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机遇-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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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地陪着说话：“此事疑点甚多，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凶手虽死幕后仍在，务必要纠拿出来，倒是要劳烦赵大人费心了……”

载泽和岑春煊是明白事体之人，也不会相信暗杀是端方授意的。因此清查直隶盐政虽然损害了直督的权益，即便有所不满也万万不至于发展到买凶杀人的地步，更何况出事地点就在直隶境内，本来就有责任，更不必行如此愚蠢的动作。

到底是谁呢？赵秉钧带领缉拿人手开始了多方侦探，为了不打草惊蛇，《帝国日报》除公开谴责暗杀举动外，就轻描淡写地报道了凶手毙命当场的消息，为了“证实”起见，还破天荒地第一次配发了新闻照片。张镇芳等人原本心里的担心一直提高到最高级别，但眼下这等情形，特别是连着好些天没有动静，绷紧的弦也就开始松了下来。

直隶地地头。喧闹一番以后，重新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钦差大臣被刺无非又在民众间所谈论的奇闻怪事中增加了一条，自庚子事变以后，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多，恩铭、五大臣、载沣现在无非又增添了载泽和岑春煊而已。

盐商群体中，虽然也有不少人怀疑此事的来龙去脉。但自暗杀一事，钦差使团的相关举动陷入了停顿，改革盐政地言语也不再有人提起，岑春煊和载泽在天津闭门谢客，调养生息，警卫力量倒是加强了好几番。盐商们明显摸不着头脑，但既然盐政改革不必再提，也没人愿意出面充当这个不愉快的挑头者。

不过。这仅仅只是表象而已，暗地里，在赵秉钧亲自坐镇之下，内政部最强的力量汇聚天津，开始了对相关情况的察访，而在这些力量中，又以一人最为出名，这人却是——汪精卫。

汪精卫和陈璧君大婚后，又在京城天牢里呆了许久，除了每日的看书写字外。汪精卫本人对维新元年以来的政治实践和政策走向进行了细致的思考。他敏锐地感觉到，整个帝国的政治正向他所不熟悉地领域挺进，特别是三个贪污集团的查处，让他体会到了维新以来前所未有的力度，使得他在思想深处有了极大的触动。

和林广宇、善耆等人想得一样，汪精卫并未对林广宇当时所说的“十年之后如无起色自动交权”一言当真。这种和平交权的可能甚至比暴力革命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还要低。在他看来这只是一种姿态，一种宣示信心与洞察力的姿态。

如果说维新元年高层政治动荡对汪精卫的思想有潜移默化影响的话，那么武昌举事失败地结果则彻底震撼了汪精卫。武昌城中，数倍于禁卫军的新军暴起发难，原本该是猝不及防的一边倒局面，结果禁卫军不但顶了下来，而且还将渗透有革命党的新军清剿得干干净净。

在外界看来，革命党或许是铁板一块的造反阵营。但在知悉内情的人眼中，革命党派别之分野实际上远远要比朝廷来得更加复杂、更加诡异。两湖地区原本是黄兴、宋教仁等长江派苦心经营多年地场所，不但拥有较好的革命氛围而且还拥有不错的群众基础，除开广东以外。就是两湖地区的革命形势最为看好，黄、宋等人之所以能在同盟会中成为主流派，就是源于这种基础与实力。

但武昌举事的结果让汪精卫深为震撼，拥有相对优势和先发制人时机的革命党非但没有能够短暂地取得胜利或者宣布独立，而且还把经营多年的本钱全部搭了进去。望着一批又一批被捕后被关押、被处决的革命党名单，看着两湖地区革命势力被连根拔起地结果，汪精卫深感痛心但又无能为力。

他还不能开口求情——因为皇帝早就有言在先：他对优容是有底线的，那就是不准诉诸暴力，不准公开举事，武昌举事恰恰造成了中外震惊的结果，亦让皇帝有不得不痛下杀手地缘由。

