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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衙内新传-第2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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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本已经是直指高强和郑居中了，立刻便使得局面扩大到不能收拾的地步。郑居中身为国舅，在何执中去后，他便是赵佶在宰执大臣中的头号亲信，可以说赵佶离了谁也离不了他，他自是有恃无恐，当即便奏称石公弼意在起大狱以自求宰执，其心叵测，非谏臣正言正心之道，不可居中法官——中法便是御史中丞的别号。
以石公弼的分量，当然不足以与郑居中抗衡，于是就好象武侠小说中高手出场的次序一样，争斗一旦升级，大高手们就一个接一个登场，如今轮到门下侍郎张克公出手。张克公当年是凭借参倒了蔡京而登上执政的，郑居中的说法好似在揭他的疮疤一样，自然要加以驳斥，说道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如今既然御史参劾宗泽，便当依法下御史查究，若真无罪者，亦足以辨明其身，何必要在朝堂力争？
其人持论虽似公允，但却是用意颇深。一来张克公是完全从文官宦海中升上来的，不象郑居中和皇帝有亲戚，他的言论当然不能象郑居中那样咄咄逼人；二来这事倘若真下了御史台，那就等于是石公弼的天下了，须知这御史台的官司可不是那么好打的，虽说是一班士大夫审案，审的也是士大夫，却不会真个与你讲什么温良恭俭让，用起刑罚来丝毫也不会含糊，甚至由于不公开审理的缘故，比大理寺和开封府来得更加残酷。当年苏轼乌台诗案时，一听说下御史台审理，立时就开始写遗书，已经做好了刑毙当堂的准备，可见一斑。历史上岳飞受刑之惨，也是在当时的两任御史中丞何铸与万俟禼手中成就，这就等于是所谓的“诏狱”一样，哪里是人能进的！
大家同殿为臣，彼此有什么打算都是心知肚明，张克公这般说法，当时便惹恼了叶梦得。叶梦得词臣出身，在中书舍人知制诰位子上坐了三年整，肚子里文章是好的，也不用回家拟什么奏本，当朝便大段议论批驳张克公，其言铿锵有力，出口成章，连韵脚都是分毫不差。赵佶这皇帝也算极品，在龙椅上听得连连点头，末了也不说谁有道理，竟来指摘叶梦得有一处选词不大恰当，金口给改了两个字，复命人从起居注中抄录成文。
天子一言，张克公只道皇帝认为曲在自己，自然惶恐谢罪，哪知赵佶却很是嘉勉了他几句，反要高强为宗泽辨明其事，只因毛注所参宗泽诸事，多半都是出自枢密院的政令。
说了半天，到底参了宗泽是哪些事呢？
头一桩开边生事，这条罪名最好用，只要是边疆不宁，那就可以扣到边帅的头上了。基本上大宋朝对外开仗，无论打胜打败。这消耗钱粮是一定的，天下骚然也是免不了的，一旦开边就是生事，那就是一桩罪名了，譬如西夏作反，其实党项人占据河西走廊，立国是必然的趋势，但是许多言官就愣是认为系边臣措置不当所致，每代都有人以此为言。现今女真与大宋名分未定，情况和当初的西夏也有些类似。而宗泽到任之后边疆不宁，当然也就被人拿来作类比。
第二桩滥施爵赏，主要就是说花荣与史文恭等人的封爵问题。要知道花荣等人原系宋官，枢密院派去北地当细作，这也还罢了，然而御史认为其官职升迁便当依照大宋律法，顶多升到遥郡防御使、观察使也就罢了，居然直接赐了节钺，连韩世忠等常胜军大将、从定燕云者也无此高官，岂非滥施爵赏？这一条名参宗泽，实则矛头直指高强，武官的叙功升迁都是由枢密院负责的，一旦宗泽这条罪名座实了，高强自然也难逃罪责，拔出萝卜带起泥，这几年跟着他干事的人大半都要倒霉。你说高强能坐视不理么？
