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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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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学生喜欢去公园看猴子，有一次把孙犁拉上，带了水果食物，站在草丛里，一看就是一上午。她对孙犁说，十七岁出来抗日，父亲在土改时死亡，她没有思想准备，想不通，因而得病。但这话只能向老师说，不能向别人说。
孙犁实在不喜欢那些海葵花，他认为这种东西，从捉到养，整个过程，都令人讨厌，“它的生活史和生活方式，在我的头脑里，体现了过去和现在的强盗和女妖的全部伎俩和全部形象。”终于，他把海葵花送给了女学生，在缸里又养上了石子，虽然他知道这实在有负于女学生的一番好意①。
在夏天，前来探望病人的家属很多，疗养地变得热闹起来。孙犁的妻子也带着小儿女来了，见他病情明显好转，她很高兴。
每天上午，孙犁跟着人们下海游泳，也会了几招，但不敢往深处游。一天，某少年倜傥的“九级工程师”和他同游，渐渐把他引到深水，如果不是他发觉，退回得早，险些喝了水。在病人中间，这位工程师资历最浅最年轻，每逢舞会，率先下场独舞，招徕女伴，围观者愈众，他愈洋洋自得。对此，孙犁不免有些感想：
这是病区，这是不健康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病。在这里，会养的人，可以把病养好，不会养的人，也可能把病养坏。这只是大天地里的一处小天地，却反映着大天地脉搏的一些波动。②
疗养院的管理和医护人员都是山东人，朴实，热情，照顾病人很周到。因孙犁初来时是重病号，家属来看他，都是住招待所。后来看他好多了，疗养院的人很高兴。冬天，妻子又来看他，他们就搬来一张床，把病房变成“洞房”，还照顾妻子和他一同吃饭。于是，这位农村妇女，也算见了世面，不仅大开洋荤，还学会了一些烹饪技艺。她对孙犁说：“我算知道高汤是怎么个做法了，就是清汤上面再放几片菜叶。”
“插播”的故事
正在这时，在孙犁的感情生活里又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不大，在他的疗养过程中，算是一个插曲。
且说青岛疗养院的护理人员，都是来自当地农村的姑娘，她们一到大城市，特别是进了疗养院这种地方，吃的、看的、接触的，都是农村没有的新东西。来疗养的，一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照样出出进进，走走跳跳。疗养生活，说来好听，其实也很单调、无聊。每天除去打针散步，就是和这些姑娘打交道，日子一久，也就有了感情。“在这种情况下，两方面的感情都是容易付出的，也容易接受的。”①这年（1958年）冬季，新来了一位护理员：二十来岁，个子不高，梳两条小辫。不算漂亮，但眼神和说话，都透着妩媚，而且面孔白皙，招人喜欢。她正在烧锅炉，夜里还要炼钢。渐渐地，她和孙犁熟识了，送给他一副鞋垫。鞋垫用蓝色线绣出一株牡丹花，很精致。孙犁收下了——我觉得这是一份情意，农村姑娘的情意，像过去在家乡时一样的情意。我把这份情意看得很重。我见她还没穿棉衣，就给她一些钱，叫她去买些布和棉花做一件棉袄，她也收下了。
这位姑娘，平日看来腼腼腆腆，总是低着头，遇到一定场合，真是嘴也来得，手也来得。后来调到人民大会堂去做服务员，在北京我见过她。她出入大会堂，还参加国宴的招待工作，她给我表演过给贵宾斟酒的姿势。还到中南海参加过舞会，真是见过大世面了。女孩子的青春，无价之宝，遇到机会，真是可以飞上天的。①数月后，孙犁转到太湖疗养，心总安静不下来。他思念青岛，他在那里住了一年多，有很多熟悉的面孔，有很多朋友。
他也非常思念那位女孩子，虽然他知道，这谈不上什么爱情。他觉得对自己来说，青春才有爱情，中年以后，有的只是情欲。他认为对那位女孩子来说，也不会是什么爱情。分别的时候，她只是说：“到了南方，给我买一件丝绸衬衫寄来吧。”
