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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非正常生活-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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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除了作者自己书写的文字外，还用大量篇幅收集了她周围人所揭发的关于她的桩桩件件，点点滴滴，使这个出身名门、满嘴粗话、性格率真、知人善用、勇于改错的性情中人的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通篇洋溢着洪晃独特的个人魅力。
当主编真牛
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时刻：脸上做出非常严肃认真的表情，把不大的眼睛瞪圆，小嘴巴撅起，薄薄的嘴唇紧闭，身体不时摇摆以便显示我在从各个角度观察面前的选择，像专业人士一样。这是1998年11月，我头一次为《I
Look世界都市》挑选封面。
康明手里有两张封面：左手举着的是金黄色调，一个纯洁的女孩肩上扛着麦穗，白色的衣服几乎是围在身上的，有点像古罗马的装束，女孩的脸是个侧面，有一个像蒙娜丽莎的笑容挂在嘴角上，头上有一个用柳树枝编的花环。右手的决然不同，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上面有一个蓬头散发的女孩，双眼警惕地凝视前方，一种紧张的神态，身上黑色的衣服没有任何细节，两只胳膊半张，也是一种神经质的姿势。
“你觉得哪个好？”我问利丰雅高分色部的头儿，潘先生。
“这个吗，要看你喽。”小潘是那种可以去外交部礼宾司当司长的商人，说话滴水不漏。
“你觉得哪个更好？”我追问道。
“这个金黄的嘛，和你原来I
Look的风格比较近似；那个黑白的嘛，比较有个性。”在他的脑子里话已经很清楚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两张都不能当封面，金黄的这个还凑合，和你杂志勉强有点关系，那黑白的纯属于瞎胡闹，想都别想。”可那个时候我还是属于热血沸腾的阶段，不具备听明白这种话中话的能力，我当时的理解是，这个看过无数封面的香港人觉得我两个封面都不错。
“你说呢？”我问康明。
康明是我们的美编，他是一个小个子，说话有一丝非常好听的四川音。他还会眯眯笑，而他笑的时候你是绝对不可能拒绝他的。这时候他笑眯眯地说：“你说了算喽，我都喜欢。”
我这时候才意识到，当主编真牛，能让一张破照片挂满全国成千上万个街头。
我刚接手I
Look的时候，我们整个后期几乎都是在印刷厂作的。现在想想，利丰真是很照顾我们。我们每次都是大队人马杀到蛇口，有美编、责编、主编，美编还经常是两个两个地派去。到了就去利丰的分色车间，霸占两台上好的苹果机，把还没有排完的刊物就地做完。一般这时候美编身后还坐着一个责编或主编什么的，没完没了地下修改指令，“这个再往上点”，“那个再往左点”，“把这个模特的腿再修细点”……
已经是半夜两点多了，我还是决定不了到底哪张照片当封面。潘先生和康明困倦得直揉眼睛。我们当时坐在利丰为客户准备的小会议室里面，这个房间有一面玻璃墙，外面是像足球场那么大的利丰办公室，而现在已经是黑漆漆的一片，只有一个看守的保安，哼着粤语流行歌曲在外面走来走去。我其实也应该是疲惫不堪了，但是兴奋让我根本没有累的感觉。
“明天封面必须要出来了，”潘先生提醒我，“我先回去了，你慢慢看吧。”
他走了之后我又把封面放到会议室的书架上，那上面有很多女性刊物，全国彩色印刷的刊物中有80％以上都是在利丰印的。
“是不是黑白的更显眼一些？”我问康明。他打了个哈欠，“嗯”了一声。
“那就是它吧，”我说，“咱们就得有点个性。”
书终于出来了，我的第一个封面。一个模糊的、神经质的女孩，一副恐慌的表情出现在280克铜版纸，过UV，加膜的封面上。我骄傲地把刊物交给我的伙伴。
“啊，”他惊讶地看着封面，“谁选的封面？”
“我。”
“穀。”他想了想又说，“显然，I Look马上要起来了。”
“真的？！”听了这话我高兴得像被打了一针强心剂。