第三条用人逾矩，则是说宗泽在辽东治理时不依成法，对于郭药师等番兵不加防范，没有用汉兵掺杂相治，且亦不用汉官监军。
第四条交通外国，说地是宗泽与女真国、高丽国文书往还，又有商队来往。这一条又是高强的事了，他的商队自打大观初便已经往来北地。现今又有十块女真国的金牌作为凭证，更加出入自如。当然苏定这条线甚是机密，不大有人能联想到高强身上，但是宗泽放任这类商队往来两国之间，却不依照惯例在边境上开设榷场，那就是他的罪状了。
第五条指斥乘舆，意思是说宗泽部下有人骂当朝皇帝不好，不免又要牵扯到辽东常胜军中有些是水泊梁山好汉出身，对朝廷心怀怨愤者甚众。这一条便是名副其实的风闻言事了，毛注和石公弼的奏本中根本就没有任何抓得着的凭据，乃是凭空捏造了一则歌谣，说是辽东流传的，然而加以一番解释。
其余十数小罪，大抵如此。
当日朝堂上高强领了圣旨，便下去准备奏疏。不想这一下正中石公弼等人的下怀，他们原本就是揣测上意，认为高强专权日久，威势太盛，官家必定暗中忌之，因而才相机参劾。倘若招还宗泽下狱，则其事便牵涉高强，到时候大狱一兴，那就是他们升官发财的机会了。现今赵佶要高强为宗泽辩解，在他们看来也是将事情牵扯到高强身上了，既然上意如此，那还不是你高强倒台的时候到了？
于是一夜之间，御史台连上八道奏本，直接就将这些罪名和高强联系到了一处，数月之前还是立下不世之功的名臣，一夜之间就成了祸国殃民的巨奸，那个将高强比作安禄山的流言亦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奏本，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短短八日之内，朝廷里的局势几经反复，除了右相梁士杰一直保持沉默之外，其余大臣尽皆参与其中，这样的政治风暴几年难得一见，汴粱城内外的官民都是屏住呼吸瞪大了眼睛，单看下文如何。
当然这些人也不是单纯看戏，自来大宋朝有不罪言者的传统，小吏平民上书朝廷的例子也不绝如缕，这次事情的关注度如此之高，外间上书也是如雪片般飞来。很让高强郁闷的是，尽管他为大宋朝立了许多功劳，然而毕竟是幸臣出身，那些读儒家典籍出身者就偏偏要用有色眼镜来看他，一看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奸臣坯子。偏偏这些人的笔杆子又厉害的紧，一番渲染之下，若是外界不知之人，只道他当真是欺世盗名之辈。
好在高强在现代读史书时，早已习惯了古人这种评人论事的双重标准，所谓的公论无非就是话语权的争夺而已，因此拿着坊间那些上书的副本，只当笑话看。若是当真要操纵民间舆论为自己撑腰，凭着他手下深及大宋个个角落的势力。自然是大把的手段，然而现今高强已然号准了赵佶的脉，又何必作这些多余的事？反正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百姓的议论能左右朝廷的例子不是没有，不过也多半是被朝中的势力所利用而已。
就是在这种近乎千夫所指的情况下，十月二十一日，高强携一道奏疏登上了朝廷。这一道奏疏不仅一举结束了这场大风波，更以“辽东对”之名流传甚广。
“陛下，臣前被御史交章奏劾，本当避位，然臣身虽微，有言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高强一开场，先是捧了御史台一把，毕竟这个机构是祖宗家法所定，也是必须有的监察机关，现今它站到了自己的反对面，只能说是官僚系统内部无法避免的腐败而已。
