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传-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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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铁木后传》，作者在别的地方也做过回答，那是永远也写不出来了。
　　文艺界的朋友们也很关心他的病。1960年夏天他去北京，当时在《文艺报》和作家协会工作的侯金镜，特意抽出时间，先后陪他在八大处修养所和颐和园修养所住了些日子。侯金镜和别的同志还曾陪他到香山去玩。这是因为大家知道他有病，又轻易不出门，因此肯牺牲时间，同他到各处走走。但他实在不善谈。有时候，侯金镜热情地坐在他的房间，看他总提不起精神，也就无可奈何地走开。朋友熟了，知道他的脾气，也从不见怪。
　　孙犁记得，在那些日子，侯金镜的书包里总装着一本《白洋淀纪事》，几次对他说：“我要再看看。”孙犁懂得，那意思是：侯要写一篇关于该书的评论，或者和他当面谈谈。侯每次这样说，他也总是点头笑笑。
　　侯终于没有写，也没有说。这是孙犁早就猜想到的：“对于朋友的作品，是不好写也不好谈的。过誉则有违公论，责备又恐伤私情。”①但他确知侯是很关心他的。在颐和园住着的时候，孙犁偶然提起北京什么东西好吃，侯如遇到，必买来送他。晚上，孙犁送客，侯总伴他把客人送到公园大门以外。孙犁知道：公园道路曲折，夜晚又很空旷，侯不大放心。
　　郭小川、贺敬之也把他带到前门外一家菜馆，吃了一顿饭。“其中有两个菜，直到现在，我还认为，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适口的美味珍品。这不只是我短于交际，少见世面，也因为小川和敬之对久病的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才留下了如此难以忘怀的印象。”②大病之后，他很思念故乡，为了舒散一下被病魔困扰已久的身心，他决定回家乡看看。
　　上午乘吉普车动身，经保定、安国等旧游之地，下午就到了家。按照家乡规矩，他在村头下车，从村边小道绕到叔父家去，吉普车从大街开进去。
　　村边有几个农民正在打场，孙犁趋前打了招呼。走进村里，街上站满了人，“大人孩子，熙熙攘攘，其盛况，虽说不上万人空巷，场面确是令人感动的。无怪古人对胜利后还乡，那么重视，虽贤者也不能免了。但我明白，自己并没有做官，穿的也不是锦绣。可能是村庄小，人们第一次看见吉普车，感到新鲜。过去回家时，并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③走进叔父家，院里也满是人。有个他称做“老焕叔”的人，由叔父陪着，从屋里走出来。他满脸病容，拄着棍子，大声喊着孙犁的小名。孙犁把他扶进屋，坐在唯一的木椅上。
　　不见故乡思念故乡，见了故乡，却又想到自身罹病，亲人亡逝，增加了许多荒凉感，所以心情并不见好。他的收获，是后来写了一篇《老焕叔》。老焕叔年轻时不务正业，在外游荡，第一个把麻将牌引进东辽城。但他倒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乡里的坏事。村里有个叫曹老万的，幼年不耐农村贫苦，到安国药店学徒，学徒又不成，流为一方光棍，窝娼聚赌，且又悍鸷、无赖，被同伙奉为头目。此人把梅毒引进村内，自身被祸且不说，贻害乡里，罪过更大。对此，孙犁引古人话说：“不耕之民，易与为非，难与为善。”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不管在哪一个行业里，不务正业的人，都有这个特点。即此一桩，孙犁已不虚此行了。
