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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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犁每天上班，晚上还要写作，小屋里住了这么多人，热闹是热闹，却失去了他一向喜欢的安静。另外，当时还是供给制，他觉得几口人吃公家的饭，也不合适。所以，这样住了半月光景，他让妻子回去。
　　已经说好要跟报社的一位同志坐火车走，孙犁也把她们送到了火车站。但上车的人太多、太挤，担心她带不好孩子，又退了票。过了几天，有《河北日报》的汽车回保定，那里有孙犁的许多熟人，于是，就送妻子搭车，再由保定雇大车，把她们拉回家里。由保定坐大车走的这条路，正是孙犁在育德中学念书时常常走的路。坐在车上的时候，望着四周的村庄和田野，妻子不免指指划划，告诉她的一对小儿女：这是爹从前上学走过的路。她自己这样说的时候，心里觉得很光荣，她也许还希望，孩子们大了也走一走这条路……她当然知道，这条路也不容易。而且，二十年过去了，虽然道路依旧，世界可已经变样子了。孩子们有自己的路。但是，倘若说孩子们走的路没有受到父辈的影响，那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做父亲（或做母亲）的人，总是在以各种方式，为孩子们铺路，并影响着他们的选择。
　　这位朴素的农村妇女也许没有想到这样多，也许想的比这还要多，因为从保定回家的这条土路很长，也很颠簸，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是很容易陷入遐想的。而且，当她一路上时而和淘气的儿子，时而和刚会说话的女儿应对、周旋的时候，无形中减轻了旅途的疲劳，使路变短了。现在，她已经望见村头。野外一片金黄色的麦浪，又一个农忙季节来到了。
　　她已经完全回到现实中来，拍拍身子下了车，准备迎接这个收获的季节。
　　紧张的日子梦一般地飞走了。半年以后，报社实行薪金制，孙犁的稿费收入也多了些，这才决定把家眷接来。还是这几口人，经过唐官屯的时候，又宿在了那家大车店。这是一个黄昏，孙犁看见了在解放唐官屯的战斗中他渡过的那条河，想起了用大帆布蒙盖着的战士的尸体。不过，他没有向家人说起这些，更没有说起在那次战斗中，他险些牺牲在河边上。何况，他正为一家人的生计发愁，也没有心思提这些事。第二天黎明，就招呼家人起来，动身赶路了。
　　稍后，又把母亲和大女儿也接了来。原来的小屋已经无法再住，报社腾出了一间大约有十八平方米的房子。他们搬到这里来，用家具隔出一间小小的临时厨房，另一边住人。为了照顾孙犁工作和写作，在附近的多伦道216号大院里，另分给他一间很小的房子。在这间小房里，产生了他50年代初期的许多脍灸人口的名篇佳作。
　　房子有了，又托报社的老崔买来米面炉灶。这样一来，在滹沱河南岸的那个世代相传的家庭，就告别了故土，搬到天津来了。
　　朋友和邻居们也许多次地向孙犁道贺了乔迁之喜，但在他，却用这样的文字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我对故乡的感情很深。虽然从十二岁起，就经常外出，但每次回家，一望见自己家里屋顶上的炊烟，心里就升起一种难以表达难以抑制的幸福感情。
　　我想：我一定老死故乡，不会流寓外地的。但终于离开了，并且终于携家带口地离开了。①《诗经》里说：“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②乔迁，原指搬到更好的地方，我们用了这样的题目，看来是有悖于作家的本意了。既然如此，或者我们可以再借用陶渊明的几句诗，多少说明他的心情：“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③这诗除了个别地方由于时代不同，不能硬套在孙犁身上以外，无可否认，孙犁性格里是很有些陶渊明情调的。孙犁不是“误落”，他走的道路，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就在不久以前，他对笔者说：他庆幸自己抗战一开始就参加了革命，他对于自己走过的道路，毫不后悔（大意）。他只是热爱故土，依恋家乡，如上面所说，他也像陶渊明赞歌“依依墟里烟”一样，赞歌他家“屋顶上的炊烟”了。
苦恼
　　进城以后，孙犁很快发现，在人和人的关系方面，发生了他不喜欢的变化。
　　195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去滨江道光明影戏院看《青灯怨》，他注意到，一张门票卖到五千元（相当于今天的五角），而一斤玉米面是一千四百元。坐下后，他看到前后，左右的观众，照农村水平来看，都是生活富裕者。置身于这样的人群中间，他忽然感到，这是跋山涉水、吃糠咽菜的时候不能想象的。
