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传-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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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有他的新作《第二十一个深夜》，恳请指正。
　　李信约三四百字。距李写信不足一周，即同年11月20日，孙犁写了一封长达三千多字的回信②，告诉这位作者：“看到刊物上有你的新作，我都是感到高兴。看到你的作品被重视，发在显著地位，我尤其从心里喜欢。”“说来说去，创作一途，生活积累总是根本，其次是读书。”“从事创作，只能问耕耘，不能预计收获。皇天总不会负有心人就是了。也不必去做‘诗外功夫’。我青年时从事此业，虽谈不上成绩，也谈不上经验，但我记得很清楚，从来也没有想过，给权威人物写信求助。因为权威人物是不肯轻易发言的，只待有利时机，方启金口。有时说上一句两句，钝根者也不易领会其要领。即使各种条件成熟，你的姓名，被列入洋洋数万言的工作报告之中，并因此一捧，使你的作品得奖，生活待遇提高，得到一连串的好处，对你的前途，也不见得就是定论。历史曾经屡次证明这一点。”“给我写信，是另一回事，与上述无干。因为我说你写得好或是不好，都是秀才人情，无关实利。我们是以文会友，不是以文会权，或以文会利。”……信写得如此诚挚恳切，热情洋溢，没有对年轻作者的由衷爱护，是做不来的。但是，作者的信，正如次开了的堤防，一时还收它不住：
　　前两天，天津下了一场大雪，这是一场很好的雪。我从小就喜欢下雪，雪，不只使环境洁净，也能使人的心灵洁净。昨天晚上，我守着火炉，站在灯下，读完了你发表在《萌芽》上的小说《第二十一个深夜》。在我读小说的前半部分时，我非常喜欢，对你的艺术表现的欣赏，几乎达到了击节赞叹的程度。但自从甜妮母亲突然死亡的情节出现以后，我的情绪起了变化……
　　直率地说，他不喜欢这篇小说的下半部分，他认为甜妮母亲的自尽非常不自然，是作者有意制造的“悬念”。由于这一关键性的情节失当，使后面的故事乱了套。他也想到，这可能是作者追求的一种现代手法；但他明白表示，他不欣赏这种手法。小说的后半部，奶奶和甜妮性格变得“复杂化”了，但和她们前面的形象发生了矛盾和破裂。至于甜妮擦澡和嘲笑诗人的情节，那简直是败笔，“是当前流行的庸俗趣味，在你笔下的流露。”最后，他向作者表示：他可能说得太多了，也可能说得过火了，希望得到原谅。
　　该信稍后发表，没有等到作者表示原谅，他自己先惴惴不安起来。一位评论工作者看过他的信和李的小说后，委婉地告诉他：“当前的青年作家，都喜欢捧……”他想：他和这位青年作家只见过一面，而且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还说不上什么了解，结果会是怎样呢？
　　他本来已变得不大愿意读自己发表过的东西，这次却找出原稿，读了几遍。还好，没有发现有可能开罪对方之处，他放心了。
　　但他发现这信是在激动状态下写的，有些借题发挥。对李的小说，某些地方也难免说得偏激了些。青年人读到这些地方，会是不愉快的。
　　李来了信，没有这样看，他倒是表示要把小说改写一次。孙犁劝他不要这样做，以为这样不合艺术规律，建议他在出书时，原封不动收进去，把精力放在写新的作品上。
　　没有私心，不存成见，放笔直言，坐而论道。孙犁一向提倡的文字之交，他的诱掖后学的激情，在这次通信里，表现得是十分突出的。
　　这当然不是唯一的一次。由于他读书认真、仔细，他提的意见也往往是非常具体的。有一位作者寄来了他的散文《母亲琐记》。孙犁一直认为散文以纪实为本，可以剪裁、组织，但不能虚构。读了这篇散文，他回信说：“你这篇散文，有个别处，使我感到不太真实。如‘第三个对象’，有黑麻子，那是谁都可以一目了然的，为什么你看不出来，还要母亲去‘暗地察访’？这种写法，即使在小说里也是漏洞，就不用说散文了。”从维熙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上发表后，作者特地挂号寄来该期刊物。孙犁知道这是无声的督促，便从当天下午开始阅读，读到晚上11点钟，仍剩下两节，次日早上读完。因为他读得很慢，是逐字逐句地读，所以连文字排印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看出来了。这些问题，如非编校人员，本来是不易发现的。其中，第二十页：“看透这层窗户纸，葛翎血如潮涌……”他指出葛翎二字应是路威之误①。可见，他平常阅读作品的情景，是如何全神贯注、念兹在兹了。