作为革命同志，汪精卫对这些革命精英的遭遇极感痛心，但作为革命党的青年领袖，他对革命前途愈发关切，对革命前途和信心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在他看来，革命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成功的问题，倘若像武昌举事之类付出巨大代价而一无所得，那不是革命的应有之意而是中国不必要的损失。而且，经常性暴力革命的失利会带来阴影，不仅是对革命党的士气不可估量的打击，而且对民众的心理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这个世界上，渴望安定，厌恶杀戮是大多数人的本性，如果革命党一次又一次诉诸暴力而宣告失败，只能进一步加剧民众对革命的反感以及他们对革命党的厌恶。如果违背这个趋势，革命永远没有胜利的那一天。

这次查处钦差大臣暗杀案，汪精卫是他熟悉不过了，行事手法、所用武器都是典型的革命党特征，他坐不住了，一反常态，主动向善耆要求，希望能够参与此事的查办。

对汪精卫态度的转变，陈璧君有着深刻理解。汪精卫在目睹两湖革命党的下场后，对革命党人的遭遇深感痛心，他流着泪对陈璧君说道：“小妹，革命的形势远远还没有成熟，我不能再眼睁睁看着同志们白白枉死了。”

“只是你这话孙先生未必听得进去。”

“不需要他听进去。”汪精卫的表情很古怪，他对孙中山的革命热情一贯是异常敬佩的，他只是说道，“他的考虑和追求我明白，但是我不能为了这种远大的追求而让热血青年前赴后继地去送死，那不是革命领袖，那刽子手，是杀人犯。”

—

“咱们能怎么办呢？找皇帝求情？”

“不！那没用！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汪精卫的态度斩钉截铁。

“可是，四哥，你要想好了，自从报纸上登过咱俩结婚的消息后，孙先生和革命党已经认定我们是革命的叛徒了，如果你有其他的举动，更加坐实了。”

“对于革命的执著，我汪兆铭从来就不甘人后，对于慷慨赴死的从容，我汪兆铭从来就不曾害怕。可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我死很容易，要成全自己、保住自己的名声亦很容易，但这样对革命有什么好处？”

对汪精卫的请求，善耆和赵秉钧两人自然不敢怠慢，当即就向林广宇做了禀告。

面对汪精卫被捕后第一次要求合作的态度，林广宇的意见异常明确：“照准，注意保密！”

合作显然需要双方各自付出代价，汪精卫承诺，协助赵秉钧等人查办暗杀大案，帮助查获直隶革命党组织；赵秉钧承诺，抓获革命党后，一个不杀，由汪精卫加以劝说，愿意具结悔过者当场释放，

日细。因此，改革弊端丛生的盐政，已成为非常迫切肋问题。不

少忧回忧民之士，着力于盐政改革。随着变法运动，立宪运动及一

系列革命运动的进行，在盐果、会党、士匪等欺压下的人民面对私

盐贩卖活动的猖撅，要求改革盐政的愿迢也越来越强烈。

盐政改革是在辛亥革命中独立的各省进行的。各省在摆脱了

清廷酌统治之后，纷纷进行盐政改革，废除旧盐商的引枚和票权。

首先实行改革的是四川邓车可，实行废除引岸，就场征税，自由贸

易。接着有两广次行废除引权，福建收回引岸，改为宫专卖等等。

两淮、两浙是故商势力最顽固的场区，这里改革呼声也最高。两淮

改革派代表张穿着了《玫华全国盐法意见书》，主张组织制盐公司

就场征税，自由贸

易。接着有两广次行废除引权，福建收回引岸，改为宫专卖等等。

第三卷

第四十二章　…　五体投地

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杨度将洋洋洒洒的九年分期目标一样样解读后，大殿里静悄悄地，似乎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两年以来，虽然陆续有官民上书，要求速开国会，但多数只说三年，少数说两年者也是指在各省议局设立以后的两年，从没有人想着在上谕中斩钉截铁地提出两年的时限。

