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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外交官-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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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淳和沈哲此时所关心的当然不是西太后有没有掐过自己的大腿，机敏谨慎如西太后自然是分得清楚自己的状态时清醒还是昏睡，她所要怀疑的应该是自己儿子的举动是不是慈安太后或是别的什么人策划的一次阴谋，至少在这样彻底放权，自己不顾圆明园残垣断壁的恶劣条件和不远处万国公馆没日没夜的工程噪音，跑到城郊避暑之前，应该有一个必要的试探。
载淳和沈哲虽未就此事有过什么交流，但在这个特殊时候也不约而同地仔仔细细回顾这几个越来各自的经历，最终得到一致结果——圣母皇太后还尚未对他们的忠诚度进行测试。
对于这样一个试探，载淳与沈哲都没有抱过侥幸心理，因为这与慈禧太后本人喜不喜欢谁，信不信任谁无关，而仅仅是一个她已经可以不经过思考就立刻付诸执行的固定流程罢了，既然是习惯，那就更加不可能因为载淳是她的亲生儿子就可以幸免这一试。
如果说这样的试探还没有发生过甚至是一点蛛丝马迹的预兆都没有让二人捕捉到的话，那么只能说明，这几个月中饱尝爱子失而复得喜悦的慈禧还在第一阶段中没有缓过来，这次之所以放弃和儿子独处的机会一定要出宫避暑，而选址也不是爱新觉罗家族专用的避暑胜地——承德避暑山庄，而是不远处的圆明园，说圣母皇太后仍然处在盲目的兴奋状态，像任何一个普通的母亲一样想给自己的儿子一个历练的机会也不是不可能，但是载淳和沈哲谁也不敢把身家压在这个成功率明显低于失败率的赌注上，比起这个很具有人情味儿的假设，他们更加愿意相信——有意撤出紫禁城就是圣母皇太后对他们不动声色地试探，他们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西太后的眼线，载淳的一举一动说不定早已被写成了奏折在每天的固定时间被送到了城郊的颐和园。
想到这里，载淳也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状态，只要是不是鸡毛蒜皮写出来都浪费纸张的小事或者当真是十万火急片刻不得耽误的事务，载淳必定要差人将奏折再送到颐和园请圣母皇太后参详，圣母皇太后被载淳哄得高兴，也就将把决策权又还给载淳，时不时还要告诫载淳得自己拿主意，不要总是指望着这个母亲，就在朝野上下都在猜测年轻气盛的载淳会不会不识好歹真的就借坡下驴，趁这个“机会”，妄图夺权，但是载淳这次却出乎众人预料地从来也没把自己亲娘这话当真，虽然是跟西太后认了错，但奏折是照送不误，最多就是附上自己的处理意见。
沈哲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也不得不佩服载淳的手段，比起他所了解的那个光绪皇帝虽然生存条件没有载淳优越，但未必就成了逆境造就的人才，至少在揣度慈禧心意，察言观色的功夫上，根本就不是在一个平面上。
不只如此，就算是召大臣议政，载淳也是相当注意，尤其是对他的第一幕府沈哲，能不召见就不召见，就算是一定要召见也定然是加上恭亲王、醇亲王和数个大学士来当掩体。而沈哲这边对同治皇帝的举动的深意亦是深谙其道，人前人后，都是丝毫不避讳地以“后党”自居，连恭亲王都因此和他开始保持距离，君臣二人一唱一和，几近让颐和园的圣母皇太后觉得自己已是高枕无忧。
因此，在这个大事将成的节骨眼上，同治皇帝突然召他议事让沈哲觉得有些蹊跷，一般来说无论什么偏离原本轨迹都需要外力作用，而紫禁城里唯一能带来外力的就是各级官员上书的奏折，但沈哲在第一时间就把这条假设否定了，早上的奏折他借着“转交”的名义送去给恭亲王的时候随便翻了两下，大致浏览了一番，印象中似乎并没有什么大事，左思右想后最终发现，如果说真有什么不对劲儿的话，大概也只有刚刚在军纪出引起了骚动的“荀大人”。
第二十九章 苦守危壤，不如施之于民（7）
1794年三月至九月间，大西洋或者印度洋上某个风平浪静的深夜，在中国碰了钉子的英国大使马嘎尔尼痛定思痛，总结原因，终于把自己从这次失败交涉的责任中摘了出去，万千感慨随风侧畔而过後，终于提起笔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了这一段被后世引为经典，在各个版本的关于这一时期著作中出镜率高达九成的，对18世纪末期中国的评判：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旧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