“肯定。”他笑着，坚定不移地说，“因为我没见过这么难看的封面，I Look已经跌到底了，所以只能往上走了。”
从国外回来的人
从国外回来的人刚开始都有点优越感，走在王府井茫茫人海中，我们总觉得比别人高一截。一般来说，这种优越感在两年内会被撞得支离破碎，如果你还能保持你的自信，还能坚持下来，那你就说不定能混出来了，真的能出人头地了。
1998年11月，我自以为有三条感觉良好的充足理由。首先，我的英文好得不得了，法文也能唬着不懂法文的人，我可以非常轻松地看懂所有英文刊物，所以我作内容策划是没有问题的。二来我在纽约上的中学，每学期去三次当代艺术博物馆，听一次大都会的歌剧，我上的大学是罗斯福和肯尼迪两任美国总统夫人的母校，还出过两个女文豪，在这种教育下我的品位能差到哪里？就更不用说我这个书香门第的出身了。最后，我有十几年的商业经验，知道什么是现金流，而国内那个编辑又能够如此精通商务？看样子办刊真是非我莫属了。
而实际上我的办刊能力是王府井街头任何书报摊贩能一语道穿的。我到现在后悔自己没有能够早点觉悟，办刊交的学费远远超过了留洋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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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瓦瑟大学，坐落在纽约州北部，非常破落的一个工业小镇上。这个学校和她的环境格格不入，外面一片萧条，除了快餐，连个像样的餐馆都没有。而希腊船王的后代经常开着敞篷奔驰在镇子附近飙车。全镇的酒吧充斥的都是已经失业，痛恨另类和移民的“红脖子”，而我们学校40％的男生里面有一半是同性恋，瓦瑟大学是美国惟一一个没有橄榄球队的大学。
马修·瓦瑟先生是学校的创始人，他是一个啤酒商，发财以后于1861年建立了这个女校。原来应该是培养夫人完成学校，英文叫Finishing
School，就是给有钱人家的女孩再涂上一层文化外衣，完成一下。我是瓦瑟大学84届的毕业生，而我上学的时候，这个学校已经和其创始时候的教育理念差得很远了。
瓦瑟的改变在二战以后，60年代的时候瓦瑟大学出了一个作家，玛丽·麦卡锡。她写了一本书叫《THE
GROUP》，里面描写了四个瓦瑟大学毕业生在走出校园之后在社会里混荡的故事。当然，书里最尖锐的是麦卡锡冷酷地形容这四个人形形色色得逞和没有得逞的性活动。由于这本书的轰动效应，瓦瑟大学女生从此得到了比较“开化”的名声。学校的看家学科和其形象也非常吻合，艺术史、英文是全美国都是叫得响的。
1981年我入学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说过玛丽·麦卡锡是谁，也不知道这艺术史到底教什么东西，我去瓦瑟大学是因为学校给了我全额奖学金。
我是9月的一个下午扛着铺盖卷入校的。由于是转校生，没有来得及选宿舍，就被分配到女生宿舍一个拐角里的小屋子。后来我才知道，酷人都要住主楼，至少要住男女生混合宿舍楼，最不酷的乖乖妞和女同性恋死党才会选择住女生宿舍楼。
这里和我原来上的州立学校简直天壤之别。每个宿舍楼都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坐在大堂里面。学生们叫她们为“白衣天使”。据说这些人都是退休护士，这样能照顾学生。她们帮我们这些没钱在宿舍里装电话的学生接电话，有任何生活问题都可以找白衣天使。我们还有一些“绿衣天使”，她们是打扫卫生的阿姨，通常有很浓厚的东欧口音。每个楼里有一个共用的客厅，客厅里有一台小三角钢琴。学校的主楼里有一个很大的铺着深红色地毯的客厅，叫玫瑰厅，每天下午4点可以在那里喝下午茶，吃黄瓜三明治。而我原来的学校，宿舍大堂里面只有缺胳膊断腿的桌椅板凳和满墙的涂鸦之作。在瓦瑟大学这种环境中读书，你一辈子都有一种摆脱不了的优越感。
最难忘的老师
我总觉得优越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和自信完全不同。如果两者中让我选一个，我想自信更实惠一点。家庭、相貌、文凭都可以予以优越感，但是这和本人没有什么关系，瓦瑟大学给我的优越感来自于她的三角钢琴、红地毯和黄瓜三明治，而我的自信来自于瓦瑟大学给我的教育。