果然疾速！

林广宇朗声说道：“杨卿的条陈，朕已预览，大体都是赞成的。今天特意提出来让诸卿议议。都说‘大权统于朝廷，万机决于众议’，今天朕就想听听众议如何？”

“皇上。”肃亲王善第一个出列，“杨提调所罗列之大政，除个别细节尚容商议外，臣全部赞成，一年设过渡内阁，两年开国会，三年选举责任内阁之举臣尤为同意，这都是海内所瞩目之事，两年来舆情浮动，实在不宜再拖延了。有关于大政中涉及到民政部的条目，虽有难度，但臣一定竭尽全力在9年内办到。上不负大行太后、皇上的重托，下不负亿兆黎民的愿望。”

听着善耆的这番话，奕劻不禁别过头去，对徐世昌投以感激和钦佩的眼色……

前些日子奕劻发完火后，闷闷不乐了好几天，除了那桐还来看望过几次外，平素和自己走的较近的亲信却是连一个都不曾前来。这可着实将他气得不轻。派载振出去打探地结果更是触目惊心——那些墙头草已经开始在走善耆、载泽甚至载沣的门路了，连日来无论肃亲王府、醇亲王府、镇国公府乃至载涛、载洵两兄弟的家门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前去，偏庆王府前是门庭冷落。

但就在前几天的一天夜里，神秘莫测的徐世昌悄悄来到了庆王府。

奕劻一看到徐世昌，挣扎着便想从病床起来，载振则扑通一声。立马就跪下给徐世昌磕头：“徐叔，救我们父子俩一命啊！”

“王爷您赶紧躺着，躺着。”徐世昌被吓了一大跳，一边示意奕劻躺下，一边连忙把载振扶起来。

奕劻老泪纵横：“徐大人，我们父子俩算是完了，哪还敢连累您来看我们？”

父子俩唱得这出双簧一点都不高明，徐世昌用脚趾头就可以想明白。不过他别有使命，也不点破，只说：“王爷，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这么大地礼世昌承受不起。去年我外放东省，还不是沾了您和振贝子的光？说起来赔罪的倒应该是我，当时没提醒振贝子。”——去年5月，正是载振和徐世昌考察东三省，确定三省巡抚名单的关键时刻，岑春等人授意御史赵启霖弹劾段芝贵。说他购买天津歌妓杨翠喜献给载振，又掏40万两银子给奕劻祝寿，查明后，慈禧下令撤销了段芝贵黑龙江布政使署黑龙江巡抚的任命，载振亦被迫辞去农工商部尚书的位子，徐世昌现在旧话重提。隐然倒有些不好意思。

说罢，他又把头别过去对着载振：“振贝子，不是我倚老卖老来提点你。皇上一没有说要免王爷的差事，而没有要查办王爷的意思，一切都好端端地，你着急成这样，传出去都折了身份。”

听他这么一说，奕劻的病倒好了一大半。他知道这些天皇帝召集了徐世昌等几个新进军机好几次，想着是不是皇帝露了口风？

“菊人兄，你倒说说，皇上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奕劻比徐世昌大了好些年纪。以往顶多徐大人、徐大人的，现在连兄都蹦出来了，真是情急之下万事好商量。

“王爷在担心什么？”徐世昌狡黠地一笑，“皇上的心思您难道没看透吗？”

“皇上？”奕劻怅然若失地摇摇头，“袁慰亭死后，我心乱如麻，身边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只有那琴轩还跑过来几次。可菊人兄也清楚，他小聪明是有的，大道却看不清楚，只等干瞪眼着急！皇上的心思我真琢磨不透，这两天一着急便病了。”

“王爷，您说皇上亲政后最想干什么？”

“肯定还要搞维新变法。”