孙犁明白，这样说自然也是一种情意。但这可以从好的方面解释，也可以从不大好的方面解释。他想到，无论如何，应该保持冷静：“蛛网淡如烟，蚊蚋赴之；灯光小如豆，飞蛾投之。这可以说是不知或不察。对于我来说，这样的年纪，陷入这样的情欲之网，应该及时觉悟和解脱。”①他从口袋里掏出女孩子送他的一张半身照片，还有一幅手帕，捡了一块石头，包在一起，站在岩石上，尽着力气向太湖深处抛去。他以为这样一来，所有的烦恼、苦闷，所有的感情纠缠和忏悔的痛苦，都可以抛开了。实际上，“情意的线，却不是那么好一刀两断的。夜里决定了的事，白天可能又起变化。断了的蛛丝，遇到什么风，可能又吹在一起，衔接上了。”②这里说得很清楚，事情还不是那样容易了结，还有没理清的相思债。这些没有完结的故事，请到他的《芸斋小说二篇·无花果》③里去读吧——我们多次说过，这是纪实性极强的小说；但，作家既然题名“小说”，我们姑且先当小说读。下面，我们就把这些片断抄下来，已经和本书的传主共同走了这样长的路的读者们，自己是可以判断这个故事的可靠程度的：
四十三岁时，我病了，1958年春季，到青岛休养。青岛花木很多，正阳关路的紫薇，紫荆关路的木槿，犹为壮观，但我无心观赏。经过夏天洗海水浴，吹海风，我的病轻了一些，到了秋末冬初，才细心观察了一下病房小院的景色。这原是什么阔人的别墅，一座三层的小楼，楼下是小花园。花园无人收拾，花卉与野草同生。东墙下面，有几株很大的无花果，也因为无人修剪，枝杈倾斜在地上。天气渐渐凉了，有些为了来避暑的轻病号都走了，小楼就剩我一个人。有一个护理员照料这里的卫生。她是山东蓬莱县人，刚离家不久，还带有乡村姑娘的朴实羞怯味道。虽然不管楼房以外的卫生，却把小花园看做她的管理范围，或者说是她的经济特区。花，她可以随便摘了送人，现在又把无花果的果实，都摘下来，放在楼下一间小房里。
我因为有病，不思饮食，平日有了水果，都是请她吃。有一天，她捧了一把无花果，送到我的房间，放在桌子上说：“我也请你吃水果！”
我说：“你知道，我不爱吃水果。”
她说：“这水果不同一般，能治百病，比崔大夫给你开的药还有效！”
我笑了笑说：“我不相信，没听说无花果可以治神经衰弱。”
她说：“到这里来的人，都说是神经衰弱。表面看来，又不像有病。究竟什么是神经衰弱？为什么我就不神经衰弱？”
我说：“因为你不神经衰弱，所以也没法和你说清楚（下面，他说了症状）。”
她听了，笑了起来，说：“那样，无花果治不了你的病。不过，它还可以开胃口，补肚子。你也别不给我面子，好歹吃一个。”
她说着从桌子上捡了一个熟透了的深紫色的无花果，给我递过来。正当我伸手去接的时候，她又说：
“要不，我们分吃一个吧。你先尝尝，我不是骗你，更不会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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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果子轻轻掰开，把一半送进我的口中，然后把另一半放进自己的嘴内。这时，我突然看到她那皓齿红唇，嫣然一笑。
这种果子，面面的，有些甜味，有些涩味，又有些辣味。
吃了这半个无花果，最初几天，精神很好。不久，我又感到，这是自寻烦恼，自讨苦吃，平空添加了一些感情上的纠缠，后来，并引起老伴的怀疑，我只好写信给她解释。她把信放在家中抽屉里，不久就“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把信抄了去，还派专人到青岛去调查，当然大失所望。
……
“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老伴去世，我很孤独寂寞，曾按照知道的地址，给那位蓬莱县的女同志写过一封信，没有得到回信。这也是我的不明事理，痴心妄想。在那种时候，人家怎么会回信呢？算来，她现在（指1987年）也该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故事至此结束。为了照顾这个故事的首尾的完整，我们抄下这样一大篇，并“超前”记录了作家后来的事情。这时，他是七十四岁的人了，在故事的结尾，他还留下一段“芸斋主人曰”的饱经沧桑的喻世明言：“植物之华而不实者，盖居十之七。而有花又能结果实者，不过十之三，其数虽少，人类实赖以存活。至于无花果，则植物之特异者耳，故只为植物学所重，并略备观赏焉。”