话锋一转，却不说宗泽诸罪，开始说辽东之事：“辽东一地，论者或以为孤悬海外，得之无益中国，失之亦无多损，故而轻之，而以一二臣僚之明正典刑为重。然臣掌北事多年，深知其利害所在，今请为陛下论之。”
“辽东一地，西则边辽，北则女真，东则隔海望高丽、日本。辽国若得之，可扼女真；女真若得之，可制契丹；高丽若得辽东，可与此二国鼎足为三，反侧国朝与此二国间，不百年遂成又一西夏也！敌之所重者，乃我之必取，此辽东之所以重于中国者也！”
高强说到这里，眼睛一弹张克公、石公弼等人，这几人自然是“身怀正气”，见这位当朝奸佞死期将至犹不醒悟，眼中俱怀怜悯之色。高强心下暗笑，复向赵佶道：“论者或以为辽东孤悬海外，粮饷馈输不易，倘若胜兵在此，或为中国患。此论之谬者，在于不识海运之效也，今臣试为陛下计之。”
说到算帐，那就是高强的所长了，这条路上的买卖他作了将近十年，赚不赚钱他还不知道？只是算物流费的话，那真是小菜一碟了。当下便以江南粮米运往辽东和运往京城为例，计算其船只造价、人工费用、海港与运河维护费用，一算之下，河运的成本居然比海运高出一倍不止！
当大宋朝尚未收复燕云之时，大规模的海运对于官府来说并无必需之处，朝廷最需要保证的补给的就是从东南往西北边疆这条线。因此虽然民间的海运已经日间蓬勃，但朝堂上对于此道精通的大臣也并不多，确切地说，能在这个问题上和高强掰掰手腕的只有燕青一个人而已……
赵佶听到此处，已是喜欢，笑道：“卿家真知北边利害者也！始臣僚言北事时，且不论辽东，并燕云之粮饷转输咸以为忧，今若如卿家所言，可循海道为之，亦不须自京城馈运，真国家之幸也！”
官家金口一开，张克公等大臣立时就觉得气氛不对了，难道上意并不是要把高强打入冷宫的吗？苦于高强今日之对，原出于赵佶日前授意，他们虽然满肚子的话，也不能出来打断高强的奏对，只能等到他说完了。
高强当即拍了赵佶两句小小马屁，又道：“且辽东之地，虽云北地，计其雨水，亦只与燕云相等，惟北面无山峦阻滞，故而风沙甚大；然计其盐铁山泽之利，又不下于燕云，诚能有循吏导之生产，孰云不能自给，而必须中国馈粮？”
毛注在殿旁越听越恼，当下也顾不得殿上的体面了，即时出班道：“高相公大言炎炎，借以混淆视听，为何不说宗泽之罪？”
高强冷笑道：“毛御史不必催促，本相适要说及。”他转过身来，陡地提高了嗓门，向赵佶道：“陛下，辽东之于我大宋，实有泰山之重，不次于燕云二京，今宗泽实无罪，而台谏妄议其事，臣以为过矣。虽祖宗有家法，不杀言事大臣，然臣以为朝中台谏若有人不识大体，不顾国家大计，而妄议大臣是非，则亦沮任事者之锐气。昔日范文正公有言，为臣者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臣以为至论，请即令台谏对质，若论公罪不直者，请以论者抵罪！”
此言一出，满朝皆惊：参劾旁人公事有误者，若是不实，就要以其所参之罪状罪之？高强此言，乃是在挑战大宋朝奉为根本的这一条祖宗家法！
第十四卷 三朝北盟 第三五章
此种大逆不道的言论，自然是群情汹汹，加上大宋朝廷中向来不禁止官员议论，当时便有多人出班驳斥此论，儒家经典祖宗家法还有若干前贤事例，如同一颗颗出膛炮弹一般，雨点般向高强飞去。
高强怕不怕？他眉毛都不颤一下，甚至连反驳的意思都没有一点。