第八章　　风雪十年
不寻常的接火
　　1966年春夏之交，他还在南窗之下摘抄《颜氏家训》，没有想到十年动乱的祸水就要冲到院子里来了。
　　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他刚刚度过了五十三周岁的生日，他患病也有十年了。身体还很虚弱，十年严霜已经铺天盖地地打了下来。
　　在机关，他是第一个被查封“四旧”的人。首当其冲的，是他那些书。他怎么也想不到，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这场运动，会把书作为革命对象。运动到来之前，他还按照平时习惯，给自己的书包上书皮，并在上面写些“题识”之类的话。在《金陵琐事》这本中的书皮上，他写了这样几句话：“此等书不知何年所购置，盖当时影印本出，未得，想知其内容，买来翻翻。整理书橱，见其褴褛，装以粗纸，寒伧如故。1966年，时已五十四岁（此指虚岁——引者）。忆鼓捣旧书残籍，自十四岁起，则此种生涯，已四十年。黄卷青灯，寂寥有加，长进无尺寸可谈，愧当如何？”①没有等他明白过来，他已被叫到机关，参加“学习”了。
　　实际上，那不是学习，那是一连串毫无精神准备的不寻常的接火。
　　家人预感到他那些书不妙，值孩子舅父在津，便把线装书抱到后屋，前屋书橱装新书，都罩上白纸。这样一来，反而“欲盖弥彰”，不过两天，机关的“文革会”就派来红卫兵，将所有书橱加上了封条。内弟深知孙犁爱书，怕他精神上受不了，等他“学习”回来，特别对他进行安慰。其实，当时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尚且未卜，孙犁已顾不上这些了。
　　再后，造反派将后屋隔断，每天都能听出有人在那里捆绑旧书。随之又来前屋抄书，孙犁的小女儿在场，她还不满二十岁，以也是红卫兵小将的资格问：“鲁迅的书，我可以留下吗？”
　　“可以。”
　　“高尔基的呢？”
　　“不行。”
　　于是，“高尔基”被捆走，“鲁迅”得以留下。领头的是一个水管工人，他的答对，在当时情况下，孙犁认为满有水平。
　　当时孙犁有十书柜书，全部被抄，其中有多部被列为“珍贵二等”。妻子知道书是他的性命，非常难过。看看他的脸色，又很冷漠，她奇怪了，还以为他临事不惊，心胸宽阔。
　　问他，他只说：“书是小事。”就不说什么了。
　　孙犁的家被抄多次，其中一次由南开大学红卫兵执行，——这次殃及文字稿件。他们走后，家里人又自抄一次，这样的文字差不多绝迹了。
　　这已经是冬天，室内暖气被拆毁，一天黎明，正在生病的妻子，把一些本子、信件，甚至亲朋的照片，投进了火炉。她不识字，她凭感觉知道，这些带字的东西在目前会招祸，便照圣人“敬惜字纸”的规矩，使之乘火升天。
　　但他的一些信件却在另外的地方保存下来。那是1959年以后几年间写给冉淮舟的信。当时孙犁正在养病，要出几种书，冉淮舟帮助他做了许多抄录、编排和校对方面的工作，其中主要是对于《风云初记》的结尾、《白洋淀之曲》的编辑、《文学短论》的选择、《文艺学习》的补充等等方面的协助。那些信件，就是在工作过程中写的。孙犁说：“淮舟写给我的信，在1966年以前，我就全部退还给他保存了。并不是我预见到要有什么大的灾难，是我当时感到：我身体很坏，恐怕活不长久了。”①至于他写给冉淮舟的信，在1966年以后，他连想也没有想过，因为按照常规，它们也早该丢失或被销毁了。当历尽劫难，冉淮舟把这些信件抄录成册，做为礼物送给他时，使他大吃一惊。原来，这些信和孙犁送给他的书，都存在保定他爱人那里，武斗期间，这位同样是孙犁作品的热心读者，不顾家中其它财物，背着这些书和信逃反，以致因过度劳累而流产。显然，如果冉淮舟当时也把这些信件退还孙犁，那肯定是只字不存了。冉淮舟曾把自己搜集到的孙犁旧作一束交孙犁保存，结果就是如此。