这段云烟往事，使孙犁颇起萍水相逢之念：“萍水相逢，就是当水停滞的时候，萍也需要水，水也离不开萍。水一流动，一切就成为过去了。”①过去了的事情，还可以在他的记忆里复活起来，除了写出上面说的《无花果》，他还发过这样很有哲理意味的慨叹：“人之相逢，如萍与水。水流萍滞，遂失其侣。水不念萍，萍徒生悲。一动一静，苦乐不同。”②当然，这也许已经不单单是讲那个《无花果》的故事了。
疗养生活纪略之二
有了上面说的感情上的纠缠，孙犁反而觉得寂寞起来。他有时去逛青岛的中山公园。他很喜爱这座公园：廓大、幽静，游人很少，走进去，就像走进幽林静谷，不像别处的公园，像赶庙会一样。这主要是因为本地人不用花钱逛公园，他们住的这个城市本身，就像个大公园；外地人呢，主要是来看海的，兴趣不在这个本身并无多少特色的公园。这样一来，偌大一个公园，精神上就像属于孙犁个人的了。
公园里有很大的花房，他注意到，在天津很难养活的桂花、茶花、枇杷果，在这里都长得很好。园内还有一个鹿苑，他常常坐在长椅上看小鹿，看这小东西如何围着母鹿撒欢、淘气……
他还去了一趟崂山。当时不通公共汽车，去一趟不容易。那是夏天，刘仙舟教授来休养，想逛崂山，疗养院出了辆吉普车，把孙犁也捎上了。说起来，刘先生是孙犁的师长一辈的人，孙犁在育德中学念书时，他是学校的董事，校长室的墙壁上，挂着他的大幅照片，样子非常庄严，学生们都肃然起敬。岁月长逝，刘先生居然并不显老，走路比孙犁还快。
崂山之游，在他好像是一次冒险；虽然是冒险，却也很有趣：
车在崂山顶上行驶时，真使人提心吊胆。从左边车窗可以看到，万丈峭壁，下临大海，空中迷漫着大雾，更使人不测其深危。我想，司机稍一失手，车就会翻下去。还有几处险道，车子慢慢移动，车上的人，就越发害怕。
好在司机是有经验的。平安无事。我们游了崂山。
我年轻时爬山爬得太多了，后来对爬山没有兴趣，崂山却不同。印象最深的，是那两棵大白果树，真是壮观。看了蒲松龄描写过的地方，牡丹是重新种过的，耐冬也是。这篇小说，原是我最爱读的，现在身临其境，他所写的环境，变化并不太大。①他说的是《香玉》这篇小说：“崂山下清宫，耐冬高二丈，数十围，牲丹高丈余，花时璀璨似锦……”可惜，在蒲松龄叙述的这个美丽动人的故事里，“胶州黄生”的魂魄所化的那棵“高数尺、大拱把、但不花”的不知名的植物被小道士斫去，这样，生于旁边的两株花魂所寄的白牡丹和耐冬也都憔悴而死。所以孙犁说“牡丹是重新种过的，耐冬也是。”他很喜欢《聊斋志异》这部小说，认为它写了众多聪明、善良、可爱的妇女形象，是“另一境界的大观园”②。现在，他循着蒲松龄的足迹，亲自体验了他描写过的地点和环境，自然很助游兴，至于别人说什么登崂山“迎来海外三千履，望尽齐州九点烟”，那倒在其次了。
崂山是道教名山，宋元以来道教徒在此兴建宫观，渐成胜地。中午，孙犁等在面对南海的那座有名的观里野餐：主食是疗养院带来的面包、茶叶蛋、酱肝等，喝的开水也是带来的。一块大石头当桌子，大家围着，一边吃，一边闲话。孙犁还思念着母校，他很留心地听着刘仙洲先生谈说育德中学老校长郝仲青先生的晚年。
1959年过了春节，他离开青岛，到太湖去。报社派张翔来青岛，帮助他转院。张翔给他买来一包点心，说是路上吃。孙犁想：路上还愁没饭吃？就把点心送了那位蓬莱姑娘。她正患感冒，独自住在一座空楼里。到底是青年人，临别的头天晚上，她还陪孙犁到海边遛弯儿，并登上冷冷清清的观海亭，说：
“人家都是在夏天晚上来这里玩，我们却在冬天。”亭子上风大，孙犁催她下来了。
行前，他把不好带的东西，送给了崔医生，其中有两只龙凤洞箫，一块石砚——据说是什么美人的画眉砚。半夜里，疗养院的同志们把他送上了开往济南的火车。
在济南下车后，他们便去《大众日报》的招待所。路上，孙犁看见，凡是饭铺门前都排长队，人们无声无息地站着，表情冷漠。
他问张翔：
“那是买什么？”
张翔笑了：
“买菜团子。你既然看见了，我也就不再瞒你。我事先给你买了一盒点心，你却拿去送了人。”
中午，张翔到报社弄来一把挂面，给孙犁煮了煮，他自己到街上凑合了一下。孙犁这才明白：“疗养院是世外桃源，有些事，因为我是病人，也没人对我细说，在青岛，我只是看到了一点点。比如说，打麻雀是听见看见了，落到大海里或是落到海滩上的，都是美丽嫩小的黄雀。这种鸟，在天津，要花一元钱才能买到一只，放在笼里养着，现在一片一片地摔死了。大炼钢铁，看到医生们把我住的楼顶上的大水箱，拆卸了下来，去交任务。可是，度荒年，疗养院也还能吃到猪杂碎。”①