在他看来，所谓儒家思想对于社会发展的消极方面之一，正是在于这种以思想和教条来限制实务的制度，看上去是某种民主思想的滥觞，但是监察制度在实践中往往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结果就是干实事的人倒霉，导致即使不是整个国家，也是一地的十万、百万人民跟着受罪。而那些不干事却在旁边指手画脚的人，他们付出的成本却顶多是个人几年的官场蹉跎而已，长此以往，整个社会的风气自然就走向因循芶且，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御史制度以及所有官僚体制内部的监察，其实都是想的好而作不到，还不如拿下。
以他眼下的能量，还不足以撼动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儒家体制，事实上也并没有完全推翻的必要。但是现实的问题，就是御史台的监察触犯到高衙内自己的利益了，那就要毫不客气地予以抵制。如果你当真有真凭实据，依法入罪，那还罢了，现在这样没有凭据都可以拿掉边臣，岂不是把国家大事当作儿戏一样的不负责任？
“陛下，今毛御史所论宗泽之罪，多系捕风捉影，臣试为陛下明辨之。”等到各位大臣的异议稍稍平息，高强就好似没有看到这些几乎要喷到他脸上的口水一样，这才开始慢条斯理地说及今日的正题。
“首论开边生事一项。陛下，那辽东之民多系历年避战火逃至辽东之人，其家园本在北在东。所避战火者自谁而生？非女真起兵击辽莫属。女真素无仁义之训，其人惟务劫掠烧杀。所到之处掳劫良民为奴，残破州县，占田霸产，而契丹兵败无以抗之，故而辽东之民流离失所，丧父亡妻于女真者不知凡几，其怨女真也入骨。是故辽东常胜军之与女真者，虽无大战，然连年边境上俱有争斗。非自宗泽始，何以御史奏疏中不及往事。而皆谓宗泽之过？且宗泽到任之后。首务安集百姓，收降人之心，使其人心皆向大宋，倘若强以邦交之名。严令辽东之民不许向女真生事复仇，是失人心之所望，乃促之为乱也。且女真与我大宋虽有往来，邦交未定，边疆迄未划封，何来开边生事之说？此其妄也。”
毛注是直接当事人，正要出来驳斥，哪知只说了“陛下”两个字，高强即时截入道：“我奉旨面对辨白，毛御史何可乱我语？莫非有大不恭意？”
毛注老脸涨得通红，待要分辨时，高强却又转过头去不理他，径自向赵佶道：“陛下，毛御史所参二罪，滥施爵赏，乃以花荣、史文恭等封爵为言，臣请为陛下辩明。昔日辽国乱象方显，女真不曾起兵，臣因已于御前定平燕之策，故而分遣忠诚之士为北的细作，察探其国中虚实。花荣等二百五十六人皆因此时入辽东。彼时花荣已为常胜军统领官，纵使不获战功，亦可家门富贵三世不坠，然而彼激于忠义，甘心自蹈虎狼之地，数载间七十余战，为国朝收取辽东四十三州立下大功，郭药师等辽国之人所以甘心南投我朝者，多因花荣为其言，史文恭、徐宁、栾廷玉等为其爪牙，是乃以数百之众，得辽东之地，国朝二百年来，武将之功有此之重乎？此汉班超定西域之功也，旌以节钺，不亦壮哉！”
说到这里，高强霍地转过身来，指着毛注冷笑道：“毛御史，若你与花荣易地相处，敢问能成此功否？能于敌国绝域数年而不忘忠义，终能成其大功归朝否？”
毛注气得浑身发抖，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来：“某，某，某自然有此忠义！”甭管事实上能不能做到，但嘴头上不输人，乃是言官的强项。
哪知高强却应声笑道：“然则毛御史亦知此为忠义，乃国士之风也，以节钺旌表其门，不亦宜乎？且辽东之土，汉人居半，辽东之兵，汉人四万，花荣为汉军之首，少说也得与郭药师分庭抗礼，若郭药师得节钺之封，花荣仅得一小将，其势何以服众？倘若军心不服生变，敢问毛御史能否平之？纵使能平，伤损亦重，与一节钺相较，孰重孰轻！”