　　他还不止一次地告诉青年作者：要勤写。生活准备尚不充分时，多写些散文；当真有体会、见闻，适于作小说时，写些短篇也很好。总之，手不能闲着，每个月要写一两篇才好。他这个方法，特别对初登文坛的青年作者说来，可能是个极其简便、有效的提高方法。
　　他充分估计到，写作是有干扰的，特别是某些不恰当的批评，干扰更大。他幽默地采用了契诃夫的一个比喻：有些批评家对作家的工作来说，就像正在耕作的马的肚皮上飞拢的虻蝇。有一次，他也告诉贾平凹：“从事创作，有人批评，这是正常的事。应该视若平常，不要有所负担，有所苦恼。应该冷静地听，正确地吸取，不合实际的，放过去就是。不要耽误自己写作，尤其不可影响家人……”①北京有位作家到天津来，和他谈起贾平凹。他说，青年人一时喜欢研究点什么，或有点什么思想，不要大惊小怪。过一段时间，他会有所领悟，有所改变的。那位作家也这么看。这里指的是，传说贾平凹对佛学感到兴趣。
　　作家受社会风气、时代思想的影响很大，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楚。因此，他对于作家个人，尤其是青年作家，常常给予体谅：“一些人对艺术的要求，既是那么低，一些评论家又在那里胡言乱语，作家的头脑，应该冷静下来。抵制住侵蚀诱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尤其是青年人。有那么多的人，给那么低级庸俗的作品鼓掌，随之而来的是名利兼收，你能无动于衷？说句良心话，如果我正处青春年少，说不定也会来两部言情或传奇小说，以广招徕，把自己的居室陈设现代化一番。”②这话说得很近人情，但不是姑息原谅，因为当被原谅者看到他这样说，一定是更加警觉地审视周围，省察自己了。所以，归根结蒂，还是他心地诚恳，诱导有方。
　　下面是又一个谆谆善诱的例子，也是我们在本书中最后一次引述他的“芸斋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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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小说的题目是《春天的风》③：那是1984年3月，春打“六九”头，而当时已经进入“九九”了。这天刮着大风，虽然搅得满院子尘土，但空气里已经带着暖意了。
　　孙犁正伏案写作，而且确是文思泉涌，好句子抢着跳出来，心情也很愉快——他写顺了的时候，情形正是这样。忽然有人敲门。他最怕写作时来客，沉重的敲门声，常常引起他的反感，不得不强自克制，以免得罪客人。这次敲门声却很轻微。
　　进来的是一位长身玉立的女孩子。从面容和眼神上，孙犁看出她神经方面不很健康。这些年来，常有这样的青年来访。孙犁让给她一把藤椅，她说：“你老年纪大了，理应坐椅子，我坐凳子。”说着自己拉过一只小凳，坐下了。
　　孙犁对她发生了好感，心里安定下来。只听女孩子说：“我想拜访一位作家，我就想到了你老。”
　　“你找我谈些什么呀？”他和气地把眼睛眯了起来。这样可以使对方畅所欲言。
　　女孩子的声音变得低沉了：“我想问问你，我还需要不需要写作？”
　　“你带了稿子来吗？”
　　“没有。我不想写东西了。因为我看到周围的人，他们的生活、思想、感情，都不是那么高尚，他们都很自私。我想，不值得我去写。”
　　孙犁开导她：这可能是因为身体不好，精神不好，可以先休息休息。等精神好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些人还是很好的，很可爱的，那时再写，情形就会不同。
　　女孩子说她九岁患病，很固执，想不通。今天来，口袋里还装着很多药。
　　“是中药还是西药？”孙犁显然想使谈话更随便、空气更轻松些。
　　“什么药也有。”她掏出一包药叫他看。
　　“九岁……”孙犁在心里计算着一个数字。
　　“你今年多大了？父母做什么工作？”他问。
　　她说二十七岁，父母都在保定某大学教书。
　　“你应该到保定去，那里空气好一些，对你的身体有利。”他说着，那个数字也算出来了：她是一九六六年得的病。
