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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外交官-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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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会显得自然平静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那样，但至少也得给他来个语出惊人，一句话点破其中奥妙，让整个问题迎刃而解才对。只有这样，才够得上当今圣上首席幕僚的身价和载淳对他的寄望。
可是，这个在载淳和他母亲西太后眼中的周公瑾在世的才子谋臣却仅仅甩出了这四个毫无分量的字眼就没了下文，着实是很调他的胃口，于是不无威严地道：“沈卿家，你这是什么意思？”
沈哲仍是一脸玩世不恭地笑意，没有一点要收敛的趋势，淡淡道：“如果我大清还是这么要买法兰西的面子的话，英吉利那趟不就白走了吗？”
载淳眯起了眼睛作思索状，沈哲的话他是听明白了，反正大清已经跟英吉利签订了秘密同盟条约，跟法兰西和俄罗斯翻脸也是迟早的事儿，倒不如趁此机会和法兰西做个了断，这个算不上是办法的解决方案理论上说不是不可以，但载淳总觉得心底有些悬得慌，似乎是直觉告诉他，要和法兰西一刀两断还为时过早，具体是什么原因，他却一时没想到。
好在这个房间里，持这种观点的不只载淳一个人，而这个人对此事的认识层面可比载淳要深刻得多。
只见一直面色无悲无喜，始终保持沉默的恭亲王奕䜣上前一步启奏道：“臣以为，此时言及与法兰西决裂为之尚早，贸然决断，说不定会置我大清于险境。”
载淳一听来了兴趣，做出一个“请”的手势“六皇叔但言无妨。”
恭亲王沉吟片刻道：“依臣愚见，我大清虽与英吉利签订同盟条约，但彼此仍缺信任，英吉利的确欲借我大清之力南向以制法兰西于缅甸，暹罗；西向以掣肘沙俄于西域各国，却也都不急于这一时之功，此时，我大清若与法兰西为仇，英吉利虽不至于倒戈而向法兰西，却也多半是处于中立，两不相干，未必会助我大清一臂之力，若是法兰西对我大清兵戎相向，北方之沙俄也必然会来与法兰西‘分甘同味’，如此，我大清之危则决不逊于十余年前之境。更何况，法兰西方面只说是请国内定夺，我大清贸然以武备境，防范法军，此理亏则在我大清。”
第二十九章 苦守危壤，不如施之于民（11
沈哲对恭亲王所谓的“以武备境”是大清理亏的说法很是反感，心想着您好歹也是个亲王而且见过大世面，这主权意识是不是也太薄弱了一点，做好国防工作是国家机器分内应该履行的职责，做不好那叫失职，管洋人怎么想干嘛，就算现在调一二十门大炮到京城来，把炮口就对着法兰西大使馆，只要这炮台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就轮不到外人来干涉。
但是转念一想；虽说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现在毕竟也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像远古时候的侏罗纪，强者的意志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容置疑的道理。
