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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机遇-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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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臣所虑者正在于此。办袁克定事小,哪怕杀了也掀不起风浪,臣所虑者却是王、段、冯、曹等几个……”
王者,王士珍也;段者,段瑞也;冯者,冯国璋也;曹者,曹也。这几人都是袁世凯手下悍将,现在都是军界要人,倘若不稳,为祸不小,林广宇沉吟片刻后道,“这个朕会交代岑春煊的,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只管查办张镇芳怎么贪,不必理会贪了以后怎么花。”
徐世昌连连点头,他与唐绍仪一样,对北洋还有一点香火之情,决计不会做赶尽杀绝的事情。
“刚才臣说了第一样,还有第二样比较棘手。”
“无妨,讲便是。”
“臣所虑着乃是各地反对。庚子以后,天下督抚权力过大,几乎无藩镇之祸而有藩镇之实,现在改变地方官制,虽然朝廷宣示以直隶为试点,但一旦成功,明眼人都认为朝廷肯定会向各省推广。京畿诸省还好,南方诸省,尤其两广会心存疑虑。”
“什么疑虑?”
“担心朝廷以官制改革为名,行削弱各省督抚大权为实。”
这么说便让人有些气恼了,林广宇心想:之所以大力推行地方官制改革目地就在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也就是要间接削弱各地督抚地权力,本来就是一场博弈,徐世昌说出这番话来岂非令人惊诧?
徐世昌心里也在暗暗盘算,他一看皇帝半天没有说话,便知道这话击中了皇帝欲推行官制改革的要害,便笑道:“原本以查办不法的名义推行盐政改良并不无可,臣所虑者是泽公太过于热心,走一步看三步,步子恐怕太急躁了点。”
林广宇点点头,原本有些郁闷的脸色好看了不少——载泽确实有好大一番雄心,要将各省的财政大权收归朝廷,统一全国预算决算,但平素过于高调,事情还未办成却把人已经都得罪光了。林广宇想了想,斟词酌字地说道:“朕会告诫载泽让他收敛一点的,干事以脚踏实地为主,不可好高骛远。”
“第三样事情却与某些人有关。”
林广宇看看徐世昌那微妙的眼神,再仔细回味了一下方才奏对之时的情形,想到了周学熙不太自然的脸色和徐世昌当时连连示意的神情,便试探地问道:“你是指周学熙?”
徐世昌也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只道:“引岸制下,一张引票动辄数万、数十万两银子,代价不菲,盐商所有资本都耗与此,倘若骤然变更,恐怕群起非议、群情激昂,如果再有大臣出言反对,恐怕并不乐观,亦极有可能造成内阁不和,臣恳请皇上三思。”
“朕不是不让周学熙参与此事么?”林广宇原本好生奇怪,再看徐世昌的眼神,他仿佛明白了一些,“你是让朕把周学熙调开?”
徐世昌还是不回答,只是嘴角微微有些上翘,隐然还有向外的意味,这下林广宇彻底明白了……(
第三卷
第三十五章 … 额外插曲
世昌虽然未置一言,但这幅神情已经完全勾勒出其所思,林广宇掌了近一年半的权柄,早就对这种言下之意了如指掌,当即表态道:“周学熙上次以收开,差事办得还是不错的,听说关键是从德国引进了一大套先进机器?”
“正是。”眼看皇帝已经心领神会,徐世昌当然附和。
“汉冶萍的机器有李维格他们操心,倒是给周学熙省了不少心思,只是年前铁良给朕上了条陈,说汉阳兵工厂、江南制造局、江南船厂、德州兵工厂等几处重要制械之所机器老化、设备不全,与国防建设甚不得力,一直要求扩建。既然整顿国防,这一节便不可不关注。”
“是。不过,臣倒以为原先各省分设的军工企业过多、过滥,本不必这么多,现在既然整顿,那么就最好扶优汰劣,扶强裁弱,以免资金耗损过多。”
“卿言之有理,便放周学熙、铁良出洋,考察军工机械,务必有所成就,船厂等事关海军,要求专一,依旧由海军选派专员。”
“皇上圣明。”君臣两人相视一笑,周学熙人才难得,不可不重用,但对于盐政改革一项也不可不排除他的影响。
就在林广宇和徐世昌两人密商之时,周学熙府上以上聚集了一大批人。这些人多半肥头大耳,言语神色间隐然都是铜臭味,语气却是异常谦恭。
“周大人,听说朝廷有意废止引岸制?这可如何使得?”
