恒产恒心，男女老幼都知道人生的本分，知道犯法的可耻。”“后来我读了一些小说，听了一些评书，看了一些戏，又知道盗贼之中也有所谓英雄，也重什么义气，有人并因此当了将帅，当了帝王。觉得其中也有很多可以同情的地方，有很多耸人听闻的罗曼史。”②但是，有一个人物的死，却使他不能忘记，那就是第一个借给他《红楼梦》的“四喜叔”。四喜叔中年潦例，每逢集市，就挟把切肉刀，帮人家卖熟肉。无论是牛肉、马肉或驴肉，在他那明亮锋利的刀口下，都像刨花一样飞扬出来，整齐地码在圆形的肉案上，给顾客夹起烧饼来，既好看又好吃。在他工作的时候，四周往往围满了人，他则顾盼神飞，谈笑自若。他的令人赞赏的刀法，使他获得了一个浑名——“飞刀刘四”。有一次散集后，主人请他吃了顿饱饭，又喝了一些酒，他就挟着菜刀回去了。走在路上，迎面过来一辆自行车，他忽然大喊一声：
“下来！”
“下来干什么？”那人认得他。
“把车子给我！”
“给你干什么？”
“不给，我砍了你！”他把刀一扬。
那人回头就报了案。他也回家睡觉，把这事忘得干干净净。第二天早晨，他被捉进县城。县长不问青红皂白，把他枪毙，作为“治绩”向上报告。像阿Q一样，他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落了个大团圆结局，那本孙犁读过的《红楼梦》也不知去向了。对于这个不幸的事件，孙犁的结论是：“看起来，是生活决定着他的命运，而不是书。而在我的童年时代，是和小小的书本同时，痛苦地看到了严酷的生活本身。”①孙犁很爱故乡的风俗。有时候，这些风俗也在揭示着生活的另外一些方面，它们使孙犁兴奋，也使他思索。下面便是一例：
小康之家，遇有丧事，则请小戏一台，也有亲友送的。所谓小戏，就是街上摆一张方桌，四条板凳，有八个吹鼓手，坐在那里吹唱。并不化妆，一人可演几个角色，并且手中不离乐器。桌上放着酒菜，边演边吃喝。有人来吊孝，则停戏奏哀乐。男女围观，灵前有戚戚之容，戏前有欢乐之意。中国的风俗，最通人情，达世故，有辩证法。①一般认为，比起城市，农村中的人物总是更保守、更封建一些。其实并不尽然，这里也有相当“开放”的人物。孙犁家的前邻，有一位和英法联军交战时伤了一只眼的农民，人们叫他瞎老亭。也许是英雄失意吧，他总是一个人呆呆地、直直地坐在屋门口，坏了的眼睛紧闭着，面容愁惨，老像回忆着什么不愉快的事。他这样子，孩子们见了有些怕，不敢接近他，村里人也不大到他那里去。但是，他的一个邻居寡妇却常到他那里去，并且半公开地在夜间和他作伴。这位老年寡妇毫不隐讳地对妇女们说：“神仙还救苦救难哩，我就是这样，才和他好的。”②这事出在孙犁的故乡，也是一种很新鲜的见解。
下层人民有他们自己观察问题的方法，有他们自己的道德视角，也有他们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他们不读书，固然较少开化，但也容易依直接经验定取舍、权利害，不受书本成法的限制。孙犁多年以后，写过一篇《香菊的母亲》，对于那位和丈夫的弟弟共同生儿育女的中年妇女，也进行了道德方面的辩护。
总之，孙犁的故乡也许方圆不过几十里，但就它的蕴纳看，就它所具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地理、风俗、人物等各个方面的一般面貌看，却也能代表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至少在农村这个范围里是这样。所以，这方圆几十里，实在也并不小。
孙犁的故乡是如此厚实有力，作为他童年时期的摇篮，他从这里汲取了足够的营养，有力气向更远、更大的天地飞翔了。
再见吧，故乡！
第二章 苦雨愁城
古城行
1926年，孙犁十三岁，由父亲护送，从安国乘骡车来到保定，进行升学考试。因为家庭经济方面的原故，初考不用交学费的第二师范，未能录取，不得已改考育德中学，录取了。从此，开始了六年黄卷青灯的学习生活。