“变法之前呢？”徐世昌提示他，“10年前为什么变不

“太后……”奕劻猛地醒

皇上第一样事情便是要抓权，有了权才好办事。”

“正是！王爷要和皇上争权么？

奕劻摇摇头，苦笑着说：“我哪里敢和皇上争权？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这便对了。权分政权、兵权、财权……这政权，军机处原本也不是王爷一家独大，皇上要拿权很容易；这兵权，地方上么在督抚手里，京畿么在北洋手里，剩下的在陆军部手里，您一点都没有；这财权么，大部分还在各省，朝廷又分在度支部等几个油水衙门里，皇上凭什么要动王爷？”

载振插话：“徐叔，那您说皇上为什么要把岑云阶给弄回来？这不是摆着给咱们阿玛难堪么？”

—

“王爷，这事咱们得分开来说。岑云阶的名字不是皇上提的，却是香帅说出来地，张南皮的老谋深算，不可以常理度之。军机里的汉臣，原本以袁慰亭为首，处处压他张南皮一头，但我听说最近有两件事慰亭没想好，让老家伙压了一头。第一样便是设摄政王，听说商议那天您不在场？”

“太后让我去东陵放佛像去了。”奕劻一想到这事，心里就异常懊悔。

“原本他们都不主张设，唯独袁慰亭同意，后来太后非说要设，袁慰亭提议由王爷担当，张南皮却说让醇王爷担当，有没有这回事？”

“有，那桐和我讲过了。”

“这便是了，以太后的精明，如果她要立王爷为摄政王，怎么会把王爷支开呢？此事一提出来就可疑。”

“嗯。”

“第二样事，便是立大阿哥。听说皇上的身体是很差的，几乎都要走在太后地前面，那个杜仲骏甚至还说什么‘四天必有危险’，是不是这么传？”

“有！宫里头都这么传。”

“这便对了，如果立了大阿哥，一旦皇帝大行，承嗣的必然是大阿哥。可是慰亭又没看透太后的心思，提伦做大阿哥。如果能轮到伦，早34年前就可以轮到他了，为什么还要等到今天？”34前，正是同治驾崩而需立嗣的时候，很多大臣都上书慈禧要求立伦或者别的字辈承嗣，但慈禧硬生生地立了载湉。

“以现在的情形，张南皮这两条占了上风也没什么。可是王爷，您想一想，倘若皇上没有神人襄助，真的大行，现在谁掌权？”

奕劻一拍大腿，猛地从床上窜了起来，说道：“正是大阿哥和摄政王！他张南皮提了这两条，便是从龙之功，有拥戴之劳了。”

“正是。以袁慰亭的精明，绝不会看不出这一点，所以他才拼命反对，只是太后地心思已定，他能有什么办法？”徐世昌微微一笑，“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皇上是真龙天子，命格太硬，居然顶了过来！可香帅也不吃亏，他给醇王爷下了好大的力气，对方能不承他的情么？若袁慰亭的主张成了，王爷承他地情不？”

“自然！”

“张南皮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他知道皇上要靠人办事，也知道醇王爷办不好差事，于是便推荐了肃王爷，明着是醇王爷的意思，可没有张南皮敲边鼓，载沣想得到这办法？可没想到袁慰亭罹难，军机又缺了一个，他想想不放心，还得再恶心王爷一下，于是就提了两个名字，一个是我，另一个便是岑云阶。”

奕劻回想了一下，当时的场景居然和徐世昌说得分毫不差。

“这如意算盘本来打得挺好——想着我徐某人和袁慰亭是莫逆之交，是铁的不能再铁的袁党，他虽然把我的名字排在前面，但想着皇上因为忌讳而绝不会用我，那岑云阶便当仁不让。这样一来，军机里他、醇王爷、肃亲王、岑云阶、鹿传霖就有5人了，王爷即便有那中堂帮腔也是孤掌难鸣，足以压倒王爷您了。可惜皇上圣明，得仙人提点后愈加如此，早看穿了张南皮的小动作。二话没说先把我调进了军机，后来还让我接了农工商部的差事。”