　　她承认保定空气好。她拉着自己搭在浅花棉袄上的驼色长围巾说，在那里，这围巾一个月还很干净，在天津几天就黑了。但她对生活没信心，每天应付许多生活琐事，她受不了。“生活，并不像文学作品描写得那样可爱。”她说。“那还是因为你有病。”孙犁深表同情，女孩子感到了这一点。孙犁继续说下去，“生活就是生活，它不像你想的那样好，可是也不像你想的那样不好。你记着我说的这句话。这不是我的创造，这是我十四岁时，刚上初中，从一本书上，得到的启示。我一生信奉它，对我有很大好处，我现在把它奉送给你。你现在，要离开这个城市，这里对你的病很不利，这里的空气污染，噪音刺激，都很严重。你应该到农村去，呼吸新鲜空气，吹新鲜的风。”
　　“你叫我去当农民吗？我还没有找到朋友哪！”对方忽然有些不安静了。
　　“不是。”他赶紧解释，“你可以请假去，碍不着城市户口，也不耽误找对象。我坦白地告诉你，我也得过你这种病，我们可以说是同病相怜。”他告诉她，这病需要大量新鲜氧气，这个城市人太多、太拥挤，只会加剧她的病。接着，他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
　　“我在1956年，得了神经衰弱症，很是严重，我可以说是被迫离开了这个城市。我先到了小汤山疗养院，在那里洗了温泉，吹了由温泉形成的湖泊的风。每天在湖边转，学习屈子的泽畔行吟，我想屈子那时也是有病。然后我到了青岛，我吹海风，洗海水澡……我又到了太湖，坐在湖边的大岩石上，像一个入定的和尚，吹着从浩淼的水面，从芦塘、稻田吹过来的风。……”
　　“我没有你那个条件。”女孩子说。
　　“是的，你没有我的条件。……你农村有亲戚吧？吹吹农村的风，对你也有利。从幼年，我就生活在农村。那里的女孩子们，身体都很好，脸都很红润。……”
　　“那你为什么不回到农村去呢？”
　　这问题不好回答，难住了他。因为出来革命早，农村已无家可归？因为老了，走不动了？好像都不成道理。但他的热心肠没有冷下来，他给她介绍了一位本市的女作家，并说她们一定可以谈得很好。女孩子很高兴，站在他身旁，看他写好信和信封（并帮助他纠正了一次笔误）。她把信收起来，脸上有了笑意：
　　“希望你老人家保重。你说我还应该写作吗？”
　　“应该，你很聪明懂事，我想你一定写得很好。”女孩子很礼貌地向他告别。
　　这一天，他的写作虽然受到些干扰，但他觉得做了一件比写作更有意义的事。“人到晚年，就好像捅破了糊窗纸，洞彻了人生的奥秘。法国一位女作家说：人之一生，并不像你所想的那么好，也不像你所想的那样坏。”①他又一次回味着刚才的谈话。
书
　　在从战争环境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中，孙犁是十分重视读书、并且也是读书很多的一位作家。而且，他相当重视读古书，晚年尤其如此。他把自己的读书过程，大致分为这样四个阶段：从小学到初中，是启蒙阶段，接受师长教育；高中到教书，是追求探索阶段；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是学以致用阶段；进城以后，是广事购求、多方涉猎，想当藏书家的阶段。1983年，他在一次答客问时，这样说过：我的生平，没有什么其他爱好。不用说声色犬马，就是打扑克、下象棋，我也不会。对于衣食器用，你都看见了，我一向是随随便便，得过且过的。
　　但进城以后，有些稿费，既对别的事物无多需求，旧习不改，就想多买书。……“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说我是聚浮财，有人说我是玩书。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玩书又将如何呢？这就很难说清楚了。黄丕烈、陆心源都是藏书家，也可以说都是玩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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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人家钱多，玩得大方一些，我钱少，玩得小气一些。人无他好，又无他能，有些余力，就只好爱爱书吧。①