“盐政确实需要改良,不过是不是废止引岸制。某并不知情。亦不主管,抱歉抱歉。”按照规矩,所有知情官员对未通过之议题、已成但未公布之议题均负有保密义务。周学熙为人谨慎,虽然对盐政改良一事持鲜明的保留态度,但却不愿意在外界面前透露口风,坏了规矩。
“周大人,您就别瞒我们了。皇上咸与维新的旨意我们都是晓得地,原本让我们每家报效几万两银子亦无不可。唯独这引票每一张都是几十万两真金白银,是我们各家地命根子,万万不能说废就废啊……”
关心则乱,周学熙本支家族都有好几张引票,他如何能不焦急,但此刻面对众多的长芦盐商,他是万万不敢透露口风的,否则被载泽抓住弹劾一把。岑春与他关系再好也保不住他。
正思考如何脱身之时,外面忽地传来了响亮地声音:“圣旨下,周学熙接旨。”
看着王商快步而来,周学熙有点不知所措。连忙吩咐管家准备香案。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国防为国家屏障,制械为大局所系。兴洋务四十年来,多方举措,方有今日大局……然现今各厂规模偏小、设备不全、极其偏旧,着国防大臣铁良、工商大臣周学熙出洋考察,多方筹划……钦此。”
“周大人,皇上交代,最好下月初一便动身。”
“什么?”周学熙粗粗一算,只剩下了半个多月准备时间,着实有些紧张。
“王公公,圣意……”
“皇上说了,各处兵工厂设备更新要紧,铁大人已经上过好几次条陈了,也有了规划,唯独出洋采购不得其力,皇上思来想去,觉得周大人最合适不过。”王商笑吟吟地说道,“这次大人恐怕要在外多呆些时间了。”
听着王商在“多”字上面那加重了语气的表达,再想到今日之事,周学熙已经非常明白。各处的兵工厂,国防部早已整理出了改良方案,只剩下最后出洋采办的任务,皇帝之所以派遣自己出洋,便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免得夹在盐政改良中为难。
想到这里,周学熙立即明白了,连说:“请王公公禀明皇上,微臣立即着手准备,准时出发。”
传旨时那一干盐商遁得干干净净,王商一走,忽地又围拢上来,个个都是焦急之色。原本盐商在朝廷中能量极大,奕劻、那桐、袁世凯、盛宣怀等都与他们关系密切,经过多年经营构成了牢不可破的利益关系网络,但维新元年以来翻天覆地地整顿,这些大人物死的死、办的办,现在唯一能说上话就还只有周学熙一人了。可现在周学熙就要放洋,情况就愈发棘手了。
望着这群人脸上露出的焦急之色与对金钱的贪婪之色,周学熙忽地横生一股厌恶之感,对他们趋炎附势的本性亦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原本对这个出国考察的任务还有一丝抵触,现在却感觉一身说不出地畅快与轻松,巴不得走得越快越好——眼不见为净。
五月初一,国防部出洋考察军事工业的庞大代表团在天津码头动身,代表团除了铁良、周学熙两名钦差大臣外,还有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大兵工厂的总办、会办、总工程师等人员。在动身之前,还发生了一个不小的插曲,江南制造局总办张士被国防部以“贪污、腐败、舞弊、裙带”等四条罪名撤职查办,虽然正式宣判结果还未出来,但所有知情人都认为张这条小命最多活不过月余了,而他所空余地职位由原任毛庆蕃以布政使衔回任。
张士的倒台完全出乎舆论意料之外,因为罪名比较一般化,坊间对此有好几种推测。
第一种推断认为:前次岑春煊赴上海查办蔡乃煌之时已经对张地不法行径多有了解,之所以现在才公布,完全是因为调查取证所需;
第二种推断认为:张士执掌制造局时与盛宣怀等过往甚密,盛宣怀倒台之后他自然免不了同样要接受处理,之所以现在才公布,完全
朝廷当时忙于清算庆-那一党,没有功夫来过问盛宣小虾米;
第三种推断认为:国防部基于全国军工布局的战略,对各处都有调整。张士自恃资格老。没把国防部地要求放在眼里,触怒了铁良。
这三种观点不能说错,因为都涉及了张士倒台地部分原因。但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除林广宇、铁良、善耆和赵秉钧等为数寥寥的几人知悉外,外界永远是猜不出来地。