“言之有理。”到这时，奕劻父子已经对徐世昌佩服的五体投地了。

第三卷

第四十三章　…　盐政改革

杨翠喜案为突破口而进行的盐政改革进程到了钦差遇展到了最高潮。随着长芦盐运使的自杀，长芦主要盐商因为暗杀事件的牵连而被查办，在直隶境内，敢于反对盐政改革的人几乎已经没有。

之所以用“几乎”二字来概括，是因为自直督端方起，直隶官员即便有种种不满也不敢公开宣泄。在谋刺大案的查处上，岑春煊、载泽与端方之间形成了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端方放弃对盐政改革的抵触与反对，岑、载两人放弃对遇刺案中端方“失察”之责的追究。

而除端方外，凡是与直隶盐政相关的官员都要经受一番“筛选”，筛选的标准既简单又复杂，说他简单，指的是完全是以该官员对盐政改革的态度为判定，说复杂，指的是这条标准是秘而不宣而且灵活掌握的。

有道是“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随着调查的深入，历年以来盐商与盐官之间的秘密勾结便在众多盐商的交代下一样样、一桩桩抖搂了出来。岑春奋起屠刀，大砍了之。

凡反对盐政改革的，不管案大案小，一律查办，没什么可啰嗦的；虽赞同盐政改革，但所犯案子较大的，同样查办，没什么可姑息的；只有彻底赞同盐政改革且所犯案子不大者，才有可能逃脱官屠的屠刀而幸免下来。虽然有悖于岑春“除恶务尽”地执拗。但显示了皇帝权术的高明——只有适当地网开一面，才能在看似铁板一块的贪官集团中打开缺口，才能给人以“希望”，才能指点他人“幡然醒悟”的道路。

水至清则无鱼，这个道理岑春煊还是能够弄明白的，也就不必在坚持一贯的作风。

凭借着强硬地姿态。朝廷对直隶盐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基本上使之处于中央直辖的状态。当然，直隶地方也获得了额外的好处，随着大宗盐商和盐官的落马，其非法所得的查抄便成为一个富矿，光是从张镇芳、高老板等几个主犯处查抄出来的财物合计数字就突破了按照五五分成的比例，直隶地方获得了250万。将袁世凯、杨士骧在直督任上地窟窿填补了好大一个缺口。而且这种飞来横财远还没到告罄之时。

阻挠盐政改革的障碍已经一扫而光，改革起来就异常容易了。六月末，财政部正式行文，宣布增设盐政司，负责掌管各省盐政，其主要职责包括稽查引票、课厘、租税、规费、杂税、加价、折价、场课、灶课、井课、畦税等各项考成，由财政大臣兼任盐政督办大臣，负责统辖全国盐务官吏，总理全国盐务事宜。

盐政司成立十天后，财政部公布了督办盐政章程五十五条。主要内容包括：

——凡各省盐务行政用人事宜，均归盐政司负责，运司、盐道、各员总办等均由盐政督办大臣保荐、推举后请旨简任，运司、盐道和各局属员的任用则由各省督抚举荐，由盐政督办大臣呈报职官部任命；

——以长芦盐政为试点，实行废除引岸、就场征税、自由贸易的盐政改革。自由贸易区域先期仍以原有岸区为准，要求以半年为限完成改革；

——直隶盐政完成试点后，自维新三年起，直隶、奉天两个产盐区予以合并，无论哪个产区的食盐都可以自由行销原本岸区，相关改革一年内完成；

——维新四年时，东北三省、直隶、外蒙古、热河、察哈尔、绥远、京畿、河南、山西、甘肃、陕西、新疆等地应实现食盐自由贸易，称食盐北方自由贸易区；

——维新四年时。两淮、山东、两广应仿照直隶盐政改革推行引岸制度的废除，实现有限制的自由贸易；

——维新五年时，山东、湖北、安徽、江西、浙江、上海、江苏等地应合并为食盐东南自由贸易区，同时。福建、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川等地应合并为食盐南方自由贸易区；