　　对于他，读书是一种生活的欲望，即，只要他还具有生命力，他就具有读书的欲望。我们举个例子：1956年他得了大病，觉得天地间突然暗了一色，平日喜爱的书，再也无心问津。在北京红十字医院，医生拿来唐诗宋词，试图恢复他的爱好，他动都不动一下。后来，在小汤山疗养院住了一段时间，他又开始到附近的新华书店去买书了（他在那里买了《拍案惊奇》和《唐才子传》）。他从自己的这个行动，得悉自己的生命力已开始恢复。
　　在晚年，读书之对他，似乎更有一些新的意义。70年代中期，他曾在《潜研堂文集》（清钱大昕作）的“书衣”上写：“能安身心，其唯书乎！”到了80年代，他自觉身体精力逐年衰减，白天事情多，坐下来看书的时间很少，但晚上关门以后，总是要安静地看一会儿书。如前所说，这些年他喜欢读古书，这些书没有标点，有时读起来很吃力，他又是一个读书认真的人，往往为了几句话，在那里默默读许多遍。
　　他读书的方法之一，是抄书。我们知道，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用这个方法；现在，他也常劝青年人试试这个方法。1980年3月16日，他给铁凝写信说：“你读着脾气相投的，无妨就多读他一些……另外，读书读到自己特别喜爱的地方，就把它抄录下来。抄一次，比读十次都有效。”①他还说：“我读书很慢，遇到好书好文章，总是细细咀嚼品味，生怕一下读完。所以遇到一部长篇，比如说二十万字的书，学习所需的时日，说起来别人总会非常奇怪。我对于那些一个晚上能看完几十万字小说的人，也是叹为神速的。”②对于古书，他的搜求和研读方面之广，仅看他的一些文章题目，也可略知一二。如：《买〈王国维遗书〉记》、《买〈饮冰室文集〉记》、《买〈崔东璧遗书〉记》、《买〈太平广记〉记》、《读〈伊川先生年谱〉记》、《读〈朱熹传〉记》、《读〈宋文鉴〉记》、《读〈旧唐书〉记》、《读〈沈下贤集〉》、《读〈哭庙纪略〉》、《读〈丁酋北闱大狱纪略〉》、《我的二十四史》、《我的书目书》、《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我的农桑畜牧花卉书》……
　　别的书且不谈，他买了哪些和为什么要买农桑畜牧花卉方面的书呢？从他的文章里，我们看到他至少买了这些书：《齐民要术》、《农书》、《农桑辑要》、《蚕桑萃编》、《农政全书》、《植物名实图考》、《群芳谱》、《广群芳谱》、《花镜》、《花经》等等。他自己说：“我购买这些书，原也不是打算研究这门学问，不过是因为来自农村，习于农事，对于农书，易生感情而已。”③他买这些书，当时也不见得都认真读过，但终究是要读读的。就说他这些农桑方面的书，他读出些什么心得来呢？我们无妨抄出两段看看。
　　其一是讲农商矛盾，农业得不到重视，终归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中国历代重农，以为富国强民之本，并以农桑为兴教化、敦风俗之基础。然以农桑致富，则甚不易。余在农村，见到所谓地主富农者，实非由耕作所致，多系祖先或仕或商而得。未见只靠耕作，贫农可上升为中农，中农上升为富农。而地主之逐渐没落者则常有。农业辛劳，技术落后，依靠天时，除去消耗，所得有限，甚难添置土地，扩大生产。故乡谚云：“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古人亦云：
　　稼穑艰难，积累以致之。然积累甚不易。……然商业兴，得利者众，则土地日见分散，乃自然之趋势。
　　凡农书，大都贬低货殖、贸易……历代牧民之官，皆传刻农书，无见传刻商贾之书者，而其税征所得，从商贾来者，随社会发展，逐日增多。重农之说，遂成一句空话……农业搞不好，常常造成社会的动荡。他引《农政全书》（明徐光启著）中张国维作的序说：“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国贫之患，谁实受之？……”孙犁以为，这都是替农民说话，也是替明王朝着想的，可惜所谈往往是“官话”（张国维本人就是“钦差总理粮储”），实际做的背道而驰，明王朝还是很快完了。不过，他对于徐光启的这部《农政全书》，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徐光启的农书，除去辑录古代典籍之切实可行者，着重输入新的农业观点，新的种植方法，新的粮食品种，以及与农业有关的水利知识，手工业技术。他出身农家，知识丰富，又得西洋技巧之传受，眼界宽，思想开放。因此，他的农学著述，与李时珍的医学著述，同为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他读的是古书，讲的是古人，而归纳出来的经验和思想，却是既合乎历史的实际，又适应现实的需要的。所以，常常能令人振聋发聩，耳目一新。
