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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传-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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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洒下一片阳光了。
  虽然天色已亮,他到底刚从噩梦中醒来,不能完全驱除那个可怕的魔影,所以,在1977年2月14日下午司马光北宋史学家、哲学家。哲学上崇奉汉人杨雄,主,他在《曹子建集(上)》的“书衣”上,写了这几句话:“又值岁暮。回忆一年之内,个人国家,天事人事,均系非常。心情百感,虽易堂名为晚舒,然不知究可得舒与否。仍应克励自重,戒轻戒易,安静读书,不以往事自伤,不以现景自废。”①至于“四人帮”倒台之前,他还默默仿效《颜氏家训》,拟了几条戒规:
  一、最好不要干这一行。
  二、如无他技谋生,则勿求名大利多。
  三、生活勿特殊,民食一升,则己食一升;民衣五尺,则己衣五尺。勿启他人嫉妒之心。①这些,都已经过去区别。指出布哈林理论的实质,就在于用折衷主义偷换辩证,他也说在今天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了。
  他渐渐完全清醒过来,终于发现,“长江大河,依然滔滔向东。现在正是春天,依然是桃红陌上,燕筑堂东,孕育着新生。”②他又拿起笔来了(说起来,他“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已有二十年基本上没有动笔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两位编辑来到天津,向他约稿。1977年7月,他写了《关于短篇小说》一文,发表于同年第八期《人民文学》,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紧接着,他又发表了《关于中篇小说》、《关于文学速写》、《关于长篇小说》、《关于散文》等文章③。除了这些理论性的文字,在1977年,他还写了《伙伴的回忆》、《保定旧事》、《在阜平》、《回忆何其芳同志》、《服装的故事》等散文④,陆续在以后刊出。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一年,他就写了这么多,说明他的创作精力已经开始恢复过来了。以后,年复一年,他的创作势头有增无已,创作数量,几乎逐年递增。谁也没有想到,在被迫搁笔多年之后,到了晚年,他的创作步伐忽然加快起来。
  1978年10月,主持作协日常工作的李季,亲自到天津来邀请孙犁赴京开会。“非我来,你是不肯出山的!”李季说。对于开会,孙犁确实向不热心,这次有感于诗人的盛情,他慨然答应赴京,而且坚持一周,把会开完。
  李季还是那么善做工作,那天晚上八点多钟,孙犁刚到旅馆,还没走进房间,就听到他在狭窄嘈杂的走廊里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社,一边走一边大声地说:
  “我把孙犁请了来,不能叫他守空房啊,我来和他作伴!”他穿一件又脏又旧的军大衣,依然谈笑风生。会议期间,他发了言,而且很激动,像是和人争论,讲着讲着,忽然脸色苍白,要倒下去,吞了两片药,终于把话讲完,第二天就病了。
  孙犁的发言也是他安排的,他说:“你不常参加这种场合,人家不知道你是什么观点,讲一讲吧。”
  孙犁同意了。他讲得很短,题目是《奋勇地前进、战斗》①。开头他就规劝李季要节制感情,他说,大激动,大悲哀此类推,万物无所差别,“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其学说与,大兴奋,大欢乐,都是对身体不利的。然而他也明白,不如此又何以作诗,何其为诗人?
  然后,他就正式开始了他的发言:我很少到北京来,这次主要是来看望同志们。……
  作家就其天良来说,没有不愿为党为人民多写一点东西的。就像在阳光雨露下,禾苗花草没有理由不茁壮生长一样。作品需要生机。“四人帮”破坏了这个生机。他们处心积虑地想摧毁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他们想用封建的愚民政策,把广大人民置于他们奴役之下。他们必然想到了文艺及其作家对他们罪恶行径的障碍。
  ……
  如何从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人生理想许多精神领域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影响,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迫切的战斗任务。我们绝不能忽视,更不能掩饰“四人帮”的流毒在人民身心上的重大伤害。我们要把不利于繁荣或是还在束缚创作的因素去掉。人并不是生下来就胆小的。如果他第一次在路上遇到的只是井绳,他就不会心有余悸了。
  ……这些年来,有些文艺作品里的诳言太多了。
  作家应该说些真诚的话。如果没有真诚,还算什么作家?还有什么艺术?