——最迟不迟于维新七年，三大自由贸易区撤销，实现食盐全国自由贸易，撤销以前，仍只准在本贸易区内实行自由贸易；

——盐税由盐政司统一派员征收，拟全国划一，原各地在盐税上

的杂税予以合并，由朝廷统计后进行专项拨付，且按比例逐年相应递增，此款税收称之为盐税地方分成；

—

——缉私继续由各省督抚负责办理，缉私所得由各省自行支配，因缉私不力而造成盐税减少的，朝廷相应扣减盐税地方分成部分，并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

55条办法公布后，各地掀起了整顿地方盐政地高潮，即。。度最为顽固的两淮产区，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托词，但面对朝廷毫不动摇的决心和长芦盐政改革的教训，改革是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也只能顺势而为。前不久刚刚接任江苏巡抚地程德全、出任上海道的施肇基等都为盐税改革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盐政司正式运作后，先期进行改革的省份建立了盐政公所，隶属财政厅，作为一种官督机构，统一管理全省盐务。盐政公所设正副监督，先期会同原有的运司、盐道共同负责，以后将陆续取代后两者的职责，成为一省盐政管理的常设机构。

55条制度的出台，从法律上规定了引票地废止，虽然这是逐步推行的，但基于垄断而带来的体制僵化而逐步松动。各地握有大量引票的盐商虽然遭到了不小地损失，但在其他方面也获得了回报。这种回报体现在节流与开源两个方面。

所谓节流，在引票垄断体制被废除之后，任何人只要能够缴纳食盐场税便可以自由经营食盐，使其不必要再看官员的脸色，历年以来所需的大宗报效费用可以得到减免。

所谓开源，是指55条中一条新规定——“准许食盐出口税外，出口税逢五抽一”，这对盐商特别是有实力的盐商而言是一则天大的利好消息。

从食盐的实际生产能力来看，中国由于海岸线漫长，又有不错的日晒条件，其生产能力不但能够完成自身需求，而且还有较大的富裕，在旧有僵化的体制下，由于片面强调“以销定产”，这种积极性优势没有发挥出来，造成了生产能力的极大浪费。而且更要命的是，守旧派把持的盐政部门一再拒绝食盐出口的提议，白白错失了扩大销售市场的机会。

当时世界各国中食盐平均消费量最高为日本，每人年均需18以上，日本本国虽然同样海岸线漫长，但由于光照和温度条件不适宜，其晒盐条件并不如中国理想，本国所产只能满足近六成的需要，其余都需要依赖进口。特别是随着近代化学工业发展，原盐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化工原料，其消耗量每日递增。

自1874年中日签订条约后，日本一。：｜出的努力，威逼、利诱、胁迫甚至强抢，无所不用其极，比如甲午战争中，日本就曾经在东北某些盐场强行扒开堤坝而获取食盐，也在《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许多地方要求食盐出口，但即便这样大的压力，清政府依然牢牢顶住了，一粒食盐都不允许出口。除了日俄战争时期中国向日本示好，赠送日本100斤食盐外，从来没有中国食盐输出的成功记录。

而为了回报慈禧赠送食盐的“慷慨”行动，明治天皇亦向慈禧赠送一艘小火轮游艇，放置于昆明湖中，供慈禧赏玩——慈禧那张著名的“观音像”就摄于此轮之上。

议和后，即以此项加价拨雕为朋威gt恬番坝外顶，IRzIx荣脱就。

光绍二十七年（1901年）庚子之役赔款数目更大，清政府复决定各

省盐斤—‘律加4，以备摊还，谓之新案赔款。光绍二十四年

（1908）实行禁姻，土药税收因而减少，度支部奏准备省食盐再

加4，以一半解部，充作练兵经费，一半归产盐、销盐省份自用，谓之抓补药税。此外届地区性加价的名目更多，如江南要政加充作练兵经费，一半归产盐、销盐省份自用，谓之抓补药税。此外届地区性加价的名目更多，如江南要政加（