　　其二是讲意识形态，同时进一步强调重商轻农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儒家重农思想，乃封建帝王长期重农政治之反映，从而形成以农业为基础的文化意识。然政治重实际效益，儒家又不得不通变，重视贸易。过去的商业，实际是从农业基础上，生出的一个派枝，并未形成自己的文化意识，仍以农业文化意识为指针，并受其制约，不断发生矛盾。
　　中国士大夫，向以农村为根据地，得意时则心在庙堂之上，仕宦所得，购置土地，兼开店铺。失意时则有田园之想，退居林下，以伺再起。习以为常，不以为非。但在言论上，则是重农轻商的。陈子龙在《农政全书》的凡例中说：“方今之患，在于日求金钱而不勤五谷。”……另有人叹息，商贾之兴，将形成“野与市争民，金与粟争贵”的局面。
　　这样看来，他从这些“农桑畜牧花卉书”里，读出了关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是如此重要，在今天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所以，他并非泥古的书生或学究，而是把古书读活了，翻出新意来了。当笔者有一次把这个意见告诉他的时候，他开心地笑了起来。
　　他选好一本书，就要把它读完，极少半途而废。读到精彩处，就实行他的办法：摘录在本子上。但决不忍在书上涂写、作记号，免得把书弄“脏”。他知道这是因小失大，也没在办法。他讲过清代藏书家黄丕烈的故事，黄对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好像所触非书，是红颜少女。他自己呢，在读书之前，是要洗手的，这里有他作的一则“书箴”，也抄在这里：淡泊晚年，无竞无争。抱残守阙，以安以宁。惟对于书，不能忘情。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斯。
　　勿作书蠹，勿为书痴。勿拘泥之，勿尽信之。天道多变，有阴有晴。登山涉水，遇雨遇风。物有聚散，时损时增。不以为累，是高水平。①这则“书箴”，不只回答了他如何爱书的问题，连他如何读书的问题也回答了。
　　他爱书，实在也到了有“癖”的程度。以前，凡从市场或书摊买回之古旧书籍，他必定“曝之日中，刷之擦之，粘之连之”②，必使洁整、放心而后稍歇。殊不知如此动作，污手染肺，反易直接受害。一日，整理旧书，有细物吸入气管，不舒服了好几天，虽说当引以为戒，而事后仍乐此不疲。
　　至于他为书包上书皮，并在上面作些题识、杂录、随感等等，这更为远近读者赞为一绝。香港有位读者写道：去年去北京旅行，一位朋友似乎说起作家孙犁喜欢包书，我听了半信半疑，也许有些书比较珍贵，藏者怕弄污，利用废纸将其包着封面，也决不是奇怪的事，所以也没有详细追问起孙犁如何包书法。最近买到他的新著《耕堂杂录》，其中有一辑《书衣文录》，晚上在灯下披读之后，不忍释手，才知道孙犁果然喜欢包书，并且到了包书成癖的地步。他不但喜包书，更喜欢在书衣上题记，所以有《书衣文录》的辑存实在是很有趣的作家轶事。
　　接着，这位读者叙述了他读“书衣文录”的感受：“一个爱书人，饱经忧患，从失而复得的书中，固然看到不少世事的变幻，而能够宁静地把旧书一一包装修补，在上面写下他对书本、人生、生活、友情等等的感触，殊为可贵，虽三言两语，也觉真情流露，我仔细读之，掩卷沉思，深爱此老人之所作所为。”这位读者最后发问道：“世上还有这样爱书的老人吗？我忽然觉得这位古道热肠的老人又在灯下包书写题记了……”①
　　“世上还有这样爱书的老人吗？”不知道。我们知道他屡次提起的藏书家黄丕烈，曾搜购宋版书百余种，藏于一室，名“百宋一廛”，意思是百部宋书存放处。黄丕烈精于校勘，他为自己的藏书作注，说明版本源流、收藏传授。他每得珍本，必作题跋，后人辑成《士礼居藏书题跋》一书传世。孙犁的做法，或与这位乾隆时代的举人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没有听说后者有包书之举，论起爱书，他要输孙犁一筹了。有的客人发生疑问了，问孙犁：“读书首先要知道爱书。不过，请原谅，像你这样爱书，体贴入微，一尘不染，是否也有些过火，别人不好做到呢？”孙犁回答：