　　正片前加演的新闻片上出现了皖南救灾的场面。一张张农民的干瘦的面孔，和褴褛的衣衫、破败的小屋同时出现。这一景象把他拉回到过去，刺痛了他的心：“难过不在于他们把我拉回灾难的农村生活里去，难过我同他们虽然共过一个长时期的忧患，但是今天我的生活已经提高了，而他们还不能，并且是短时间还不能过到类似我今天的生后。”“我同他们的生活已经距离很远，有很大悬殊……这种生活的对照，在电影院里，只有一楼之隔。”①这就是说，他首先在自己和周围人们的身上，发现人和人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他似乎从曾经同甘共苦过的那些人们当中分离出来，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对那个世界人们的痛苦，似乎下再感同身受。他留心到了这一点，只觉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其实，他凭一个作家的良知留心到这一点，就证明他并没有忘记那个世界：“艺术在这一时刻把我拉到他们的面前，使我从感情上得到一次激动，得到一次陶冶，使我想到在我们祖国的幅员上，大多数的人民还处在这样的一种生活水准。虽然，我们的城市生活也还需要建设得更幸福，然而以我们眼下的生活作标准，饱经忧患，勤劳朴素，对祖国有过重大的贡献的农民是梦也不会梦到的。”①这天晚上，他已不再注意《青灯怨》演了些什么，他觉得这段新闻片尽够他“消化”的了。
　　看过电影的次日，他约张同志去北站外宁园。正当暮春天气，游人如织，有划船的，有品茶的，从服装外表看，多是昨晚在影院里看到的那样的人们。
　　孙犁忽然感到有些憋闷。他很想到那边长堤上站一站，吹吹久别的农村原野的风。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张同志谈了谈，对方另有一番见解：
　　“你有些观点是不正常的，落后的。玩玩耍耍，滑冰驳船，饮茶谈心，口红糖香，正是生活的正常现象，也就是我们战斗的理想。我们从青年就参加了游击战争的生活，习惯于山峦漠野，号角枪声，勺饮壶浆，行军热炕，其实这都是反常的，都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我们生活的目的，就是像眼前这个样子，康乐富强！”


　　这番话说得振振有词，孙犁不得不承认，那道理是对的。是啊，“我们生活的战斗的目的是全体人民的康乐富强，”——这，他也是赞成的。但现在这样还不够，例如，他觉得昨晚电影上映出的农民生活，离目前情景就很远。另外，他也看到，天津的许多工人住区，还处于贫困之中，那些窄小的胡同、老朽的砖房、低矮的灰土小屋，甚至还有那些有待清除的野葬和浮厝，那些孳生蚊蝇的秽水沟……都说明工人的生活也还不高，那里的情况，在他看来，简直和冀中端村那样的集镇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他认为天津广大的工人群众也需要提高生活，需要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和卫生设备。
　　这样，如果说不是反驳，那也是含蓄地修正或补充了张同志的意见。他说：
　　如果有的同志有些牢骚，有些不开展，那只是说，从这些乡下人来看，眼前这些人，很多还是过去那些不事生产的，而有时，他们乐的更没道理，加强着他们的剥削的、寄生的、丑恶的意识。我们所以不能以眼前的样子为满足，是因为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建设起全体劳动人民的新的康乐富强的生活，在建设过程中，并改造人们的思想，传统的优越感和剥削意识。①
　　进城初期，应该说他的生活进入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但人际关系方面的这种隔膜感、冷淡感，却又困扰着他。这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焦虑，在当时进城的人中间，恐怕还很少人有这样的焦虑，——我们姑且也把这唤作一种“忧患意识”吧，——有谁料到，这种“忧患意识”，会出自一个不久前还被批评为有“小资情绪”（如他的短篇小说《碑》、《钟》、《琴和箫》等，都曾受到过类似的批评）的作家呢？
　　他非常怀念从前在山地、在平原一起战斗过、生活过的那些人们，他慨叹进城以后，人们已经不像在战争年代那样互相挂念、互相关心，虽然生活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的“人海”里，却有些漠然而处、“相忘于江湖”了。