梁喜辉教授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老师，至于他是一个中国人完全是个偶然，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都不大会讲中文。大三的第一个学期我选了欧洲近代史，当一个瘦瘦的亚洲人走进课堂，我多少有点失望，我当时期望着一个我能爱上的绅士教这门课。梁教授讲课就是讲故事，他有一口标准德国口音的英国英语，下课前总结几句，然后就把一班学生派到图书馆的典藏室去看书去了。他在黑板上写的东西根本无法作笔记，如果这堂课时间再长一点，他在黑板上的涂鸦就和杰克逊·波拉克的画有一拼了。
期中考试前，我们有一道作业，就是一篇叫“WHAT
IF（假设）”的作文。梁老师要我们假设二战中如果任何一个参战的国家改变其立场，会对近代史有什么影响。我选了中国，因为我知道梁老师曾经写过一本书讲述德国军官在国民党军队中所进行的培训及由其产生的影响。我的作文把梁教授的观点总结得非常好，他的书我至少看了三遍，结果他给了我个F——不及格。
我几乎疯了，非要梁教授给出我个理由来，他请我去他家吃晚饭。
进了客厅，我一眼就看到一个介于实验室和小孩玩具之间的装置。
“这是什么？”我问。
“这是欧洲近代史。”梁老师笑着说，“你看，最上端这个球掉下来就是南斯拉夫的枪杀，稶！球顺着滑道滚到这个坑里就会弹起来一面沙俄宣战的小旗，小旗起来的时候旗杆就会把装红色液体的瓶子打翻，这样血就会流遍欧洲，液体流进这个坑的时候，这个不倒翁的列宁就会飘起来……俄国革命……我还没作完。”
我呆了，好像有人突然在我沉闷的脑子上面开了个天窗。
“来，”梁教授说，“你来看看我的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像一个三维的小人书。梁教授把二战前柏林的地图非常形象地画满了卫生间的墙壁、房顶，连马桶的抽水缸都没有放过。他告诉我战前的柏林是他度过童年的地方，他地图上的每一个小店，酒吧都是根据他小时候的记忆和历史资料标画的，名称、门牌号码、挂的招牌的图案、老板的形象都是有考证的。梁老师说这很不容易，因为柏林的很多资料已经在二战中消失了。
这顿饭吃了什么，后来又谈了什么，我都记不得了。但是我非常清晰地记得从梁老师家出来的时候，我已经非常明白，教育的价值是被教育的人能够问“为什么”，能够独立地找到答案，能够有自己的观点。会背书的学生都是傻X。我的自信来自于这顿饭之后我再也没当过傻X。
丢了优越感
“为什么？”我问。
“作啥，作啥，穀没啥，哦不欢喜。”老于头看也不看我，一边摆弄着他摊头的报纸，一边很不耐烦地打发我。
他的摊位在上海美美百货的拐角，所有高档生活刊物都要朝拜这个摊点，因为就他这里卖得好。我不知道我怎么在不认识他的情况下把他得罪了，这个倔老头把I
Look先是拒之门外，后来是把I Look和过期的刊物放在一起，严重影响了销售。
“是不是我们刊物不好看，我挺想听听您的意见。”我拍马屁的语气自己听了都肉麻。
“哦才穀要看哝个杂志。”他干脆坐下来，屁股对着我。
“老于啊，我们老板给你带了点见面礼。”我的发行总监黄晓洁一边帮我打圆场，一边示意我把我们刚买的一条中华烟递过去。
“是是是，”我赶紧接过来说，“我们交个朋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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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于把烟一把拿过去，瞪着眼睛跟我喊：“个作啥？！！个作啥？！！哦要吃哝个香烟咯？！”然后随手把烟扔到淮海路中间。小洁和我都吓坏了，我已经有点气急败坏地想动手揍这个不讲理的老头子，还是小洁使劲给我眼色，要我忍住。
“你别这样，老于，我们是来和你谈工作的。”小洁劝他。
“个么哝讲事体题，做啥拿香烟来啦？！”老于头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没什么，于先生，你不要误会，我们头次来。总是客气一下，没别的意思。”我缓了口气，决定再试一把。“烟就算了。我妈妈刚刚写了一本书，我让她签了字，给你带来了。”也许，他买我妈的账。
老于把书接过来，翻了一下，扔到一边。“哦给哝讲，呒没用咯，哦有事体，哦跑了噢。”然后转身就消失在一个小弄堂里面。
我和小洁傻呵呵地愣在那里，摊位上的小报童捂着嘴笑话我们的无能。外面下着毛毛细雨，我在考虑要不要去抢救淮海路中间已经被车压扁了的那条中华烟。