不过沈哲相信，如果法兰西真的要打过来，那一定不会为了清政府在沿海停了几艘在他们国家老早就绝版的“军舰”，而是清政府挡了他的财路，虽然现在江南制造局是抢了他们一些生意也造成了他们经济上的一些损失，但很明显，法兰西在华的最大利益肯定不在于在长江上跑航运，之所以这次要想清政府方面施压，无非是想取得清政府的重视；亦或者是在投石问路，看看自己的话究竟能在这个远东的政坛中还有多少分量罢，就算是把情况通电回国，法兰西如果没有英吉利或者其他西方强国承诺合作的话，应该不会在这个东南亚吃紧的时候轻易对华使用武力。
想来现在的清政府是有点被洋人打怕了，洋人稍微给点儿脸色就觉得人家会立刻打过来，所以处处揣着小心，不敢对这些白皮肤，黄头发的人有半分的忤逆，这虽然是这个政府的病态，但现在对于沈哲的整个计划而言，他们把后果想象得越严重，对他越是有利。
好在恭亲王的话虽不符合沈哲的整体价值观，却是帮了沈哲的忙，在沈哲眼里，恭亲王有一点没说错，那就是如果此时清政府和法兰西真的掐起来了，英吉利的态度并不能保证。
中英两国的“秘密同盟条约”粗略算算签订了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这并不代表清政府和英吉利当局已经日久生情，双方难舍难分，不管对方有什么事都会两肋插刀，肝胆相照，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清政府方面不但不能指望英吉利能真正给予自己多少支持，还应该充分认识到这张已经存在了将近两年的协议实际上还可以说是一纸空文，原因很简单，正如恭亲王所说的那样——双方都还没有给予对方多少好处和关照，或者更明确一些应该是说大清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是因为双方的同盟协定给予英吉利多少特殊优待，这就相当于订了货没付定钱，而且对方还不急于要这份定钱，那协定的生效就更加是遥遥无期。
这层关系沈哲想得明白，自然不需要恭亲王来提醒，只不过，这话不能由他来说，本来最开始的主意就是他沈哲出的，现在再在朝廷上说这些西方国家得罪不起，必然会让其他人怀疑他居心不良，别说他心里本来就有鬼，就是真的心中坦坦荡荡，忠比比干，这瓜田李下的，他也总得避这个嫌。
本来他还想着怎么样诱导载淳自己去想到这层，现在好了，被恭亲王说穿，他也不用费那个心思，等着看事态怎么按照他所预计的发展下去就可以了。
荀同庆听完恭亲王的话立刻紧张起来，他虽是清流派的中流砥柱，却也不是不知道洋人有多厉害，不承认洋务的价值固然，但也绝不会天真的以为凭清政府此时的心态和军队的素质可以在与洋人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儒学的孔孟之言教导过他“士可杀不可辱。”，而数十年的官场磨砺更是用荣誉和教训教会了他“大丈夫能屈能伸”“忍小忿而就大谋者”方能成大事。
荀同庆很清楚，这仗，此时的大清肯定是不能打的，既然不能打就只有言和，在这方面清政府的经验可是比打仗要丰富得多。
更何况，在他看来这次与法兰西言和的代价比起当年的《江宁条约》和《北京条约》又是割地又是赔款的，简直就是九牛一毛，不过就是让江南制造局别再揽长江航运这个生意而已，而且江南制造局再怎么都是朝廷的下属单位，本来就不应该掺和经商这种不上档次的事务，自降身份。
李鸿藻更是深谙自己这位老上司的心意，没等荀同庆开口，就抢先一步道：“臣以为六王爷所言句句在理，我大清如今稍有兴旺之态，万不得在此时惹上战乱之祸，上上之策当勒令江南制造局停止长江之载客航行，以平法兰西之怨气，还望皇上忍一时之忿而顾全大局。”
李鸿藻是载淳自六岁开始就朝夕相处的教书先生，十几年的斗智斗勇，载淳对李鸿藻的声音老早就产生了由“审美疲劳”导致的强烈的厌烦感。
此时再听李鸿藻强调大清“稍有兴旺之态”，更是大为不屑——心说这些人跟朕要钱的时候一个个都说大清今时今日是如何的如日中天，堪比是堪比康乾的中兴盛世，那意思好像是说如今就是没有和洋人一决雌雄的机会，若是有机会，大清肯定能一雪前耻，如今这真有洋人来找麻烦，怎么就一下子变成了“稍有兴旺之态。”了？