　　他大概也是怀着这种寂寞感，来理解和看待赵树理的。1950年冬季，有一天早晨，赵树理来到他住的地方。他们是头回见面，谈话内容，孙犁已不记得，但对赵树理印象极深：“恂恂如农村老夫子，我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作家。”①见面之前，孙犁读过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小说，那是在抗战刚刚结束、从延安回到冀中以后。孙犁觉得，赵树理的小说突破了前此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但是，如果没有遇到抗战，没有和这一伟大历史环境相结合，赵树理的创作前途，就很难预料。所以，他认为赵树理的成功，不取决于文字形式，也不单单取决于写什么（文学题材），也不取决于对文学艺术的见解和所学习的资料，——这些，以前的人们也都解决了或具备了，但并没有出现赵树理型的小说。赵树理的成功，在于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应运而生”。但是，当赵树理进入城市，这朵花的颜色就暗淡了下来：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土地改革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随着全国解放的胜利锣鼓，赵树理离开乡村，进了城市。
　　全国胜利，是天大的喜事。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问题就不这样简单了。
　　从山西来到北京，对赵树理来说，就是离开了原来培养他的土壤，被移置到了另一处地方，另一种气候、环境和土壤里。对于花木，柳宗元说：“其士欲故”。①
　　仔细品评一下这些话，不是也有些像是说他自己吗？对于他，同样是“其土欲故”。
　　不过，在进城初期，借着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余风犹烈”的革命风尚，他还是写了不少富有感染力的动人的作品，而且，当他写作这些主要是反映过去年代的“历史小说”时，他又生活在他所喜欢的那些人们中间了。
　　例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石猴》、《吴召儿》、《山地回忆》、《秋千》、《小胜儿》、《正月》、《女保管》等小说，就都写于这个时期。他的仅有的两部中篇之一的《村歌》②，也写于这个时期，——根据篇未的日期，我们知道那恰好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个月，即1949年9月1日。在这部小说里，作者还为我们提供了一段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很有启示性的描写，让我们也一并介绍一下。
　　小说描写的事件的背景，是孙犁参加土改工作的那个张岗镇——河间府通往保定府的大道上的一个重要村镇。小说描写的贫农姑娘双眉，是土改中涌现出来的一个非常能干的积极分子，她热情泼辣，为大家的事常常忘了自己，但有时急躁冒进、脱离群众。总之，这是那个年代人们常见的那种具有“暴风骤雨”气息的人物。正是在这个人物身上，党支部书记李三（他是一个兼会木工手艺的劳动能手，非常正派、朴实）发现了一种潜在的危险。当时土改已接近胜利，在开会和下地劳动时，双眉手里总是提着一根青秫秸。她正要求入党，李三就从这里谈起：“眉，我们说个笑话。就说那些日子你手里提的青秫秸吧，提着那个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你说有什么用？在斗争大会上，我拿它训教那些地主富农；在地里训教那些落后顽固队！”
　　“可是，我看见你带领妇女大队，手里也是提着那个家伙。”
　　“我没有打过农民！”
　　“我见过你把青秫秸指到小黄梨的鼻子上。”李三说，“一举一动都要分个里外码才行！”
　　“那是我一时性急。”双眉低头笑了。
　　李三说：
　　“经过斗争，群众的认识提高了，多数的，并不比我们落后。我们再欺压他们，他们会找机会训教我们。”
　　李三在这里说的，可以看做是孙犁的一种预言，因为群众“找机会训教我们”的事件，已经多次地发生了。这，只要想一想1958年以后农村工作中普遍存在的瞎指挥风和强迫命令风，以及“文革”期间出现的种种事情，就会明白。