当年马嘎尔尼来华并不像清政府当局所认为的那样单单是来给天朝上国的九五之尊拜个寿，送几件怪模怪样的在乾隆皇帝和列为大臣眼中真正称得上是薄礼的贡品，顺便提几个符合其蛮夷身份的无理要求这么简单。
看看他的行程就不难发现，早在其进京参拜这个国家的主人之前，就已经沿着大清漫长曲折的海岸线仔仔细细地走了一遭，对这个被当时的欧洲人所狂热崇拜着的东方神秘而富庶的国度进行了在当时来说比较深入的考察，对中国的沿海军事以及风土人情都进行了较为客观的了解和评判，其“破船理论”更是在半个世纪之后即中国开始沦为所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惨剧之时流传甚广，甚至曾在一段时间内被奉为至理名言。
但沈哲对这段话却有另外的想法，马嘎尔尼对于中国这艘“残破的**”触礁之后的预言固然被事实证明没有大问题，只是“中华帝国”这艘“残破不堪”的“旧船”之所以没有“沉没”在沈哲看来似乎和他的掌舵人的贤明智慧与否没有太大的关系。
只要稍微设想一下情况就可以十分明朗化，如果马嘎尔尼在1793年从英格兰带来的不是盛满西方先进器物的商船，而是不逊于半个世纪以后直逼大清沿海脆弱防线的坚船利炮，纵使乾隆皇帝的气魄胜于道光和咸丰千倍万倍，可以让八旗、绿营乃至于全国百姓得到强大的精神支柱，并释放出无与伦比的斗争热情，前仆后继，奋力抗敌，以死报国。
但是精神的力量再强大，到了和科学的力量相抗衡的时候，还是必然会显现出了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本质。
虽然在沈哲从前的那个时代，太平洋彼岸某个吃穿不愁，喜欢把人的行为性格用公式表示计算的国家有研究结果显示，人的潜力一旦被某些特定环境全面激发，产生的动力无法预计以至于超出人本身身体承受的极限的几倍，更有形象的具体说明表示人类甚至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逃脱一只老虎的追捕。
不过老虎虽然是猛兽，毕竟也是血肉之躯，说到底和人一样都是由蛋白质和核糖酸等有机物构造而成的生命体，既然是生命体其运动就必然受到各个方面的干扰，就上述人和老虎的例子而言，两个生命体的原动力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干扰因素——对于人而言，放慢脚步，就等于会被老虎抓住，被抓住就基本上等同于没命，所以人的行为虽然是以奔跑为表现形式但其本质实际上是保命，但是老虎就不同了，跑慢点对其不过就是抓不着这个猎物，少吃一顿他死不了，甚至一个人的分量对于一直成年虎而言不过就是塞牙缝儿的零嘴儿而已，试问，这个世界上会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对买零食这一行为付诸拼命的热情呢？答案自然是否定。
从另一个方面讲，科学家虽然提出了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在速度上战胜老虎，但是没有任何一位科学家提出在全面激发出潜力的同等条件下在速度上可以超越汽车及一系列以工业革命后的能源为动力的交通工具，而众所周知，就算有再大的精神力量，其能够达到的程度只有像黄继光那样用自己的肉体堵枪口，像邱少云那样烈火焚身毅然不动，他们的精神可以让他们支配他们的肉体，但不能因此改变他们皮肤组织的密度，也没法让他们在大火和子弹下还能生还。
因此，就算是乾隆皇帝拥有镇守京城甚至是御驾亲征的气魄和胆识，其结果也不会比1840和1860年所看到的结果好多少。
而从另一个方面讲，就算是这个掌舵人昏庸无能，那取代他的人也必然不会是其它船上上来的人，而极有可能是最底层的那些摇船桨的那些个劳苦大众，他们不会认为这个船有多破多旧，在他们的意识里，这条船就应该如此，而他们作为新任掌舵人的任务，无疑是让这艘船继续逆历史潮流而行，其结果也很明朗，如果没有外来的惊涛骇浪或是别的船只撞击，不管掌舵的人强悍还是懦弱，这艘船仍然会继续航行下去，这的确是一个国家的病态，但这个病态却难以以个人病症具体化，因为其治疗方法不是以外用药物抑制，而是在保留病态的中心的同时，自动将坏死部位进行更新，整个船上最高权力的新陈代谢秉承了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特色——自给自足。
