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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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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二尺洋布争吵起来。你的细，我的粗，她的花样好……。新农会主席就说：“别争了，你们到大官亭去看看，人家那里，丝棉绸缎，单夹皮棉，整匹和零头的绢纺，堆满五间大房子，间间顶着房梁。要像你们这么争起来，就一辈子也分不清了！”
“在那里主事的，可得有两下子，账房先生也得有一套！”妇女们说。
“一套还不够！总得有好几套。”主席说，“工作组是县级干部；账房是过去给七班管事的侯先生！”——石猴
正当小官亭的人们羡慕地夸奖着大官亭斗争果实的丰富，大官亭的贫农团却出了问题。原来做平分工作的老侯，因为拿了贫农团送了的一个拴在烟荷包上的石猴儿，造成了很坏的政治影响：四乡传言，这石猴儿是七班的传家之宝，是他家祖上从云南做官得来的，能预测风雨，能驱病避邪……最后是，斗争果实中的好东西全让上边拿走，穷人只能分些破补拆烂套子。最初，小区区委书记老邴就批评老侯不该拿贫农团的石猴儿，现在事情弄到这样，他接受上级指示，查明报告，将石猴儿交回贫农团，调老侯到党校整风，自己也在贫农团代表面前做了检讨。当贫农团为老侯说情时，老邴说：“兴妖作怪不是猴儿，是我们的敌人，村里有看不见的无线电。老侯同志作风不好，叫人家借尸还魂，受点处分也不算冤枉。”我们无意在老邴和孙犁之间划等号，但我们相信，老邴经历的这些事，当年孙犁也经历过；否则，他不大可能在自己写的传记性材料中略而不谈，叫人们去参看《石猴》等篇。
在下面一段叙述里，他写的那个“李同志”，就更像他自己了：
……来时背着一条白粗布被子，穿一身黑粗布棉衣，对群众说：“你们看着，我带来这点家当，走的时候，多了一针一线，就是贪污了你们的果实。”……
李同志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大有“澄清天下”的志向。每天召集会议，下午是新农会的委员会，晚上是新农会全体大会，这是一连串激动的热情的日子，繁乱沉重的日子，每天开完会回来，总是已经鸡叫的时候了。
——女保管
但是，他也出了差错。由于他的“点头”姑息，分浮财时，某些干部先拿了自己中意的东西，结果，秩序全乱了：“每个人都记起了老婆孩子的嘱咐，挑选着合适的果实，包括衣服的颜色、身量、价钱。打算盘的不断出错，计件数的数了又数，衣裳堆也乱了，踏在脚下，压在屁股底下，工作的速度大大减低。”女保管刘国花对他说：“我说老李呀！你这样信着他们的意，县里也快调你受训去了！”“老李”已经明白，由于自己的一个“点头”，造成了怎样的过失，他马上纠正了这场混乱。但是，一个荣军举着拐杖进来了：“不能分，要重新搭配！”
李同志说：
“不能再耽误了，万一我们要受了损失……”
“哪怕它损失完了哩，也不能叫少数干部多分！”别的几个人也跟着喊起来。
经过李同志耐心解释，总算把浮财分下去了，后来还是出了很多麻烦。李同志做过的实际工作很少，他把这件事当做一个教训记在本子上：“当你做领导群众的工作时，不要随便摇头或是点头，口气也不要含糊不清。要深思熟虑，原则分明！要学习刘国花同志！”
在上面的叙述中，如果把“李同志”换成孙犁的名字，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正月》是写的小官亭的事情，但和大官亭也有关系，小官亭的妇女部长多儿姑娘，和大官亭的农会副主席刘德发搞上了对象，他们趁着土改翻身的喜庆日子，在正月里举行了一场移风易俗、别开生面的结婚典礼：大官亭的礼炮一响，小官亭的人们就忙起来，女代表同鼓乐队赶紧到村口去迎接。大官亭的人马真多，头车来到了，尾车还留在大官亭街里。两个村的鼓乐队到了一处，就对敲起来，你一套我一套，没有个完。两个村的小学生混到一块跳起来，小花鞋尖踢起土来，小红脸蛋上流着汗。