  我们要坚强起来,也要诚实起来。我们要把丢掉了的现实主义再拾起来,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
  他最多不过讲了十分钟吧,讲的这些内容,便首先成了他本人的行动纲领。特别是对现实主义,他不只身体力行,而且联系实际,做了许多独到的发挥和解释。例如,他说《水浒传》写郓城书吏宋江写得成功,写水泊首领宋江,则无能为力。因为作者熟悉书吏,而不大了解水泊首领的生活。与此相反,《西游记》写猴、猪等怪,全以写人的笔法出之,因而生动。《聊斋志异》写狐鬼,成功之道亦在此点。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凡是小说,起步于人生,遂成典型;起步于天上,人物反如纸扎泥塑,生气全无。”“一个作者,有几分见识,有多少阅历,就去写同等的生活,同类的人物,虽不成功,离题还不会太远。自己识见很低,又不肯用功学习,努力体验,而热衷于创造出一个为万世师、为天下法的英雄豪杰,就很可能成为俗话说的:‘画虎不成,反类其犬’。”①1979年,笔者在多伦道他的住处访问他,在很短的谈话时间里,他也谈到现实主义。他说,就是海市蜃楼,也是实体的幻景,没有同样的实体,它便无从产生。关于不同时代的现实主义名称问题(例如,我们今天往往要在现实主义前面加上“革命”二字),他好像并不十分重视。他认为,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的作家们进行创作,会很自然地互相区别开来,用不着特别加上一个什么名词。后来,我们看到他在一次同客人的谈话里,更详细地谈到了这些问题。客问:“我看你近来写文章,只谈现实主义,很少谈浪漫主义。”“是的,我近来不太喜欢谈浪漫主义了。”
  “什么原因呢?”
  “我以为在文学创作上,我们当前的急务,是恢复几乎失去了的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基础。失去了现实主义,还谈什么浪漫主义?前些年,对现实主义有误解,对浪漫主义的误解则尤甚,已经近于歪曲。浪漫主义被当成是说大话,说绝话,说谎话。被当成是上天入地,刀山火海,装疯卖傻。以为这种虚妄的东西越多,就越能构成浪漫主义。因此,发誓赌咒,撒泼骂街也成了浪漫主义不可缺少的东西。”
  “我认为浪漫主义虽是文艺思潮史上的一种流派,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必须以现实主义为根基。浪漫主义是从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升华出来,没有凭空设想的浪漫主义。海市蜃楼的景象,也得有特定的物质基础,才能出现。”“我注意到,你在现实主义之上也不加限制词。这是什么道理?”
  “我以为没有什么必要,认真去做,效果会是一样的。”①
  这样一个脚踏实地,热烈地执著于现实的作家,不知怎么一来,当“文革”刚刚结束,却有人传说他看破了红尘。消息传到北京,一次,周扬到天津来,问他:“你看破红尘了吗?”他说:“没有。我尘心很重。”
  是的,他确实尘心很重。他读《庄子》,用的是王先谦的集解本,看见他在序里说:“余治此有年,领其要,得三语焉。曰: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窃尝持此,以为卫生之经,而果有益也。”对这种说法,他很不以为然:“如果庄子本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不可能写出这样充满喜怒哀乐的文章了。凡是愤世嫉俗之作,都是因为作者对现实感情过深产生的。这一点,与‘卫生’是背道而驰的。”①对于《红楼梦》,他也是这样看的,曹雪芹如果抱着“出世”思想,他根本就写不出这样的书来。
  孙犁在“文革”期间,尚且“对生之恋慕,不绝如缕”②,怎么可能在“文革”之后看破红尘呢?他倒是买过一些佛经,有的是为了练习毛笔字(那些石刻或影印的唐人写经,大都书法精良,惹他喜爱),大部头的,很难卒读,他只读过一篇很短的“心经”,觉得作为文化遗产,佛教经典是可以研究的。但他绝不相信,生当现世,会有人真正信奉它。就是佛教的盛世,如南北朝和唐朝,对佛教的崇奉,也只是政治作用。至于百姓出家,大都为了衣食;而一入佛门,苦恼甚于尘世,这从小说里也可以看到。这就是他对于佛教的看法。看法如此,他怎么可能看破红尘呢?