因为,决定张士命运的其实是16年前的那场战争——
张士50出头,安徽合肥人,来历却是赫赫有名——李甥。凭藉着这层关系。这以文名、诗才闻名实际对工业制造一窍不通的人物在李鸿章身边做了幕僚,并且在随后的几年中依靠李鸿章地保举和那点文人虚名扶摇直上,没几年便做到了天津军械局总办兼管武备学堂。
张士表面上清高,实际上却异常贪婪,由于生活排场处处仿效舅舅李鸿章,他的花销极大,每个月的俸禄与公费银子根本不够使用。李鸿章对这个外甥的秉性还算有点了解,对于公款看得极严。张士找不到贪污挪用的办法,他为了填补巨大的花费窟窿,他瞒着李鸿章动了其他的手脚。
甲午战前,北洋水师所需炮弹都从外洋尤其是德国购进。质量好,价格也高。由于李鸿章深受经费不足之苦。便听从了外甥的建议,改从日本进口替代品,质量稍差一些,价格也要低上不少。倘若张士认认真真当差,从日本进口地炮弹质量纵然比不上德国货,也能发挥作用,顶多是8与1斤的区别罢了。但张士利令智昏,居然以极为低廉的价格从日本购进了一大批不合格炮弹,冒称日本正品。这批不合格炮弹要么因为生产时间较长,因为受潮等原因性能已大幅下降;要么是因为加工精度不够,尺寸上存在问题;要么是因为冶金技术、引信技术不过关,是根本不能炸响的哑弹、臭弹。
这批弹药,无论是按照德国标准还是日本标准,都是应该回炉销毁或报废地,但张士昧着良心,贪图其中巨大的价差而收了进来,并配发给北洋水师使用。大东沟海战之际,北洋水师之所以在弹药投掷上落于下风,除了后勤体系混乱不堪外,张士同样“功不可没”。战后,经过清点库中留存,李鸿章马上发现了问题,当场狠狠打了外甥好几个耳光。只是因为甲午战败时李鸿章自己受到地弹劾也异常多,所以才没有把这件事捅出去,只限于极少数人知情。
除了购买劣质炮弹以外,张士在其他方面也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在与日本就购买劣质炮弹达成协议后,张士结识了一个名叫石川伍一的日本人。这个日本人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对张士恭敬有加的商人,实际上却是不折不扣的间谍,服从日本汉口乐善堂的指挥。之所以向张士出售劣质炮弹,除了谋求一定的经济利益外,严重损害北洋水师的战力更是其险恶用心所在。
结识张士后,石川顺利地进行着间谍活动,接连在好几个地方得手。他先是通过张士的关系,结识了天津电报局中的败类,利用美色和金钱将他们拉下水,让他们提供机密情报。当时李鸿章关于内政外交的电报都通过天津局转发,清廷的一举一动都在日本方面的掌握中,有些时候李鸿章的电报还未送到军机处,日本方面就已经提前知悉了。而李鸿章命令丁汝昌派遣“高升”号向朝鲜运兵,并责成济远、广乙护送的情报也被日方通过这个渠道提前破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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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电报局收到相关情报外,张士本人也充当了为日本提供情报的角色。他本人虽然没有直接向石川透露情报,但他却经常享用石川送来的日本妓女。这些日本妓女表面上妓女,实际都是日本玄洋设培养的女间谍,她们先是在床第间曲意奉承,弄得张士精疲力竭、呼呼大睡之后就开始盗窃情报,张士从李鸿章处获得的密函后经常就在自己公馆随手乱放,恰好都成全了这批女间谍。是故,透过张士这个大漏勺,日方对北洋水师和李鸿章的动态了如指掌。
16年弹指一挥间,李鸿章和当年知道内中密情的人大多但林广宇记得清清楚楚,他对甲午海战的失败痛心疾首,虽然张士并不能完全为北洋水师的战败负责,但林广宇也绝不愿就此饶恕张士。由于日方势大,张与日方私通款曲的罪行不便明证公布,林广宇就指示国防部安排其余罪名——无他,非杀张不可!