　　他的《风云初记》，也曾一度成为珍本：“所有底本，今全不知去向，出版社再版，亦苦无依据”，他请冉淮舟代觅一册，结果，也是冉将自己保存的作者签名题赠的书，回赠给他，使他“展读之下，如于隔世，再见故人。”①冉淮舟是高阳人，196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学生时代就是孙犁作品的研究者，除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和有关论著外，在孙犁作品的搜集、辑佚和整理方面，也做出了可观的成绩。
　　在反复的抄家中，孙犁的画也受到了损失：1961年，黄胄同志送给我一张画，我托人拿去裱好了，挂在房间里，上面是一个维吾尔少女牵着一匹毛驴，下面还有一头大些的驴，和一头驴驹。
　　1962年，我又转请吴作人同志给我画了三头骆驼，一头是近景，两头是远景，题曰大漠。也托人裱好，珍藏起来。
　　1966年，运动一开始，黄胄同志就受到“批判”。因为他的作品，家喻户晓，他的“罪名”，也就妇孺皆知。家里人把画摘下来了。一天，我出去参加学习，机关的造反人员来抄家，一见黄胄的毛驴不在墙上了，就大怒，到处搜索。搜到一张画，展开不到半截，就摔在地下，喊：“黑画有了！”其实，那不是毛驴，而是骆驼，真是驴唇不对马嘴。就这样把吴作人同志画的三头骆驼牵走了，三匹小毛驴仍留在家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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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参加“学习”，大约在1966年夏秋之交。当时，形势日益紧迫，他和报社中层以上的干部，被集中到一处大院。这处大院旧名“张园”，系清末张之洞部下张彪营建，在现代史上颇有些名气：溥仪出宫后，曾有一段时间移居此处，1931年又从这里潜往东北，去当伪满“执政”（后称“皇帝”）。1924年，孙中山应邀北上，和北洋军阀谈判，也在这里住过。大楼富丽堂皇，有一间“皇帝”的卧室，全用团龙黄缎裱过，倒确实提醒着人们注意那现代史上的复辟事件。
　　这里现在就是战场——大批判的战场。被批判、被斗争的，正是从前在真的战场上和国内外敌人进行过斗争的人们。孙犁不愿意回忆“文革”中那些丑恶的事件，那时是，“风沙摧毁了花树，粪便污染了河流，鹰枭吞噬了飞鸟”②。但是，有一些镜头还是在他笔下出现了：“有一次批斗大会，被斗者站立一排，都低头弯腰，我因为有病，被允许低头坐在地上。不知谁出的主意，把摄影记者叫了来，要给我们摄影留念。立着的还好办，到我面前，我想要坏。还好，摄影记者把机子放在地上，镜头朝上，一次完成任务。第二天见报，当然是造反小报，我的形象还很清楚。”③这是痛定思痛，不免以幽默出之，当时的实际情况更要糟。上面这个镜头，在他的《芸斋小说》里是这样展开的：不久，我被揪到机关学习，一进大门，就看到他正在张贴一幅从房顶一直拖到地下的，斗大墨笔字大标语，上面写着：“老爷太太们，少爷少奶奶们，把你们手里的金银财宝，首饰金条，都献出来吧！”
　　那时我还不知道造反头头一说，但就在这天晚上，要开批斗大会。他是这个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先把我们关在三楼一间会议室里，这叫“候审”。我们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等候不可知的命运。