毛注这才晓得上了高强的当，越发恼火，却再不敢轻易开口。他哪里晓得，此种当面辩论设置陷阱，抢夺话语权的手法，在现代的大学校园中曾经一度蔚然成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股辩论风，把许多大学生都训练成了此道高手。此时的士大夫们文才自然也是好的，却要细细揣摩斟酌字句方可，要有这般急智，那可就需要相当的训练了，高强小试牛刀，果然奏凯。这也是毛御史功底不够，若是面对前朝名臣如苏轼、王安石者，高强多半便要更加小心。
见小计得售，高强心中暗喜，转过来再辩其余三罪时，更是得心应手，将毛注奏劾之论驳得体无完肤。其实按照当时的惯例，御史言事纵使办不成铁案，也无大碍，只要人弄回来了，要怎么搓圆捏扁都不在话下，偏生高强先前就大段议论，把辽东的地位拔高，将宗泽等人的作为与国家大事联系起来，那就不能草率从事了。
“……陛下，似此言事之风，本非台谏之罪，然而以无妄之罪易大臣，罔顾国家大计，却实非所宜。臣深思其中，实因御史言事只及宗法制度，不究实务所致，故而臣敢请陛下降旨，自今御史参职事官者，若查无实据，便以其所言之罪罪之，以惩妄言之罪！”
一听他又是这句话，石公弼亦按捺不住，出班道：“陛下，本朝台谏为重。得与宰相分庭抗礼者，皆以言者无罪之故，无非公议而已，实乃国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意，岂难道在高相公眼中，竟是奸佞渊薮？臣以为高相公此言罔顾祖宗家法，不知治道之所在，实不堪言。伏请陛下降旨责之。”
呼啦一大片，七八个台谏官员一起跪倒，磕头声响成一片，异口同声地都要赵佶降旨申斥高强，这叫做人海战术。也由不得他们不团结，高强这种奏议乃是危及台谏生存空间的，要是真的以此为定制，就为朝中官员提供了一件极为强力的反击武器，须知官场弄文之事，所有的官僚都是精通无比。那可不是台谏官的专长！如此一来，还叫谏官们怎么活？
赵佶见群情如此，一时也没了主张。他早已有心要将高强外任，是以对此次御史参劾宗泽一事，心下也是有些乐见其成的想法，从这一点上来说，毛注、石公弼等人的眼光还是准的。然而事情闹得这么大，却是他所料不及，事先就连郑居中这样被他安插在尚书省的亲信，也没有传出半点风来，如今事情的焦点居然成了关于台谏的祖宗家法，他虽然贵为天子，却也不能擅加变更。
宋时的祖宗家法，到后来其实已经成为臣僚们钳制皇帝的一种工具，即便是皇帝也不能违逆。因此赵佶踌躇片刻，便要依言申斥高强，哪知他正要说话，臣僚班首转出一人，捧着笏板向上道：“陛下，臣有本奏。”
右相梁士杰！在何执中病故之后，梁士杰作为当朝唯一的宰相，在新任左相出炉之前，可谓是当之无愧的臣僚之首，分量毋庸置疑。然而在这次波及到大半个朝廷的风波之中，梁士杰却由始至终置身事外，没有发表任何一点意见，颇有令人莫测高深之感。而今，他终于是开口了。
“陛下，臣掌中书有年，深感治国不易，须得面面俱到，不可偏废。适才高相公引范文正公，称为臣者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以为任事者须谨记，臣深以为然。”
此言一出，众御史皆是暗惊，难道说梁士杰在这场大风波中要站到高强的那一边？
哪知梁士杰话锋一转，又道：“虽然，臣却想起范文正公的又一句话来，宰执行公道，台谏行直道，斯乃国家之幸也！今臣工切谏，直臣之道也；而高相公、宗宣抚等任公事而忘身，如花荣等武臣亦奉忠义而不顾己，此公道也，臣僚中二道兼备，斯诚为盛世之所宜，若非陛下盛德，国朝兴旺，何以至此？臣身当斯时，实不荷之幸也！今当为陛下贺之！”
原来是出来和稀泥的！听出了梁士杰的意思，上至皇帝，下到台谏，心里不约而同都松了一口气。事情闹到这个份上，已经超出了石公弼等人所能控制的范畴，当事人都开始在担心如何收场的问题，现今出来一个够分量的人和稀泥，总是众人乐于见到的。