要说江南制造局在长江航运业上站住脚也就只有个把月的功夫，但就是这区区个把月却已经让朝廷尝足了甜头，因此在载淳的心里，无论是出于个人的民族情感还是朝廷收益的考虑，他都不想轻易放掉这棵他迄今为止见到的最大的一颗摇钱树，而且他坚信，他此时正在颐和园凉快的亲娘也不愿意。但是他的六皇叔所说的又的确在情在理——现在这种情况下，法兰西不是他载淳所代表的这个清帝国能得罪得起的。
载淳没有说话，只是不由自主地将目光又锁定在了他最重要的幕僚身上，他绝对不相信，沈哲两个月前敢跟他提这个建议，现在不过是出了个小岔子，这个人就拿不出一点解决办法；更加不相信恭亲王方才所说的，他沈哲一点苗头都不曾看出来过。
沈哲也感觉到了来自载淳目光的威逼，心想看来是到了开门见山的时候，于是道：“诚如六王爷所言，如今的确不是我大清与法兰西撕破脸皮彻底决裂之时，不让江南制造局做出些许退让恐怕是难以平息事态。”
载淳是越听越糊涂，心道你这说了等于没说，不过是将李鸿藻的话在转述了一遍而已，到头来还是得把这个还没捂热的聚宝盆给送出去，心道自己这个生力军不会这么没用吧。
却见沈哲稍稍顿了一下，立刻话锋一转
第二十九章 苦守危壤，不如施之于民（12
“但是微臣以为，我大清如果当真要完全按照法兰西的要求行事，让江南制造局就这么彻底放弃在长江的运营，同样不可取。一者，自太平之乱平息以来，朝廷一直自诩中兴，百姓皆以为华夏之民而荣，皇上更是刚刚才下最己之诏励志图强，如今不过是西夷稍有威吓，我大清立即妥协让步，置我大清之威严于何顾。况且现在的情况与签订《江宁条约》和《北京条约》的情况不同，那个时候是兵败如山倒，刀架在脖子上不答应也得答应，但现在并不是江南制造局被法兰西商行打压得无法生存反而是法兰西自己争不过才向朝廷施压，若这个时候退让，我大清则是不败而败，必将是在四海众目睽睽之下颜面扫地。
再者，江南制造局为大清洋务之表率，此次以长江营运之功充盈府库，以报朝廷，更为各地制造所之典范，若此时勒令其弃长江营运而独顾其本职，则各制造局、所之经费难以自给，永为朝廷之负累。”
在载淳和恭亲王看来，沈哲给出的理由的确值得深思，而在荀同庆这些清流派的眼里，除了顾及朝廷颜面还说得过去以外，其他的连借口都算不上，既然现在他们洋务派自己都说这些制造局，制造所的是朝廷的负累，那就干脆趁这个机会关门大吉便了，省得以后亏得更大。
不过，沈哲虽然已经阐述了这一番长篇大论，却还有一张最关键的王牌没有出，而只要这个最重量级的理由一亮出来，无论是清流也好，载淳或者恭亲王也好，应该是任谁都找不到反驳的依据，那就是：“如果朝廷因为法兰西公使的一句话就制裁江南制造局的话，必然会让外界以为我大清对法兰西听之任之，其它邦国怎么想无所谓，最主要是英吉利会做何想法？”
众人闻言顿时警觉起来，他们刚才都一直在考虑法兰西的动作，若不是沈哲提了这么一嘴，险些忽略了，在远东占有最重要地位的是英吉利，虽然如恭亲王方才所言，如果大清在此时与法兰西发生冲突，英吉利最大可能采取的行动是保持中立，但不可否认的是，以英吉利作为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的尊严以及与清帝国具有法律效益的盟友身份可以坐视法兰西对清帝国颐指气使，但不会坐视清帝国对法兰西惟命是从。
见众人神色稍变，沈哲立刻趁热打铁：“中英两国之同盟的确尚欠双方都看得见的‘诚意’，理论上双方都有示诚的责任，但如今英吉利强盛而我大清待兴，实力悬殊，这份诚意大概是需要我大清首先示与英吉利的，就算现在还没有这个机会，但总不能与法兰西有过多牵连。”
载淳刚开始觉得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的，被沈哲这么一说才觉得棘手，法兰西得罪不得，英吉利更加得罪不得，此时他终于真正体会到了“夹缝求生”这个词描绘的是怎样一番境地。