  据此,当有人传说贾平凹也有“出世”思想的时候,他同样是不相信的。“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与现实绝缘到如此程度,怎么还当得成作家?反之,一个一向热烈地寄情于现实的作家,也是不会向往佛门的。
  孙犁说:“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西天去,我觉得那里也不见得是乐土。你看小说,唐僧奔那儿去的时候,多么苦恼,他手下那两个干部,人事关系多么紧张。北京团城,有座玉佛,很美丽,我曾为她写过两首诗。但我并不羡慕她那种处境,虽然那地方,还算幽静。我没有看破红尘,我还要写东西。”①
为了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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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文坛实在很不清静,生活中扰人的事情也太多了。为了前进,他竟需要随时忘记一些事情。
  他想起抗战期间在晋察冀工作的时候,和一位同志闲谈,不知由何引起,这位同志说:“人能忘和能记,是人的两大本能。人不能记,固然不能生存;如不能忘,也是活不下去的。”他那时年轻,并不以这话为然,以为他有什么不幸或不快之事压在心头,所以才这样说的吧。
  这也不错,孙犁那时确实年轻,很富于幻想和追求,他可以坐在道边、河边、树下或山头,追念往昔,瞻望将来,醉心于甜蜜的遐想之中,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后来,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烦恼和忧愁多了起来,这才重又想起那位同志的话,并开始赞成。特别是十年动乱之后,他简直是在忘字上下功夫了。因为“每逢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在我的记忆中出现时,我就会心浮气动,六神失据,忽忽不知所归……我想:此非养身立命之道也。身历其境时,没有死去,以求解脱。活过来了,反以回忆伤生废业,非智者之所当为。”②这样,他就开始“忘”——准确些说,是不去想。他觉得这么一来,在思想意识和日常生活上,果然达观得多了:
  比如街道之上,垃圾阻塞,则改路而行之;庭院之内,流氓滋事,则关门以避之。至于更细小的事,比如食品卫生不好,吃饭时米里有砂子,菜里有虫子,则合眉闭眼,囫囵而吞之。这在嫉恶如仇并有些洁癖的青年时代,是绝对做不到的,目前是“修养”到家了。
  当然,这种近似麻木不仁的处世哲学,是不能向人推行的。我这样做,也不过是为了排除一些干扰,集中一点精力,利用余生,做一些自己认为有益的工作。①
  这些话,有些近于愤世嫉俗,好像不用过分认真;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他生活的写照。流氓滋事不用说了,在他住的那个大杂院里,已经不算稀罕事;他年老体弱,自然只有退避求安。但是,关在家里,就能安然无事吗?也不一定。有一天中午,他正要休息,忽然门被推开,一条汉子探身进来,手里举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他一打愣,就听见对方问:
  “买刀么?”
  他放下了心。他不买刀。汉子退走了,他可一时不能入睡了。
  文坛的事也很麻烦,这里也远远不是“净土”,就是老实人,也可能被人当作踏脚板,被踩得一塌糊涂。这些,也是孙犁的经验。对于这些,他以为:能躲开就躲开,躲不开就得看开一些。他的武器仍然是防御性的:不与好利之徒争利,不与好名之徒争名。
  这倒是孙犁的一贯思想。还在“文革,后期,要落实政策了,报社革委会主任示意要他当文艺组的顾问,他一笑置之,未予理会。过了一阵,主任召见他,说:“这次不是文艺组的顾问,是报社的顾问。”加了一级。“加钱吗?”孙犁问。
  主任严肃地说:
  “不能加钱。”
  “午饭加菜吗?”