　　孙犁十分向往过去那些年在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的诚挚、融洽的伙伴关系，所以，当他1950年7月，在自己那间十分简陋的小屋里动手写作《风云初记》的时候，他暂时排开了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冷漠感，在心中升起了诗的暖流，唤起了伙伴的感觉。写这样的长篇，他只起了一个朦胧的念头，“任何计划，任何情节的安排也没有做，就一边写，一边在报纸发表，而那一时期的情景，就像泉水一样在我的笔下流开来了。”①
　　但是，生活在小说里，就像生活在梦中，到底不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所以，他想到了下乡。
　　1952年冬天，他到安国县下乡。他到的村子叫长仕，距离他的家乡——安平县的东辽城村有五十华里路。长仕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庙宇，从前香火很盛。他还记得，在他童年时，他的母亲和其他信佛的妇女，每逢庙会，便带着头天晚上煮好的鸡蛋，步行到那里，在寺院听一整夜佛号，她们也跟着念。
　　但孙犁并没见过当年法事的盛况。他是第一次到这里来，不只没有了庙会，连庙也拆了，尼姑也还俗了，那最年轻最漂亮的一个，成了村支部书记的媳妇。
　　孙犁在长仕住了半年，写了《杨国元》、《访旧》、《婚俗》、《家庭》、《齐满花》等多篇散文①。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村居住期间，他曾徒步到博野县大西章村看望小红一家。大西章村是他1947年夏天参加土改试点时呆过的村子，在小红家住过，并和这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小红家共三口人：母寡居，另有一个弟弟叫小金。孙犁在他的自传体散文《〈善閛纪年〉摘抄》②里，地写下了这样的话……一家人对我甚好。我搬到别人家住时，大娘还常叫小金，给我送些吃食，如烙白面饼，腊肉炒鸡蛋等，小红给我缝制花缎钢笔套一个。工作团结束，我对这一家恋恋不舍，又单独搬回她家住了几天。大娘似很为难，我即离去。据说，以后大娘曾带小金到某村找我，并带了一双新做的鞋，未遇而返。
　　但这一次孙犁到大西章村的专程拜访，结果却有些出乎他的预料：“不知何故，大娘对我已大非昔比，勉强吃了顿饭，还是我掏钱买的菜。”这事变得如此乖谬，是什么原因呢？孙犁也不大明白，他只能这样解释：“农民在运动期间，对工作人员表示热情，要之不得，尽往自己身上拉。工作组一撤，脸色有变，亦不得谓对自己有什么恶感。”以后几年，小金教书，因为课文中有孙犁的作品，曾写信求助，并赠大娘照片。孙犁复信，寄小说一册，但“自衡感情，已很淡漠，难责他人。”不过，他还和这一家人维持着联系，直到“文革”起来，才断了联系。
　　乍看起来，这是一段太平凡的往事；但仔细想来，其中未尝不隐藏着某种时代悲剧。这种悲剧对孙犁灵魂的震憾太大了，所以，他竟在一篇用墨极省的《〈善閛纪年〉诗抄》中不厌其详地记下了它。
　　关于这一次大西章村之行，他写了上面提到的那篇《访旧》。其中有这样动人的场面：……
　　院里很安静，还像五年前一样，阳光照满这小小的庭院。靠近北窗，还是栽着一架细腰葫芦，在架下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在纳鞋底儿。院里的鸡一叫唤，她抬头看见了我，惊喜地站起来了。这是小红，她已经长大成人，发育出脱得很好……她把鞋底儿一扔，就跑着叫大娘去了。
　　大娘把我当做天上掉下来的人，不知道抓什么好。


　　大娘还很健康。
　　但是，这个动人的场面却不是事实。“归来，我写了一篇‘访旧’，非记实也。”孙犁在上述《〈善閛纪年〉摘抄》里特别做了这样的说明。连写小说都经常采用记实方法的他，在散文里倒用起了虚构方法，这在他是绝无仅有的，也是颇堪玩味的。他不是根据事实的逻辑，而是根据感情的逻辑，写了这篇独特的散文。
　　在长仕的时候，因不大习惯吃派饭，就自己做饭，买点馒头、挂面，炒个鸡蛋，这在农村就是好饭食了。但他有时嫌麻烦，就三顿改两顿，有时还饿着肚子到村边沙岗上散步。他也进城买些点心、冰糖，放进房东的橱柜。这家有两房儿媳，都在如花之年，每逢孙犁从外面回来，必定笑脸相迎：“老孙，我们又偷吃你的冰糖了。”这样，吃到孙犁肚里的，就很有限了。虽然如此，他还是很高兴，“能得到她们的欢心，我就忘记饥饿了。”①——整整三十年以后，他这样回忆着。他的另一部著名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写于这次下乡之后，对此，他做过这样的说明：“这本书，从表面看，是我1953年（按：他在这年写的《访旧》一文中说：“去年，我下乡到安国县……”据此，可知他是1952年冬天下乡的，1953年正在乡下）下乡的产物。其实不然，它是我有关童年的回忆，也是我当时思想感情的体现。”