……
区长登在高凳上讲话，他庆贺着新郎新妇和两个村庄的翻身农民。
吹吹打打，把多儿娶走了。
在路上，多儿骑的小红马追到前头去，她拉也拉不住。小红马用头一顶德发那匹大青马，大青马吃了一惊，尥了一个蹶子就跑起来，两匹马追着跑，并排着跑，德发身上披的红绸搅在多儿的腰里，扯也扯不开。
关于他在张岗的生活，我们同样可以在《秋千》里寻到一些线索：
张岗镇是小区的中心村，分四大头。工作组一共四个人，一人分占一头，李同志还兼着冬学的教员。他在西头工作，在西头吃派饭，除去地主富农家，差不多是挨门挨户一家三天。不上一个月，这一头的大人孩子就全和他熟了。
……
这天，李同志拖着一双大草鞋，来到学校里，灯已经点着了。
一般说来，以上就是孙犁在饶阳参加土改的那段生活背景。解放战争的炮火没有燃烧到冀中，但在冀中可以闻到炮火的硝烟气息。中国的土地还在燃烧，但在熊熊的烈焰中，人们已经可以望见未来中国的形象了，这一形象也在冀中的土地上成长着。
孙犁没有到战场上去，但他通过自己的工作和劳动，同样参加着未来中国的建设工程。而且，对他个人来说，在这段日子里，他也遇到了一次火的燃烧——批判的火的燃烧，在这种燃烧中，他也不可避免地要设计着自己的形象，以便走向未来，走向成熟。
总之，在双重的意义上，烈火都在燃烧，在烈火中的凤凰，只会变得更加鲜明、美丽。
滹沱河上的梦
自从1947年冬季土改会议以后，孙犁再没有回过家。当时，干部家庭成分不好的，都要回避。直到第二年夏收时，土改告一段落，孙犁才有机会回家。时隔数月，加以农村经历了暴风骤雨式的巨变，孙犁对于妻儿老母的思念，是可以想象的。
家境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这是一场农村革命，他欣然接受这个变化，也免不了向家里人做一番宽慰和开导的工作。家中衣物均被封存，孙犁取自用衣物时，特请贫农团派人监督，一如《女保管》①中那位“李同志”进村时请群众看他的背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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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后，一时家中生活无着，他把母亲和妻子儿女带了出去，这是后话。
1948年夏天发了大水，这时，土改工作组的工作已经结束，他留在张岗写了几篇小说。创作生活是高度紧张的，特别是对于一个在艺术上一丝不苟的人，那真是呕心沥血的工作；加以在这段日子里，他常常吃不饱，因而无形中损害了健康。
他写的是《光荣》、《种谷的人》和《浇园》①等几篇小说。关于《光荣》，他在晚年接待一次采访时，曾有如下对话：问：您最喜爱自己的哪几篇作品？为什么？答：现在想来，我最喜欢一篇题名《光荣》的小说。在这篇作品中，充满我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幻想。
对于我，如果说也有幸福的年代，那就是在农村度过的童年岁月。②我们也很喜欢他这篇小说，愿意在这里向读者做一个介绍，也和作者重温一下他童年的梦。