  主任笑了:
  “也不加菜。”
  “我不干。”
  他出来了,忘记了“慎言”的自戒,把主任撂在了那里。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还是当上了《天津日报》的顾问。
  过了些时候,他终于向报社编委会和市委宣传部提出申请,辞去了这一名义及其他事务,要求离休。早些时候,还提出辞去天津作协分会的职务。当他离休的要求实现之后,他在给别人的信里高兴地说:“……辞去了所有的职衔,做到了真正的无官一身轻。虽然失去了一些方面,但内心是逍遥自在的。这样就可以集中剩余的一点精力,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了。”①基于同样的原因,当丁玲、舒群领衔的《中国》文学双月刊创刊之时,编委名单上要列他的名字,他也婉辞了。他显然对有些现象很不满意,写了一篇《官浮于文》②,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他了解到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构成了一个时期的某种病态现象,不妨存录如下,作为时代的参考:最近收到某县一个文艺社办的四开小报,在两面报缝中间,接连刊载着这一文艺社和它所办刊物的人事名单。文艺社设顾问九人(国内名流或其上级人员),名誉社长一人,副社长八人,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二人。此外还有理事会:理事长一人,副理事长七人,常务理事十人,理事二十一人,并附言:“本届保留三名理事名额,根据情况,经理事会研究,报文艺社批准。”这就是说,理事实际将升为二十四人。
  以上是文艺社的组成。所办小报(月报)则设:主编一人,副主编七人,编委十四人。现在是6月份,收到的刊物是1985年第一期,实际是不定期了。看了一下,质量平平。
  他认为,一个县为联络感情、交流心得,成立文艺社是应该的;但这样大而重叠的机构,却有些令人吃惊。“目前文艺界开会,对创作讨论少,对人事费心多,这已经不是个别地方的事,因此不能责怪下面。”“文艺团体变为官场,已非一朝一夕之事,而越嚷改革,官场气越大,却令人不解。”他带着这个“不解”的问题,去问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这位同志原是某协会的秘书长,是孙犁劝他退下来,专心从事创作的:
  “争一个主席、副主席,一个理事,甚至一个会员代表,一个专业作家,究竟有什么好处,令人弄得如此眼红心热呢?”他得到的回答很带点儿幽默的味道:“你不去争,自有你不争的道理和原因,至于你为什么没有尝到其中的甜头,这里先不谈。现在只谈争的必要。你不要把文艺官儿,如主席、主任之类,只看成是个名,它是名实相副,甚至实大于名。官一到手,实惠也就到手,而且常常出乎一般人预料之外。过去,你中个进士,也不过放你个七品县令,俸禄而已。现在的实惠,则包括种种。实惠以外,还有影响。比如,你没有个官衔,就是日常小事,你也不好应付,就不用说社会上以及国内国外的影响了。”
  他听了这一席话,很有些感触,不觉也幽默起来:“鼓励”这位同志再弄个官儿干几年。结果,阴差阳错,这位同志又当了某研究会的会长。
  孙犁自己却更加清静起来,甚至连电话机也不肯装。论资格,他能装;公家早就要给他装,他不要。他操着冀中乡音对访问者说:“装它有嘛(什么)用呢?他们说这是级别的标志,可我要级别有嘛用呢?”
  当一些人在官场、甚至在市场拚命追逐,把自己的生活搞得花红柳绿的时候,他连自己的日常生活方式也“淡化”了。他倒不是故意这样做,实在是出于习惯。
  进城那年,他买了一个火炉,直到1988年秋天搬离多伦道的大院,他用了差不多整整四十年。火炉伴他度过了壮年,迎来了晚年,老母、妻子去世了,儿女长大成人,远走高飞了,火炉仍然陪伴着他,只是表面生了一层红色的铁锈。每年生火前他都要为它清理一番,然后,他们就共同携手,度过冬天,——炉膛内升起了桔红色的火焰,他心里也升起了温柔的诗:
  我坐在它的身边。每天早起,我把它点着,每天晚上,我把它封盖。我坐在它身边,吃饭,喝茶,吸烟,深思。
  我好吃烤的东西,好吃有些糊味的东西。每天下午三点钟,我午睡起来,在它上面烤两片馒头,在炉前慢慢咀嚼着,自得其乐,感谢上天的赐予。①不仅如此,他还好喝棒子面粥哩,这也是自幼在农村养成的习惯:
  我好喝棒子面粥,几乎长年不断,晚上多煮一些,第二天早晨,还可以吃一顿。秋后,如果再加些菜叶、红薯、胡萝卜什么的,就更好吃了。冬天坐在暖炕上,两手棒碗,缩脖而啜之,确实像郑板桥说的,是人生一大享受。①总之,对他来说,温饱就可以了,有个躲避风雨的住处就可以了。此外,别无所求。宋人有诗:“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②而他,却只是犁,犁,犁,这耕耘债,永远没有“了”的那一天。而且,他吃的是草,挤出的也是牛奶呢。