“沈大人说的固然没错，可是法兰西……”从一开始就没发表过任何意见的荀同庆终于开口，虽然他所代表的清流派对西洋的态度一向都是抵制的，但是在他传统的儒家观念中，经商本来就是一件羞耻的事，如今又是因为一个国家机构去和一些个体户抢生意而引发的矛盾，内心深处对洋人的厌恶固然仍顽强地存在的，可在这件事上却觉得自己理亏，因此，他和他的同僚李鸿藻都认为，万事和为贵，还是先言和的好。
可他的话刚刚说到了一半，最关键的部分还没有表露出来就被沈哲给打断了，儒家向来讲究个尊师重道，荀家万世师表，更是备受敬重，沈哲此举在这些道学先生眼里可谓是堪比他当初面圣不跪的大逆不道，可是沈哲这厢虽是以
“荀大人，恕晚辈僭越……”
这样有礼有节的措辞为开场，但面色上却没表现出任何的羞赧之态，反而很是理直气壮，似乎根本没看见荀同庆和李鸿藻二人的又惊又气，自顾自说得是引经据典，掷地有声——
“晚辈听闻，东周战国楚怀王当政之时，楚国朝臣分裂，一方亲秦而另一方则以齐为友，楚怀王本应主持大局，拿定主意，却偏偏心智不坚，朝近秦而暮就齐以致秦、齐二国无一欲以之为盟反以为仇，后来丹阳一役，楚风俱溃，白起拔郢，王气散尽，即便有曾问鼎中原的过往最终连自己的故土都守不住，只能弃江汉而避走他乡，此乃前车之鉴。邦国之交，最忌讳的是摇摆不定，上古时代尚且如此；况乎今日？就算英吉利真的是荀大人所说的蛮夷之邦，但他们至少也讲究个经商信用，既然大清与英吉利的同盟已经白纸黑字，有据可查，就已经没有选择了，荆楚覆辙在前，我大清万不能重蹈如是。”
“按沈卿家之言，拒法兰西不可，从法兰西亦不可，岂不是无计可施。”
载淳不是一个革命家，在自己的存亡都值得考虑的时候绝对不会在意自己的立场问题，因此，在这个时候他是完全没工夫去思考这次小型廷议自己是应该一如既往地坚定站在洋务派一方还是适当地给清流派几颗糖吃，只要谁能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管他是清流还是洋务他都会予以采纳。
“不然，臣以为若避开与法兰西的交涉尚有一法可取，不过实行起来可能要圣上费一番周折。”
载淳听到这，心已经放下了大半，他知道沈哲最擅长的就是另辟蹊径再来个峰回路转，等到走过曲曲折折再回头看，才发现自己原来走的是条捷径，就算是费周折，但回报绝对比付出多。想也不想就立刻给了通行证：“但言无妨。”
“臣以为此事如果单纯只是听从或者是拒绝法兰西的要求的话，且不说英、法两国最少也会得罪一边，而且绝非长久之计，江南制造局业以长江航运损害到西洋各国的利益是必然的，就算朝廷真能有一个万全之策能让大清端平这碗水，今天是法兰西公使上奏，明天就有可能是美利坚、普鲁士的使臣，朝廷将永无宁日。”
沈哲和载淳两个人一个说得慷慨激扬，一个听得兴致盎然，谁也没注意到在荀同庆眼底那股自打沈哲迈进殿门就开始涌起的敌意已经在逐渐消退。
荀同庆一点也不否认自己对这个姓沈的年轻人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大的偏见，从其李鸿章义子的身份到从头到尾的“假洋鬼子”做派，都让荀同庆和他的清流派成员觉得称之为“败类”亦不过分，不过他开始并不觉得自己带着这样的偏见有什么不对，他有“充分”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人能跟京城中的洋人们好得像穿一条裤子似的，其品行能优良到哪里去。
以至于自打这场廷议开始，只要是沈哲讲话，荀同庆本能的第一反应不是判断这个人所说的话是对是错，而是怎样去反驳他的观点，直到此时，荀同庆觉得反驳起来越来越困难的时候，才猛然意识到，眼前这个看上去有些狂傲不羁的年轻人说的话似乎并没有错，不但没有错，仔细思索一番还觉得似乎是很有道理，心下立刻对此人的印象大为改观，虽然现在还不清楚这个年轻人的品行怎么样，但是至少从他刚才的话可以看出，他还是一个不急功近利，肯办实事的人，至少他的见识并不浅薄。