这梦有些颠倒恍惚，扑朔迷离，差不多晚做了二十来年。因此，它没有出现在挖野菜、唱大戏、听说书的孩提时代；而是出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代。惟其如此，战争的烟云为这梦镶了彩，挂了金，使它变得更加奇谲、瑰丽了——七七事变。滹沱河畔的一个村庄。河滩上的芦草连成一片，长得十分茂盛，草尖上浮动着孩子们的各色各样的头巾。他们晃动着手中的镰刀，一面飞快地割着草，一面追逐打闹。像在任何地方一样，女孩子们的尖叫声总是传得更远……东西北三面忽然有了炮声。炮声像瘟疫一样蔓延着，啮噬着和平人民的心灵。国民党的军队和官员，没日没夜地从渡口仓皇南逃。农民很快明白，这里已经亡了国。
一声雷响，风雨齐来。高阳、肃宁一带出现了人民自卫军组织，接着，各村争相仿效，滹沱河两岸的土地咆哮了。
村庄里有两个男女少年：原生和秀梅。有一天，他们正在河滩割草，忽然发现芦草深处藏着一个逃兵。这时天色已晚，河滩上空无一人。在秀梅的鼓动下，十五岁的原生萌生了英雄思想，他想接近逃兵。比他更小的、穿着花鞋和短袖白褂的秀梅想帮助他，他拒绝了，这个一双秀气的大眼睛里放着光的小姑娘，只能拿着她那把明亮的小镰，警惕地守候在一边。她看着原生像猴子般绕到逃兵身后，接近了，更接近了……那逃兵已经很累，正埋头包扎脚上的潦泡；崭新的一支大枪看来还没有用过，就放在他的身边。原生扑上去，一脚把他踢趴，拿起枪就跑，秀梅也就跟着跑起来。卡枪成功了。
原生加入了抗日军队，一去十年，没有音信。他有一个比他大好几岁的媳妇小五，在家里变得不安分起来，整天惹公婆生气。秀梅已经出息成大姑娘，在村里当着干部，去做小五的思想工作，却遭到小五的抢白。她申明：她等不来这没有男人的日子，谁能等，谁就别找婆家。秀梅脸红了：她正在说婆家，而且快成了。但是她下了决心，望着小五说：“我不是和你赌气，我就不寻婆家，我们等着吧。”
小五继续长期住娘家，秀梅却主动担当起照顾原生父母的责任。
岁月悠悠，原生依然杳如黄鹤。除了原生年迈的父母，还有他少年时代这位纯真的女伴，几乎真地过着梦一般的、无边无际的追求和希望的生活了。
……
苍天有眼，奇迹终于在一天中午出现。那是一个5月的雨后，油绿的平原清新如洗，生机盎然。秀梅正帮着原生的父母在地里播种，5月的骄阳把这个身着轻衫短裤、发育成熟的农村少女，置于湿热的土地上，她红扑扑的脸上，沁出了汗，连身上的衣服也变得紧了些，这一切，衬托得这个北方平原上的姑娘，更加挺秀出众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南边过来一匹马。“那是一匹高大的枣红马，马低着头一步一颠地走，像是已经走了很远的路，又像是刚刚经过一阵狂跑。马上一个八路军，大草帽背在后边，有意无意挥动着手里的柳条儿……”
不用说，这就是原生。十五岁的少年，如今已经长成一条大汉，一名威风凛凛的解放军战士，而且在一次战斗中活捉了国民党军队的旅长，当上了特等功臣。
原生的归来，变成了当地群众的一个节日。全区在尹家庄（原生的村庄）村中央的广场上，开了庆功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
最前边是四杆喜炮，那是全区有名的四个喜炮手；两面红绸大旗：一面写“为功臣贺功”，一面写“向英雄致敬”。后面是大锣大鼓，中间是英雄匾，原生骑在枣红马上，马笼头马颈上挂满了花朵。原生的爹娘，全穿着新衣服坐在双套大骡车上，后面是小学生的队伍和群众的队伍。
大锣大鼓敲出村来，雨后的田野，蒸晒出腾腾的热气，好像是叫大锣大鼓的声音震动出来的。
到一村，锣鼓相接，男男女女挤的风雨不透，热汗直流。
敲鼓手疯狂地抡着大棒，抬匾的柱脚似的挺直腰板，原生的爹娘安安稳稳坐在车上，街上的老头老婆们指指划划……
……
大队也经过小五家的大门。一到这里，敲大鼓的故意敲了一套花点，原想叫小五也跑出来看看的，门却紧紧闭着，一直没开。
当爹娘的还猜不透儿子的心事，试探着问原生：是否把小五追回来？