更何况，如果马嘎尔尼在京城多逗留些时日，跟他口中的“中华帝国”的公务员们交流交流国际经验和心得，很快就能发现，这艘**的掌舵者虽然是名义上说一不二的最高决策人，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他并没有一言堂的权力，或者可以说是不敢一言堂，因为他的水手们可以像马嘎尔尼看到的那样卑躬屈膝，以至于被这位异国使者认为是毫无尊严，但另一方面，他也可以自主选择给不给他们的“船长”面子——在两边护航的可以义正言辞地表示“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舱内办事的也可以毫不客气地据“礼”力争，以视死如归的精神，前仆后继的状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这些“水手”们管得越宽，甚至连“船长”早饭吃了几粒米，从卧室到办公室应该走几步，都上升到了国家大事的范畴，要讨论决定，而且一旦决定出来，作为“船长”还必须照着执行。
要是“船长”愣是不执行，甚至为了耳根子清静把这些倒霉的“水手”给扔到海里喂鲨鱼，当然原则上说也没什么不行，但是纵观“中华帝国”这条大船几千年延传下来的“航海日志”可以发现，能做出这样“壮举”的人实在不多，而且这样做的人一般都没什么好下场。英明神武如唐太宗为了不被魏征批评也只能活活闷死自己的猎鹰，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结果了这个爱挑刺儿的，可半路上又杀出了一个千古第一贤德的长孙皇后，硬是把这事给化解了。
最初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以文官治国，是为了控制武人的野心，防止黄袍加身的陈桥兵变发生在他的后代子孙身上，出于社会责任考虑也是预防五代十国，各镇割据的历史重演。武官的确是一个难以对付的群体难以对付的群体，稍有点不顺心立马闹出点事端来让上面也不顺心，没脑子的揭竿而起，占个山头为王和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有些智商的会借助地理优势拉帮结派甚至礼通外国，伺机而动，历朝历代虽然也采取了一些诸如使其家眷留守京师的做法来牵制武官的行动，但这不过就是皇帝自欺欺人的把戏，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真要有心造反的，谁还能在乎自己的家室妻儿，朝廷要是把他的老婆孩子杀了，他就更加有继续作乱的理由——上头不义，休怪他不仁。
相比之下，将手无缚鸡之力，又只热衷于动口而耻于动手的文官阶层充当这个国家的顶梁柱，其安全性能的确提高了许多，但是当皇帝的未必就会觉得这样有多舒服，诸多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这个团体只能被使用不能被征服，这些人办事不是受制于皇帝的个人魅力更加不是受制于对朝廷的感恩戴德，而是遵从着孔子、孟子的礼数尊卑，你皇帝遵从孔孟之道，他们挺你，为你出生入死，肝脑涂地眼皮都不带动一下，要是碰上个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的，他们就会开始对你实行围攻政策，当然他们不会造反，因为孔孟告诉他们要忠君爱国，但是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特有的办法，比方说无孔不入的禁言战略，只要你不聋，大概是受不了一天十二个时辰不同的声音重复着同样的话。
而比武官或是藩王的造反更胜一筹的是，这些人往往可以在道义上占有主动权，中国自古讲究的是“礼法”——礼为先，然后才轮到律法的事，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在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对中国的律法自然可以拥有最终解释权，但是“礼”就不一样了，这不是哪朝哪代定下来的，而是以西周宗法制度和礼教为蓝本，由孔子、孟子、荀子等多位“高级技工”加以改造升级最终成型的，其最终的解释权自然自能归于儒学经典，若要把这个权力下放到个人的话，日理万机的天子肯定是与这项权利无缘，而从小就熟背四书五经，立志成为“儒学经典明珠点读机”的文官集团的成员们却绝对当之无愧。