　　我因为应付今天晚上的灾难，穿着一身破烂不堪的棉衣。
　　他推门进来了。我抬头一望，简直认不出来了。
　　他头戴水獭皮帽，身穿呢面貂成大衣，都是崭新的；他像舞台上出将一样的站在门口，一手握着门把，威风凛凛地盯了我一眼，露出了一丝微笑。我自觉现在是不能和这些新贵对视的，赶紧低下头。他仍在望着我，我想他是在打量我这一身狼狈不堪的服装吧。
　　“出来！”他对着我喊，“你站排头！”
　　我们鱼贯地走出来，在楼道里排队，我是排头，这是内定了的。别的“牛鬼蛇神”，还在你推我让，表示谦虚，不争名次，结果又被大喝一声，才站好了。
　　然后是一个“牛鬼蛇神”，配备上两个红卫兵，把胳膊挟持住，就像舞台上行刑一样，推搡着跑步进入了会场。然后是百般凌辱。
　　我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当天夜里，触电自杀，未遂。①
　　这个造反派头头，为什么如此对孙犁“垂青”？其中还有一段原委。
　　一般认为，孙犁谨言慎行，性格平和。但这只是一种现象，一个方面。他其实很直，感情也容易激动，临事常常不计后果。他明白自己这个“弱点”，常常提醒自己注意，结果还是一再事后懊悔。为此，他在“文革”后期，曾为自己写下类似座右铭的句子。
　　戒行之方为寡言，戒言之方为少虑。
　　祸事之发展，应及时堵塞之，且堵且开，必成大患，当深思之，当深戒之。②这样看来，他是谨言慎行了；但这谨言慎行的自我约束性措施，恰是不那么谨言慎行的结果。
　　且说在“文革”之前，他就遇上这么一件事：在一个严寒的晚上，他忽然想洗个澡，因为有病，不愿到街上去洗，就到本机关的大楼里来了。路过传达室的时候，有个穿一身灰布旧棉衣的中年人在值班。他悠闲地抽着旱烟，上下打量着孙犁。孙犁这天穿一件从来不大穿的皮大衣，还戴一顶皮帽——这些，都是有了些稿费才添制的，他原来也穿过那一身灰布棉衣，都是进城时统一发的。现在，他注意到中年人在看他，便问：“同志，今天有热水吗？”
　　“没有。”中年人回答得很冷淡，只有眼睛里的那一丝嘲笑带着热意。
　　孙犁正要转身走去，他却大声说：“听说你们写了稿子，在报上登了有钱，出了书还有钱？”“是的。”孙犁平静地回答。
　　“改成戏有钱，改成电影还有钱？”
　　“是的。”还是那么平静。孙犁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以为他是一个文艺爱好者（他那时常遇到这样的人），就脱口说了一句：“你也写吧。”
　　不料这一句使对方神色大变，一句话也不说了。他自知失言，便赶快逃走，心想，对方会以为是挖苦他。继而转念：现在不是提倡工农兵写作吗？不是不识字也能写诗、写小说吗？对方也许会明白过来，那样就不会得罪他了。
　　人，自然是得罪了；没有等到十年，他——“君子”就来报仇了。
　　而且，在有些批判大会上，是按字论罪。如《风云初记》，“当时批判者持去，并不检阅内容，只于大会发言时，宣布书名，即告有罪。且重字数，字数多者罪愈重。以其字多则钱多，钱多则为资产阶级。以此激起群众之‘义愤’，作为‘阶级斗争’之手段。”①在运动中，“老同志”的表现也很不一样。就在挨斗的那些日子里，他私下里向一位老友进言：以后不要再做炮弹。这位老友向他解释：“运动期间，大家像掉在水里。你按我一下，我按你一下，是免不掉的。”
　　他对这解释很不满意，只好报以沉默，同时在心里做出了回答：“我不知道，我如果掉在水里，会怎样做。在运动中，我是没有按过别人的。”
　　从此，他就再不给这位老友提意见了。
　　一天下午，管他们的一个小个子，通知孙犁有“外调”。这是他第一次接待外调，被接待的，竟是60年代他去北京看病时，侯金镜常常派来接待他的一位女同志。这女同志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爽朗，热情，步伐沉稳，在沉思中偶而把头一扬，浓密整齐的黑发便向旁边摆开，秀丽的面孔，瞬间显得严肃起来……孙犁麻烦她好多回了，早就希望能在天津招待她，却没想到竟是在这样的场合。