对张士的查办还带来了一个额外的好处,全国各处兵工厂原先那些浑浑噩噩、一贯以混日子为特点,毫无半点真才实学的总办、会办、技师头目们开始傻眼了。他们清楚地知道,经过这次整顿,国防部非动真格不可,他们如果再想厮混,张士便是他们的前车之鉴。是故张士被严办的消息刚刚传出,考察团还没有出发之时,就有好几个官员纷纷递交了辞呈,乞求保住自己的小命。
在汽笛的一声长鸣中,满载考察团的邮船缓缓驶离了天津码头,而几乎就在同一天,以岑春煊、载泽两员钦差大臣为首的盐政改良考察团抵达了天津,掀起了声势浩大、踌躇满志的盐政改良运动……
第三卷
第三十六章 … 自求多福
然载泽推行盐政改良不无为自己谋求政绩的用心,但点私心,任何不带偏见的观察家都会承认他其实找到了一个改良国家财政的切入点。
对国家财政而言,海关关税的权力虽然控制在总税务司以及各大列强手中,但因为列强高明的工作方法以及海关系统相对高效、廉洁的工作作风,海关关税的征收其实是帝国最具活力、最富稳定性的财源;田赋的税收虽然杂乱且繁多,但因为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束缚和一套行之有效的乡民管理体制,田赋依旧称得上稳定。与这两项对照,帝国盐政却只能用混乱来形容,已到了非改良不可的地步。
就全国范围而言,海关税收和田赋征收的标准和方法都是一样的,但盐政却大不相同,存在着五种不同的体制。
第一种称为官商制,属政府专卖制,即本地区食盐的远销系由官府直接经营,官运官销或官运民销,包括吉林、黑龙江、广西等三省即如是;
第二种称为民商制,属于有限制的自由买卖制,即本地区商人可在某一盐场收购食盐,足额缴纳税收后可在本省范围内自由贩运、销售,奉天即采用此种方式;
第三种称为民主官从制,属于限制较多的自由买卖制,即本地区商人只能从官方机构购入食盐,然后可在本省自由贩卖,或者在官衙指定的范围内自由运销,包括云南、福建两省;
第四种称为附带商制,在西北僻远地区。因为人烟稀少、交通困难。官府对于盐政管控较有难度,于是便将盐税随同田赋按照某个固定比例一同征收,然后允许民众自由贩卖、购销。主要包括新疆、甘肃(含青海)、外蒙等;
第五种称为引岸制,属于严格控制的商人专卖制,在这个区域内,有关食盐地运销由在官府注册地殷实商人承担,这些专商捏有多寡不等的、由原来户部印发的特许证——引票(盐票),。u。。缴相应地固定税额后。盐商按照引票确定的规模,每年可向指定盐场的场商(也本身兼为场商者)或官收机构购入一定份额的盐斤,经批验所核定后起运,经过关津,照例盘查,引、盐相符的即可放行。包括直隶、两江、湖广、江西、浙江、山东、山西等主要省份。
引岸制里面的学问就多了,载泽意图改良地针对性也主要是针对引岸制。
在引岸体制下,盐商所运载的食盐到达制定盐岸(限定销售场所)后。或者批发给当地商贩经销,或直接开设店铺零售给个人。这些盐商形象地被叫作运商,或引商。势力大的,一个盐商拥有数个盐岸。势力小的,有可能几个盐商合起来拥有一个盐岸。认引多者又称总商。认引少者谓之散商,但无论势大势小,盐商都是当地商界的头面人物,拥有不可小觑的运动能量。
按照规定,这些商人持有的引票可以世代相传,成为一种可继承的特权。虽然按照最初地法律,引票不准私下辗转售卖,但由于引票背后所蕴藏巨大的垄断利益,使得引票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有价证券。相沿既久,抵押转售已成了习惯。
甚至很多运商自己并不直接经营,而将引权租给他人办理,从中进行资本盘剥。按照是否拥有属于自己的引票来区别,那些占有盐岸者被称为业商或寓商,而那些租用他人引票进行经营的称为租商。
由于食盐销售地高额利润回报,引票的价格越来越高,很多运商本人并不参与直接经营,只靠着引票地边际效用所带来金钱而发财。光绪年间,两淮之处有“一票万金”之称呼,那张小小的,原本根本不值什么钱的纸片带来的效用超过同样投资价值的10倍,让人何乐
更有甚者,有人居然还以引票为抵押,向外国银行借入大宗款项。这种制度积弊重重,但因为朝廷为了盐税征收的方表与可靠,并可以随时以各种名目向这些商人索取大量额外的费用。在全国多数地区维持这种制度是由于收税便利,有可靠的保证而继续存在的。
由于销盐有岸,行盐有引,盐商的销售渠道和销售市场得到了充分保障,他
染指盐的运销,即便有也被官府和盐商视为眼中钉肉予以拔出,贩卖私盐在《大清律令》当中是比贩卖毒品还要严重、恶劣的罪行。
在垄断体制的保证下,盐商享有着充分的独占地位,无他人竞销之虞。食盐运到岸上后,不法商人或者掺砂掺土,或者减秤抬价出售而发家致富;盐务官吏视之为唐僧肉而分一杯羹,索贿受贿,上下其手,不管再穷的省,盐运使都是肥缺。而广大民众即便肯出高价,也只能吃到质量低劣的苦恶之盐。
有些边远地区由于交通不便,运输成本高、风险大,同样分量的盐所能获取的利润就少,在这样的情况下,盐商巨头就对行销边远地区很不热心,经常造成偏僻地区食盐供应的中断,由于食盐是人体必需品,升斗小民为了一、二斤盐,说不定要费上好几天的功夫排队购买——其情形与中石油等控制燃料销售何其相似。
—
鉴于这种种弊端,载泽一上来就放出风声,主张全面实行奉天省体制,允许商民就场完税后自由贩卖食盐。但这样一来,财政部必将废除盐商们费尽千辛万苦才弄来的引票,他们安得不惧?