所以，无论是在后世人的眼中还是当时天下百姓的眼中，文官集团所代表的就是绝对的真理和正义，而皇帝作为一个个体，他可以一人之力和一个人相抗争，甚至可以和国家机器相抗争，但若要和公理相抗争，的确也是力不从心。
因此，自秦始皇一统六国首先给“中华帝国”这艘**的船长套上“皇帝”的名头以来；这艘船上的船长或独当一面或共同执政，林林总总有一百二十几号人，这些人里面，有很多人战胜过外敌和心怀鬼胎的藩王，有很多人摧毁过宦官集团，也有很多人有效操纵了豪族门阀和外戚，但是却无一人可以战胜或者操控文官集团，甚至都不能表现出自己对这些人有任何不满情绪，被训了还要去亲自去低头认错，把人家给哄好了。
若是不想这么做那肯定免不了从此要被扣上一个昏庸的帽子在史书里被大书特书，这还不要紧，毕竟史书是留给后人看的，碰到前朝“正德船长”那样以娱乐至死为人生宗旨，生性豁达点的，懂得及时行乐的“船长”不会把这后人评说当一回事，但“天子失道”一事，后人能懂得的道理，天下百姓也能懂得，和天子血脉相连，但没能得到宝座的哥哥弟弟，和前朝的皇室后裔更是能敏锐地嗅出这其中的机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帝国哪个边边角角的头一炮一打，天下就不知道有多少城头要变换大王旗了。
第二十九章 苦守危壤，不如施之于民（8）
总体而言，套用沈哲曾经的那个年代很流行的一种文体来表达就是“这些人你伤不起。”
按照常理而言，一个书生本应该是不足为惧的，数千年的历史经验明确的告诉我们，团结才是力量，熟读经史子集的书生们当然也深知一个独木易断，人寡被欺的道理，更何况孔子、孟子这些至圣先师虽然教导过他们不可营私，但没人跟他们说过不许结党。
于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以及壮大自己的势力从而更有效地执行他们思想中的“大义”，更迅速地构建儒家社会的伟大目标，这些书生们自觉自愿地拉帮结派。
甚至还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入的书生人数日益攀升，此集团内部也出现了分裂的自主行为，或以人生理想为界，或以地域为界，一些时候彼此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也与他们自幼年开始就承袭的教化大相径庭，但是文人是有辩才的，人家对这些行径解释为隐忍，当然“隐忍”或者“大义灭亲”这些词往往是留给最后在残酷的斗争中幸存下来的那个，至于失败的那方会有什么判词，这完全要看对手的心情，这么一看，好像是有点恶毒，与两汉时期的门阀外戚的斗争没什么区别。
但是有一点还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些人的操守，并不仅仅是他们两袖清风或是自扫门厅之类的个人修养，而在于，即使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他们虽然会毫不留情地给对手致命一击，但在成为胜利者的时候很少有落井下石之举。
整体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这些人之所以卷入到这些政治斗争中，并不是为了追求什么个人的名利或是满足自己的野心，而是在完成某种使命，沈哲常常想，大概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是在此时——正面临着时代变革的晚清，而这些道学先生们扮演的角色也是阻碍着民族进步，腐朽不堪的顽固派，但仍然要将他们称之为“清流”——这个颇具有莲花气质，完全找不出任何贬低含义的词汇。
当然如果文官集团仅仅是依靠着共同信仰，或是他们彼此之间对对方的敬重，很显然不能让他们产生如此可以与黄泉抗衡千年的凝聚力，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这个世界上到目前为止，真正不需要一个最高权威管理，意依靠人民自觉自主运作的社会形式只有两个——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些文人士大夫的眼中，前者社会形势下的居民不识荣耻，不知礼教，他们看不上，至于后者他们根本就没这概念。
因此，在他们的小团体中势必就也要出现一个挑头的权威，这些权威需要有背景家事，但并不是像三国时的袁绍、袁术兄弟俩一样凭着个四世三公的家底就可以的，在这些儒生的眼中，背景只能说明你的良好出身，但要当一把手，首先得在学识上做一番比量，由此产生的结果这是，这些挑头的人虽然也有被莫名其妙被推上这个位子的，但是绝少有什么都拿不出手的真正的庸才，就算是臭名昭著如南宋的大奸臣蔡京，人家至少也有一手可以和米芾等人比肩的好字。