　　他向传达室走去，很远就望见一位女同志靠在大门旁的墙壁上，正在观望着他。他很快就认出了她。
　　她风尘仆仆，显得削瘦了些；看见孙犁走近，就转身往传达室走。孙犁看见，那步伐已经不像从前的样子了。至于孙犁在她眼里变成了什么样子，孙犁顾不得去想。
　　传达室里间有一张破桌，他们对面坐下来。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位男同志。
　　没有相互的寒暄和问候，调查就开始了：她低着头，打开笔记本，用一只手托着脸，好像还怕我认出来。
　　他们调查的是侯。问我在和侯谈话的时候，侯说过哪些反党的话。我说，他没有说过反党的话，他为什么要反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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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是为什么情绪所激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竟然慷慨激昂起来。在以后，我才体会到：如果不是她对我客气，人家会立刻叫我站起来，甚至会进行武斗……
　　现在，她只是默默地听着，然后把本子一合，望望那个男的，轻声对我说：“那么，你回去吧。”①下午在楼房的过道里，他们又遇到一次，谁也没有说话。但孙犁仍然感激她，他想：当着别人的面，能这样宽恕地对待他，大概还记得他的不健康吧？
　　不久，他又接待了一次外调，来人是歌舞团的女演员，只有十七八岁，不只生得漂亮，声音也动听，对孙犁很是客气。她调查的是方纪。自然，她从孙犁那里了解到的，只能是方的革命经历。两人谈了很久，分别的时候，他竟恋恋不舍，禁不住问：
　　“你下午还来吗？”
　　他自己也觉得这问题有些奇怪，后来，他做出了这样的解释：“……那些年月，我失去自由，处于荆天棘地之中，转身防有鬼伺，投足常遇蛇伤……深深有感于人与人关系的恶劣变化，所以，即使遇到一个歌舞演员的宽厚，也就像在沙漠跋涉中，遇到一处清泉，在噩梦缠绕时，听到一声鸡唱。感激之情，就非同一般了。”①
干校的故事
　　几个月以后，他来到天津郊区的干校，先是种地，锄头，铁铲、小推车……一应俱全，而且都是新的。后来又盖房，砖瓦、洋灰、木料……也挺充足。只是孙犁有病，身上的力气是有限的，和他同来的，也大都不是壮劳力。但孙犁喜欢劳动，过了一段时间，他能一顿吃两个窝窝头了。消息传到市文教书记那里，她大笑起来。她和孙犁在延安时认识，当时关系不错，还做过邻居。
　　干校办得很不起色，渐渐地，工具和材料被附近农民拿走大半，还流传谚语：“五七干校是个宝，我们缺什么就到里边找。”
　　他在这里，也接待过一次外调：两个穿军服的非军人，调查田间的材料。因为他抄着手站着，不回答他们的问题，结果，手被抓破，不得不到医务室包扎。
　　刚到干校的时候，大棚还没有修好，他被分到一间小棚里住。一天，他都睡下了，有一个原来要好、平时也很尊重他的同事进来说：“我把镰刀和绳子，放在你床铺下面。”孙犁以为他劳动回来晚了，先去吃饭，就同意了。次日早晨，“群众专政室”的头头照例集合人们训话。这个头头是个典型的天津青皮，惯会无事生非。这天，他先是批判孙犁，孙犁正在低头听他大放厥词的时候，那位同事忽然说：“刚才，我从他床铺下，找到一把镰刀和一条绳子。”孙犁这一气非同小可，一改平日委靡不振之状，大喝道：“那是你昨天晚上放下的！”