第三卷

第四十四章　…　强行贷款

国的维新变革渐次推行，成为了这个国家日益明显的每一项重大的举措进行后总有成堆的人头落地，但因此而带来的社会动荡却是微不足道。以盐政改革为例，虽然长芦盐商十去其九，但普通民众压根与之毫不相关，他们只关心能不能吃上廉价盐。

当官府承诺盐价至少下降两成之后，民间仅有的一丝担心和不安也消失，对小民来说，哪怕盐商再死上1万个也比不上每斤盐下降1文来得要紧，更何况这批为富不仁、鱼肉乡里的富豪早就是人群的眼中钉肉中刺了呢？

对国际舆论而言，虽然帝国的盐政改革搞得风生水起，但他们却是乐观其成。因为朝廷昔年向外洋借款时有大笔款项是用盐税作为抵押，盐政改革后，这种抵押并不因为征收主体的变更而消灭，反而因为直属朝廷来获得了稳定性的加强，使得原先仅有的因为地方截留和挪用的担忧也消失了。由于开通了向日本输送食盐的渠道，日本表示了谨慎的欢迎，虽然对25％的关税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质疑，但他同样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得到利好消息的英法美各国银行团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一般凑拢上来，向财政部和外务部提出要求向中国进行借款，借款的理由倒也不算勉强：中德双皇债券发行后，德国在中国取得了重大的经济利益。虽然这是中德之间彼此双边关系地内容，但各国认为这种大量的借款损害了‘显而易见的公平性’，对门户开放政策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影响了各国利益的‘平衡’与‘和谐’。

以美国花旗银行为首的银行团振振有词地说道：“虽然德国为了双皇债券地发行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德国也获得了特别巨大的利益。各国联合银行团不要求对等的利益，但起码实现利益一体均沾。”

就连深陷外债泥潭的日本也来凑热闹。要求参与对华提供借款。

面对送上门来的贷款，载泽哭笑不得，作为财政大臣，他原本一直为帝国的收支平衡而发愁，几乎每年都要商借众多的债务，但维新元年以来，皇帝迭出重手，以非常态地办法获取了巨大的额外财政。虽然国家整体财政还有近3000万的赤字，但他》。。告罄前实现收支平衡。

由于每一次借款的不愉快经历，因此他实在不愿意再继续商借了，但对方来头都异常巨大，硬顶恐怕是不行的，他只能委婉的反问道：“现在朝廷并没有什么项目需要财政支持。”

“不，公爵大人。”载泽是镇国公，洋人一般都敬称为公爵大人，对方眨巴着狡猾的小眼睛，说道。“我听说贵国皇帝有意推行币制改革，根据我们的经验，在财政赤字的国家进行相关变革很容易引起动荡，特别是在金银本位进行更替的时候，没有充分地资金余量是不能胜任市场的投机需求的，银行团的这笔经费完全可以成为币制改革的巨额保证金。”

天下居然还有硬要借钱给你之人。载泽苦笑着摇摇头，无言以对，想了半天最后才说道：“我国币制改革还未启动，那时再向各国商借也不迟。”

“不然。币制改革是一样全局性变革，早在推行之前就需要做好准备。现在各国是主动贷款，无论是数额还是条件都有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如果等到事情启动后再行商借，便免不了各国地观望与待价而沽。”

去你的。老子不好再发债券？载泽深为双皇债券发行成功而喜悦，现在对待各国银行团已经不想以前那么低声下气，他想了想，终究没有说硬话。而是说道：“我何尝不愿意各友邦利益一体均沾呢？实在是有些国家狮子大开口，条件不如德国方面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