这样一个集文坛泰山与政界北斗（后者在很多时候有一厢情愿之嫌）于一身的文官集团领军人物历朝历代都会存在，或在明处，或在暗处的区别而已。
在沈哲的印象里，晚清的相应人物应该属于历任三代帝师的翁家。但自从得知在这个次元中，历代大清皇帝的老师里都没有姓翁的人物，他就开始留意观察寻找在历史上声名显赫的翁氏一族在这个世界里的替身。
自从得知自己是处在与原来完全不同的世界已经有半年的时间，沈哲也逐渐有意无意地留心周围与他记忆中的许多不同之处。渐渐地也被他掌握了一些门道，虽然这个次元和沈哲本来的那个次元的相似程度已经到了可以以假乱真的程度，但毕竟仍然是两个不同的平行世界，在许多细节方面还是有出入的，好在沈哲在不知情的时候话不多，偶尔的几次议古论今，也都碰巧地没有涉及到这些细枝末节，才一直以来没有露出过破绽。
不过，虽然仅仅是细节不同，但众所周知亚马逊的一只蝴蝶拍打一下翅膀也可以给千里之外的某个倒霉地方带来一场飓风，这两个世界之所以还能在数十万年的岁月长河中化解这些细节带来的影响，发展出两段惊人雷同的历史，其关键就在于这些细节上的差异都可以进行等效替代，除了名字不同，人不同，但是造成的影响却都是一摸一样的。
也就是说虽然这个次元并没有翁同龢、翁存心这些人，但是必然会出现一个足矣取代起作用的人，来稳定秩序。
沈哲对于这个人或者说是这个家族虽然也没有仔细找过，但是却在时时留心着，但照现在看来，似乎也算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照着刚才借着极度有限的时间里跟钱喜打听出来的那点信息来看，眼前这位对自己有点吹胡子瞪眼的荀大人就是这个时空的翁氏一族无疑。
荀大人者，名荀同祥，还是七十多年前大清最鼎盛的时期，由当时一事暮年的乾隆皇帝亲自赐予的名字，圣上亲自赐名，更何况还是赐予一个汉人，即便是在这个次元的大清的历史都是寥寥无几，足见荀家之举足轻重。
荀氏一族据传闻言是战国末期的名儒，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和秦相李斯的老师——大名鼎鼎的荀子是也，但由于这脉荀氏崛起较晚，直到清朝初年，才借由清军入关的历史变革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具体是不是真的秉承了荀子他老人家的血脉，已经是无从考证，但是中国一向都有认祖归宗的传统节目，姓谢的一定要说自己是谢安的后人，姓岳的一定要说自己的祖宗是岳飞，虽然这位抗金英雄似乎没有子嗣在那次劫难中活下来，连本来不用死的闺女也自己投井明智，但这不要紧，关键是要名号响亮，像石敬瑭，秦桧基本上就是去了享受子孙后代膜拜的资格，好不容易有个姓秦的路过岳王庙还要挥笔写下：“人自宋后少名桧，卧倒坟前愧姓秦。”的名句，硬是跟这个极有可能是自己老祖宗的人坚决地划清界限。
基本上认祖归宗这样的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说自话，自主选择的，反正如今荀氏正当全，人家说自己是荀子的后人，群众的眼睛在雪亮，也不能完成这种脸最精确的DNA检测仪器都很有可能会失灵的“亲子鉴定”。自然是人家怎么说，自己就怎么听便是，反正一旦失势的时候，也很难有人会以荀子的巨大贡献为其说情解围。
荀家在清朝初期虽然是以武功起家，但天下渐定，清政府当局重开科举之后也迅速地转换了家族的总战略，符合时宜的弃戎从文，以科举为业以震家族声威。
幸运的是，荀家的几代后生的确是读书的材料，认认真真的读了几年，当真读出了名堂，前前后后很是出过几位翰林，甚至参与了康熙词典和四库全书的编纂，当然最可圈可点的崛起要归功于现在这位荀大人的祖父，在乾隆朝的时候一不小心成了状元，后来又一不小心成了乾隆皇帝第一批皇子的老师，本想着只是风光一时，可又出乎意料地保住了这个地位，这位荀大人的父亲一下子教了嘉庆和道光两代皇帝，入土之时被赐予了一个“文正”的谥号。
到了荀同庆这一代，也没辜负乾隆皇帝亲自给赏赐的名字，日夜以此为鞭策，悬梁刺股只为不负皇恩，终于在不到三十岁的年纪成了荀家出的第二个状元，荀家仅仅三代就出了两位状元，瞬间打破了明清以来殿试三甲几乎为江东俊杰所垄断的局面，一下子成了那个年代的模范，而荀同庆更是以大清开朝以来最年轻的天子门生的身份，成为了嘉庆年间少年才俊的代表。
荀同庆最初供职翰林院，没过五六年调任为礼部侍郎，虽然是平职调动，但在当时的朝廷中却无人不深知，皇帝此时让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供职礼部，不过是让他熟悉熟悉工作流程，发展发展个人关系，只等着礼部尚书告老还乡，就让他直接接手。