育德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不只在保定，在华北也是一所名牌中学。该校的学生，每人一年要交三十六元学费（书费在外），而当时三十斤一斗的小麦是量变，否认质变；事物变化的原因不是其内在矛盾，而是，也不过一元多钱。这就是说，一年下来，孙犁的家庭需要花费近千斤小麦，才仅够他交付学费之用。难怪孙犁说：“那时候，只是一家单纯的富农，还不能供给一个中学生；一家普通地主，不能供给一个大学生。必须都兼有商业资本或其他收入。这样，在很长时间里，文化和剥削，发生着不可分割的关联。”①除去休学一年，孙犁在六年中共花去了多少银元，读者不难算出来。这对孙犁的家庭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当这个数目落在孙犁身上的时候，这个少年人感觉到的，可能不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而是家庭的爱抚和期望……不管怎么说，他是登上骡车，向新的一站启程了，——从骑驴到坐骡车，连交通工具都前进了一步。
从安平到保定，有一百八十华里，他若从安国动身，那就只有一百二十里。这样短的距离，如果坐火车，霎时可到，不会有很多故事；坐在骡车上，故事可就多了。
去保定上学的学生，总是两、三个人约好，合雇一辆单套骡车。车夫一般很守信用，决不会误了行程，前一天定好车，刚过半夜，他们就来打门、抱行李了。在路上，只要你高兴，他就讲故事，他们的故事总是讲不完的；如果你想睡觉，他便停止，也就地抱着鞭子睡起来。这种旅行，深夜也不担心迷路，因为学生们开学，路上的车已经连成长龙，牲口又是熟路，前边停，它也停，前边走，它也走。这样一直走到距离保定约有四十来里的唐河渡口，天就大亮了。唐河是大清河的支流，源出山西省境内的恒山，东流注入白洋淀，长六百六十四华里。在骡车经过的渡口上，有一座草桥，春冬枯水时节，车可以从这里过去，管桥的人一边和车夫开着玩笑，一边从学生身上刮过路钱。中午，在温仁或是南大冉打尖，这里距保定已经很近了，这一百多里的旅途生活，也进入高潮，从作家的回忆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像《东京梦华录》记叙的那类风俗描写。虽然后者所叙，为宋代汴京风貌，毕竟那是八、九百年以前北宋年间的城市样子，而出现在孙犁记忆中的，则是本世纪20年代的村镇风光了：……一进街口，便有望不到头的各式各样的笊篱，挂在大街两旁的店门口。店伙们站在门口，喊叫着，招呼着，甚至拦截着，请车辆到他的店中去。
但是，这不会酿成很大的混乱，也不会因为争夺生意，互相吵闹起来。因为店伙们和车夫们都心中有数，谁见哪家的主顾这些著作阐明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列宁主义关于帝，这是一生一世，也不会轻易忘情和发生变异的。
一进要停车打尖的村口，车夫们便都神气起来。
那种神气是没法形容的，只有用他们的行话，才能说明万一。这就是那句社会上公认的成语：“车喝儿进店，给个知县也不干！”
确实如此，车夫把车喝住，把鞭子往车卒上一插，便什么也不管，径到柜房洗脸说”等。均试图考察人所共有的原始本性，从而寻找出人类，喝茶，吃饭去了。一切由店伙代劳。酒饭钱，牲口草料钱，自然是从乘客的饭钱中代付了。
牲口、人吃饱了，喝足了，连知县都不想干的车夫们，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蜂拥着从柜房出来，催客人上路。其实，客人们早就等急了，天也不早了。这时，人欢马腾，一辆辆车赶得要飞起来，车夫坐在车上，笑嘻嘻地回头对客人说：“先生，着什么急？这是去上学，又不是回家，有媳妇等着你！”
“你该着急呀，”一些年岁大的客人说，“保定府，你有相好的吧！”
“那误不了，上灯以前赶到就行！”车夫笑着说。①
保定到了。自清代咸华、同治以后，保定就是一方重镇，总督所在；同时，文人也多。清代文学家吴汝纶曾在这里多年主持莲池书院，门人很多。因这时正值清末，海禁大开，也聘请了一些英文、日文教师在莲池执教，使维新、启蒙之风，盛极一时。此外，保定地方在历史上还是进入北京的要地。15世纪中叶，即明英宗时，蒙古部族首领也先进攻北京，就是取道紫荆关，经此北上。明朝末年，李自成农民军的一部，也由刘宗敏等率领，自固关取道保定，进逼北京。建立民国后，保定又曾成为河北省的省会。