甚至觉得朝廷之所以这么多年来和西洋纠缠不清，就是因为朝廷里的官员们太怕和洋人打交道，因此一旦出了事端，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求将事态尽快平息而从没有为真正解决中西关系而做一个长远的规划，或许现在的朝廷正需要一个像沈哲这样不怕和西洋人打交道的人，来和西洋人彻底做个了断。
荀同庆突然发现，此时此刻他并不像去在脑海中搜遍二十四史找出什么反例，反倒很想听听这个年轻人能说出什么“妙计”。
一个时代的主旋律往往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虽然荀同庆的学识与阅历都是沈哲遥不可及的，甚至连沈哲自己都没有要说服这个人的心思和行动，但却在不经意间已经开始扭转这位三朝元老的态度，这并不值得奇怪，因为真正起到强大的推动力作用的，并不是沈哲而是后世人们常常说到的“历史潮流。”
如果沈哲可以用他向来敏锐的观察力注意到此时荀老先生的转变，再稍稍的推一下波，助一下澜的话，说不定可以提早打造出一个张之洞式的人物，可这项行动却偏偏不在他的计划之内又不在老天给他安排的任务之内，天命有常，连尧舜、桀纣都无可左右起存亡，荀同庆和沈哲就更没这个本事。
以至于沈哲接下来的话就让荀同庆对这个少年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善意消失殆尽。
荀同庆只听到那个年轻的南方人操着不带一点南方口音的官话道：“依微臣之见我大清可暂时不对法兰西回复，当务之急则是在朝廷和西洋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避免朝廷的利益与西洋的利益进行直接接触，务必让西方人明白，不是朝廷对他们不友好或是不给他们面子，而实在是朝廷也无权干涉，因此就算是给朝廷施加再大的威胁也没有意义，这样的一个‘缓冲地带’一旦形成，不但法兰西的问题迎刃而解，也省去了日后与各国之间的麻烦。”
沈哲说话总是要夹带一些让人云里雾里的新鲜词汇，经常与其接触的同治皇帝和他叔叔恭亲王早已习惯了。
载淳虽然不是很明白“缓冲地带”一词作何解释，但大体意思上还是听清楚了，想来是相当于两个国家一旦接壤，只要不是一个极强、一个极弱无论两国有多文明开化、通情达理也必然会就领土问题产生摩擦，但是如果隔了一片海或者是一个国家甚至是多个国家的话，摩擦发生的概率就要小得多，这就好比三百来年前当欧洲人还执着而顽强地在大陆另一端守着自己一亩三分地和地中海那个大池塘的时候，中西关系是很和谐的，但一到他们跨越了大西洋，印度洋，甚至是太平洋，在印度，越南这些地方建立据点之后，中西关系的裂痕就开始越扯越大了。总之，这个“缓冲地带”绝对是一个好东西。
“那沈卿家以为，究竟要以何为这个……‘缓冲地带’？”
沈哲沉吟片刻道：“在朝廷与西洋各国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其目的是作为朝廷的屏障，对朝廷形成庇护，因此这个‘缓冲地带’必定是要在朝廷的掌控之下，但是又要让西方人认为朝廷对其并没有控制能力，这么看来，可以担当此任的也只有商贾了。”
“商贾？”载淳颇为怀疑地眯起眼睛，他不是一个守旧的人，但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倒不至于对商人有什么太大的偏见，可是毕竟这是一个“士、农、工、商”的社会，虽然封建政权其最本来的初衷是防止商人垄断国家财富才重农抑商，但在这个制度延续了近两千年后的晚清，商人早已失去了朝廷“假想敌”的身份，变成了毫无影响力的角色。