原生的回答是坚决的：“叫她回来干什么呀！她连自己的丈夫都不能等待，要这样的女人一块革命吗？”当老人说出秀梅的事情时，战士激动了：“在原生的心里，秀梅的影子，突然站立在他的面前，是这样可爱和应该感谢。他忽然想起秀梅在河滩芦苇丛中命令他去卡枪的那个黄昏的景象。当原生背着那支枪转战南北，在那银河横空的夜晚站哨，或是赤日炎炎的风尘行军当中，他曾经把手扶在枪上，想起过这个景象。那时候，在战士的心里，这个影子就好比一个流星，一只飞鸟横过队伍，很快就消失了。现在这个影子突然在原生心里鲜明起来，扩张起来，顽强粘住，不能放下了。”
原生没有多少时间去考虑这些问题，他必须马上归队，去参加解放保定的战斗。但是，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了，因此，在瓜棚豆架下，在柳荫房凉里，好事的男女们到处议论着原生和秀梅的未来的姻缘。
……
梦做完了。假如我们去掉这个梦的那些战争的色彩和痕迹，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一切的叙述，都很像他已经逝去的童年的岁月：滹沱河鼓涨的河水，河滩上喧闹的群儿（那是在五六月间汛期到来之前），乡村间欢腾的鼓乐，庙会上人群的竞逐，乃至征人不归，高堂念远，妇姑勃谿，邻里纠葛，乡亲们的相互关怀和诚挚的问候，少年男女间纯真的友谊和朦胧的爱情……这一切，哪一宗不充满了他“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幻想”？在秀梅身上，没有和他一同养蚕的那位远房妹妹的影子？在原生身上，没有他自己的追求和气质？
这些，都已经是一个很遥远的梦了。梦，尤其是童年的梦，毕竟是迷人的，令人难忘的。如今，在进行了八年抗战、两年多的解放战争，又进行了一场土改的这片故乡的土地上，当他构思这篇英雄的故事的时候，那个遥远的童年的梦，就排着队复活了。于是，也许在月照中天的夜晚，也许在雄鸡三唱的清晨，他便如真如幻、若醉若迷地写了这篇故事。说到这里，我们真不得不有条件地同意一次弗洛伊德的说法：创作就是白日梦。顺便提一句，他青年时代的确喜欢过弗洛伊德，到了晚年，还肯定过弗洛伊德学说的价值，只是到了后来一些人争相标举弗洛伊德的时候，他就暂时息响，不再说什么了。
却说他在滹沱河上的这个梦，后来也出现于《风云初记》。那是“卡枪”的一段情节，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卡枪变成了一次“交易”。卡枪的正方——我们姑且这么说吧——仍是一对最终将成为眷属的青年男女，负方——就是那个逃兵——则具有了浓厚的爱国主义的意识。闲言少叙，且看下面一段描写：
近处的庄稼，都齐着水皮收割了，矮小的就烂在泥水里。远处有几棵晚熟的高粱，在晚风里摇着艳红的穗子。有一个人，一步一拐地走过来，春儿渐渐看出是一个逃兵，把枪横在脖子上……
“不用怕，大姑。”逃兵说着，艰难地坐下来，他的脚肿得像吹了起来，“我跟你要些吃喝。”
“你不会到村里去要？”春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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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进村，老百姓恨透了我们，恨我们不打日本，还到处抢夺，像我这样孤身一个，他们会把我活埋了！”逃兵说。
“为什么你们不打日本呀？”春儿说。
“大姑，是我们不愿意打？那真冤枉死人。你想想我们这些当兵的都是东三省人，家叫日本占了，还有不想打仗的？我们做不得主，我们正在前线顶着，后边就下命令撤了，也不管我们死活，我们才溃退下来。”