我跟我妈妈要她的书时候她问我：“这个于先生是谁啊？”
“是上海的一个摊贩，我得求他好好帮我卖I Look。”
“我为什么要给他书呢？”我妈还是不解地问，“这有用吗？”
“有用，有用，你不懂。”
事过两三年之后，东航出版社的叶荣臻跟我妈说：“听说你女儿曾经在上海被一个摊贩轰出去了？你知道吗？”
“怎么回事？”我妈问他。
“这个老于头大家都认识，他到处和别人讲，章含之的女儿拿着她妈妈签名的书来求他，也被他骂跑了。”
我妈妈随后就给我打电话，问我这个故事是否属实，我只好承认。
“那我的书就给扔那儿啦？”
“嗯。”我一直没敢告诉我妈，怕她生气。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没用吧？”她哈哈大笑，“你就丢脸吧。”
我从钢琴、红地毯、黄瓜三明治里得到的优越感就这样转送给上海的老于头了。
朱伟：洪晃是个随心所欲的人
洪晃是个随心所欲的人。1998年她慷慨地留给我一本青春期在纽约的影集，让我给《纽约空降红小兵》配图，然后就好像整整消失了半年。再见面时突然一个电话过来，说是吃涮羊肉，涮羊肉时候说，她正在帮着做《I
Look世界都市》的销售，让帮着在编辑方面出出主意。那时候她还没当出版人，但她说她是一个一上飞机就狂买杂志的人，做一本时尚杂志，告诉别人穿什么衣服是一件特好玩的事。我理解，她是要通过做杂志来过一把瘾，因为从骨子里，写文章也好，做杂志也好，她都希望能证明点什么。证明过了，好比一件穿过的衣服，也就不会再当回事。
刚开始做发行，她说：“我打一个‘夏利’跑到地铁说，我把书送来了，你们帮我搬一搬。这怎么可能？谁求谁啊？我就老老实实把六箱书搬下去，搬得吭哧吭哧的，一点都不好玩。然后去了一个二渠道的发行会，把我给吓死了。一个黑黑的楼道，每个发行商一个小屋子。我从来不知道中国的发行渠道如此分散，根本不可能像国外那样为出版商提供系统的服务。惟一的可能就是邮局，但是这种单位只会压书，不会发书，他们的专长是利用政府政策给予的垄断，提供最少的服务，收取最高的费用。”洪晃显然对中国发行市场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然后她去做广告，她说她把一大帮广告代理召集起来，扣在那里就自己一个人说这杂志怎么怎么好，容不得别人说话，“谁说这杂志不好我跟他急”。
又过三个月，她和点点拉了一个《I
Look世界都市》的编辑请我吃饭，让我帮着介绍一些文章写得好的写手，这时她已经全面接管了这本杂志。她后来告诉我：“我当时最蠢的是完全觉得自己是个特别合适的出版人。那时我施展自己身手的欲望特别强，我觉得中国的编辑没一个懂经营的，而中国的经营者又没一个懂文化的，所以最棒的出版人非我莫属。”在当时的她眼里，做杂志是一件特容易的事。我问她打算怎么办，她天真地说：“我拉最牛逼的作家都给我写稿子，最牛的作家我都能网在一起，这杂志的质量肯定就会不一样。”
再过一段，风风火火又一个电话打过来，说是成立了一个公司，杂志、网站一起做，让我到她公司看看。去了一看，感觉果然不错：在写字楼里搭起了纽约那种艺术SOHO里的钢结构房梁，红黑两种颜色，写字楼里虽显得暗、压抑，但充满艺术气息。也不知她从哪里找来一堆文革时的革命版画，都用镜框给挂起来。我想，这可真是典型的洪晃审美趣味。我感兴趣的是，她怎样靠这样的趣味做她的时尚杂志呢？
编辑人选
“我想求您帮个忙。”1998年的时候我跟朱伟刚认识，打电话非常客气。当时我很巴结他，因为我特别想在他的《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我写的小破文章。我写东西和我说话一样，非得有观众，如果没有人登载，我绝对不写，那不是跟面壁一样吗。
“嗯，说吧。”朱伟说。
“帮我找个编辑吧。”
“干什么的？”朱伟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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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什么的？编东西的，编辑还能干什么。”由于我当时对刊物不同编辑的不同分工比较不清楚，而下意识地又觉得朱伟这种文人看不起我和我办的刊物，我的语气里充满了防守攻击的腔调。