一圈马屁拍下来，梁士杰察言观色，晓得自己这番话大抵是能够算数的，心中暗喜，这才说到正题：“若说今日之事，实因辽东宗宣抚而起，适才高相公为之辩驳，臣以为所论极当，诚老成谋国之论也，台谏所劾奏之事未尽其实，臣以为曲在御史。”
毛注和石公弼等人脸色齐变，正要力争，梁士杰把手一摆，微笑道：“诸位台端稍安勿燥，中书并无裁制台谏之权，皆在陛下方寸，本相但以一己之管见言之而已。”那意思我说也不算数，你们要争待会再说。
他向上道：“虽然如此，而高相公不顾祖宗家法，责台谏以抵罪之事，臣亦以为过，谅来高相公事功太盛，春秋又富，平素任气而行，始有此论。虽然勇于任事，然只顾公道而不明直道，不明祖宗家法之美意所在，诚非廊庙之器也。”
好嘛，各拍一轮马屁之后，又是各打五十大板。到这个份上，赵佶也迷糊起来了，忍不住问道：“若如卿家所言，臣工俱有所得，亦有所失，此事毕竟曲在何方？”
梁士杰胸有成竹，不慌不忙道：“臣以为，就事论事，直者旌表之，曲者责之，是为至道。台谏言事不谨，当受其曲，臣以为不当使台谏复理此事，可下大理寺，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不必待中执法而明。”
石公弼脸色一变，已经晓得梁士杰之意。这件事乃是因台谏参劾宗泽而起，若是不许台谏参与审讯。这上面台省已经是输得干干净净，那大理寺属于理民官，受中书制约极重，若不得人撑腰，哪里会来和宗泽这样位列执政班的大臣为难？此事势必不了了之，而首建弹劾之议的几位御史，包括他在内，从此便再也没有面目再留在台省之中，外放为官大概是无可避免的了。
方要出班力争，那官家却已点头称是：“相公此言乃属长者之论，朕以为甚平，只是宗宣抚持辽东之重，临时以事易帅。适才高小卿家以为不当，如之奈何？”
梁士杰却道：“陛下，这天下乃国朝之天下，臣工为天子牧万民而已。岂有去一人而失一方之理？即今虽云招还宗泽。然可与臣工中择一知北边利害者代之为辽东宣抚，先使此人代宗泽安集辽东，而后始招还宗泽谒阙便可。”
赵佶一听，正中下怀，当即笑道：“宗宣抚任边有威声，曾任两府大臣者何人能代之？”
高强见时候已到，当即出班道：“陛下，适才闻梁相公公道、直道之论，臣始知一己管见之差，自觉汗颜之至，不敢复居廊庙。今宗宣抚有事还朝，君王有北顾之忧。常言说主忧臣辱，臣虽不才，于北事差有所知，愿为陛下分此忧，敢请代宗宣抚出镇辽东。”
此言一出，满朝俱是一阵深深吸气声。何解？高强，这个十年以来大宋政坛最为耀眼的人物，终于要再度外任了，而且是因为一场政治争斗而去。按照官场的惯例，象这样离去的官员，有很大程度是受到朝中臣僚的排挤，这一去要想再回到京城，那可就不知何年何月了！好比现今，分明是梁士杰趁机逐走了高强，只要他一天在朝中，高强几时还能回来？
赵佶却如释重负，笑道：“当日何相公病重时上密奏，称本朝知北边利害者莫过于高小卿家，朕亦深以为然，今若得高小卿家镇辽东，朕北顾无忧矣！只是高小卿家掌枢府多年，仓促易主恐未必得人，卿家可能为朕荐贤自待？”
高强不假思索道：“前任执政刘正夫，曾使北辽，且独立朝堂无朋党，可掌枢密。宗泽，臣敢以项上人头保他无罪，其事辨明之后，陛下可仍任以枢机，自当上下和睦，诸事得宜。”
赵佶拊掌大笑，当即唤了翰林学士承旨燕青上殿，即殿上草制两道，头一道，命高强以枢密使衔为辽东路宣抚使；第二道，命刘正夫为同知枢密院事，署理公事。依例自有加封若干，譬如带检校少保之类，此处不必赘述。
而招宗泽还朝之诏，亦由外制——中书舍人知制诰王安中草就，由高强带往辽东宣谕，同时降下省札，命大理寺会同开封府理其事，御史台任何人不得参与。
三道制词草就，即日退朝。同日，御史台石公弼以下八位台谏一起上表请辞，赵佶稍坐慰留之后，便一一外放，台省一下子空了一半。