　　他没有说话。头头威风地冲孙犁前进一步，但马上又退回去了。
　　当时排队的有几十人，不少人对孙犁的非凡气概为之一惊，称快一时。
　　孙犁知道，在那时，镰刀和绳子会被看作自杀或暴动的凶器，如不当场揭发，后果是很危险的。所以，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当时会有那种气压“群小”的表现。
　　他在干校呆了一年多。这是一段困难的日子；但是，在一个作家的眼睛里，困难的日子也是生活。因此，在若干年以后，他这段生活终于以“芸斋小说”的形式，再现于人们面前，下面我们就介绍两则，以飨读者。
　　其一：《女相士》①。
　　1966年他被集中“学习”后，一时像掉进深渊，大惑不解，连一同学习的是些什么人，也很少注意。被集中来的人越来越多，新来的还要亮亮相。有一天，造反头头审问一个新来的人：
　　“你自己说，你是什么阶级？”
　　“我是自由职业者。”答话的是个女人。他没有心情看一看这位新来的同伴，只是低着头。
　　过了些天，“反动”阶级成分都要自动提高一级，头头又追问新来的女人，她忽然说：“我是反动文人，和孙芸夫①一样！”
　　他这才抬起头来，“看看到底是谁这么慷慨地把我引为同类”。这人有五十多岁，身材修整，还很秀气，年轻时肯定很漂亮。他看她时，瞅见那双架着银丝边眼镜的眼睛，也正注视着他。他马上感到，她看人的方法和眼睛里流露的光，有一点巫气或妖气。
　　她叫杨秀玉，湖南长沙市人，是机关托儿所的会计。解放前以相面出名且致富，在长沙自盖起两座洋楼。这个条件，足有资格进学习班了。
　　冬季，他们进了干校，修缮一间车棚当宿舍，在宿舍门前的场地上，为市里的一个屠宰场代养了二百头牛。他们每天头顶星星起床，为牲口添草料、清粪尿，夜晚星星出来，才能回屋。中间，“芸夫”调到铡草棚工作，贮存大白菜下来后，又被调到菜窖。
　　杨秀玉和另一位女同志也在菜窖工作。芸夫知道，来这里工作是对他的照顾，因为不只活儿轻，也可避避风雪。不知是谁动了怜悯之心，派他和两个女的干这差事：每天一垛垛地倒腾白菜，抱进抱出，使之通风，有时就摘摘烂菜叶子——
　　说实在的，在那种日子里，我是遑遑不可终日的，一点点生的情趣也没有，只想到一个死字，但又一直下不得手。例如在铡草棚子里，我每天要用一把锋利的镰刀，割断不少根捆草的粗绳。我时常掂量着这把镰刀想：如果不是割断草绳，而是割断我的脖颈，岂不是一切烦恼痛苦，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吗？但我终于没有能这样去做。
　　在菜窖里工作，也比较安全。所谓安全，就是可以避免革命群众和当地农场的革命工人、儿童对我们的侮辱，恫吓，或投掷砖头。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罪名”、“身份”，过去的级别、薪金数目，造反者已经早给公布于众了。
　　在菜窖里，算是找到了一个避风港，可以暂时喘喘气了。
　　他渐渐和杨秀玉熟识起来，认为她也不坏。相而虽系骗人，但系受骗者自愿，较之傍虎吃食、在别人的身家性命上谋私利的人，还算高尚一些。这样一想，他有时就跟她说个话儿。对另一个同志就小心一些，因为她是菜窖负责人。在她出窖后，他们才能畅谈。“我那时已经无聊到虚无幻灭的地步，但又有时想排遣一下绝望的念头，我请这位女相士，谈谈她的生活和经历。”她答应了，下面就是她的经历：“相面是我家祖传，父亲早死，我年幼未得传授，母亲给请了一位师傅，年老昏庸。不久就抗战了，我随母亲、舅舅逃到衡阳。那时我才十三岁，母亲急着挣钱，叫到街上吆喝着找生意，我不愿意去，求母亲给一元钱，在一家旅馆里租了一间房，门口贴了一张条子。整整一个上午，没来一个人，我忍着饥饿，焦急地躺在旅馆的床上。到了下午，忽然进来一位，相了一面，给了我三元大洋，从此就出了名。“然后到贵州、桂林、成都，每到一处，在报上登个广告，第二天就门庭若市，一面五元。那时兵荒马乱，多数人背井离乡，都想藉占卜，问问个人平安、家人消息，赶上这么个机会，不发财也得发财，我十八岁的时候，已经积下很多金条了。