“你到底要什么样的？是编辑文字，还是要出题目的。”
我还是不太明白他在说什么。“就要那种两个都行的吧。”
“编什么栏目的？”朱伟问。
我还是觉得他的问题里充满了对我的鄙视。“什么栏目都能编，要有头脑的，聪明的。”我回答道。
“好吧，我给你想想。”朱伟干巴巴地说，“就这样，还有事吗？”我总觉得该和大编辑寒暄几句，拉拉近乎，假装我也是同行，但是让他憋得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只好告辞：“那……我等你电话吧。谢谢啦。”
过了几天，朱伟果然推荐了人，编辑部面试之后发现此人只能花不到一半的时间工作，另外的时间要自己打坐、养神、拜佛。我气疯了，我觉得就是朱伟拿架子，看不起我和I
Look，不推荐好的编辑给我。我想和他打架，我觉得他不够朋友。我想他这样戴眼镜的上海文人肯定特别怕非常粗野的北方女人，所以拿起电话就喊：“X他大爷的，你丫怎么拿我开涮，那他妈编辑能他妈干活吗？！”
谁知道这个在北京居住多年的上海人居然立刻操着没丢干净的上海口音反击道：“X你大爷，你他妈不知道你要办什么样的杂志，我他妈怎么给你推荐？”
丑女人情结
在犯了很多错误之后——大概是2001年的夏天，我终于一头雾水地找朱伟和几个朋友帮我重新找I
Look的定位。在我也记不得多少次集体培训和谈话之后，我慢慢悟出来我还是应该把I Look做成一本好的消费类杂志（consumer
magazine），而不是我自己的观点的讲台。我才意识到我犯了不少错误，比如：I
Look曾经做过一圈户外广告，口号是“给有头脑的女人的杂志”，是我的馊主意。这种口号真是打击了一大片，把读者都吓跑了。实际上，爱美的女人永远比有头脑的要多，因为即使有些爱美的女人不爱动脑子，所有动脑子的女人还是要美的。我没算清楚。何况女人要看严肃的文章有《三联》、《财经》，要看文学有《小说》、《收获》、《万象》，她们选择时尚类刊物就是为了服饰美容，为了生活方式，为了轻松。再仔细想想，我自己也一样。住在纽约的时候，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咖啡桌上都摆的是New
Yorker，而马桶边上全是《人物》。
必须承认，不修边幅的女人是不可能当女性刊物主编的。我基本上不修边幅，而这事全赖我妈，因为她没把我生得漂亮点。我向来认为，我的性格和聪明是我最大的长处，而我的长相是我最大的短处。从我懂事以来，无数的人带着遗憾的口气对比我们母女的长相，以致使我坚信，我的长相是没救的。
记得80年代的时候，我因为公事要赶回北京，买不到上海到北京的飞机票，求我妈妈帮忙。她找了上海民航的一个局长，曾经是周总理专机的飞行员。上飞机那天我穿着破破烂烂的牛仔裤和白T衫，在上海机场席地而坐，津津有味地捧着一本侦探小说。突然，局长的秘书走到我跟前，叫我赶快站起来，局长来看我来了。我慌忙起身，正在弹裤子上的灰尘的时候，局长已经离我鼻子只有三寸了。
“你就是章含之的女儿啊？”局长问，好像很吃惊。
“啊，我就是，谢谢您……”
局长没等我表达完殷勤的感谢，就打断道：“怎么一点不像你的母亲啊……”他有点自说自话，一边说一边摇头。“你母亲好漂亮的哎，你怎么……不像。”然后他很失望地挥挥手说：“好啦，好啦，你等飞机吧。”说罢，转身就走了。
更要命的是，我12岁出国之前是个大胖子，体重比现在还重。那时候老演北朝鲜的电影，有一个叫《摘苹果的时候》的电影，剧情我已经忘光了，就记得当中有一个男的找对象，他的妈妈非要他娶一个胖媳妇，拿着照片劝他说：“她能挣六百工分呐。”我当时最怕学校放映这个电影，因为我的外号就是“六百工分”。我还非常害怕上体育课，四百米我要跑四分钟，跳山羊我永远跳不过去，骑在上面。我老撒谎请假，不上体育课，老师直纳闷，说这个孩子怎么一个月来四次月经。
等我从美国回来，妈妈被隔离审查了，我周末只好和爸爸、美女后妈一起过。我后妈叫朱一景，漂亮得跟妖精似的，曾经是电影《五朵金花》里面的一朵。本来我就不漂亮，她就干脆雪上加霜，经常提醒我说：“你长得真不好，现在出身又成问题，赶快嫁人吧，只要是北京户口就行了，阿姨是为你好。”我不爱记仇，但是跟这个朱一景我是一辈子记仇。
谢天谢地这个女人后来离开了我父亲，在纽约瞎混，还是想拍电影。记得有一次我和陈凯歌、吴天明去一个住在纽约的台湾导演家玩，人家谈到朱一景想上他的戏，我大概一口气骂了她半个钟头，吓得这个导演没敢用她。这可能是我和陈凯歌结婚最得意的事情，狠狠地泄了一回私愤。