　　“是这样，不能强求于人，我也觉得有些好笑（他向客人谈起年轻时妻子嘲笑他的话：“轻拿轻放，拿拿放放。”）书籍是求知的工具，而且只是求知的手段之一，主在利用。清朝一部笔记里说：到有藏书的人家去，看到谁家的书崭新，插架整齐，他家的子弟，一定是不读书，没有学问的。看到谁家的书零乱破败，散放各处，这家的子弟，才是真正读书的人。这恐怕也是经验之谈。我的书，我喜爱的书，我的孩子们是不能乱动的。我有时看到别人家，床上、地下、窗台、厕所，到处堆放着书，好像主人走到哪里，坐在何处，随时随地，都可以拿起来阅读，也确实感到方便，认为是读书的一种好方法。但就是改不了自己的老习惯。我的书，看过以后，总是要归还原处，放进书柜的。中国旧医书上说有一种疾病，叫做‘书痴’，我的行为，庶几近之。”
　　还有人说：到孙犁那里，千万不能提借书事。对此，孙犁辨正说：传言不尽属实。
　　“我喜爱书，珍惜书。要用的书，即是所谓藏书，我确是不愿意借出去的。但是，对我用处不大，我也不大喜欢的书，我是宁可送给别人，不要他归还还的。我有一种洁癖，看书有自己的习惯。别人借去，总是要有些污损。例如，这个书架上的杂志和书，院里院外的孩子们要看，我都是装上封套，送给他们。他们拿回去怎样看，我就管不了许多。”有些书，他确是不轻易外借的，如《金瓶梅》。那是解放后国家影印的本子，二十四册，两布函，他用五十元买来。早有人想借来看，知道他的脾气，不便直说，于是采用迂回战术：
　　“我想借你部书看。”
　　“什么书？新出版的诗集、小说，都在这个书架上，你随便挑吧！”
　　“不。我想借一部旧书看看。”
　　“那也好。”孙犁心里已明白几分，“这里有一部新印的聊斋。”
　　对方也有些明白了，便不再说话。
　　他爱书，也是因时、因地而异。如抗战爆发后，大敌当前，身家性命尚且不保，何况书。那时，许多同志到他家去，打开他的书箱，挑选书籍，有的带走，有的油印流传，总之是增加知识，为抗战添一分力，他是非常愉快的。“文革”期间，是另一种情况，已如前述。“文革”后，他常送书给人，如韩映山、艾文会、李克明等，都曾从他那里得到赠书。甚至不认识的青年，也从他那里拿到过书。有一次，来了一位束鹿青年，从他的书橱里看到有《随园诗话》的复本，便欲索取石印本，孙犁很高兴地给了他。
　　书为聚散无常之物，他爱书，送书时也常常考虑书的命运。“文革”后期，发还他的被抄书籍后，他将所购石印笔记小说全数送人。他说，清代光绪、宣统年间，石印为新法，旧籍为之解放。那些石印书，可以代表一个时期的印刷史，书写也多是能手，有观赏价值。这些书如所遇非人，不知爱惜，反不如售之书市，以待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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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藏书，他细心到为后来人着想。在《书衣文录·梅村家藏稿》条下，记有这样的话：“后得者注意：此珍贵书也。不只定价昂，且经查抄者定为珍贵二等。同时定为珍贵二等者尚有：影印明本太平广记，明刊有抄配四六法海，新影印太平御览、会真记，流沙坠简，郋园读书志，以及宣统活字国朝书画家笔录。”①其中，影印明本《太平广记》，宣纸印，磁青面，雍容华贵，茅盾也在求访，因在书店登记时孙犁在先，故归他有。
　　前面说过，他的买书，是参阅《鲁迅日记》中的“书帐”的。他的线装旧书，见于“书帐”者十有七八，版本亦近似。新书则多为“书帐”不具，因鲁迅先生已去世了。这样看来，他的藏书既承续前贤，又有新的积累，是很具个人色彩的。
　　这位非常珍爱他的藏书的老人，几年前就考虑他的身后的问题了。
　　1985年国庆节（读者当然不会忘记，这一年他七十二岁，按照中国说法，下一年就是一个“坎儿”了），给他帮忙的人休息，儿子小达来给他做饭。饭后闲谈，他对儿子说：“你看，近来有很多老人，都相继倒了下去。老年人，谁也不知道，会突然发生什么变故。我身体还算不错，这是意外收获。但是，也应该有个思想准备。我没有别的，就是眼前这些书，还有几张名人字画。这都是进城以后，稿费所得，现在不会有人说是剥削来的了。书，大大小小，有十个书柜，我编了一个草目。
　　“书，这种东西，历来的规律是：喜欢它的人不在了，后代人就把它处理掉。如果后代并不用它，它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