还说：“我的写作习惯，写作之前，常常是只有一个朦胧的念头。这个念头，可能是人物，也可能是故事，有时也可能是思想。写短篇是如此，写长篇也是如此。事先是没有什么计划和安排的。”“《铁木前传》的写作也是如此。它的起因，好像是由于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我进城以后产生的，过去是从来没有的。这就是：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①如我们说过的，苦恼或者焦虑，是他进城以后产生的一种新的心态；但在《铁木前传》中，他又回到童年，时而陷入甜蜜的回忆，时而进行热烈的礼赞了：在人们的童年里，什么事物，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如果是在农村里长大的，那时候，农村里的物质生活是穷苦的，文化生活是贫乏的，几年的时间，才能看到一次大戏，一年中间，也许听不到一次到村里来卖艺的锣鼓声音。于是，除去村外的田野、坟堆、破窑和柳杆子地，孩子们就没有多少可以留恋的地方了。
　　在谁家院里，叮叮的斧凿声音，吸引了他们。他们成群结队跑了进去，那一家正在请一位木匠打造新车，或是安装门户……
　　如果不是父亲母亲来叫，孩子们是会一直在这里观赏的，他们也不知道，到底要看出些什么道理来。是看到把一只门吊儿打好吗？是看到把一个套环儿接上吗？童年啊！在默默的注视里，你们想念的，究竟是一种什么境界？
　　童年啊，你的整个经历，毫无疑问，像航行在春水涨满的河流里的一只小船。回忆起来，人们的心情永远是畅快活泼的。然而，在你那鼓胀的白帆上，就没有经过风雨冲击的痕迹？或是你那昂奋前进的船头，就没有遇到过逆流礁石的阻碍吗？……但是，你的青春的火力是无穷无尽的，你的舵手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了，你正在满有信心地，负载着千斤的重量，奔赴万里的途程！你希望的不应该只是一帆风顺，你希望的是要具备了冲破惊涛骇浪、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也不会迷失方向的那一种力量。
　　童年过去了，只留下了童年的幻想和力量。从安国县下乡回来，他又住进了这个高楼林立的大城市的中心区（他在给别人的一封信里说：“从这个城市中心到郊区田野，坐汽车也要走一个小时……一想到这里，就如同在梦中，掉进无边无际的海洋一样”①）。但是，浮现在他脑海里的一幕幕童年的生活情景渐渐清晰起来，并终于借着九儿和六儿两个纯朴的小儿女的身影铺演开来了：她（九儿）和他（六儿）不顾外面的风越刮越大，躲在一个破碾棚里继续玩耍。屋顶上的蜘蛛网抖动着，一只庞大的蜘蛛被窜进来的风吹落下来，又惶遽地团回去了。淘气的六儿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睡着，比较懂事的九儿在对着昏暗的天空编织她的梦。写到这里，孙犁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童年的种种回忆，将长久占据人们的心，就当你一旦居住在摩天大楼里，在这低矮的碾房里的一个下午的景象，还是会时常涌现在你沉思的眼前吧？”
　　对于这个问题，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为他在写作这篇小说的时候，就住在天津的“摩天大楼”里——较之滹沱河两岸那些低矮的土屋，姑且这样说吧。
访苏
　　1951年10月，他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了苏联。
　　到莫斯科的时候，天气已经很冷了，代表团参观了纪念高尔基的博物馆。馆内陈列丰富，布置精细，再现了高尔基的一生。他们在每个橱窗前都瞻仰了很久，其中有一个表现高尔基和契诃夫友谊的橱窗，给孙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众多纪念品里，有一只旧式的构造精致的金怀表，他后来得悉，这是契诃夫送给高尔基的，并明白了这只金表的分量：契诃夫在克里米亚接待了高尔基以后，知道了高尔基的创作情况和身体的情况。高尔基的创作生活，我们知道那是一种持久性的突击，不断的扩大生产，全部的呕心沥血。但是高尔基那时的经济情况并不好。我想：契诃夫因为自己有病，他特别关心的是高尔基的健康。一次他在给高尔基的信里说：“一个作家应该有一只表。”纪念馆里的这只表就是他买来送给高尔基的。①孙犁认为，契诃夫送给高尔基的这只金表，主要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关怀和援助。孙犁注意到契诃夫因为自己有病就特别关心起高尔基的健康，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孙犁那时的身体也不很健康，所以他才在这只金怀表上面花了这么一番心思吧？或者至少他是更能体会这位俄罗斯作家的心情吧？