又过些时日，禁内又宣麻书，进梁士杰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郑居中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叶梦得进尚书左丞，曾任枢密使的侯蒙为尚书右丞，张克公则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河南府。
博览会三楼的密室中，几个酒杯碰到一处，叮当作响。梁士杰一饮而尽放下酒杯，向高强笑道：“贤侄，今番你受了委屈，却成全了为叔，实是难能可贵。今当远行之时，有甚事放心不下，尽管对我道来，为叔自然为你一肩承担。若是宗宣抚之事，自不必说，只要是你的门人，为叔定教他们个个安稳。”
高强笑道：“小侄今番亦是多承世叔周全，岂敢居功？若得世叔一力担保，周全小侄门生众人，复有何事堪忧？今日只与世叔喝个痛快便是。”说罢举杯再敬。
又行一巡酒，一旁的叶梦得笑道：“任他台谏如何思量，也要着了我等手脚，今日台省一空，所荐举臣僚无非我等门生，今后亦只唯唯而已。全仗高贤侄谋划，始有此功。”
梁士杰点头，忽然道：“贤侄，如今朝野一清，独有那燕青本出自你门下，现今却有独立之意。今番贤侄北上之后，这厮只怕要坐大，待为叔设法为你除了他去。”
高强作苦笑状道：“不瞒世叔，某心中亦甚恨此人，那蔡氏被休出之情由，旁人或许不知，世叔当日亲历其事，自当悉知。此人为我心腹，却因蔡氏而仇我，实可恼也！无奈官家亲自为我等缓颊，我却是不能与他为难，如今世叔肯行，小侄甚是甘心，只一事可虑。”
“何事？”梁士杰不动声色问道。
“如今燕云既复，辽东又纳土，每年钱粮人众皆须海道往来。而我大宋船队，皆在东南应奉局手中，系这燕青一手掌握，我亦要仰他鼻息，轻易如何动得他？”高强叹息不已。
梁士杰沉默半晌，方道：“也罢，若是他知情识趣，能保证北边新收三路转饷无碍，某便且容他跳梁一时罢了！贤侄且放心，为叔必以你在辽东为重，不来与他计较细事便了。”
高强点头叹息道：“亦只得如此，料来有两位世叔在朝中照应，小侄在辽东亦不致受其挚肘。”方举杯向梁士杰敬酒，肚里苦苦忍笑不已。
第十四卷 三朝北盟 第三六章
一年以前，高强受诏从大名府领兵北上，一举收复燕京山前诸州，凯旋之际风光无比，其盛况犹在眼前；一年之后，他却从枢密使任上外放边帅，虽说并没有贬官，反加了一镇节度，然而毕竟是因为一场颇为令人瞩目的政治风波而外出，可以算是就此离开了大宋的政坛核心，仕途的沉浮果然是变幻莫测。
当然高强自己是不作如是观，现今的结果可以说正是他所想要的，对着老爹高俅时，他甚至将今次的外放为官称为是“软着地”：“孩儿年未而立，已然正位枢府数年之久，且有平燕之功，此生复何所望？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此东坡学士之言，儿今已知其滋味矣，趁此时正好脱身京城名利场中，若能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固所愿也！”
他说得洋洋得意，高俅却是一脸没好气：“直恁地没志气！家门人丁不旺，老夫府中终日冷清，长恭孩儿又被你不知弄到哪里去了，今番你合府北上，剩了老夫一个孤零零的，尔孝道何在？尚敢说什么江海寄余生，可知父母在，不远游！安安分分与我作几年边帅，官家终有复用你之时，那时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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