果不其然，两三年后，礼部尚书在刚过花甲的高龄很识相地向朝廷递交了辞呈，皇帝也没有已经被看成例行公事地一再挽留，爽快地答应。
翁同庆在礼部尚书的职位上干了几年，就又被擢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家太子少保，并接替他父亲的位子，荣幸地成为了道光皇帝三位皇子的老师，这三位皇子自然就是后来成为咸丰皇帝的爱新觉罗奕裕⒐淄醢戮趼揶叁�，以及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并在咸丰皇帝去世后被两宫皇太后圈定为帝师人选，也的确是给当时仅有六岁的小皇帝载淳教过几天课。
本来他大可以像他的父亲一样，稳稳当当成为两代皇帝的老师，让将荀氏的光辉推向无以复加地顶点，却其却意外地在同治二年的时候辞官隐居，而且光自己辞官隐居，告老还乡不算，这位老人家还带上了自己刚刚中了榜眼，供职翰林院才没几月的儿子也一起带离了朝野，竟是一副要与清庭决裂的态势。
至于荀大人为何要辞官归乡一事，沈哲也并没有从钱喜那里得知多少内幕，毕竟是同治二年的事，钱喜那个时候还在淮河边上玩泥巴呢，关于这整个事件，也只有进宫之后才听说。
似乎是因为同治二年的时候，山东、热河等省的巡抚上书说由于太平天国在江南造成的十多年的动乱，大量流民北迁，而山东、热河之地本来就是人多地寡，田壤也不甚富庶，无灾之年尚且还不断有人向或从渤海水路，或走陆路向山海关之外的辽东以及察哈尔等地迁徙，如今此等情况更是雪上加霜，政府屡禁而不能止不说还更加加剧了百姓对朝廷的不满，助长了捻军的气焰，长此以往，对朝廷失败害而无一利，因此请求朝廷，既然东南沿海的海禁造就已经废除，难么对渤海的海禁政策也应该相应放宽，以平民意。
奏疏被送到了京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虽然东南沿海已经解除很多年，但是一来这是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给逼的；二来，当年康熙皇帝时期，福建广东等地沿海实行海禁，那是为了对付台湾的郑氏王朝的战时需要，这与渤海的海禁无论是政治目的还是个人情感完全是两码事，关于前者，既然台湾岛已经收复，而又有外力威逼，这要解禁解了也无妨，而后者本来就是清朝刚入关的时候为了防止大量难民涌入东北，尤其是辽东，破坏了大清的龙脉才立下的规矩，现在自然不可能又为了同样的理由把这条规矩给废除了。
如果这份奏折是提早了个二三十年被呈上的，朝廷不拿上书的这个人以谋逆之罪论处那都已经是天大的仁慈，更别提是还会就此引发什么廷议。
但是毕竟是时过境迁，同治二年正是大清帝国的皇族最虚弱的时候，除了参与辛酉政变的恭亲王意外，所有爱新觉罗的宗室成员都成了华丽的背景墙。
经历过长时间的汉化，大清的中央皇权的执掌者，基本上已经淡化了起初那种强烈的民族观念，而乾隆皇帝时期，随着议政王大臣会议的终止，也宣告了中央朝廷内部的满足亲贵们，作为统治民族的优越性也已经终结。
另一方卖弄，此时清政府统治中原已经长达两百余年的时间，作为一个异族的自卑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减了很多，虽然刚刚经历过太平天国的沉痛一击，但却也因此更加感受到了来自汉族臣僚的温暖，早就没有了清朝刚入关的时候那种草木皆兵，看谁脸上都像是写着“反清复明”四个字的感觉。
因此，当同治二年，这份奏疏被放在了两宫皇太后的案上时，朝廷内部很自觉的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已经势力渐微也不太受两宫皇太后待见的皇亲宗室，以及一些满族大臣；这一派的主张仍然是坚守渤海海禁，不可让这些刁民得寸进尺，一窝蜂地涌向大清国的龙脉，反派则认为，老百姓要走，不是你不开渤海海禁人家就走不了，海路不通，比人可以走陆路，虽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且是九死一生，但有“一生”总比呆在关内饿死好，反正人家是怎么着都会走，那朝廷何不做个顺水人情，让人家痛痛快快过去算了，何必搞得大家都不自在，更何况，这么多年下来，虽然朝廷屡次下令禁止，但是从关内到关外的老百姓千八百万的肯定是有了，不也没见着大清的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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