多年以后，他把在疗养院了解的这段“捉麻雀”的故事做由头，写了一首题名《燕雀篇》②的诗，表达他的某些感受（大意是说：人们欲加害的东西往往变得聪明，有应变能力；而人们宠幸的东西反而容易身陷罗网，或遭到覆灭的命运），现摘录如下：
我想
北方农村对燕子的宠爱可能给它招来了
这场大的祸害
它们在这里生活惯了
以为自己无害于人
以为在蓝天之下
大地之上
不管飞到哪里
人们都会对它们友好
这是燕子的一种幻觉
麻雀就比燕子聪明
不要看它们常常被孩子们玩弄于手掌之中还记得那一年对麻雀的扫荡吧全国动员，如临大敌
敲锣打鼓
上房爬树
摇旗呐喊
到处驱逐
麻雀
或飞向深山岩洞
或在老窝潜伏
那一天我在青岛见到
筋疲力尽，坠落到地下的都是一些娇嫩的黄雀
事情平息了
麻雀又飞了出来，飞了回来仍旧唧唧啾啾
满檐满树
食麦啄谷
他们在济南只是转车。当天午夜，就登上了去无锡的火车，孙犁乘的是软卧。
服务员把他带进车室，对面的上下铺已经有人睡下。他在这一面的下铺，安排自己的行李。
对面下铺睡的是个外国男人，五十来岁，上铺是个擦粉、戴金耳环的中国女人，也有四十来岁了。孙犁动作慢，过了很久，他才关灯睡下。
不料对面的灯开了。女的要下来，先伸下一只脚，轻轻点着男的肚子。孙犁连忙闭上眼睛。她像是去厕所，回来又把男的当梯子，上去了。孙犁很奇怪，那肚皮怎么有这样大的载力和弹性。
“他没有睡着！”肚皮用英语说。他当然没有想到，孙犁听懂了这句话。
天亮后，女人和孙犁谈了几句，他才知道男的是记者，要到上海工作，她是机关派的翻译。记者又要给倚在铺上的翻译上眼药，不知为什么，孙犁很厌恶这两个人。他发现列车上的服务员也很厌恶他们。
无锡还很远，他就到车廊里坐着去了。后来张翔告诉他，女人曾打听他会不会英语。孙犁后悔自己没有把中学学来的英语都忘光，如果都忘光，恶心的程度也许会小一些。
到无锡后，张翔把他安排在太湖疗养院，去上海办了一些事，又回来和他告别。他们坐在太湖边上，望着气象万千、烟波浩淼的湖水，孙犁忽然感到说不出的空虚和孤独。
张翔走后，是长长的寂寞。在青岛也感到过寂寞，但没有今天这样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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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在附近的山头转，在松树林里捡些蘑菇，有时也到湖边钓鱼。太湖可以说是移到内地的大海。水面虽然大，鱼却不好钓。有时我就坐在湖边一块大平石上，把腿盘起来，闭着眼睛听太湖的波浪声①。
说也奇怪，听着这无边的波浪声，倒驱逐了不少的寂寞。何况，春天也就到了，在这里，他真正领会了“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两句文章的妙处。在青岛，他那么喜欢黄鹂，但只有在这里，才真正打开了审美的视野，提高了观赏的意趣。因为“这里的湖光山色，密柳长堤；这里的茂林修竹，桑田苇泊；这里的乍雨乍晴的天气，使我看到了黄鹂的全部美丽，这是一种极致。”于是，身在病中且喜欢思考的他，便利用大自然提供的材料，营造起自己哲学的和美学的花圃——他又一次全身心地陶醉在幽思遐想中了：是的，它们的啼叫，是要伴着春雨、宿露，它们的飞翔，是要伴着朝霞和彩虹的。这里才是它们真正的家乡，安居乐业的所在。
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这就是它们的极致。
在一定的环境里，才能发挥这种极致。这就是形色神态和环境的自然结合和相互发挥，这就是景物一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吧。这正是在艺术上不容易遇到的一种境界。①
在太湖，他遇到一位同乡，也是从青岛转来的，曾多年在铁路上做政治工作。孙犁把在火车上的见闻告诉他，他只笑笑，没有回答。“他可能笑我又是书呆子，少见多怪。这位同乡，看过我写的小说，他有五个字的评语：‘不会写恋爱。’这和另一位同志的评语‘不会写战争’正好成为一副对联。”①这另一位同志，是一位作战科长。