是故,长芦盐商听说载泽等抵达天津后,便在张镇芳的带领下组成了庞大的团体前去拜见,名义上是为盐政改良考察团接风洗尘,实际上试图前去游说载泽放弃这个方案,他们所持有的理由便是——各家盐商已经为手中的引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怎么能说废就废?
载泽的态度很强硬:“为什么不能废止?朝廷与户部当时下发引票之时明确说过不准私下转让,你们私下转让朝廷不来追究已经作罢,非要把原本无甚价值的引票炒到万两、几十万两银子一引,只能说你们利令智昏……”
这个理由冠冕堂皇,众盐商从大义上讲根本无从辩驳。眼看那些饭桶还要出口辩驳,张镇芳唯恐局面搞僵,立即打着圆场说道:“钦差使团远来疲敝,现在将息一二,亲请诸位先行回去,过几日再来商谈不迟。”
载泽原本颇为自负,但临行前林广宇对他有过一番敲打,对此情形也予以了淡化处理,只说:“诸位,无论如何改良,朝廷绝不会让大家吃亏。”
有了载泽这番表态,众人的态度平和了许多,纷纷告辞离去。
自熊希龄赴直隶清查盐务后,张镇芳便感觉日子难过了起来,他虽然挂着直隶盐运使的头衔,原本该是官府在直隶盐政上的总代表,但这么多年他早就为盐商所喂饱,成了他们豢养的一条哈巴狗,主人现在既然有难,他不得不拼命摇晃狗尾巴进行讨好。
张镇芳刚才说的一番话虽然同样无懈可击,但究其原因,还是试图寻找说服载泽等人回心转意的办法。至于政治上是否遽然变动,他根本不予关心。
傍晚时分,长芦盐商中的几个头面人物私底下在张镇芳府上碰了头。
“这次盐政改革,是不是朝廷财政困难要弄几个钱花花?果然如此,也不必大废周折,只消将实话告诉我等,我们准备报效即可,何必弄出这么大动静。”
“是不是泽公爷他自己想借此机会?”有人在旁边比划了一个点银票的手势,道,“倘如此便好办,只要我们恶狠狠地砸下去,肯定是可以办成事体的。”
“岑春煊那个恶心东西软硬不吃,我倒恐怕这次事情是他一头挑起来的。”
“对,只要瞒过岑春煊,泽公那里便好办多了。”
听着这些漫无目的的回答,张镇芳有些惊慌,但不知道是为了自欺欺人还是试图安慰这批肥头大耳的主顾,他决定拉下脸去,亲自去求见载泽一趟,探讨朝廷究竟是何种用心,这不仅关系着他的前程,更关系着他的项上人头。对于岑春,他是不愿也不敢见到的。
可惜的是,此时醒悟过来已经晚了,按照岑春煊的名单,头一个要办的重犯便是张镇芳,除了他以外,还有一大批人要跟着倒霉。自求多福吧……
第三卷
第三十七章 … 狗急跳墙
方就任直督后,虽然获得了“疆臣之首”的尊荣,但由于不兼北洋大臣的差事,在权势上不要说与李鸿章、袁世凯相比,就是与杨士骧比较起来都要差一大截,而且自抵达天津后,接连被林广宇下旨训斥了好几次,虽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后果,但却足以让其感觉郁闷,尤其是永平事件、张勋事件以后,让他愈发认识到直隶局面的棘手。
对于朝廷改良盐政的提议,他从心底并不以为然,认为这将剥夺天下督抚对于地方财政的控制权,是朝廷与地方政权的开始。但在直督这个位置上,他没有了往日担任南洋大臣的本钱,而且屡屡为林广宇所训斥,至少在表面上不敢明目张胆的反对。
当然,朝廷所宣布的查办盐商说得由朝廷与直隶一家一半的好处也让端方怦然心动。经过维新元年的财政清理,直隶和北洋巨大的财政窟窿已经显现,端方虽然不必为这个窟窿负责,但却负有填补窟窿的义务,朝廷的这番表态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既然拦不住查办的势头,那么干脆顺势而为,为直隶捞取一些好处便成为他次优的选择。