  这种生活,肯定不会得到有些人的理解。有一个青年,采访他的生活起居,观察半日,没有发现有趣的东西,回去写了一篇印象记,寄给他看,其中竟有这样的句子:“我从这位老人那里,看到的只是孤独枯寂,使我感到,人到老年,实在没有什么乐趣。因此我想,活到六十岁,最好是死去!”孙犁看后,把最后两句删去了,因为作者让他提意见,而他还要活下去呀。


  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他很喜欢自己这种有点儿寂寞、也有点儿恬淡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生活方式保证了他的时间和精力,保证了他的从容写作的心情。1979年以来,仅新写作的集子,他就出版了七本:《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他知道晚年的这些时间得来不易,而且“也很有限了”,因此,他“宁可闭门谢客,面壁南窗,展吐余丝,织补过往。毁誉荣枯,是不在意中的了。”①
  为了耕耘,他只能这样生活。
大院
  也有人写访问记,美化他的生活环境,说他的住处,高墙大院,西式平房,墙上是名人字画,书橱里是……是什么呢?总之,他的居室好像到处都是宝贝,非凡人所住,是仙境,竟至引出一个青年来信说,要到他家来做“食客”。其实,如前面讲过的,说到这座大院,原先倒是不错,可惜访问者没见着。经过动乱和地震,他看到的只能是断壁颓垣,满地垃圾。孙犁的住屋虽然高大,无奈门窗破败,到处通风,墙壁也有些黝暗。地上不只放着煤球和白菜,屋顶上还有蛛网,至于蚊蝇和老鼠,也在所难免。这明明是20世纪70和80年代天津一个普通大杂院的现实,访问者却故意不看,神乎其神地美化着一个作家的生活环境,孙犁对此很不满意。
  至于因为苦闷和无聊,和他开开玩笑的,也不乏人。前者尚属好心,后者连这个也谈不到,他们的行为,只能当个笑话看看了:
  ……比如,我在一篇文章的末尾注明:降温,披棉袄作。他就来信问:“你一张照片上,不是穿着大衣吗?”又如,我同记者谈话时说,“文化大革命”时,有人造谣说我吃的饭是透明的。他就又问:“那就是藕粉,‘荷花淀’出产的很多,你还买不起吗?”①孙犁明白,比起“棍子”来,这是“小巫”,虽然他们常常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只好置之不理。
  而且,他的房子也还漏雨呢。自从1972年让他搬回来以后,便开始了不断修房的生涯。其中1977年秋天的一次,大概算是“大修”,他在这年8月3日给韩映山的信里,记下了这次修房的情景:
  我的房昨天下午,顶棚塌了一块,夜间大雨,我通宵未眠,总结这两年的修房经验为:不漏不修,不修不漏,越漏越修,越修越漏。
  每日来四五人修房,招待烟茶糖果、西瓜,上房一小时,陪坐二小时,上下午都如此,实是苦事。
  所以,房顶漏雨如瀑布一般,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今天院中积水大腿深,像乡下发了大水,所有临建都泡了……②
  他在1983年写了一篇“芸斋小说”,题目就叫《修房》③:每到雨季,他的住所几乎无处不漏,所有桶、盆、盂、罐……全用来接漏水,还是顾此失彼,应接不暇,天花板大片洇湿,接着是大片坠落。“一天夜里,乒乓乱响,后屋一角,水如狂瀑,我接连从窗口往外倾倒出十几桶雨水。”修吧,打电话给本区房管站,不来;亲自去请,来人只登记一下,便没有了下文。“我自己想,房管站可能是突出政治,不愿意给‘走资派’修房,正如医院不愿给‘走资派’看病一样。同院有一家是军属,房也漏了,请来了人。第一天,没有带家具,几位工人坐在院里小亭下,喝完茶,吸完烟,一到上午11点就下班走了。第二天,带了家具来,还推了一斗车白灰泥来,又是喝茶吸烟,到10点半钟,一个小伙子上房了,把灰泥系上去,11点又都下班走了。原来是把一小车灰泥,倒在瓦垄里,就算修好了。从此房顶走水不利,下雨时,屋里漏得更欢了。”
  如此修房法,他哪里敢去再惹?何况还要送上厚礼。
  但是,登记修房的人自己闯了进来。这是一个有明显的流氓习气的中年人,他好像已了解了孙犁的一切:“你的书不少呀。”
  “嗯。”孙犁只应了这一个字,表示无可奉告。他笑了:“听说你的书都很贵重。”
  “也说不上。”孙犁仍漫不经心地说,“买的时候贵重,再卖出去就不值钱了。”
  他抓起一本书,翻了起来。这很使孙犁讨厌;再说,书也受了潮,稍一不慎就会撕坏。
  “这也算是四旧吗?”他笑得越发狡猾了,“新近发还的吗?”
  “是。”
  “什么名字?”