因此，载淳实在是想不到商贾如何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更不知道他们该如何起这样的作用。
沈哲很坚定地点了下头，解释道：“在我大清，天下之民，莫非王臣，农人也好，商贾也好，必以朝廷之命是从，但是在西方则不然，他们对个人的私有财产尤为看重，就算是农人也能把君主告上衙门甚至还能打赢这场官司，在西洋人的观念里，朝廷根本无权干涉商贾的行为，更别说剥夺他们的财产，左右他们的生意，因此，微臣以为，此中西观念之异正好可以为朝廷所用，将江南制造局的长江营运之权以‘兴旺大清商营’为由转卖给商贾，由私人经营之，西洋则再无威胁朝廷之借口。如此一来，即撤出了江南制造局无开罪于法兰西，却可以以其他理由打消英吉利的疑心，最重要的是，长江营运之利，仍可充盈府库，不至于全然落入西夷之手。”
第三十章 李冼（1）
第三十章李冼
京城的天气总是四季分明——到底是天子脚下的地方，连老天爷给也足了面子将自己一向无常的脾气收敛了许多，变得循规蹈矩起来，将时令划割得正正好好，无论盛夏的热浪是多么的灼灼逼人也绝不会将这暑气拖到七、八月份。
通常是六月底或是七月初的光景就会来一场爽利的秋雨把这个古都里里外外地彻底洗刷一遍，瞬间就已经浇灭了紫禁城中各个殿堂琉璃瓦上泛出的油汪汪的光亮，给皇城四周拱卫京畿的厚实城墙也添上了冷兵器嗜血后才会泛出的寒光——千儿八百年的古城了，想来这城墙上的砖块所饮过的血也必然不比湘淮军的武官们手上那把快刀碰到过的少。
古城的秋意被这一场秋雨刹那间给聚集了起来，如三国时曹孟德的计谋，狠辣但干脆，绝不拖泥带水给对手任何还手的余地，而一阵夹杂着冷雨的秋风打过去，也只剩下了几棵叫不出名字的老树顽强地在一片萧瑟的枯黄中保留着一星半点的青翠，还能告诉人们夏天其实并没有走远，没准马上就会回来，给京城里已经习惯了习习凉风的人们来个“秋老虎”。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以耕种为本的农耕民族，即便是京城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三位一体的核心地带的客流量也明显受到农耕时令的影响——眼见着秋日已至又要开始农忙，城门口进进出出的人群陡然缩水了一半儿，但就是再缩水也架不住泱泱中华庞大人口基数的调剂，站在城墙上向下望过去，城门口仍然是往来呼喝，熙熙攘攘，被浓密的黑色长发遮了一半的光溜溜的脑袋或是大大方方地亮着，或者罩着一片儿瓜皮儿帽子，在黑压压的人流中自顾自上下左右地攒动着。
但在这片暗色中，时不时的也会浮出一两片高出人群的浅色，不过这些浅颜色并不属于高大的西洋人，西洋的男人都是带着黑色的礼帽，而西洋的女人们不是打着镂空铜杆儿的小伞，就是带着用丝带绑着羽毛和花花草草的夸张且花里胡哨的大檐帽子，像一个盘子一样撑在头顶上，极好辨认。
那几点浅色大多是属于那些和人差不多高的牲口，同时也是中国从古至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马。
古往今来，中国的交通工具有很多，从水里游的，地上跑的到天上飞的，甚至还有虚构出来的龙和凤凰，但是最让人神往，凤凰、老虎、狮子什么的只有在上古炎黄时代的传说中和天竺佛教的故事里才会心甘情愿地供人类驱遣役使，呼来喝去，龙这种动物简直是想一想都是罪过，而真正能既能给人类美好幻想又符合实际的交通工具也只有这些高头大马了。
而马儿们应该算是中原可以充当的坐骑的动物中最会为“畜”处世的一个种族——他们有品相，有速度，有忠心，食量适中，生命力旺盛顽强，最重要的是性格温顺，不轻易尥蹶子耍混，不像它们的近亲——驴那样一辈子干着苦力，但是吃力不讨好。