我的思想适合给丑女人情结的人办一本刊物，但是主流实在没戏。现在想想都脸红，知道自己错了，知道我这个丑小鸭大概下意识里终于想露一手。
我认识了这个问题之后曾经企图改变自己的意识，我找了很多书，都是讲成功女性刊物的，其中有两个美国最成功的女主编的自传，一个叫海伦·格利·布朗，还有一个叫黛安娜·弗里兰。我当时的意图是研究一下她们身上我能学到什么，效仿点什么。研究的结果是她们真是我比较讨厌的那种女人。
两个世界权威女性杂志主编
海伦·格利·布朗是COSMOPOLITAN的终身总编。她的杂志是全世界销售量最高的女性刊物，在中国就是时尚伊人，全国最赚钱的女性刊物。海伦·格利女士成长在美国的50年代，她在公司当秘书的时候发现当时的道德观只允许男人寻欢作乐，而好女孩却要循规蹈矩，等着她的白马王子的到来。布朗小姐的白马王子是布朗先生，他们结婚之后，布朗就写了一本当时非常震撼的书《单身女孩和性》（Sex
and the Single
Girl）。这本书是60年代性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书里公开提倡女孩要走出闺房，体验生活，特别是性生活，不仅要体验，还要享受和利用。书出版之后，HEARST公司聘请她作COSMOPOLITAN的主编，彻底改版一本原来循规守旧的女性刊物。新版的该杂志于1966年问世，其封面女郎的姿态一直保留到今天：暴露的胸乳和挑战性的勾引目光。大标题是：全世界最棒的情人——被他宠爱是什么感觉。从此，COSMOPOLITAN找到了一个永恒的女性话题：女人如何能够得到男人。COSMOPOLITAN的成功归功于它明确的定位，几任主编都能够根据每个年代将这个主题进行下去。凯特·怀特，COSMOPOLITAN今天的主编和刊物的创始人有非常类似的经历。怀特曾经写过一本名为《好女孩不能得到，主动的女孩能》（Good
Girls don〃t get ahead， Pushy Girls
do！）其中心思想和30多年前出版的《单身女孩和性》非常一致。COSMOPOLITAN里面实用性的东西很强，特别是女孩子刚刚走入社会的种种入门经。如何找工作、如何换工作，如何不工作；如何找男人、如何守男人，如何抢男人，如何让别人羡慕我，如何不嫉妒别人，如何抄老板的鱿鱼，如何不被老板抄鱿鱼，等等等等。这充分反映了布朗这个成功的灰姑娘的人生观，用她自己的话说：如果说我的成功是建立在伟大的智慧的基础上，不如说是建立在伟大的常识基础上。这些如何如何都是海伦·格利·布朗自己的生活经验——如何找着一个好丈夫，如何在事业上登峰造极。
说实话，我这辈子没有买过一本COSMOPOLITAN，而且觉得这种人生观很陌生，并且让人作呕。COSMOPOLITAN的精神是纯美国的实用主义，让女人把自己的相貌和性当作自己的工具去摆平老板、男人等需要摆平的人，当然这比被别人利用好，所以也可以算是一种最实用的女权主义吧，但是我要是男人的话，和这种女人睡觉我一定要穿着内裤，否则有些不放心。由于COSMOPOLITAN在美国的名声，这类的女人已经被统一称为COSMO
GIRL。在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丑闻被揪到法庭后，《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非常恰当地称莱温斯基是当今的COSMO
GIRL。海伦·格利·布朗把COSMO
GIRL的精神总结为3F，即FUN、FEARLESS、FEMALE。我的对这三个字的理解如下：FUN——就是有意思，好玩。好玩的女人大概都应该有点像《还珠格格》里面小燕子的感觉，基本上是个二百五。
FEARLESS——就是无畏的。中国有句话：无知者无畏。无畏本身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品质，和愚蠢可以并列。说得好听点是“浑不论”。
FEMALE——就是女性，或女性的。如果用COSMO的封面来找女性的感觉，那种暴露的胸乳和半手淫的姿势，基本上就是一个字：骚。
所以COSMO
GIRL要具备的条件不过为：二百五、“浑不论”、骚。这就是3F。黛安娜·弗里兰与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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