  “湘绮楼日记。”
  “房漏吗?”
  “不漏,不漏。”
  他见无利可图,且又无隙可乘,只好讪讪地走开。但这是在“文革”期间。“文革”以后,总该好了,事实上如前所说,也不尽如人意,房顶仍是每年漏雨。而且房子周围,由同院的人盖满了小屋,连放个梯子上去修理,也很困难。直到1988年夏天,天花板的一角还塌落一块,幸亏没有伤着人。
  大院的风气也发生了变化。
  1981年秋天,忽然来了一个人,进门就问:“你还认得我吗?”
  来人有六十多岁了,从声音和举止,孙犁一下子认出他是三十多年前的伙伴——柳荫。那时他们都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不算很亲近;三十多年后的这一面,倒非常亲近了。一般不招待客人吃饭的孙犁,想留柳荫吃顿午饭,客人婉辞了。他说,他带来了三册诗稿,怕孙犁没时间看,放在了朋友那里。孙犁说很愿意看他写的东西,第二天那位朋友就把诗稿送来了。
  这是带有回忆录性质的诗,有战争年代的激情贯穿其间,有鲜明的理想悬诸诗外,婉约舒畅,章法完整,节拍和谐。显然,这不是雏凤之声,而是龙凤之声。有些青年会说,这是老调重弹,但孙犁喜欢这样的“老调”。他读完后,在凌晨二时,从床上起来,开始为柳荫的诗写点儿什么了①,因为只有这个时候,大院里最安静。
  终于,太阳出来了,谁家的收音机里传出了歌声,车铃声也在院子里响起来,新的一天的嘈杂,重又统治了大院。孙犁写道:
  我也明白,时代不同了,一切都没有过去那么单一了。战歌和牧歌,都不应时了。你听窗子外面是什么声音,斧凿叮咚,青年人在婚前,制造着一米多高的衣柜;“砖来!”“泥来!”是住户扩建几平米的小屋。伴奏着劳动之声的,是翻来覆去,百听不厌的“毛毛雨”和“桃花江”。
  在这种环境里,在这种气氛里,老年人感到一点寂寞,也是势所难免理所当然的吧。……他不怕寂寞,为了耕耘,他甚至追求寂寞,但这里说的寂寞,恰恰是嘈杂带给他的,是“砖来!”“泥来!”“毛毛雨”和“桃花江”带给他的,因此,寂寞成了一种反作用力。更坏的是,人际关系变得紧张了,“十年动乱,大地震,是人性的大呈现。小人之用心,在于势利,多起自嫉妒。卑鄙阴毒,出人意表。平时闷闷,唯恐天下不乱。一遇机会,则乘国家之危,他人之不幸,刀砍斧劫,什么事都干得出来。”①前几年,有位老同事对他说:“再遇大乱,还有老百姓,像根据地那样,掩护我们吗?”


  孙犁笑而不答。他想:不出大门,五步之内,会遇到什么人都很难说,还谈什么根据地呢。
  孙犁自从1951年迁居此院,除了“文革”三年,到1988年迁出,在这里住了三十七年,是最老的住户了。人地两熟,自然是好事,但这里常常勾起他的不愉快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恐惧。例如,1975年12月2日写的“书衣文录”里就有这样的话:“近日为邻居在窗下盖小房生气,甚无谓也。然迫使余深思当前环境及将来可能遭遇。要之,应随时克制,慎之!”②可见,这心情由来已久。大院是一个小世界,在这里,他实在不愿再看到一些人的面孔,不愿再听到一些人的声音,否则,白天会使他五内不安,夜间会使他辗转反侧。
  作为三十七年院内生活的总结,他在迁出之前,写下了这样的话:
  三十七年间,私人之事有:我之得病,母亲去世。“文革”中,白昼轮番抄家,夤夜聚众入室。限两小时,扫地出门,流放到佟楼去等等。国家之事有:反胡风,反丁陈,三年困难,“文化革命”,大地震等等。他人之事,亦变幻百端,不及详记。……
  大院之变化,亦时代之缩影。在这里,静观默察,确实看到了,近似沧海桑田的自然景观;也体会到了,无数翻云覆雨的人情世态。很多是过去不能懂得的。①
  以这个大院为题材和涉及到这个大院的作品,他已经写了不少了。这也是时代的记录。
交游
  有一次,他对韩映山说:“我有很多缺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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