　　出于同样的兴趣和愿望，孙犁还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在创作上，契诃夫比高尔基早了一个时期，“他对于高尔基的爱护和帮助，除去在创作上提供很多很好的意见，还有很多崇高道义上的支持，最有名的是退出科学院的声明。至于托尔斯泰对契诃夫和高尔基的帮助，那就使我们在同一时期，看到了三位伟大作家的亲密关系，好像看到了一个可敬的家庭里的三辈老小一样。”②他不会不注意到那张高尔基与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三人合影：前面坐着的是托尔斯泰和契诃夫，托翁那部长长的大胡子几乎已经完全变白，但深陷的双眼还是那么炯炯有神。带夹鼻眼镜的契诃夫的那双眼睛，则永远显示着他是医生出身，冷静而安详，那一口剪裁得比较整齐的小黑胡子，表示着他是这个“家庭”里的中间一代。年轻的高尔基立在他们身后，浓密的眉毛和短短的髭须把那张瘦削的面孔衬托得更加严峻。三个人都凝视着前方，好像在说明这三位代表着不同时代的伟大作家，现在都在注视着俄罗斯和人类的未来。
　　正如孙犁所说，这三位作家好像组成了一个可敬的家庭，但是，“如果认为幼辈对先辈需要的只是言不由衷的赞美，那就错了。托尔斯泰常常指出契诃夫在语言文字上的魅力，也常常指出他个别作品的弱点。契诃夫从这里得到切实的教益，从心里佩服这个老头儿的见解。托尔斯泰对高尔基也是这样……”①
　　代表团参观了位于莫斯科以南一百六十公里处的雅斯纳亚·波利亚纳。这里是托尔斯泰的庄园，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托尔斯泰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孙犁在《托尔斯泰》②一文里，用了相当的篇幅，记下了他参观过的这座庄园的景象和托尔斯泰生活、工作的情景：庄园里树林很密。托翁的居室并不高大。写作室安排在楼下原是堆放杂物的仓房里，窗外环境很安静。他很喜欢这间又低又小的房子，经常坐着一个木箱写作，他小说中那许多富丽堂皇的场面，那反映了俄罗斯一个时代的生活风习的巨幅画卷，就是在这简陋的小屋里写出来的。房的一角，有一只单身铁床，屋顶上原有几个挂农具的铁环，现在就用来做体操。托翁喜欢运动，卧室里放着哑铃。他也喜欢劳动，在莫斯科住宅的一间小房里，木案上还保存着他做工的斧、锯、钳子和铁钉。
　　托尔斯泰喜欢和农民谈话，并且喜欢人们争吵，除了写作时间，从不拒绝任何来访者。但他的夫人很不欢迎这些来客，他就在莫斯科的住宅里专辟了一个小门，以便这些乡下人能直接进入他的房间。他的学医的小女儿，常为那些贫苦农民治病，托尔斯泰很喜欢她，说：在家里，只有这个女儿真正了解他。
　　托尔斯泰也喜欢散步，每天下午写作以后就到野外去。有时也打打猎，他的会客室的钢琴下面，就铺着他猎取来的一只大熊的皮，庄园书房的墙壁上，装饰着很多鹿角。
　　他还喜欢到田间和农民一同劳作，孙犁看到了画家们为他描摹的耕地、割草的各种画像。
　　孙犁通过实地参观考察获得的关于托尔斯泰的这种种印象，长久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想——托尔斯泰……抱着深刻的同情心，体验了农民的生活。
　　托尔斯泰并不了解革命，他想给农民寻找一个出路，结果找到一条错误的有害的道路。但因为他的现实主义的精神，他的笔下出现了俄罗斯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形象，反映了农民长期积累的革命的情绪和他们在革命中间的弱点。
　　我只是从他生活朴素、爱好劳动、接近劳动人民这些特质来回忆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生活，和群众生活保持的距离，可以衡量一个作家的品质，可以判断他的收获。……他们参观了托尔斯泰的墓地，除了松柏，墓地没有任何装饰，就像托尔斯泰在一篇小说里写的那样，一个人死后，只需要这样小小的一席之地。孙犁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起，踏着厚厚的积雪，在墓前脱帽致敬。
　　他们在托尔斯泰的庄园流连忘返。后来，孙犁这样描述着他的感受：“我们站在那些参天的树木中间。在这里，我只是一棵小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