　　“在衡阳，我幸亏没到街上去喝卖，那会大减身价，起步不好，一辈子也成不了名。你们作家，不也是这样吗？”
　　他没想到她能活学活用，一下子联系到他的职业，稍稍一愣，随即苦笑起来。
　　他们的谈笑，被菜窖负责人听到了。她很不满意，夜晚回到宿舍，问杨秀玉：“你和孙某，在菜窖里谈什么？”


　　“谈些闲话。”
　　“谈闲话？为什么我一进去，你们就不谈了？有什么背人的事？我看你和他，关系不正常！”
　　两人吵开了，事情传出，有些人又察觉到什么“新动向”。好在那时主要注意政治动向，对这类事没有深究，也许是不大相信吧：
　　像我们这些人，平白无辜遭到这种奇异事变，不死去已经算是忍辱苟活，精神和生活的摧残，女的必然断了经，男的也一定失去了性。虽有妙龄少女，横陈于前，尚不能勃然兴起，况与半百老妇，效桑间陌上之乐、谈情说爱于阴暗潮湿之菜窖中乎。不可能也。
　　事情平安过去了。又有一天，他实在烦闷极了，忽然异想天开，问杨秀玉：
　　“你给我相个面好吗？”
　　“好。”她过去揭开菜窖的草帘子，“你站到这里来！”
　　从外面透进来一线阳光。他慢腾腾走过去，并没改那副潦倒、萎靡之状；而且像是有些犯愁，眉毛锁得更紧了些。
　　她认真端详着他的面孔，好像从来没见过他似的。“你的眉和眼距离太近，这主忧伤！”她说。
　　“是，”他显得高兴起来，像是遇到知己，眉毛也舒展了些，“我有幽忧之疾。”
　　“你的声音好。”她说，“有流水之音，这主女孩子多，而且聪明。”
　　“对，我有一男三女。”他回答，“女孩子功课比男孩子好。”“你眼上的白圈，实在不好。”她摇摇头，叹了口气，“我和你第一次见面，就注意到了。这叫破相。长了这个，如果你当时没死，一定有亲人亡故了。”
　　“是这样。我母亲就在那一年去世了，我也得了一场大病。不过，那都过去了，无关紧要了。大相士，你相相我目前的生死存亡大关吧。我们的情况，会有好转吗？”
　　“4月份。”她肯定地说，“4月份会有好消息。”
　　外面传来脚步声，她赶紧向他示意。负责人走进来，他们正面对白菜垛工作。
　　果然，入夏后他们的境遇逐渐好起来，8月份他算得到“解放”，回到了家里。
　　孙犁给我们讲完了上面的故事以后，用古人的口吻评点说：“杨氏之术，何其神也！其日常亦有所调查研究乎？于时事现状，亦有所推测判断乎？盖善于积累见闻，理论联系实际者矣！‘四人帮’灭绝人性，使忠诚善良者，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对生活前途，丧失信念；使宵小不逞之徒，天良绝灭，邪念丛生。十年动乱，较之八年抗战，人心之浮动不安，彷徨无主，为更甚矣。惜未允许其张榜坐堂，以售其技。不然所得相金，何止盖两座洋楼哉！”
　　其二：《高跋能手》。
　　孙犁用下面一段文字，给我们叙述了他的第二个关于干校生活的故事：
　　干校的组织系统，我不太详细知道。具体到我们这个棚子，则上有“群众专政室”，由一个造反组织的小头头负责。有棚长，也属于牛鬼蛇神，但是被造反组织谅解和信任的人。一任此职，离“解放”也就不远了。日常是率领全棚人劳动，有的分菜时掌勺，视亲近疏远，上下其手。
　　棚是由一个柴草棚和车棚改造的，里面放了三排铺板，共住三十多个人。每人的铺位一尺有余，翻身是困难的。好在是冬天，大家挤着暖和一些。
　　我睡在一个角落里，一边是机关的民校教师，据说出身是“大海盗”；另一边是一个老头，是刻字工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