“说得好听。”春儿撇着嘴……“你家去给我拿一点。”逃兵把枪摘了下来，“我愿意把这枝枪给你留下，我把它卖掉也能换几十块大洋，这是国家的东西，留给你们打日本吧！”……
春儿回到家里，找了芒种来，偷偷告诉他有这么件事，问问他可行不可行。
芒种说：
“行了，这个年头，咱们有枝枪也仗仗胆儿，你拿着东西前边去，我在远处看着，免得他疑心。”①好了，这“梦”有些扯得远了，还是让我们回到现实中来吧——不过，我们得说明：讲一讲孙犁那梦幻一般的童年时代的颇具魅力的生活，对于了解他的经历和创作心态，还是很有帮助的。
古人日以远，青史字不泯
梦幻般的夏天很快地过去了，1948年秋天，他到石家庄参加了一次文艺会议。那是在8月，当时，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已经联成一片，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机关驻石家庄附近。他和方纪同行，那次会议，将酝酿成立华北文艺协会。
这也是一次浪漫主义的旅行：孙犁这年是三十五岁，方纪还不满三十岁，正是阅历丰富、富有想象力的年龄。他们从饶阳出发，向西南行至方纪的家乡束鹿县，在县署驻地辛集镇看了京剧。他至今记得戏班里有一名武旦，艺名“九阵风”，她的精湛表演很使他陶醉。自然，这又是他爱好京剧的缘故。他和方纪，在延安虽不相识——方纪1939年由重庆去延安，曾在《解放日报》任文学编辑，他们当时只有文字之交——回冀中后却共事很长时间了。他们经常骑着自行车，在红高粱和老玉米的夹道上，竞相驰骋。有多少个黄昏，在农村驻地的场院里，在瓜棚豆架下，方纪神态庄重地操演胡琴，他则纵情尽意地唱着京戏。孙犁在饶阳县大官亭参加土改的时候，方纪正在饶阳县影林村参加土改。”现在，他们在赴石家庄开会的途中，看了“九阵风”演出的这样精彩的京戏，正是知音相遇，同好相求，能不击节而和、同声一赞？到石家庄后，开会之余，他们仍不放弃观赏戏曲的机会。当时，在这个刚刚解放的城市，环境还不十分安全。在这里，他们又迷恋上一位唐姓女演员主演的地方戏。一天夜晚，他们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去看她演出，果然，演出中间，突发警报．剧场顿时大乱，有些本地同志，虽然路熟，临危却不相顾，他们只好从后台逸出。
看来，他们还不能利用这短暂的时间，安适地领略一下都市的生活。连吃饭也遇到了问题．一次下饭馆，吃的竟是腐烂牛肉，因而腹泻，新的营养没有补充上，把原来的营养也赔进去了。这时，饭馆还用着旧式女招待，讲花架子，不讲卫生。
战争尚在进行，“华北文艺会议，参加者寥寥。有人提出我的作品曾受批评，为之不平。我默默。有意识正确的同志说：冀中的批评，也可能有道理。我亦默默。”①两个“默默”，表现了难能的超然。“古人日以远，青史字不泯”②，白纸黑字，来日方长，青史由人论是非——也许他这么想，所以才默默？
事实上他有自己的态度。在他受到批评的作品中，有一篇题名《爹娘留下琴和箫》③的小说。这篇小说写于1942年秋天，最初发表于1943年4月10日《晋察冀日报》的文艺副刊《鼓》上。小说很抒情：一个爱好音乐的老人，（他一直领导着本村的音乐队），非常钟爱自己的独生女儿，竭力供给她上学，并鼓励她和一个音乐能手结了婚。这对年轻夫妇在很多场合下，不是用语言交流思想，而是用音乐：丈夫从墙上摘下南胡，除去布套，妻子从床头拉出一支黑色的竹箫，交流就开始了：丈夫望着胡琴筒，妻子凝视着丈夫的脸，眼睛里“有神采随着音韵飘出来”。她的脸很严肃，而且多变化，但总是笼罩着微笑，真挚而神秘的。久而久之，他们养成一种习惯，妻子与其说什么，不如拿过箫来吹一支曲子，丈夫对于妻子，则诉诸南胡。生活就这样推演下去，而且有了两个可爱的小女儿：大菱和二菱。