在太湖养病期间，除院方组织的蠡园、善卷洞之游外，“我自己去过三次梅园，无数次鼋头渚。有时花几毛钱雇一只小船，在湖里胡乱转。撑船的都是中年妇女。”②漫长的疗养生活看来的确令他感到难耐和无聊，但他的病确实渐渐好起来了。
病后
他本来喜欢读古书，大病初愈，他又有了读书、特别是读古书的兴趣了。
他大量搜求古书，始于1954年之后。在这之前，他拖家带口，负担重，为谋生计，把十六岁的大女儿送到纱厂做工，哪里有什么闲钱买书，顶多在荒摊野市买一两本，放在自己的书桌上。1954年以后，有了些稿费，这才成套地买书。他至今记得，1949年进城时，书是那么便宜。那时是——……旧货充斥，海河两岸及墙子河两岸，接连都是席棚，木器估衣，到处都是，旧书摊也很多，随处可以见到。但集中的地方是天祥市场二楼，那些书贩用木板搭一书架，或放一床板，上面插列书籍，安装一盏照明灯，就算是一家。各家排列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很大的书肆。也有几家有铺面的，藏书较富。
那一年是天津社会生活大变动的时期，物资在默默地进行再分配；但进城的人们，都是穷八路，当时注意的是添置几件衣物，并没有多少钱去买书，人们也没有买书的习惯。
那一时期，书籍是很便宜的，一部白纸的四部丛刊，带箱带套，也不过一二百元，很多拆散，流落到旧纸店去。各种叀氖罚裁蝗寺颍聊敬笃岷凶拥模ㄓ檬槌鞯模头绱等丈沟模言谇阶雍颖呓值郎稀�
书贩们见到这种情景，见到这么容易得手的货源，都跃跃欲试；但他们本钱有限，货物周转也不灵，只能望洋兴叹，不敢多收。
……①
这些，都是记忆中的事情了。
大约在1953年前后，也有人劝他买房子，当时房子也便宜。同样出于经济考虑，他放弃了这样的计划。如上所说，他后来终于有些钱了，兴趣就放在买书上。据他说，有些书（如《饮冰室文集》）买下来，并不是急于要读，而是想当藏书家。
《鲁迅日记》后面的“书帐”，直接影响着他对图书的选购。有时他自己也觉得好笑，但对鲁迅先生的信任却始终如一。下面是他谈到的一个例子：“我有一部用小木匣装着的《金石索》（按：此书为清代冯云鹏、冯云鵷合撰，对收录的商周以下历代某些金石文字进行了考订——引者），是石印本，共二十册，金索石索各半。我最初不大喜欢这部书，原因是鲁迅先生的书帐上，没有它。那时我死死认为：鲁迅既然不买《金石索》，而买了《金石苑》，一定是因为它的价值不高。这是很可笑的。后来知道，鲁迅提到过这部书，对它又有些好感，——给它们包装了书皮。”①他自然也买近、现代学者和作家写的书。这里，我们可以提一提《孽海花》，因为其中还有一段小故事。他很早就和这部小说有了缘分。那还是1946年他在河间的时候，有一次赶集，从推车卖烂纸的小贩那里，买到了这部书，而且是《小说林》出版的原版本：封面是一片海洋，中间有一枝红花，书前有赛金花的时装小照。《小说林》是1907年创刊的文艺月刊，主要登翻译作品，也登小说理论和少量创作（《孽海花》的部分回目曾在该刊连载），虽然只维持了一年半光景，在近代文学启蒙方面还是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孽海花》初版于1905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把它列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孙犁在战争年代从卖烂纸的推车小贩那里得到这部《小说林》出版的书，自然感到高兴。但可惜，他在战争年代得到的这部书，又在战争年代丢失了。凑巧的是，进入天津后，他又买到一部同样版本的书；这一回，他送给了一位正要出国当参赞的同事。
这位同事姓张，正在谈着恋爱。对方绰号“香云纱”（因穿黑色的香云纱旗袍得名），原有丈夫，解放军一进城，迅即转向革命。一日，孙犁到这位同事的房子里，两人正在读《安娜·卡列尼娜》。孙犁只读过周扬译的这部小说的上卷，冲口问道：“这本书的下卷如何？”这句话竟引起老张的极大不快，他愤然回答：“中国译本分上下，原文就是、就是一部书！”孙犁愕然不解。几经日月，才明白老张那时以沃伦斯基自居，恋人在下卷卧轨自杀。