在孙犁进入这个城市求学以后，发现它的市容并不景气。满城的街道坑坑洼洼，尘土飞扬，显得非常荒凉、破旧和萧条。似乎没有人想到去建设它，也没有人注意它的市政机关设在哪里，甚至于也看不到一个清扫工。
育德中学地处西郊，有一条坎坷的土马路歪歪斜斜地通向西门。秋冬风沙大，接近城门时，又冷又烈的风从门洞里直扫过来，人们只好侧身或倒行而过。在转身的一刹那，还会遭到第二个“冷”的打击：映入他们眼帘的，常常是挂在城门墙上前一个小木笼，里边装着在那个年代视为平常的，尘封的，血肉模糊的示众人头。
尽管城市荒凉，缺少很多东西，但有一件东西是不缺的，那就是军队。特别是在西关火车站，不断有杂牌军队驻防。学生们星期天进城，在西门外护城河石桥旁边的一家澡堂里，常常看到挤满了军人。马路上三五成群的士兵随处可见，他们一般不带枪枝，而是把宽厚的皮带握在手里。“黄昏的时候，常常有全副武装的一小队人，匆匆忙忙在街上冲过，最前边的一个人，抱着灵牌一样的纸糊大令。城门上悬挂的物件，就全是他们的作品。”①从各方面看，保定虽则破败萧索，却是一个军人的世界。也许这正是这座古城两个不可分割的时代特点。有时候，如果演出什么重要的场面，那也多半和兵联系着。例如，像当时的张学良这样的重要人物来了，那就得临时戒严：街上行人，一律面向墙壁，背后排列着也是面壁肃立的持枪士兵。
当时保定最主要的街道是西大街，除去星期天，这里也很少行人，两旁的店铺，或关或掩，不见有什么生意。有名的市场“马号”里，游人也寥寥无几。这个市场，高低不平，又很阴暗，各个小铺子里的店伙，呆立在柜台旁边，有的就靠着柜台睡着了。面对着这样一幅残败景象，南门外大街上几家小铁器铺里传出的叮当声，以及从西关水磨那里传来的哗哗流水声，反而给这座古城平添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寂寞之感。对于这样一座城市，孙犁称它“是一座灰色的，没有声音的，城南那座曹琨花园，也没有几个游人的，窒息了的城市。”②
但是，正是这座城市，是那时“中国北方除北平以外著名的文化古城。”①它主要靠几所学校维持着。孙犁所在的育德中学，非常重视教育质量，它不惜重金，礼聘名师执教。我国创办最早的工科大学——北洋大学，那时每年录取的新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育德。同时，它不惜工本，培养运动员，一度像舞台上的梅兰芳那样显赫的篮球场上的明星王玉增，就来自育德。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每期差不多由它包办。此外，在它培养的学生中，还出了一些去法国勤工俭学、后来成为一代名人的人。不过，在孙犁进校的时候，勤工俭学一事已经名存实亡，学校里虽然附设着一个铁工厂，又和化学教员合办了一个制革厂，但都没有什么生意，学生也不到厂里劳动了。
选择与思考
孙犁的学历，和时代的节拍非常吻合：五四运动那一年，他进入小学；在他升入中学的时候，则正赶上举行北伐革命。这场大革命的风暴，有南方兴起，以度卷之势，扫荡着半个中国，使他正在求学的这个北方城市也受着深深的震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虽然失败了，它播下的种子却在继续发芽、成长。孙犁1926年入校，开始了四年的初中学习生活；1931年升入高中普通科第一部（类似文科），于两年后毕业。在前后六年的学习生活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反映着革命迂回进退的那些时代的激流和潜流，是如何改变着他的学习环境，影响着他的选择和思考。