抗战了，丈夫参加了游击队，妻子在家里照顾孩子。这女人喜欢沉默，但谈起孩子，话就多了。有一次，一位朋友说他喜欢音乐，她不信，她说：一个人爱好什么，早就应该学习了，早就应该会唱会奏了，既然不会，那就是不爱。这位朋友有点儿不服气，他指着依偎在她怀里的大菱说：“你说大菱爱好音乐吗？”
“爱！”
“她也不会唱不会演奏啊。”
母亲笑了，笑这位朋友和一个孩子比。不过，这位朋友还是明白了；这孩子能继承父母的爱好，“她虽然才八岁，当母亲吹箫的时候，她就很安静，眼里也有像她母亲那样的光辉放射出来了。”
母亲后来也参了军，和丈夫在一起。在一次战斗中，丈夫牺牲了，她的箫失去了南胡的伴奏。整理过遗物，她和那位朋友商议，把大菱交给他照看，她带二菱去。大菱接受了父亲留下的南胡，二菱随着母亲，去和箫做伴了。这是春天发生的事情，当冬天到来，母亲带着二菱来看大菱和那位朋友的时候，这对小姐妹——十一岁和九岁——已经会进行琴和箫的和谐的伴奏了。这一次，母亲又把二菱也留给那位朋友，说是要到延安去。箫，就交在二菱的手里。不久，因为这位朋友要到别处工作，便把两个孩子送到了她们的外祖父那里。她们的外祖父住在河间青龙桥。
1942年5月，发生了我们前面说过的敌人对冀中平原的大“扫荡”。这位朋友在秋初来到白洋淀，从一个船夫那里听说，有两个很俊气的女孩子，大的不过十三四岁，小的也就是十来岁，不久前，在他的船上遭到敌人的机枪扫射，牺牲了。这位朋友遭受的打击可想而知，他从那茫茫的一片水里，好像看见了大菱和二菱……不，“我不是设想那殉了难的就是大菱姐妹，那也许是她们，也许不是她们，但那对我是一样，对谁也是一样……”
小说有一个浪漫主义的结尾：忽然，那可能是一个黄昏，在山里或是在平原，远处出现了一片深红的舞台幕布，晚风中，有两个穿绿军装的女孩子正在演奏，一个拉南胡，一个吹箫。
小说的基本情节就是如此。发表后，有人说它不健康，过于“伤感”。华北文艺会议上，抑扬双方不知是否提到这篇作品，但在会后，孙犁却在这年9月7日给康濯的信里，特别嘱托对方：“印出稿中，特别是《丈夫》和《爹娘留下琴和箫》两篇，万万请你给我找到。”①《丈夫》是一篇说抗日光荣、当伪军可耻的小说，我们姑且不说；他要找的《爹娘留下琴和箫》却分明是一篇值得他纪念的小说。
但是，在将近四十年的岁月中，这篇小说并没有被他收入任何一本集子，人们差不多把它遗忘了，虽然那琴和箫的跳动的音符，在演奏者的眼睛里那么动人，不时有流动的神采飘溢出来。直到1980年2月，这篇小说才在《新港》文学月刊上重新出现，改题《琴和箫》，并于翌年首次辑入《秀露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新港》上重新发表的时候，作者写了一篇后记，其中说：……我重读了一遍，觉得并没有什么严重的伤感问题，同时觉得它里面所流露的情调很是单纯，它所包含的激情，也比后来的一些作品丰盛。这当然是事过境迁和发病以后的近于保守的感觉。它存在的缺点是：这种激情，虽然基于作者当时迫切的抗日要求，但还没有多方面和广大群众的伟大的复杂的抗日生活融会贯通。在战争年代，同志们觉得它有些伤感，也是有道理的。
这篇后记，除了对自己写于四十年代的这篇小说进行了应有的肯定外，主要体现着作者严格的要求自己和宽容的对待同志的精神，并不一定要当作科学的评论看。我们注意到，这篇后记没有收入到他的任何一本集子里去。作者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固然令人感动，《琴和箫》却不应该再受到苛责了。这是记录了作者感情的一篇好作品。
确实，孙犁是一个不善于自我表现、却实在具有丰富的内在感情的人。华北文艺会议上，他虽然“默默”，想得倒不一定少。
妻子秋后又要生产了，他为她买了半斤红糖，然后就踏上了归途。冀中乡下习惯，认为红糖对产妇有特殊的滋补功效。
同行的还是方纪，经过束鹿时，他们在方家（其实是冯家，方纪原名冯骥）吃了方纪的母亲为他们做的当地特有的豆豉捞面，味道之佳，使他至今不忘。