而岑春煊作为钦差大臣的到来,更让端方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受——“官屠”名声在外,维新元年打了三个贪污集团,岑春煊在其中出力甚多。在疆臣任上,端方与其余官员一般。并非毫无可供指摘之处,所以对岑春煊亦极为忌惮。有道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然岑春煊铁了心要查办不法盐商,端方断然没有强行作梗地必要。
是故,当盐商利益集团求见端方之时,他的态度是极其微妙而复杂的。但在表面上仍然是不动声色。
“大人,朝廷此举我们俱认为对大人的仕途和将来的前程不利。这不是何老板和张大人两个人的问题,而是长芦盐商和您地问题。”来人是长芦盐商一致推举出来的总代表,姓高,实力在长芦盐商中首屈一指,握有大量的引票。
何老板是杨翠喜一案中的关键人员,正是他接受了袁世凯瞒天过海的招数,为段芝贵贿赂载振的行为遮掩。诡称杨翠喜是他府上丫环,案情大白与天下之后,此人便作为庆-那余党而投入了监狱,一审之下,不但供出了长芦盐商界历来与权贵们的利益勾结,亦直接交代了盐商与直隶盐运使张镇芳之间的非法勾当。
“不知高老板这话是何解?”长芦盐政这潭水到底有多深,自然也不便贸贸然趟进去,所以听明白对方来意后只能揣着明白当糊涂。
“大人难道真不明白?”来人虽然不愿意当面拆穿端方装糊涂地做派,但言辞间依旧犀利。“盐政改革,表面上只是朝廷与长芦盐商之间的交涉,但岑春煊与泽公明着打张大人,矛头却是指向大人。”
端方一脸苦笑:“张镇芳其罪如何,目前并未定论,如何又涉及到我?而且即便张镇芳有罪。他亦不是我保举之人,干我何事?”
“大人,您这话便有点言不由衷了。”来人压低了声音,低声说道,“我听到可靠风声,财政部这次不仅要查办几个关联之人,更重要的是收拢盐政管理的大权。”
“是又如何?”
“这便有巨大干系。”来人愈发神秘,“长芦盐商每年除正经盐税外。还额外报效直隶与北洋若干金钱,其数额决不在盐税之下,今后如收归朝廷,这笔报效就不能为直隶所用。而且……”
来人拖长了声调,从怀中掏出一张银票递给了端方:“大人,这是您每年的例份。”
端方接过来一看,暗暗心惊,银票上分明写着见票即付20两的字样,看来这帮人物的能量真的不小,一出手便是这么大的数字,李鸿章、袁世凯前后几任直督恐怕都捞足了。
看着端方眼中流露的羡慕与向往,来人已经暗暗偷笑——说了半天闲话都不顶用,还是20万银子来得有效。
但是,端方却把这张银票慢慢推了回来,虽然十分依依不舍,但还是推了回来。
“无功不受禄。”
“
必苛求自己?”高老板再度把银票推了过去,“此事你知我知,绝不会……”
“不让,某极惭愧。”端方再度推了回去,“你们地要求恐怕办不到。”
“只求大人办,不求一定办成。”银票再度推回来……
来来去去几个来回,端方拒绝的力度越来越大,言语亦越来越坚决,来人无法,道一声“叨扰”,怏怏然地走了。
—
这人走后,端方最得力的心腹幕僚便从里间走了出来:“大人何苦拒绝?”
“不然,其人所托之事绝难办到。”端方抿了口茶,“泽公对盐政大权思之而欲得,又有岑春煊虎视眈眈,这20万两,虽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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