这真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孙犁自悔失言。因此，当老张放洋之日，孙犁就送他这部《孽海花》，聊寄比翼双飞之意（这时他们已经结婚）。这回老张没有发怒。但出国后不久，“香云纱”又爱上一个官职更高的，导致离婚。孙犁又后悔这事做得不妥，他们的结局还是部分地应了书的内容，老张该不致徒增烦恼吧？
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孽海花》的增订本，孙犁又买了一部。
说到这里，我们顺便谈一下孙犁对找对象的看法。1946年9月，他想给康濯介绍个对象，并表示了这样的看法：做文艺工作的，写小说的，很难找到好老婆，太认真是他们的致命伤。他认为，“只要年岁小些，性格好些，相貌有可取之点就行了，选择要慎重，但无需太机械。”①这虽是一时一地的想法，看起来很实际。张君没有和他的伴侣比翼双飞，大概是栽在不实际上了。
孙犁的妻子很体贴丈夫，虽然不识什么字，却很能理解他。那些年，孙犁买了许多书，有时是又破又旧的书，终日孜孜不倦地整修、缝补，有一天，他问妻子：“你看我买的这些书好吗？”
她笑了。停了一下才说：“喜欢什么，什么就好。”
孙犁很满意这回答。说真的，这是可以获得满分的哲学家的答案。
有时，她还陪孙犁到旧书店买书。有一次买回一册宣纸印的《陈老莲水浒叶子》，孙犁翻着对她说：“这就是我们老家玩的纸牌上的老千、老万。不过，画法有些不一样。”
她还是笑着，站在孙犁身边，看了一会儿。
这是她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同我一起，欣赏书籍。平时，她知道我的毛病，从来也不动我的书。
我买旧书，多系照书店寄给我的目录邮购，所谓布袋里买猫，难得善本。版本知识又差，遇见好书，也难免失之交臂。人弃我取，为书店清理货底，是我买书的一个特色。
但这些书，在这些年，确给了我难以言传的精神慰藉。母亲、妻子的亲情，也难以代替。因此，我曾想把我的室名，改称S*老书屋。
看过了不少的传记材料，使我感到，中国人的行为和心理，也只能借助中国的书来解释和解决。至于作家，一般的规律为：青年时期是浪漫主义；老年时期是现实主义。中年时期，是浪漫和现实的冲突阶段，弄不好就会出事，或者得病……这是自我验证、一针见血的话，所以他接下去说：“书无论如何，是一种医治心灵的方剂。”①他也喜欢写写毛笔字，他那里有很多碑帖。他很喜欢欧字，认为欧字方正削利，很有风骨。
也想到了要做些事情。当天气不好，不能出门游散的时候，他曾打开封存几年的稿件，想有所作为。但是，做什么呢？“要想写《铁木后传》，需要重新下乡；要想整理《风云三集》，需要很强的脑力。这两条路都走不通。而且，即使只是这样对着稿本呆了两天，也还加重了病症。只好喟然一声，重新把稿件束之高阁。”②他实在并没有完全恢复健康。1961年冬季，有几位青年来探视他的病情，谈到了写作问题，很使他黯然。他沉默了一会儿，对他们说：“有一位演员，最近谈到，因为生理的原因，停止了舞台生活，很感痛苦。这种心情我是能体会的。其实，不只艺术，别的职业也一样，一旦被迫停止，总是很难过的。人，总是不甘寂寞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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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还是把《风云初记》这部由一、二、三集单行本合成的长篇“整理”完了，当然，那是比较简单的整理工作。打开这部长篇，我们看到在书的结尾，作者署有几行小字：“一——六○节写于1950年7月至1952年7月。六一——九○节写于1953年5月至1954年5月。1962年春季，病稍愈，编排章节并重写尾声。”
至于《铁木后传》，作者在别的地方也做过回答，那是永远也写不出来了。
文艺界的朋友们也很关心他的病。1960年夏天他去北京，当时在《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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