方纪的家庭是中农，抗战时祖父当村农会主任，遭日军杀害。还有两个叔父也被杀害。他自幼托养在外祖母家里，常听她讲故事。据他自己写的《传记》①说：在延安，“曾得到了毛泽东同志亲自提笔改稿的荣幸。毛泽东同志在我写给《街头画报》的一篇评论稿中亲自改稿，亲自添写了这样一段话：‘可悲的是有这样一种人，对于鲁迅先生的思想并未好好的研究，自己错误了又不好好的反省，一味拿着别人的死骨头，当作自己的活灵魂，恐怕鲁迅先生在生前对这种人也不过是敬鬼神而远之。’”
“文革”出后，方纪健康情况很不好。有两次开会的时候，孙犁看见了他，看他走路、签名那样吃力，孙犁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并且以年长之身，搀扶了比他更弱的伙伴。“文革”前，孙犁曾把司马光的两句格言抄给他：顿足而后起，杖地而后行。看来方纪不以为然，反其意而唱，吟成四句诗，孙犁只记住了关键的第三句：“为了革命故”——。“为了革命故”又怎么样呢？看起来，比较好的解释是：为了革命故，也不能忘记“顿足而后起，杖地而后行”。
令人欣慰的是，劫火之后，文章仍在，“我们的作品，自有当代和后世的读者，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①还是诗圣说得对：古人日以远，青史字不泯！
从生活走向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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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家庄开会回来之后，冀中区党委决定调孙犁到深县，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1948年9月，他到了深县，生活费用仍由冀中文联供给。所以，这次调动，用他的话说，是“客串性质”，是领导方面为了让他有机会接触实际。他满意这次调动，到任后，分工管国民教育、社会教育（包括乡村文艺活动），甚至他要和有关同志一起，“发动和检阅一下沉寂良久的乡村艺术”②。
由于土改期间受过批判，初来深县时“还背着一点黑锅”③。但他很快就感觉到，这是大可不必的了：“在这里工作很好，同志们多系工农干部，对我也很谅解”④。这是真的，他不止一次谈到那时的同志关系是很宽容的，和县长、公安局长、妇联主任等，都能谈得来，他们决不歧视他。在深县，他只工作了半年光景，离开时，县委组织部长给他做的鉴定是：772孙犁传
①
②
③
④《致康濯信》（1948年1月6日），《陋巷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同口旧事》，《孙犁文集》第四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致康濯信》（1948年1月6日），《陋巷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方纪散文集序》，《孙犁文集》第六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289
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相结合的模范。
他和深县中学的老师们，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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