当革命暂时受挫时，有大批的革命出版物，涌现在这个表面上沉默的城市。孙犁刚入学时，年龄还小，因为想家，第二年从寒假起，还休学一年，于1928年寒假后复学；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像那时的许多青年一样，开始了“朦胧的觉醒”①。时至晚年，在谈到那一次休学时，还表示惋惜：“这一年，革命军北伐，影响保定，学校有学潮，我均未见，是大损失。”不但如此，他还记下了这次革命对农村的影响：“父亲寄家《三民主义》一册，咸与维新之意。”②可见，那次失败了的革命，无论对孙犁还是对孙犁的家庭，都有着明显的影响。
1928年孙犁回到学校，一个鲜明的印象是：礼堂内挂上了“总理遗嘱”等标语。孙犁终于比这些表面文章走得更远，渐渐地，他去阅读马列主义的哲学、经济学著作和新兴的文学作品了。那时，这类书很多，在大大小小的书店里无所顾忌地陈列着，有的还摆在街头出卖，价格也便宜。在一个时期里，孙犁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费尔巴哈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经典著作，并用蝇头小楷，在一本本练习簿上，写满了读书笔记。此外，还读了那时翻译过来的苏联和日本学者所著的经济学教程，如布哈林和河上肇等人的著作。由于这些著作的引导，他进一步读了马列主义的文学理论。他觉得，“这些理论，使我接触到比那些经典的哲学著作更为实际的革命的内容。我读起来也觉得好懂些，更有兴味。”①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文学概论》和当时文坛论战的文章，如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的论战，后来的《文艺自由论辩》等。我们知道，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的论战，主要发生于1928年，那时孙犁刚刚复学，才十五岁。在时代浪潮的催动下，他（还有他的同代人）显得早熟了。至于“文艺自由论辩”，则发生于1932至1983年间，是鲁迅、瞿秋白、周扬、冯雪峰等左翼作家和胡秋原（自称“自由人”）、苏汶（自称“第三种人”）的论战，那时，孙犁已经升入高中。前后两场论战相距四、五年之久，孙犁从少年成长为青年，而他对这些论战的关注（当时还有其它一些文艺论战，想必他也注意到了）是一贯的。他曾经说过，在当时读了那些论战文章之后，他是站在左翼一边的。
除去这些论战文章，他还读了中国和外国人写的一些唯物史观艺术论著。他读得较早的有鲁迅翻译的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政策》等，直到晚年，他在写给别人的信里提到这些书时，还认为“很有价值”②。此外，给他留下了较深印象的，是厨川白村、藏原惟人、秋田雨雀的著作，以及柯根的《伟大的十年间文学》。在这些作者中，前三人是日本文艺评论家和作家，后者是一位苏联文学史家，他的这本《伟大的十年间文学》，论述了十月革命前后至1927年间苏联文学发展的概况，初由沈端先（夏衍）译出，1930年9月上海南强书局出版。孙犁认为他的论述很明快，因此读起来很有兴趣。在那个时候，他能够在北方一个显得那样衰颓的小城里读到它，说明这类革命书籍的传播的确是很快的。
孙犁家里虽然不算富裕，他还是尽量购买和阅读这类书籍。那时，在保定“有一家偷印别人家出版物的印刷厂。印刷厂的主持人，后来听说前人家控告下狱。他翻版的书，数量很大，传播到了北方的各个城镇，甚至乡村，而且大都是革命的书籍。这个印刷厂在传播革命的种子上，是有些功绩的。”①
当然，在那一时期，也有一些挂羊头、实狗肉的假马克思主义的书，使青年人常常上当。有些杂志，不只名字诱人，封面也用红色，显得非常革命，里面也常引用马列主义的字句，而实际是反马列主义的。但这毕竟是螳臂挡车，无济于事，青年人还是从比较中增长了鉴别力。至于孙犁，他在这方面是得到鲁迅文章的许多帮助的，因为鲁迅先生经常揭露这些貌似革命或伪装马列的骗子手。