并且，对于“闻鸟鸣则情悲，见花谢而惊心”的古代人来说，马不但是良好的交通工具，更加是在一步步远离故土家园的旅途中的同伴，中国人向来认为“月是故乡明”，背井离乡的旅途往往孤寂悲凉，对于一个游子而言，周围的一切皆是陌生，还没来得及熟悉就又要到一个新的环境，什么都长久不了，别说是人，就是路边的花花草草也只有一面的缘分，转个身就天涯各一端了，只有一路骑着的牲口可以长久相随。
从而，马和人所建立起来的往往是猪、牛、驴、羊这些动物无法企及的扶持和信任，它们随主人阅尽大好河山，到遥远的边疆，诡异的苗地，或是和它们怀揣“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的雄心壮志的主人一起意气风发地步入此刻在他们眼中还算神圣的京城。
不管这个时代是否黑暗腐朽，无药可救，但是年轻人总是不缺乏扫除天下污秽的理想和支撑着这些志愿的一腔热血。
而在京城，这样从各地涌入的年轻人无论是何时都不在少数，千军万马的眼睛却只盯着乾清门那处狭小的空地，这就注定了，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人会一事无成，碌碌终生，毫无作为，但总有凤毛麟角的一两个既有能力又有头脑和运气，最好还有些过硬背景的人最终可以在朝堂之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主导这个国家的中枢神经，左右天下万民的行动，位极人臣，名垂青史。
但是在最初他们进入西直门的那一刻，他们都还是平等的，一人一马，最多再跟上一两个仆役、书童或是挑夫什么的，先来后到，谁也不用避道礼让谁，城门口摆摊的小商小贩，，见惯了，听惯了这样带着年轻人那股狂热气的喧嚣吵闹，谁也不会为此抬各眼皮，侧下头什么的。
城脚边上窝着的算命先生，不知道是真瞎还是假瞎，反正总是闭着一双眼睛，掐着手指头，口中念念有词，就是没注意算算这些路过的年轻人里头有几个是前程似锦的大贵之人。
往往只有历史的转轮无风无浪地翻过了一轮之后，已经将城门边上的小摊位交给了他们的儿子甚至是孙子的小商贩们才会猛然惊觉，数十年以前的某年某月某日——他一如既往地兜售叫卖他那些零碎的光景竟然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如今朝堂上某位可以呼风唤雨的大人说他就是在那一天从那个城门进入了京城的，在城郊某个私塾里教小孩儿识文断句的老先生也会在某个闲暇的午后遥想一下自己意气风发的当年，白马银鞭飞驰从遥远的故乡朝着京城的城门飞驰来，似乎曾与现今当朝的太子少保擦肩而过。
但是人不是先知，因此他们的儿子，孙子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和祖辈父辈一样的后知后觉。
当那个骑着一匹瘦马的少年带着一个挑夫走到西直门的时候，他还是引起过一些人注意的，但这样的注意属于普通的回头率，多看了一眼罢了，没什么特别的含义。
之所以这些人要多看一眼，只是觉得比起这个少年比起那些想要进京大有一番作为的年轻人们实在是太小了，似乎只有十四五岁的样子。
虽然这个时代仍然流传着甘罗十二岁拜相，这些有关英雄出少年的传说，但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子，在人们的意识里仍然还是个在母亲的呵护和父亲的教导这样恩威并施的环境下成长着的孩子而不应该这样只身来到京城。
其次，则是这个少年的长相，第一眼看过去，没什么特别的，但仔细一琢磨就琢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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