孙犁也读了许多文学作品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前驱者们的著作，如《独秀文存》、《胡适文存》，鲁迅、周作人等作家的译作，冰心、朱自清、老舍、废名（冯文炳）的小说、散文，还有一些英、法小说和印度作家泰戈尔的作品。英文方面，他读过《林肯传》、《泰西五十轶事》、《伊索寓言》、《英文短篇小说选》、《莎氏乐府本事》。不过，这些主要是做为正课来学习的，在高中时，他开始攻读英语，曾获得“佳评”。
遵循着他在当时思想发展的逻辑线索，后来他就专读左翼作家和苏联作家的小说了。
他是在一些左翼理论著作的提示下去阅读苏联新兴的文学作品的。他最初读的是曹靖华翻译的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和爱伦堡的《烟袋》。“拉甫列淫夫的简洁的叙事诗的风格和草原的热风一样的感人的力量，使我非常爱好。爱伦堡的短篇《烟袋》所包含的强烈的、真实的革命的激情，震动了我，我一直保存这本书，直到我参加了抗日战争，后来把它遗失在战场上了。”①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也追求这些东西。后来他还告诉一些青年作家：要多读一些合乎自己的艺术气质的那些作家的作品。原来这也是他的起点，他从中学时代就积累起这方面的经验了。
他也很喜爱聂维洛夫的作品。聂维洛夫是苏联十月革命初期的作家，多写农村故事，孙犁对他的短篇《一个女布尔什维克》有很深的印象，在《文艺学习》这本书里，用很长的篇幅向读者做过介绍：十月革命前，善良的玛利亚一直受丈夫摆布，连丈夫捏她拧她，她也只是用微笑回答。布尔什维克来了，她开始觉醒，后来被选进了村苏维埃，丈夫要求离婚，她一摆手就答应了。哥萨克兵进入村子，玛利亚转移到外村工作，传说有人在别的村子里看到过她，又说也许不是她，因为革命后这样的女人已经很多了。“情节、对话、叙述、描写、结尾，全是讲故事的样子，一切单纯、一切统一。”“故事在十月革命发生，作者根据那个时期乡间生活的内容和形式，动态和节奏，制成他的文章。”①在这里，读者又一次看到，成为他后来的创作风格的那些因素，在他中学时代的阅读兴趣里就已经体现和孕育着了。
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的名著《毁灭》，自从1930年1月起，在左联刊物《萌芽》月刊上连载的时候，他就读了。后来他买到一本翻印本，还想得到一本1931年鲁迅以“三闲书屋”名义印行的原版印本，但未能如愿。这在手头不算宽裕、而历来又持身俭朴的他，只有用求知若渴来解释了。文化史和文字语言学方面的书，他也读了不少，如：《中国文化史》（杨东莼）、《中国哲学史》（冯友兰）、《白话文学史》（胡适）、《欧洲文学史》（周作人）、《修辞学发凡》（陈望道）、《词诠》（杨树达）、《名学纲要》（穆勒），以及日本汉学家盐谷温、青木正儿等人关于中国文学的著作，等等。这些书，都出于一代名家之手，差不多代表着当时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以此而论，做为中学生的孙犁，确实做到“取法乎上”了。
他那时读书的视野也相当宽广，连吴稚晖、梁漱溟谈人生观、宇宙观方面的书，也没有忽略。不仅如此，就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如《科学概论》、《生物学精义》等，他也读过。他还读过一本演述人类发展史的科学童话，书名叫《两条腿》，丹麦作家爱华尔特（C．Ewald）著，李小峰译，鲁迅校阅，北新书局做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于1925年出版。一般地说，这些书对于当时的思想界、知识界，也是起了某种程度的启蒙作用的。
至于古代散文和古代文学、哲学方面的书，他这时自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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